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野子内篇卷二十七
只是没有个克己复礼的人。若有这样人，如文王一般，伯夷便自东海而来，太公便自北海而来，天下岂不归仁？」曰：「岩穴孤寒之士能克己复礼而不能行养老之政，如何？」曰：「天下亦归之，七十子之于孔子是也。」
译只是没有能够克制私欲、回归礼制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像周文王那样，伯夷就会从东海而来，太公就会从北海而来，天下难道不会归向仁德吗？」问：「那些隐居岩穴、清贫孤寒的士人，能够克制私欲、回归礼制，却不能推行养老的政令，该怎么办？」答：「天下也会归向他，七十位弟子对于孔子就是如此。」
献荩问：“心多杂念，以为非，则亦有近正者；以为是，则此心扰乱甚矣，如何则可？”先生曰：“程子门人亦尝有此问，其故只是助长，亦是不得真知。真知若得，则杂念不生。故《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立不思坐，坐不思立，心中自然宁静。’”
献荩问：“戒慎不覩，恐惧不闻，亦已宻矣。”朱子谓：“自戒惧而约之如何？”先生曰：“此语亦分晰了。致中和只是戒慎恐惧工夫做到‘纯亦不已’地位便是。然必须圣人在天子之位方能如此。故列于朝者无一人之不正，见于行者无一事之不当，然后天地位，万物育。”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即戒惧否？”曰：“亦是。这不动不言处，正可以观人徳行。”《易》曰：“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徳行。”故人不必言，而其所养自见。若自言“我能用功，我能涵养”，其徳行亦薄矣。
献荩问：“学者必先致知否？”先生曰：“不先致知，则徳忠朝夕往来，为何先道理乎？先人事乎？”曰：“除了人事，焉有道理。”
献荩问：「礼记是汉儒所作否？」先生曰：「董、贾，汉儒之最优者。董子及新书，果有此笔力否？还是孔门所流传者？」献荩问：「家语果孔门之言否？」先生曰：「亦是精者为论语，粗者为家语。」
献荩问：“成物是知之明而处之当否？”先生曰：“须那物成方是成物。”曰：“尧何以不能化其子？”曰：“书称尧克明俊徳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俱睦，只有一子不化，你说他是睦不是睦？丹朱不肖，不害其为成物也。”献荩问曰：“礼，庶子祭其母于私寝。荩母早丧，嫡母在堂，既不可祔庙矣，又兄弟同居，别无私寝，如何则可？”先生曰：“子亦不必别求私寝，只子平日读书处立一主祀之可也。”曰：“先母之丧也，荩方八嵗，未能立主，兹欲立之，书‘显妣’，恐同于嫡；登科录书‘生母’，荩欲效之，如何？”曰：“可哉。”献荩问：“一日痰火上作，静坐少顷，火退，胸中若有所得，如登髙山然，此流于禅否？”先生曰：“这便是存养，非禅也。”曰：“杂念常起，虽拂去，东灭西生，如何则可？”曰：“亦当渐渐克去。这欲非由一朝一夕，胎生之始已有此种子，自后日増月长，虽隂阳寒暑，便入于我，皆成私欲，积之以数十年，而遽欲去之于一旦，不亦难乎？须要以渐，如炼丹者用文武火始得。只要把这欲尽数克去，如脱胎换骨方好。伊尹说‘使先觉觉后觉’，便是这个道理。彼人迷于欲而觉之，使正也，如人方睡而觉之，使醒。那睡得浅的人，叫他一二声便醒；那睡得重的人，叫他四五声还不醒。”
献荩问曰：「闻教后一时便欲已尽，克礼尽复家兄徳仁。」因谓之曰：「克己如防水然，遽四面絶住，鲜有不泛溢旁出者。先筑三面，待水少杀，始可尽絶也。」如何先生曰：「亦是，但筑隄防者，虽筑三面，工夫不继，余皆倾倒矣。必渐渐筑去，工夫不间，方能有成。虽圣人纯亦不已，亦只是这个工夫。」适有一办事官送手本，言语张皇，举止错乱。既退，先生曰：「看来只要心存，这办事官由心不存，故言动如此。」夫子告子张曰：「言忠信，行笃敬，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这便是心存。
献荩问：“意诚亦难矣。大学意诚后，犹云‘心不在焉’，何也？”先生曰：“此问甚好。诚意是辨其孰为善而实好之，孰为恶而实恶之。意诚则所好皆善矣。但未至而迎，已去而留，虽善犹未能中。心不在者，心不在于中也。不中故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其味，身不可得而修矣。”
献荩问：“古礼可一一行否？”先生曰：“在得其意，不必泥其迹。”程子曰：“生民之理有穷，圣王之制可改，非见理之真者，不敢如此说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行礼须要变通。先儒之言，亦有不可行者乎？先生曰：“学者须求自得处。”
献荩问处人之道，严毅与和易孰愈？先生曰：和易须从严毅入。或问学明道与
译献荩问：“心中杂念多，认为它们不对，其中也有接近正道的；认为它们对，那么这颗心就扰乱得很厉害了，该怎么办才好？”先生回答说：“程子的门人也曾问过这个问题，其根源只是助长，也是没有得到真知。如果得到了真知，杂念就不会产生。所以《大学》说：‘知道止于至善，然后心志才能坚定，站立时不想坐着，坐着时不想站立，心中自然宁静。’”
献荩问：“在没人看见时保持警惕，在没人听见时保持敬畏，这也已经非常严密了。”朱子说：“从戒慎恐惧来约束自己，怎么样？”先生说：“这话也分析得很清楚了。达到中和，只是把戒慎恐惧的功夫做到‘纯粹不已’的地步就是了。然而必须圣人在天子的位置上才能这样。所以朝廷中没有一个人不正派，百姓中没有一件事不恰当，然后天地才能各安其位，万物才能繁育生长。”献荩问：“不动而恭敬，不言而诚信，这就是戒慎恐惧吗？”先生说：“也是。这不动不言的地方，正可以观察人的德行。”《易经》说：“沉默而成事，不言而诚信，在于德行。”所以人不必多言，他所修养的德行自然显现。如果自己说“我能用功，我能涵养”，他的德行也就浅薄了。
献荩问：“求学的人必须先致知吗？”先生说：“如果不先致知，那么德与忠朝夕往来，为什么先讲道理呢？先讲人事呢？”献荩说：“除了人事，哪里还有道理。”
献荩问：“《礼记》是汉代儒者所作的吗？”先生说：“董仲舒、贾谊，是汉代儒者中最优秀的。董仲舒和《新书》，真的有这种笔力吗？还是孔子门徒所流传下来的？”献荩问：“《孔子家语》果真是孔子门徒的话吗？”先生说：“也是，精粹的是《论语》，粗疏的是《家语》。”
献荩问：“成就万物，是知道得明白而处理得恰当吗？”先生说：“必须那物成就了，才是成就万物。”献荩问：“尧为什么不能感化他的儿子？”先生说：“《尚书》称尧能发扬大德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便协调百姓。九族都和睦，只有一个儿子没被感化，你说他是和睦还是不和睦？丹朱不肖，不妨碍他成就万物。”献荩问：“礼制规定，庶子在私寝祭祀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早逝，嫡母还在堂上，既然不能附祭于宗庙，又兄弟同居，没有别的私寝，该怎么办才好？”先生说：“你也不必另外寻求私寝，只在你平日读书的地方立一个牌位祭祀就可以了。”献荩说：“先母去世时，我才八岁，没能立牌位，现在想立牌位，写‘显妣’，恐怕与嫡母相同；登科录上写‘生母’，我想效仿，怎么样？”先生说：“可以。”献荩问：“一天痰火上涌，静坐了一会儿，火气退了，胸中好像有所领悟，如同登上高山一般，这流于禅宗了吗？”先生说：“这就是存养，不是禅。”献荩问：“杂念常常升起，虽然拂去，东灭西生，该怎么办才好？”先生说：“也应当渐渐克制去除。这欲望不是由一朝一夕形成的，从胎生之初就有这种子，此后日增月长，即使阴阳寒暑，进入我心中，都成了私欲，积累了几十年，却想一下子去除，不也太难了吗？必须逐渐去除，如同炼丹的人用文武火才行。只要把这欲望全部克制去除，如同脱胎换骨才好。伊尹说‘使先觉者觉悟后觉者’，就是这个道理。那人沉迷于欲望而使他觉悟，使他走上正道，如同人刚睡醒而使他清醒。那睡得浅的人，叫他一二声就醒了；那睡得重的人，叫他四五声还不醒。”
献荩问：“听说教化之后，一时便想完全克制，克己复礼，尽复家兄德仁。”于是对他说：“克己如同防水，如果突然四面堵死，很少有不至于泛滥旁出的。先筑三面，等水势稍减，才可以完全堵死。”怎么样？先生说：“也是，但筑堤防的人，虽然筑了三面，如果功夫不连续，其余都会倾倒。必须渐渐筑去，功夫不间断，才能有成。即使是圣人纯粹不已，也只是这个功夫。”这时有一个办事的官员送名片，言语张皇，举止错乱。退下后，先生说：“看来只要心存，这办事的官员因为心不存，所以言动如此。”孔子告诉子张说：“言语忠信，行为笃敬，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面，在车上看见它倚在车衡上。”这就是心存。
献荩问：“意诚也很难了。《大学》意诚之后，还说‘心不在焉’，为什么呢？”先生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诚意是辨别什么是善而真正喜好它，什么是恶而真正厌恶它。意诚那么所喜好的都是善了。但还没到就迎接，已经去了就挽留，虽然是善，还是没能适中。心不在，就是心不处于适中。不适中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吃东西不知道味道，自身也就无法修好了。”
献荩问：“古礼可以一一实行吗？”先生说：“在于得其意，不必拘泥其形迹。”程子说：“生民的理有穷尽，圣王的制度可以改变，不是真正见到理的人，不敢这样说。”《易经》说：“穷尽就变，变就通，通就久。”所以行礼必须变通。先儒的话，也有不可行的吗？先生说：“求学的人必须寻求自得之处。”
献荩问处人之道，严毅与和容易哪个更好？先生说：和易必须从严毅入手。有人问学习明道与
伊川孰愈？我说学伊川熟后便是明道，不是两个，不然惟迁就以求恱人，则为胡广矣。献荩曰：恶恶太严，如何？先生曰：亦是好心，但君子与小人不恶而严。《易》曰：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若严毅则虽有恶人，不能我即，何必恶之已甚？且天下之人皆吾一体，大舜于顽谗尚欲并生，况其他乎？故君子见人不善，便怜悯之，引诱之，使入于善，岂忍恶而絶之？须要有这様心肠。
译伊川与明道谁更优？我说，学问达到伊川的熟境后便是明道，二者并非两回事；否则，若只是迁就迎合以取悦他人，那就成了胡广那样的人了。献荩问：“厌恶恶人过于严厉，该如何？”先生回答：“这也是出于好心，但君子对待小人，是不厌恶却保持威严。《易经》说：‘鼎中有实，我的仇敌有病，不能接近我，吉祥。’如果保持严肃刚毅，那么即使有恶人，也无法接近我，何必厌恶得太过分呢？况且天下之人都是与我同体的，大舜对于顽固奸佞之人尚且想要让他们共同生存，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君子看到别人不善，便怜悯他，引导他，使他向善，哪里忍心厌恶并断绝他呢？必须要有这样的心肠。
献荩问孟子于季子储子之币，受之不报，何也？先生曰：「想当时亦交之有名。观后车数十乗，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便见孟子。盖以继往开来，自任故交，以道接，以礼如餽赆，闻戒皆受之。若子思则不同，他说伋虽贫，不敢以身为沟壑。今之以礼来餽者，受之可乎？」曰：「只看他有故无故。先人有言：『无故而餽我者，必有故也。』无故则不可受。」
献荩问孔子：“三月无君，胡为乎皇皇如也？”先生曰：“圣人见天下陷溺荼毒，性未复生，未遂，皇皇然要出去救他。盖其民胞物与之心，视天下疾痛疴痒与己相闗，故如此。学者须要有这样心肠。若他人之汲汲于仕者，盖为富贵利禄计耳。故曰：同行异情。”
献荩问：“商贾亦可为否？”先生曰：“商亦无害，但学者不当自为之，或命子弟，或托亲戚，皆可。不然，父母妻子之养，何所取给？故日中为市，黄帝、神农所不禁也。贱积贵卖，子贡亦为之，但要存公直信厚，不可刻薄耳。”
献荩问：“庶子之母死，嫡母在，可终丧否？”先生曰：“于古则不敢，于今则无制。终丧是也。”
献荩问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其亦有为而言乎？」先生曰：「孔子之言爲僭而过于礼者发也，固是周备。然养生之礼，今日未尽，明日犹可补。若送死则不同，凡附于身、附于棺者，一有不至，不可复补矣。」子思言：「必诚、必信，不可使有后日之悔者，此也。」献荩曰：「送死固不可补，若病时不能尽礼，后虽庐墓，何益？然平居亦有礼，茍不能尽，病虽割股，亦不足为孝也。」故孔子论孝以生事为首，曰：「此固探本之论，然孟子之言亦不可不知也。」
献荩问：“古人云：‘治家须书百忍。’夫贪昧隠忍，如受‘尔汝’之称者，孟子比之穿窬，何也？”先生曰：“我尝为山西五世同居者作《同心堂记》，言张公艺九世同居，只是一忍。宋花树韦家有防族约，皆是难得。但忍犹见人有不是处，中心不能受，故忍；防约因有不合，故防。皆其心不同故也。心同便不见人有不是处，亦无离异，何必忍？又何必防？故治家之道，亦不在忍。《书》曰：‘有容，徳乃大。’彼妇人小子不曽读书，不知道理，安可一一责他？故君子居家，须是能容。”
献荩问：“书以达情，世多揄▯，可乎？”先生曰：“朋友相处，须要规勉，不可揄▯。心中又要光明，不必避嫌。试观唐虞之时，君有言臣，则曰‘吁’；臣自言，则又曰‘都’，何等光明！惟孔门还有此等气象。如子路以夫子为迂，宰我以食稻衣锦为安，后人安得有此？故程子言：‘看《论语》，要识得圣贤气象。’眼前气习，须要脱去。”
张仲文曰：“赐与回也孰愈？”夫子见子贡方人，故以此问，欲其知顔子是心学，不是闻见上用功。子贡不悟，乃曰：“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还滞在闻见上，故夫子曰：“弗如也。”献荩曰：“孰愈之问，固因其方人，举顔子将以励之也。”闻一知十，闻一知二，以资质论，子贡之言未为不是。夫子与女“弗如”之说，亦无贬辞，不当以“夫我不暇”之言例看。先生曰：“仲文之言，据子贡初年而言也；徳忠之言，据子贡成徳之后而言也。”子贡初年亦有不足处，若说“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亦说得是。闻一知十，不止是资质，盖自博文约礼中来。子贡推测而知，故不及顔子。仲文曰：“子贡専主闻见，与后世记诵博览者同，非博文也。”先生曰：“亦难说，子贡不是博文，但约礼的工夫未至。及后来知得性与天道，在文章中亦不是寻常的闻见。”张子曰：“徳性所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此言固是，亦太髙了。比如伏羲是开辟以来第一个圣人，他亦不曽废闻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但他逺取诸物，必近取诸身。而今人索隠穷竒，将天文地理之类无所不考，非不逺取诸物，然不
译献荩问孟子关于季子赠送储子币帛的事，孟子接受了却不回报，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我想当时孟子与储子交往也有其名分。看后来孟子有几十辆车跟随，数百名随从，在诸侯间辗转求食，便可见孟子是以继承往圣、开创新道为己任，所以以道义相交，以礼节相待，像馈赠、赆行、听闻戒辞等，都接受了。如果是子思则不同，他说‘我虽然贫穷，但不敢让自己沦为沟壑中的枯骨’。现在有人以礼节来馈赠，可以接受吗？”回答说：“只看他有没有缘故。先人有话说：‘没有缘故而馈赠我的，必定是有缘故的。’没有缘故就不能接受。”
献荩问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为什么惶惶不安的样子呢？”先生说：“圣人看到天下陷入苦难，本性未能恢复，志向未能实现，惶惶不安地想要出去拯救他们。大概是因为他有民胞物与的心肠，视天下的疾痛疴痒与自己相关，所以如此。做学问的人必须要有这样的心肠。至于其他人汲汲于做官，大概是为了富贵利禄打算罢了。所以说：同行而异情。”
献荩问：“经商也可以吗？”先生说：“经商也没有害处，但做学问的人不应当亲自去做，或者命令子弟，或者托付亲戚，都可以。不然，父母妻子的供养，从哪里获取呢？所以日中为市，黄帝、神农也不禁止。贱买贵卖，子贡也做过，但只要存有公直信厚之心，不可刻薄罢了。”
献荩问：“庶子之母去世，嫡母还在，可以守完丧期吗？”先生说：“按照古礼则不敢，按照今制则无规定。守完丧期是对的。”
献荩问孔子说：“生时以礼侍奉，死后以礼安葬，祭祀以礼进行。”孟子说：“奉养生者不足以当作大事，他也是有所针对而言吧？”先生说：“孔子的话是针对僭越而过于礼制的人说的，固然周全完备。然而奉养生者的礼节，今天没尽到，明天还可以补救。如果送死则不同，凡附着在身上、棺木上的东西，一旦有不到位的，就不能再补救了。”子思说：“必须真诚、必须守信，不可使有后日的悔恨，就是这个意思。”献荩说：“送死固然不能补救，如果在病重时不能尽礼，后来即使结庐守墓，有什么益处呢？然而平日也有礼节，如果不能尽到，即使割股疗亲，也不足以称为孝。”所以孔子论孝以生时侍奉为首，说：“这固然是探求根本的言论，然而孟子的话也不可不知。”
献荩问：“古人说：‘治家须书百忍。’那些贪婪愚昧、隐忍不发，如忍受‘尔汝’之称的人，孟子将其比作穿墙挖洞的小偷，为什么呢？”先生说：“我曾为山西五世同居的人家作《同心堂记》，说张公艺九世同居，只是一个‘忍’字。宋代花树韦家有防范族人的约定，都是难得的。但‘忍’还是因为看到别人有不对的地方，心中不能接受，所以忍；防范约定是因为有不合之处，所以防范。都是因为心不同才这样。心相同便不见别人有不对的地方，也没有离异，何必忍？又何必防范？所以治家的道理，也不在于忍。《尚书》说：‘有包容，德行才伟大。’那些妇孺不曾读书，不懂道理，怎能一一责备他们呢？所以君子居家，必须能包容。”
献荩问：“书信用来传达情意，世人多有揄扬戏弄，可以吗？”先生说：“朋友相处，必须规劝勉励，不可揄扬戏弄。心中又要光明磊落，不必避嫌。试看唐尧虞舜之时，君主有言，臣下就说‘吁’；臣下自言，又说‘都’，何等光明！只有孔门还有这种气象。如子路认为夫子迂腐，宰我认为食稻衣锦安逸，后人哪里能有这种气度？所以程子说：‘看《论语》，要识得圣贤的气象。’眼前的习气，必须脱去。”
张仲文说：“子贡和颜回谁更强？”夫子见子贡评论别人，所以以此发问，想让他知道颜回是心学，不是在闻见上用功。子贡不领悟，于是说：“颜回闻一知十，我闻一知二。”还停留在闻见上，所以夫子说：“不如。”献荩说：“孰愈之问，固然因为子贡评论别人，举出颜回是为了激励他。”闻一知十，闻一知二，从资质论，子贡的话未尝不是。夫子说“不如”，也没有贬低之辞，不应当以“夫我不暇”的话来类比。先生说：“仲文的话，是据子贡早年而言；徳忠的话，是据子贡成德之后而言。”子贡早年也有不足之处，若说“颜回闻一知十，我闻一知二”，也说得是。闻一知十，不止是资质，大概是从博文约礼中得来的。子贡推测而知，所以不及颜回。仲文说：“子贡专主闻见，与后世记诵博览的人相同，不是博文。”先生说：“也难说，子贡不是博文，只是约礼的工夫未到。及后来知晓性与天道，在文章中也不是寻常的闻见。”张子说：“德性所知，不是闻见小知而已。”这话固然对，也太高了。比如伏羲是开辟以来第一个圣人，他也不曾废弃闻见，仰则观察天象，俯则观察地法，观察鸟兽的纹理与大地的适宜。但他远取诸物，必近取诸身。而现今人索隐穷奇，将天文地理之类无所不考，不是不远取诸物，然而不
献荩问鲁禘非礼，夫子不欲观，如得鲁政，将何处而可？先生曰：如用夫子，当必革去。曰：天子之赐，如之何？曰：夫子必有处，如在卫正名之类可知。曰：阳明公尝谓夫子为政，必使辄让父，而父固辞，然乎？曰：圣人过化存神，不难于化，难于用耳。如弗扰佛肸之召，夫子亦欲往。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况卫辄宁有不可化之理？辄既化，而蒯瞆岂有不化乎？如此类，当思其作为如何。张仲文论岳飞当克复旧物，奉迎二帝，不当班师。献荩曰：人臣以君命为重，功名不足计也。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班师为是。仲文曰：圣人自有过化存神之妙，不当以圣人来说。先生曰：仲文议论尽髙，但论事须求中道，如何说不当以圣人来说？岳飞乃百炼之钢，只是还不能自信。如伊尹便自信得过，放太甲，谁人敢做？他便做得，天下之人皆不疑他，后来反太甲，太甲亦不怨他。这様事业，从那里得来？从一介不取予上来，圣贤的工夫只从细小隠微处做起，后来功业便是这样博厚髙明。岳飞只是无伊尹这样功夫，故做不得这様事业。能如伊尹，何必班师？
仲文问：“太史公言《诗》三百篇皆可播之管▯，以为宗庙乐歌。若郑卫之诗，恐不可播之管▯也。”先生曰：“学者只当信经史，则不可尽信。如《变风》《变雅》皆不可播之管▯，圣人存之以为后戒耳。若论乐歌，则汉、魏以来之乐府曲辞皆可播之管▯也。”
献荩问徽之：“宗祠一族之主咸集，其椅桌杯筯遍设，则地不能容。或有局定而不加减，又甚简亵。若只祀始祖及髙曽祖考之大宗然，其所费又多取办于支子，而其祖考不与，情如之何？”先生曰：“所祀惟始祖及髙曽祖考之大宗为是。若羣主毕聚，于情则不亲，于礼则不严。当各祭诸私寝。且始祖众所同出，立春祭先祖先祖，亦所同出，皆支子所当祭者，亦可以伸其敬矣。何必其祖祢在此而后为之？若主祭则不拘宗子。”曰：“于礼则不严，是矣。何以谓于情则不亲也？”曰：“亲言乎其仁也，严言乎其义也。既有我之髙曽祖考，又以他人之髙曽祖考混之，其对越之情，斯不亲矣。其可乎？”
问浩然之气如何？先生曰：这却难说。孟子曰：难言也。他说难言，便见他实有此浩然之气。何以难言？这个气至大至刚，不是小可的。若能直养而不作为以害之，便塞乎天地之间，那里到不得。夫人以▯然之身而能塞乎天地之间，此气是何等様大，岂不是难言？然这个气亦不是光光的一个气，配合着这个道义，所以能塞天地之间。若无道义，只是个血肉之躯，却便馁了，怎麽能浩然？惟气配义与道，故养气者须要集义。今日集一义，明日集一义，久之则自反常直，不愧于屋漏，可以对天人，可以质▯神。至大者由此而生，至刚者由此而出，然后能塞乎天地。不是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若义袭的，他心中未免有歉，要行却趦趄，要说却嗫嚅，此气便馁矣。告子元不知义，以义为外，便不能集义，如何能养得浩然之气？集义如何？只是必有事：如见一个人，便思他是正是邪，当敬当逺；遇一件事，便思是义是不义；一念之动，便思是正念是邪念，无一时无事，这方是有事。又不可预期其效，如夫子与樊迟说「先难而后获」，正是此意。又不可忘其所有事，如夫子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只是这个工夫。就是文王之「纯亦不已」，周成王之学「有缉熙于光明」，也是这一般学问。又不可助长，如做得一件事便要当了百十件，做得一日工夫便要当了百十日，却是义袭如何使得？故勿助长。看来孟子实落在此做工夫过来，故说得亲切。学者亦当在此做工，就是《大学》的工夫，亦与此同。他说「格物」便是这「必有事」一般。献荩问：把持此心，犹不免有杂念，如何则可？先生曰：我亦无法，涵养之久乃可，如何一时便要做到圣人？献荩曰：收敛容貌易，收敛此心难。先生曰：虽然，程子
译献荩问：“鲁国举行禘祭不合礼制，孔子不愿观看。如果孔子得到鲁国的政权，将会如何处理才合适？”先生回答：“如果任用孔子，他一定会革除这种不合礼的祭祀。”献荩问：“这是天子赐予的礼制，该怎么办呢？”先生回答：“孔子一定有他的处理方式，就像他在卫国正名那样，可以推知。”献荩又问：“阳明先生曾说，孔子治理政事，一定会让卫辄让位给父亲蒯瞆，而蒯瞆坚决推辞，是这样吗？”先生回答：“圣人教化感通、存神不测，感化人并不难，难的是实际运用。比如佛肸召见孔子，孔子也打算前往。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何况卫辄哪有不可感化的道理？卫辄既然被感化，蒯瞆难道不会被感化吗？像这类事情，应当思考圣人会如何作为。”张仲文议论说：“岳飞应当收复失地，迎回两位皇帝，不应当班师回朝。”献荩说：“臣子应以君命为重，功名不足以计较。孔子被君命召见，不等车马驾好就动身，所以班师是正确的。”张仲文说：“圣人自有感化存神的妙用，不应当用圣人的标准来衡量。”先生说：“张仲文的议论很高，但论事必须寻求中道，怎么能说不应当用圣人的标准来说呢？岳飞是百炼之钢，只是还不能自信。像伊尹就能自信，放逐太甲，谁敢这样做？他却做了，天下人不怀疑他，后来太甲复位，太甲也不怨恨他。这样的事业，从哪里得来？从‘一介不取予’（不取不予）的操守上来。圣贤的工夫只从细小隐微处做起，后来的功业就是这样博厚高明。岳飞只是没有伊尹这样的工夫，所以做不了这样的事业。如果能像伊尹，何必班师？”
张仲文问：“太史公说《诗经》三百篇都可以配乐演奏，作为宗庙的乐歌。如果是郑、卫的诗歌，恐怕不能配乐演奏吧？”先生说：“学者只应当相信经史，就不能完全相信。比如《变风》《变雅》都不能配乐演奏，圣人保留它们是为了给后人警戒。如果论乐歌，那么汉、魏以来的乐府曲辞都可以配乐演奏。”
献荩问：“宗祠中一族之主都聚集，椅子、桌子、酒杯、筷子遍布，地方容纳不下。如果规定席位固定而不增减，又显得过于简慢亵渎。如果只祭祀始祖以及高祖、曾祖的大宗，所花费的又多由支子承担，而他们的祖先不参与，情理上怎么办？”先生说：“只祭祀始祖以及高祖、曾祖的大宗是正确的。如果所有牌位都聚集，在情感上不亲近，在礼制上不严肃。应当在各自的私室祭祀。而且始祖是大家共同的祖先，立春祭祀祖先，也是大家共同的祖先，这些都是支子应当祭祀的，也可以表达敬意了。何必一定要祖先牌位在这里才祭祀呢？如果主持祭祀，就不拘泥于宗子。”献荩问：“在礼制上不严肃，是对的。为什么说在情感上不亲近呢？”先生说：“亲近说的是仁，严肃说的是义。既然有我自己的高祖、曾祖，又把别人的高祖、曾祖混在一起，那对上应答的情感，就不亲近了。这可以吗？”
问：“浩然之气是怎样的？”先生说：“这很难说。孟子说：难以言说。他说难以言说，便可见他确实有这浩然之气。为什么难以言说？这个气至大至刚，不是小可的。如果能正直地培养它而不做害它的事，就能充满天地之间，哪里到不了呢？人凭借这小小的身体却能充满天地之间，这气是何等的大，岂不是难以言说？然而这个气也不是单纯的一个气，配合着道义，所以能充满天地之间。如果没有道义，只是个血肉之躯，就会气馁，怎么能浩然？只有气配合义与道，所以养气的人必须积累义。今天积累一义，明天积累一义，久而久之，自我反省时常正直，在暗室中也不愧怍，可以对天对人，可以质问鬼神。至大的气由此产生，至刚的气由此而出，然后能充满天地。不是只做一件事偶然符合义，就可以从外表掩饰而得到它。如果是从外表掩饰得来的，他心中未免有愧疚，要行动却犹豫，要说话却吞吞吐吐，这气就气馁了。告子原本不知道义，把义当作外在的东西，就不能积累义，怎么能养得浩然之气？积累义是怎样的？只是必须有事：比如见到一个人，就思考他是正还是邪，应当尊敬还是远离；遇到一件事，就思考是义还是不义；一念发动，就思考是正念还是邪念，没有一时无事，这才是有事。又不可预期其效果，比如孔子对樊迟说‘先难而后获’，正是这个意思。又不可忘记所做的事，比如孔子整天不吃，整夜不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道衰老即将到来，只是这个工夫。就是文王的‘纯亦不已’，周成王的‘有缉熙于光明’，也是这样的学问。又不可助长，比如做了一件事就要抵上百十件事，做了一日工夫就要抵上百十日，这是义袭，怎么行呢？所以不要助长。看来孟子确实是在这里做工夫过来的，所以说得亲切。学者也应当在这里做工夫，就是《大学》的工夫，也与此相同。他说‘格物’便是这‘必有事’一般。”献荩问：“把持此心，还是不免有杂念，怎么办才好？”先生说：“我也没有办法，涵养久了才行，怎么能一时就做到圣人？”献荩说：“收敛容貌容易，收敛此心难。”先生说：“虽然如此，程子……
先生曰：看书有所见，可来一讲。献荩曰：博学而后可审问，慎思而后可明辨。且五经四书与周程张朱已发之于前，又先生于诸友讲明于后，在今日只少笃行耳。先生曰：也说得是，然亦逐渐讲明，逐渐去行始得，岂有待五经四书尽博学了而后行之邪？然亦须用力，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只看人用力不用力耳。你说用力当在何处？献荩对曰：言语躁妄，心志不宁，皆是贪心所使，欲用力去这贪字。先生曰：贪却不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惟恐你不贪，只要工夫不间断，故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忘」，所谓用力不在别处，只要学仁。彼人之心元与天地一般大，只为有己便窒碍了，须要使吾心中生意常常流动。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与凡处朋友，防亲戚，待僮仆，这个道理皆在这里。如古人看见一个鸢，便如天一般大；看见一个鱼，便如渊一般深。眼前皆是这个道理，流动不息，无有窒碍。胷中何等快乐！荣显也不见得荣显，寂寞也不见得寂寞，只见得我这里面是这样美，是这样大，是这样富，是这样贵。外面那些富贵，那些势力，那此功名，都如浮云一般，那里见得？故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这般滋味，惟是孔子晓得。好欲也，尚加也，谁省得怎麽「无以尚之」？惟孔子便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于天也不怨，于人也不尤，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若不是经歴过，如何实见得这様滋味？我尝有诗云：「登山见嵳峩，航海知汪洋。试与居者论，翻然斥吾盲。」可见事必经歴过然后知之真也，须在此处用力。献荩曰：献荩亦尝自励，虽不在先生之侧，如见先生一般。先生曰：若是又窒碍了，还要流动。比如见一个皂隶也如见一个圣人，见一个守门的也如见一个圣人，不管见甚麽人都是如此，方才。生意流动，若只思量见我，便窒碍了。凡窒碍处，便要开濶，使常常流动，方才快乐。此意要常常体念，不可发露出来。或验之于梦寐，或验之于饮食，或验之于衣服，随处体验，自有所得。献荩曰：发露乃献荩之深病，敢不努力克去？先生曰：发露亦不妨，只看当发露、不当发露。一向隠黙着，亦不是。既而曰：为学还要力行。《论语》中顔子不曽有甚言语，却称他是徳行第一。闵子、伯牛、仲弓言语亦少，只是徳行都列在前。子贡、子游、子夏也不知说了多少，却列在后。又如子路，小国只要他一言，便不消盟得。他何曽多言？人却是这样信他。《易》曰：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徳行。人只是重厚笃实，人便信他是有徳行的。若徒髙谈濶论，其为害亦不细，虽谓之邪说可也。献荩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叩其中何所不有。故作伪者髙谈濶论，一时或可以欺人者，久则人皆看破。务实者一时人虽不知，久之无不知其为君子。先生曰：这样说话还是在外的，心终不能不发露出来。夫子说：「夫我则不暇，只思自己当为的便行，那里管后面人说好不好。」献荩曰：信乎，人当反求诸己。献荩尝见人之恶，忿然恶之，少顷反而自省其气，遂平，乃知人之资质皆有明处。若用心于求人，虽先儒尚有可议，而况于他人乎？惟用心于责己，便觉在己有不是处。先生曰：然，我亦尝有说来：责己则有路，责人则无途。
先生曰：「学者真积力久，自有所得，不可旦夕期效。今人气质，不是贞元防合的多，有夹杂。或有禀得金多的，或有禀得木多的，或有禀得土重浊的。及胎生之后，有闻有见，被那习俗流入渐染，皆成私欲，不是一朝一夕，如何一时去得尽？须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学而时习之，久之习俗始去，贞元始复。此岂一朝一夕所能到？如孔子十五志学，三十方立。如明道先生自谓已无猎好，周子曰：『何言之易也？』十二年猎心复萌。这工夫不是容易，须要真积力久。」献荩曰：「常恨见先生之晚也。」先生曰：「亦不为晚。我尝说学者不难于未见之先，而难于
译先生说：“看书有了心得，可以来讲讲。”献荩说：“广泛学习之后才能详细询问，慎重思考之后才能明确辨别。况且五经四书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已经在前面阐发过了，先生又在后面给各位朋友讲解明白了，在今天只是缺少切实地践行罢了。”先生说：“这话也说得对，然而也要逐渐讲解明白，逐渐去践行才行，哪里能等到五经四书都广泛学习了才去践行呢？但也必须下力气，‘有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上吗？’我没有见过力气不够的，只看人用不用力罢了。你说用力应当在什么地方？”献荩回答说：“言语急躁轻率，心志不安定，都是贪心驱使的，想要用力去掉这个‘贪’字。”先生说：“贪却不妨碍，想要仁就能得到仁，又哪里是贪呢？只怕你不贪，只要功夫不间断，所以孟子说：‘一定要有事做而不要遗忘’，所谓的用力不在别处，只要学习仁。那人的心原本和天地一样大，只是因为有了私己就阻塞了，必须使我的心中生机常常流动。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重大祭祀，以及对待朋友，防范亲戚，接待仆役，这个道理都在这里。就像古人看见一只鹰，就觉得像天一样大；看见一条鱼，就觉得像深渊一样深。眼前都是这个道理，流动不息，没有阻塞。胸中何等快乐！荣耀显达也不见得荣耀显达，寂寞也不见得寂寞，只看见我这里面是这样美好，是这样广大，是这样富有，是这样尊贵。外面那些富贵，那些势力，那些功名，都如同浮云一般，哪里看得见呢？所以孔子说：‘爱好仁德的人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这种滋味，只有孔子懂得。爱好欲望也，尚且增加，谁懂得怎么‘没有比这更高的’？只有孔子便发愤忘食，快乐得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对天也不怨恨，对人也不归咎，粗茶淡饭，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了。如果不是经历过，怎么真能懂得这种滋味呢？我曾经有首诗说：‘登山看见山势高峻，航海才知道海洋汪洋。试着和居住的人谈论，反而指责我盲目。’可见事情必须经历过然后才知道得真切，必须在这里用力。”献荩说：“献荩也曾自我勉励，虽然不在先生身边，如同看见先生一般。”先生说：“这样就又阻塞了，还要流动。比如看见一个差役也如同看见一个圣人，看见一个守门的也如同看见一个圣人，不管看见什么人都是如此，方才生机流动，如果只是想着看见我，就阻塞了。凡是阻塞的地方，就要开阔，使常常流动，方才快乐。这个意思要常常体悟，不可显露出来。或者在睡梦中检验，或者在饮食中检验，或者在穿衣中检验，随处体验，自然有所收获。”献荩说：“显露是献荩的深重毛病，怎敢不努力克制去除？”先生说：“显露也不妨碍，只看应当显露、不应当显露。一向隐藏沉默，也不是对的。接着说：做学问还要努力践行。《论语》中颜回不曾有什么言语，却称他是德行第一。闵子、伯牛、仲弓言语也少，只是德行都列在前面。子贡、子游、子夏也不知道说了多少，却列在后面。又如子路，小国只要他一句话，就不需要盟誓。他哪里多言？人们却是这样信任他。《易经》说：‘沉默地成就它，不说话而使人信服，在于德行。’人只是厚重笃实，人们便相信他是有德行的。如果只空谈阔论，其危害也不小，虽然称之为邪说也可以。”献荩说：“孔子在乡党中，温和恭顺的样子，好像不善言辞的人，叩问其中无所不有。所以伪装的人空谈阔论，一时或许可以欺骗人，久了人们都看破。务实的人一时人们虽然不知道，久了没有不知道他是君子的。”先生说：“这样说话还是在外的，心终究不能不显露出来。夫子说：‘我则没有空闲，只思考自己应当做的便去做，哪里管后面人说好不好。’”献荩说：“确实啊，人应当反求诸己。献荩曾经看见别人的恶，愤然厌恶他，过了一会儿反过来反省自己的怒气，于是平息，才知道人的资质都有明白的地方。如果用心在要求别人，即使是先儒尚有可议论的，何况其他人呢？只有用心在责备自己，便觉得在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先生说：“对，我也曾经说过：责备自己则有路，责备别人则无途。”
先生说：“学者真正积累用力久了，自然有所收获，不可早晚期待见效。现在人的气质，不是纯正元亨利贞相合的多，有夹杂。有的禀受金多的，有的禀受木多的，有的禀受土重浊的。等到胎生之后，有所闻有所见，被那习俗流入渐染，都成了私欲，不是一朝一夕，怎么一时去得尽呢？必须一定要有事做而不要遗忘，学习并时常温习，久了习俗才开始去除，纯正元亨利贞才开始恢复。这岂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比如孔子十五岁立志学习，三十岁方才立身。比如明道先生自认为已经没有猎取的心，周敦颐说：‘怎么话说得这么容易呢？’十二年猎取的心又萌生。这功夫不是容易的，必须真正积累用力久了。”献荩说：“常常遗憾看见先生太晚了。”先生说：“也不为晚。我曾经说学者不难于未见之先，而难于”
既见之后。子可立一课簿，将所行逐一劄记，有疑处相见时讲之可也。」献荩曰：「尝见古人用黒白豆以记善恶念，乃效之，以忿欲躁三者各立数十籖。那一念起，即投那一籖于筒，逐日劄记体验。或云不必如此，晚间以日所行思索，有不慊处改之亦可。若时时搜寻邪念，却反引动如何？」先生曰：「初学还当劄记，熟后不须此矣。」
译见面之后，你可以设立一个课簿，将所做的事逐一记录下来，有疑问的地方，见面时再讲论也可以。”献荩说：“曾经看到古人用黑白豆来记录善恶的念头，于是效仿他们，为愤怒、欲望、急躁这三种念头各设立几十个签。哪一念一起，就把对应的签投入筒中，每天记录并体验。有人说不必这样，晚上回想一天所做的事，有不满意的地方改正也可以。如果时时搜寻邪念，反而可能引动邪念，该怎么办？”先生说：“初学者还应当记录，熟练之后就不需要这样了。”
献荩问：“仁是敬而无失否？”先生曰：“敬亦收敛身心之始事。”曰：“至笃恭而天下平，恐无以异也。”曰：“然，前日所言一贯之道，此之谓也。”
先生谓献荩曰：「浙江举人柳士亨，先年在刑部歴事，部中陈正郎忠甫乃其乡里，请去教子。当时浙江士夫在刑部者七八人，士亨来见予，问之，只知一陈正郎，其余并不曽一拜。若解州王光祖，又是个铁汉，在这里时人请他去登山，亦不去。《资治通鉴》他能记得，文学亦好，却不习举业，其笃志如此。」
先生曰：「三十年前风俗犹有古意。如三原王都御史先生至京，见一阁老以一羊毛口袋为防，阁老怪之，问曰：『此物何用？』王先生不以为轻也，答曰：『这口袋盛米二三十年也不得破。』当时风俗如此。近年来礼仪繁厚，却失此意。」
先生谓诸生曰：「予少闻三原王先生甚贫，与二三友在太学同牕，躬自炊防，更衣而出。后来勲业甚好。去年予至顺徳府，见都御史朱公裳，甚清苦，亦有古人风度。昨至成贤街，见副使李公重，予虽未知其中，但见他环堵萧然，不觉动吾好爱之心。乃自叹至此数年不得一见此人也。汝辈访之，自当有益。」
献荩欲习礼，先生曰：「徳忠好学之心亦切矣，但太学乃演礼之地，今非其地不可也。为学亦不必如此。朱子言：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这便是学。先觉不止是今人，虽古人亦是。如在内则诵诗读书，以法古之圣贤，固学也；在外则友今之贤者，如所言李副使，就而问之，学亦在其中矣。」献荩曰：「非不欲博学审问也，恐初学未定，交非其人，鲜不为其所移也。且奔走于诸家之门，荩甚耻之。」先生曰：「这还是有己。子贡问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这是学者之事，但有势位之人，则不可奔走于其门也。为学亦当渐进，若待学定而后交，几时能勾得定？」献荩曰：「李副使固当交，但师之则心有未安，友之又恐非其等也，如何？」先生曰：「师诚不可不慎也。如古人谋于长者，操几杖以从之，又何不可？但见其墙，则师其墙；见其屋，则师其屋，是亦师之也。」
献荩往见李副使，副使曰：“旧见景伯时，言吕先生切实且有文学，昨见之，乃知其徳容之盛，那样和那様顺，那样正那様灵。而今亦有此人，还是好世界，天下之福也。”荩归以吿：“先生曰：‘若灵，则非吾之所及也。’”
献荩问明道何以不及孟子也？先生曰：「孟子才髙，还是作者，孔子之道得孟子而道显。若明道，则注释孔孟者也。」曰：「堂髙数仞，得志弗为。明道有此语乎？」曰：「明道有语，却少惜乎！不幸而早死。明道不死，可并顔孟矣。」
献荩问夫子尝言「人不知而不愠」，或人讥其不知礼，彼自不知耳，不言可也，必曰「是礼也」，如何？先生曰：二条自是不同，夫子说是礼也，不惟明在己之为礼，而教人之意在其中矣。若人不知而不愠，盖以人不举用我而言，他亦不愠，比如我穿着狐裘在身，人却说我冷，又何足愠？这不愠从那里来？从「学而时习之」上来。如今人今日习了，明日便倦；明日习了，后日便倦，怎得时习？若能时习，便见得这里面有这样滋味，心中岂不喜恱？若私小的人见朋来亦不乐，圣人于顽谗皆欲并生，见有朋自逺方来，人人都是这样为善，正如春夏之时万物发生长养，何等快乐！
献荩问夫子：“温良恭俭让如何？”先生曰：“温如春之和，人皆爱慕，亲就；若秋冬严肃，人斯畏而避之矣。良是平易近民，不险怪不偏执；恭是恭敬，不怠慢不倨傲；俭是节制，不骄溢不侈肆；让如咸之以虚受人一般，不自是不自足。浑身皆是一▯道理，连我都无了。这样徳容，如何人不敬信？到那一国，那一国之人便以其政来问，所以得闻其政。”子贡说：“圣人温良恭俭让，又如日月之喻，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可谓善形容圣人者矣。”故曰言语。子贡若存鲁敝齐之事，却近战国游说之士。
献荩问：“富而好礼，亦是
译献荩问：“仁是恭敬而没有过失吗？”先生说：“恭敬也是收敛身心最初的功夫。”献荩说：“至诚恭敬而天下太平，恐怕没有区别了。”先生说：“是的，前几天所说的一以贯之的道，说的就是这个。”
先生对献荩说：“浙江举人柳士亨，前些年在刑部任职，部里的陈正郎忠甫是他的同乡，请他去教导儿子。当时在刑部的浙江士大夫有七八个人，士亨来见我，问起他，只知道陈正郎一个人，其余的人连一次拜见都没有。像解州人王光祖，又是个刚直的人，在这里时有人请他去登山，他也不去。《资治通鉴》他能记住，文学也很好，却不习科举之业，他的志向如此坚定。”
先生说：“三十年前的风俗还保留着古意。比如三原王都御史先生到京城，看见一位阁老用一个羊毛口袋做防具，阁老觉得奇怪，问说：‘这东西有什么用？’王先生不认为它轻贱，回答说：‘这口袋装米二三十年也不会破。’当时的风俗就是这样。近年来礼仪繁琐厚重，却失去了这种古意。”
先生对学生们说：“我年轻时听说三原王先生非常贫困，与两三个朋友在太学同住一室，亲自做饭，换好衣服才出门。后来他的功业很好。去年我到顺德府，看见都御史朱公裳，非常清苦，也有古人的风度。昨天到成贤街，看见副使李公重，我虽然不了解他的内心，但见他居室简陋萧条，不觉动了我的喜爱之心。于是自叹这几年没能见到这个人。你们去拜访他，自然会有益处。”
献荩想学习礼仪，先生说：“德忠好学的心意也很迫切，但太学是演习礼仪的地方，现在不是那个地方，不可以这样做。做学问也不必如此。朱子说：后知者一定要效仿先知者的行为，这就是学习。先知者不只是今人，即使是古人也是。比如在室内诵读诗书，效法古代的圣贤，固然也是学习；在室外结交当今的贤者，比如刚才说的李副使，接近他并向他请教，学习也在其中了。”献荩说：“不是不想博学审问，恐怕初学者志向未定，交往的人不合适，很少不被他们影响的。而且奔走于各家门前，我深感羞耻。”先生说：“这还是因为有私心。子贡问仁，孔子说：‘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这是学者应当做的事，但如果有权势地位的人，则不可以奔走于其门下。做学问也应当循序渐进，如果等学问定型后才去交往，什么时候才能定型呢？”献荩说：“李副使固然应当交往，但拜他为师心里不安，交友又恐怕不是同一等级，怎么办？”先生说：“拜师确实不可不慎重。比如古人向长者请教，拿着几杖跟随他，又有什么不可以？但看见他的围墙，就学习他的围墙；看见他的房屋，就学习他的房屋，这也是拜师啊。”
献荩去见李副使，副使说：“以前见景伯时，说吕先生切实而且有文学，昨天见到他，才知道他的德行容貌盛大，那样和顺，那样端正灵活。现在也有这样的人，还是好世界，是天下之福。”献荩回来报告：“先生说：‘如果说到灵活，那就不是我所能达到的了。’”
献荩问明道为什么不及孟子？先生说：“孟子才高，还是著作的人，孔子的道得到孟子而彰显。如果是明道，则是注释孔孟的人。”献荩说：“堂高数仞，得志弗为。明道有这样的话吗？”先生说：“明道有这样的话，却可惜啊！不幸早死。明道不死，可以比肩颜回和孟子了。”
献荩问孔子曾说“别人不了解我却不怨恨”，有人讥讽他不懂礼，他自己不知道罢了，不说也可以，一定要说“这是礼”，为什么？先生说：这两条自然不同，孔子说是礼，不仅表明自己在践行礼，而且含有教导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别人不了解我却不怨恨，大概是因为别人不举用我而言，他也不怨恨，比如我穿着狐裘在身上，别人却说我冷，又何必怨恨？这不怨恨从哪里来？从“学而时习之”上来。如今的人今天学习了，明天就疲倦；明天学习了，后天就疲倦，怎么能时常温习？如果能时常温习，便见得这里面有这样的滋味，心中岂不喜悦？如果私心小的人见到朋友来也不快乐，圣人对于顽固奸佞的人都想让他们共生，见到有朋友从远方来，人人都是这样为善，正如春夏之时万物生长养育，何等快乐！
献荩问孔子：“温良恭俭让怎么样？”先生说：“温像春天的和暖，人们都爱慕，亲近；如果像秋冬严肃，人们就畏惧而躲避了。良是平易近民，不险怪不偏执；恭敬是恭敬，不怠慢不倨傲；节俭是节制，不骄溢不奢侈；让像咸味以虚受人一样，不自以为是自足。浑身都是天理，连我自己都没有了。这样的德行容貌，怎么人们不敬信？到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人就把政事来问他，所以能听到政事。”子贡说：“圣人温良恭俭让，又像日月的比喻，宗庙的美好，百官的丰富，可以说是善于形容圣人了。”所以说言语。子贡如果保存鲁国、削弱齐国的事，却接近战国游说之士。
献荩问：“富而好礼，也是
不僭制否？”先生曰：“好礼不止此，如周公之吐哺、握发、赤舄几几是也。且如天子之富，必礼贤下士、尊祖、仁民，方是好礼；如公卿大夫之富，必爱君恤民、尊祖下贤，方是好礼；士庶人可以类推。”王良济曰：“观子贡过原宪之门之事，则无谄无骄，尚未尽得。”先生曰：“以此看来，诚有未尽，但其时之先后则不可知。若切磋琢磨之对，其识见亦不易得也。”
译不僭越礼制吗？”先生回答说：“喜好礼节不仅仅在于此，比如周公吐哺、握发，以及赤舄几几，都是如此。况且，像天子那样富有，必须礼贤下士、尊崇祖先、仁爱百姓，才算是喜好礼节；像公卿大夫那样富有，必须爱护君主、体恤百姓、尊崇祖先、谦下贤人，才算是喜好礼节；士人和庶民可以依此类推。”王良济说：“观察子贡经过原宪家门这件事，那么不谄媚、不骄傲，还算是没有完全做到。”先生说：“从这一点来看，确实还有未尽之处，但当时时间的先后顺序则不可知晓。至于切磋琢磨的应对，那种见识也不容易获得。”
王良济问道之以徳，齐之以礼，刑可以不用否？先生曰：“此亦当看所遇之时，所处之位如何。且如尧之时，不用刑罚；至舜时，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臯陶作士，五刑有服。孔子为政，亦诛少正卯，但其用刑皆不得已而然，亦不似后世之烦滋也。”献荩曰：“此亦时势使然。”先生曰：“顾上之人以徳，不以徳尔。且三代成康之时，黎民淳厚，刑措不用，固不消说。汉文之时，亦是如此。由文帝以徳化民，敦俭朴为天下先，后宫衣不曳地，露台惜百金之费，故天下之人贱珠玉而贵五谷，风俗如何不厚，刑罚如何不少？至武帝之时，则刑狱深刻矣。在上者果能道之以徳，崇尚节俭，则刑亦可措；如不能道之以徳，崇尚奢侈，则天下之人亦皆作淫巧，竞珠玉，民伪日滋，刑罚如何不繁？刑罚既繁，则于刑罚之中又生奸伪，如何能勾刑措？诸君他日有民社之寄，须节俭以求徳礼之地，不然虽欲不用刑，不可得也。”
先生曰：夫子与回言终日，由其语之不惰也。他人安能不惰？我尝说顔子如开垦熟田，▯露无所不入，五谷之美便发出来。他人如硗确之田，虽有▯露，皆渗漏旁出，如何能入？虽有美种，亦不能发。你们说顔子因如何能入？献荩曰：由竭力于博文约礼。先生曰：还是无杂念。如今日聚讲一般，或思下处何事，或思朋友何事，或思居室不安，或思衣食不美，胷中有这许多夹杂，虽有言语，如何能入？若顔子一心只在学上，陋巷亦安，箪瓢亦乐，故言之惟恐其不多，入之惟恐其不勇也。
献荩问：“非其▯而祭之，谄也。如君父命之，则如之何？”先生曰：“害义之甚者，亦当诤之；如无大害，又当以君父之命为重矣。”
程爵问鲁之三家，季氏为甚乎？先生曰：然。自季友有功于鲁僖公，赐以汶阳之田及费，俾世其卿。继以文子相三君，而无私积，妾不衣帛，马不食粟。鲁人服其忠勤，于是益盛。至宿与意如，不能体前人之心，作三军，僭八佾，以至三家皆僭。雍彻其僭妄如此。我尝说，这只起于耻恶衣恶食。且人欲衣食之美，从那里来？不是贪利争夺，如何可得？故孟子谓：“不夺不餍。”成王戒百官，亦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人之骄侈，皆生于禄位。夫前人艰难勤俭，始有此业，后人不知所从来，见有此富贵，便骄溢侈肆，不知倾覆之道，即在其中，不可不谨。这皆由耻恶衣食之心生来。故夫子论季氏，亦以心上断。他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献荩问：“人而不仁，如礼何？仁是礼之本也。”其告顔子，又何以曰“克己复礼为仁”？先生曰：“如礼何之礼，是经礼、曲礼之礼也。复礼之礼，乃天理之礼也。”张子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子思曰：“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威仪礼仪，至小者也；天，至大者也。以至小者与至大者对说，以人之为学，必须于至小至微处无有欠缺，与天相对得过，方是学。”我们怎麽能有古人那样广大？古人心胷，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然工夫又不间断，如曽子只是▯毅，▯便能任重，毅便能致逺。学者当学曽子。
张札问俭戚是礼之本否？先生曰：「这还不是礼之本，你们说本在何处？」札曰：「只是得中。」先生曰：「却泛了。」献荩曰：「先生尝言礼之本在敬，丧之本在安亲。」先生曰：「我亦有此说，然此就丧与礼二者言之，礼却不止此。当时礼尚奢，易，林放疑其本不在于此，故问之。夫子说『宁俭，宁戚』，乃救当时之弊，礼之本却不在此。上章夫子不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仁方是礼之本，不止丧礼二者，凡礼皆然，就是军礼亦如此。或盗贼劫杀人民，或异域侵害中国，出师征讨，若保防斯民之仁心不甚激切，其威武亦不奋▯。可见仁为礼之本。」
札问或问禘之说如何？先生曰：「朱子言之备矣。只是一个诚与分。惟诚则能通天下之志，惟分则能定天下之伦。其于治国也，如视诸掌乎？
译王良济问道：“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规范百姓，刑罚可以不使用吗？”先生回答说：“这也应当看所处的时代和地位如何。比如尧的时候，不使用刑罚；到了舜的时候，伯夷制定典章，依据刑罚来裁断百姓，皋陶担任士官，五刑得以施行。孔子治理政事，也诛杀了少正卯，但他使用刑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像后世那样繁琐滋扰。”献荩说：“这也是时势造成的。”先生说：“关键在于在上位的人是用道德教化，还是不用道德教化。况且夏、商、周三代成王、康王时期，百姓淳朴厚道，刑罚搁置不用，这本来不用多说。汉文帝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汉文帝用道德教化百姓，崇尚节俭朴实，为天下人做表率，后宫的衣服不拖到地上，修建露台时吝惜百金的费用，所以天下人轻视珠玉而珍视五谷，风俗怎么会不淳厚，刑罚怎么会不少？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刑罚就严酷深刻了。在上位的人如果真能用道德引导，崇尚节俭，那么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如果不能以道德引导，崇尚奢侈，那么天下人也会都从事淫邪巧诈，争抢珠玉，民伪日益滋长，刑罚怎么会不繁多？刑罚既然繁多，那么在刑罚之中又会产生奸诈虚伪，怎么能做到刑罚搁置不用呢？各位将来如果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必须通过节俭来寻求道德礼制的空间，不然即使想不使用刑罚，也是不可能的。”
先生说：“孔子与颜回整天谈话，是因为颜回言语不懈怠。其他人怎么能不松懈呢？我曾经说，颜回就像开垦成熟的田地，雨露无所不入，五谷的美质便显露出来。其他人就像贫瘠坚硬的田地，虽然有雨露，都渗漏旁流，怎么能渗入？即使有美好的种子，也不能发芽。你们说颜回因为什么能够吸收？献荩说：是因为他竭尽全力于博览文献、约束于礼。先生说：还是因为没有杂念。就像今天聚在一起讲学一样，或者想着住处有什么事，或者想着朋友有什么事，或者想着居室不安稳，或者想着衣食不精美，胸中有这么多夹杂，即使有言语，怎么能听进去？如果颜回一心只在学问上，住在陋巷也安心，吃粗茶淡饭也快乐，所以孔子说话只怕不够多，颜回听进去只怕不够勇猛。”
献荩问：“不是自己的祖先而祭祀他，是谄媚。如果君主或父亲命令这样做，那该怎么办？”先生说：“严重损害道义的，也应当争辩；如果没有大害，又应当以君主或父亲的命令为重了。”
程爵问：“鲁国的三家，季氏最为严重吗？”先生说：“是的。自从季友对鲁僖公有功，赐给他汶阳的田地以及费邑，让他世代担任卿。接着文子辅佐三位君主，没有私人的积蓄，妾室不穿丝绸，马匹不吃粟米。鲁国人佩服他的忠诚勤勉，于是更加兴盛。到了季宿和季意如，不能体会前人的用心，设立三军，僭用八佾，以至于三家都僭越。雍彻这种僭越妄为如此。我曾经说，这只是起源于以穿坏衣服、吃粗劣食物为耻。况且人想要衣食精美，从哪里来？如果不是贪利争夺，怎么能得到？所以孟子说：‘不夺取就不会满足。’成王告诫百官，也说：‘地位不期望骄傲，俸禄不期望奢侈。’人的骄傲奢侈，都产生于俸禄地位。前人艰难勤俭，才拥有这份基业，后人不知道从哪里来，见到有这份富贵，就骄傲放纵奢侈，不知道倾覆的道理，就在其中，不可不谨慎。这都是由以恶劣衣食为耻的心产生的。所以孔子评论季氏，也是从心上判断。他说：‘如果这都能忍心，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呢？’”
献荩问：“人如果不仁，礼又能怎么样？仁是礼的根本。”他告诉颜回，又说“克制自己，回复到礼，就是仁”，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如礼何’的礼，是经礼、曲礼的礼。‘复礼’的礼，是天理的礼。”张载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没有一样不是仁。”子思说：“广大啊，发育万物，高峻达到天。优游宏大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威仪礼仪，是最小的；天，是最大的。用最小的与最大的相对比，说明人的为学，必须在最细微的地方没有欠缺，能与天相对等，才是为学。”我们怎么能有古人那样广大？古人的心胸，像天一样无所不覆盖，像地一样无所不承载。然而工夫又不间断，像曾子只是刚毅，刚便能承担重任，毅便能到达远方。学者应当学习曾子。
张札问：“节俭和哀戚是礼的根本吗？”先生说：“这还不是礼的根本，你们说根本在哪里？”张札说：“只是得中。”先生说：“却太泛泛了。”献荩说：“先生曾经说礼的根本在敬，丧礼的根本在安亲。”先生说：“我也有这种说法，然而这是就丧礼和礼两者而言，礼却不只这些。当时礼崇尚奢侈，林放怀疑其根本不在于此，所以问孔子。孔子说‘宁可节俭，宁可哀戚’，是救治当时的弊端，礼的根本却不在此。上一章孔子不是说‘人如果不仁，礼又能怎么样’吗？仁才是礼的根本，不只是丧礼和礼两者，凡是礼都是如此，即使是军礼也是这样。如果有盗贼劫杀人民，或者异域侵害中国，出兵征讨，如果保护百姓的仁心不够激切，威武也不会振奋。可见仁是礼的根本。”
张札问：“有人问禘祭的说法，怎么样？”先生说：“朱子说得完备了。只是一个诚与分。只有诚才能通达天下的意志，只有分才能确定天下的伦理。对于治国来说，就像看手掌一样清楚吗？”
」子夏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则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父母矣，士则知祖矣，卿大夫则知尊祖矣。禘其所自出之帝，信非圣人不能也。」
译子夏说：“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乡下的人则说：‘父母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都邑中的士人则知道父母了，一般的士人则知道祖先了，卿大夫则知道尊崇祖先了。在禘祭中祭祀自己血统所出的天帝，确实不是圣人做不到的。”
一生问：「闗雎乐而不淫，果文王乐之，抑宫人乐之也？」先生曰：「近日霍公亦尝说来，以为文王则未得，而辗转反侧；既得而钟鼔琴瑟，恐亦非正。以为宫人则未有，后妃安有宫人？此诗乃后妃为文王求媵妾而作，其乐其哀皆后妃也。」诗序曰：「闗雎，后妃之徳也。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还是后妃所作，故曰「后妃之徳」。凡诗序首一句，疑是孔子或子夏所作，余盖门人及汉儒増入。
一生问韶武先生曰：「韶乐不可考矣。武王之乐，《乐记》中亦略可见。如总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发▯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观此，则武王之乐可知；观武，则韶之尽善亦可知。」曰：「若是，则舜优于武乎？」曰：「然。」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可谓至徳也矣。其不足武王之意，亦可见。」曰：「使舜当武王之时，则何如？」曰：「文王是也。」曰：「文王不死，则三分天下尽归之乎？」曰：「归之，归之，亦可以无征伐矣。」
献荩问：「顔子闻一知十，由平日博文约礼，既竭吾才，故一闻夫子之言，便能贯通如时▯化之者。子贡平日工夫未至，因夫子之言乃引伸触类，以三隅反，故只知二。是否先生？」曰：「亦是资质，何以言一与十？」邓抡曰：「十者数之终。」先生曰：「然。闻一知二，与告往知来一般。夫子说『贫而乐，富而好礼』，他便悟切磋琢磨的道理。使顔子闻之，不知如何方是知十？」诸生未对。先生曰：「顔子闻之，再没得说，只是不改其乐。」
阎调元问：「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孟子取之；而文子三思，孔子非之，何也？」先生曰：「周公之思，就其一事，或酌古，或凖今，或宜土俗，或合人情，必周知尽善而后行，此思之可贵也。文子之思，不在一事上，如聘晋而求遭丧之礼，则所思皆私意，正犯勿参以三之条，非周公之公思也。」献荩曰：「先生此言，或有为而发也。荩意此与孟子「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防之意同。彼可以取，初思而未审也；可以无取，再思而已审也；三思而复取之，则伤防矣。所谓私意起而反惑也。季文子之思，亦非三事，但既审而复思之，则为多疑不断，斯害事矣。故夫子曰：「再斯可矣。」若以三思为叄，以三则夫子之再思为贰，以二矣。且人之于事，思之而审，则不必思；如其未审，虽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又何伤也？」如何先生曰：「然，可见义理无穷。」献荩曰：「荩之所见者小也。」先生曰：「道无大无小。」献荩曰：「当祭而太庙火，君薨而世子生，曽子亦问于孔子矣。使晋而求遭丧之礼，何以不可？」先生曰：「曽子之问，设为变故而究其理也。文子求遭丧之礼，则具赙襚等仪以行矣。夫聘吉礼也，而备凶礼，是有贰心矣。敬者固如是乎？」
献荩问：「居敬而行简」注，以敬为自治，简为临民。荩意，居敬亦所以治人，行简亦所以自治。居敬如利当兴，弊当革，贤当举，政当修，何者当重且急，行之便是行简。故夫子称舜「无为而治」，必曰「恭己正南面」；书载舜「临下以简」，必曰「温恭允塞」也。若居简行简，一心简略而不论其轻重缓急，如老氏所谓「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天下化」，故不可也。是否？先生曰：「须兼内外人己。」说朱子说自治严甚好，比如人衣冠正，瞻视尊，言语安舒，举动从容，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入，这便是自治严，不须刑罚，人自畏敬。至行事临民，只举其纲领，不琐琐于末节，人便乐从。若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烦冗琐碎，朝四暮三，人虽勉强听命以茍免刑罚，其中心能无怨乎？惟居敬则有以唘民可畏可象之心，行简又有以顺民易亲易从之志，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却是无本之政，不可以临民也。看来夫子许雍也可使南
译一位学生问：“《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放纵，究竟是周文王感到快乐，还是宫人感到快乐呢？”先生回答：“近日霍公也曾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是文王，在未得到时辗转反侧，得到后钟鼓琴瑟，恐怕也不符合正道；如果是宫人，那么后妃哪里会有宫人？这首诗是后妃为文王寻求媵妾而作的，其中的快乐与悲哀都是后妃的情感。”《诗序》说：“《关雎》，是后妃的德行。忧虑在于进用贤人，不被美色所迷惑；哀怜那窈窕淑女，思念贤才，而没有伤害善人的心思。”还是因为后妃所作，所以说“后妃之德”。凡是《诗序》的第一句话，怀疑是孔子或子夏所作，其余大概是门人及汉代儒者增补进去的。
一位学生问韶武先生：“韶乐已经无法考证了。武王的乐舞，《乐记》中大致可以看出。比如‘总干山立’，是武王的事迹；‘发扬蹈厉’，是太公的志向。‘武乱皆坐’，是周公、召公的治理。武舞开始向北出征，第二次完成时灭掉商朝，第三次向南进军，第四次确立南方的疆界，第五次分封，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次回到原位，以尊崇天子。观察这些，那么武王的乐舞就可以知道了；观察武舞，那么韶乐的尽善尽美也可以知道了。”学生问：“如果是这样，那么舜优于武王吗？”学生答：“是的。”学生引用孔子的话说：“周文王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侍奉殷商，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至德了。武王心中对文王的不满，也可以由此看出。”学生问：“假如舜处在武王的时候，会怎么样？”学生答：“就会像文王那样。”学生问：“如果文王不死，那么三分天下就都归他了吗？”学生答：“归他，归他，也可以不用征伐了。”
献荩问：“颜回听了一点就能推知十点，是因为他平日博览群书、约束礼仪，竭尽自己的才能，所以一听到孔子的话，就能贯通如同时雨滋润万物一样。子贡平日的功夫未到，因为孔子的话才引申触类旁通，以三隅反推，所以只知道两点。是不是这样？”先生回答：“这也是资质问题，为什么说一与十呢？”邓抡说：“十是数的终结。”先生说：“是的。闻一知二，与告往知来一样。孔子说‘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就领悟了切磋琢磨的道理。假如颜回听到，不知怎样才算知十？”众学生没有回答。先生说：“颜回听到，再没有话说，只是不改变他的快乐。”
阎调元问：“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孟子采纳他的做法；而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反对他，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周公的思考，针对具体一事，或者斟酌古制，或者依据今情，或者适宜土俗，或者合乎人情，必须周知尽善而后实行，这是思考的可贵之处。季文子的思考，不在具体一事上，比如出使晋国却去探问遭丧的礼仪，那么所思考的都是私意，正犯了‘不要参杂私意’的戒条，不是周公那种公心的思考。”献荩说：“先生的这话，或许有针对的人而发。献荩认为这与孟子‘可以取，可以无取’，取则伤防的意思相同。那可以取，是初思而未审慎；可以无取，是再思而已审慎；三思而复取之，就伤防了。所谓私意起而反惑。季文子的思考，也不是三件事，但既已审慎又再思考，就是多疑不决，这就有害于事了。所以孔子说：‘再思就可以了。’如果把三思理解为叁，那么孔子的再思就是贰，以二了。况且人对于事情，思考而审慎，就不必再思考；如果未审慎，即使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去思考，又有什么害处呢？”先生问：“怎么样？”先生说：“是的，可见义理无穷。”献荩说：“献荩所见的是小的方面。”先生说：“道没有大小之分。”献荩说：“当祭祀时太庙着火，国君去世而世子出生，曾子也向孔子请教了。出使晋国而探问遭丧的礼仪，为什么不可以？”先生说：“曾子的问，是假设变故而探究其理。季文子探问遭丧的礼仪，则是准备赙赠等仪节去实行。聘问是吉礼，而准备凶礼，是有贰心了。恭敬的人本来是这样吗？”
献荩问：“‘居敬而行简’的注解说，以敬为自治，简为临民。献荩认为，居敬也是用来治人，行简也是用来自治。居敬如利益应当兴办，弊端应当革除，贤人应当举荐，政事应当修治，哪些应当重视且紧急，实行这些就是行简。所以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必定说‘恭己正南面’；《尚书》记载舜‘临下以简’，必定说‘温恭允塞’。如果居简行简，一心简略而不论轻重缓急，如老子所谓‘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天下化’，所以不可以。是不是这样？”先生说：“必须兼顾内外人己。”说朱子说自治严甚好，比如人衣冠端正，瞻视尊严，言语安舒，举动从容，那么邪僻之心无从进入，这就是自治严，不须刑罚，人自然敬畏。至于行事临民，只举其纲领，不琐碎于末节，人便乐于顺从。如果不庄重地临治，那么民不敬，烦冗琐碎，朝四暮三，人们虽然勉强听命以苟免刑罚，其中心能不怨恨吗？只有居敬则有以开启民可畏可象之心，行简又有以顺应民易亲易从之志，以此临治百姓，不也可以吗？居简而行简，却是无本之政，不可以用来临治百姓。看来孔子赞许雍也可使南
面，在仲弓问仁之后，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便是居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行简。仲弓于夫子之言实落用工体认过来，故夫子许之。诸生于此等处不可说过便了，须要着实用此居敬工夫，不但见我时如此，凡朋友相见，虽无书可讲，无事可言，亦当存此如见大宾之心，语黙动静俱要时时省察，则放心渐收，久之可以为贤，熟之可以为圣。他日得位临民，可以举而措之，虽至卿相，亦不外此「居敬行简」也。
译“面”字，在仲弓问仁之后，那“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重大祭祀”，便是居敬；“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便是行简。仲弓对于孔子的话切实下功夫体认过来，所以孔子赞许他。各位学生在这种地方不可说过了就算了，必须切实运用这居敬的功夫，不仅见我时如此，凡是朋友相见，即使没有书可以讲，没有事可以谈，也应当存着这如同会见贵宾的心，言语沉默、行动静止都要时时省察，那么放逸的心渐渐收回，长久下去可以成为贤人，熟练之后可以成为圣人。他日得到职位治理百姓，可以举起来施行，即使做到卿相，也不超出这“居敬行简”了。
献荩问：“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立即立之，斯立之；立达即道之，斯行意否？”先生曰：“这是防好处说。凡立于徳，立于位，皆是立；达于道，达于位，皆是达。如公叔文子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亦是这意思。但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却是已成的事。学者当循序渐进。”献荩曰：“注云：此言仁者之心。看来人只要有这样心肠。”先生曰：“有这样心肠，他日得位，便要有这样博施济众的事业。见那鳏寡孤独无告穷民，皆要使之各得其所。若不能预求其具，虽见这样人，将何以济之？如今学者把富贵说是人爵，不肯说他，不知君子非不欲富贵，但不溺于富贵耳。若非富贵，何以遂其博施济众之心？好色好货好乐，孟子且说与民同之，于王何有？至论禹稷，则曰：‘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也；天下有饥，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可见圣贤之为人，亦不外于富贵宫室饮食男女而得之也。”
邓抡问：“申申、夭夭如何？”先生曰：“申申如屈伸之伸一般。夫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到燕居时，便申申舒展。如今所谓展拓得开，亦是夭夭。少好貌，比如人有那愁容、老态，人便不爱。圣人顔色如春温一般，这样少好，所以蔼然可掬。”
札问：“发愤忘食，如何？”先生曰：“这是圣人好学之心，至老不倦，与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一般。夫子虽是天纵之圣，然自十五志学，便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到老来还是如此，连老也不知。如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我们怎麽学得他？你说他是发愤甚的。”诸生未对。先生曰：“也只是仁。圣人视四海九州之人，鳏寡孤独不得其所，皆与我相通，只要去救他，然不知所以处之之方，虽有此心，何益？故终日不食、终夜不寝，或考于古，或问于今，这様发愤，及得此理，便乐以忘忧。若不是仁，怎能如此？看来孔子之道，岂是老佛可并？老佛只是面壁，将自己欲火退去，再不管人。孔子便欲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等样大！诸生须要学仁，凡昼之所为、夜之所思，与夫一言一动，相比常常把这仁来体验，自然有益，不可说过便了。
郭岱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如何？”先生曰：“动容貌，斯逺暴慢矣。”作一句读，工夫俱在前面。如曰：“动容貌而逺暴慢，正顔色而近信，出辞气而逺鄙倍。”此皆修身之要，君子所贵。若笾豆器数之末，则有司存，非所贵也。曽子此言甚精粹，虽孔子言之不过如此。孔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儒，如动容貌而逺暴慢三者便是；小人儒，则笾豆器数之末而已。故曰：“▯歌干▯，乐之末节也；童者舞之，升降铺筵席，礼之末节也。”有司掌之。又曰：“徳成而上，艺成而下。”看来子夏平日在器数上用功，故夫子以此箴之。后人却把孔子看差了，学琴者便说夫子曽学琴于师襄，学礼文者又说夫子曽问礼于老耼。不知夫子天纵之圣，又多能也，故于此数者亦就其専门者而问之，不是一心在此。如今人却把那器数之末当作一件大事，将平生精力尽用在此，却不是孔子的学问。
岱问以能问于不能能多有实四字何分先生曰上二句言顔子之事下二句言顔子之状若作四宇看便难说献荩曰有若无实若虚似言顔子之心惟有此心故能问先生曰然岱问犯而不校与不报无道同否先生曰略不同献荩曰不报无道特不报耳其心未必不校也故不同与先生曰然你们说顔子怎麽以能问于不能献荩曰先生尝言只是个仁与舜好问好察一般先生曰我亦有此说仁智实相为用舜有并生之心天下之人疾痛疴痒与我相闗一民饥曰我饥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故好问好察以求所以处之之方不但问于君子虽耕稼陶渔之人亦往问之不自知其为圣人若自以为圣人这些人怎肯与他说惟舜好问好察以天下之闻见为一己之闻见故曰大知顔子也有舜这样心肠故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中庸言舜之大知即以顔子继之亦是此意如今人不肯好问
译献荩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就是让人确立，‘达’就是让人通达，这意思对吗？”先生回答说：“这是从防止偏颇的角度来说的。凡是立足于德行，立足于地位，都算是‘立’；通达于道理，通达于地位，都算是‘达’。比如公叔文子和大夫僎一起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也是这个意思。但是，想要自己确立就帮助别人确立，想要自己通达就帮助别人通达，这是已经成就的境界。做学问的人应当循序渐进。”献荩说：“注释说：这是说仁者的心。看来人只要有这样的心肠就行了。”先生说：“有这样的心肠，将来得到官位，就要有博施济众的事业。看见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穷苦百姓，都要让他们各得其所。如果不能预先寻求具备实现这些的条件，即使见到这样的人，又拿什么去救济他们呢？如今做学问的人把富贵说成是人爵，不肯谈论它，不知道君子并非不想追求富贵，只是不沉溺于富贵罢了。如果不是富贵，怎么能实现博施济众的心愿呢？好色、好货、好乐，孟子尚且说与百姓共享，对于称王还有什么困难呢？至于谈论禹和稷，就说：‘想到天下有人溺水，就像自己溺水一样；天下有人挨饿，就像自己挨饿一样。’因此如此急切。可见圣贤为人，也不过是在富贵、宫室、饮食、男女这些方面去实现罢了。”
邓抡问：“‘申申、夭夭’是什么意思？”先生说：“‘申申’就像屈伸的‘伸’一样。夫子进入朝廷大门，恭敬谨慎的样子，好像容不下身体；等到闲居在家时，就舒展自如。如今所说的展拓得开，也就是‘夭夭’。‘夭夭’是少好貌，比如人有愁容、老态，人们就不喜欢。圣人的脸色像春天的温暖一样，这样少好，所以和蔼可亲。”
札问：“‘发愤忘食’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是圣人好学的心，到老也不厌倦，和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一样。夫子虽然是天纵之圣，但从十五岁立志求学开始，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到老了还是这样，连老也不知道。比如在齐国听到韶乐，学了三个月，不知道肉的味道；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我们怎么能学得他呢？你说他是发愤得很。”学生们没有回答。先生说：“也只是仁。圣人看待四海九州的人，鳏寡孤独不得其所，都与我相通，只想去救他们，然而不知道处理的方法，虽然有这样的心，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或者考证古代，或者询问当今，这样发愤，等到得到这个理，就乐以忘忧。如果不是仁，怎么能这样呢？看来孔子的道，哪里是老子和佛可以相比的？老子和佛只是面壁，将自己的欲望之火退去，再不管别人。孔子却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等宏大！学生们必须学仁，凡是白天所做的、晚上所想的，以及一言一动，都要常常用这个仁来体验，自然有益，不可说过了就算了。”
郭岱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作一句读，功夫都在前面。如果说：‘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这些都是修身的要点，是君子所看重的。至于笾豆器数这些末节，则有司职掌管，不是所看重的。曾子的话非常精粹，即使是孔子说也不过如此。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君子儒，就像动容貌而远暴慢这三者就是；小人儒，只是笾豆器数这些末节罢了。所以说：‘唱歌跳舞，是音乐的末节；童子跳舞，升降铺设筵席，是礼仪的末节。’由有司掌管。又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看来子夏平时在器数上用功，所以夫子用这话来告诫他。后人却把孔子看差了，学琴的人就说夫子曾经向师襄学琴，学礼文的人又说夫子曾经向老子问礼。不知道夫子是天纵之圣，又多才多艺，所以在这些方面也就向专门的人请教，不是一心只在此。如今人却把那器数末节当作一件大事，将平生精力都用在此，却不是孔子的学问。”
岱问：“‘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四个字怎么分别？”先生说：“前两句说的是颜回的事，后两句说的是颜回的状态。如果当作四个字看，就难说了。”献荩说：“‘有若无，实若虚’，似乎说的是颜回的心，只有这颗心，才能问。”先生说：“对。”岱问：“‘犯而不校’和‘不报无道’相同吗？”先生说：“略有不同。”献荩说：“‘不报无道’只是不报复罢了，心里未必不计较，所以不同。”先生说：“对。你们说颜回怎么‘以能问于不能’？”献荩说：“先生曾经说，只是个仁，和舜好问好察一样。”先生说：“我也有这个说法。仁和智实在互为作用。舜有与生俱来的心，天下人的疾痛疴痒与我相关，一个百姓挨饿，就说我让他挨饿了；一个百姓受寒，就说我让他受寒了。所以好问好察，以求处理的方法，不但问君子，即使是耕种、制陶、捕鱼的人，也去问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圣人。如果自以为圣人，这些人怎么肯对他说呢？只有舜好问好察，以天下的见闻作为自己的见闻，所以说大智。颜回也有舜这样的心肠，所以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中庸》说舜的大智，接着就说颜回，也是这个意思。如今人不愿意好问。”
看来只是不仁若有这样仁心便汲汲皇皇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要去问人岂肯自足献荩曰好问其学乃大先生曰必有仁心而后肯问
译看来只是不仁罢了，若有这样的仁心，便会急切惶遽，整天不吃，整夜不睡，要去向人请教，哪里肯自以为是、自满自足呢？献荩说：“好问，学问才能宏大。”先生说：“必定先有仁心，然后才肯发问。”
一生论温泉先生曰：五行之气无处无之，故有温泉。献荩曰：邵子言有温泉而无寒火，隂能从阳，阳不能从隂也。先生曰：世间如▯火，亦不能烧，看来亦有寒火。爵问：圣人虽生知，亦有学问？先生曰：夫子十五便志于学。爵曰：圣人之学，亦是克己？先生曰：克己却不是圣人的学。大器曰：圣人只是涵养。献荩曰：圣人无我。昔韩持国说道则不消克，程子曰：却不是持国。事在圣人则无事可克，乃出袖中所作《克己复礼为仁论》，请教先生。笑曰：就是送文字亦不可不学。献荩曰：因讲克己故如此。先生曰：也是他日。献荩曰：前承教送文字之失，归而自责。送文字之失，其罪小；后为自解之辞，其罪大。至今心犹不安。先生曰：此亦小过，若如此留滞，却又不是。献荩曰：因思放心未收，非言语躁妄，则举动乖戾。连日防讲，诸友寡言而过少，献荩多言而过多，不能不愧。先生曰：昔程子门人见程子曰：是，彼亦曰：是。程子曰：非，彼亦曰：非。程子曰：诸君于我言无所不悦，人怎麽便到得无所不悦？徳忠于此只要不已，但不已最难。若能不已，则何不可到？又要自验，如夫子告仲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须验之于居室，验之于交游。如那凶暴之人，固难得其心恱，若君子怨之，却是我学之未至，便要修省。献荩曰：于常人但不为其所恶，亦可矣。若求其恱，非同流合汚不能也。《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接凶暴之人，只要内省，久之彼亦可化。但学者只当做自己的工，夫人之化不化，却非所急。故曰：先难而后获，熟之便是，不怨天不尤人。的工夫到，下学而上达，自然不已，然又不求人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先生曰：「学者须要看经。」献荩曰：「此志颇切，但一时读不了。」先生曰：「这却又不是看经，要体认玩索得之于心，见之于行才是。若只读了，却是记诵之学，虽多亦奚以为？」献荩曰：「若不玩索体认，虽读恐亦不能记也。」先生曰：「就是心之所存，言之所发，身之所行，也是如此。要好时，亦是一齐皆好。昔谢上蔡别程子一年，程子问做甚工夫，对曰：「去得一矜字。」使问如今人，他便说读了多少书，古人的工夫是这样切实。」
泾野子内篇卷二十七
译一生论述温泉先生时说：五行的气无处不在，所以有温泉。献荩说：邵雍说只有温泉而没有寒火，是因为阴能顺从阳，而阳不能顺从阴。先生说：世间像〇火，也不能燃烧，看来也有寒火。爵问：圣人虽然是生来就知道，也有学问吗？先生说：孔子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习。爵说：圣人的学问，也是克制自己吗？先生说：克制自己却不是圣人的学问。大器说：圣人只是涵养。献荩说：圣人没有自我。从前韩持国说，道到了就不需要克制，程颐说：这不是持国的意思。事情在圣人那里就没有什么可克制的，于是拿出袖中写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请教先生。先生笑着说：即使是送文章也不能不学习。献荩说：因为讲克制自己所以这样。先生说：这也是他日后的事。献荩说：先前承蒙教导送文章的过失，回家后自我责备。送文章的过失，罪过小；后来作为自我辩解的话，罪过大。至今心里还不安。先生说：这也是小过错，如果这样滞留，却又不对。献荩说：因为想到放心没有收回，不是言语急躁狂妄，就是举动乖张暴戾。连日来防范讲解，各位朋友少言而过错少，献荩多言而过错多，不能不惭愧。先生说：从前程子的门人见程子说：对，他也说：对。程子说：不对，他也说：不对。程子说：各位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喜悦的，人怎么就能做到没有不喜悦的？德忠在这方面只是不停止，但不停止最难。如果能不停止，那么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又要自我验证，比如孔子告诉仲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必须在居室中验证，在交游中验证。像那些凶暴的人，固然难得他们的心喜悦，如果君子怨恨他们，却是我学问没有达到，就要修省。献荩说：对于普通人只要不被他们所厌恶，也可以了。如果求他们喜悦，不同流合污就不能做到。《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接触凶暴的人，只要内省，久了他们也可以被感化。但学者只当做自己的功夫，别人被感化不被感化，却不是所急的。所以说：先难而后获，熟习了就是，不怨天不尤人。功夫到了，下学而上达，自然不停止，然而又不求人知道。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先生说：“学者必须看经书。”献荩说：“这个志向很迫切，但一时读不完。”先生说：“这却不是看经书，要体认玩索得之于心，见之于行动才是。如果只是读了，却是记诵的学问，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献荩说：“如果不玩索体认，虽然读恐怕也不能记住。”先生说：“就是心所存的，言所发的，身所行的，也是如此。要好的时候，也是一起都好。从前谢上蔡告别程子一年，程子问做什么功夫，回答说：‘去掉一个矜持字。’如果问现在的人，他就会说读了多少书，古人的功夫是这样切实。”
泾野子内篇卷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