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野子内篇卷一
士不塞之以例贡士，则其仕皆年壮而志强，而又济之以诗书，顾不美哉？如岁贡士为学官者，简其贤者、能者、亷者、勤者，以参有司而用之。彼有不思敏于教而良于政者，非人也。
译士人如果不被例行的岁贡制度所阻塞，那么他们出仕时都正值年富力强、志向坚定，又能用诗书来辅助教化，这难道不美好吗？至于那些通过岁贡成为学官的人，应当选拔其中贤良、能干、廉洁、勤勉的人，让他们参与有关部门的事务并加以任用。如果这些人中还有不善于思考、不敏捷于教化且不善理政的，那就不是合适的人选了。
路子苦其子之读书也，约熟一书与一衣焉。先生曰：“此利之也。夫教之以义，而以利诱之，其不汩于利者几希。如其子能百卷也，又将何以与之乎？其不信莫大焉。不信以利，非所以诲其子也。”路子悔而改之。
子言问：“为国之患，先生曰：莫大乎四逆？何也？”曰：“退贤进不肖，则逆；罚功赏幸，则逆；弃介尚和，则逆；贱义贵利，则逆。国有一逆，则弱；有二逆，则昧；有三逆，则乱；有四逆，则亾。”
有仕于京者，继母且死，乃谋奔丧。而祭先继母乎？先先母乎？先生曰：「丧不葬不祭，又何先后之问耶？且子父存乎？曰：父存。曰：父存，虽丧亦主之矣，而况于祭耶？子有哭号而已，不得而余谋也。」
霄问管晏孰优？先生曰：「平仲之功不及夷吾，夷吾之德不及平仲。平仲而遇桓公，某知其优于夷吾也。」
卧碑有里选之实，监规有贤良方正之意，提学考文而不问卧碑，司成拨歴而不问监规，欲得真材以成治，不亦难乎？
叔用问尹和靖记程正叔语曰：「凡学者，学处患难贫贱也。若富贵荣达，即不须学。」如何？先生曰：「此或其偏辞也。夫富贵荣达而不学，鲜不斯淫矣。」
先生谓崔叟曰：「天下有道，诸司崇礼；天下无道，诸司崇法。天地和，伏生之辈夀；天地不和，顔子之辈夭。」
士问孟子：「哀旷安宅舍正路者何？」先生曰：「仲尼以夕死为可，子舆以偷生为哀。死也犹弗死也，生也犹弗生也。」介为王者仁心自然论来献焉。先生曰：「此宋太祖之假仁，史氏之防言也。介恶得又从而申之乎？」介曰：「何？」曰：「宋祖之封韩通，岂其真仁乎？」
孙世其问申鉴先生曰：「荀仲豫，其董子之俦乎？其文质直而眞切。」
张伊问諡法。先生曰：「后世可谓大易矣。其胡能沮劝耶？故凡为翰林者，累官至师保，皆諡文。他官虽或经天纬地，弗论焉。凡为将领者，累官至▯伯，皆諡武。他官虽或运筹决防，不论焉。不有后日之公论，则王安石、朱元晦之皆文公也，谁其辨之哉？」
曲沃杨防曰：“友有娶妻于他县者，女在途，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丧而不返，夫则居庐，终丧而婚礼也。今子之友奚为也？”曰：“妇居丧于室，夫居庐于墓。”曰：“善哉，可与几礼矣。”
子谓九功曰：「耕田不深，无髙稼；治学不深，无端行。」先生谓叔钺曰：「见善而不恶，则或有为之之时矣；见善而恶，则无为之之时矣。见恶而不好，则或有去之之时矣；见恶而好，则无去之之时矣。故君子以取初心焉。」王子曰：「凡山之下，皆水道也。故山之土石层垒，洪水过而累之耳。」先生曰：「王子求形，不求意矣。夫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故西北之山，入地不穷其底；东南之水，接天不见其际。抑如王子之言也？天之星辰日月，岂天河过而累之乎？」
学者有畏嫉于俗，而欲为内方外圆之行者，以问先生曰：「夫内方外圆者，大贤以上事也。初学而然，为人丧已甚矣。夫内方外圆者，乃德盛后见之，亦非圣人有意于内之方、外之圆也。」学者改之。
先生谓子言曰：「汉匡衡治诗，足以説王化矣，而其身不免于赃败。圣学之废，岂独今日哉？」故君子贵行不贵言。爵问：「今之使四方不辱君命者，先生曰其惟黄忠宣公乎？」交趾百余年而不叛，皆忠宣公之政也。使于北朝，有杨善，惜乎福也！未死建文之难耳。
权用问闾阎之苦，风俗之害。先生曰：「里老之不选徳，小学之不选师，乡饮之不选贤，欲以安民而善俗，吾未见其有日也，何其已细乎？」曰：「平天下亦犹是也。」
西安之地，秋税亩一斗，夏税五升。及其乆也，秋地沽而不售，皆归贫人；夏地皆归富人。有司以布折税者，夏匹布石有二斗，秋止折半。于是贫富滋相悬。先生遇二司，辄言之。门人曰：“夫子不属事，此言何也？”曰：“茍得贫富均，又何属事之为辞？”且昔者王端毅公在南直▯也，调停官粮、民粮之偏，令官粮抵斗实収，而民
译路子苦于他的儿子读书，约定读熟一本书就给他一件衣服。先生说：“这是用利益来诱导他。用道义来教导他，却用利益来引诱他，那些不被利益所迷惑的人就很少了。如果他的儿子能读百卷书，你又拿什么给他呢？这没有比这更不诚信的了。用利益来建立诚信，不是用来教诲儿子的方法。”路子后悔并改正了。
子言问：“治理国家的祸患，先生说：没有比四逆更大的了？为什么呢？”先生说：“斥退贤人而进用不肖之人，就是逆；惩罚有功之人而奖赏侥幸之人，就是逆；抛弃耿介之人而崇尚和同之人，就是逆；轻视道义而看重利益，就是逆。国家有一种逆，就会衰弱；有两种逆，就会昏昧；有三种逆，就会混乱；有四种逆，就会灭亡。”
有个在京城做官的人，继母快要死了，于是谋划奔丧。是先祭祀继母呢？还是先祭祀生母呢？先生说：“丧事未葬不祭祀，又何必问先后的次序呢？况且你的父亲还在吗？回答说：父亲在。先生说：父亲在，即使是丧事也由父亲做主，何况是祭祀呢？你只有哭号罢了，不能做其他的谋划。”
霄问管仲和晏子谁更优秀？先生说：“晏平仲的功绩不及管夷吾，管夷吾的德行不及晏平仲。晏平仲如果遇到齐桓公，我知他比管夷吾更优秀。”
卧碑有乡里选拔的真实内容，监规有贤良方正的意义，提学只考文章而不问卧碑，司成只按资历升迁而不问监规，想要得到真正的材料来成就治世，不也很难吗？
叔用问尹和靖记载程正叔的话说：“凡是求学的人，学习的是身处患难贫贱。如果富贵显达，就不需要学习了。”怎么样？先生说：“这可能是偏颇的话。富贵显达而不学习，很少有不骄奢淫逸的。”
先生对崔叟说：“天下有道，各官署崇尚礼制；天下无道，各官署崇尚法律。天地和谐，伏生之类的人长寿；天地不和谐，颜回之类的人夭折。”
士问孟子：“哀叹旷野安宅、舍弃正道的人是什么？”先生说：“孔子认为朝闻夕死是可以的，孟子认为苟且偷生是悲哀的。死却不像死，生却不像生。”介献上王者仁心自然的论说。先生说：“这是宋太祖的假仁，史官的防备之言。介怎么能又从而申述它呢？”介说：“为什么？”先生说：“宋太祖封韩通，难道是真的仁吗？”
孙世其问申鉴先生说：“荀仲豫，他是董仲舒的同辈吗？他的文章质朴直率而真切。”
张伊问谥法。先生说：“后世可以说大大改变了。他们怎么能阻止和劝勉呢？所以凡是做翰林的人，累官至师保，都谥为文。其他官员即使经天纬地，也不论及。凡是做将领的人，累官至〇伯，都谥为武。其他官员即使运筹决策，也不论及。如果没有后日的公论，那么王安石、朱熹都谥为文公，谁来辨别呢？”
曲沃杨防说：“朋友有个娶妻于他县的，新娘在途中，而朋友的母亲死了，怎么办？”先生说：“新娘奔丧而不返回，丈夫则住在庐舍，丧期结束后再举行婚礼。现在你的朋友做什么呢？”回答说：“妻子在室内守丧，丈夫在墓旁庐舍守丧。”先生说：“好啊，可以接近礼制了。”
子对九功说：“耕田不深，就没有高壮的庄稼；治学不深，就没有端正的品行。”先生对叔钺说：“见到善行而不厌恶，那么或许有实行它的时候；见到善行而厌恶，那么没有实行它的时候。见到恶行而不喜好，那么或许有去除它的时候；见到恶行而喜好，那么没有去除它的时候。所以君子以取初心为贵。”王子说：“凡是山的下面，都是水道。所以山的土石层层堆积，是洪水经过而堆积的。”先生说：“王子只求形迹，不求意义。立地的道理，叫做柔与刚。所以西北的山，入地不穷尽它的底部；东南的水，接天不见它的边际。难道像王子所说的吗？天上的星辰日月，难道是天河经过而堆积的吗？”
学者有畏惧嫉妒世俗，而想成为内方外圆之行的人，问先生说：“内方外圆，是大贤以上的事。初学者这样，为人丧失自己太严重了。内方外圆，是德行盛大后显现的，也不是圣人有意于内方外圆。”学者改正了。
先生对子言说：“汉代匡衡治诗，足以解说王化，而他自身不免于赃败。圣学的废弃，难道只是今天吗？”所以君子贵行不贵言。爵问：“现在出使四方不辱君命的人，先生说只有黄忠宣公吧？”交趾百余年而不叛，都是忠宣公的政绩。出使北朝，有杨善，可惜福薄！没死在建文之难罢了。
权用问闾阎之苦，风俗之害。先生说：“里老不选拔有德之人，小学不选拔老师，乡饮不选拔贤人，想要安民而善俗，我没见过有那一天，怎么这么细微呢？”回答说：“平天下也是这样。”
西安之地，秋税每亩一斗，夏税五升。时间久了，秋地卖而不售，都归贫人；夏地都归富人。有司用布折税，夏匹布石有二斗，秋只折半。于是贫富更加悬殊。先生遇到二司，就谈论此事。门人说：“夫子不属于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如果能使贫富均等，又何必以不属于事为辞呢？”况且从前王端毅公在南直〇时，调停官粮、民粮的偏颇，令官粮抵斗实收，而民
粮加耗以补之。南人至于今颂之。又安知二司者无王公之徒邪？大抵买田，夏秋税均过割可也。
译在粮税中增加损耗部分来弥补亏空。南方人直到今天还在称颂他。又怎么知道那两位官员中没有像王公那样的人呢？大体上购买田地，夏秋两季的赋税按照均平的原则进行分割缴纳就可以了。
正德七八年间，皇储未立，盗起而羣臣忧，言官屡请弗建也。先生曰：“是执政者之过耳。”霄曰：“何谓也？”曰：“祖宗法，亲王居十王府邸，俟储立而后行。”
霄问何子仲黙先生曰：「其诗有汉魏之风，是可取也。其文袭六朝之体，不可取也。然而其人则美矣。」问李献吉曰：「为曹刘鲍谢之业，而欲兼程张之学，可谓系小子失丈夫矣。」
问康德涵曰：「汉马迁之材也，其学之博，犹未逮耳。」问马伯循曰：「见善而能聚，见恶而能劝，其志远哉。」问张仲修曰：「直而敏，足以从政矣。」
先生曰：「利刃虽割，易缺；利口虽辩，易沮。君子养徳以为贵。」
诗问周礼先生曰：「即孔子之答诸弟子耳，何谓也？」曰：「天以一气化生万物，圣人以一贯曲成羣贤，王者以一理分统众职，其义一也。」夫周礼行天下，无穷民。
先生谓诗曰：「汉光武至富贵也，严子陵至贫贱也。后世论光武犹有贬，论严子陵无不褒。故君子贵立志。」诗问：「逍遥游不亦乐乎？」先生曰：「不然。周恶夫尧德之大也，托为藐姑射之四子以小之耳。故曰：鸴鸠、斥鷃笑鲲鹏，朝菌、蟪蛄笑灵椿，其忿嫉孰甚焉？不然，彼宜甘心洴澼絖矣，奚羡夫鬻不▯手之方以获裂地之封哉？大言不能葢其情，其是之谓欤？」若夫疏水则乐在其中，箪瓢则不改其乐，斯孔顔之逍遥游也。
夏子曰：「今之不知时务而好谈经者，皆腐儒也。」先生曰：「六经尽时务也，第读经者弗知耳。如其知经也，必不敢背经矣。」
君子习文，不如习行；习行，不如习心。习心以忠信，而文行在其中矣。
李子论乐先生曰：「书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九韶之舞，九徳之歌，皆以此耳。故凤凰仪，鸟兽舞，后于时雍，风动也。」曰：「杜防、王朴、祖孝孙，如何？」曰：「末之哉。昔者予之幼穉也，偕羣儿吹葱叶，击瓦砾以嬉戏。今忆其乐，虽虞廷鸣球、柷敔莫过焉。夫民方诅怨，而三子拳拳于金石、累黍之讲，若由君子观之，皆欺君耳。」曰：「贾谊请兴礼乐，文帝未遑，史氏讥之，何也？」曰：「此史氏之不学也。夫文帝未遑，卒成富庶之政。武帝用李延年、司马相如，虽赤鴈、天马、芝房，亦造乐歌，海内益耗，可鉴已。」
吴季札、曹子臧、鲁叔盻，周之伯夷、叔齐也。夏侯令女之材，为近之。
先王制服，止于五者，义也。先王制刑，止于五者，仁也。不义，则情不能行；不仁，则性不能尽。仁义者，先王处死生之道也。
诗问：“史约之作，何谓也？”先生曰：“《尚书》《春秋》，上世之经也，志详而事畧，不兼其传，大贤不能达其故。秦纪、汉书以下，后世之史也，事详而志畧，不裁其芜，白首不能举其悉。”
孙世其问一贯何似？先生曰：读《易》及《春秋》可见。然则忠恕之说非欤？曰：《易》与《春秋》言忠恕何也？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卦爻变化，仁义行；褒贬变化，纲纪立。
叔用问政，先生曰：「养民以限田，举民以四科，简民以府兵，教民以六行。君用程颢，臣辅汉文，可以行政矣。」程颢、汉文皆亾矣，柰之何？「曰主上之资，类尧舜，岂惟汉文乎？臣下之贤，有顔孟，岂惟程颢乎？故有不妨贤之执政，则程颢至；有不逢恶之执政，则汉文兴。」
季聪问：「巷伯刺幽王，寺人伤于谗而作者，何？」先生曰：「谗至是，则无人之可容矣。故《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见幽王用人之失也，《▯无正》《小旻》见用谋之失也。故《小宛》虽百姓，亦惧其祸矣。是皆本于谗也。故《小弁》谗及妻子也，《巧言》谗及大夫也，『何人斯』谗及公卿也，巷伯谗及寺人也。故《谷风》以下，言其乱。」
伊问：“昔者尧请致天下于许由，有诸？”先生曰：“此庄周自大之言也。尧之仁知如此其神，天也；舜之孝弟如彼其圣贤也。尧犹家试之以九男二女，国试之以五典百揆，积二十八载而后禅。圣人之传天下，若是重也。许由而让天下，可谓弃硕
译正德七八年间，皇位继承人尚未确立，盗贼四起，群臣担忧，谏官屡次请求确立储君，但未能成功。先生说：“这是执政者的过错。”霄问：“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按照祖宗的法度，亲王居住在十王府邸，等到确立储君后才出行。”
霄问何子仲默，先生说：“他的诗歌有汉魏的风骨，这是可取的；他的文章沿袭六朝的体裁，这是不可取的。然而他这个人却是美好的。”问李献吉，先生说：“他从事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那样的文学事业，却想要兼修程颢、张载那样的学问，可以说是拘泥于小技而丧失了大丈夫的气概。”
问康德涵，先生说：“他有汉代司马迁那样的才华，但他学问的广博，还未能达到。”问马伯循，先生说：“见到善行能够聚集，见到恶行能够劝诫，他的志向远大啊。”问张仲修，先生说：“正直而敏捷，足以从事政务了。”
先生说：“锋利的刀刃虽然能切割，容易缺损；锋利的口舌虽然能辩论，容易受阻。君子修养德行才被视为高贵。”
诗问周礼，先生说：“这就是孔子回答各位弟子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先生说：“上天用一气化生万物，圣人用一贯之道成就群贤，君王用一个道理分别统领众职，它们的义理是一样的。”周礼施行于天下，就没有穷困的百姓。
先生对诗说：“汉光武帝是最富贵的，严子陵是最贫贱的。后世评论光武帝还有贬低，评论严子陵没有不褒扬的。所以君子贵在立志。”诗问：“《逍遥游》难道不快乐吗？”先生说：“不是这样。庄子厌恶尧的德行太伟大，假托藐姑射山的四位神人来贬低它。所以说：斑鸠、斥鴳嘲笑鲲鹏，朝菌、蟪蛄嘲笑灵椿，它们的愤恨嫉妒难道不厉害吗？不然的话，他们应该甘心于漂洗丝絮，怎么会羡慕卖药方的人获得裂土封侯呢？大话不能掩盖他们的实情，说的就是这个吧？”至于疏食饮水则乐在其中，箪食瓢饮则不改其乐，这才是孔子和颜回的逍遥游。
夏子说：“现在不了解时务却喜欢谈论经书的人，都是腐儒。”先生说：“六经全是关于时务的，只是读经的人不知道罢了。如果他们真的懂经，就一定不敢违背经书了。”
君子学习文章，不如学习行为；学习行为，不如学习心性。用忠信来修养心性，那么文章和行为就在其中了。
李子谈论音乐，先生说：“《尚书》不这样说吗？德行在于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九韶的舞蹈，九德的歌曲，都是基于这个。所以凤凰来仪，鸟兽起舞，后来天下和乐，是风气感动的结果。”问：“杜防、王朴、祖孝孙怎么样？”先生说：“那是末流。过去我年幼时，和孩子们一起吹葱叶，敲瓦砾来嬉戏。现在回忆那种快乐，即使是虞廷的鸣球、柷敔也比不上。百姓正在诅咒怨恨，而这三个人却执着于金石音律、累黍标准的讲究，如果从君子的角度看，都是欺骗君主。”问：“贾谊请求兴办礼乐，汉文帝没有闲暇，史官讥讽他，为什么呢？”先生说：“这是史官不学无术。汉文帝没有闲暇，最终成就了富庶的政治。汉武帝任用李延年、司马相如，虽然有赤雁、天马、芝房，也创作乐歌，但天下更加耗损，可以作为鉴戒。”
吴季札、曹子臧、鲁叔盼，是周朝的伯夷、叔齐。夏侯令女的才德，接近他们。
先王制定服饰，只限于五种，这是义。先王制定刑罚，只限于五种，这是仁。不义，那么情理就不能施行；不仁，那么本性就不能尽善。仁义，是先王处理生死的大道。
诗问：“史约的创作，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尚书》《春秋》，是上古的经典，志向详尽而事迹简略，如果不兼采传注，大贤也不能通达其中的缘故。秦纪、汉书以下，是后世的史书，事迹详尽而志向简略，如果不删减其芜杂，到老也不能列举其全部。”
孙世其问一贯之道像什么？先生说：“读《易经》和《春秋》就可以明白。那么忠恕的说法不对吗？”回答说：“《易经》和《春秋》讲忠恕什么呢？”回答说：“天地变化，草木繁茂；卦爻变化，仁义施行；褒贬变化，纲纪确立。”
叔用问政事，先生说：“用限田来养育百姓，用四科来选拔百姓，用府兵来简化百姓，用六行来教化百姓。君主任用程颢，臣子辅佐汉文帝，就可以行政了。”程颢、汉文帝都已经死了，怎么办？回答说：“君主的资质，类似尧舜，难道只是汉文帝吗？臣下的贤能，有颜回、孟子，难道只是程颢吗？所以有不妨碍贤人的执政者，程颢就会到来；有不逢迎恶人的执政者，汉文帝就会兴起。”
季聪问：“《巷伯》讽刺周幽王，是宦官因受谗言伤害而作的，为什么呢？”先生说：“谗言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人可以容纳了。所以《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显示出幽王用人失误，《小旻》《小宛》显示出用谋失误。所以《小宛》即使是百姓，也害怕其祸患。这些都是基于谗言。所以《小弁》谗言波及妻子，《巧言》谗言波及大夫，《何人斯》谗言波及公卿，《巷伯》谗言波及宦官。所以《谷风》以下，说的是其混乱。”
伊问：“从前尧请求把天下让给许由，有这回事吗？”先生说：“这是庄子自大的话。尧的仁智如此神妙，是天赋的；舜的孝悌如此圣贤。尧还用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家考验他，用五典百揆在国家考验他，积累了二十八年后才禅让。圣人传承天下，是如此慎重。许由如果让出天下，可以说是抛弃了
涛问：“仲尼不毁誉者何？”先生曰：“昔者夫子尝曰：‘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夫子耳顺者也，其奚毁誉哉？”
颛问孟子：“屡期齐梁之君之王，则司马氏疑孟，李氏常语，郑氏折衷，讥孟子忍心防周无君臣之义者，果然乎哉？”且孟子尝卑管仲、晏婴，彼管晏又何尝废周也？先生曰：“不然。凡孟子之所谓‘王’，主救民而言，如其救民也，王自归之。三氏所谓‘王’，主簒位而言，如其簒位也，民亦叛之，又安有所谓王乎？且管晏之时，楚独称王，天下犹诸侯也，故管晏以其君覇。孟子之时，韩、赵、魏大夫也，已为王，况诸侯乎？故孟子以其君王。管晏时可尊王而不尊，孟子时当兴王而不能，故孟子卑管晏而称文王。格天存乎信，建功存乎仁，使力存乎度，敬上存乎忠，慈下存乎公。”
孙宪副用▯尝谓言官曰：“诸公未得百寮之实，辄因毁誉以劾人，何也？”言官曰：“若缄黙，人则以为旷职耳。”孙子曰：“朝廷作养人材，官至二司亦难矣。未实而逐之去，以为尽职也。去者不亦冤乎？”以告先生曰：“盍语之曰：‘所言之是非大小，闗在已之得失髙下，彼将知惧，而不肯计恩讐矣。’”
先生谓介曰：“非尽性不足以事亲，尽性所以至命也。非执礼不足以事君，执礼所以从义也。”介曰：“何？”曰：“昔者仲尼谓叶公子高曰：‘天下有大戒二，命也，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故事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先生谓韩退之有美才焉，惜乎未见大道，故其文尔难也。薛生曰：“王仲淹何如？”曰：“其在韩子之上乎？又何比拟之多邪！若曰所居而变，所言而通，其董仲舒、诸葛孔明、程伯淳乎？三子者，求予之所不逮也。”
雷问明先生曰：「穷理而已矣。」问公曰：「循理而已矣。」故由理则为君子，不由理则为小人。何谓也？曰：「形也者，气也；气也者，理也。不能于理，即不能于气。」
求安，莫如治病；求善，莫如治过。病去则体安，过去则行善。今之中庸之论，皆乡愿之徒之为也。是以君子深嫉焉，为其假圣言以妨贤而病国也。
玺问：“君子之所乐如何？”先生曰：“君子有五乐，皆三乐之绪也。一曰方正自遂，为国作纪；二曰履经奉典，为国作士；三曰亷淑别慝，为国作官；四曰教行政安，为国作民；五曰垂勲昭亲，为国作风。”
文王之后，视民如伤者，其惟我太祖乎？进善如不及，惩恶如去毒。
诗问诗先生曰：「诗之亾久矣。三代之诗，或感于物，或缘于政，或有懐而兴，其辞典可教也，其情迩可咏也。后汉以来，设题目，苦思虑，葢其所短，侈其所长，悦人耳目，迷人心志。诗终不可以咏，不可以教。诗之亾乆矣，必不得已，其民间之歌谣乎？犹有风乎尔。」
先生谓霄曰：「吾未见甘贫者也。居翰林，而见何子粹夫焉？一布袍，六七年。」
霄问周茂叔先生曰：「有徳人也。」方黄叔度，则又有言矣。问程伯淳曰：「如其师？」问正叔曰：「伯淳之弟也。」问朱元晦曰：「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而已矣。」问张子厚曰：「方伯淳则不足，方元晦则有余。伯淳已近乎化，元晦亦几于大。张子之化十三，其大十九。」问陆子静曰：「斯其人聪明远见，若浮于元晦，但其力行实未至耳。」
先生曰：「罪莫大于妨贤，恶莫极于非圣。」陈诏曰：「不有不忠之罪大乎？不有不孝之恶极乎？」曰：「惟其妨贤，而后天下之为不忠者众；惟其非圣，而后天下之为不孝者广。故罪恶止于身者小，及于天下者大。」
蜀人朱季连言：「鸨贼猖獗四年矣，不如立其酋长，令自抚之也。」先生曰：「果若此后有效者，如唐田承嗣、宋李继迁畴，克御之乎？」曰：「既立之后，复诛之，奚为不可？」曰：
译涛问：“孔子不诋毁也不赞誉，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从前孔子曾说：‘传达双方都高兴或都愤怒的话，是天下最难的事。’双方都高兴，必定多有溢美之词；双方都愤怒，必定多有溢恶之词。所以《法言》说：‘传达合乎常情的话，不传达过激的话，就差不多能保全了。’孔子已经耳顺了，他怎么会去诋毁或赞誉呢？”
颛问孟子：“屡次期望齐国和梁国的君主称王，那么司马氏怀疑孟子，李氏常说的话，郑氏折中的说法，讥讽孟子忍心防备周朝、没有君臣之义的人，果真如此吗？”况且孟子曾经贬低管仲、晏婴，那管仲、晏婴又何曾废弃周朝呢？先生说：“不是这样。凡是孟子所说的‘王’，主要是就救民而言，如果他能救民，王位自然归属于他。那三家所说的‘王’，主要是就篡位而言，如果他是篡位，百姓也会背叛他，又哪里有所谓的王呢？况且管仲、晏婴的时代，只有楚国称王，天下还是诸侯，所以管仲、晏婴让他们的君主称霸。孟子的时代，韩、赵、魏的大夫已经称王，何况诸侯呢？所以孟子让他们的君主称王。管仲、晏婴的时代可以尊王而不尊，孟子的时代应当兴王而不能，所以孟子贬低管仲、晏婴而推崇文王。感通上天在于诚信，建立功业在于仁爱，使用力量在于法度，尊敬上级在于忠诚，慈爱下级在于公正。”
孙宪副用〇曾经对言官说：“各位没有了解百官的真实情况，就凭借诋毁或赞誉来弹劾人，为什么呢？”言官说：“如果沉默不语，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旷废职守。”孙先生说：“朝廷培养人才，官做到二司也很不容易了。没有核实就驱逐他们离去，认为这是尽职。离去的人不也太冤枉了吗？”把这话告诉先生说：“何不告诉他们：‘所议论的是非大小，关系到自身的得失高低，他们将会知道畏惧，而不会计较恩怨了。’”
先生对介说：“不能穷尽本性不足以侍奉父母，穷尽本性是为了通达天命。不能恪守礼制不足以侍奉君主，恪守礼制是为了顺从道义。”介问：“为什么呢？”先生说：“从前孔子对叶公子高说：‘天下有两个最大的戒律，一是天命，二是道义。你爱父母，是天命，不能从心中解脱。臣子侍奉君主，是道义，没有地方不是君主所在，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所以侍奉父母不选择地方而安顿他们，是孝道的极致；侍奉君主不选择事情而安于职守，是忠诚的极致。’”
先生说韩愈有美好的才华，可惜没有见到大道，所以他的文章显得艰难。薛生问：“王通怎么样？”先生说：“他在韩愈之上吗？又何必多作比较呢！如果说他居处而能改变风气，言论而能通达事理，那是董仲舒、诸葛亮、程伯淳吧？这三个人，追求的是我所不及的。”
雷问明先生说：“穷尽事理罢了。”问公说：“遵循事理罢了。”所以遵循事理就是君子，不遵循事理就是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形体就是气，气就是理。不能通达理，就不能通达气。”
追求安宁，没有比治病更好的了；追求善行，没有比改正过错更好的了。病去除了身体就安宁，过错改正了行为就善良。现在的所谓中庸之论，都是乡愿之徒所为。因此君子深深痛恨他们，因为他们假借圣人的言论来妨害贤人而危害国家。
玺问：“君子所快乐的是什么？”先生说：“君子有五种快乐，都是三种快乐的延续。一是方正自遂，为国家建立纲纪；二是践行经典奉行法典，为国家造就士人；三是廉洁美好辨别邪恶，为国家造就官员；四是教化行政安定，为国家造就百姓；五是垂下功勋彰显亲人，为国家树立风范。”
周文王之后，看待百姓如同对待伤者的人，大概只有我们的太祖吧？进用善人唯恐不及，惩治恶人如同去除毒害。
诗问诗先生说：“诗的衰亡已经很久了。夏商周三代的诗，有的感于外物，有的缘于政事，有的有所怀想而兴起，它们的辞藻典雅可以教化，它们的情感应近可以咏唱。东汉以来，设定题目，苦思冥想，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短处，夸大了它们的长处，取悦人的耳目，迷惑人的心志。诗最终不可以咏唱，不可以教化。诗的衰亡已经很久了，如果不得已，大概是民间的歌谣吧？还保留着一点风雅罢了。”
先生对霄说：“我没有见过甘愿贫穷的人。住在翰林院，却见到何子粹夫？一件布袍，穿了六七年。”
霄问周茂叔先生：“是有德行的人。”提到黄叔度，又有别的话了。问程伯淳：“像他的老师吗？”问程正叔：“是程伯淳的弟弟。”问朱熹：“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罢了。”问张载：“比起程伯淳则不足，比起朱熹则有余。张载的教化占十三分，他的宏大占十九分。”问陆九渊：“这个人聪明远见，似乎超过朱熹，但他的力行实际还没有达到。”
先生说：“罪过没有比妨害贤人更大的，恶行没有比非议圣人更极端的。”陈诏说：“不忠的罪过不是更大吗？不孝的恶行不是更极端吗？”回答说：“正因为妨害贤人，而后天下做不忠之事的人众多；正因为非议圣人，而后天下做不孝之事的人广泛。所以罪恶只限于自身的是小的，波及天下的是大的。”
蜀人朱季连说：“鸨贼猖獗四年了，不如立他们的酋长，让他们自己安抚。”先生说：“如果这样以后有效，像唐代的田承嗣、宋代的李继迁那样，能抵御他们吗？”回答说：“既然立了之后，再诛杀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回答说：
先生谓秦子曰：「始亷而终汚者，其亷亦谓之汚利也。始公而终私者，其公亦谓之私名也。始刚而终懦者，其刚亦谓之懦血气也。不为利驱，不为名动，不为血气使，终始其道，动与天合者，君子也。」
继祖问：“宋齐梁陈之不振者何？”先生曰：“鲍、谢、江、孔、徐、庾、沈、谢为之也。”曰：“数子诗且文。”曰：“兹其所以不振也。其志与道可悲矣！使天下随风而靡者，其谁乎？且其反君事讐，正与后世冯道等，又何足与论诗与文哉！”
泾野子内篇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泾野子内篇卷二
明 吕柟 撰
云槐精舍语
先生游云槐，谓髙玺曰：“学者有三多，有四寡。”玺曰：“何谓也？”曰：“寡言则行力，寡动则静深，寡交则业专，寡欲则理明，是谓四寡。多学则徳积，多思则几研，多就▯人则为善也，《易》是谓三多。”
先生曰：晚唐之文浮于靡，晚宋之文浮于俚，以修圣人之道，皆难也。子言曰：「初唐、初宋之文，可以入圣乎？」曰：「子未习魏征乎？导君如盂水。子未习程颢乎？待士如扣钟。然则程子何以讥魏子之事讐乎？」曰：「功过不相掩。」西里子曰：「子贡货殖，夫子以为不受命；顔子箪瓢，夫子贤之。师夫子者，必皆不食以死乎？」陈子曰：「岂以子贡既足，而又求富耶？」先生曰：「亦观其心耳。若子贡货殖，以给父母妻子之养，而非猗顿、计然之意，虽炎帝、神农不禁也。若颜子箪瓢，少动其心而改其乐，虽饿且死，孔子弗贤也。」
刘子论建文永乐之人材，而称解缙、杨士竒之为杰也。先生曰：「夫人材论于太平之时，则贵文；论于御侮之际，则贵武；论于狱讼钱谷，则贵亷；论于危国亾世，则贵节。夫建文永乐之间，西安之张紞，泰和之周是修，真宁之景淸，贵池之许观，其杰乎？解、杨其愧诸？」曰：「齐泰、李迪、黄子澄、方孝孺之死甚烈，此亦非杰邪？」曰：「致建文之亾，则可；罪死建文之难，则可录。」
先生曰：「端居暗室，终年而不外想者，斯其人可以入市朝。」
渭川周子问异端先生曰：「古之异端犹可辟也，今之异端不可辟也。古之异端犹异类也，今之异端则同类也。挟术数者，世称才儒；闲诗赋者，世称雅儒；记杂丑者，世称博儒；趋时而竞势者，世称通儒；谈▯者，世称髙儒；临事含糊淹滞者，世称老儒；蹈袭性命之言者，世称理儒。斯非皆为孔子之书者乎？然误天下苍生者，皆此异端也。老佛其细诸！」
诗问：“山巨源进贤不言，死而后天子出其奏于朝。王仲淹与其密，不与其仁者，何？”先生曰：“出处，君子之大节也。巨源初与嵇康称魏七贤，其志壮矣。比晋取魏，反面事之，位至吏部，虽放达者亦丧斯。叔夜之絶交也，奚其仁？”先生曰：“今之戏谐者，皆好名嗜利之徒也。”何子栢斋曰：“奚至是乎？”曰：“既欲谄乎俗，又欲献其敏。献敏则欲有闻，谄俗则思固位。误天下苍生者，皆此夫也。”
先生曰：「君子修存，小人修亾。君子修寿，小人修夭。」介问：「唐蕃将代汉将，如何？」先生曰：「此明皇之惑于太真也，故禄山肆行无忌耳。」诗刺幽王之致其乱曰：「艶妻煽方处。」
先生曰：「陈寿之志，范▯之《春秋》，皆思过半矣。故王仲淹取其志。陈诏曰：『王充、张衡之文何如？』曰：『不足称也。』其志则微夫。」
庚午之冬，戚党百戸魏荣自京过泾野，言东方之盗今大猖獗，称王矣。徃年各边如荣辈请袭替于司马门者数百人，若给以戎马，畧示赏罚，今当荡定乆矣。乃用京兵，京兵素役于宦寺，而不知简，是委羊虎口耳。寻见其滋蔓也，先生甚壮之。越二年，盗贼徧天下，始征边师而民力殚。先生曰：「呜呼，以大司马之见不及一士卒，宜数年天下之未定也。」
先生曰：「孟轲、董仲舒之后，得道之深者，其惟隋王通乎？若在孔门，当雍、商之间矣。」介曰：「续诗、续书，人咎其僭经；中说，人咎其拟《论语》
译先生对秦子说：“起初廉洁最终污浊的人，他的廉洁也被称为贪求利禄的污浊；起初公正最终自私的人，他的公正也被称为追求私名的自私；起初刚强最终懦弱的人，他的刚强也被称为懦弱血气的表现。不被利益驱使，不被名声动摇，不被血气支配，始终坚守正道，行动与天道相合的，才是君子。”
继祖问：“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之所以衰败不振，是什么原因呢？”先生说：“是鲍照、谢灵运、江淹、孔稚珪、徐陵、庾信、沈约、谢朓这些人造成的。”继祖说：“这几个人既写诗又写文章。”先生说：“这正是他们导致朝代不振的原因。他们的志向和道德真是可悲啊！让天下人随风倒伏的，还有谁呢？况且他们背叛君主侍奉仇敌，正与后世的冯道一样，又有什么资格跟他们谈论诗和文章呢！”
泾野子内篇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泾野子内篇卷二
明 吕柟 撰
云槐精舍语
先生在云槐游览时，对高玺说：“做学问的人有三多，有四寡。”高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生说：“少说话就能使行动有力，少行动就能使内心沉静深远，少交往就能使学业专精，少欲望就能使事理明晰，这就叫四寡。多学习就能使德行积累，多思考就能使事理精研，多接近贤人就能行善，《易经》中说的就是三多。”
先生说：“晚唐的文章浮华靡丽，晚宋的文章浮浅俚俗，用来修习圣人的大道，都很难。你曾说：‘初唐、初宋的文章，可以进入圣人的境界吗？’我说：‘你不曾学习魏征吗？他引导君主就像疏导盂中的水一样自然。你不曾学习程颢吗？他对待士人就像敲击钟磬一样庄重。那么程子为什么讥讽魏征侍奉仇敌呢？’回答说：‘功绩和过错不能互相掩盖。’西里子说：‘子贡从事商业营利，孔子认为他是不接受天命；颜回安于箪食瓢饮，孔子认为他贤德。师从孔子的人，难道都要不吃饭而死吗？’陈子说：‘难道是因为子贡已经富足，却又追求财富吗？’先生说：‘也要看他的用心。如果子贡从事商业营利，是为了供养父母妻子，而不是像猗顿、计然那样追求暴利，即使是炎帝、神农也不会禁止。如果颜回安于箪食瓢饮，稍微动心就改变了他的快乐，即使饿死，孔子也不会认为他贤德。’
刘子评论建文、永乐年间的人才，称赞解缙、杨士奇是杰出人物。先生说：“人才在太平时期被评论，就看重文采；在抵御外侮时被评论，就看重武略；在审理诉讼、管理钱粮时被评论，就看重廉洁；在国家危亡、世道沦丧时被评论，就看重节操。在建文、永乐之间，西安的张紞，泰和的周是修，真宁的景清，贵池的许观，他们才是杰出人物吧？解缙、杨士奇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回答说：“齐泰、李迪、黄子澄、方孝儒死得非常壮烈，这难道不是杰出人物吗？”先生说：“导致建文帝灭亡，是可以的；因建文帝的灾难而获罪致死，是可以记录的。”
先生说：“安居在暗室中，整年都不向外妄想的人，这种人就可以进入市朝。”
渭川的周子问关于异端的问题，先生说：“古代的异端还可以驳斥，现在的异端无法驳斥。古代的异端还像异类，现在的异端却是同类。挟持术数的人，世人称他们为才儒；擅长诗赋的人，世人称他们为雅儒；记忆杂事丑闻的人，世人称他们为博儒；迎合时势、争逐权势的人，世人称他们为通儒；谈论玄虚的人，世人称他们为高儒；遇事含糊拖延的人，世人称他们为老儒；沿袭性命之论的人，世人称他们为理儒。这些难道不都是读孔子书的人吗？然而误导天下百姓的，都是这些异端。老子和佛家不过是细枝末节罢了！”
有人问诗：“山巨源推荐贤才时不张扬，死后天子才在朝廷公布他的奏章。王仲淹与他关系亲密，却不认为他仁德，这是为什么？”先生说：“出仕与隐居，是君子的大节。山巨源起初与嵇康并称魏七贤，志向很壮烈。等到晋取代魏，他改换门庭侍奉新朝，官至吏部尚书，即使是放达的人也会丧失气节。嵇康与他断绝交往，哪里是不仁呢？”先生说：“现在那些戏谑诙谐的人，都是好名嗜利的家伙。”何子栢斋说：“怎么到这种地步呢？”先生说：“既然想谄媚世俗，又想表现自己的敏捷。表现敏捷就想让人听闻，谄媚世俗就想固守地位。误导天下百姓的，都是这种人。”
先生说：“君子修养自身以求生存，小人修养自身以求灭亡。君子修养自身以求长寿，小人修养自身以求夭折。”介问：“唐朝的番将取代汉朝的将领，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是唐明皇被杨贵妃迷惑，所以安禄山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罢了。”《诗经》讽刺周幽王导致动乱说：‘艳妻煽方处。’
先生说：“陈寿的志向，范晔的《春秋》，都思考超过一半了。所以王仲淹取法他们的志向。陈诏说：‘王充、张衡的文章怎么样？’回答说：‘不值得称道。’他们的志向则很微小。”
庚午年冬天，戚党百户魏荣从京城经过泾野，说东方的盗贼现在非常猖獗，已经称王了。往年各边镇像魏荣这样的人在司马门请求袭替的有几百人，如果给他们战马，略微显示赏罚，现在早就平定了。却使用京兵，京兵一向被宦官役使，而且没有经过选拔，这是把羊送到虎口啊。不久看到盗贼滋长蔓延，先生非常赞赏魏荣的见识。过了两年，盗贼遍布天下，才开始征调边军，而民力已经耗尽。先生说：“唉，大司马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士兵，难怪几年天下都没有安定。”
先生说：“孟子、董仲舒之后，得道最深的，大概只有隋朝的王通吧？如果在孔子的门下，应当在雍、商之间。”介说：“《续诗》、《续书》，人们指责他僭越经典；《中说》，人们指责他模仿《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