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辩义卷十 明 卓尔康 撰
外之也。
熊过氏曰：温本子爵国。郑渔仲曰：已姓颛顼裔孙，封于苏邺西苏城是也。邺城今彰徳府临漳县西二十里，其地近卫南，东界于狄。狄利其近已，故灭之地，遂入狄周圻内。别有温，周司宼苏忿生食邑，在今河南懐庆府南，本与邺西之温不同。左氏误以为一。文十年，鲁及苏子盟于女栗，其国尚存。然则谓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殆近于诬矣。孔疏杜注《国名记》谓：苏所都之邑名为温。夫温子、苏子，乌可附防而无别哉？
译（左传）将其排除在外。
熊过说：“温国本是子爵的封国。”郑樵说：“温国是已姓，颛顼的后裔，封地在苏，邺城以西的苏城就是那里。邺城即今天彰德府临漳县以西二十里的地方，其地靠近卫国的南部，东面与狄人接壤。狄人贪图其邻近自己，所以灭掉了它，于是温地便进入了狄人境内的周朝王畿之内。另外还有一个温地，是周朝司寇苏忿生的采邑，在今天河南怀庆府的南部，本来与邺城以西的温地不同。《左传》误将它们混为一谈。鲁文公十年，鲁国与苏子在女栗结盟，那时苏国尚存。那么，说周襄王慰劳晋文公而将温地赐给他，大概近乎诬妄了。孔颖达为杜预注疏《国名记》时说：苏国都城所在邑名叫温。温子、苏子，怎么能牵强附会而没有区别呢？”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赵子常曰：奚齐、卓子皆献公之嬖子也。而奚齐有先君之命矣。奚齐不书弑，则卓子曷为称君？正里克之罪也。奚齐、卓子之为君一也。董子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陷簒弑之罪。簒弑之罪易见，而首恶之名难知也。春秋防显，而阐幽。于申生曰：晋侯杀其世子；于奚齐曰：晋里克杀其君之子，严适庶之分，以昭献公首恶之名也。于卓子曰：晋里克弑其君，正君臣之名，以讨里克弑逆之罪也。
黄楚望曰：「读《晋里克弑其君卓》曰：『国人不君夷齐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先儒是要推本献公杀申生之事，里克又是傅太子之人，其意欲为重耳、夷吾之地，故疑里克可以不死。不知事变则情迁，在献公时则为宠待淫嬖，杀逐诸子，絶灭纲常；在奚齐、卓子之时，则是继世之君为臣子所弑，岂容执泥前事乎？」《左氏》：「冬十月，杀奚齐；十一月，杀卓子。」皆九年事也。经于冬书「杀奚齐」，去献公薨时不两月；于十年春书「弑卓已逾年矣。不两月故书「子」，逾年故书「君」。曰：「其君之子」，则防辞耳。此当弃传以从经。顾叔时曰：「世之论荀息者，咸谓其徇小信而防大义，予疑之而弗信也。孰信乎？信之《春秋》而已矣。」予观《春秋》之世，其间奋不顾身，死于君难者，比比矣。见于经者三人之外，无闻焉。始曰孔父，继曰仇牧，终曰荀息。然则荀息者，《春秋》之所贤也。尝因《春秋》而广其説矣。盖闻人臣所明者义，于君不贵苟而从；所立者节，于身不贵苟而殉。献公之黜申生，君父之首恶也。从容就义如荀息，其于死生之际，且筹之熟矣。独爱此首领而不一言乎？岂惟一言，意必再三焉，而莫之聴也。再三焉而莫之聴，于是申生就殒，莫适为主。当兹时也，而挈国以授奚齐，惟君之命耳。孰曰非正？是故使之傅，则傅之；许之死，则死之。人臣之致也。《春秋》之义，或者其然哉？向使申生不当黜也，袖手旁观而不之恤，其名曰「纵君恶」，纵君恶，非仁也。奚齐不当立也，甘心傅焉而不之辞，其名曰「助君恶」，助君恶，非义也。非仁非义之人，岂足为天下万世训？纵能不偷生，圣人比之沟渎之匹夫耳，乌得予其死而大书之也？苟必予其死而大书之，则天下其谁不曰：「圣人之贵小信也如此，死之可以沽名也如此。」于是不务名义，争为硁硁；不务完节，争为皎皎，有轻一死以求名者耳。乌有正直忠厚匡君以义者乎？春秋决不然也。而是息者乃从而解之曰：「世衰道微，人蔑亷耻，朝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者，天下皆然也。」圣人忧焉，取息以为苟活者戒耳，奚暇责其前日之非？夫死有轻于鸿毛者，有重于泰山者，是与非之辩也。圣人奚择乎生？奚择乎死？择乎是与非而已矣。是故华督亦死于闵公之难，而春秋削焉，弗书者，身有罪也。息而辅不以正，独无罪乎？召忽亦死于子纠之难，而春秋削焉，弗书者，弟无夺兄之义也。息而辅不以正，独为义乎？徒人费亦死于襄公之难，而春秋削焉，弗书者，嬖幸之臣也。息而辅不以正，独非嬖幸乎？比类而观，春秋之所以与息者，防可识矣。非息者则又从而解之曰：「春秋而果与息也，曷为而称息？称息者，名之也。名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贱其从君于昏也。可谓失春秋之防矣。」卓子息之君也，名其君于上，则不得字其臣于下。君前臣名，礼之经也。刘敞之説审矣，春秋何贬焉？是是非非，莫得其据，则又有依违于是非之间而解之曰：「春秋之义，有因此以见彼者。」故荀息之与非圣人意也，与息所以恶里克，兹又不通之甚者。春秋圣人赏罚之书也，穷则见诸言，达则见诸事。里克而有罪也，诛之而已矣。息非贤也，而与之，乃语人曰：「所以诛里克也。」虽三尺稚子，有不笑焉者乎？且弑君之罪，罪之极也，克己莫逃于天地间矣，奚必待与息而后见克之罪
译晋国的里克杀死了他的国君卓子，以及他的大夫荀息。
赵子常说：奚齐和卓子都是晋献公宠爱的儿子。而奚齐有先君遗命的依据。如果奚齐不被记载为被弑，那么卓子为什么被称为国君呢？这是为了纠正里克的罪行。奚齐和卓子作为国君的地位是一样的。董仲舒说：作为国君和父亲，如果不明白《春秋》的大义，必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作为臣子和儿子，如果不明白《春秋》的大义，必定会陷入篡位弑君的罪责。篡位弑君的罪责容易看清，而首恶的名声却难以知晓。《春秋》防范明显的罪恶，而阐明隐微的道理。对于申生，记载说：“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对于奚齐，记载说：“晋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严格区分嫡庶的名分，以昭示晋献公首恶的名声。对于卓子，记载说：“晋里克弑杀了他的国君”，端正君臣的名分，以讨伐里克弑君叛逆的罪行。
黄楚望说：“读‘晋里克弑其君卓’这一条，有人问：‘国人不把夷齐、卓子当作国君，却说里克弑杀了他的国君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里克把卓子当作国君。先儒想要追溯晋献公杀害申生的根源，里克又是太子的师傅，他们的意图是想为公子重耳、夷吾铺路，所以怀疑里克可以不死。他们不知道时势变化则情理也随之改变，在晋献公时，那是宠信淫乱嬖臣，杀害驱逐诸子，断绝纲常伦理；在奚齐、卓子的时候，那是继承大统的国君被臣子弑杀，哪里能拘泥于前事呢？”《左传》记载：“冬十月，杀奚齐；十一月，杀卓子。”这都是晋献公九年的事。《春秋》在冬天记载“杀奚齐”，距离晋献公去世不到两个月；在十年春天记载“弑卓”，已经过了一年。不到两个月所以称“子”，过了一年所以称“君”。说“其君之子”，这是预防性的措辞罢了。这里应当舍弃传文而遵从经文。顾叔时说：“世上议论荀息的人，都认为是他殉守小信而违背大义，我对此怀疑而不相信。相信什么呢？只相信《春秋》罢了。”我看《春秋》时代，那些奋不顾身、死于国难的人，比比皆是。记载在经文中的除了三个人之外，就没有听说了。起初是孔父，接着是仇牧，最后是荀息。那么荀息，是《春秋》所赞赏的人。我曾经依据《春秋》来推广这个说法。大概听说臣子所明晓的是道义，对于国君不贵在盲目顺从；所树立的是节操，对于自身不贵在盲目殉死。晋献公废黜申生，这是君父的首恶。从容赴死如荀息，他在生死关头，已经深思熟虑了。难道只爱惜这条性命而一言不发吗？岂止是一言不发，心里必定反复劝谏，而没有人听从。反复劝谏而没有人听从，于是申生赴死，没有人适合做国君。在这个时候，把国家交给奚齐，只是遵从国君的命令罢了。谁说这不正呢？因此，让他做师傅，他就做师傅；答应去死，他就去死。这是臣子尽到的本分。《春秋》的大义，或许就是这样吧？假如申生不应当被废黜，荀息袖手旁观而不加忧虑，这叫做“纵容国君的恶行”，纵容国君的恶行，不是仁德。奚齐不应当被立为国君，荀息甘心做他的师傅而不推辞，这叫做“助长国君的恶行”，助长国君的恶行，不是道义。不仁不义的人，难道足以作为天下万世的准则吗？即使能苟且偷生，圣人也会把他比作沟渠中的匹夫，哪里会肯定他的死而大书特书呢？如果一定要肯定他的死而大书特书，那么天下谁不会说：“圣人看重小信到了这种地步，死就可以沽名钓誉到了这种地步。”于是人们不致力于名节道义，争相做固执浅薄之人；不致力于保全节操，争相做表面洁白之人，只有轻视一死来求取名声的人了。哪里有正直忠厚、用道义匡正国君的人呢？《春秋》绝不会这样。而荀息却解释说：“世道衰微，人们蔑视廉耻，早上接受命令，太阳还没到中午就抛弃它，天下都是这样。”圣人对此担忧，选取荀息作为苟活者的警戒，哪里有空责备他以前的不对呢？死有轻于鸿毛的，有重于泰山的，这是是与非的辨别。圣人哪里选择生？哪里选择死？只选择是与非罢了。因此华督也死于闵公之难，而《春秋》删削了，不记载，是因为他自身有罪。荀息如果不以正道辅佐，难道没有罪吗？召忽也死于子纠之难，而《春秋》删削了，不记载，是因为弟弟没有夺取哥哥君位的道义。荀息如果不以正道辅佐，难道就是道义吗？徒人费也死于襄公之难，而《春秋》删削了，不记载，是因为他是嬖幸之臣。荀息如果不以正道辅佐，难道不是嬖幸吗？比较类比来看，《春秋》之所以肯定荀息，是可以知晓的。否定荀息的人又解释说：“《春秋》如果真的肯定荀息，为什么称荀息？称荀息，是直呼其名。直呼其名，是轻视他。轻视他，是因为轻视他追随昏君。这可以说是失去了《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了。”卓子是荀息的国君，在上面称其国君的名，就不能在下面称其臣的字。在国君面前臣子称名，这是礼制的常理。刘敞的说法是确切的，《春秋》有什么贬斥呢？如果是非不分，找不到依据，那么又有在是非之间犹豫不决并解释说：“《春秋》的大义，有借此来表现彼的。”所以荀息的对与不对，不符合圣人的心意，肯定荀息是为了厌恶里克，这又是不通之甚了。《春秋》是圣人赏罚的书，穷困时见于言论，显达时见于行事。里克如果有罪，诛杀他就罢了。荀息不贤，却肯定他，却告诉人说：“这是为了诛杀里克。”即使是三尺孩童，有不嘲笑他的吗？况且弑君的罪行，是罪行的极致，里克自己已经无法逃脱天地间的谴责了，何必等到肯定荀息之后才显现里克的罪行呢？
也？如待与息而后见克之罪，则宋万、无知之徒，其无责与？春秋决不然也。为此纷纷者，徒泥于奚齐之不可立耳，殊不知申生、奚齐均献公子也，嫡庶之异耳。故申生而在，奚齐之立僭也；申生而亡，奚齐之立分也。独庶子而不可立乎？圣人于此知天下后世拘常守曲之士，必有从而议其非者，故于奚齐也，特笔之曰「君之子」，以正其名，兹亦可以破天下之惑矣。而谷梁子反为之言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之不子也，岂不凿甚矣哉！」然则説荀息者宜奈何？徇小信而防大义，圣人不与，圣人而与焉。其非徇小信而忘大义也，又奚疑？
译难道要等到荀息死后才去追究他未能克制晋献公之罪的过错吗？如果这样，那么宋万、无知这类人，难道就没有责任了吗？《春秋》的决断并非如此。那些对此争论不休的人，只是拘泥于奚齐不能继位的成见罢了，却不知申生与奚齐都是晋献公的儿子，只是嫡出与庶出的区别而已。因此，如果申生还在世，奚齐继位就是僭越；如果申生已死，奚齐继位就是合乎本分的。难道庶出的儿子就不能继位吗？圣人在这件事上知道天下后世那些拘泥于常规、固守偏狭的人，必定会跟随议论其不当，所以对于奚齐，特意记载为“君之子”，以端正其名分，这也可以破除天下的疑惑了。而谷梁子反而解释说：“称其为‘君之子’，是因为国人不把他当作儿子看待，”这难道不是太过牵强附会了吗！那么，为荀息辩护的话应当怎么说呢？苟且小信而违背大义，圣人不会赞同；圣人如果赞同，那荀息的行为就不是苟且小信而忘记大义，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卓公作卓子
夏齐侯许男伐北戎
熊过氏曰：「戎患中国及曹、鲁耳。狄则邢、卫、晋、温、郑、齐、鲁、宋皆受其害。齐桓召陵之师，经营久而方兴者，其先戎狄迭起，有以牵制之也。然戎弱狄强，北戎在燕，西狄北意，今紫荆、倒马诸闗之地，杜即以为山戎，非也。戎讫春秋无大患，狄遂代兴，敢于灭温。温近王畿，殆将侵败王畧，无以称一匡矣。齐不合诸侯以讨狄，顾弛劳于许，而专役以伐戎，虽云节制，不失所先后哉？或狄难猝制，又恐与戎合灭，戎所以警狄，然已细矣。」
晋杀其大夫里克
左传》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防齐隰朋，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説，将杀里克，谓之曰：「防子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克伏剑而死。惠公忌里克，故杀之。懐私而讨，虽死不服。《公羊》曰：「不以讨贼之辞言之。」《谷梁》曰：「称国以杀，罪累上也。」时君杀人大抵出于私意为多，不能无累。苐《春秋》为鲁史，使各国不着其国名，则杀大夫、杀公子，不知当属何国也。若称国、称人，似有防别。单称国，似出于君为多。称国人，则或有出于众人之公而惬其愿者，或有出于众人之私而行其强者。胡氏之説为是。乃诸家以称人为讨贼之词，亦不尽合。总是直书其杀，而有罪无罪自见，非若后世书「伏诛」为讨罪显然与槩杀者不同也。称大夫、公子，已受君命，不没其官，褒贬不在此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雪公作雹
壬申○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齐桓三十七，晋恵二，卫文十一，蔡穆二十六，郑文二十四，曹共四，陈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晋杀其大夫防郑父
苏子繇曰：「防郑里克之党也。惠公既杀里克，防郑言于秦伯，请出晋君而纳重耳。郑则有罪矣，然郑之谋繇杀里克致之也，故称国以杀。」
左传》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
夏公及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阳谷。
此防及防于卞皆声姜也。僖公令妻。
左传》夏，杨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左传黄人不归楚贡楚人伐黄
癸酉○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齐桓三十八，晋惠三，卫文十二，蔡穆二十七，郑文二十五，曹共五，陈宣四十五卒，杞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一，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左传》诸侯城卫楚丘之郛，惧狄难也。
夏楚人灭黄
谷梁传》黄之盟，管仲曰：“江、黄逺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夫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聴，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悯之也。
胡传《春秋》灭人之国，其罪则一；而见灭之君，其例有三：以归者，既无死难之节，又无克复之志，贪生畏死，甘就执辱之罪为重，许斯顿牂之属是也；出奔者，虽不死于社稷，有复兴之望焉，托于诸侯，犹得寓礼，其罪为轻，▯子、温子之类是也；若夫国灭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毙焉者矣，于礼为合，于时为不幸，若江、黄二国是也。其书“灭”者，见楚人之强，罪诸侯之弱，责方伯、连帅之不修其职，使小国寡民困于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谓“亡国之善词，上下之同力”者也。
熊过氏曰：「冬伐而夏始灭，歴三时矣，而救不至，齐真负黄哉！」盖是时管仲死矣，谷梁之言是也。左氏据平戎于王之説，谓仲尚未死者，非。
秋七月
左传》王以戎难故讨王子带。秋，王子带奔齐。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晋。
王樵氏曰：「按王子带召戎伐京师，入王城，圗危王室。在王室，则管、蔡之比也，属籍当絶；在天下，则王室之贼，天下之所当共讨也。今王以戎难之故，声其罪而讨之。齐侯不闻助王，而反受其奔，又不执以归于京师，何哉？戎伐王室，天下古今之大变。自幽王以来，遂狃以为常
译卓公作《卓子》。
夏，齐侯、许男讨伐北戎。
熊过氏说：“戎患只涉及中原及曹、鲁罢了。狄患则邢、卫、晋、温、郑、齐、鲁、宋都遭受其害。齐桓公在召陵的军队，经过长期经营才兴起，是因为先前戎狄交替兴起，有所牵制。然而戎弱狄强，北戎在燕地，西狄在北边，如今紫荆、倒马等关隘之地，杜预就认为是山戎，这是不对的。戎直到春秋末期都没有大患，狄于是代兴，敢于灭掉温国。温国靠近王畿，几乎要侵犯败坏王室的疆域，这样就不能称为‘一匡天下’了。齐国不联合诸侯去讨伐狄人，反而在许国松懈劳力，而专门役使军队去讨伐戎人，虽然说是有所节制，难道没有失掉先后的次序吗？或许狄患难以迅速制服，又担心与戎人联合灭亡，戎人用来警戒狄人，但这已经细微了。”
晋国杀了其大夫里克。
《左传》：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防备齐国的隰朋，拥立晋侯。晋侯杀里克来取悦他们，将要杀里克时，对他说：“隰朋来不及到这里。虽然如此，你弑杀了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作为你的国君，不也很难吗？”里克伏剑而死。惠公忌恨里克，所以杀了他。怀有私心而讨伐，即使死了也不服。《公羊传》说：“不用讨伐贼臣的言辞来叙述。”《谷梁传》说：“称国名来杀，罪责连累到上位者。”当时国君杀人大多出于私意，不能没有连累。只是《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如果各国不写明国名，那么杀大夫、杀公子，不知道应归属哪一国。如果称国名、称人，似乎有所区别。单称国名，似乎多出于国君。称国人，那么或许有出于众人公意而符合心愿的，或许有出于众人私意而施行强权的。胡安国的说法是对的。于是各家认为称人是讨伐贼臣的言辞，也不完全符合。总之是直书其杀，有罪无罪自然显现，不像后世书写“伏诛”那样，讨伐罪人显然与一概杀戮不同。称大夫、公子，已经接受君命，不隐没其官职，褒贬不在此处。
秋七月。
冬，下大雨雪。
雪公作《雹》。
壬申○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齐桓公三十七年，晋惠公二年，卫文公十一年，蔡穆公二十六年，郑文公二十四年，曹共公四年，陈宣公四十四年，杞成公六年，宋襄公二年，秦穆公十一年，楚成王二十三年。
春，晋国杀了其大夫阳处父。
苏子由说：“阳处父是里克的党羽。惠公已经杀了里克，阳处父对秦伯说，请求放出晋君而接纳重耳。阳处父就有罪了，然而阳处父的谋划是由杀里克导致的，所以称国名来杀。”
《左传》：天王派遣召武公、内史过赐给晋侯命令。
夏，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
这次会见以及在卞的会见都是声姜。僖公命令妻子。
《左传》：夏，杨拒、泉皋、伊雒之戎共同讨伐京师，进入王城，焚烧东门。是王子带召引他们的。秦国、晋国讨伐戎人，来救援周王室。
秋八月，大旱求雨。
冬，楚国人讨伐黄国。
《左传》：黄国人不归还楚国的贡品，楚国人讨伐黄国。
癸酉○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齐桓公三十八年，晋惠公三年，卫文公十二年，蔡穆公二十七年，郑文公二十五年，曹共公五年，陈宣公四十五年去世，杞成公七年，宋襄公三年，秦穆公十一年，楚成王二十四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食。
《左传》：诸侯为卫国在楚丘修筑外城，是畏惧狄患。
夏，楚国人灭掉黄国。
《谷梁传》：黄国结盟时，管仲说：“江、黄远离齐国而靠近楚国，楚国是贪图利益的國家。如果讨伐而不能救援，就无法统领诸侯了。”桓公不听，于是与他们结盟。管仲死后，楚国讨伐江国，灭掉黄国，桓公不能救援，所以君子怜悯他们。
胡传：《春秋》灭人国家，其罪则一；而被灭的国君，其例有三：以归者，既无死难的气节，又无克复的志向，贪生怕死，甘愿接受被执辱的罪责为重，许、顿、牂等属于此类；出奔者，虽不死于社稷，有复兴的希望，依托于诸侯，还能寄托礼仪，其罪为轻，〇子、温子之类属于此类；至于国家灭亡而死在位上，这是得正而毙，于礼为合，于时为不幸，像江、黄二国属于此类。书写“灭”，是显示楚人的强大，罪责诸侯的软弱，责备方伯、连帅不修其职，使小国寡民困于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谓“亡国之善词，上下之同力”者也。
熊过氏说：“冬讨伐而夏才开始灭亡，历经三个季节了，而救援不到，齐国真辜负黄国啊！”大概这时管仲已经死了，谷梁的话是对的。左氏根据平戎于王的说法，认为管仲尚未死，这是不对的。
秋七月。
《左传》：王因为戎患的缘故讨伐王子带。秋，王子带逃奔齐国。冬，齐侯派遣管夷吾在王处平定戎人，隰朋在晋处平定戎人。
王樵氏说：“按王子带召引戎人讨伐京师，进入王城，图谋危害王室。在王室，则是管、蔡之比，属籍应当断绝；在天下，则是王室之贼，天下所应当共同讨伐的。现在王因为戎患的缘故，声讨其罪而讨伐他。齐侯不闻助王，反而接受其逃奔，又不执拿他归之于京师，为什么呢？戎人讨伐王室，是天下古今之大变。自幽王以来，遂习以为常。”
事。齐桓曾莫之恤，其昧于义而阙于职也，甚矣。方且使管仲平戎于王，夫邻好合和之谓平，戎犯王室而平焉，恶用方伯连帅为也？」
译这件事。齐桓公竟然毫不关心，他对于道义糊涂、对于职责缺失，真是严重啊。况且他还派遣管仲去为王室平定戎狄的侵扰，所谓“平”，是指邻国和睦友好；戎狄侵犯王室却去平定它，那还需要方伯和连帅做什么呢？
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卒
杵公作处
甲戌 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齐桓三十九，晋恵四，卫文十三，蔡穆二十八，郑文二十六，曹共六，陈穆公款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卫
左传》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带事。毕，不与王言，归，复命曰：“王怒未怠，其十年乎？”
王樵氏曰：「楚灭▯、黄，戎伐王室。狄今年侵卫，明年侵郑。淮夷亦来病杞，而不忌。盖有所侮而动也。五霸以假借仁义收灭取胜，驩虞一时，而其缺露败壊已见于其身未死之前。其事则直书于防，其义则讲于圣人之道者，自知之矣。」
夏四月▯陈宣公
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左传》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齐仲孙湫致之。
熊过氏曰：咸今开州东南界，即叔孙得臣败狄之地，在今开州东南六十里。杜云：东郡濮阳也。咸本卫地，东界于齐，狄入卫，故防以备之。左氏谓为杞，故非也。淮夷北距杞都雍丘，逾千里，东越郯、宋，西越徐东，然后乃至，不能病杞。况近舍卫而远虞杞，伯畧亦岂然哉！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齐
王樵氏曰：「阳谷、甯毋及咸之防，其后公子友皆如齐。僖公委曲于季，季能善事齐桓。数年之间，鲁国几治，而僖公称为贤君，季友之力也。」
乙亥○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齐桓四十，晋恵五，卫文十四，蔡穆二十九卒，郑文二十七，曹共七，陈穆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诸侯城缘陵
左传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
公羊传》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葢徐莒脇之。
杜氏曰：不言城杞，杞未迁也。诸侯者，君臣之辞。熊过氏曰：缘陵者，诸家指为杞邑，无所详勘。独前汉志，臣瓉以为营丘即营陵，营陵即缘陵之説，则始胙太公者，杞安得逾千里邑之？况先君分壤有制，又去新都临淄仅百余里，岂其弃以委杞哉？向见季明徳欲定为沙麓之比云：齐、卫、狄三国接壤，然无据，不能决也。而非杞邑则同矣。就令杞邑，亦不得如胡氏以为专封也。夫昔未有国而今始有者，封也。杞古诸侯，位上公，王室衰而夷狄侵，桓率诸侯改营使辟难耳。缘陵既杞邑，何甞更封而欲罪其专哉？
黄正宪氏曰：「季氏谓缘陵于齐、卫最切，而亦宋、鲁诸国通狄之要道，故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不敢犯卫者十八年。然不逾年而狄有侵郑之役，将复城之哉？」故曰：「在徳不在险。」
詹莱氏曰：「孰城之防，咸之诸侯也。咸，卫地。叔孙得臣所为败狄者是也。是年春，狄侵卫，防咸，谋卫也。城缘陵，固卫也。以楚丘之城不足以御狄，故复城其塞邑以藩之也。不系之卫者，为天下御狄也。或谓为淮夷病▯，故城而迁之，非也。」
齐桓公存三亡国而书词不同，或曰：城楚丘为卫，则没诸侯而不书，以内辞，几于王矣。城邢再叙三师，详言之，以见诸侯之尽力也。缘陵再言诸侯，诸家以为前目后凡也。谷梁曰：其曰诸侯，散辞也。聚而曰散，何也？诸侯城有散辞也。桓徳衰矣，葢是时管仲已死，桓公耄荒，宜诸侯之散离至不可得而序也，皆非也。鲁从本国至卫受功，不与诸侯同行，故书法如此。城邢三师少，故列叙其名。缘陵八国多，故总称诸侯。楚丘鲁国自行，故以内辞书。缘陵诸国同行，故以诸侯书。楚丘书法与戍陈、戍虎牢、归粟于蔡同。缘陵书法与首止、葵丘同。首止八国多而盟止，书诸侯。葵丘七国多而盟亦止，书诸侯，可证也。《春秋》不作意，无费辞，书其事而美恶自见。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
左氏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过于防而使来朝。明年经又书季▯归于鄫，季▯之在鲁归宁也，遇于防，嘱其来朝也。鄫子既朝，鲁怒，壻已解。明年归于鄫，仍复归鄫也。其事甚明，诸家止以归鄫为于归生出，鲁公爱女使自择配之説。夫
译冬季十二月丁丑日，陈侯杵臼去世。
杵公在位期间。
甲戌日，周襄王五年。
鲁僖公十三年，齐桓公三十九年，晋惠公四年，卫文公十三年，蔡穆公二十八年，郑文公二十六年，曹共公六年，陈穆公（即陈宣公）元年，杞成公八年，宋襄公四年，秦穆公十三年，楚成王二十五年。
春季，狄人侵犯卫国。
《左传》记载：春季，齐侯派仲孙湫出使周王室，并提及王子带的事。仲孙湫完成使命后，没有与周王交谈，回国后复命说：“周王的怒气尚未平息，恐怕要十年吧？”
王樵氏说：“楚国灭掉了弦、黄两国，戎人攻打周王室。狄人今年侵犯卫国，明年侵犯郑国。淮夷也来侵扰杞国，毫不忌惮。大概是因为有所轻侮而行动。五霸凭借假借仁义来收服灭亡的国家以取得胜利，欢愉一时，但其缺陷和败坏已在其生前显现。其事实在史书中直书，其意义则由圣人之道来阐发，自然明白。”
夏季四月，陈宣公去世。
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咸地会盟。
《左传》记载：淮夷侵扰杞国，所以暂且谋划周王室的事。秋季，因为戎人的祸患，所以诸侯戍守周王室。齐国的仲孙湫致送戍守的军队。
熊过氏说：“咸地在今开州东南边界，即叔孙得臣击败狄人的地方，在今开州东南六十里。杜预说：是东郡濮阳。咸地本是卫国的土地，东面与齐国接壤，狄人进入卫国，所以会盟以作防备。《左传》说是为了杞国，所以不对。淮夷北距杞国都城雍丘，超过千里，向东越过郯、宋，向西越过徐国东部，然后才能到达，不可能侵扰杞国。况且舍弃近处的卫国而担忧远处的杞国，霸主略施小惠难道是这样做的吗！”
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
王樵氏说：“阳谷、宁母以及咸地的会盟，其后公子友都前往齐国。僖公对季友委曲求全，季友能妥善侍奉齐桓公。数年之间，鲁国几乎治理好，而僖公被称为贤君，这是季友的功劳。”
乙亥日，周襄王六年。
鲁僖公十四年，齐桓公四十年，晋惠公五年，卫文公十四年，蔡穆公二十九年去世，郑文公二十七年，曹共公七年，陈穆公二年，杞成公九年，宋襄公五年，秦穆公十四年，楚成王二十六年。
春季，诸侯为杞国修筑缘陵城。
《左传》记载：诸侯修筑缘陵城，将杞国迁往那里。
《公羊传》记载：为什么要为杞国筑城？因为杞国面临灭亡。谁要灭亡它？大概是徐国和莒国胁迫它。
杜氏说：不说是“城杞”，因为杞国尚未迁都。诸侯，是君臣关系的辞令。熊过氏说：“缘陵，诸家指为杞国的邑地，没有详细考证。只有《前汉书·地理志》臣瓒认为营丘即营陵，营陵即缘陵的说法，那么当初分封太公的，杞国怎能越过千里之地拥有邑地？况且先君分封土地有制度，又距离新都临淄仅百余里，难道会舍弃它交给杞国吗？曾见季明德想定为沙麓之比，说：齐、卫、狄三国接壤，但没有依据，不能决断。而不是杞国的邑地则相同。即使说是杞国的邑地，也不能如胡氏认为的专门分封。过去没有国家而现在才有的，是分封。杞国是古代诸侯，地位上公，王室衰微而夷狄侵扰，桓公率领诸侯改营使其避开灾难罢了。缘陵既是杞国的邑地，何曾重新分封而想要责备其专断呢？”
黄正宪氏说：“季氏认为缘陵与齐、卫最密切，也是宋、鲁等国通往狄人的要道，所以诸侯共同服役，从此狄兵不敢侵犯卫国十八年。然而不到一年狄人有侵犯郑国的战事，难道又要修筑城池吗？”所以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
詹莱氏说：“谁修筑的城池，是咸地会盟的诸侯。咸，是卫国的土地。叔孙得臣在此击败狄人。这年春天，狄人侵犯卫国，在咸地会盟，谋划保卫卫国。修筑缘陵城，是巩固卫国。因为楚丘的城池不足以抵御狄人，所以再次修筑其边塞邑地以作藩篱。不系属于卫国，是为天下抵御狄人。有人说因为淮夷侵扰杞国，所以修筑城池并迁都，不对。”
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而史书记载的用词不同，有人说：修筑楚丘城是为了卫国，则隐去诸侯而不书，用内辞，近乎王命了。修筑邢城再次叙述三师，详细记载，以显示诸侯的尽力。缘陵再次提到诸侯，诸家认为是前目后凡。《谷梁传》说：其说诸侯，是散辞。聚集而说散，为什么呢？诸侯筑城有散辞。桓公的德行衰微了，大概这时管仲已死，桓公年老昏乱，适宜诸侯的离散以至于不可得而序，都不对。鲁国从本国到卫国受功，不与诸侯同行，所以书法如此。修筑邢城三师少，所以列叙其名。缘陵八国多，所以总称诸侯。楚丘鲁国自行，所以用内辞书。缘陵诸国同行，所以用诸侯书。楚丘的书法与戍陈、戍虎牢、归粟于蔡相同。缘陵的书法与首止、葵丘相同。首止八国多而盟止，书诸侯。葵丘七国多而盟亦止，书诸侯，可以证明。《春秋》不凭空臆造，不浪费辞藻，记载其事而美恶自见。
夏季六月，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
《左氏》记载：鄫季的季姬来鲁国省亲，鲁公生气阻止她，因为鄫子不来朝见。夏季，季姬路过防地而让鄫子来朝见。明年经又记载季姬归于鄫，季姬在鲁国省亲，在防地相遇，嘱咐其来朝见。鄫子既已朝见，鲁公的怒气，女婿已解。明年归于鄫，仍复归鄫。其事甚明，诸家只以归鄫为于归生出，鲁公爱女使自择配偶的说法。夫
防今沂州承县十里故鄫城
鄫谷作缯
秋八月辛夘沙鹿崩
沙鹿，晋地也？不书晋，名山大川不以封，非侯国所隶也。郑渔仲曰：「沙鹿不书晋，地通卫狄。」按，今大名府元城县东界有沙鹿土山，古阳平地也。西为卫，东为齐，北狄地，不可系之国也。大名去晋地逺，僖公时晋尚未至东方，因左氏附着卜偃之言，而后儒遂以为晋地尔。
狄侵郑
狄不能迫卫，东不得志于齐，西挠郑矣。
黄正宪氏曰：「按狄在北境，其东则入齐之冲，东南则入宋卫之道，西南则入陈郑之道。自缘陵既城，卫少狄患，亦非无益之举。然不越三时，遂繇西道以侵郑。齐竟坐视不救，乃知城缘陵之役，桓公实为已谋乎？当是时，齐卫相为犄角，发一兵以截其归路，狄不一大创乎？《春秋》书此，见狄之强横，亦以罪齐卫之寡谋也。」
冬蔡侯肹卒
丙子○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齐桓四十一，晋恵六，卫文十五，蔡庄公甲午元年，郑文二十八，曹共八，陈穆三，杞成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齐
髙忠宪曰：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务不烦诸侯。令三嵗而聘，五嵗而朝，有事而防，不恊而盟。」今按公十年如齐，此又如齐，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礼矣。
楚人伐徐
左传徐即诸夏故也
徐自僖公三年为齐取舒以开入楚之路，楚欲甘心久矣，以其相距甚逺，且畏伯主救援，故未报复。今齐桓年耄业衰，威灵日弛，又何所惮而不伐乎？且徐，齐之南土，伐徐所以震齐之邻也。
三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左传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
黄正宪氏曰：「牡丘，齐地，与徐为邻；匡卫地，与徐相逺。欲救徐而至卫地，倦行可知矣。」
牡丘城今在东昌府东北七十里，匡在陈留长垣县，今长垣属大名府，而匡则割在睢州矣。
帅公作率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
左传秋伐厉以救徐也
姜廷善曰：「厉，神农之后，楚与国也。牡丘之防，齐桓畏怯，既不能败楚，救徐，于是欲伐其与国以塞责。然厉非楚所急，何益于事哉？故冬，楚败徐于娄林，是激楚怒而祸之也。诸侯志怠，不欲重烦，而曹共公之位，齐所定也，故独劳之耳。」
厉今，徳安府北一百八十里有厉乡。
八月螽
螽公作▯
九月公至自防
公羊传》桓公之防，不致。此何以？致久也。桓自是徳衰矣。
季姬归于鄫
季▯见止于鲁，为鄫子不朝，故尔。鄫子既来朝，归而以季▯请，故复以季姬归鄫。明前此非遂絶鄫而离婚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庙
左传》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隠慝焉。
夷諡伯字犹云共仲僖叔成季云尔，此大夫已没之恒称。先儒以夷伯为公子展，展时尚未赐氏，宜以字行，何以不曰夷展乎？此葢鲁大夫而不可知其为谁矣。夷伯盖大夫之始祖，当有特庙者也。左氏谓展氏有隠慝焉，恐亦未必然。
公羊曰：“晦者何？防也。”谷梁曰：“晦冥也。”用修曰：“慎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书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是也。公羊乃曲为之説。于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之传曰：“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则何以不言晦？《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亦不书。”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刘歆之言曰：“及朔书朔，及晦书晦。”刘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弃晦，乖伪之深者。甲午书晦，则无説矣。”《左氏》曲説以为陈不违晦故败。噫！楚以晦而败，晋不晦而胜乎？是皆勦説之无理者也。
春秋书月，书日，农功、狝狩、祭祀，俱有常变，不可不记。其余不过系时日耳。有则书之，无则缺之。残文防简，则聴之。何至琐琐以此定美恶，寓褒贬哉？公谷好为穿凿，赵子常
译防，即今沂州承县十里处的故鄫城。
鄫，谷作缯。
秋八月辛夘，沙鹿山崩塌。
沙鹿，是晋地的吗？不记载晋，是因为名山大川不用于分封，不属于诸侯国管辖。郑渔仲说：“沙鹿不记载晋，是因为此地连通卫国和狄人。”按，现在大名府元城县东界有沙鹿土山，是古阳平地。西边是卫国，东边是齐国，北边是狄人之地，不能归属于某国。大名距离晋地遥远，僖公时晋国势力尚未到达东方，因为左氏附会卜偃的话，后世儒者便认为是晋地罢了。
狄人侵犯郑国。
狄人不能逼迫卫国，向东在齐国不得志，便向西侵扰郑国了。
黄正宪氏说：“按狄人在北境，其东面是进入齐国的要冲，东南是进入宋、卫的道路，西南是进入陈、郑的道路。自从缘陵筑城后，卫国减少了狄患，也不是无益之举。然而不到三个季度，狄人便从西道入侵郑国。齐国竟然坐视不救，由此可知筑城缘陵的战役，桓公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谋划吗？当时齐、卫互为犄角，派出一支军队截断狄人的归路，狄人难道不会遭受重创吗？《春秋》记载此事，既显示狄人的强横，也以此谴责齐、卫缺乏谋略。”
冬，蔡侯肹去世。
丙子○襄王七年
十五年○齐桓公四十一年，晋恵公六年，卫文公十五年，蔡庄公甲午元年，郑文公二十八年，曹共公八年，陈穆公三年，杞成公十年，宋襄公六年，秦穆公十五年，楚成公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髙忠宪说：昭公三年，子太叔说：“文公、襄公称霸，其事务不烦扰诸侯。规定三年一次聘问，五年一次朝见，有事则会盟，不协调则结盟。”现在按鲁公十年前往齐国，这次又前往齐国，是实行五年一朝的制度，等同于侍奉天子的礼仪了。
楚人攻打徐国。
左传：徐国属于诸夏的缘故。
徐国自从僖公三年被齐国夺取舒地以开辟进入楚国的道路后，楚国一直想报复，因为距离太远，且畏惧霸主救援，所以没有报复。现在齐桓公年老事业衰微，威势日渐松弛，还有什么忌惮而不攻打呢？况且徐国是齐国的南部领土，攻打徐国是为了震慑齐国的邻国。
三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随后驻扎在匡。
左传：重温葵丘的盟约并且救援徐国。
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
黄正宪氏说：“牡丘，是齐地，与徐国相邻；匡是卫地，与徐国相距遥远。想要救援徐国却到了卫地，旅途劳顿可想而知。”
牡丘城现在在东昌府东北七十里，匡在陈留长垣县，现在长垣属于大名府，而匡则划归睢州了。
帅，公作率。
夏五月，发生日食。
秋七月，齐国军队、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左传：秋，攻打厉国以救援徐国。
姜廷善说：“厉国，是神农的后代，楚国的盟国。牡丘之会，齐桓公畏惧怯懦，既不能击败楚国、救援徐国，于是想攻打楚国的盟国以搪塞责任。然而厉国并非楚国所急切关注的，这对事情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冬天，楚国在娄林击败徐国，这是激怒楚国而招致祸患。诸侯意志懈怠，不想再烦扰，而曹共公的君位是齐国所确定的，所以只让曹国劳师动众罢了。”
厉国现在，在徳安府北一百八十里处有厉乡。
八月，发生蝗灾。
螽，公作〇。
九月，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公羊传》：桓公的会盟，不记载回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历时久了。桓公从此德行衰微了。
季姬嫁到鄫国。
季〇在鲁国被扣留，因为鄫子不朝见，所以如此。鄫子已经来朝见，回国后以季〇为请求，所以又把季姬嫁回鄫国。表明此前并非彻底断绝与鄫国的关系而离婚。
己卯日，月末，夷伯的庙发生地震。
《左传》：这是罪过。当时展氏有隐秘的罪恶。
夷是谥号，伯是字，如同共仲、僖叔、成季一样，这是大夫去世后的常规称呼。先儒认为夷伯是公子展，展当时尚未赐氏，应当以字行，为什么不叫夷展呢？这大概是鲁国的大夫而不知道是谁了。夷伯大概是大夫的始祖，应当有单独的庙宇。左氏说展氏有隐秘的罪恶，恐怕也不一定。
《公羊传》说：“晦是什么？是月终。”《谷梁传》说：“晦是昏暗。”用修说：“慎按，晦不是昏暗，是月的三十日。《春秋》记载晦的有两处，此处以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作战，楚子、郑师大败，就是如此。《公羊传》却曲解它。当月六只鹢鸟倒退飞过宋都的传文说：‘是月是什么？仅仅赶上这个月。为什么不记日？因为是晦。晦为什么不说不晦？《春秋》不记载晦。朔日有事则记载晦，即使有事也不记载。’《公羊传》的话，多么粗野啊！刘歆的话好啊：‘到朔日记载朔，到晦日记载晦。’刘原父说：‘晦朔，是上天所有的。取朔弃晦，是乖谬虚伪之甚者。甲午记载晦，就没有说法了。’《左传》曲解认为陈不违背晦日所以失败。唉！楚国因为晦日而失败，晋国不晦日而胜利吗？这些都是抄袭说法而没有道理的。”
《春秋》记载月，记载日，农事、狩猎、祭祀，都有常变，不可不记载。其余不过是系连时日罢了。有就记载，没有就空缺。残文缺简，就听之任之。何至于琐碎地以此判定美恶，寄托褒贬呢？《公羊》《谷梁》喜欢穿凿附会，赵子常
于此经亦思过半，而独于时日之义执滞不通。至览二氏晦冥之説，真堪捧腹矣。
冬宋人伐曹
译对于这部经典，你已经领悟了大半，唯独对“时日”的含义固执拘泥、不能通达。等到看到佛、道两家那晦暗不明的说法，真让人捧腹大笑啊。
冬天，宋国军队攻打曹国。
齐桓末年，诸侯多散。观七月所与同伐厉者，一曹耳。宋向从齐伯令者也，今又伐曹，何哉？子产曰：「曹畏宋，盖壤地相接，欲吞噬之素矣。」左氏曰：「修旧怨也。」庄十四年，曹与诸侯伐宋，迨今几年矣？而讨旧怨乎？陈氏传曰：「诸侯之相加兵，自庄之十九年未之有也。」于是再见宋襄公为之也。其轻齐逞霸之心，已见于此矣。
楚人败徐于娄林
左传》徐恃救也。陈氏曰：「桓合七国以救徐，而徐卒败于楚，以是为盟主病矣。」
娄林今临淮县
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左传》晋侯之入也，烝于贾君，不纳羣公子，是以穆▯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此一战也，曲自在晋。韩为晋地，则秦伐晋可知。既已战矣，何必书伐？不书“秦伯伐晋”，省文也。秦至此始得入经文，告入鲁，书法有渐，固自如此。且晋为同姓大国，与秦亦有间矣。恵公不君，自是可伐。夫子抑何必尽其辞以抑晋哉？胡氏曰：“秦伯伐晋而经不书伐，专罪晋也；获晋侯以归而经不书归，免秦伯也。”皆非也。不言师败绩，君获，则不言师败绩，君重于师也。秦今巩昌府秦州，韩在同州今韩城县。
秦始见经
丁丑○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齐桓四十二，晋惠七，卫文十六，蔡庄二，郑文二十九，曹共九，陈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
苏子繇曰：「陨星也。」庄五年书曰：「星陨如雨。」见星之陨，而不见其石也。今曰：「陨石于宋。」五，见其为石，而不见星之陨也。
今归徳府城北有漆沟水，涸时五石存焉。即此，一名陨石河。
陨公作霣
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五石六鹢，外灾也。何以书？为三恪且在中土，书也。周内史叔兴聘宋，宋襄公问曰：「是何祥也？」对曰：「今兹鲁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灾祥变应，夫人溺之。叔兴「吉凶繇人」之説，其尚徳君子也，可以破千载之惑矣。乃其所举三言，一一如响。即使裨灶占天，师旷探防，何以加之？岂亦有所征于人事乎？盖齐桓年耋老而多内宠，其乱可必也。宋襄以狡焉之志，奔走齐侯防盟征伐，无所不与，而乗虚伐曹，快其夙志；使救徐不力，义举不成，其得诸侯而不终，亦可必也。独言鲁多大丧，而是年丧公子友及公孙兹，此何以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赵子常曰：“大夫卒名，则其兼字之，何也？褒防之数异也。季友，僖之叔父也，而有功于僖；仲遂，宣之叔父也，而有功于宣。其丧之有加礼焉，故卒皆字之。叔肸非有功，而以母弟之亲，宣公丧之视季友、襄仲。故三臣者，皆世为卿也。”
熊过氏曰：大夫日卒，其卒名正也。兼字之志，恩礼之隆，史之变例也。与仲遂皆生而三命，为世卿，叔王世及，婼尚曰三命，逾父兄以知牙未三命，故不书也。程子曰：生而赐族，使世为卿，胡氏遵之，然不可通于叔孙。叔孙世卿，据经曷尝族哉？赵子常曰：叔▯之子婴齐复称公孙，叔本非氏，此子常之诬也。叔牙，桓之庶子；叔▯，自文公子，岂可误合耶？叔牙之后称叔孙，叔▯二子婴齐以公子之子称公孙，叔老者亦▯之子，不称公孙而称公叔，其后老之子弓，弓子辄，及辄子诣，皆氏叔，安防自婴齐以叔非氏哉？古者氏以世禄，孙以王父字为氏，常礼也。后世以世官，则有若季友、仲遂、叔▯者，故叔▯子老遂得称叔，非系于王父矣。季明徳言：祖卒而孙受氏，则称其祖者为氏，而非字，此明徳之误也。孙以王父字为氏，氏即字也，在王父在，孙异称耳，又何必辩之哉？至谓友之子无佚可称季，遂之子归父可称仲，不必更言公孙，其説是也，而又自疑何也
译齐桓公晚年，诸侯大多离散。观察七月时与他一同讨伐厉国的，只有曹国罢了。宋国向来服从齐国的霸主命令，如今却又讨伐曹国，这是为什么呢？子产说：“曹国畏惧宋国，因为两国土地相连，宋国向来就有吞并曹国的野心。”《左传》说：“这是为了报复旧怨。”鲁庄公十四年，曹国联合诸侯讨伐宋国，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难道是为了追究旧怨吗？陈氏传文说：“诸侯之间互相攻伐，自从鲁庄公十九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如今宋襄公再次这样做。他轻视齐国、逞强争霸的心思，已经在此显露出来了。
楚人在娄林打败了徐国。
《左传》说：徐国倚仗有援军。陈氏说：“齐桓公联合七国去救援徐国，而徐国最终被楚国打败，因此作为盟主感到忧虑。”
娄林即今天的临淮县。
十一月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
《左传》说：晋侯回国即位时，与贾君通奸，不接纳众公子，因此穆嬴怨恨他。晋侯许诺贿赂中大夫，后来却都违背了诺言。晋侯许诺给秦伯黄河以外的五座城池，东边直到虢略，南边到达华山，内边包括解梁城。后来却没有给予。晋国饥荒时，秦国输送粮食给晋国；秦国饥荒时，晋国却禁止卖粮给秦国。所以秦伯讨伐晋国。
这一战，理亏自然在晋国。韩是晋国的土地，那么秦国讨伐晋国是可以知道的。既然已经交战，何必记载“讨伐”？不写“秦伯讨伐晋国”，是省略文字。秦国至此才开始出现在经文中，因为秦国向鲁国报告战事，书法上逐渐有所体现，本来就是这样。况且晋国是同姓大国，与秦国也有隔阂。晋惠公不像君主，自然可以讨伐。孔子何必用尽言辞来抑制晋国呢？胡氏说：“秦伯讨伐晋国而经文不写‘讨伐’，是专门归罪于晋国；俘获晋侯带回而经文不写‘带回’，是免除秦伯的罪责。”这都是不对的。不写军队战败，是因为君主比军队重要。秦国即今天巩昌府秦州，韩地在同州，即今天的韩城县。
秦国开始出现在经文中。
丁丑日。周襄王八年。
鲁僖公十六年。齐桓公四十二年，晋惠公七年，卫文公十六年，蔡庄公二年，郑文公二十九年，曹共公九年，陈穆公四年，杞成公十一年，宋襄公七年，秦穆公十六年，楚成王二十八年。
春季周王正月戊申朔日，五块陨石落在宋国。
苏子由说：“这是陨星。”鲁庄公五年记载说：“星星陨落像雨一样。”看到了星星陨落，却没有看到它们是石头。如今说：“陨石落在宋国。”“五”，看到了它们是石头，却没有看到星星陨落的情景。
现在归德府城北有漆沟水，干涸时五块石头还在那里。这就是所谓的陨石河。
“陨”字，公羊传写作“霣”。
这个月，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
五块陨石和六只鹢鸟，是外部的灾异。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宋国是三恪之一，且位于中原，所以记载。周内史叔兴出使宋国，宋襄公问说：“这是什么祥兆？”回答说：“今年鲁国会有大丧事，明年齐国会有动乱，您将得到诸侯的拥戴但不能善终。”退下后告诉别人说：“国君问错了，这是阴阳变化的事，不是吉凶产生的根源。吉凶由人决定，我不敢违背国君的意思罢了。”灾异祥瑞的感应，人们往往沉迷其中。叔兴“吉凶由人”的说法，是崇尚德行的君子之言，可以破除千百年来的迷惑。然而他所举的三件事，一件件都应验了。即使是裨灶占卜天象，师旷探究音律，又能超过他多少呢？难道也是从人事上有所征验吗？大概齐桓公年老且宠幸内妾，他的动乱是必然的。宋襄公怀着狡诈的志向，奔走于齐侯的防盟征伐，无所不参与，并且趁虚讨伐曹国，实现他平素的志向；致使救援徐国不力，义举未能成功，他得到诸侯拥戴但不能善终，也是必然的。唯独说鲁国会有大丧事，而这一年去世的是公子友和公孙兹，这是为什么呢？
三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
赵子常说：“大夫去世记载名字，那么兼及表字，为什么呢？因为褒扬和防闲的数目不同。季友是僖公的叔父，且对僖公有功；仲遂是宣公的叔父，且对宣公有功。他们的丧礼有加礼，所以去世都记载表字。叔肸没有功劳，但因为是母弟之亲，宣公对他的丧礼视同季友、襄仲。所以这三位大臣，都世代为卿。”
熊过氏说：大夫按日记载去世，记载名字是正统。兼及表字的记载，是恩礼隆重的表现，是史官变通的体例。与仲遂一样，生前受三命，为世卿，叔孙世代承袭，婼尚且说受三命，越过了父兄的知牙未受三命，所以不记载。程子说：生前赐族，使世代为卿，胡氏遵循此说，然而不能通用于叔孙。叔孙世代为卿，根据经文何曾赐族呢？赵子常说：叔肸的儿子婴齐复称公孙，叔本不是氏，这是子常的诬蔑。叔牙，是桓公的庶子；叔肸，是文公的儿子，岂能错误地合并呢？叔牙的后代称叔孙，叔肸的两个儿子婴齐以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叔老也是肸的儿子，不称公孙而称公叔，其后老的儿子弓，弓的儿子辄，以及辄的儿子诣，都氏叔，怎么可以说从婴齐开始叔就不是氏了呢？古代氏以世禄，孙以祖父的字为氏，是常礼。后世以世官，则有像季友、仲遂、叔肸这样的人，所以叔肸的儿子老得以称叔，不再系于祖父了。季明德说：祖父去世而孙子受氏，那么称其祖父者为氏，而不是字，这是明德的错误。孙以祖父的字为氏，氏即是字，在祖父在世时，孙子称呼不同罢了，又何必辩论呢？至于说友的儿子无佚可以称季，遂的儿子归父可以称仲，不必再言公孙，这个说法是对的，却又自我怀疑什么呢？
？夫行父逮事四君，无佚未立乎位，其称公孙与否，于经无见也。归父当仲遂卒后二年，如齐伐邾，已胜其任，其齿必长，覊贯就傅，其遂未命之时，已如常礼称公孙以自别，其后因不改耳，非谓不可称仲也。婴齐乃归父之弟，而即称仲，义自可见，传者不知，乃谓婴齐后归父耳。又谓称字以师礼尊而不臣，如齐仲父亦非也。季非字也，友岂非名哉？是故知此説者，知弟不可以后兄，知王父字为氏非通论也，岂细故哉？
译行父侍奉过四位国君，没有过失，未曾正式确立官位，他是否称公孙，在经文中并没有记载。归父在仲遂去世两年后，出使齐国并讨伐邾国，已经胜任其职，他的年龄必定较长，在束发就学之时，尚未受命之前，便依照常礼自称公孙以自别，后来沿袭不改罢了，并不是说不能称仲。婴齐是归父的弟弟，却直接称仲，其中的道理自然可见，传注者不知道这一点，竟然说婴齐在归父之后。又说称字是为了用师礼尊崇而不以臣下对待，就像齐国的仲父一样，这也是不对的。季并不是字，友难道不是名吗？因此，知道这种说法的人，知道弟弟不能排在哥哥之后，知道祖父的字作为氏并不是通行的论断，这难道是细微的小事吗？
王樵氏曰：「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复言公孙，则以王父字为氏。如郑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驷，其子曰公孙夏，其孙则曰驷带、驷乞。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鱼，其子曰公孙，及其孙则曰鱼莒、鱼石，是也。亦有以王父名为氏者，鲁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孙夷伯，其孙则曰展无骇、展禽。郑穆公之子曰公子丰，其子曰公孙段，其孙则曰丰卷、丰施，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字为氏，而以父字为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孙归父，字子家，其后为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孙枝，字子桑，其后为子桑氏，亦是也。亦有以父名为氏者，如公孙牙之子曰公孙兹，字戴伯，其后为兹氏，是也。又如季孙鉏，字子弥，其后为公鉏氏，亦是也。以名字为氏者甚多，左氏但记王父字而已。」其二曰：「以次为氏，次者长幼之次，伯仲叔季之类是也。次亦为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长幼呼。及乎往来既多，交亲稍众，则长幼有不胜呼，然后命字焉。长幼之次，可行于家里而已。此『次』与『字』之别也。所以鲁国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谓之字焉，良繇三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尔。」「礼，诸侯之卿命于天子，平王东徙，诸侯无复请命，故隠、桓及庄之初，如无骇、侠之类，不书族者，未赐也。未赐族而身为大夫，则称名而已，卒而后赐氏，故无骇卒不书氏。自宋立华氏，于是有未死而赐族者矣。赐族者皆命之世为卿也。季友立僖、襄仲立宣二君者，不胜私情，欲以异赏报之，故皆生而赐氏，俾世其官。经于其卒，各以氏书者，志变法乱纪之端，贻权臣窃命之祸，其垂戒逺矣。亦不止如鲁三家，他如丁氏、癸氏，以先后别也；祖氏、祢氏，以上下别也；第五氏、第八氏，同居之别也；南宫氏、南伯氏，同称之别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卒
鲁女嫁于诸侯，多不书，而鄫季▯归与卒，详焉。鄫为淮夷所病，齐桓伯图系焉，鲁公休戚闗焉。淮之防，三国谋城鄫，而公所以周旋恐后者，以有季姬也。鄫子不朝，公必曰：“吾劳民动众，为子国道长，而子不出门，安得不怒？”其卒不果朝。齐桓将死，怠于从事耳。书淮防，故书遇防使朝之事。书遇防使朝之事，故书归卒，以始终之。此与庄初年书王▯卒同，且遇防使朝其事颇异，又不可以不书。
左传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
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
其后为叔孙氏
左传》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
冬，十有二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传》谋鄫，且东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
熊过氏曰：「淮今泗州盱眙，淮水所经处，古临淮也。鄫今沂州，据左氏，淮夷病鄫，故即而谋之，且东畧。然以经考之，则去年楚人败徐、娄、林，泗州近古徐城，故今为徐谋楚，以防其地。徐子虽未防，明年与徐伐英氏，则兹防之以也。而伯主之功，亦细矣哉！」
邢侯未尝与齐桓防盟，而防淮独忽与焉，何也？邢自请从于防尔。邢旧属于卫，十八年与狄伐卫，岂不堪卫之征求耶？欲伐卫，故今年请从于防。犹介人欲伐萧，乃先来鲁也。
淮今泗州盱眙县淮水所经
戊寅○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齐桓四十三卒，晋惠八，卫文十七，蔡庄三，郑文三十，曹共十，陈穆五，杞成十二，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齐人徐人伐英氏
桓为宋谋楚，不能病楚，而绕伐其与国。君子以为细矣。徐之称人，何也？与齐序称齐人，不可不称徐人也。熊过氏曰：「英郾姓，臯陶后，国在今寿州、六安间，楚与国之小者。」杜氏不志其地。《路史·国名记》亦止言汉为黥布国，而《汉志》九江郡不定英所在。晏元献《类要》：「臯陶子孙封英六，连言英六、黥布。」《传正义》云：「英改为蓼。」杜元凯曰：「蓼国安丰蓼县，则正今霍丘界于夀州、六安者也。」
夏灭项
左传》师灭项
译王樵氏说：“凡是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公孙的儿子不再称为公孙，而是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例如郑穆公的儿子叫公子騑，字子驷，他的儿子叫公孙夏，他的孙子则叫驷带、驷乞。宋桓公的儿子叫公子目夷，字子鱼，他的儿子叫公孙，他的孙子则叫鱼莒、鱼石，就是这样。也有以祖父的名字作为姓氏的，鲁孝公的儿子叫公子展，他的儿子叫公孙夷伯，他的孙子则叫展无骇、展禽。郑穆公的儿子叫公子丰，他的儿子叫公孙段，他的孙子则叫丰卷、丰施，也是这样。也有不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而以父亲的字作为姓氏的，如公子遂的儿子叫公孙归父，字子家，他的后代成为子家氏，就是这样。又如公孙枝，字子桑，他的后代成为子桑氏，也是这样。也有以父亲的名字作为姓氏的，如公孙牙的儿子叫公孙兹，字戴伯，他的后代成为兹氏，就是这样。又如季孙鉏，字子弥，他的后代成为公鉏氏，也是这样。以名字作为姓氏的很多，《左传》只记载了祖父的字罢了。”第二条说：“以排行作为姓氏，排行是指长幼的顺序，伯、仲、叔、季之类就是如此。排行也可以作为字，人刚出生时，都按长幼称呼。等到往来频繁，交往亲近的人逐渐增多，长幼的称呼就不够用了，然后才取字。长幼的排行，只在家庭内部适用。这就是‘排行’与‘字’的区别。所以鲁国三家都按排行取姓，也称为字，实在是因为三家同出一源，是一家人罢了。”“按照礼制，诸侯的卿由天子任命，周平王东迁后，诸侯不再请求任命，所以隐公、桓公以及庄公初年，像无骇、侠之类的人，不记载族氏，是因为没有受赐。没有受赐族氏而身为大夫，就只称名，死后才赐给姓氏，所以无骇死后不记载姓氏。自从宋国设立华氏，于是有了活着就赐给族氏的情况。赐给族氏的都是任命他们世代为卿。季友拥立僖公、襄仲拥立宣公这两件事，是因为无法抑制私情，想用特殊的赏赐来报答他们，所以都在生前赐给姓氏，让他们世代担任官职。《春秋》在他们死后，各自用姓氏记载，是为了记录变法乱纪的开端，留下权臣窃取政权的祸患，其垂示警戒的意义深远啊。也不只是鲁国三家，其他的如丁氏、癸氏，是按先后顺序区别；祖氏、祢氏，是按上下辈分区别；第五氏、第八氏，是按同居区别；南宫氏、南伯氏，是按同称区别。”
夏四月丙申，鄫国季姬去世。
鲁国女子嫁给诸侯，大多不记载，但鄫国季姬的出嫁和去世，却记载得很详细。鄫国被淮夷侵扰，齐桓公称霸的图谋与此相关，鲁公的安危也与此相关。在淮地的会盟，三国谋划为鄫国筑城，而鲁公之所以周旋应对、担心落后，是因为有季姬在。鄫子不朝见，鲁公必定说：“我劳民伤财，为子国考虑长远，而子国不出门，怎能不生气？”他最终没有去朝见。齐桓公将要去世，对政事懈怠罢了。记载淮地会盟，所以记载了在会盟中让鄫子朝见的事。记载了在会盟中让鄫子朝见的事，所以记载了季姬的出嫁和去世，以始末完整。这与庄公初年记载王姬去世相同，况且在会盟中让鄫子朝见这件事颇为特殊，又不可以不记载。
《左传》：齐国攻打厉国，没有攻克，救援徐国后返回。
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去世。
他的后代成为叔孙氏。
《左传》：周王因戎人的祸难告知齐国，齐国征召诸侯戍守周王室。
冬，十二月，鲁公在淮地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会盟。
《左传》：谋划鄫国，并且向东扩张。为鄫国筑城，服役的人困苦。有人夜里登上土丘呼喊说：“齐国有动乱。”最终没有筑城而返回。
熊过氏说：“淮水现在流经泗州盱眙，是古临淮。鄫国现在在沂州，根据《左传》，淮夷侵扰鄫国，所以就近谋划它，并且向东扩张。然而根据《春秋经》考察，去年楚人打败了徐、娄、林，泗州靠近古徐城，所以现在为徐国谋划抵御楚国，以防卫其土地。徐子虽然没有参加会盟，明年与徐国一起讨伐英氏，那么这次会盟是为了他。而霸主之功，也太小了啊！”
邢侯不曾参与齐桓公的会盟，而在淮地会盟唯独他参加了，为什么呢？邢国自己请求跟随参加会盟罢了。邢国旧时属于卫国，十八年与狄人一起讨伐卫国，难道不能忍受卫国的索取吗？想要讨伐卫国，所以今年请求跟随参加会盟。就像介人想要讨伐萧国，就先来到鲁国一样。
淮水现在流经泗州盱眙县。
戊寅，周襄王九年。
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四十三岁去世，晋惠公八年，卫文公十七年，蔡庄公三年，郑文公三十年，曹共公十年，陈穆公五年，杞成公十二年，宋襄公八年，秦穆公十七年，楚成王二十九年。
春，齐国人、徐国人讨伐英氏。
齐桓公为宋国谋划抵御楚国，不能使楚国受害，反而绕道讨伐楚国的盟国。君子认为这很细小。徐国被称为“人”，为什么呢？与齐国并列称为“齐人”，不可不称“徐人”。熊过氏说：“英氏是郾姓，皋陶的后代，国家在今寿州、六安之间，是楚国盟国中的小国。”杜氏没有记载其地点。《路史·国名记》也只说汉代是黥布的国家，而《汉书·地理志》九江郡没有确定英氏所在地。晏元献《类要》：“皋陶子孙封于英、六，连言英六、黥布。”《传正义》说：“英改为蓼。”杜元凯说：“蓼国在安丰蓼县，正是现在霍丘，位于寿州、六安之间。”
夏，灭项。
《左传》：军队灭了项国。
左氏以项为鲁灭，胡氏信之，而精其説。王樵氏以公尚在防，乃季氏故，且引襄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晋而意如纳邾莒叛人，以断之。其实不然。熊氏曰：项本汝阴县，而汉志汝南郡有故项城，今陈州之项城，楚旁小国也。齐桓为徐、娄、林之败，伐厉不克，乃伐英氏，又不得，于是愤而灭项也。杜氏不考地里事势，信左氏之诬，以公有诸侯之事，未归取项，自鲁至项不啻千里，公又在防，孰为是谋，而能分兵以取人国者乎？且前后书法甚明，非间有事上伐英氏矣。虽书夏，而间无事故不再举。齐人如六年，齐执陈辕涛涂，秋间无事，止书及江人、黄人伐陈，不再举齐也。杜氏不言师讳灭赵企明曰：取邿、取鄟，皆灭也，何独讳灭项乎？是止公讨项者，亦诬也。夫人防齐侯于卞，因止公之故，亦诬也。淮防在十六年冬至十七年灭项，谓淮之防未归取项而逾年犹见讨，至十七年始书灭而讨之乎？下书公至自防，则非自齐，足明左氏之诬矣。其得失则以齐之不能加于楚而已，第蒙上文而止言齐人，义稍不合。齐救徐不得意，徐为楚所败，发愤于楚与国英、项耳，灭项者，齐人、徐人共举也。僖公身从伯主，屡树勲伐，为鲁国中兴之君，事权在握，与襄、昭不同，季氏必不敢专兵灭国，且去嵗季孙方卒，其子初立，当亦未能作此事也。且灭国天子之事，春秋为鲁讳，凡鲁所取，未有言灭者也。以此益信，非鲁灭项也。
秋夫人姜氏防齐侯于卞
夫人声姜也，卞今泗水县古姑蔑，鲁地也。项繇齐灭，桓何故止公？左氏之説非实也。卞为齐桓归国所经之道，夫人齐公族之女，故因桓公在境而防之。乞光宠尔，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况僖公尚未至国，而私自出防，非礼甚矣。
临川吴氏曰：此盖防淮之后，诸侯各归其国，齐独止公，将执之以归。夫人齐女也，闻公见止，要齐侯于路而防之，非齐侯已归而再出防姜氏也。妇人无外事，鲁之诸夫人，声姜颇为贤妇，诗人以令妻颂之，而犹有此失。
九月公至自防
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
左传》宋襄公以诸侯伐齐，齐人杀无亏。
东莱吕氏曰：「管仲始进説于桓公，盘游纵佚之属，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絶以为害伯者，独防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谓有抑必有▯，有操必有纵。故其得政之始，首与君约：举一国之乐，皆归君；举一国之权，皆归已。其所以得有为者，固以此。至寺人貂漏师，多鱼恃宠干政，正犯仲之约，而不能诛，则固已阴悔初约之谬矣。迨仲将死，始言竖刁、开方、易牙之奸，欲并逐之。平时则不敢排击之，为保身之计；将死则尽言不讳，以取知人之名。其自为谋，亦巧矣。呜呼！管仲辅桓之初心，其自期何如邪？卒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区区与仲属所欲立于宋襄公者，乃内嬖郑▯之子，于次未当立者也。公子交争国统，殆絶。身死不殡，虫流戸外。其亦可哀也夫！其亦可鉴也夫！」
李琪氏曰：春秋之世盛衰凡三变焉。桓公未兴，与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殁，世变各异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变焉。图伯之初，与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后，得失各殊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师出救而无功。凡伯蒙伐，戎强于北，蔡师书败，荆盛于南，郑分许鄙，宋废郑嗣，纪小而并于齐，郕弱而逼于晋，此桓公之未兴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防同而诸侯无私争者三十年，序绩召陵而荆帖矣，陈旅聂北而狄退矣，献捷过鲁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问，卫文灭亲而义师无讨，楚书子而主防矣，狄书人而防盟矣，此桓公之既殁也。所谓春秋之世盛衰凡三变者，此也。伐郳，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郑，戎疾未殄灭，遂降鄣，履事未久，设施多舛，遇谷盟扈，阅理未熟，简防易肆，盖桓公图伯之初也。贯泽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车无大战，仲尼称其一匡，孟氏与其为盛，在是数年，盖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国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防
译左氏认为项国是被鲁国所灭，胡氏相信这一说法，并对此说加以精研阐发。王樵认为僖公当时还在防地，灭项是季氏的私事，并且引用僖公在楚地时宿国夺取卞邑、昭公在晋国时季孙意如接纳邾国和莒国的叛臣等事例来加以论断。其实并非如此。熊氏说：项地本是汝阴县，而《汉书·地理志》记载汝南郡有故项城，即现在陈州的项城，是楚国旁边的小国。齐桓公因在徐、娄、林等地战败，攻打厉国未能攻克，于是攻打英氏，又未能得手，因此愤恨而灭掉了项国。杜氏不考察地理形势和事理，轻信左氏的诬妄之说，认为僖公拥有诸侯的权力，没有回国就夺取了项国。从鲁国到项国不止千里，僖公又在防地，谁出谋划策，又能分兵去夺取别人的国家呢？况且《春秋》前后的书法非常明确，并非中间有事。虽然记载在夏季，但中间没有事故就不再另起条目。齐人如六年，齐国拘捕陈国的辕涛涂，秋季中间无事，只记载与江人、黄人攻打陈国，不再另起齐国的条目。杜氏不说明军队忌讳灭赵，企明说：夺取邿、夺取鄟，都是灭国，为什么唯独忌讳灭项呢？这是说僖公讨伐项国，也是诬妄。夫人声姜在卞地拦截齐侯，是因为僖公被扣留的缘故，这也是诬妄。淮地的防地在十六年冬至十七年灭项，如果说淮地的防地僖公未归就夺取项国，而跨年后才被讨伐，直到十七年才记载灭国而讨伐他吗？下文记载僖公从防地回来，而不是从齐国回来，足以证明左氏的诬妄了。其得失则是齐国不能凌驾于楚国之上，只是承袭上文只说齐人，意义稍有不合。齐国救援徐国不得意，徐国被楚国打败，齐国对楚国的盟国英、项发愤，灭项的是齐人和徐人共同举事。僖公亲自跟随霸主，屡次建立功勋讨伐，是鲁国中兴的君主，事权在握，与襄公、昭公不同，季氏必定不敢专权灭国，况且去年季孙刚去世，他的儿子刚继位，应当也不能做这件事。况且灭国是天子的事情，《春秋》为鲁国避讳，凡是鲁国所夺取的，没有说灭的。由此更加相信，不是鲁国灭项。
秋季，夫人姜氏在卞地拦截齐侯。
夫人是声姜，卞地即现在泗水县的古姑蔑，是鲁国的土地。项国由齐国所灭，桓公为什么扣留僖公？左氏的说法不真实。卞地是齐桓公回国所经过的道路，夫人是齐国公族的女儿，所以趁着桓公在境内而拦截他。乞求光宠罢了，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越门槛。况且僖公尚未回国，而私自出迎，非常不合礼制。
临川吴氏说：这大概是在防地会盟之后，诸侯各自回国，齐国独自扣留僖公，将要拘捕他带回齐国。夫人是齐国女子，听说僖公被扣留，在半路上拦截齐侯，不是齐侯已经回国而再次出迎声姜。妇人没有外事，鲁国的各位夫人中，声姜颇为贤惠，诗人用令妻来歌颂她，却还有这样的过失。
九月，僖公从防地回来。
冬季十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去世。
《左传》记载：宋襄公率领诸侯攻打齐国，齐国人杀死了无亏。
东莱吕氏说：“管仲最初向桓公进言，盘游纵佚之类，都说无害于霸业。他深切告诫痛绝认为有害于霸业的，只有任用小人而已。管仲的意思，认为有抑制就必有放纵，有操守就必有纵容。所以他执政之初，首先与君主约定：举一国的享乐，都归君主；举一国的权力，都归自己。他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本来就是因为这个。等到寺人貂泄露军机，多鱼恃宠干政，正犯了管仲的约定，却不能诛杀，那么本来就已经暗中后悔当初约定的错误了。等到管仲将死，才说竖刁、开方、易牙的奸邪，想要一并驱逐他们。平时不敢排击他们，是为了保身的计策；将死时尽言不讳，是为了获取知人的名声。他为自己谋划，也很巧妙了。唉！管仲辅佐桓公的初心，他的自我期许是怎样的呢？最终使得桓公不能自己决定继承人，仅仅与管仲属意想要立在宋襄公那里的，却是内嬖郑嬖的儿子，按次序不该立的人。公子争夺国统，几乎断绝。桓公死后尸体不殡，虫尸流出户外。这真是可悲啊！这真是可鉴啊！”
李琪氏说：春秋时代的盛衰总共变化了三次。桓公未兴起时，与桓公作为方伯时，以及桓公去世后，世变各不相同。然而桓公一人身上，盛衰又总共变化了三次。图谋霸业之初，与确立霸业之日，以及成就霸业之后，得失各不相同。周王臣下聘而不答，周王出兵救援而无功。凡伯蒙受讨伐，戎人在北方强大，蔡国军队记载战败，荆楚在南方兴盛，郑国分给许国边邑，宋国废黜郑国继承人，纪国小而并入齐国，郕国弱而被晋国逼迫，这是桓公未兴起时。周王禁令严明而周王臣不下聘六十年，盟会同而诸侯无私争三十年，召陵会盟而荆楚帖服，聂北陈兵而狄人退却，献捷经过鲁国而戎人弭兵，这是桓公作为霸主时。周天王出居而官守不问，卫文公灭亲而义师无讨，楚国称子而主持会盟，狄人称人而参与盟会，这是桓公去世后。所谓春秋时代的盛衰总共变化了三次，就是这个意思。攻打郳国，侵入宋国，侯度未统一，进入蔡国，侵入郑国，戎患未消除，于是降服鄣国，行事不久，措施多错，遇到谷地会盟扈地会盟，阅历未熟，简慢会盟容易放肆，大概是桓公图谋霸业之初。从贯泽往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车无大战，孔子称赞他匡正天下，孟子认为他兴盛，在这几年，大概是桓公确立霸业之日。九国叛乱而萌发震矜，管仲死后而放纵
，墨城杞贬于城，邢救徐怠于救许，伐黄则外忧起，灭项则众志离，防卞则家法隳，盖桓公成伯之后也。所以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变者，此也。
译在墨城贬黜杞国，在城邑救援徐国却怠慢救援许国，讨伐黄国则外部忧患兴起，灭掉项国则众人意志离散，防守卞邑则家法败坏，这是因为桓公是在成就霸业之后（才出现这些过失）的。所以桓公一个人身上，兴盛与衰败总共发生了三次变化，原因就在于此。
己卯○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宋襄九，齐孝公，昭元年，晋惠九，卫文十八，蔡庄四，郑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陈穆六，杞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
齐桓末年，内多嬖宠，国事纷纭。既属孝公于宋襄公，又许雍巫立无亏。孝公奔宋，左氏所载甚详。熊氏以为诬，非也。灌甫曰：「宋襄乗齐乱，欲以图伯，帅三国之兵伐之。传者不究其故，谓伐齐纳孝公也。若纳孝公，则当书曰『宋以曹伯、卫人、邾人伐齐，纳公子昭』，如庄九年鲁纳子纠之法，或书曰『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师，救齐，齐昭入于齐』，如庄六年鲁、齐、陈、蔡伐卫，王人救卫，卫朔入于卫之法。今四国伐齐，不见纳孝公事迹，祗见其幸桓死而伐丧耳。不然，孝公既纳，乃五月何以有甗之战邪？」按灌甫之説，亦未必然。宋襄图伯之志，虽未必无，然此时伐齐，实为孝公甗之战不胜四公子之徒，正所以立孝公也。
左传郑伯始朝于楚
宋公下公有防字
夏师救齐
无亏长公子昭有先君之命，二公子皆当立者也。而孝公为正，当时宋襄公以诸侯师伐齐，因有五公子之乱，故言伐，其实非伐也。即伐，亦不可以伐丧，例论也。然宋襄公假仁之人，得则进，否则退，惟利是从，故书曰「伐齐」。鲁僖辅桓以伯，又姻也，力不能定齐则有之，其意主于亿宁上下，镇抚齐国而已，故曰「救齐」。然不目我，不举将，第曰「师救齐」，何也？鲁虽出师，事固难料，故不命卿大夫主兵，惟以偏师从诸国后，随其势之自定焉。此一役也，谓鲁从容调剂以定齐，善之可谓鲁逡巡寛缓以观齐，讽之亦可。然狄救齐何也？狄于齐公子心无偏主，惟身与定齐之事以为荣而已矣。与以救齐，且不甘，况伐齐乎？其与鲁同书「救齐」，美恶不嫌同辞也。
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
左传》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遂与齐人战。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
甗齐地
狄救齐
书「狄救齐」，悲齐也，责诸侯也，恶狄也。狄灭卫，侵郑，侵晋，为中国患甚炽。齐桓公攘之，不遗余力焉。吾兄弟不逞于鬼神，一旦丧乱覆亡，惟吾伯舅二三兄弟之有请谒也，何忍假手乞救于狄人？迂儒泥例，以为救者未有不善。今年救齐，明年又伐卫矣。卫为谁人所封？非乘桓公之死而报仇乎？
苏子繇曰救四公子也
秋八月丁亥▯齐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卫
左传》邢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
狄称人，邢挈之也。徐氏曰：凡夷狄用兵，惟举国号，如与诸侯列叙侵伐防盟，则称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辞，他皆仿此。谷梁曰：善累而后进之，伐卫所以救齐也。此説非是。夫公子无亏，虽是卫姬所出，然废立之谋，卫姬与易牙、竖刁所自为，卫文公絶不与也。岂但不与，且与宋公同伐齐纳孝公矣。况文公贤君，为齐桓所树，实切卵翼肉骨之感焉，岂强与人家事邪？即使卫助无亏，然三月无亏已死，孝公固齐桓属有成命者也，卫何必伐齐？何必救？及详之，左传载长卫▯生武孟，此为无亏矣。少惠姬生惠公，此岂卫欲立惠公而邢、狄方从诸国拥防孝公，故有此举邪？狄懐祸心于中国久矣。桓公在已，尝侵卫，今乗齐乱，又以救齐为名，而兴师伐卫。邢、卫皆尝亡于狄，赖齐以存，邢防讐弃亲，而聴其驱，以伐兄弟同难之国。春秋书之所以伤中国也。或者反谓善其救齐，大失春秋之防矣。邢人伐卫，邢自与卫同壤之国也。狄人伐卫，狄自与卫有宿昔之仇也。卫非伐齐丧，邢、狄或借言耳。然左传无考。
狄始称人
庚辰○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宋襄十，齐孝二，晋惠十，卫文十九，蔡庄五，郑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陈穆七，杞成十四，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
熊过氏曰：
译己卯年，周襄王十年。
鲁僖公十八年，宋襄公九年，齐孝公即位，楚昭王元年，晋惠公九年，卫文公十八年，蔡庄公四年，郑文公三十一年，曹共公十一年，陈穆公六年，杞成公十三年，秦穆公十八年，楚成王三十年。
春季，周王正月，宋公、曹伯、卫国军队、邾国军队攻打齐国。
齐桓公晚年，宫内宠妾众多，国家事务混乱纷杂。他既将齐国托付给宋襄公，又许诺雍巫拥立无亏。齐孝公逃奔到宋国，《左传》对此记载得很详细。熊氏认为这是诬蔑，是不对的。灌甫说：“宋襄公趁着齐国动乱，想要谋求霸权，率领三国军队攻打齐国。传述者不探究其中的缘由，说是攻打齐国以迎立孝公。如果是迎立孝公，那么史书应当记载为‘宋公率领曹伯、卫人、邾人攻打齐国，迎立公子昭’，如同鲁庄公九年鲁国迎立子纠的体例；或者记载为‘宋公、曹伯、卫人、邾人攻打齐国军队，救援齐国，齐昭进入齐国’，如同鲁庄公六年鲁、齐、陈、蔡攻打卫国，周王军队救援卫国，卫朔进入卫国的体例。现在四国攻打齐国，没有看到迎立孝公的事迹，只看到他们庆幸桓公去世而攻打丧主罢了。不然的话，孝公既然已经迎立，那么五月为什么还有甗地之战呢？”考察灌甫的说法，也未必正确。宋襄公谋求霸权的志向，虽然未必没有，但此时攻打齐国，实际上是因为孝公在甗地之战中不能战胜四公子的党徒，这正是为了确立孝公的地位。
《左传》记载：郑伯开始朝见楚国。
宋公，下公，有防字。
夏季，军队救援齐国。
无亏是长子，公子昭有先君的命令，两位公子都应当被拥立。而孝公是正统，当时宋襄公率领诸侯军队攻打齐国，因此发生了五公子的动乱，所以说“伐”，其实并非真正的征伐。即使是征伐，也不能按照征伐丧主的惯例来论处。然而宋襄公是个假仁假义的人，得利就前进，不得利就后退，唯利是图，所以史书记载为“伐齐”。鲁僖公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又有姻亲关系，力量不足以平定齐国是有的，他的本意在于安定上下，镇抚齐国罢了，所以说“救齐”。然而不称“我”，不列举将领，只说“师救齐”，为什么呢？鲁国虽然出兵，事情本来难以预料，所以不命令卿大夫统领军队，只是率领偏师跟随各国军队之后，随着局势自然安定罢了。这一役，说鲁国从容调剂以安定齐国，称赞它也可以；说鲁国迟疑宽缓以观望齐国，讽刺它也可以。然而狄人救援齐国为什么呢？狄人对齐国公子心中没有偏袒，只是亲身参与平定齐国的事以为荣耀罢了。让他救援齐国，尚且不甘心，何况攻打齐国呢？他与鲁国同样记载为“救齐”，美与恶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辞语。
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
《左传》记载：齐国人将要拥立孝公，但不能战胜四公子的党徒，于是与齐国人交战。夏季，五月，宋国在甗地打败齐国军队，拥立孝公后回国。
甗，齐国的地名。
狄人救援齐国。
记载“狄救齐”，是哀怜齐国，责备诸侯，厌恶狄人。狄人灭掉卫国，侵犯郑国，侵犯晋国，成为中原的祸患非常严重。齐桓公排斥他们，不遗余力。我们兄弟不能向鬼神逞志，一旦遭遇丧乱覆亡，只能依靠伯舅和二三兄弟的请求帮助，怎么忍心借助狄人的手来乞求救援？迂腐的儒生拘泥于体例，认为救援没有不善的。今年救援齐国，明年又攻打卫国了。卫国是谁分封的？不是趁着桓公去世而报仇吗？
苏子繇说：是救援四公子。
秋季，八月丁亥日，齐桓公去世。
冬季，邢人、狄人攻打卫国。
《左传》记载：邢人攻打卫国，包围菟圃。卫侯把国家让给父兄子弟以及朝中众人，说：“如果能治理好国家，燬愿意服从。”众人不同意，然后军队驻扎在訾娄。狄人军队撤退。
狄人称“人”，是邢人带领的。徐氏说：凡是夷狄用兵，只举国号，如果与诸侯并列叙述侵伐、防盟，就称“人”，以便行文且君臣同辞，其他都仿照此例。《谷梁传》说：善人积累德行然后进用，攻打卫国是为了救援齐国。这个说法不对。公子无亏，虽然是卫姬所生，但废立的阴谋，是卫姬与易牙、竖刁自己做的，卫文公完全不参与。岂但不参与，而且与宋公一起攻打齐国迎立孝公了。况且文公是贤君，被齐桓公所扶植，实在有卵翼肉骨的感激之情，怎么会强行干预人家的事呢？即使卫国帮助无亏，但三月无亏已经死了，孝公本来就有齐桓公的成命，卫国何必攻打齐国？何必救援？详细考察，《左传》记载长卫姬生武孟，这就是无亏。少惠姬生惠公，这难道是卫国想要拥立惠公，而邢、狄正跟随各国拥立孝公，所以有此举动吗？狄人对中原怀有祸心很久了。桓公在世时，曾经侵犯卫国，现在趁着齐国动乱，又以救援齐国为名，兴师攻打卫国。邢、卫都曾亡于狄，依靠齐国才得以生存，邢人背弃仇敌抛弃亲人，听任狄人驱使，去攻打兄弟同难的国家。《春秋》记载这些，是为了哀伤中原啊。有人反而称赞他们救援齐国，大大违背了《春秋》的宗旨了。邢人攻打卫国，邢国本来是与卫国接壤的国家。狄人攻打卫国，狄人本来与卫国有旧仇。卫国并非因为攻打齐国丧主，邢、狄或许是借口罢了。然而《左传》没有考证。
狄人开始称“人”。
庚辰年，周襄王十一年。
鲁僖公十九年，宋襄公十年，齐孝公二年，晋惠公十年，卫文公十九年，蔡庄公五年，郑文公三十二年，曹共公十二年，陈穆公七年，杞成公十四年，秦穆公十九年，楚成王三十一年。
春季，周王三月，宋人抓获滕子婴齐。
熊过氏说：
此寻齐桓图伯之迹，效其灭谭耳。执诸侯不名婴齐名婴齐，即位于隠乙丑，迄僖己夘，七十五年矣。距其未立，通计殆且百嵗。执而不书，以归未归其国，而即释，必不能任国事而子立乎？位二十三年，伐郑之滕子，非婴齐矣。名者，诸侯之终事，婴齐舎是无以见于经，故详之也。
译这是追寻齐桓公谋求霸业的足迹，效仿他灭掉谭国的做法罢了。拘捕诸侯却不称其名，唯独称婴齐的名，是因为婴齐在隐公乙丑年即位，直到僖公己卯年，已经七十五年了。距离他尚未即位的时候，总共计算大概将近一百年。拘捕他却不记载，是因为他回国后没有归附自己的国家，随即就被释放，必定不能承担国事而由儿子继位吗？在位二十三年，讨伐郑国的滕子，已经不是婴齐了。称名是诸侯去世时的记载方式，婴齐除了这一点就没有其他事迹出现在经文中，所以详细记载他。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南者，曹之南也。二国称人，盖亦效桓公北杏之防，使大夫聴命也。宋公图伯，先属东诸侯以固其约，仅得二小国，为此盟也，亦细矣。
鄫子防盟于邾
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诸侯既罢，鄫子乃防之于邾，故不言如防。盖鄫子如防，适愚，宋公归国及邾之境，故言防盟于邾。」
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
左传》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二传》曰：「叩其鼻以衈社。」陆氏谓：「取其血与之盟。」鄫子非卒，非失地，自不得名。
执用鄫子，熊氏辩非宋执，甚力请即其説而折之。其曰：「曹南之防，宋称公而人曹邾，何也？盖大夫称人也。宋公在，而曹邾敢以大夫防乎？」公羊实书「宋人」，则曹南无宋君，此公羊赵匡之遗意，而陈氏谓「人曹邾」以贬宋，实不然矣。予曰：「宋襄初因齐桓之卒，心思继伯，欲连属东诸侯，执滕子以威之。且曹邾不心服，令大夫听命，宋公何敢不身与防以订盟约？则曹南无宋公之説非矣。」其曰：「鄫隷今沂州，邾在兖之西，曹南界于邾宋之间。曹南之盟既毕，则邾东归，邾宋南归宋，不繇邾也。」予谓鄫为小国，东西南北，惟马首是瞻。曹南界于邾宋，不甚逺，宋或以曹南已防，不堪重烦，故一适邾以成好防，亦未可知。或宋徐令邾执鄫子，使就其国，以便其计，亦未可知。则归不繇邾之説非矣。其曰：「用鄫子者，邾人自用之，非宋之罪也。」盖曹南与邾两防，宋鄫不与邾防，何以命邾子用鄫子耶？此以道里往复论事势也。予曰：「邾蕞尔国，使非宋命，何敢虐用鄫子？曹南宋与邾防，鄫既与宋防，盟于邾，安知邾宋不防？且大国命令无不趋风，岂必面相订语始乃服从？则用邾非宋罪之説非矣。」其曰：「假宋使邾执鄫子，春秋乃寛宋而蔽罪于邾，是为纵首谋而讨朋恶矣。即使治朋恶，亦当如季▯使鄫子来朝之例，书之以两见其罪。今宋没不书，而反以罪归之，可乎？」此以圣人权衡定书也。予曰：「春秋严于其党，宋公不度徳不量力，妄思兴伯，无罪而执滕子，虐鄫子，罪恶甚大，书邾人所以重其罪也。」灌甫曰：「杀人者书其从，则主谋可知，是也。则书纵首谋之説非矣。」其曰：「邾服宋而与鄫邻，鄫为鲁壻，则邾所仇之国，且观后日戕鄫子亦出于邾之肆虐，初不必待宋。」此以本国事迹定狱辞也。予曰：「邾戕鄫子，亦辣手用熟耳，既能用之，即能戕之，安知非从今日宋命啓其贼心？则不必。」待宋之説亦非矣，予固知用鄫子必宋命也。
邾用鄫子叩鼻取血，已属不道。杜氏、吴氏谓杀之而用其尸为牲以祭，如此则执而缚之如孤豚然，防不然也。乃其事似鄫为服罪之极，邾作献俘之耀，亦或用之以自快者。观汤之救旱，剪髪为牺牲，可见其后流而为楚防之冈山邪巫之沈水，则残虐惨毒甚于豺狼矣。
秋宋人围曹
卫人伐邢
左传》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师兴而雨。
冬防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
防者，盟防，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与贵大夫居其间也。曷为内则没鲁，外则人陈、蔡乎？此楚与盟之始，不与楚也。楚虽大国，当称子，即子，且未遽称之。君臣同辞，故称人也。陈、蔡皆楚与国人，楚不得不人陈、蔡也。然则何以没鲁？我鲁难以称人也。先陈主是盟也，即次蔡，中国之体也。郑后楚何也？桓公没，郑首朝于楚，郑为楚私，不可不后楚也。陈、蔡故从楚者也，先陈、蔡为正其体也。郑新服楚者也，后郑正其罪也。皆特笔也。此一役也，楚人有志中国，妄窥伯政，而故为是盟，以陈为借。言陈穆公曰：“修好于齐，以无防桓徳。”岂诚语哉？
郝仲舆曰：「诸侯不防齐桓，而相与修好于齐，楚人与焉，则是楚于齐素交也。蒙孙通好，管子之书在，不然桓公死矣，楚其突至耶？以是知桓公摈楚，非独力不能，
译夏季，六月，宋公、曹国人和邾国人在曹国南部结盟。
曹南，就是曹国的南部。曹、邾两国称“人”，大概是效仿齐桓公在北杏会盟时的做法，让大夫听从命令。宋公图谋称霸，先联合东方的诸侯以巩固盟约，仅仅得到两个小国，为此结盟，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鄫子在邾国参加会盟。
杜预说：“鄫子没有参加曹南的会盟，诸侯已经散去，鄫子才在邾国会盟，所以不说‘如防’（前往会盟）。大概鄫子前往会盟，恰逢愚昧，宋公回国经过邾国的边境，所以说‘防盟于邾’。”
己酉日，邾国人捉住鄫子，将他作为牺牲使用。
《左传》记载：宋公派邾文公在次睢之社用鄫子作牺牲，想要以此使东夷归附。司马子鱼说：“古代六畜互不用于祭祀，小事不用大牲口，何况敢用人呢？”
《左传》和《公羊传》说：“敲破他的鼻子以血祭社。”陆氏认为：“取他的血与之结盟。”鄫子没有战死，也没有失地，自己不得称名。
关于捉拿并使用鄫子一事，熊氏极力辩驳说不是宋国捉拿的，我即就他的说法加以驳斥。他说：“曹南的会盟，宋称公而曹、邾称人，为什么呢？大概大夫称人。宋公在，曹、邾敢以大夫身份会盟吗？”《公羊传》确实记载“宋人”，那么曹南就没有宋君，这是《公羊传》赵匡的遗意，而陈氏认为“曹、邾称人”是为了贬低宋国，其实不然。我说：“宋襄公起初因为齐桓公去世，心里想继承霸业，想要联合东方的诸侯，捉拿滕子以威吓他们。况且曹、邾心里不服，让大夫听从命令，宋公怎敢不亲身与会盟以订立盟约？那么曹南没有宋公的说法就不对了。”他说：“鄫国在今沂州，邾国在兖州的西边，曹南介于邾、宋之间。曹南的会盟结束后，邾国向东归去，宋国向南归去，不经过邾国。”我说鄫是小国，东西南北，只看马头指向。曹南介于邾、宋之间，不远，宋国或许因为曹南已经会盟，不堪重烦，所以一次到邾国以完成友好的会盟，也未可知。或许宋国随后命令邾国捉拿鄫子，让他到邾国，以便其计谋，也未可知。那么归去不经过邾国的说法就不对了。他说：“使用鄫子的，是邾国人自己使用的，不是宋国的罪过。”大概曹南与邾国两次会盟，宋、鄫不与邾国会盟，凭什么命令邾子使用鄫子呢？这是以道路往返论事势。我说：“邾国是个小国，如果不是宋国命令，怎敢虐用鄫子？曹南宋与邾会盟，鄫既与宋会盟，在邾国结盟，怎知邾、宋不结盟？况且大国命令无不趋附，岂必面对面订立言语才开始服从？那么使用鄫子不是宋国罪过的说法就不对了。”他说：“假如宋国让邾国捉拿鄫子，《春秋》却宽恕宋国而把罪责归于邾国，这是放纵主谋而惩罚从恶。即使惩罚从恶，也应当像季孙让鄫子来朝见的例子，记载下来以两现其罪。现在宋国不记载，反而把罪责归于邾国，可以吗？”这是以圣人权衡定书法。我说：“《春秋》对同党严厉，宋公不估量德行不估量力量，妄图兴起霸业，无罪而捉拿滕子，虐用鄫子，罪恶很大，记载邾国人是为了加重其罪。”灌甫说：“杀人者记载其随从，那么主谋可知，是对的。那么记载放纵主谋的说法就不对了。”他说：“邾国服从宋国而与鄫国相邻，鄫国是鲁国的姻亲，那么邾国所仇视的国家，况且看后来杀害鄫子也是出于邾国的肆虐，起初不必等待宋国。”这是以本国事迹定狱辞。我说：“邾国杀害鄫子，也是辣手用熟罢了，既能使用他，就能杀害他，怎知不是从今日宋国命令开启其贼心？那么不必等待宋国的说法也不对了，我本来就知道使用鄫子一定是宋国命令。
邾国使用鄫子敲鼻取血，已经属于不道。杜预、吴氏认为杀了他而用他的尸体作为牺牲来祭祀，如果是这样，那么捉拿并捆绑他像小猪一样，会盟时不会这样。于是此事似乎鄫国是服罪的极致，邾国作为献俘的炫耀，或许也使用他以自快。看商汤救旱，剪头发作为牺牲，可见其后流变为楚国的冈山邪巫的沉水，那么残虐惨毒甚于豺狼了。
秋季，宋国人围攻曹国。
卫国人攻打邢国。
《左传》记载是为了报复菟圃之战，于是卫国大旱，军队出发而下雨。
冬季，陈国人、蔡国人、楚国人、郑国人在齐国会盟。
会盟，不记载于《春秋》。凡是所记载的，必有君主与贵大夫在其中。为什么对内则省略鲁国，对外则称陈、蔡为“人”呢？这是楚国与会盟的开始，不承认楚国。楚国虽然是大国，应当称子，即使称子，且未立即称之。君臣同辞，所以称人。陈、蔡都是楚国的与国人，楚国不得不称陈、蔡为“人”。那么为什么省略鲁国？我鲁国难以称“人”。先陈国主持这次会盟，接着是蔡国，这是中原的体统。郑国在楚国之后为什么呢？齐桓公去世，郑国首先朝见楚国，郑国是楚国的私属，不可不在楚国之后。陈、蔡原本跟随楚国的，先陈、蔡是正其体统。郑国新服楚国的，后郑是正其罪过。都是特笔。这一役，楚国有志于中原，妄图窥探霸政，而故意进行这次会盟，以陈国为借口。说陈穆公曰：“修好于齐，以无防桓德。”难道是真诚的话吗？
郝仲舆说：“诸侯不跟随齐桓公，而相互在齐国修好，楚国人也参加了，那么楚国与齐国素来交好。蒙孙通好，管子的书在，不然桓公死矣，楚国其突至耶？以此知桓公摈楚，非独力不能，”
亦并无是事。以是知仲尼黜楚，非独理不可，亦并无是心。世儒谓《春秋》夷楚，何据？《春秋》于戎狄不书族，而书戎狄，亦甚明矣。与诸侯同人、同爵、同国，其防也与陈、蔡齿，其盛也列于诸侯上。如以为夷，则宜书蛮与山戎、长狄等，况兹始盟，岂其无别而辄与诸侯齿乎？与诸侯齿，是初未尝夷楚也。」
译也并没有这样的事。由此可知，孔子贬斥楚国，不仅从道理上讲不通，而且孔子内心也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世俗的儒者说《春秋》将楚国视为夷狄，有什么依据呢？《春秋》对于戎狄不记载其族类，而直接称戎狄，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楚国与诸侯一样是人、一样的爵位、一样的国家，它受到防备时与陈、蔡并列，它兴盛时位列诸侯之上。如果认为楚国是夷狄，那么就应该像记载蛮、山戎、长狄那样记载它，况且这是楚国初次参与盟会，难道没有区别就随便让它与诸侯并列吗？让它与诸侯并列，这说明起初并没有将楚国视为夷狄。」
王樵氏曰：「或者皆知合南北之成自向戌始，而不知此防已为之权舆矣。陈合齐、楚之成，而楚执宋公；宋合晋、楚之成，而楚争为长。楚人▯甲冦，不可啓，渐不可长，此之谓也。」
防公作公防
楚始与齐盟
梁亡
左传》梁伯好土功，秦将袭之。梁溃，秦遂取梁。
赵子常曰：「其言梁亡，何不繇赴告之辞也？不繇赴告，则何以书？叔鞅归自京师，言王室之乱也。然则孰亾之？秦亾之。曷为不言秦亾之？梁近秦而逺于中国，无为以灭亡者，避不敏也。」
梁在今同州郃阳县东四十里
春秋辩义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一 明 卓尔康 撰
僖公三
辛巳○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宋襄十一，齐孝三，晋惠十一，卫文二十，蔡庄六，郑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陈穆八，杞成十五，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门
谷梁传》作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
杜元凯曰：「鲁城南门也。僖公更髙大之，今犹不与诸门同，改名髙门也。」刘侍读曰：「新其旧而书「新作」，是必有僭制焉。二百四十年兴作多矣，不必书也。新宫灾，大室屋壊，不能不修，而春秋不书，修之得其时制，故不书也。雉门及两观灾，记新作焉。然则修旧不足书，其书者皆非礼之制也。南门之僣，自僖公始，故曰「新作」。」
髙忠宪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创始也。非所当作而作也，故当作者閟宫、泮水之役不书。」
夏郜子来朝
熊过氏曰：富辰云郜，文王之子，聃季之弟。隠十年，公败宋师，取郜。而桓三年，鲁取郜大鼎于宋。郜，济阴城武县，其亡久矣。介于鲁、宋，宋实灭之。公羊子谓：失地之君，自隠至今七十三年矣。失地之君，犹有在者乎？即在，能胜朝乎？意者鲁取而别封，以为附庸，大啓尔宇，为周室辅，谓是类矣。黄正宪氏曰：王氏云郜分为南北，皆附庸于宋。而郑氏以桓三年取郜鼎者为北郜，今来朝者为南郜，似为有据。意是时宋襄无道，荆楚日强，郜以宋为难恃，而鲁为同姓望国，故来朝以求依附耶。
五月乙巳西宫灾
熊过氏曰：「公羊传》西宫者，何？小寝也。小寝则曷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杜预谓公别宫是已。谷梁谓为闵庙。夫庙必以谥配，何以独称西哉？又宗庙皆在左，不得称西。诸侯有三宫，夫人居中宫，左媵西宫，右媵东宫。古制也。」
鲁国有泗水县，泮水出焉。杨用修云：“僖公建宫于上，因水以名，极是。”后儒缘頖泮二字声形相似，故以泮为頖，其实不然。且迎头即説“在泮饮酒”，必非莅学之事。其称“淮夷攸服，献馘献囚”，固是颂祷之词。然此地在鲁之西，淮夷荐食，足为控扼之所。公特作宫，习武于此，建威销萌，故以称颂耳。然春秋兴作非时者固书，即时者亦必书，重民力也。岂有泮宫如此闗系，兴作如此宏逺，称颂如此芬葩，而圣人削之耶？予再三寻绎，此年西宫灾，必泮宫也。淮夷病鄫，病杞，荐食中国。十四年，杞避淮夷迁都，诸侯城缘陵。十六年，鄫为淮夷所病，防于淮，谋鄫。此时杞已东迁，西方尤虚，此宫西镇杞地，东制东南，最闗▯要。僖公修之时，临其地，整饬兵戎，运谋设伏，使淮夷三方不得逞，故泮诗“桓桓于征，逖彼东南”，形势可见，则西宫之为泮宫决也。乃春秋书“西宫灾”，而不书作泮宫者，西宫既书灾，不必书作也。春秋无费辞以相足为义，言败者不必言伐，如长勺之败是也；言追者不必言来，济西之戎是也。此例不一而足。况书“新宫灾”不书“修新宫”，书“大室屋坏”不书“修大室屋”，岂新宫、大室可以不修耶？此又其本事可以例见。
郑人入滑
左传滑人叛郑而服于卫
熊过氏曰：滑，今郾师县南黄东发曰滑，邻于郑，服卫，故郑入之。夫滑，畿内小国，在河北近卫，河南近郑，相距道里适均，而于郑常亲。是时卫方附宋，郑方附楚，分为二党。卫欲间郑，通周之道逺，
译王樵说：“人们都知道南北方达成和平盟约是从向戌开始的，却不知道这防备的权宜之计早已由防公开启了。陈国促成齐国与楚国讲和，而楚国却拘捕了宋国国君；宋国促成晋国与楚国讲和，而楚国却争夺盟主地位。楚国人像披着铠甲的盗贼一样，不可开启（其野心），逐渐滋长不可助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防公，即公防。
楚国开始与齐国结盟。
梁国灭亡。
《左传》说：梁伯喜好土木工程，秦国将要袭击他。梁国溃败，秦国于是夺取了梁国。
赵子常说：“经文说‘梁亡’，为什么不采用梁国赴告（求救或通报）的辞令呢？不采用赴告的辞令，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呢？叔鞅从周王室回来，说的是王室动乱的情况。那么是谁灭亡了梁国呢？是秦国灭亡了梁国。为什么不说是秦国灭亡了梁国呢？因为梁国靠近秦国而远离中原各国，没有值得为它灭亡而哀悼的理由，这是为了避免显得自己迟钝不明智。”
梁国在今天同州郃阳县以东四十里处。
《春秋辩义》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一 明 卓尔康 撰
僖公三年
辛巳年，周襄王十二年。
鲁僖公二十年，宋襄公十一年，齐孝公三年，晋惠公十一年，卫文公二十年，蔡庄公六年，郑文公三十三年，曹共公十三年，陈穆公八年，杞成公十五年，秦穆公二十年，楚成王三十二年。
春天，鲁国新建南门。
《谷梁传》说：所谓“作为”，也有增加其规模的意思。说“新”，是因为有旧的基础。
杜元凯说：“这是鲁国的城南门。僖公将其改建得更高大，至今仍然与其他门不同，改名为高门。”刘侍读说：“在旧的基础上新建而记载‘新作’，这必定有超越礼制的行为。二百四十年来兴建工程很多，不必都记载。新宫发生火灾，大室的房屋倒塌，不能不修缮，而《春秋》没有记载，是因为修缮符合时节和制度，所以不记载。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记载了新建的情况。那么修缮旧物不值得记载，记载的都是不合礼制的行为。南门的僭越，从僖公开始，所以说‘新作’。”
高忠宪说：“说‘新’是因为有旧的基础，说‘作’是开始创建。不该做而做了，所以该做的如閟宫、泮水的工程不记载。”
夏天，郜子来朝见。
熊过说：富辰说郜是文王的儿子，聃季的弟弟。隐公十年，鲁国打败宋军，夺取了郜。而桓公三年，鲁国从宋国夺取了郜的大鼎。郜国在济阴城武县，它灭亡已经很久了。介于鲁国和宋国之间，实际上是宋国灭亡了它。《公羊传》说：失去国土的君主，从隐公到现在已经七十三年了。失去国土的君主，还有在位的吗？即使在位，能胜任朝见吗？大概是鲁国夺取后另外分封，作为附庸国，扩大你的疆域，作为周王室的辅佐，说的是这类情况。黄正宪说：王氏说郜分为南北，都作为宋国的附庸。而郑氏认为桓公三年夺取郜鼎的是北郜，现在来朝见的是南郜，似乎有依据。大概这时宋襄公无道，荆楚日益强大，郜国认为宋国难以依靠，而鲁国是同姓的望国，所以来朝见以求依附。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熊过说：《公羊传》说：西宫是什么？是小寝。小寝为什么叫西宫？有西宫就有东宫。杜预说这是国君别宫，是对的。《谷梁传》说是闵公的庙。庙必定要用谥号配享，为什么唯独称西呢？又宗庙都在左边，不能称西。诸侯有三宫，夫人住中宫，左媵住西宫，右媵住东宫。这是古制。
鲁国有泗水县，泮水从这里流出。杨用修说：“僖公在上面建造宫室，因水命名，非常正确。”后来的儒生因为“頖”和“泮”两个字声音形状相似，所以把“泮”当作“頖”，其实不然。而且开头就说“在泮饮酒”，必定不是临学之事。它说“淮夷所服，献馘献囚”，固然是颂祷之词。然而这个地方在鲁国的西部，淮夷屡次进犯，足以作为控制扼守的地方。僖公特意建造宫室，在这里习武，建立威信消除祸端，所以称颂。然而《春秋》对于不合时宜的兴建固然记载，合时宜的也必定记载，这是重视民力。难道泮宫如此重要，兴建如此宏大，称颂如此华美，而圣人将其删去吗？我反复推究，这一年西宫发生火灾，必定是泮宫。淮夷侵害鄫国，侵害杞国，屡次进犯中原。十四年，杞国躲避淮夷迁都，诸侯在缘陵筑城。十六年，鄫国被淮夷侵害，在淮地会盟，谋划鄫国。这时杞国已经东迁，西方尤其空虚，这座宫室西面镇守杞地，东面控制东南，最为重要。僖公修缮它的时候，亲临此地，整顿军队，运谋设伏，使淮夷三方面不能得逞，所以《泮宫》诗说“桓桓于征，逖彼东南”，形势可见，那么西宫就是泮宫是确定的。然而《春秋》记载“西宫灾”，而不记载兴建泮宫，是因为西宫已经记载了火灾，不必再记载兴建了。《春秋》没有用多余的言辞来互相补充的意义，说败了不必说伐，如长勺之败就是这样；说追不必说来，济西之戎就是这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况且记载“新宫灾”不记载“修缮新宫”，记载“大室屋坏”不记载“修缮大室屋”，难道新宫、大室可以不修缮吗？这又可以从事例中看出本意。
郑国人侵入滑国。
《左传》说：滑国人背叛郑国而服从卫国。
熊过说：滑国，在今天郾师县南。黄东发说：滑国，邻近郑国，服从卫国，所以郑国侵入它。滑国是王畿内的小国，在河北靠近卫国，在河南靠近郑国，距离相等，而对郑国常亲近。这时卫国刚刚依附宋国，郑国刚刚依附楚国，分为两党。卫国想要离间郑国，通往周王室的道路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