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辩义卷二　　　　明　卓尔康　撰

译棠，即今兖州府鱼台县。

矢公谷，当作“观”。

夏四月，安葬卫桓公。

安葬时称“公”，是将其视为神明来治理，表示尊崇。称“公”，就像本国对待异邦人，也遵循“君夫人”的义理一样。

秋，卫国军队进入郕国。

《左传》说：卫国发生动乱时，郕国人侵犯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称“师”，是记载其动用众兵，但所立的义理有所不同。有夸耀其强盛而称“师”的，如齐师、宋师、曹师、城邢之类就是。有彰显其残暴而称“师”的，如楚国灭亡陈、蔡，公子弃疾主兵，而称“楚师”之类就是。有厌恶其无名不义而称“师”的，如驻扎在郎地等待陈、蔡，以及齐国围攻郕之类就是。卫宣公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行德政，不固本恤民，反而毒害民众、临阵用兵，进入他国，丧失了君道。记载“卫师入郕”，是彰显其残暴。

郕公，当作“盛”。郕国在今兖州府汶上县北三十里有郕乡。

九月，考仲子之宫。

服防说：宫庙初成，祭祀它，名为“考”。

李本宁说：“礼，不是从天上降下的，也不是从地下长出的，只是人情罢了。即使先王没有这样做，也可以根据义理来创立。礼说：‘妾母不世代祭祀，庶子成为国君，为他母亲筑宫，让公子主持祭祀，到孙子一代就停止。’我用礼来验证，知道这不符合人情。獭祭鱼，豺祭兽，用来确定月令；迎虎迎猫，用来修治蜡祭。礼世代遵守，却对人淡薄，不符合人情。盛于盆，尊于瓶，是奥室的祭祀，是为了老妇。礼世代遵守，却对亲人淡薄，不符合人情。祖父去世，而后为祖母后者服丧三年；妾没有儿子的，妾子没有母亲的，父亲命令为子，母子服丧；慈母服丧三年，为祖庶母后者的服丧也如此。有的从无服到有服，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服丧，祖母、祖庶母、慈母就是这样；外祖父母、从母也是这样，却对生母淡薄，不符合人情。妾没有妾祖姑的，换牲口而附祭于女君是可以的，可以附祭嫡祖姑而不能附祭嫡母，不符合人情。主持妾的丧事，从附祭到练祭、祥祭，都让她的儿子主持；殡祭不在正室，父亲在世时儿子得以致祭于母亲，父亲去世后就减杀，不符合人情。国君不称呼世妇的名字，大夫不称呼侄娣的名字，为贵妾服缌麻；士不称呼长妾的名字，士妾有儿子而为她服缌麻；妾为国君的长子与女君服丧相同，有从轻而重的；公子之妻为其皇姑服丧，丈夫可厚待，妾妇可厚待，姑母可厚待，儿子不可厚待，母亲不符合人情。伯鱼为出母服丧，子上不为出母服丧。有人说：‘父亲在世而服出母期年，这是遵循礼的隆重；父亲去世而为后，不为生母服丧，这是遵循礼的减杀。’出母而父亲在世得以隆重，生母而父亲去世不得以隆重，不符合人情。我用《春秋》来验证。《春秋》记载‘考仲子之宫’，记载‘初献六羽’，记载‘天王派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赠’，记载‘秦人来归还僖公成风的襚赠’，传文都说这是贬词，所贬责的确实存在，但不是用来罪责儿子的。仲子、成风，不是生下来就以妾为夫人，也不是嫡母在世而妾与夫人抗衡。大概是丈夫去世后，母亲因儿子而尊贵。两位母亲之外，难道没有宣公之母敬嬴、昭公之母齐归、襄公之母定姒吗？孟子、声子去世不见于《春秋》，那么仲子就没有嫡母在世了。闵公二年，文姜逃到邾国；僖公元年，文姜死在夷地，那么成风就没有嫡母在世了。文公去世，儿子去世而哀姜回到齐国，那么敬嬴就没有嫡母在世了。只有定姒去世时，穆姜还在，但分则是妇姑关系，定姒虽然尊贵，不能超越穆姜，不嫌逼迫。《春秋》的法度，夫人死在寝宫，殡在宗庙，赴告同姓，附祭于姑，就称夫人，称薨，称葬，称小君。这四者，成风、敬嬴、齐归、定姒都具备。儿子为母亲，本来就是这样。胡文定以荣叔归还成风含赗，召伯来防备安葬，王不称天，为讥讽。然而宰咺的出使先于此事了。王独自为什么称天呢？敬嬴没有贬责，说是从同。同为什么独自重责子成风、定姒呢？定姒去世，襄公年幼，不殡于庙，无棺，不虞祭。匠庆对季文子说：‘您为正卿，而小君的丧事不成不终，是您的罪过。国君长大，谁承受其咎？’如果是这样，那么定姒的不备礼就是合礼了。而《春秋》记载与敬嬴、成风、齐归无异，又为什么呢？杜预《释例》：‘凡妾子为君，其母还未为夫人，即使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贵，其嫡夫人去世，就尊贵得以加于臣子，内外之礼都如夫人。’所以姒氏、成风记载于《春秋》。《左传》都说‘礼也’。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非礼，以义起吗？《春秋》记载它，就像记载成风、敬嬴、定姒的去世安葬一样，不是贬责。我又用《春秋》来验证：记载‘叔姬归于纪娣’，记载‘纪叔姬归于□’，记载‘纪叔姬卒’，记载‘安葬纪叔姬’。纪侯失国而死，叔姬归鲁，纪季自定于齐，而后归之，全守节义，以终妇道。所以归则系之纪，而以初嫁为文。复书卒与葬，内女同为人妾防者耳，而

译能够守住那些失去国家者的祭祀，春秋独自认为他们贤德，详细记载特别书写，不写一次就满足。妾母有儿子，儿子为一国之君，却不让他尊贵的母亲得到尊荣，不让他母亲的祭祀得以设立，这不符合人情。我又用春秋来验证：记载“公子结送陈国的女子”，记载“卫国、齐国、晋国的人来送陪嫁女子”。一次娶九个女子，以广继嗣，这是礼制。陪嫁女子有了后代，而后代不能把她当作母亲，母亲不能把她当作儿子，这不符合人情。三国的陪嫁，是陪嫁宋国的伯姬。记载“宋公派华元来聘问”，“宋公派公孙夀来纳币”，“伯姬嫁到宋国”，“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女子”，而在前后记载三国送陪嫁女子，话说得很详细啊。胡文定认为陪嫁应当是两个国家，不应当是三个国家。伯姬贤德的品行在家著称，各国争相陪嫁，相信她没有嫉妒的行为。这是通过贬低来显示褒扬，也有通过褒扬来显示贬低的，初献六羽之类就是。初献六羽，是为了考祭仲子的宫庙，六羽。为了褒扬考祭宫庙，怎么能单独贬低呢？我又用孔子的话来验证：武王、周公是大孝子，追封太王、王季为王，向上祭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后稷配享上天，文王配享上帝。诗人歌颂他们说：“既佑助烈考，也佑助文母。”这种礼制，通达于诸侯、大夫以及士庶人。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安葬按士的规格，祭祀按大夫的规格；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安葬按大夫的规格，祭祀按士的规格。儿子是诸侯、大夫、士，而母亲活着不能称她为母亲，死了不能享受她的祭祀，哪里算是通达呢？孝慈伟大啊，是记录的训诫。人子为亲生母亲服三年丧，父亲在嫡母在，没有隆杀之分，继承后旁通而曲畅之。如果嫡母活着而亲生母亲死了，所生的儿子可以用他的爵位赠予嫡母；如果亲生母亲活着而嫡母死了，所生的儿子可以用他的爵位封赠。尽制度尽伦理，没有人能比得上。

译起初进献六羽。

《左传》记载，将要举行万舞时，隐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人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谷梁传》说：“举行万舞，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起初进献六羽，这是开始僭越礼乐了。”《尸子》说：“举行万舞，从天子到诸侯都用八佾，起初进献六羽，这是开始严厉地对待礼乐了。”

起初进献六佾，并不是指考仲子的宫庙。鲁国向来僭越使用八佾，隐公开始加以改正，所以孔子特意书写“初”字来褒奖他。大概奢侈僭越违犯礼制，沿袭习惯于后世，贤能的人未必能超然脱俗加以改正，而像隐公那样以谦恭自持，起初进献六羽。阳虎以矫枉过正的方式顺从祭祀先公，圣人未曾不采纳。后来如董卓虽是乱臣，却顺从哀庙祭祀蔡邕，多有匡正之处，也与此类似。认为羽舞是文舞，认为六羽是诸公所用，都是错误的。

苏子繇说：“考”是落成之意。诸侯不立两个嫡子，仲子不得在惠公的庙中受祭，因为桓公的缘故为她建立宫庙，这是合乎礼制的。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鲁国因为周公而祭祀文王，文王、周公的庙使用八佾，诸侯因此效仿，这是不合礼制的。隐公向众仲询问，于是起初进献六羽，不称佾数而不相干犯，妇人没有从事武舞的事。《公羊传》《谷梁传》说：起初进献六羽，是开始僭越诸公的礼制。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那么大夫用二佾，而士没有佾数，可以吗？

黄楚望说：考仲子的宫庙之所以能记载于经书，其意义有两点：开始使用六佾，这是第一点。仲子虽然尊贵，但桓公尚未成为国君，隐公能坚定让位给桓公的志向，所以尊崇桓公的母亲，除去丧服后建立宫庙，又与卿大夫商议来确定乐舞的人数，这也是罕见的事，这是第二点。因为这两点，所以记载妾母建立宫庙。既然有了定制，那么乐舞也必定有确定的数目，为什么到仲子才开始确定乐舞？这样推究，又似乎以前妾母不曾建立宫庙，或者只是在寝宫祭祀，另外建立宫庙的只有仲子，以此来显示她起初以贵女聘娶，最终却以妾母身份受祭，特别区别于礼制吗？又六佾开始记载于经书，那么鲁国先君的宫庙都僭越使用八佾，是明显的。等到仲子建立宫庙，这是创举，所以怀疑八佾的舞蹈而向众仲询问，起初进献六羽。只是妾母的祭祀礼仪终究无法详知，根据《谷梁传》则应当建立宫庙来祭祀儿子和孙子，仅仅这样也太简略了。建立宫庙一代人就立刻毁坏，果真符合礼意吗？我私下认为不建立宫庙就算了，建立宫庙也应当以亲属关系尽断为界限。

熊过氏说：鲁国在群庙中僭越使用八佾已经很久了。《周礼》舞师一职，凡小祭祀不兴起舞蹈，而仲子进献羽舞，羽就是繄。《尔雅·释言》说：“纛，是《山海经》中五彩鸟的名字。”繄是剖析羽毛并注于杆上，首羽轻便，舞蹈时便于指挥。凡舞蹈必定先使用羽舞而用籥舞，开始演奏文舞。手持干戚的人排列行列而相继前进，再次混乱以武舞。按照《诗经·简兮》“方将万舞”，下面说：“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那么万舞和羽舞是一回事。《公羊传》说：“万是干，羽是籥止”，因为进献羽舞的文字，不明白万舞有籥和羽。况且妇人附祭于丈夫没有别立乐舞和别立庙宇的礼制，仲子作为妾庙小祀而使用羽舞，不符合舞师的意义。何休说妇人没有武事，单独演奏文乐，也不知道开始进献再次混乱的节奏言辞。况且众仲回答羽数，列举天子、诸侯、大夫都称为羽，也不因为她们没有武功而命名。六佾本来不是仲子所宜用的，所以说起初进献。程子说看见使用八佾是鲁君的僭越，而不知道使用六佾也是仲子的僭越。左绵赵氏说：隐公认为在庙外建立宫庙不可使用宗庙的礼制，减杀而使用六佾，这是隐公对待仲子尚处在正与不正之间，而迷惑于先君的邪说不能匡正。他的话是对的。《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刘侍读说：众仲不知道诸侯名位不同，礼制也有差异，因为天子八佾就兼称诸侯六佾，他说士二佾也是不对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都是士的礼仪，没有使用舞蹈的地方，哪里能得到二佾而施行。《周礼》舞师的职责，凡小祭祀就不兴起舞蹈，小祭祀是王者服用元冕的祭祀，士服用元冕反而舞蹈吗？众仲的错误无疑，他的说法大概依据二传。汪仲裕说：乐舞的人数从上到下递减以两，诸侯既然低于诸公，那么诸伯应当低于诸侯而为二佾了。子男又有什么用呢？礼经所记载的庙堂制度，五等诸侯的衮冕、旒数、席数都相同，难道因为乐舞而独自改变制度吗？这个说法与刘氏不同，但刘氏说士没有使用舞蹈的地方，汪氏说五等诸侯佾数不应当有差异，都依据《周礼》可以匡正三传的过失。

天子用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佾，六六三十六人，大夫用四佾，四四十六人，士用二佾，二二四人。这个说法本于何休《公羊传》注。宋元嘉年间，太常傅隆议论说：“舞蹈，本来是用来节制八音的，八音和谐，然后成为音乐。所以必定八人为一列，从天子到士，递减以两者，是减少两列罢了。”杜预认为一列又减少二人，到士只剩四人，难道还能成为音乐吗？根据服虔注说：“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这个意义是恰当的。我认为士就是服侍的人，地位俸禄很微薄，还是儒生布衣之家，而饮食蒸享，二八十六人为之，鼓吹不仅居住不能容纳，而且食物也没有来源。

译（这样）不显得迂阔吗？八风八音，在一件乐器之中，也可以全部具备，即使只用四个人，乐器的数量也完全足够，风气可以和谐。关于“士二人”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就是这样。然而士人通常使用四个人，在家中恐怕也不妥当。刘氏说没有使用舞蹈的地方，这是不可更改的。古语说“士人有了功劳就赏赐音乐”，难道是这样吗？

译《白虎通》说：“《春秋公羊传》说：‘天子用八佾，诸侯公侯用六佾，诸侯用四佾。’《诗经》说：‘大夫和士用琴瑟。’‘所谓御用八佾，是什么意思呢？’‘佾，就是行列。以八人为一行列，八八六十四人。诸侯公侯六六为行，诸侯四四为行。诸侯公侯指的是三公和两位先王的后裔，大夫和士是北面朝见的臣子，不是专门治理百姓的人，所以只用琴瑟罢了。”

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左传》记载：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请求说：“请您在宋国发泄怨恨，敝国愿做向导。”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去防备宋国。鲁隐公打算去救援郑国，询问使者说：“宋国的军队到了哪里？”使者回答说：“还没有到达我国。”鲁隐公发怒，于是停止出兵。

先前是邾国主持军事。王樵先生说：“史书不记载军队，是因为没有报告。”或许郑庄公当时担任周天子的卿士，难道是他擅自调动天子乡遂的军队，而不是王室派遣的，所以史书不记载吗？然而郑国自从周天子把政事交给虢公后，就怨恨周天子而长久不朝见，难道能率领周天子的军队出征吗？恐怕《左传》记载有误。郑国率领周天子的军队攻打宋国，那是隐公九年的事情。《左传》隐公篇中错误很多，这也是其中一件事。然而周天子当时，依靠的是晋国和郑国，郑伯请求出兵，周天子必定不会不答应，况且请求必定以不违背王命为借口，勤王辅佐，也必定不会不答应。即使周天子又怎会与郑国计较旧怨呢？今年请求周天子的军队，明年郑伯就去周朝朝见天子，由此可知《左传》记载周天子军队去防备，未必有误。

螟虫。

吃禾苗心部的叫螟虫。这一年和八年九月两次记载螟虫。庄公六年秋天记载螟虫。高氏说：“螟虫吃禾苗心部。蝗虫无所不吃。作为灾害，螟虫较轻而蝗虫较重。《春秋》对于秋天较轻的灾害也记载。等到时间久远，较轻的灾害不胜记载，只记载较重的灾害罢了。不然，难道隐公、庄公之后两百年间都没有螟虫吗？”记载灾害的开始。

冬天十一个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臧僖伯。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陈君举说：“宋国和郑国互相怨恨，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从僖公以前就记载了，春秋初期仍然把包围城邑看得很重。”

这是记载包围的开始。

郑国的长葛，在今许州北五十里。

甲子日。桓王三年。

六年。齐僖公十四年，晋哀侯光元年，卫宣公二年，蔡宣公三十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曹桓公四十年，陈桓公二十八年，杞武公三十四年，宋殇公三年，秦文公四十九年，楚武王二十四年。

春天，郑国人来求和。

《左传》说“渝平”就是更改和好。《易经》说官职有变化，变化而安于正固。注解说：渝是变化，大概是不安于正固而安于正固。来“渝平”，就是改变不和而变为和好。《左传》说“更成”，意思不错，三代古文都是如此。《公羊传》《谷梁传》说“输平”是毁弃和好，没有完成和好，文义都不对。胡氏主张《公羊传》《谷梁传》的文字说：“输是纳，平是成”，意思对而文字不对。郑国人为什么向鲁国求和呢？是为了利益相结，解除怨恨，疏远宋国和鲁国的联盟。大概鲁隐公未即位时，只停留在狐壤，与郑国有怨；在清地和遇地结盟，与宋国结党。然而鲁隐公摄政为君，休养生息，保卫边境，协调邻国，亲近友好，全都归于和好，这是他的本心。宋国虽然名义上与鲁国友好，但惠公去世时，有宋国军队，实际上有威胁。隐公的意思，桓公是他的贵甥，平日左右桓公，把持鲁国的，必定不能避免。鲁隐公表面顺从而内心实际疏远他，怎么会生出与郑国的仇怨，自孤其势呢？况且鲁国所震动的邻国，在齐国和郑国，不在宋国和卫国。三年齐国和郑国在石门结盟，隐公已经非常担忧郑国了。所以四年四国攻打郑国，用众仲的几句话推辞；五年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借使者的失言，停止两次出兵，对郑国的恩德很厚。那狡猾的郑君，本来就想结交鲁国以疏远宋国，所以窥探他的意图而来“渝平”。

高忠宪说：和好而不结盟叫平。

渝，《公羊传》《谷梁传》作输。

夏天五月辛酉日，鲁隐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

《左传》：夏天在艾地结盟，开始与齐国和好。

鲁隐公辞谢宋国使者。第二年，齐国又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以结交鲁国。于是齐国与鲁国合好，与宋国疏远，而党羽形成。

这是齐鲁交好的开始。

艾，在今沂州西鲁地。

《左传》：五月，郑伯侵犯陈国，大获全胜。

秋天七月。

《公羊传》：这里没有事情，为什么记载？因为首时已过就记载。《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为一年。

冬天，宋国人夺取长葛。

宋国自从去年冬天包围长葛，整年不解围，志在必得。郑庄公不赴天子之会，周天子军队去救援他的私邑，而结交齐国、结交鲁国作为从容图报的举动。看他们包围夺取，好像不在意，为什么呢？大概宋国挟持冯来为难郑国，郑国如果不是深谋远虑，有办法扼住宋国的咽喉而控制它的命运，就不能得志。此时齐鲁刚和好而未与周天子同心，以交恶，所以终究没有释怀。郑国且须忍耐，恰逢这一年京师饥荒，郑国才得以趁机与周天子讲和。别传记载京师告饥，鲁隐公为之向宋、卫、齐、郑请求买粮，而郑伯因此去周朝谢罪告服。然后一心图谋宋国而没有困难，那么今天夺取长葛，恰好足以使敌人骄傲而激怒众人，又何必计较呢？

《左传》：郑伯去周朝，开始朝见桓王。桓王不以礼相待。

乙丑日。桓王四年。

七年。齐僖公十五年，晋哀侯二年，曲

译沃武公即位的第一年，卫国宣公三年，蔡国宣公三十四年，郑国庄公二十八年，曹国桓公四十一年，陈国桓公二十九年，杞国武公三十五年，宋国殇公四年，秦国文公五十年，楚国武公二十五年。

译春季，鲁隐公三年，叔姬嫁往纪国。

叔姬是伯姬的陪嫁妹妹，她不同时间出嫁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她尚未成年，不能履行对丈夫的责任，所以在本国等待成年吧？《春秋》记载“叔姬嫁往纪国”，苏辙说：“这是赞扬她贤德。如果贤德不值得记载，必定是因为地位尊贵才记载，那就是用地位来蔑视德行。小国没有大夫，但涉及我国时就记载，这说明地位不能废弃事务。地位不能废弃事务，难道可以废弃贤德吗？如果叔姬不回到宗国，而是嫁往酅地，以保全妇道，她的贤德就可想而知了。”

汪氏说：“贾逵认为隐公厚待先君的女儿，所以用盛大的礼仪送她出嫁，如同送嫡女出嫁的礼仪。又说纪国看重叔姬，所以记载此事来讽刺她。圣人难道会预先推测她日后的贤德而记载吗？现在考察《春秋》，诸侯宠爱妾媵的情况，大多不值得圣人笔墨记录。如果隐公厚待先公的女儿，必定不会把她当作陪嫁媵妾。孔子作经是为了垂示劝诫，那么认为这是喜欢她的贤德，道理或许接近，怎么能用史官一时的惯例来议论《春秋》万世的法则呢？”朱熹作《通鉴纲目》，记载唐太宗立武氏为才人，这是导致伪周动乱的起因；记载唐玄宗册封寿王妃杨氏，这是导致马嵬坡之乱的起因。纳才人、册封诸王妃，按法度不应当记载，而朱熹记载了，这也是《春秋》的意思。

高忠宪说：“纪国灭亡宗庙，在于叔姬不回到宗国，而是嫁往酅地，以保全妇道。《春秋》赞扬她，所以记载此事来为这件事张本。”

滕侯去世。

滕国是邻国。如果没有吊唁慰问，《春秋》绝不会记载。去世，既然有讣告，《春秋》为什么不写名字？这是文字缺失吗？后来如宣公九年、成公十六年，记载“滕子卒”；隐公八年，“宿男卒”；庄公三十一年，“薛伯卒”；成公十四年，“昭公五年”，“定公九年”；哀公三年，“都记载秦伯卒”，都不写名字。根据《春秋》，诸侯不同盟的，共五十二人，不写名字的有九人。

赵子常说：滕侯去世不记日期，不写名字。《公羊传》说：滕国是小国。《春秋》没有因为是小国而不写名字的。《谷梁传》说：滕侯不写名字，是因为用了狄人的道义。既然用了狄人的道义，那么为什么还要写名字呢？我认为《谷梁传》大概是臆测。如果像《谷梁传》所说，那么宿男不写名字，怎么解释呢？说宿男是小国，没有参加盟会，怎么知道滕侯是同盟呢？有人说陆氏《春秋》有不参加盟会而写名字的，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家的史册，凡是诸侯有告命的就记载，但必须依据所赴告的礼仪篇章所记录的赴告辞说：“寡君去世罢了。”《左传》说“去世赴告用名字”，赵匡极力辩驳其错误是对的。如果史官遗漏了名字，盟书已经无法考证，赴告的书信本来也没有登载，所以滕、宿都不能写名字。后来有写名字的，是因为距离孔子时代近，记载又足以查证。不然的话，后来不写名字的为什么很少呢？《左传》认为礼经中同盟称名字，去世用名字赴告，庄公元年陈侯林去世，《左传》又认为是没有同盟而小丧，陈侯实际上共同讨伐郑国，将要赴告的不一定是同盟，而写不写名字又不取决于是否同盟吗？两种说法都在义理上有缺失。大概同盟的名字记载在盟书中，朝会赴告的名字记载在要约中，聘问告命的名字记载在简牍上，赵氏所谓“去世赴告可以查考而记载”，时间久了或许丢失，那么依据什么呢？说时代久远与否是对的。至于胡子详细记载葬礼义理而写不写名字，因为宿男见到例子，认为不赴告名字，而孔子特意记载，有见于赴告而无见于辞令和礼仪，《春秋》的义理就浅薄了。

赵匡氏说：“《左传》说，同盟去世就用名字赴告，在情理上不安。哪有臣子在创巨痛深的时候，却忍心称君主的名字？《礼》篇所记录的，也说‘寡君去世罢了’。诸侯去世不同盟的，共五十二人，只有九人不写名字。”

夏季，修筑中丘的城墙。

《左传》记载这是不合时宜的。

莒国入侵向国，那么鲁国的边境必须有防备。但是在夏季使用民力，不担心民力耗尽吗？灌甫说：“考察《春秋》记载城内邑二十三处，在夏季修筑的有七处，在春季修筑的有四处，其余都是适时修筑的。不合时宜而修筑，固然记载，适时而修筑，也记载，为什么呢？圣人爱惜民力，慎重兴作，惩戒僭越邪恶罢了。那些畏惧齐国、畏惧晋国，因为邾国、因为莒国，以及大夫自强而修筑城墙的，各自依据文辞来体现义理，不在于记载适时与不时。”

《春秋》兴作工程，修筑八座内城，二十三座外城，六座。其体例有三种：叫城，叫筑，叫新作。城与筑，是以前没有而现在新建的；新作，是旧的已经毁坏而重新修建的。不合时宜是不义的，固然有害。即使适时，且合乎义理也记载，表明劳民是重大的事情。所以有适时和不时的，如庄公二十九年的春季，新建延厩；冬季，修筑诸和防的城墙。庄公三十一年春季，在郎地修筑台，因为使用民力已经竭尽了。一年三次修筑台，或许有缘故，但是劳民不是太严重了吗？有不合时宜而适时的，如文公七年的三月，修筑郚的城墙，是为了防备邾国；襄公十五年的夏季，修筑成郛的城墙，是为了防备齐国。虽然不合时宜，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考察其时间，考察其地点，得失就显现了。

中丘在今沂州古临沂。今沂州北有中丘古城，东边是向国，北边是郓国，南边是郯国，那么西边越过沂水，距离鲁国已经三百六十多里，是靠近莒国的邑。

这是记载土木工程开始。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年，之来是为郑国求取鲁国的支持，派弟弟聘问，是亲自处理这件事。弟弟就记载

译“弟”字，是直言其义。僖公宠爱他的弟弟施，等到他的儿子襄公废黜施时，于是酿成了篡位弑君的祸乱。不信任宠臣的是无知，忌恨宠臣的是襄公，这在僖公那里并未违背友爱兄弟、彰显天理的道义，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译胡传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弟。程氏说，先前儒者解释“母弟”一词，大概是依据礼制中有确立嫡子、同母弟的条文，其中所说的“同母”，大概是指嫡子而言，并非认为这样就更亲近。这个义理长久以来就不清楚了。齐僖公偏私于同母弟，对他的宠爱不同于其他弟弟，恩惠延及到他的儿子，地位还与嫡子相等，而襄公贬抑他，于是酿成了篡位弑君的祸患。所以圣人对于胡传来聘这件事，特意改变书写方式来表示贬斥。《郑语》中记载“来盟”，黑肩率领军队，都是谴责他们的偏私。陈光逃奔楚国而被称为“弟”，是不再顾念抚育幼子的哀痛了。盗贼杀害卫絷而被称为“兄”，也是不再顾念上天的昭示了。秦鍼、宋辰，都是谴责他们刻薄。

熊过氏说：有人说，聘问本来是天子用来晓谕诸侯心志的，齐国倚仗强大而僭越实行，乃是周礼中广设行人一职，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互相问候，每三年互相聘问，已经有这样的行为了。“殷”指中间，每隔一年派人以心意互相问候，叫做小聘；三年一次大聘，各种礼仪文书比问候时稍显隆重。陈祥道说，三辅地区的人言语轻视财物，称为“聘”，或许就是这样，所以“殷”的意义在于隆重。《司仪》说：诸公、诸侯、伯、子、男的臣子互相作为国客，就有礼仪。大概是考察礼仪、端正刑罚、统一德行，以尊崇天子，这是王制所不禁止的。只是当时诸侯修好邦交，鲁国史官没有理由自行记载，而只因为接待我方而记载，但这已经不是以礼相交的初衷了。

这是列国来聘的开始。

秋天，鲁公讨伐邾国。

《左传》说：秋天，宋国与郑国讲和，鲁公讨伐邾国，是为了替宋国讨伐。

王樵氏说：“郑国人违背了和平协议，宋国与鲁国的交情疏远了。结交郑国的新欢，抛弃宋国的旧好。鲁国落入别人的圈套中，不再顾念信义。宋国对鲁国的猜忌，可以知道了。这时宋国与郑国讲和，鲁国对宋国感到惭愧，又忌惮郑国与宋国的联合，无计可施，于是替宋国讨伐邾国，来取悦宋国。抛弃蔑地、宿地的盟约而不顾，观察它的情态，连妾妇都不如。”

这是讨伐邾国的开始。

冬天，周天子派遣凡伯来聘问。

朝见，是诸侯朝见天子，小国朝见大国的礼仪。聘问，是交好国家互相往来，以及天子用来与诸侯交往的礼仪。所以鲁公在王所朝见，称为“朝”；谷伯、邓侯来到鲁国，称为“朝”；天子派遣宰周公来，称为“聘”。大夫互相往来，也称为“聘”。同等地位的诸侯互相往来，或因事，或因朝见，都称为“如见”。诸侯不能说“朝”。本国大夫前往京师，或因事，或因聘问，都称为“如见”。人臣不能说“聘”。小国不能实行朝礼，如介葛卢说“来王朝”，他的臣子不以聘礼到来，如祭伯那样，也称为“来”。这是《春秋》笔削的体例。行人世代互相朝见，大概是指小国而言。《左氏传》中“公朝晋”等语，乃是谦辞，承袭习俗的说法罢了，并非事实。

这是王聘的开始。

凡地在王畿之内，如果认为在今辉县西南二十里的凡城，那就是王畿之外了，恐怕不对。

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并把他带回。

《公羊传》说：是抓获他吗？那么说“讨伐”他是什么意思呢？是夸大其词。不认可戎人抓获诸侯。

“伐”的意思，是一击一刺，用人使用戈的含义。一个国家说“伐”，如郑人伐卫之类就是这样。一个城邑也说“伐”，如伐于余丘就是这样。一个家族说“伐”，如伐单氏之宫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说“伐”，这楚丘就是这样。《公羊传》不明白侵伐的意义，强行解释罢了。《谷梁传》戎卫之说，尤其奇怪。胡传说，周朝的秩官，敌国宾客到来，关尹上报，候人引导，司徒准备役徒，司防查问奸细，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燎祭。尊贵国家的宾客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加强防备。至于天子的使者，则都由官长亲临处理。现在凡伯承受天子命令，作为过境的宾客在卫国，而戎人得以讨伐他并带回，这是蔑视先王的官制，没有君父了。所以《旄丘》被收录在《国风》中，表明卫国不能修习方伯的职责。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并把他带回，表明卫国不救援王臣的祸患。被狄人所灭，是有原因的。

这是戎患的开始。

张洽氏说：“现在的拱州楚丘县，汉代是梁国已氏县，不是卫国的楚丘。”

凡今卫辉府辉县，古汲郡共县，楚丘是鲁地，在今曹州东南。

《左传》说：陈国与郑国讲和。

丙寅○桓王五年

八年○齐僖十六年，晋哀三年，蔡宣三十五年卒，卫宣四年，郑庄二十九年，曹桓四十二年，陈桓三十年，杞武三十六年，宋殇五年，秦宁公元年，楚武二十六年。

春天，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遇。

《左氏传》说：“齐侯将要调停宋国、卫国的关系，宋国、卫国的交情，本来就好。何必由齐国调停？大概是为了调停宋国、卫国与郑国的关系。先调停宋国、卫国，是担心一时的防备不坚固，而顾念其他，所以重申巩固吗？宋国本来与卫国友好，而且都不与郑国和睦，担心其中有所异同。”宋公带着礼物请求卫国，请求先相见。垂是曹地，在今曹县东北，有垂亭。《左传》说遇于犬丘，那么垂又名犬丘。

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

《左传》说：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不祭祀泰山了。

郝仲舆说：宛不称氏，君在臣不称族。

庚寅，我国进入祊地。

郑国想要结交鲁国，借祭祀周公来引诱它，又得到许田来逼迫许国，扩大封地。归还祊地假借田地，其

译这是确立计策。刘氏说：“入祊”，就是进入并占有它了。依据桓公元年《左传》中“璧假许田”作为周公的祊地，这是错误的。赵氏认为“入”是难以解释的词，如今认为进入祊地后的事情曾经中途停止，这些说法都不对。大概祊地在鲁国境内，郑灵公的势力达不到鲁国，凭借郑国赐予而得到它，本来与忿生阳樊的情况不同，有什么难以服从的呢？祊地交换许田，鲁国和郑国成交。郑国虽然还没有在许田建立基业，但鲁国已经占有祊地了。桓公元年用玉璧借许田，再次依礼请求隐公。桓公元年与隐公八年相隔四年，总之是为了结交鲁国的友好关系，暂且用加赠玉璧、延期交付来表明厚意。鲁国因为利益的原因，轻易割让先君封地，圣人不忍心直接记载，所以用委婉的辞令说：“入祊”、“璧假”。庐陵李氏说：汤沐邑，何氏认为四井为一邑，邑方圆二里，东方二州，四百二十国，凡是作为邑，宽四十里，长四十二里，取足供住宿，共同储备谷物。这样各国都有了。范氏认为诸侯对王室有大功德的，京师有朝宿邑，泰山有汤沐邑，用来供给祭祀，其余则没有。胡氏赞同范氏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容斋随笔》说：《左传》记载隐公八年，郑国把祊地给鲁国；桓公元年，鲁国把许田给郑国。又看到《鲁颂》中说：“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于是便认为许是鲁国的土地。却不知许有两首诗，所谓“许”，是周公旧时的封地；《春秋》所说的“许田”，是许国的土地。就像经书说“筑台于秦，仲遂至黄，乃复秦与黄”，都是鲁国的土地，而诸侯的国家也有秦、有黄。不能因为许田就是鲁国旧地，而产生交换土地的说法。况且文王、武王的子孙，谁不是有功且亲近的？如果都有朝见、住宿、沐浴的邑地，中原大地哪里容得下他们？这显然不对。考察地理志，现在的许州许昌郡，是古代的许国，设有许田县，那么许田就是许国的田，如同邾田之类，怎么能认为是鲁国靠近许国的田呢？这又不对。何况祊现在在沂州琅琊县，有祊地，距离泰山很远，怎么能作为郑人助祭沐浴的邑地？假如按那种说法，当时郑庄公正强盛，这一年既然把祊地归给鲁国，必定急于得到许田，隐公怎么能终身不归还呢？等到桓公即位，才开始用璧借给他，为什么呢？况且神灵不享用非正统的祭祀，百姓不祭祀非本族的祖先，郑伯即使再愚蠢，放弃泰山的祭祀而为鲁国祭祀周公，也太不合人情了。圣人修撰经书，想让后世明白知晓，不需要等待《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然后才彰显。如果真的有交换土地的事，只说“归祊”“入祊”，岂不是太隐晦而让人无法理解吗？不知道祊地，是郑国曾经侵占的土地，而特别靠近鲁国，现在归给我们，郑国人想以此结交鲁国的援助。六年既来破坏和平，恐怕鲁国的友好关系不稳固，认为隐公可以用利益引诱，所以把祊地给他。郑国归还而鲁国进入，然后两国的党羽就牢固了。我曾怀疑祊在沂州是鲁国的土地，经书不记载鲁国失去祊地的原因，或许在《春秋》之前。考察祊地虽然靠近鲁国，但不是本来鲁国的土地。如果是本来鲁国的土地，经书只当记载“郑伯使宛来归祊”就够了，不当接着记载“庚寅我入祊”。根据《齐人归我济西田》，经书不记载“我入济西”；《齐人归讙及阐》，经书不记载“我入讙阐”。大概鲁国的故地，既失去又得到，何必记载“入”呢？现在祊地特别记载“我入祊”，则可见鲁公贪图郑国的贿赂，不是可以进入而进入的缘故。至于许田既然不是鲁国的旧封，怎么会有这件事呢？回答说：这是《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隐公与齐、郑交往十年，于是共同讨伐宋国而夺取郜、防；十一年，于是联合齐、郑的军队讨伐许国而占有其土地。大概鲁国拥有许田，从进入许国那年开始。讨伐宋国的谋划，本出于齐、郑，所以经书记载翚率领军队会同齐人讨伐宋国。会同，谋划出于他们。进入许国的军队，出于隐公，所以经书记载公与齐人、郑人进入许国。与，谋划以我为主。然而许田靠近郑国而远离鲁国，鲁国人虽然拥有它，却是郑国人想要的。当时隐公尚强，郑国人虽然想得到它，而不能与鲁国争夺。等到有一天桓公篡位杀隐公，郑庄公趁机直接到达鲁国的边境，以求取许田，名义上是借璧，实际上是胁迫夺取。桓公不义，正害怕诸侯的讨伐，理应不敢不给。从此许国的土地为郑国所有，许国从此不见于经书。等到郑庄公死，忽、突争夺国家，郑国大乱，许叔才开始趁机进入，许国又有了自己的国家。经书在桓公十五年，先记载郑突逃到蔡国，郑忽回到郑国，接着记载许叔进入许国，其微言大义隐晦而非常明白。在此之前，郑国人无时不讨伐许国，必定想夺取其土地，所以许国人四次迁徙以躲避他们，而最终不能避免。等到春秋末期，经书记载郑游速率领军队灭许，把许男斯带回去才停止。许国与郑国的事，大概由于郑庄公向鲁国借许田的缘故。考察《春秋》，许国的源流兴亡如此，怎么能像《左传》附会之说，妄自假借交换土地的事呢？《左传》关于许田的说法既然错误，后又觉察有许叔进入许国的事，于是在隐公十一年公与齐、郑进入许国时编造言辞，说齐侯把许国让给鲁公，鲁公又把它给郑人，郑伯派百里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边，大概是为后来张本。不知道郑国得到许国是在借璧那年，怎么能在隐公时就已经有了？学者对于《春秋》，不探究源流始末，期望自得，而只跟随三传东西，像这样的错误，难道少吗？

祊，公羊、谷梁作邴，现在属于沂州。

《左传》四月，郑公子忽到陈国迎娶妇妫。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去世。

辛亥，宿男去世。

《谷梁传》说：“未能同盟，所以说男卒。然而元年九月，与宋人在宿盟会，为什么呢？”缺文者，是对的。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盟会。

垂的遭遇，《左传》认为齐侯将平定宋、卫与郑的关系，瓦屋之盟，又说齐侯卒平宋、卫与郑，而一遇一盟，经书绝不记载郑，那么郑伯不参与是明显的。其说平宋、卫与郑者，阳借齐平宋，使好像解除其仇敌。解说者认为春秋之初，齐僖是小霸主，齐、郑一党，宋、鲁、陈、蔡、卫一党，这是看到后来晋、楚争霸主，所以有此说。其实齐僖固然是庸人，宋、郑也无大志，不过阴阳捭阖以自利害他罢了。宋国因为冯的缘故，日虞郑；郑国有宋人的敌意，与周交质之恶，

译远交齐国作为外援。于是经过三年，与齐国在石门结盟，而鲁国是齐国的邻国，与宋国亲近，郑国又因为在狐壤的停战与鲁国产生嫌隙，郑国所深深担忧防备的，正是鲁国。这是郑国的实情。人们只知道鲁国与宋国和睦，却不知道桓公是仲子的儿子，隐公刚即位时就有宋国的军队来犯，宋国人本来就假装担忧隐公，隐公又怎么能以真诚亲近宋国人呢？他不想与郑国产生嫌隙的心思，在心中耿耿于怀很久了，所以防备狐壤的怨恨，而众仲的话和使者的愤怒，明显地向郑国示意以谋求友好。郑庄公窥探到他的意图，所以在第六年破坏了和平。今年归还祊地，既已亲自表示谦卑，又用贿赂请求，隐公有什么困难不能化解仇怨、结好关系呢？这是鲁国的实情。郑国已经与齐国交好，与鲁国讲和，趁着周王室饥荒而朝见周王，又向陈国请求和解，只有与宋国是敌对仇怨罢了。所以垂之在瓦屋之盟时，经文两条记载完全不提及郑国，大概是因为郑伯没有参与。到了第九年冬天，宋公不朝见周王，郑国于是揭发此事，周王军队讨伐宋国，鲁国断绝了宋国的使者，果然如此。郑庄公到现在才得以报复了。

译瓦屋，张洽认为是周地，范守已认为是郑地，其实瓦就是定公八年瓦亭，大概是燕县东北靠近卫国之地。

八月，蔡宣公下葬。

张洽说：“蔡国从共侯到桓侯，史书记载中，他们的君主都称侯。现在考证《蔡史记》，也记载为‘宣侯’，而《春秋》却以‘公’来记载，这是为了彰显臣子私谥的尊贵，使其等同于诸侯。”

《左传》：八月，郑伯带领齐国人朝见周王。

九月辛卯日，鲁君与莒人在浮来结盟。

《左传》：这是为了成全纪国的友好关系。

鲁国与莒国交恶，纪国因为伯姬的缘故，调停了鲁莒两国的关系，现在订立这个盟约，以成全纪国的友好。然而这是两年前的事情，到现在已经隔了七年，怎么这么久远呢？莒人设防，不忌讳与鲁君敌对，所以称鲁君为公。如果像僖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就忌讳卿大夫设防而凌驾于公侯之上，所以不称公。据此，那么四年莒人伐杞，是为了纪国，这一点更加确凿。

熊过说：“鲁君将要偏袒郑国，围攻宋国，亲自到莒地，毁坏列国界限而与莒人结盟。这是我们国君特别与外国大夫结盟的开始，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

这是与莒国友好的开始，也是鲁君特别与外国大夫结盟的开始。

浮来是莒地，在莒州西三十里，现在沂水县西有公来山，号称邳来，就是这里。

浮，《公羊传》《谷梁传》作包。

发生螟灾。

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左传》：鲁君命令以他的字作为氏，称为展氏。

张洽说：“胡安国《春秋传》说，诸侯的儿子做大夫，就称公子；他的孙子做大夫，就称公孙。公孙的儿子和异姓的臣子，没有赐给族氏而身为大夫，就称名，无骇、挟之类就是这样。古代设置卿位是为了寻求贤德之人，不一定世袭官职。春秋初期，还比较接近古制，所以这两位卿只称名。至于官职世袭，季友、仲遂就以公子的身份被赐给族氏，让他们世代做大夫，所以《春秋》在他们去世时记载‘公子季友、仲遂’，而先王的礼制就灭亡了。其后直到三家专权鲁国，六卿瓜分晋国，诸侯失国出奔的接连不断，都是由此引起的。”

骇，《公羊传》《谷梁传》作侅。

丁卯日。周桓王六年。

九年。齐僖公十七年，晋哀公四年，卫宣公五年，蔡桓侯封人元年，郑庄公三十年，曹桓公四十三年，陈桓公三十一年，杞武公三十七年，宋殇公六年，秦宁公二年，楚武王二十七年。

春季，周天子派南季来鲁国聘问。

《周礼》记载，行人官职，王者对待诸侯，有时通过聘问来结好，通过间问来传达意志。所以天子与诸侯交往称为聘，诸侯到天子处称为朝。宰旅的辞令不违背旧制，天子嘉奖他。虽然诸侯对天子，《周礼》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的规定。然而聘问终究是天子施予诸侯，大国施予小国的行为，看《春秋》所记载的可以证明。《谷梁子》唯独说聘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这就错了。南氏的“季”字，天子的大夫通常称字。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

挟去世。

《公羊传》说：这是我们大夫中未被任命的人，这是对的。不赐族氏，是因为春秋初期尚且质朴。”《谷梁传》说：隐公不封爵大夫，是因为他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这是错的。郝仲舆说：“解说者认为挟不书族氏，是因为隐公摄政不主持封爵不赐族。然而隐公摄政十一年了，盟会、侵伐不断，史书为什么唯独不主持封爵？无骇被赐展氏，难道不是隐公赐的吗？”

挟，《公羊传》《谷梁传》作侠。

夏季，修筑郎邑城墙。

赵企明说：“郎就是现在的单父、鱼台，单父是宋地，那么郎就逼近宋国。鲁国将要北防齐国、郑国伐宋，怀疑宋国乘虚而入，所以修筑郎邑防备其西面吗？”

李防说：“郎邑在髙平方与县东南，隐公两次修筑它。而在桓公时代，三国在这里交战；庄公时代，陈、蔡的诸侯也驻扎在这里。齐、宋用兵窥探鲁国，又在这里驻扎军队。那么郎不是鲁国的要地吗？后来筑台、筑苑囿，也都在这里。大概起初还是警戒恐惧之地，后来就变成游观玩乐的地方了。”

程颐说：“《春秋》凡是动用民力一定记载，然而有动用民力很大却不记载的，其中的教化意义很深。僖公修缮泮宫，恢复閟宫，不是不动用民力，然而不记载。这两者是复古兴废的大事，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像这样动用民力是应当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为政的先后轻重了。”

郎现在，鱼台县有郁郎亭。大概是靠近宋国的地方。

秋季七月。

冬季，鲁君在防地会见齐侯。

《左传》：郑国人以周天子的命令来告知，要讨伐宋国。鲁君在防地会见齐侯，谋划讨伐宋国。

郑国以周天子的命令来告知讨伐宋国。齐国、郑国结为同党，所以在防地会见鲁君，来谋划此事。郑国未曾必须设防，宋国的瓦屋，是郑地。借齐国平定宋国，在郑地结盟，使得好像解除了仇怨，而自身不参与会见，以示不解仇怨。然而齐侯盟誓的口血未干，又难以公然违背，所以借周天子的命令来告知，那么兴兵就有名义，可以招致鲁国，可以反过来对付齐国。当初取麦、取禾，射中周王肩膀，当时不尊奉周王，谁比得上郑国？齐国又和谁去讨伐呢？郑庄公引诱鲁国，本来就有其中的缘由。齐国是大国，遇到会见、结盟、讨伐，几年间奔走服役，甘愿被郑国利用而不推辞。郑庄公卑辞厚币，谄媚齐国的姿态，一定有不可言说的地方。解说者以齐僖公为小霸，对待齐国太高，所以我详尽其情状而记载下来。

防，鲁国北边边境，靠近齐地。

戊辰日。

译桓王七年。

十年。齐僖公十八年，晋哀侯五年，卫宣公六年，蔡桓侯二年，郑庄公三十一年，曹桓公四十四年，陈桓公三十二年，杞武公三十八年，宋殇公七年，秦宁公三年，楚武王二十八年。

译鲁隐公五年春季，周历二月，鲁隐公在中丘防备齐侯和郑伯。

《左传》记载：在邓地结盟，约定了出兵的时间。

夏季，公子翚率领军队防备齐人和郑人，并攻打宋国。

郑国的段氏子滑在卫国，是郑庄公的心腹大患，郑庄公所仇视的没有比卫国更甚的了。至于宋国，只要我不拥立子冯去扰乱宋国，也就罢了。于是郑庄公纷纷布置，似乎与宋国的仇怨特别深重，这是他的狡诈之处。大概是因为我忌恨子滑而派人去见他，就会被别人窥探，奸计就不能得逞。现在借冯的缘由仇视宋国，似乎仗义执言，可以不败。宋国与卫国关系友好，卫国必定偏袒宋国成为我的敌人，我攻打宋国进而颠覆卫国，那么颠覆卫国有名义而控制子滑没有痕迹。无奈宋殇公愚笨，落入了郑国的计谋中。

翚率领军队，不称“公子”，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卿，但《春秋》的义理不在于是否称公子。他提前出兵，所以被贬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大概行军打仗的道理，不是靠一次行动就能结束的。夏季五月，三国率领军队攻打宋国，鲁公或许有事没有前往，防备翚先出发是可以的。或者想要出其不意地攻击宋国，先出发是可以的。或者想要多次攻打，使宋国疲于奔命，先出发是可以的。行兵的方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并不是因为他提前出兵而贬斥他。季本说：中丘这个地方，靠近沂水，顺着沂水而下，可以到达宋国的东边边境。翚率领军队，齐、郑从东道进入宋国，是正兵。宋、郑互相怨恨，战争连绵不断，记载时把齐国放在前面，是因为郑国曾经以爵位尊于齐国，《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得以把大国放在前面。《左传》说齐侯、郑伯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现在记载为“人”，是因为同一场战役中多次有军事行动，所以略称为“人”。

王樵说：“以前只有两位国君互相防备，到这里诸侯开始共同防备了。以前只有敌对国家互相攻打，到这里开始联合诸侯攻打宋国了。自从参与结盟而有主盟者，进而联合诸侯，进而挟持诸侯去攻打诸侯。所以那些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那些义理是端正王道、阐明大法。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放纵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这是《春秋》的大义所在。”

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

《左传》记载：鲁隐公在老桃防备齐侯和郑伯，在菅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

熊过说：胡安国的《春秋传》认为凡是军队都是列阵，称为战是诈战，称为败是败之者为主。菅是宋国的土地，在宋国的西北边境，从郎地往西直达菅地。鲁公打败宋国是从西道进入，家铉翁认为鲁公亲自出奇兵是正确的。翚率领军队攻打宋国，《左传》记载六月戊申日，鲁隐公在老桃防备齐侯和郑伯，老桃是宋国的土地。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国的军队，菅也是宋国的土地。杜预用长历推算没有戊申日，孔颖达定为戊午日是正确的。然而说齐、郑迟到，所以鲁公独自打败宋国，则是不对的。这是奇正之师，而且地方相近日子又近，难道会迟到吗？

辛未日，夺取了郜地；辛巳日，夺取了防地。

郑国把郜、防两地归还给我，是想坚定鲁国加入宋国阵营的心。王樵说：隐公刚即位之初，慷慨地把千乘之国看得像鸿毛一样轻，打算让位给他的弟弟。自从郑庄公用利益诱惑他，归还祊地、接纳成地，于是防备狐壤，见到止的仇敌就停止了。百姓玩弄兵事成为别人的役使，如果把祊地看作利益，那么对于千乘之国的鲁国，果真能洒脱地让给弟弟吗？难怪莒裘的老者不被别人信任，而公子翚得以施行他的谗言。

郜现在在兖州城武县北边，北边为北郜，南边为南郜，防是宋国的北边边境，靠近缗地，不是防陵的防。

秋季，宋国人、卫国人侵入郑国。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它。

宋国联合卫国来报复郑国。郑国庆幸在菅地的胜利而没有防备，所以宋国、卫国趁其空虚而侵入。《左传》说：“宋、蔡、卫包围戴国，郑国与戴国联合，攻克并夺取了三国的军队。”说郑国夺取了宋、蔡、卫的人是正确的。公羊、谷梁、胡安国则说：“宋、蔡、卫攻打戴国，四国已经交战，郑国趁其混乱，一举而夺取了戴国。”认为郑国夺取戴国的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郑伯的缘故，所以记载“郑伯”。赵企明说：“圣人庆幸郑国胜利，表彰并尊称其爵位，是不对的。”三国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郑伯亲自率领军队。胡安国说“以少敌多”，也是不对的。

熊氏说：“现在的睢州考城县，古称外黄，位于郑国的北边边境。”

戴国，公羊、谷梁作“载”。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侵入郕国。

齐国想要的是郕国，郑国想要的是许国。郑国依附齐国以侵入郕国，齐国依附郑国以侵入许国，互相倚仗以侵犯小国来壮大自己。今年冬季侵入郕国与明年秋季侵入许国，同样是贪兵的举动。解说的人认为郕国靠近卫国，是卫国的同盟国，齐、郑侵入其国以报复卫国。鲁隐公五年，卫国军队侵入郕国，郕国、卫国难道是亲近的吗？至于说讨伐违背王命，则是更加修饰的言辞了。

胡安国的《春秋传》引用《左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以周王的命令去讨伐，而郕国人不防备，齐、郑侵入郕国，是讨伐违背王命。程氏认为宋国本来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两国交恶，《春秋》没有显示这是为王室讨伐。周王的臣子没有行动，周王的军队没有出动，只是假借名义发泄私愤罢了。这种说法依据经文是合适的。如果是讨伐违背王命，就不会记载“入”了。“入”是不顺从的词语。如果说难以推辞，那么齐、郑是大国，讨伐郕国有什么难的呢？

庐陵李氏说：郑庄公假借王命的事情，从隐公元年开始，以周王师、虢师攻打卫国，那时他还算是周王的卿士。到了三年，有交换人质的恶行，周王室已经把政事交给虢公了。六年，郑国开始朝见周王，却没有得到礼遇。八年夏季，虢公忌父开始在周王室担任卿士，而郑国又联合齐国朝见周王。九年，才有宋公不尊奉周王的军队，而《左传》说：“郑伯是周王的左卿士”，这时

译郑伯实际上从未担任过周王的卿士，不过是伪造假象以作为报复的私心罢了。十一年攻入许国，《左传》又说：“国君说许国不恭敬”，这也是粉饰的言辞。最终在打败宋国、攻入郕国、攻入许国、接纳冯回国之后，郑伯志得意满，于是发生了繻葛之战。因此，各种传注中只有程氏的见解是正确的，《左传》只记录了事件而没有探究其真情实意，这是被郑伯所欺骗了。

译郕国、鲁国、济水以西的邻近地区，其北边是卫国，济水靠近单父，单父是宋国的土地。

己巳日○周桓王八年

十一年○齐僖公十九年，晋哀公六年，卫宣公七年，蔡桓侯三年，郑庄公三十二年，曹桓公四十五年，陈桓公三十三年，杞武公三十九年，宋殇公八年，春宁四年，楚武王二十九年。

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滕国和薛国是南边的邻国，宋国和鲁国攻打宋国，夺取了两个城邑，声势显赫，所以这两个国家来朝见。谷梁氏认为这是考察礼制、修养德行以尊崇天子，这是不对的。诸侯之间没有朝见的说法，春秋时期小国对于大国，附庸国对于所属国，都说朝见，只有同等地位的国家则不这样说。凡是诸侯朝见，都分别记载。谷伯、邓侯是一同到达而朝见，礼仪不同日进行。累计数次的，像邾、牟、葛，以及现在的滕、薛，是同一天行礼，只有天子可以接受，诸侯则不可以。隐公对于天子未曾朝见，而滕、薛相继来朝见，又不单独接见他们，而是让他们同一天集体朝见。所以临江刘氏说：隐公的心志已经骄横，一旦朝见两个国家的君主，不能识别这是不合礼制的。

高氏说：“共同接受天子的土地，是同等地位。却在鲁国按次序朝见，哪有同等地位来朝见而按次序朝见的呢？异姓作为后嗣，是说朝见天子的时候。这是诸侯朝见鲁国的开始，也是集体朝见的开始。”

滕国在今兖州府滕县西南，薛国在滕县东南。

夏天，隐公和郑伯在时来会盟。

《左传》说是谋划攻打许国。

郑国想要开拓疆土，所以邀请鲁国在时来会盟，为进入许国地界做准备。

时来在今郑州荥阳县厘城。

《公羊传》《谷梁传》在“夏”字下有“五月”二字，时来，《公羊传》作“祁黎”。

秋天七月壬午日，隐公和齐侯、郑伯进入许国。

许国靠近郑国，许国对于郑国，就像颛臾对于费邑，是必争之地。郑伯说：“不要让其他家族，确实逼近居住在这里，来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进入许国，是郑国的志向。主持军事的人，有时列在首位，有时列在末位，只根据当时的义理而定。许庄公逃奔卫国，不记载，不是他的罪过。杜元凯说：“后来让许叔居住在那里，所以不说灭亡。”

许国在今开封府许州。

冬天十一月壬辰日，隐公去世。

熊过氏说：“程子说：‘君主在路寝去世，见到卿大夫而去世，才是正常的去世。在燕寝去世，是不正常的去世。’去世不记载地点，是被弑杀。大概鲁国君主去世，没有不知道地点的。去世而不记载地点，想要引起疑问，显示其中有缘故。不记载安葬，是因为鲁国的君臣被邪说蒙蔽，没有完成隐公作为君主的礼制。赵子常说不用君主的礼仪安葬。《左传》说‘没有完成丧礼’，是对的。《公羊传》《谷梁传》都因为贼人没有讨伐，所以不记载安葬。然而下文可以通用于蔡景侯、许悼公，所谓义理正确而事实失真。”

隐公十年没有正确说法的，是说隐公自己不正，那么元年也应当不记载正月，和即位一样。元年可以记载正月，那么其他年份也可以记载正月。于是三年、四年、十年记载“春王二月”，七年记载“春王三月”，二年、五年、六年、十一年只记载“春”。大概是每四年一个“春”，没有两件事，只有这件事。二年的防戎，五年的观鱼，六年的渝平，十一年的滕、薛来朝，去来可能在月末、月初，连月成为一件事，也未可知，所以不能断定其月数，用一个“春”来统领。八年春，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九年春，天王派南季来聘问，也不能确定是哪个月，也都用“春”来统领。那么八年、九年都有三月，为什么不记载“春王三月”？大概是“王”是尊号，应当在开始时加上。现在已经记载了“春”遇垂和南季来聘，不能在后面的事情上加“王”，所以三月都不记载“王”。

隐公列国本末

元年，天王来归还，恵公仲子的赗赠，用来改葬，所以厚待恵公，一并归还仲子，用来安定桓公。二年，平王去世。在此之前，郑武公、郑庄公担任平王的卿士，平王偏向虢国，郑伯怨恨平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鲁国不供给丧礼，而武氏子来求取赙赠，鲁国不可以不归还，周不可以求取，互相讥讽。五年，曲沃庄伯攻打翼，周王派尹氏、武氏帮助他，翼侯逃奔随。已经得到正统了，曲沃背叛周王，周王命令虢公攻打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颠倒如此，怎么号令天下呢？六年，郑伯到周，开始朝见桓王。桓王不礼遇他。天王聘问鲁国共两次：一次是七年的凡伯，一次是九年的南季。在此之前，七年夏，虢公忌父开始在周担任卿士。九年，郑伯担任王的左卿士，因为宋公不朝见周王，挟持王命讨伐他。十年春，防齐鲁攻打宋国。十一年，周王从郑国夺取邬、刘、蒍、邘的田地，而给郑国人苏忿生的田地，温、原、絺、樊、隰成、攅、茅、向、盟州、陉、隤、懐十四邑。君子因此知道桓王失去了郑国。

隐公摄政，秉承先君的命令，经营莵裘以养老，也是他的本心。即他在位，修筑郎城不记载，改葬恵公不记载，与邾人盟誓于翼不记载，新建南门不记载。解说的人认为他因为是摄政，凡事谦让，或许是这样。亲近邻国结好，与邾人盟誓，与戎人盟誓，亲近纪国调解莒国，没有很大的失德。

译唯独祸根在于喜爱齐国、郑国而厌恶宋国，宋国本是鲁国的母家。桓公是宋武公的后代。元年盟会于宿，四年相遇于清，已经多有这种迹象了。东门之战，宋国来请求出兵，隐公不听从而公子翚自行率领军队，大大开启了宋鲁之间的嫌隙，从而激发了桓公的野心。郑庄公被引诱，想要离间宋国的友好关系，齐国背弃和平而郑国在艾地结盟，齐郑关系非常紧密，并且归还祊地来贿赂郑国。十年，公子翚率领军队在防地抵御齐国人攻打宋国。攻打宋国已经被牵制，而夺取郜、防两座城邑，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贪图这两座城邑而不贪图千乘之国吗？钟巫之祸，难道没有缘故吗？从周到春秋，又是一个开端。当时，楚国在蛮夷之地逞强，吴国安于偏僻之地，晋国、秦国与狄人交错混杂，南燕、北燕与戎人混杂。周天子威灵所及，只有齐、郑、鲁、卫、陈、宋等几个国家罢了。隐公摄政谦逊，来不及与宋国名义上联合而内心疏离。郑齐之间的交情不牢固，此时只有郑庄公桀骜狡诈，被认为平庸之中最为狡猾。因为公孙滑的缘故，仇视卫国；因为公子冯的缘故，扰乱宋国。二年，郑人攻打卫国，讨伐公孙滑的叛乱。既然与宋、卫为难，不得不依靠齐国。三年，石门的一次会盟，郑国首先结交齐国，从而可以交好鲁国，可以安抚卫国，可以离间宋国与鲁国的关系，可以联合齐、鲁、陈来攻打宋国。四年，卫国州吁弑君，想要列入会盟，平定陈国与宋国，一年之中，两次攻打郑国。后来州吁被杀，五年，郑国又联合邾人攻打宋国，宋国人包围长葛来报复。六年，郑国来背弃和平，离间宋鲁的党羽，又归还祊地来取悦鲁国。八年，垂之的相遇，瓦屋的会盟，表面上借齐国来平定宋、卫与郑国的关系，使得好像是为了解决争端来缓和局势。郑国实际上不参与，但阴谋更加严重。九年，假借周天子的命令，拉拢鲁国、齐国来攻打宋国，而本心满足了。十年，在菅地打败宋国军队，鲁国并且夺取了郜、防，将两座城邑作为贿赂。齐僖公是个狂妄平庸的人。石门会盟之后，只听从郑国。弟弟的聘问，瓦屋的会盟，防地与中丘的会盟，为何屡次不嫌麻烦呢？于是结党作恶。十年，郑国联合齐国进入郕国，十一年，齐国联合郑国进入许国。评论的人不察，说齐僖公有小霸主的志向，当时诸侯齐郑为一党，宋陈鲁卫为一党，只是看到他们纷纭东西，加上美名罢了。那齐僖公被人利用，听任其奔走，而郑、鲁营营役役，总当作自家门户的算计，哪里有争夺天下、尊崇周室的大志呢？至于宋督弑杀与夷，从郑国迎接公子冯，立他为君；宋、郑的怨恨开始化解，戎患在西，周室炽盛了。二年，会盟戎人，大概是东方的戎人。七年，戎人朝见周天子，凡伯不接待，在楚丘攻打凡伯后返回。

译当时以名声著称的小国很少，莒国和邾国虽然小却颇为强盛。鲁隐公元年，鲁国与邾国在蔑地结盟。鲁隐公五年，邾国因为宋国夺取了它的田地，便联合郑国凭借周天子的军队讨伐宋国。鲁隐公七年，鲁隐公讨伐邾国，是为宋国报仇。鲁隐公二年，无骇攻入极国，极国不知是哪个国家。一种说法是莒国的附庸，另一种说法是鲁国的附庸，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攻入向国、攻入极国，史书都这样记载，是为了显示强大欺凌弱小的事情罢了。有人说：莒国人因为向姜的缘故，攻入鲁国的向邑，无骇因为攻入向国，所以报复莒国，这未必确实。纪国靠近齐国，是齐国所想要的，纪国向鲁国求婚，以此作为牵制和援助，而鲁国也极力庇护它。所以鲁隐公二年，伯姬嫁到纪国。鲁隐公三年，纪国和莒国在宻地结盟，从此，纪国人向莒国求亲的意思，有人说：因为鲁国通婚的缘故，替鲁国谋划与莒国结好，以此结成联盟，这未必确实。《左传》说：“这是鲁国的缘故”，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各国之中，莒国算是大国。鲁隐公四年，鲁国讨伐纪国，夺取了牟娄，这是《春秋》记载讨伐别国、夺取城邑的开始。鲁隐公八年，鲁国和莒人在浮来结盟。左氏说：“为了成就与纪国的友好”，由此可知先前在宻地的结盟并非出于鲁国的缘故。郕国是小国，靠近齐国，是齐国所想要的。鲁隐公十年，郑国联合齐国攻入郕国。许国也是小国，靠近郑国，是郑国所想要的。鲁隐公十一年，齐国联合郑国攻入许国。

鲁隐公七年，记载“滕侯去世”；鲁隐公八年，记载“蔡侯考父去世”；记载“宿男去世”；鲁隐公十一年，记载“滕侯、薛侯来朝见”。

《春秋辩义》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三 明 卓尔康 撰

桓公一

庚午○周桓王九年

元年。○齐僖公二十年，晋哀公七年，卫宣公八年，蔡桓公四年，郑庄公三十三年，曹桓公四十六年，陈桓公三十四年，杞武公四年。

十年，宋殇公九年，秦宁公五年，楚武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说：桓公参与了弑君之事吗？所以记载“即位”，彰显他弑君自立之罪，深深地断绝与他君臣之义。古代诸侯不再娶，按礼制没有两个正妻。惠公的原配夫人已经去世，继室声子，那么就是代理主持内政事务了。仲子怎么能成为夫人？母亲不是夫人，那么桓公就是隐公的庶出弟弟，怎么能成为嫡子？说应当立他吗？桓公不应当立，那么国家就是隐公的国家。隐公想要把国家传给桓公，实际上是谦让，不是代理。《公羊传》所谓“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儿子因母亲尊贵而尊贵”的说法，难道不对吗？回答说：这是顺从惠公失礼的行为而找的借口，不是《春秋》的法度。仲子受宠，惠公想让她做夫人，母亲受宠爱的儿子就被抱养。惠公想立桓公为嫡嗣，这是礼制所不允许的。礼制不允许，而惠公顺从他的邪念去做了，隐公又探知他的邪念而成全了他。《公羊传》又大肆传播这种邪说，汉朝又引用这种邪议来使用，夫妇之间的大伦常就乱了。《春秋》明确记载桓公的罪过，深深地加以贬斥断绝，详细记载始末，讨伐罪过的意义，以此显示王法，端正人伦。

《公羊传》说：继承先君故位不记载“即位”，是正当的。先君不是正常死亡，子弟不忍心即位。继承先君故位却记载“即位”，就是参与了弑君。先君不是正常死亡，自己正当地即位，就是对先君没有恩情。隐公不记载“即位”，既然认为是孔子删削的，那么桓公的即位为什么没有删削？大概桓公弑杀隐公有归罪的对象，安然不认为自己弑君。不认为自己弑君，怎么敢把弑君的罪名加给他？《春秋》处理君父之道，本来就是这样的。记载“公薨”与记载“即位”，是一样的。

熊过氏说：即，就是就位。先拜谒宗庙，表明继承祖业。然后回到阼阶的位置，接见百官以端正君臣关系。事情完毕后再穿丧服。其礼仪如同伊尹穿着冕服奉送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一样。朱先生说：王侯以国家为家，即使是先君的丧事，也视为自己的私事，这是对的。然而灵柩前的位置，所谓即位而哭，阼阶的位置也只限于在庙中，与正式朝廷还有不同。没有接受黻冕，自然难以穿士人的服装临朝。《康王之诰》说：诸侯走出庙门，等待王出来，在应门之内。应门内，是王的治朝，可以穿麻冕彤裳面对诸侯。王的世子接受临终遗命，就成为君主。诸侯的世子虽然在王面前发誓，君主去世仍然必须亲自接受任命。借吉礼行事，必须等到第二年，改穿冕服拜见祖先。太甲在元年正月朔日才实行。先儒说刚开始丧事就举行朝庙即位礼的，也是考察得不详细。

三月公会郑伯于垂

桓公是仲子所生，与宋国关系更亲近，宋郑两国先前因为公子冯的缘故，互相结怨。郑国在隐公十年已经讨伐过宋国，现在如果不结交鲁国，担心鲁国一定帮助宋国来为难郑国。鲁国本来是郑国急切想要交好的，隐公本来暗中结交郑国，何况桓公身怀大恶，又是宋国的亲戚，不结交郑国，郑国一定仗着大义来为难鲁国。郑国本来是鲁国急切想要交好的，所以有这次会面。

垂，曹国的土地。

郑伯以璧假许田

胡传说：许田是汤沐之邑，朝见住宿的地方，是先王所赐，先祖所受，私下交易而不顾念，这是有无君之心，废弃朝觐之礼，有无亲之心，抛弃先祖的土地。所以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恶行而隐讳它。不说是“用璧交换田地”而说是“假借”，因为交换就完了，说假借则有归还的道理，又以此显示许国人改过迁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