春秋辩义卷十三 明 卓尔康 撰
初死之礼云：「既正尸，子坐于东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东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初死之时，即别适庶。或疑古经十二卷，公即位为公，即立以诸侯受王命而立，不得称即位，位文譌多人亦诬矣。▯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鲁人知其不终。孟子曰：「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然则摄告庙临羣臣非也。孔子言「百官总已以聴冢宰」，而后贤并欲摄告庙临羣臣，其亦不察书义矣。又何疑于康王哉？吕伋之逆正柩前之位，其出应门之外与诸侯出庙门俟文正相接，乌有摄礼哉？苏氏疑其冕服为失礼，而不知凶服之不可入庙，且其借黻裳而不易麻冕，则亦未纯吉矣。
译关于初死之礼记载说：“安置好尸身后，儿子坐在东边，卿大夫、父兄及同宗子弟站在东边，有司和庶士在堂下北面哭泣。”刚死的时候，就区分嫡庶。有人怀疑《尚书》古经十二卷中，‘公即位’是指公即位，即诸侯接受王命而立，不能称为‘即位’，‘位’字是文字讹误，多人也是诬妄。蔡平公，蔡太子朱失去君位，鲁国人知道他不能善终。孟子说：“即位而哭，百官有司没有不敢悲哀的。”那么代理祭祀告庙、临视群臣是不对的。孔子说‘百官总揽职权听命于冢宰’，而后世贤者却都想代理祭祀告庙、临视群臣，这也是不仔细考察《尚书》的文义了。又何必怀疑康王呢？吕伋在正柩前就位，他出应门之外与诸侯出庙门等候，文正相接，哪有代理之礼呢？苏氏怀疑他穿冕服是失礼，却不知道凶服不能进入宗庙，况且他借穿黻裳而不改换麻冕，也就不是纯吉之服了。
问康王释丧服而被衮冕，诸家皆以为礼之变，独苏氏以为失礼，未知当此际合如何区处？朱子曰：「天子诸侯之礼与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学』之语，谓此类耳。如《伊训》『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丧，伊尹以奉嗣王祗见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汉、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礼，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盖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而王侯以国为家，虽先君之丧，犹以为已私服也。」
林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逾年即位为正，非也！不知圣人所书，正以讥非礼，且啓祸乱之门也。在礼，天子崩七日而殡，既殡，嗣子即位，称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诸侯薨五日而殡，既殡，嗣子即位，以示一国之有公也。观《书》《顾命》及《康王之诰》曰：‘乙丑，王崩。齐侯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毕公率四方诸侯执壤奠，羣公既已听命，相揖逊而出。王释冕，反丧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礼也。”
汪氏曰：「文定及九峰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摄告庙，摄临羣臣。朱子则以他事可摄，即位不可摄，而又谓嗣君以先君之丧为已私服，其意盖欲权一时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继世正统，而三年之服不可废也。窃详春秋以前，必有摄告庙、临羣臣之礼，故孔子言『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而书有『伊尹祠于先王』之文。苟太甲涖政，则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诸侯皆逾年朝庙，改元而命大夫聘问邻国，或以吉服躬涖防盟、侵伐之事。汉以后则不待逾年而即位矣。贾谊谓『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岂古者典礼素明，纪纲素定，而大臣之摄即位不致生变欤？国君即位之礼，后世虽无传，然昭公十年，诸侯之大夫▯晋平公，既▯，诸大夫欲因见新君，叔向辞之曰：『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襄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如晋，晋侯以鲁襄公之丧未之见，则春秋诸侯丧礼犹未尽废也。」
苏子由曰：「庄襄未▯，而子般、子野卒，其称名未逾年也。文成定之即位也，僖、宣、昭皆未▯，其称公以即位，既逾年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终年称子，而未▯则名不可以逾年，无君故逾年，虽未▯而称公以即位也。其非即位，则虽逾年不称公。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来求金，不称王命，是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日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来防▯
叔服，天子大夫，故不名。诸侯之▯，天子使大夫防焉，礼也。
季氏曰：襄王当为世子时，位几危矣，而僖公附齐桓，盟首止，以定之；为天子时，位既失矣，而僖公防晋侯，盟践土，以复之。此所以徳于鲁而不防也。故当其存也，则使宰周公来报其朝；及其没也，则使叔服来防其▯。锡命文公，以及其子赗▯成风，以及其亲。襄王之于鲁厚，亦至矣。文公亲被宠荣，略无感激，送死之礼不周，奔丧之使寻复，必致毛伯来求金，而后使得臣继往。其负义不忠如此。
夏四月丁巳▯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锡命者，命为诸侯也。礼，诸侯在丧称子，逾年即位，丧毕以士服见于王，王乃于庙命之，锡之黼冕圭璧，然后服之，归设奠于祖庙，然后临其臣民焉。灌甫曰：“僖公从齐桓、晋文有攘夷尊周之功，襄王念其子文公，特锡之命，亦衰周所仅见。第文公尚未免丧，又未入朝，王即使毛伯锡以诸侯之命，非也。”礼有受命，无来锡命，公羊之説得之。然苟有此，亦已足矣。
汪氏曰：诸侯之嫡子必誓于王以为世子，及其君薨，必告于王，王遣使省其终事，遂命世子嗣为诸侯。三年丧毕，乃以士服入京师，见天子于庙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见天子，锡之黼冕之服与命圭合瑞，于是服之以归，设奠于祖庙，然后临其臣民焉。春秋诸侯立世子，既不誓于王，及其嗣位，又不请命于京师，王不能罪，因而命之，两失之矣。公羊以
译问康王脱去丧服而穿戴衮冕，各家都认为这是礼制的变通，唯独苏氏认为这是失礼，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朱子说：“天子、诸侯的礼制与士人、平民不同，所以孟子有‘我没有学过’这样的话，说的就是这类事情。比如《伊训》中‘元祀十有二月朔’，也是新丧，伊尹奉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本来就不可以使用凶服了。汉、唐新君即位，都举行册封之礼，君臣也都穿吉服，追述先帝的遗命来告慰先君。大概因为改朝换代、权力传承是国家的大事，应当严肃其礼仪；而王侯以国家为家，即使是先君的丧事，也视为自己的私事罢了。”
林氏说：“前代儒者都认为《春秋》中记载国君去世，嗣子过一年才即位是正统的，这是不对的！不知道圣人记载这些，正是为了讥讽不合礼制的行为，并且开启了祸乱的门户。按照礼制，天子驾崩七天后入殓，入殓后，嗣子即位，称王，以向天下显示有君主。诸侯去世五天后入殓，入殓后，嗣子即位，以向一国显示有公君。看《尚书》中的《顾命》和《康王之诰》说：‘乙丑日，康王驾崩。齐侯带着两把干戈、一百名虎贲勇士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引导他进入翼室，安抚他主持宗庙。癸酉日，康王戴上麻冕、穿上黼裳，已经像天子一样主持祭祀。太保毕公率领四方诸侯捧着土奠，众公已经听命，相互作揖谦让后退出。康王脱去冕冠，恢复丧服。’这就是嗣君即位的常礼。”
汪氏说：“文定公和九峰蔡氏都认为即位之事，由冢宰代理告祭宗庙，代理临朝群臣。朱子则认为其他事情可以代理，但即位不可代理，又说嗣君把先君的丧事当作自己的私事，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权宜一时，如同借吉服的例子，以继承世袭正统，而三年的丧服不可废除。我仔细推究，春秋以前，一定有代理告祭宗庙、临朝群臣的礼仪，所以孔子说‘国君去世，百官总领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三年后记载有‘伊尹祭祀先王’的文字。如果太甲亲自理政，那么伊尹就不能祭祀先王了。然而春秋时期的诸侯都是过一年才朝拜宗庙，改元并命令大夫出使邻国，有时穿着吉服亲自参加盟会、征伐之事。汉代以后就不等过一年就即位了。贾谊说‘种植遗腹，朝拜委裘，而天下不乱’，难道古代典礼素来明确，纲纪素来安定，而大臣代理即位不至于产生变故吗？国君即位的礼仪，后世虽然没有流传下来，然而昭公十年，诸侯的大夫〇晋平公，既〇，众大夫想借此机会拜见新君，叔向推辞说：‘穿着吉服拜见，那么丧礼还没有结束；穿着丧服拜见，这是加重接受吊唁。’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辅佐郑伯到晋国，晋侯因为鲁襄公的丧事没有接见他，那么春秋时期诸侯的丧礼还没有完全废除。”
苏子由说：“庄襄未〇，而子般、子野去世，他们称名是因为没有过一年。文成定之即位时，僖、宣、昭都未〇，他们称公是因为已经过一年。一年不可以有两位君主，所以整年称子，而没有〇则名不可以过一年，没有君主所以过一年，虽然没有〇但称公即位。如果不是即位，那么即使过一年也不称公。八年八月，天王驾崩；九年春天，毛伯来求金，不称王命，就是这种情况。”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
公日上有朔字。
天王派叔服来防〇。
叔服是天子的臣子，所以不称名。诸侯的〇，天子派大夫来防，这是合乎礼制的。
季氏说：“襄王当为世子时，地位几乎危险，而僖公依附齐桓公，在首止结盟，以安定他；当为天子时，地位已经丧失，而僖公防备晋侯，在践土结盟，以恢复他。这就是他恩德于鲁国而不防〇的原因。所以当他活着时，就派宰周公来回报朝见；当他去世时，就派叔服来防〇。赐命给文公，以及他的儿子赗〇成风，以及他的亲属。襄王对鲁国的恩厚，也到了极点。文公亲身受到宠荣，毫无感激之情，送死的礼仪不周全，奔丧的使者随即返回，必定导致毛伯来求金，然后才使得臣子继续前往。他负义不忠到了这种地步。”
夏四月丁巳〇我君僖公。
天王派毛伯来赐给公命。
锡命，就是任命为诸侯。礼制规定，诸侯在丧期称子，过一年即位，丧事结束后穿士服拜见天子，天子才在宗庙任命他，赐给他黼冕圭璧，然后他穿上这些服饰，回去在祖庙设奠，然后才临朝臣民。灌甫说：“僖公跟随齐桓公、晋文公有攘除夷狄、尊崇周室的功劳，襄王念及其子文公，特别赐给他命，这也是衰微的周朝所罕见的。只是文公尚未脱去丧服，又没有入朝，天子就派毛伯赐给他诸侯的任命，是不对的。”礼制有受命，没有来锡命，公羊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如果有这种情况，也就足够了。
汪氏说：“诸侯的嫡子必须在天子那里发誓以成为世子，等到国君去世，必须报告天子，天子派遣使者省视终事，于是任命世子继承为诸侯。三年丧事结束后，才穿士服进入京城，在宗庙拜见天子而受命。没有受命，不敢穿那服饰；已经拜见天子，赐给他黼冕服饰和命圭合瑞，于是穿上这些回去，在祖庙设奠，然后才临朝臣民。春秋时期诸侯立世子，既不向天子发誓，等到嗣位，又不向京城请命，天子不能治罪，因而任命他，双方都失礼了。公羊认为
锡命为加服，刘氏辨其非。或者谓命为诸侯非赐服，并文定之説为疑。夫黼冕圭璧，乃所以命为诸侯也。盖天王之锡命，有以始立而锡命者，有以有功而锡命者，有既没而追命之者。此年「毛伯锡命」及「虢公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召武公赐晋惠公命」皆始立而赐命者也。「召伯廖赐齐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防命晋文公」皆以其有功而锡命者也。「荣叔锡桓公命」及「成简公追命卫襄公」皆既死而追命之者也。若「召伯之赐成公命」则始立未赐命，歴八年而后命之耳。刘定公之赐齐灵公命，虽非有功，王将娶于齐，故以私恩命之也。春秋之书「锡命」，莫非讥耳。苟谓诸侯不往拜命为贬，而天王之锡命无责，则曷为不待其来见而命之哉？
译“锡命”是指赐予礼服，刘氏辨析说这种说法不对。有人则认为“命”是指册封诸侯而非赐予礼服，连文定公的说法也一并受到怀疑。其实，黼冕圭璧，正是用来册封诸侯的凭证。大王的赐命，有因初立而赐命的，有因有功而赐命的，也有死后追封的。这一年“毛伯赐命”以及“虢公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召武公赐晋惠公命”，都是因初立而赐命的。“召伯廖赐齐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防命晋文公”，都是因有功而赐命的。“荣叔赐桓公命”以及“成简公追命卫襄公”，都是死后追封的。至于“召伯赐成公命”，则是初立时未赐命，历经八年之后才赐命的。刘定公赐齐灵公命，虽然并非因有功，而是因为周王将在齐国娶妻，所以以私恩赐命。《春秋》记载“锡命”，没有不是含有讥讽意味的。如果说诸侯不去拜受赐命是贬斥，而天王的赐命没有责任，那么为什么不等他们来朝见时才赐命呢？
庐陵李氏曰：「王锡命説，已见庄三年。此条据杜氏，以为诸侯初即位，天子赐以命圭，如侯执信圭之类。公羊以为赐以命服。以晋惠初立，王赐之命，而晋侯受玉惰，证之则杜氏得之。晋武公以请命于王，而诗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辞，证之则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礼经『黼冕圭璧』之説，然后其义始备。」
晋侯伐卫
左传》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緜訾及匡。晋襄公既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先且居曰：“效尤祸也，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
王氏笺义曰：「卫成怨晋文执归京师，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邻国郑，示不从盟主也。襄公嗣位，欲修伯业，先以卫侯之罪告于诸侯，复听先且居之言，朝王于温，乃命大夫伐卫，取其戚田。诸侯于是畏威，复归于晋。昔齐桓公卒，五公子争立，伯业遂废。今襄公克纉父功，继为盟主，首能威服诸侯，故《春秋》书曰：『晋侯伐卫』，贵之也。」
此先且居胥臣伐卫，而书晋侯説者，以此证献戎捷为非，齐侯非也。盖襄公告于诸侯，已称晋侯起师矣。及南阳，乃用先且居之言，朝王于温，而令二臣伐卫，不得再告，故承书晋侯耳。
叔孙得臣如京师
拜锡命也
卫人伐晋
左氏《卫孔达帅师伐晋》大夫将犹称人也。
秋公孙敖防晋侯于戚
左氏《晋侯疆戚田》故敖防之内大夫始特防诸侯也。前此鲁未有大夫自防诸侯者，僣实始此。
戚卫邑今开州古顿丘地
此大夫专防诸侯之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苏子由曰：「頵，成王也。商臣称世子，而頵称君者，君之于世子，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称世子，明其亲也；称君，明其尊也。商臣之于尊亲，尽矣。」
頵公谷作髠
公孙敖如齐
左传》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忠信卑让之道也。
赵子常曰：「诸侯世相朝礼也。继世之朝，必三年丧毕，朝于天子，而后及诸侯。今未禫而公孙敖聘齐，非礼也。戚防西结晋，今东结齐，大夫之专甚矣。三桓之张，皆文之世也。」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晋襄三，齐昭八，卫成十，蔡庄二十一，郑穆三，曹共二十八，陈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秦穆三十五，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秦虽以忿兴师，其师尚未出境。晋襄出其不虞，逆而败之。
左传》晋人谓秦拜赐之师，战于殽也。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
彭衙秦地今同州彭衙县
丁丑作僖公主
书不时也
左传》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太庙。《公羊传》：虞主用桑，练主用栗。
汪氏曰：「左氏云：『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祀在寝。三年丧毕，遭烝尝乃于庙。』郑氏又云：『唯祔与练祭在庙，祭讫主反于寝。其大祥与禫祭，其主自然在寝祭之。』谷梁谓：『吉主于练，于练焉壊庙，则待练而始祔。』今考《檀弓》云：『殷既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窃谓祔庙则当吉祭。苟卒哭而迁庙，遽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谷梁言：『练祭易栗主而后祔庙也。』」
何氏曰：期年练祭，埋虞主于两阶之间。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礼士虞记》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
黄正宪氏曰：「按主者，以栗木为之所以刻諡而依神者也。▯而后有諡，始死未諡，亦未作主，但以木为重而竖之以主其神。迨既▯，返虞之后，始作主，刻諡而彻重埋之。」《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缀重焉，周主重彻焉。」是已，虞之明日，举卒哭，祭告神，将祔庙，是为吉祭，以哀杀故称吉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明日祔于祖父，是已。当祔时，复设祭于祖父之庙，以妥
译庐陵李氏说：“王锡命的说法，已在庄公三年出现过。这条记载依据杜氏的观点，认为诸侯刚即位时，天子赐给他们命圭，就像侯爵执持信圭之类。《公羊传》认为天子赐给他们命服。用晋惠公刚即位，周王赐给他命圭，而晋侯接受玉圭时态度怠慢来验证，那么杜氏的说法是对的。用晋武公向周王请求任命，而诗人有‘你的衣服，安稳又吉祥’的诗句来验证，那么《公羊传》的说法也是对的。所以胡氏采纳《礼经》中‘黼冕圭璧’的说法，这样其中的义理才完备。”
晋侯讨伐卫国。
《左传》记载：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不去朝见，派孔达侵犯郑国，讨伐緜訾和匡地。晋襄公刚结束丧期，派人告知诸侯并讨伐卫国，到达南阳。先且居说：“效法别人的错误是祸患，请国君去朝见周王，臣下跟随军队。”晋侯在温地朝见周王，先且居、胥臣讨伐卫国。五月辛酉初一，晋军包围戚地。六月戊戌，攻克戚地，俘获孙昭子。
王氏笺义说：“卫成公怨恨晋文公将他抓回京师，所以在晋文公晚年不去朝见，并且侵犯邻国郑国，表示不服从盟主。晋襄公继位，想要继承霸业，先把卫侯的罪过告知诸侯，又听从先且居的话，在温地朝见周王，于是命令大夫讨伐卫国，夺取了戚地。诸侯因此畏惧威势，又归附晋国。从前齐桓公去世，五个公子争夺君位，霸业于是废弃。现在晋襄公能继承父亲功业，继续担任盟主，首先能够威服诸侯，所以《春秋》记载说：‘晋侯讨伐卫国’，这是褒奖他。”
这次是先且居、胥臣讨伐卫国，而《春秋》记载为晋侯讨伐，以此证明《左传》关于献戎捷的说法不对，《齐侯》的说法也不对。因为晋襄公告知诸侯时，已经称晋侯起兵了。到达南阳后，才采用先且居的建议，在温地朝见周王，并命令两位大夫讨伐卫国，不能再另行告知，所以承接上文记载为晋侯。
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去拜谢周王赐给的任命。
卫国人讨伐晋国。
《左传》记载：“卫国孔达率领军队讨伐晋国。”大夫率领军队仍然称“人”。
秋天，公孙敖在戚地防备晋侯。
《左传》记载：“晋侯划定戚地的田界。”所以公孙敖防备他。这是鲁国内大夫开始单独防备诸侯。在此之前，鲁国没有大夫单独防备诸侯的，僭越实际上从这里开始。
戚是卫国的城邑，即今开州古顿丘地方。
这是大夫专权防备诸侯的开始。
冬天十月丁未，楚国世子商臣杀害了他的君主頵。
苏子由说：“頵，是楚成王。商臣称世子，而頵称君，是因为君主对于世子，有父亲的亲情，有君主的尊贵。称世子，表明他的亲情；称君，表明他的尊贵。商臣对于尊贵和亲情，都尽到了。”
頵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写作髠。
公孙敖前往齐国。
《左传》记载：穆伯前往齐国，开始聘问，这是合乎礼的。凡是君主即位，卿出使并聘问，这是忠信谦让的道理。
赵子常说：“诸侯世代互相朝见是礼制。继位后的朝见，必须三年丧期结束，朝见天子，然后才轮到诸侯。现在还没过禫祭，公孙敖就聘问齐国，不合礼。戚地防备西边结交晋国，现在东边结交齐国，大夫专权太严重了。三桓势力的扩张，都在鲁文公时代。”
丙申○周襄王二十七年
鲁文公二年。○晋襄公三年，齐昭公八年，卫成公十年，蔡庄公二十一年，郑穆公三年，曹共公二十八年，陈共公七年，杞桓公十二年，宋成公十二年，秦穆公三十五年，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季二月甲子，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秦国虽然因为愤怒出兵，但其军队尚未出境。晋襄公出其不意，迎击并打败了他们。
《左传》记载：晋国人说秦国是来拜谢赏赐的军队，在殽地交战。秦伯仍然任用孟明，孟明加强修治国政。
彭衙是秦国的地方，即今同州彭衙县。
丁丑，制作僖公的神主。
记载此事是因为不合时宜。
《左传》记载：凡是君主去世，卒哭祭后附祭，附祭后制作神主，在神主前单独祭祀，在太庙举行烝、尝、禘祭。《公羊传》说：虞祭的神主用桑木，练祭的神主用栗木。
汪氏说：“《左传》说：‘卒哭祭后附祭。’服氏说：‘制作木主，设立几筵，单独祭祀在寝宫。三年丧期结束，遇到烝、尝祭才在宗庙。’郑氏又说：‘只有附祭和练祭在宗庙，祭祀完毕神主返回寝宫。大祥祭和禫祭，神主自然在寝宫祭祀。’《谷梁传》认为：‘吉祭的神主在练祭时，在练祭时毁坏宗庙，那么等到练祭才开始附祭。’现在考证《檀弓》说：‘殷代在练祭后附祭，周代在卒哭祭后附祭。’孔子赞许殷代，我私下认为附祭宗庙应当是吉祭。如果卒哭祭就迁入宗庙，立即使用吉祭，不合人情。所以文定采纳《谷梁传》的话：‘练祭更换栗木神主后附祭宗庙。’”
何氏说：一年后的练祭，将虞祭的神主埋在两阶之间。更换使用栗木。夏后氏用松木，殷代人用柏木，周代人用栗木。《礼记·士虞记》说：桑木神主不加纹饰，吉祭的神主都刻上谥号。
黄正宪氏说：“按神主，是用栗木制作的，用来刻上谥号而依附神灵的。○之后才有谥号，刚死时没有谥号，也没有制作神主，只是用木头作为重器竖立起来以主事神灵。等到既○，返虞之后，才开始制作神主，刻上谥号并撤去重器埋掉。”《檀弓》说：“重器，是神主的道理。殷代神主连着重器，周代神主撤去重器。”就是这样，虞祭的第二天，举行卒哭祭，祭祀告知神灵，将要附祭宗庙，这是吉祭，因为悲哀减轻所以称吉。《檀弓》说：“卒哭祭称为成事，这一天，用吉祭代替丧祭。”第二天附祭于祖父，就是这样。当附祭时，又在祖父的宗庙设祭，以安抚
神而告祔，是为祔祭。祔祭毕，奉新主还主处。自后凡宗庙四时之常祀，新主皆迁祭于庙，祭已复寝而练祥禫除之特祀，仍于寝焉，行之以终孝子三年之爱。至丧毕，而后新主始迁入庙。杜元凯以为三年丧终，则迁入于庙。疏云：「新主既特祀于寝，而其余宗庙四时常祀，自如旧不废也。」《王制》曰：「丧三年不祭。」盖凶服不可入宗庙，则使人摄可也，但未卒哭之前，则宜暂废宗庙数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终，则不可以易先君时，髙曾祖考之称，故祔必以卒哭为常者，恐宗庙彻祭之久也。夫主以刻谥依神，则孝子思其亲而不见，见主即见亲也。神所凭依，从一而终，宁忍复易？《公羊》氏乃云：「虞主用桑，练主用栗，是两主也。」夫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经书作僖公主正卒哭而祔时事也，而曰练主，岂周时而用殷礼耶？若虞也，卒哭也，祔也，皆在旬日之内，何所见而用栗，数数更易，使神之不惮烦也？如谓栗主坚久，所以便藏，则虞后卒哭之主何不即用栗而用桑，以致骤易耶？且杜氏又曰：「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则殷练祔者，始未必用桑，而况周以卒哭祔者，始乃用桑耶？《公羊》两主之説不足据明矣。孔颖达谓《左氏》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练所作，谅哉！然诸侯五月而▯，七月而卒哭，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而始作主者，何哉？《左氏》《公羊》皆云讥不时，《谷梁》云丧主于虞吉主于练，讥其后也，则又同公羊两主之説，不惟昧于时王之制，且失春秋之防矣。夫孔子善殷之练祔，以不急于鬼其亲也。今僖主作于练祥之后，已过殷祔三月矣，反以其后而讥之耶？大抵文公以闵公为僖公弟，而位次居先，因欲升僖于闵上，以便祫祭，而国是难协，迟迟始决，而作主之期亦迁延至十五月之久。观去冬不祫，今既作主祔庙，遂于八月大事太庙，跻僖公，可知矣。
译神灵告知附祭，这就是附祭。附祭完毕，捧送新神位回到神位安放之处。此后凡是宗庙四季的常规祭祀，新神位都迁到庙中接受祭祀，祭祀结束后又回到寝宫；而练祭、祥祭、禫祭以及除丧的特祭，仍然在寝宫进行，以此完成孝子三年丧期内的哀思。等到丧期结束，新神位才迁入宗庙。杜预认为三年丧期结束，就迁入宗庙。疏文说：“新神位既然在寝宫单独祭祀，而其他宗庙四季的常规祭祀，自然像旧例一样不废止。”《王制》说：“丧期三年不祭祀。”这是因为穿着凶服不能进入宗庙，那么派人代理祭祀是可以的，但在未卒哭之前，应当暂时废止宗庙数月的祭祀。为什么呢？新神位尚未附祭，侍奉生者的礼仪尚未终结，就不能改变对先君、高祖、曾祖、祖父的称呼，所以附祭必定以卒哭为常规，是担心宗庙废止祭祀的时间过长。神位刻上谥号以依附神灵，孝子思念亲人却看不见，看见神位就像看见亲人一样。神灵所依附的，从一而终，哪里忍心再更换？《公羊传》却说：“虞祭的神位用桑木，练祭的神位用栗木，这是两个神位。”殷代在练祭时附祭，周代在卒哭时附祭，经文记载作僖公神位正是卒哭附祭时的事，却说练祭的神位，难道是周代使用殷代的礼制吗？如果虞祭、卒哭、附祭都在十天之内，凭什么用栗木，频繁更换，让神灵不厌其烦呢？如果说栗木神位坚硬耐久，便于收藏，那么虞祭之后卒哭的神位为什么不直接用栗木而用桑木，导致频繁更换呢？况且杜预又说：“神位，殷代人用柏木，周代人用栗木。”那么殷代练祭附祭的，起初未必用桑木，何况周代卒哭附祭的，起初就用桑木吗？《公羊传》两神位的说法不足以依据，这是明显的。孔颖达认为《左传》只说附祭时制作神位，神位只有一个，不是虞祭和练祭制作的，确实如此！然而诸侯五月而练祭，七月而卒哭，僖公去世到这时十五个月才制作神位，为什么呢？《左传》《公羊传》都说是讥讽不合时宜，《谷梁传》说丧事的神位在虞祭，吉事的神位在练祭，讥讽它太晚，这又同《公羊传》两神位的说法一样，不仅不明晓当时天子的制度，而且失去了《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孔子赞赏殷代练祭附祭，因为不急于把亲人当作鬼魂对待。现在僖公的神位制作在练祭、祥祭之后，已经超过殷代附祭三个月了，反而因为太晚而讥讽他吗？大概文公因为闵公是僖公的弟弟，而位次排在前面，因此想提升僖公到闵公之上，以便进行合祭，但国家意见难以协调，迟迟才决定，制作神位的时间也拖延到十五个月之久。看去年冬天没有合祭，现在既已制作神位附祭宗庙，就在八月大事太庙，提升僖公，就可以知道了。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
左传》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夏，四月乙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适晋不书，讳之也。
赵子常曰：「齐晋伯业盛时，未尝使诸侯受盟于其国。鲁闵公、襄公，童子侯也。桓公出盟闵于落姑，悼公出盟襄于长樗，不敢以非礼加于列国也。鲁君如伯国受盟，自文公始，而晋襄怒其不朝，使其大夫盟公以耻之。卿不防公侯，而况于盟乎？况于受盟乎？晋卑诸侯甚矣。故及处父盟，不书公，而公如晋，并没不书。若深讳其事者，处父不称族，又以别于来寻盟大夫。传曰：『以厌之也。』桓氏曰：「恶处父也。」抑以晋为失宗诸侯之道矣。」
熊氏以及为防者，公不行也。别一説。
夏六月，公孙敖防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左传》：公未至，六月，穆伯防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晋讨卫故也，书士縠堪其事也。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説。
熊过氏曰：「垂陇何为？为伐秦也。左氏误以为伐卫。伐卫则嗣是不书，而冬伐秦者，正垂陇之大夫也。司空士縠，士蒍子，以官为氏，晋卿也。左疏因成二年『司空亚旅受一命服』，证司空非卿。夫縠以世官氏曰『士』，以旧官举曰『司空』，安知其不繇司空超为执政乎？啖叔佐称：『既命之卿，书名是已。』其后处父士縠卒以专权见杀，其端防矣哉！」
晋、卫交伐，何惧而求成？且卫不预盟，何从而执？达左氏之言，诬矣。
垂陇郑地荥阳县东有陇城
縠谷作谷垂陇公谷作垂敛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夫十月不雨，引领而望曰：「庶几其雨乎？」及春不雨也，公忧之，故书「正月不雨」。夏复然，公忧之，故书「四月不雨」。至六月，今雨矣，而公喜可知也，故书「六月雨」。书法之详，而公心之勤可冩矣。若此时不雨，共八月，天甚旱，民甚焦，而文公不忧也，故以一语总之：「谨识其时」，如此而已。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
此年大事称祫，公谷皆同。杜氏以为禘。李亷曰：「戎祀皆国之大事。季氏将有事于颛臾，此以兵事为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为有事也。」故春秋书大祫为大事，书禴、祠、烝、尝为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此皆于祭无讥，故不书祭名。其郊、禘、大雩皆书祭名者，祭之僣也。烝、尝有书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为祫，公谷皆同。杜氏以为禘者，非也。李氏説仅矣，未尽也。祫者，合也，合祭之名也。祫非祭名，援古可证。予别有书，公谷不知其解，以此为祫祭，固非即以有事为禴、为烝，亦非也。有事者，止祭一庙以事，而特举；大有事者，合祭羣庙以事，而大享，皆非正祭之名也。《诗序》：「将跻僖公，季孙行父请命于周，作颂。」
灌甫曰：「闵僖父子之説，左公谷、胡氏皆以僖继闵而立，犹子之继父，故传以昭穆、祖父为喻，固无可疑矣。范甯不从其説，乃以祖为庄，亲为僖，谓文公以僖居庄之上。杨士勲辨之，已是。但左氏正义曰：『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闵、僖本同为穆，但闵当在僖上，今升僖于闵，故云逆祀。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乱也。若兄弟相代，即异昭穆。设令兄弟四人皆立为君，则祖父之庙即已从毁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为位次之逆，不以为昭穆之异，甚得。」
陆粲氏曰：先师太常钱公曰：“按《左氏》以闵之为君也，僖实为臣，僖之位当在闵下，故首以子不先父，明之。其下又杂引孙不先祖，稷不先帝，姊不先姑，皆所以明臣不得先君之意，初非有所谓祖祢昭穆之云也。至《公谷》或以昭穆言之，而胡氏遂并述《左氏》以为证，谓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世次惟一，而不知《左氏》之説不然也。或曰：君臣犹父子也，僖尝臣于闵，而又继其位，独不可以父子言乎？曰：是固然也，然遂以兄弟为
译三月乙巳日，鲁文公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
《左传》记载：晋国人因为鲁文公没有去朝见晋君而来讨伐，鲁文公便前往晋国。夏季，四月乙巳日，晋国人派阳处父与鲁文公结盟，以此羞辱他。《春秋》记载为：“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这是为了压抑他。鲁文公前往晋国没有记载，是因为避讳这件事。
赵子常说：“齐国和晋国霸业兴盛的时候，从未让诸侯在自己的国家接受盟约。鲁闵公、鲁襄公都是年幼的国君。齐桓公在落姑出盟鲁闵公，晋悼公在长樗出盟鲁襄公，不敢以不合礼制的行为加于列国。鲁国国君前往霸主国家接受盟约，是从鲁文公开始的，而晋襄公恼怒他不来朝见，派遣他的大夫与鲁文公结盟来羞辱他。卿大夫尚且不能凌驾于公侯之上，何况是结盟呢？何况是接受盟约呢？晋国轻视诸侯到了极点。所以记载‘与阳处父结盟’时，不写‘公’字，而鲁文公前往晋国，也一并没有记载。这就像极力避讳这件事一样。阳处父不称其族氏，又是为了区别于前来寻盟的大夫。《传》说：‘这是为了压抑他。’桓氏说：‘这是厌恶阳处父。’或许是因为晋国失去了宗主诸侯的道理。”
熊氏认为“及”字表示防备，是因为鲁公没有亲自前往。这是另一种说法。
夏季六月，公孙敖在垂陇与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结盟。《左传》记载：鲁公还未到达，六月，穆伯（公孙敖）与诸侯以及晋国司空士縠在垂陇结盟。这是因为晋国讨伐卫国的缘故，记载士縠是因为他能够承担此事。陈侯为卫国向晋国请求讲和，扣留孔达来取悦晋国。
熊过氏说：“垂陇结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讨伐秦国。左氏错误地认为是为了讨伐卫国。如果是讨伐卫国，那么随后就不应记载，而冬天讨伐秦国，正是垂陇结盟的大夫们。司空士縠，是士蒍的儿子，以官职为氏，是晋国的卿。《左传》疏证根据成二年‘司空亚旅接受一命服’，证明司空不是卿。然而士縠以世袭官职为氏叫‘士’，以旧官职举称为‘司空’，怎么知道他不是由司空超升为执政卿的呢？啖叔佐称：‘既然任命为卿，就应当书写其名。’后来阳处父和士縠最终因为专权被杀，其端倪在结盟时就已经显露了！”
晋国和卫国互相攻伐，为什么害怕而请求讲和？况且卫国没有参与结盟，从哪里扣留孔达？左氏的说法，是诬妄的。
垂陇是郑国的土地，荥阳县东有陇城。
縠，谷作谷；垂陇，公谷作垂敛。
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季七月。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降雨，三年春正月不降雨，夏四月不降雨，六月降雨。十月不降雨，伸长脖子盼望说：“大概会下雨吧？”等到春天不降雨，鲁公担忧，所以记载“正月不降雨”。夏天又如此，鲁公担忧，所以记载“四月不降雨”。到了六月，现在下雨了，鲁公的喜悦可想而知，所以记载“六月雨”。书法的详尽，使得鲁公勤勉的内心得以显现。如果此时不降雨，共历八月，天气非常干旱，百姓非常焦灼，而鲁文公不担忧，所以用一句话总括：“谨慎地记录其时间”，如此而已。
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位次。
这一年大事称为祫祭，公羊、谷梁两家的说法都相同。杜氏认为是禘祭。李亷说：“军事和祭祀都是国家的大事。季氏将对颛臾采取行动，这是以兵事为有事；天子对文武二王采取行动，这是以祭祀为有事。”所以《春秋》记载大祫为大事，记载禴、祠、烝、尝为有事。这一年的大事是祫祭，宣公八年的有事是禴祭，昭公十五年的有事是烝祭。这些祭祀都没有讥讽，所以不书写祭名。那些郊、禘、大雩都书写祭名的，是因为祭祀僭越了。烝、尝有书写祭名的，是因为祭祀失礼了。这一年的大事是祫祭，公羊、谷梁两家的说法都相同。杜氏认为是禘祭，是不对的。李氏的说法仅仅如此，还没有穷尽。祫，是合的意思，是合祭的名称。祫不是祭名，援引古书可以证明。我另有书论述，公羊、谷梁不知道其解释，认为这是祫祭，固然不对；认为有事就是禴、就是烝，也是不对的。有事，是指只祭祀一座宗庙来侍奉，而特别举出；大有事，是指合祭群庙来侍奉，而大享，都不是正祭的名称。《诗序》说：“将要提升僖公，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示，作颂。”
灌甫说：“关于闵公、僖公父子的说法，左氏、公谷、胡氏都认为僖公继闵公而立，如同儿子继承父亲，所以《传》用昭穆、祖父来比喻，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范甯不遵从这种说法，于是以祖为庄公，亲为僖公，认为文公让僖公居于庄公之上。杨士勲辩驳他，已经正确了。但是左氏正义说：‘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闵公、僖公本来同为穆位，只是闵公应当在僖公之上，现在提升僖公在闵公之上，所以说逆祀。这是两位国君位次的颠倒，不是昭穆混乱。如果兄弟相代，就异昭穆。假设兄弟四人都立为国君，那么祖父的宗庙就已经毁掉了，道理上必然不会这样。所以杜氏只认为是位次的颠倒，不认为是昭穆的差异，很得当。”
陆粲氏说：先师太常钱公说：“按照《左氏》的说法，闵公为国君时，僖公实际上是臣子，僖公的位次应当在闵公之下，所以首先以儿子不先于父亲来阐明。下面又杂引孙子不先于祖父，稷不先于帝，姐姐不先于姑母，都是为了阐明臣子不得先于君主的意思，起初并没有所谓祖祢昭穆的说法。至于《公谷》有时用昭穆来说，而胡氏于是并述《左氏》作为证据，认为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世次只有一种，却不知道《左氏》的说法不是这样。有人说：君臣就像父子一样，僖公曾经臣服于闵公，而又继承他的位次，难道不可以用父子来说吗？回答说：这固然如此，然而于是以兄弟为
父子，而使昭穆异焉，则又紊伦序之常，损世次之数矣，岂理也哉？故谓闵僖如父子也，则可谓闵僖为父子也，则不可。”王文恪公曰：“大事于太庙，升僖于闵之上，是以臣而加君，故《春秋》书‘跻’以讥之，而非父子昭穆之谓也。”故范甯引旧説曰：“以昭穆、父祖为喻。”孔颖达曰：“闵僖不得为父子，同为穆耳，升僖先闵，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乱也。今谓闵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乎？弟也而可乎？礼，兄弟不相为后，盖兄弟一体，无父子之道。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天秩之次，不可易也。商人自阳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各为一世而祧，则小乙之祀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宣宗皆宪宗之子，如各为一世而祧，则懿宗之祭不及髙祖矣。吾以是知其必不然也。晋贺循之议曰：“殷之盘庚不叙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满，辄毁上祖，则祖位空悬，世数不足，何取于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哉？”温峤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庙，曾非礼文。若一庙自为一世，则祢有不祭，是庶人之不若也。”故自晋及唐以来，兄终弟及，其礼无弗然者，亦可见人心之所安，天伦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则闻命矣。其祭也，犹同一室乎？各自为室乎？”曰：“亦同一庙而已。礼，兄弟共食，则虽四世、三世一庙可也。同位异坐，前代皆然。”曰：“同位异坐，其次也。如之何？”曰：「是有君臣之先后焉，而年之长幼有不得论。若世之同堂异室，以西为上者，亦庶乎其可也。」
译如果将兄弟关系当作父子关系，却使他们的昭穆次序不同，这就又扰乱了伦理秩序的常理，减少了世代的数目，这难道合乎情理吗？所以说，如果认为闵公和僖公像父子一样，那么就可以说闵公和僖公是父子；但如果直接说闵公和僖公就是父子，那就不可以了。”王文恪公说：“在太庙举行大祭，将僖公的位次升到闵公之上，这是以臣下凌驾于君主之上，所以《春秋》记载‘跻’字来讥讽这种行为，而不是指父子昭穆次序的问题。”因此范甯引用旧说指出：“这是用昭穆次序、父祖关系来做比喻。”孔颖达说：“闵公和僖公不能算作父子，他们同属穆位，将僖公排在闵公之前，这是位次颠倒，并非昭穆次序混乱。现在如果说闵公是祖父而僖公是父亲，这是把兄长当作父亲吗？弟弟可以这样吗？礼制规定，兄弟之间不能互为后嗣，因为兄弟本为一体，不存在父子之道。昭位永远是昭，穆位永远是穆，这是上天规定的次序，不可改变。商朝从阳甲到小乙，兄弟相继为君的四代，如果每一代都单独算作一世并迁出宗庙，那么小乙的祭祀就追不到他的父亲了。唐朝的穆宗、宣宗都是宪宗的儿子，如果每一代都单独算作一世并迁出宗庙，那么懿宗的祭祀就追不到高祖了。我由此知道这种情况必定不会发生。晋朝贺循的议论说：‘商朝的盘庚不接续阳甲，汉朝的光武帝不继承成帝，这是因为昭穆和父子有固定的位次。如果兄弟满额，就迁毁上面的祖先，那么祖位就会空缺，世代数目不足，为什么要设立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七庙呢？’温峤也说：‘凡是说兄弟不能同入宗庙，这并不是礼制的明文规定。如果一个庙宇自为一世，那么父亲可能得不到祭祀，这还不如普通百姓呢。”因此从晋朝到唐朝以来，兄终弟及的情况，其礼制没有不是这样的，也可以看出这是人心所安定的，天伦秩序是不可扰乱的了。”问：“兄弟算作一世，这就明白了。那么祭祀时，还是同在一个室吗？还是各自有室呢？”答：“也是同在一个庙宇罢了。礼制规定，兄弟共同进食，那么即使是四世、三世同在一个庙宇也是可以的。位次相同但座位不同，前代都是这样。”问：“位次相同但座位不同，这是次要的。具体怎么做呢？”答：“这里有君臣先后的区别，而年龄长幼有时不能作为依据。如果像世俗中同堂但不同室，以西边为尊位，大概也是可以的。”
郝仲舆曰：「传曰：礼无不顺。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非也。礼，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公庙设于私家，繇三桓始耳。自成王以王礼祀周公，其后嗣郊天禘祖。夫子伤之，故修《春秋》。世儒不达《春秋》之义，以宋郊为天子之事，守本传祖帝乙之意。宋后殷，而郑非后周也，并以祖厉王为上祖。世遂谓诸侯、大夫、都家皆有祖王庙。若是，则鲁郊禘非僣，而周公不为衰矣。鲁颂夸诞，季孙行父、史克从臾为之。夫子删鲁风，存鲁颂，即诗亡之意，非以鲁颂为有礼也。诸侯祀天祖天子，至亡等也，而以先尊后亲为礼。曾是丘明而谬若此与？」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左传》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卿不书，为穆公故，尊秦也。《春秋》自成、襄以前，大夫将恒称人，赵子常所谓“政在诸侯，义不系于大夫”是也。陈君举以为繇救郑之后，略之始称人，非矣。至于専使特遣，则不得不书名，故楚称屈完，晋称处父，又不得拘于此法。他如众国同举，不能立异，如曹无大夫而书公子首，陈君不当人而从宋称人，附庸小国之君，如邾仪父辈，从人则人，从子则子，亦有忽而置之称人，亦有逺而略之称人，不可一法尽也。此年四国称人，当繇晋舍楚弑君之罪不讨，而从事于秦，穷兵结怨，故忽而置之。然六月垂陇之盟，为伐秦而此即垂陇，大夫自是一事再见之例也。
公子遂如齐纳币
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虚加之也。以人心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其为吉者主于已。以为有人心焉者，宜于此变矣。
董仲舒氏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娶也。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逺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
公羊仲舒之言如此，固儒者礼法之言，不可易也。然文公之币，仅不满二十五月而成婚，则逺在四十一月，纳币差蚤，成婚甚迟，则特书纳币，未必尽以丧娶也。春秋既以差蚤之纳币致讥，宁不以甚迟之成婚贳罪乎？此盖是以出姜故，详其末，故记其本也。赵子常曰：「纳币致女，使卿行，皆非礼。纳币史不书，使卿则书之。」杜氏曰：「成公逆夫人，最为得礼，而无纳币者，文阙絶也。」盖不知此义。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晋襄四，齐昭九，卫成十一，蔡庄二十二，郑穆四，曹共二十九，陈共八，杞桓十三，宋成十三，秦穆三十六，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孙得臣防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沈溃。
左传》春庄叔防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熊过氏曰：「商臣之弑其君，在元年冬矣。已阅嵗时，伯主置而不问，乃▯然声钟鼓于荆豫之间，以伐其与国，是师也失其轻重，无名甚矣。而谓无贬何哉？」或曰：「何以见其贬？」曰：「属辞比事焉见之矣。」吕仲木言：「诸卿称人以示贬，其义是也。其事非也。《春秋》外大夫将者，自阳处父外，恒称人，非皆贬也。」据《左氏》称诸侯之师，则本非命卿。吕氏之言，明于义而暗于类例也。此去垂陇之盟半年耳，卫在行间伐沈，则垂陇之盟非为伐卫。熊氏之言益可信也。
沈今汝宁府汝水南汝阳县，即沈地。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传》王叔文公卒，赴吊如同盟礼也。
翟泉之盟，卒；王子虎、臯鼬之盟，卒；刘卷舍。是王臣无卒者矣。不称爵，必不应称爵者。熊氏以左氏称文公，而谓有爵；或者又因其有爵不称爵，而谓其以外交贬。春秋之时，安得无外交乎？二説皆未尽也。
庐陵李氏曰：「后十四年星孛之变，又载叔服之言，则与王子虎分明两人矣。」啖子、陈氏亦以《公谷》为非，不知胡氏何据？且胡氏
译郝仲舆说：“经传说：礼没有不顺当的。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这都是尊奉先代帝王。所以《鲁颂》说：‘春秋祭祀不懈怠，享祀没有差错。伟大的天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君子说：礼制中认为后稷是亲近的祖先而先帝是不亲近的，这是错误的。礼制规定，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大夫不敢以诸侯为祖。在私家设立公庙，是从三桓开始的。自从成王用天子之礼祭祀周公，他的后代就在郊外祭天、在大庙祭祖先。孔子对此感到痛心，所以修订《春秋》。世俗的儒者不通晓《春秋》的微言大义，把宋国郊祭当作天子之事，固守原本尊奉帝乙为祖的意思。宋国是殷商的继承者，而郑国并非周朝的继承者，却都把厉王当作上祖。世人于是认为诸侯、大夫、大夫的家庙都有尊奉先代天王的宗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鲁国郊祭禘祭就不是僭越，周公也不算是衰落了。《鲁颂》夸诞不实，是季孙行父、史克怂恿做的。孔子删减《鲁风》，保留《鲁颂》，正是‘诗亡’的意思，并不是认为《鲁颂》合乎礼制。诸侯祭祀上天、尊奉天子，到了没有等级区别的地步，却把先尊后亲当作礼制。难道左丘明会如此荒谬吗？”
冬天，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秦国。
《左传》记载：冬天，晋国的先且居、宋国的公子成、陈国的辕选、郑国的公子归生攻打秦国，夺取汪地和彭衙后回国。卿大夫的名字没有记载，是因为秦穆公的缘故，表示尊重秦国。《春秋》自周成王、周襄王以前，大夫率领军队通常称“人”，赵子常说“政令在诸侯手中，道义不系于大夫”就是这个意思。陈君举认为自从救援郑国之后，开始略去大夫名字而称“人”，这是不对的。至于专门派遣使者，则不得不记载名字，所以楚国称屈完，晋国称狐处父，又不能拘泥于这种常规。其他如多国共同行动，不能标新立异，比如曹国没有大夫却记载公子首，陈国国君不当称“人”却跟随宋国称“人”，附庸小国的国君，如邾仪父等人，跟随称“人”就称“人”，跟随称“子”就称“子”，也有忽然省略而称“人”的，也有因遥远而略去而称“人”的，不能用一种法则概括。这一年四国称“人”，应当是因为晋国舍弃了楚国弑君之罪不去讨伐，反而去攻打秦国，穷兵黩武结下怨恨，所以忽然省略不记。然而六月垂陇之盟，是为了攻打秦国，这里就是垂陇，大夫名字不记是同一件事再次出现的体例。
公子遂到齐国纳币。
《公羊传》说：纳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讥讽在丧期内娶妻。娶妻在三年丧期之外，那么为什么讥讽丧娶呢？三年之内不图谋婚事，三年的丧恩急切啊。这不是凭空加上的。认为人心都有这种情感。娶妻是大吉之事，其吉利主要在于自己。认为有人心存在，应该在此时有所改变。
董仲舒说：“《春秋》评论事情，没有比志向更重要的。现在娶妻必须纳币，纳币的月份在丧期内，所以称为丧娶。三年的丧期，是肌肤之亲的情感，虽然跟随习俗而不能终了，内心也应该尚未平静。现在完全没有悼念远逝亲人的志向，反而思念娶妻之事，这是《春秋》所非常痛恨的。”
《公羊传》和董仲舒的话如此，固然符合儒者的礼法言论，不可改变。然而文公的纳币，仅仅不满二十五月就成婚，那么纳币远在四十一个月前，纳币稍早，成婚很迟，那么特别记载纳币，未必完全是因为丧娶。《春秋》既然因为稍早的纳币加以讥讽，难道不因为很迟的成婚而宽恕罪过吗？这大概是因为出姜的缘故，详述其末节，所以记载其根本。赵子常说：“纳币致送女子，让卿大夫执行，都不合礼。纳币史官不记载，让卿大夫执行则记载。”杜氏说：“成公迎娶夫人，最符合礼制，而没有纳币，是因为文献缺失。”大概是不懂得这个义理。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晋襄公四年，齐昭公九年，卫成公十一年，蔡庄公二十二年，郑穆公四年，曹共公二十九年，陈共公八年，杞桓公十三年，宋成公十三年，秦穆公三十六年，楚穆公二年。
春季周王正月，叔孙得臣会同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攻打沈国。沈国溃败。
《左传》记载：春天，庄叔会同诸侯的军队攻打沈国，因为沈国服从楚国。熊过氏说：“商臣弑杀其君，在元年冬天了。已经过了年岁，霸主置之不问，却忽然在荆豫之间敲钟击鼓，去攻打其同盟国，这支军队失去了轻重之分，没有名义得很严重。还说没有贬义吗？”有人说：“怎么看出有贬义？”回答说：“通过连缀文辞、比较事件可以看出。”吕仲木说：“各位卿大夫称‘人’以示贬义，其义理是对的。其事实是错的。《春秋》外国大夫率领军队，除了阳处父以外，通常称‘人’，并非都是贬义。”根据《左氏传》称诸侯的军队，那么本来就不是任命卿大夫。吕氏的话，明于义理而暗于体例。这距离垂陇之盟只有半年，卫国在军队行列中攻打沈国，那么垂陇之盟不是为了攻打卫国。熊氏的话更加可信。
沈国在今汝宁府汝水南汝阳县，就是沈地。
夏季五月，王子虎去世。
《左传》记载：王叔文公去世，赴告吊唁如同同盟的礼节。
翟泉之盟，去世；王子虎、臯鼬之盟，去世；刘卷舍。这是王臣没有记载去世的。不称爵位，必定是不应该称爵位的人。熊氏因为《左氏传》称文公，而认为有爵位；有人又因为他有爵位不称爵位，而认为他是因外交被贬。春秋之时，怎么没有外交呢？两种说法都不全面。
庐陵李氏说：“后十四年星孛之变，又记载叔服的话，那么与王子虎分明是两个人了。”啖子、陈氏也认为《公羊》《谷梁》是错误的，不知道胡氏依据什么？况且胡氏
秦人伐晋
左传》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
秦伯而称人，春秋于秦、楚未有纯与，或始而称国称人，或终而称国称人，无定辞也。秦自韩原不以爵见于经，至康公而遂狄之。杜元凯曰：「晋耻不出，以微者告，非也。」秦伯此举，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左氏艳称，之后世遂列秦穆于五伯。而夫子书《春秋》曰：「秦人伐晋而已。」掀天功业，若毫无事然。至于书载《秦誓》，举列国偏善而续之于二帝三王之后，又何其赫奕焜燿也！善无小功，无大，一言之善，功莫大焉；一念之悔，善莫大焉。
仁山金氏曰：「按秦誓，秦穆公晚年悔过之书也。左氏记秦晋之故甚详，而不记作誓之事。书序误以为败殽还之作，惟《史记》系于取王官、封殽尸之后。盖穆公自是不复东征矣。」
郝仲舆曰：「孟明三败，博一胜，得不补亾。而是役也，晋坚壁清野，秦师空还，何足以雪三败之耻？穆公称伯，在定夷吾、纳重耳之时，不待取王官之后矣，岂孟明之功与？」
钟伯敬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秦计固必胜晋，而晋亦不当复胜秦矣。晋人不出，处之亦自髙；封殽尸而还，使秦胜而晋不见其败。持功守威，人知秦之胜晋，而不知晋之妙于待秦也。」又曰：「败于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败于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
秋楚人围江
左传晋先仆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晋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
左氏：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熊氏曰：「非也，惧无礼，何不改盟地乎？」鲁于二年防者，已盟。处父丧毕，则亲受盟于晋君，其自托于晋甚矣。此説是也。
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
左传》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
胡传：“楚尝伐郑矣，齐桓公逺结江、黄，合九国之师于召陵，然后伐郑之谋罢。又尝围宋矣，晋文公许复曹、卫，防四国之师于城濮，然后围宋之役解。今江国小而弱，非能与宋、郑比，楚人围之，必不待彻四境屯戍、守御之众与宿卫尽行也。当是时，楚有覆载不容之罪，晋主夏盟，宜合诸侯声罪致讨，命秦甲出武闗，齐以东兵略陈、蔡而南，处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围自解。计不出此，乃独遣一军逺攻强国，岂能济乎？故书‘伐楚以救江’，言救江虽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春秋记事，书其故者甚少。此书以救江者，何也？晋襄公兴师，不讨楚弑君之罪，而区区以救江伐楚，舍其大而事其细矣。夫书其故者，必有故也。灌甫曰：「伐不目事，此目事者，以见晋襄失先后缓急之义，是也。」王樵氏曰：「襄公屡战胜秦，不胜满溢，又欲勤逺略以为名，本畏楚兵之强，不敢径趋江之城下，乃扬声伐楚救江，偏师涉其境，而不敢入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无异于秦兵出闗而五国之师皆遯走也。既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亦可笑矣。」杜预谓：「子朱者，伐江之师也，闻晋师起而解江围。」夫四年楚灭江，江围何尝解也？楚势方张，岂为晋师一闯其境而即解去乎？盖阳处父之徒，借口以退师，犹夹汦诳子上之故智耳。襄公实无制楚忧诸夏之心，故仅遣偏师以塞责。胡氏乃议其宜合诸侯，以秦甲出武闗，以齐兵略陈蔡而南。是时秦方为怨耦，岂所能合？然使襄公有真志而务其实，则亦无赖于秦也。
公谷无以字
戊戌○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晋襄五，齐昭十，卫成十二，蔡庄二十三，郑穆五，曹共三十，陈共九，杞桓十四，宋成十四，秦穆三十七，楚穆三。
春公至自晋
左传》晋人归孔达于卫，卫侯如晋拜。
夏逆妇姜于齐
春秋一经书夫人惟此年最略。左氏以贱逆之。公羊曰：娶乎大夫也。谷梁曰：礼成乎齐也。熊氏曰：夫人加氏字便于言尔。今既曰妇
译秦人攻打晋国
《左传》记载：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烧毁船只，夺取了王官和晋国郊邑。晋国人不出战，秦军于是从茅津渡河，掩埋殽山的尸体后返回。
秦伯被称为“人”，是因为《春秋》对秦国、楚国没有纯粹的赞许，有时开始时称国名或称人，有时结束时称国名或称人，没有固定的措辞。秦国自从韩原之战后，不再以爵位出现在经文中，到了康公时，甚至被当作狄人看待。杜元凯说：“晋国以不出战为耻，用微贱者的身份报告，这是不对的。”秦伯这次行动，渡河焚舟，夺取王官及郊邑，晋国人不出战，秦军于是从茅津渡河，掩埋殽尸后返回，从而称霸西戎。左丘明极力称赞，后世于是将秦穆公列入五霸。然而孔子在《春秋》中写道：“秦人伐晋而已。”惊天动地的功业，好像毫无事情发生一样。至于《尚书》记载《秦誓》，列举列国中偏善的行为，并接续在二帝三王之后，又是多么显赫辉煌呢！善行没有小功大功之分，一句话的善，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一个念头的悔悟，没有比这更大的善行。
仁山金氏说：“按《秦誓》是秦穆公晚年悔过的文书。《左传》记载秦晋之间的旧事非常详细，但没有记载作誓的事情。《书序》错误地认为是在殽之战失败后返回时所作，只有《史记》将其系于夺取王官、掩埋殽尸之后。大概穆公从此不再向东征伐了。”
郝仲舆说：“孟明三次战败，博取一次胜利，所得不能弥补所失。而这次战役，晋国坚壁清野，秦军空手而归，怎么足以洗雪三次战败的耻辱？穆公称霸，是在安定夷吾、接纳重耳的时候，不等到夺取王官之后，这难道是孟明的功劳吗？”
钟伯敬说：“秦伯攻打晋国，渡河焚舟。秦国的计谋固然必胜晋国，而晋国也不应当再战胜秦国了。晋国人不出战，应对得也很高明；掩埋殽尸后返回，使得秦国获胜而晋国不显露败象。保持功绩守卫威势，人们知道秦国战胜了晋国，却不知道晋国善于对待秦国。”又说：“在滑地战败，而任用孟明，这是常人能做到的；在彭衙战败，又任用他，这是常人做不到的。不以成败论英雄，古今只有秦穆公一人。”
秋天，楚国人包围江国
《左传》：晋国先仆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
宋国降下虫雨
冬天，鲁公前往晋国
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左传》：晋国人担心鲁公无礼，请求更改盟约。熊氏说：“不对，如果担心无礼，为什么不更改盟会的地点呢？”鲁国在二年防地时，已经结盟。处父丧期结束，就亲自接受晋君的盟约，他依附晋国非常深了。这种说法是对的。
晋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
《左传》：晋国因为江国的缘故向周王报告，王叔桓公、晋阳处父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在方城门外，遇到息公子朱就返回了。
胡传：“楚国曾经攻打郑国，齐桓公远交江、黄，在召陵会合九国军队，然后攻打郑国的谋划才停止。又曾经包围宋国，晋文公答应恢复曹、卫两国，在城濮会合四国军队，然后包围宋国的战役才解除。现在江国小而弱，不能与宋、郑相比，楚国人包围它，必定不会等到撤除四境屯戍、守御的军队以及宿卫全部出动。当时，楚国有不容于天下的罪行，晋国主持夏盟，应当会合诸侯声讨罪状，命令秦国军队出武关，齐国率领东方的军队略取陈、蔡向南进发，处父等人的军队在方城之外，楚国必定震惊恐惧而江国的包围自然解除。计谋不出于此，却单独派遣一支军队远攻强国，怎么能成功呢？所以记载‘伐楚以救江’，意思是救援江国虽然是善举，但救援的方法不对。”
《春秋》记事，记载原因的很少。这里记载以救援江国为原因，为什么呢？晋襄公兴师，不讨伐楚国弑君的罪行，却仅仅为了救援江国而攻打楚国，舍弃大的而从事小的。记载原因的，必定有原因。灌甫说：“攻打不指明原因，这里指明原因，是为了显示晋襄公失去了先后缓急的道义，这是对的。”王樵氏说：“襄公屡次战胜秦国，不胜满溢，又想通过远略来求取名声，本来畏惧楚国军队的强大，不敢直接奔赴江国的城下，于是扬言攻打楚国救援江国，偏师涉足其境，而不敢进入方城，遇到息公子朱就返回，无异于秦兵出关而五国军队都逃走了。既不能救援江国，又不能攻打楚国，也很可笑。”杜预说：“子朱是攻打江国的军队，听说晋军起兵就解除了江国的包围。”然而四年后楚国灭了江国，江国的包围何曾解除？楚国势力正盛，难道会因为晋军闯入其境就立即解除包围吗？大概是阳处父等人，借口退兵，如同夹汦诳骗子上那样的旧计谋。襄公实际上没有制服楚国、忧虑诸夏的心，所以只派遣偏师来塞责。胡氏于是议论他应当会合诸侯，让秦军出武关，让齐军略取陈蔡向南。当时秦国正作为仇敌，怎么能会合？然而如果襄公有真正的志向而务求实际，那么也不依赖秦国。
《公羊传》《谷梁传》没有“字”的解释
戊戌○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晋襄公五年，齐昭公十年，卫成公十二年，蔡庄公二十三年，郑穆公五年，曹共公三十年，陈共公九年，杞桓公十四年，宋成公十四年，秦穆公三十七年，楚穆公三年。
春天，鲁公从晋国回来
《左传》：晋国人把孔达归还给卫国，卫侯前往晋国拜谢。
夏天，从齐国迎娶妇姜
《春秋》一经中记载夫人，只有这一年最简略。《左传》认为是因为身份低贱而迎娶。《公羊传》说：娶的是大夫的女儿。《谷梁传》说：礼仪在齐国完成。熊氏说：夫人加上氏字是为了说话方便罢了。现在既然称妇
姜，故不必言氏。季徳明言其族党不从，若众媵然，故不氏亦不字。胡子曰：方逆也而已成为妇。盖禫制未终而纳币，故原意诛之。夫穆姜、齐姜不称妇乎？今谓诛意，则宣元年穆姜是矣。齐姜归成在十四年而称妇，是可为丧娶乎？出姜以祖姑成风，姑声姜、穆姜以敬嬴、齐姜以穆姜，其薨塟经皆有日月可考也。谓讥妇可乎？赵伯循曰：有姑义可施于至而不施于逆，特以公自逆成礼于齐耳。夫君举必书，此岂常事可略哉？故妇者非有所贬，亦非公逆也。陈君举曰：有成风则出姜不氏，有敬嬴则穆姜不氏，所以别嫡姑也。而赵子常信之，尤为不道。夫可以贬妻子可以贬母乎？妇者有姑之辞。熊氏辩驳极详，惟曰：称妇姜故不言夫人，则成十四年侨如以夫人妇姜氏，又何説乎？盖妇姜加夫人者，尊之之辞也。成十四年之夫人，盖因侨如生也。此年左氏以贱逆者，是为得之。侨如命卿，故可以至夫人，从侨如称夫人，是以命卿当夫人也。贱逆者不可以至夫人，从姑止称妇姜，是以姑当妇也。其义似无出此矣。
译姜氏，本来就不必再言其氏。季德明说其族党不服从，就像众媵一样，所以既不称氏也不称字。胡子说：在迎娶时就已经成为妇了。大概是因为禫祭之制尚未结束就纳币，所以原意是加以诛责的。穆姜、齐姜不也称妇吗？现在说诛责其意，那么宣公元年的穆姜就是如此。齐姜归成公在成公十四年而称妇，这可以作为丧娶的证据吗？出姜因为祖姑成风，姑声姜、穆姜因为敬嬴，齐姜因为穆姜，她们薨逝和安葬的经文中都有日月可以考证。说讥讽妇可以吗？赵伯循说：有姑之义可以施于至而不施于逆，只是因为公亲自到齐国迎娶成礼罢了。君主的行为必定记载，这难道是常事可以省略的吗？所以称妇并不是有所贬低，也不是因为公亲自迎娶。陈君举说：有成风所以出姜不称氏，有敬嬴所以穆姜不称氏，这是为了区别嫡姑。而赵子常相信这个说法，尤其是不合道理。可以贬低妻子，难道可以贬低母亲吗？称妇是有姑的措辞。熊氏辩驳极为详细，只是说：称妇姜所以不言夫人，那么成公十四年侨如以夫人妇姜氏，又怎么解释呢？大概妇姜加上夫人，是尊称的措辞。成公十四年的夫人，大概是因为侨如出生。这一年左氏认为是以卑贱身份迎娶，这是正确的。侨如被任命为卿，所以可以称为夫人，跟随侨如称夫人，是因为命卿应当称夫人。以卑贱身份迎娶的不能称为夫人，跟随姑只称妇姜，是因为姑应当称妇。其义理似乎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了。
狄侵齐
汪克寛氏曰：「狄自箕之败，至是始复侵齐。以晋襄无攘却之谋，而齐伯不绍，故也。」
秋楚人灭江
黄正宪氏曰：「按江本服楚，自齐桓倡伯始，服中国。楚之围江，仍欲其背华从楚而已，未必灭也。江之灭，盖自阳处父之救速之，晋贾虚名，江受实祸，何不幸哉！」
晋侯伐秦
左传围邧新城以报王官之役
郝仲舆曰：「报王官之役，君子曰：晋襄公之于秦，已甚矣。厥考受施，不为不厚。文嬴归晋，穆姬归秦，两君之好，不为不戚。背父之徳，违母之亲，而以敛怨，岂人情哉？覆于殽胜于彭衙，取汪三施而一报，犹谓不平乎？其求之无已也。」
王樵氏曰：「按《春秋》有只据经文，不待观传，而其本末自可见者。如楚人围江，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狄侵齐，楚人灭江，晋侯伐秦。晋坐视荆楚之横而不救，江之遂灭而不耻，乃兴师亲将而以伐秦。此其义至分明者也。秦纳文公，城濮之战，攘楚又同力焉。秦之徳于晋也大矣。私与郑盟，秦伯之小过。晋文公既隠讳之而不欲言矣。迨秦潜师以袭郑，机泄不果而还，晋乃邀而败之于殽。此秦人莫大之恨也。秦自取王官，讨殽尸之后，见伐不复报。此秦晋曲直之辨。秦之负晋也小，晋之负秦也大。秦悔过而晋不悔过，使有明主聴之，必不易斯言矣。秦自殽之败，怨晋而即楚。故谷梁曰：『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
陈君举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灭庸以后，秦为楚没矣。」陆粲氏曰：「胡传『晋人三败秦师』，见报乃常情耳。而穆公济河焚舟，则贬而称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结怨如晋师之甚也。襄公又报之于常情过矣，而得称爵，何也？圣人以常情待晋襄，而以王事责秦穆，所以异乎？夫以常情待晋襄，以王事责秦穆，信乎？此求其説而不可得，从而为之辞，非圣人之心也。圣人之心，犹权衡焉，锱铢无所偏重。前乎此者，郑伯克段于鄢，传曰：『专目郑伯，罪在伯也。』吾恶知今之伯爵晋侯也，非专目之词乎？后此者，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传曰：『此赵盾也，闻义能徙，故为之讳。』吾恶知今之人秦伯也，非讳词乎？昔之君子有言：『春秋无达例。』如以例言，则有时而穷矣。惟其有时而穷也，是故求其説而不可得，从而为之辞。」
卫侯使甯俞来聘
吴氏曰：按左氏所载，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独不朝，又使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晋襄公既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围戚，取之。卫不服罪，而孔达敢伐伯主。其明年，晋防诸侯于垂陇，将伐卫，幸得陈侯为之请成，执孔达以説于晋，而卫遂得免于伐。自孔达遭执之后，甯俞代之为政。至次年春，卫从晋伐沈，自此卫服伯主而无事矣。至次年春，晋遂归孔达。其夏，卫侯朝晋，至秋而来聘鲁焉。事大睦邻，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谋也。夫子称其知可及者，盖以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
隠公之丧，桓母犹有疑焉，是故别庙也。祔姑称夫人，伉然如夫人，则自文公之丧成风始也。
熊过氏曰：「妾不为夫人也，防爱夺也。妾母之为夫人也，盖推人子之情也。周礼，元妃没，则以媵为继室。继室之礼，摄女君；继室先右媵，其立子也亦然。其母故妾也。鲁嫡夫人薨，乃推尊妾母。惟定公夫人未薨，故姒氏不得推尊也。然其子立者则复不然。晋杜班在第二，以偪姞生襄公，故让而上之。公羊子曰：『母以子贵』，此言未必非也。而儒者不达，从而非讪之。胡氏之説：『春秋曰：欲崇贵其所生，而不虞贱其父。』夫继室以媵，圣人之所许也。继室则共承宗祀，非贱矣。生以贵假之，而没以贱治之，可乎？王子有母死者，其傅为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夫王子之不丧其母，圣人之法也，而孟子许之。胡子又曰：『庶子为君，为其母无服。』按仪礼丧服传：「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此名服也，施于庶母耳，非为其所生母也。谓其所生无服，非深于
译狄人侵犯齐国。
汪克宽说：“狄人自从箕地战败后，到这时才再次侵犯齐国。这是因为晋襄公没有抵御狄人的谋略，而齐国的霸业也没有继承的缘故。”
秋天，楚国人灭掉了江国。
黄正宪说：“考察江国本来臣服于楚国，自从齐桓公倡导霸业开始，江国才臣服于中原各国。楚国围攻江国，仍然是想让它背离华夏而顺从楚国罢了，未必是要灭掉它。江国的灭亡，大概是因为阳处父救援得太急促所导致的，晋国徒获虚名，江国遭受实祸，多么不幸啊！”
晋侯讨伐秦国。
《左传》记载：包围邧地新城，以报复王官之战。
郝仲舆说：“报复王官之战，君子说：晋襄公对于秦国，太过分了。他的父亲接受秦国的恩惠，不能说不深厚。文嬴归返晋国，穆姬归返秦国，两国君主的情好，不能说不亲密。违背父亲的恩德，违逆母亲的亲情，从而招致怨恨，这难道合乎人情吗？在殽地覆灭秦军，在彭衙战胜秦军，收取了秦国三次施恩而只报复一次，还觉得不平吗？这是贪求无厌啊。”
王樵说：“考察《春秋》中有只依据经文，不需要看传文，而其本末自然可见的情况。比如楚国人围攻江国，晋国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狄人侵犯齐国，楚国人灭掉江国，晋侯讨伐秦国。晋国坐视荆楚的横行而不救援，江国最终被灭而不以为耻，却兴师亲征去讨伐秦国。其中的道义非常分明。秦国接纳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抵御楚国又共同出力。秦国对晋国的恩德很大。私自与郑国结盟，是秦穆公的小过错。晋文公既然已经隐讳而不愿提及了。等到秦国暗中出兵袭击郑国，阴谋泄露没有成功而返回，晋国就拦截并在殽地打败了秦军。这是秦国人最大的仇恨。秦国自从夺取王官、讨取殽地战死者尸体之后，见到被讨伐不再报复。这就是秦晋是非曲直的辨别。秦国辜负晋国是小，晋国辜负秦国是大。秦国悔过而晋国不悔过，假使有明君来听审，必定不会改变这个说法。秦国自从殽地战败后，怨恨晋国而亲近楚国。所以《谷梁传》说：‘秦国成为狄人，是从殽之战开始的。’”
陈君举说：“楚国的霸业，是秦国助力的结果。自从灭掉庸国以后，秦国就为楚国所吞并了。”陆粲说：“胡安国的传文说‘晋人三次打败秦军’，看到报复乃是常情罢了。而秦穆公渡河焚舟，则被贬斥而称‘人’。秦国夺取王官及郊地，尚未达到像晋军那样结怨的程度。晋襄公又报复，超过了常情，却得以称爵位，为什么呢？圣人用常情对待晋襄公，而用王事的责任要求秦穆公，所以不同吗？用常情对待晋襄公，用王事要求秦穆公，真的吗？这是寻求其说法而不可得，从而为之辩解，这不是圣人的本心。圣人的本心，如同权衡一样，锱铢之间没有偏重。在此之前的，郑伯在鄢地打败共叔段，传文说：‘专指郑伯，罪在郑伯。’我怎么知道现在称爵位的晋侯，不是专指的词句呢？在此之后的，晋国人把捷菑送入邾国，没能送入，传文说：‘这是赵盾，听说义理能迁徙，所以为他隐讳。’我怎么知道现在称‘人’的秦伯，不是隐讳的词句呢？以前的君子有话说：‘《春秋》没有通行的条例。’如果用条例来说，那么有时就会陷入困境。正因为有时陷入困境，所以寻求其说法而不可得，从而为之辩解。”
卫侯派甯俞来鲁国聘问。
吴氏说：考察《左氏传》所载，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独自不朝见，又派孔达侵犯郑国，讨伐绵訾及匡地。晋襄公丧期结束后，派使者告知诸侯而讨伐卫国，包围戚地，夺取了它。卫国不服罪，而孔达敢于讨伐霸主。第二年，晋国在垂陇会合诸侯，将要讨伐卫国，幸得陈侯为他们请求讲和，逮捕孔达以取悦晋国，于是卫国得以免于讨伐。自从孔达被逮捕之后，甯俞代替他执政。到第二年春天，卫国跟随晋国讨伐沈国，从此卫国顺从霸主而没有战事了。到第二年春天，晋国于是归还孔达。那年夏天，卫侯朝见晋国，到秋天就来鲁国聘问。侍奉大国，和睦邻国，以安定社稷，或许都是出于甯俞的谋略。孔子称赞他的智慧可以企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
冬天十一个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隐公的丧事，桓公的母亲还有疑义，所以另立庙宇。附祭姑母称夫人，俨然像夫人一样，是从文公的丧事成风开始的。
熊过说：“妾不作为夫人，是因为防微杜渐，避免爱妾夺位。妾母作为夫人，大概是推究人子的感情。《周礼》规定，元妃去世，就以媵妾为继室。继室的礼仪，代理女君；继室先于右媵，其立子也是如此。她的母亲本来是妾。鲁国嫡夫人去世，于是推尊妾母。只有定公的夫人没有去世，所以姒氏不能推尊。然而其子被立为君则又不同。晋国杜班排在第二，因为偪姞生了襄公，所以让位而上之。《公羊传》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这话未必不对。而儒者不通达，从而非议讥讽。胡安国的说法：‘《春秋》说：想要尊崇贵其所生，而不料贬低其父。’夫继室以媵妾，是圣人所允许的。继室则共同承奉宗庙祭祀，并非卑贱。生前以尊贵假借给她，死后以卑贱对待她，可以吗？王子有母亲去世的，他的师傅为他请求数月的丧期。孟子说：‘即使增加一天，也胜过停止。’王子不为母亲服丧，是圣人的法度，而孟子允许。胡安国又说：‘庶子为君，为其母无服。’考察《仪礼·丧服传》：‘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这是名分上的服制，施用于庶母罢了，不是为其所生母亲。说其所生无服，并非深于……’”
礼者也。」礼服问：「君之母，非夫人则羣臣无服，唯近臣及仆骖乗从服。唯君所服服也，唯君所服，则其君非无服也。谓其无服者，非深于礼者也。」古者父在而服母，则其情常诎，以其有所厌也。无所厌，其情常伸矣。厌父而已，于嫡母无所厌也。故曰：「君之所不服，子亦有不敢服也。」仪礼：「庶子为父后者为母缌。」注曰：「君卒为母大功，乃谓之无服乎？」又其祔也，妾祔于妾祖姑，无则中一以上，中一以上是祔髙妾祖姑矣。夫妾至▯孙而犹有可祔之主，谓圣人不缘人情乎？谷梁子曰：「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其言是也。于子祭于孙止，非也。苟于孙止，后之妾母将何所祔哉？故公羊子之意未必非也。昔商人之颂祖徳，有《长发》禘祭之诗也。其诗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有娀，喾之次妃也。按祭法，殷人禘喾，今禘诗乃及于有娀而不称元妃，明殷禘及于喾与有娀耳。圣人之不以为非礼也。次妃可以大禘，则与元妃何异乎？奈何其谓妾母不可为夫人也？周无喾庙，而有姜嫄之宫。周礼大司乐，盖舞大濩以享先妣，非谓夫喾既与禘喾妃本多，故别祀其亲者，如商之有娀，不以元妃之故耶？在礼，丧服小记：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盖其遗意也。然则书「夫人小君」，春秋无讥乎？春秋，治名实之书，经世之大法也。吴楚之王僣也，经未尝以「王」书，惧名实之乱也。今之书「夫人小君」而不惧名实之乱，是仲尼缘人子之情，以志礼之变，而无讥也。或曰：并后匹嫡，古何以禁之乎？曰：郑之突忽，卫之衎剽，皆两君也，奚翅其恐名实之乱也？若夫人继室，存没自别，出入之际，春秋必异其辞以辨之嫌也，亦岂若生存并后之意哉？今之妾母称「夫人小君」，不异辞，故知春秋缘人子之情，书礼之变，而无所讥也。哀公欲以公子荆之母为夫人，宗人衅夏曰：「以妾为夫人，无其礼。」则妾母为夫人之始，其有司必损益旧文以行之。苟无其礼，其宗人岂无持衅夏之説者？而传不一言及之哉？乱嫡庶，大恶也。春秋之法，内大恶讳，今而无讳，明人子之尊其母以为至情，非恶也。然则圣人之制礼，果未尝拂于人之情也矣。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呜呼！安得古诸侯之礼，以证同然之情也哉？
译礼的体现罢了。」礼服问：「君主的母亲，如果不是夫人，那么群臣就没有服丧的义务，只有近臣以及仆从、骖乘等随从才跟着服丧。只服君主所服的丧，只服君主所服的丧，那么他们的君主并非没有服丧的对象。说他们没有服丧对象的，是不深谙礼制的人。」古时候父亲在世而为母亲服丧，那么这种情感常常受到压抑，因为有所忌惮。如果没有所忌惮，这种情感就能常常伸张了。只是忌惮父亲罢了，对于嫡母并没有所忌惮。所以说：「君主所不为之服丧的，儿子也有不敢为之服丧的。」《仪礼》说：「作为父亲继承人的庶子，为母亲服缌麻之丧。」注解说：「君主去世后为母亲服大功之丧，难道这就叫没有服丧吗？」又说到附祭，妾附祭于妾祖姑，如果没有，就附祭于中间一辈以上的，中间一辈以上就是附祭于高祖妾祖姑了。妾直到曾孙辈还有可以附祭的主祭对象，能说圣人不是顺应人情吗？谷梁子说：「礼制规定，庶子成为君主，要为其母亲筑宫祭祀。」这话是对的。说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就停止，这是不对的。如果在孙子时就停止，后来的妾母将附祭于何处呢？所以公羊子的意思未必不对。从前商人歌颂祖先功德，有《长发》这首禘祭的诗。诗中说：「有娀氏正当兴盛，天帝立子，生下了商。」有娀，是喾的次妃。按照《祭法》，殷人禘祭喾，现在禘祭的诗却提到了有娀而不称元妃，说明殷人的禘祭涉及喾和有娀。圣人并不认为这是非礼。次妃可以参与大禘，那么与元妃有什么差别呢？怎么能说妾母不可以称为夫人呢？周朝没有喾的庙，却有姜嫄的宫。《周礼·大司乐》，大概是用《大濩》舞来享祭先妣，并不是说因为喾已经与禘祭喾的妃子本来很多，所以另外祭祀亲近的，像商朝的有娀，不是因为元妃的缘故吗？在礼制中，《丧服小记》说：祖姑有三人，就附祭于亲近的，这大概是遗留下来的意旨。既然如此，那么史书称「夫人小君」，春秋难道没有讥讽吗？春秋，是治理名实的书，是经世的大法。吴、楚的君王僭越称王，经书未曾以「王」字书写，是害怕名实混乱。现在书写「夫人小君」而不害怕名实混乱，这是仲尼顺应人子的情感，来记录礼制的变化，而没有讥讽。有人说：并立皇后、匹敌嫡妻，古代为什么禁止呢？回答说：郑国的突和忽，卫国的衎和剽，都是两位君主，哪里只是害怕名实混乱呢？如果是夫人继室，生死自然有别，出入之际，春秋必定用不同的辞藻来辨别嫌疑，又哪里像活着时并立后妃的意思呢？现在的妾母称「夫人小君」，辞藻没有不同，所以知道春秋是顺应人子的情感，书写礼制的变化，而没有讥讽。哀公想以公子荆的母亲为夫人，宗人衅夏说：「以妾为夫人，没有这样的礼制。」那么妾母成为夫人的开始，其有司必定损益旧有的文辞来实行。如果没有这样的礼制，其宗人难道没有坚持衅夏说法的人吗？而传注中却没有一字提及呢？混淆嫡庶，是大恶。春秋的法度，内部的大恶要避讳，现在却不避讳，说明人子尊崇其母是至情，不是恶行。那么圣人制定礼制，果然不曾违背人的情感。孟子说：「诸侯的礼制，我没有学过。」唉！哪里能得到古代诸侯的礼制，来证明这种共同的情感呢？
己亥○襄王三十年
五年○晋襄六，齐昭十一，卫成十三，蔡庄二十四，郑穆六，曹共三十一，陈共十，杞桓十五，宋成十五，秦穆三十八，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
赵氏曰：「公谷皆云兼之非礼也。据礼，含、赗、襚止一人兼行耳。若每事须一人，则罄王朝之臣，不足以充丧礼之使也。」
灌甫曰：「此天子厚礼，诸侯之妾母，其义自明。传谓来归仲子之赗，而宰书名，则曰贬之也。荣叔归含且赗，而王不书，天亦曰贬之也。岂归仲子之赗，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归成风之含赗，咎在天王，不在荣叔乎？《春秋》书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贬王而去其天，则将以是为正名分可乎？」
熊过氏曰：「杂记含者，执璧将命，坐安于殡东南，有苇席。既▯，蒲席。」唐孔氏曰：「含襚者，所以昭丧尽恩，示其有礼而已。既▯，犹尚致之，不必济用。天子与邻国，莫不道路长逺，赴者犹尚不到，责其未殡而来此，是礼之不通也。」
何氏曰：「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贝。」春秋之例也。
三月辛亥▯我小君成风
髙忠宪曰：「仲子之宫，羽数特异，盖不祔于姑，犹有辨焉。至是有二夫人祔庙矣，自成风始也。」
王使召伯来防▯
季氏曰：「召，召公奭之后，采地本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后有留佐周室者，以邑为氏。至平王时，别于东都，受采伯字，天子大夫也。此与《甘棠》诗称召伯者不同，盖彼实召公封为燕伯，故云尔。此召伯当与毛伯同例，杜元凯以伯为爵，非矣。」
召谷作毛
夏公孙敖如晋
秦人入鄀
左传鄀贰于楚
季氏曰：「秦自僖三十三年入滑，将以窥东诸侯。窥东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又以窥楚也。使非晋以勍敌迫居其东，则其肆行，岂在楚下哉？」圣人书此，盖有经世之虑矣。
髙氏曰：「鄀，防国。秦以其叛而入之。后为楚所并。楚昭王复国之后，畏吴之强，去郢而都于鄀。」
季氏曰：杜元凯曰：鄀本在商宻、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又曰：商宻鄀别邑，南乡丹水县也。今按南阳府南阳县南一百里有南鄊城，邓州内乡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内乡县即蔡所迁之白羽，其本名为析，亦鄀别邑也。今郧阳府上津县与内乡相界，处置析川县属邓州。然则今之上津，其即切近古之鄀国者乎？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则郑渔仲所谓襄阳府宜城县西南有鄀亭山是也。而秦人入鄀时，则尚在商宻，不然则宜城距商宻且九百里，秦人岂能越境而逺至其地乎？
鄀今襄阳府上津县
秋楚人灭六
六人叛楚，即东夷，楚灭之，又灭蓼，皆臯陶后。
六今庐州舒城县
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
春秋辩义卷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四 明 卓尔康 撰
文公二
庚子○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晋襄七年卒，齐昭十二，卫成十四，蔡庄二十五，郑穆七，曹共三十二，陈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许僖公
夏季孙行父如陈
左传》臧文仲以陈、卫之睦也，欲求好于陈。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
汪氏曰：季友如陈者再，今行父之往，盖因其父之旧好，假公室之聘而图婚耳。春秋特书公子友▯原仲，而行父之娶于陈，公孙兹娶于牟，婴齐娶于莒，皆止书「如」，所以贬季友之私行，而不予行父、兹、婴齐因聘以济其私欲也。自逆犹可，敖如莒涖盟而代弟逆，婼聘宋而为意如逆，则又甚矣。
秋季孙行父如晋
八月乙亥晋侯驩卒
黄正宪氏曰：「按晋伯之衰，起于楚强，而楚之得以抗晋称雄者，实起于襄公絶秦以自弱也。至于外患侵陵，襄公何曾出一师以攘之？箕之败，如驱寇门庭，仅仅免于掳掠之辱耳。是壊文公之伯业者，襄公也。李琪氏乃谓襄公战殽以却秦，败箕以剪狄，伐许以离楚，一年之间，三敌悉退，可谓有伯者之略，
译己亥年，周襄王三十年。
五年，晋襄公六年，齐昭公十一年，卫成公十三年，蔡庄公二十四年，郑穆公六年，曹共公三十一年，陈共公十年，杞桓公十五年，宋成公十五年，秦穆公三十八年，楚穆公四年。
春季，周王正月，周王派遣荣叔前来送含玉并赠送助丧财物。
赵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荣叔兼行含、赗两件事是不合礼制的。根据礼制，含、赗、襚这三件事只能由一个人兼行。如果每件事都必须派专人，那么即使耗尽周王朝的大臣，也不足以充当丧礼的使者。”
灌甫说：“这是天子给予诸侯妾母的厚礼，其道理自然明白。《左传》说周王派人送还仲子的助丧财物，而宰官名字被记载，这是说贬斥宰官。荣叔送含玉并赠送助丧财物，而周王的名字没有被记载，这也是说贬斥周王。难道送还仲子助丧财物的罪责在冢宰而不在周天王吗？送成风的含玉和助丧财物，过错在周天王，不在荣叔吗？《春秋》记载周王，本来是为了端正名分，而孔子却自己贬低周王而去掉‘天’字，那么这样做能算是端正名分吗？”
熊过氏说：“《杂记》记载，送含玉的人，手持玉璧传达命令，坐在殡宫东南角，铺有苇席。既殡之后，改用蒲席。”唐代孔颖达说：“含玉和助丧财物，是用来彰显丧礼尽到恩义，表示有礼罢了。既殡之后，仍然要送达，不一定为了实用。天子与邻国，没有不道路遥远的，报丧的人尚且未到，责备他们未殡就来送含玉，这是不通晓礼制。”
何氏说：“天子用珍珠，诸侯用玉，大夫用碧色玉石，士用贝壳。”这是《春秋》的体例。
三月辛亥日，我国小君成风去世。
髙忠宪说：“仲子的宫室，羽数特别奇异，大概是不附祭于姑母，还有辨别之处。至此有了两位夫人附祭于宗庙，是从成风开始的。”
周王派遣召伯前来防备戎狄。
季氏说：“召，是召公奭的后代，采地原本在岐周。召公被封于燕，其后代有留佐周室的，以邑为氏。到平王时，在东都另立，受采邑，字伯，是天子的卿大夫。这与《甘棠》诗中称召伯的不同，因为那确实是召公被封为燕伯，所以那样称呼。这个召伯应当与毛伯同类，杜预以伯为爵位，是错误的。”
召谷担任毛邑大夫。
夏季，公孙敖出使晋国。
秦国人入侵鄀国。
《左传》记载：鄀国对楚国怀有二心。
季氏说：“秦国自从僖公三十三年入侵滑国，就想窥探东方诸侯。窥探东方诸侯而未能得逞，至此入侵鄀国，又想窥探楚国。如果不是晋国以强敌迫居其东，那么秦国肆意横行，难道会在楚国之下吗？”圣人记载此事，大概有治理天下的忧虑。
髙氏说：“鄀，是方国。秦国因其叛变而入侵它。后来被楚国吞并。楚昭王复国之后，畏惧吴国的强大，离开郢都而迁都于鄀。”
季氏说：杜预说：鄀原本在商密、秦楚边界上的小国，后来迁到南郡鄀县。又说：商密是鄀的别邑，即南乡丹水县。现在考察南阳府南阳县南一百里有南乡城，邓州内乡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内乡县就是蔡国迁都的白羽，其本名为析，也是鄀的别邑。现在郧阳府上津县与内乡相邻，设置析川县属邓州。那么现在的上津，大概就是接近古鄀国的地方吧？后来迁到南郡鄀县，就是郑樵所说的襄阳府宜城县西南有鄀亭山。而秦国人入侵鄀国时，鄀国尚在商密，否则宜城距离商密将近九百里，秦国人怎能越境远至那里呢？
鄀国在今襄阳府上津县。
秋季，楚国人灭掉六国。
六国人背叛楚国，就是东夷，楚国灭掉它，又灭掉蓼国，都是皋陶的后代。
六国在今庐州舒城县。
冬季，十月甲申日，许男业去世。
《春秋辩义》卷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四 明代 卓尔康 撰
文公二年
庚子年，周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晋襄公七年去世，齐昭公十二年，卫成公十四年，蔡庄公二十五年，郑穆公七年，曹共公三十二年，陈共公十一年，杞桓公十六年，宋成公十六年，秦穆公三十九年，楚穆公五年。
春季，许僖公去世。
夏季，季孙行父出使陈国。
《左传》记载：臧文仲因为陈、卫和睦，想与陈国交好。季文子聘问陈国，并且在那里娶妻。
汪氏说：季友两次出使陈国，现在行父前往，大概是因其父的旧好，借公室聘问之机而图谋婚姻罢了。《春秋》特意记载公子友娶原仲，而行父在陈国娶妻，公孙兹在牟国娶妻，婴齐在莒国娶妻，都只记载“如”，所以贬斥季友的私行，而不赞许行父、公孙兹、婴齐借聘问来满足私欲。亲自迎娶尚且可以，公孙敖出使莒国参加盟会而代替弟弟迎娶，婼聘问宋国而为意如迎娶，那就更过分了。
秋季，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八月乙亥日，晋侯驩去世。
黄正宪氏说：“考察晋国霸业的衰落，起于楚国强大，而楚国得以对抗晋国称雄，实际上起于襄公断绝与秦国的关系以自弱。至于外患侵凌，襄公何曾出一兵一卒来抵御？箕山之败，如同驱赶寇贼入门庭，仅仅免于被掳掠的耻辱罢了。毁坏文公霸业的人，是襄公。李琪氏却说襄公在殽之战击退秦国，在箕之战剪除狄人，讨伐许国以疏远楚国，一年之间，三个敌人全部退却，可以说有霸主的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