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野子内篇卷十六

译正如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这里的“物”字，并非泛泛而言、与自身无关的。因此，凡是身体所到达的地方，事情所接触的范围，念头思虑所生起之处，都是“物”，都是需要去“格”的。大概没有一处不是“物”，所以用功没有一时可以停止的。”聂蕲说：“我晚上睡觉时，心中有些想象的念头，便觉得萌动，这里也有‘物’可以格吗？”先生说：“怎么没有‘物’可以格？君子没有吃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德，仓促匆忙时必定遵循仁德，流离困顿时也必定遵循仁德，这些也都是格物。”章诏于是说：“先生关于格物的学说切实精要，对圣门大有功劳。”先生说：“也不能这样说，但这样说来，显得明白一些，而且你们正好可以着手用功了。”

译聂蕲问：“好乐、忧患与畏敬、悲哀怜悯等类，有什么分别？而且心端正之后，身体为什么还有偏颇的地方？”先生说：“好乐，是从心所存的主宰处来说的，还停留在自己的心上；畏敬，是从身体临事交接处来说的，已经涉及他人了。所以《大学》的功夫，正心之后，到突然临事时，功夫如果不严密，不知不觉还是有偏颇的地方。”聂蕲的意思还没有完全释然。过了一会儿，先生坐在后面的帷屏后，被风吹得歪斜，先生仍然端正地坐在众学生中间。有的学生惊讶得失声，有的学生愤怒得变了脸色，甚至有的学生奔跑着去扶先生以至于手忙脚乱。先生说：“这就是畏敬，而偏颇这就是身体突然临事交接的地方。由此看来，好乐、忧患得到端正之后，而畏敬、悲哀怜悯不免还有偏颇，不可不加以明察。”众学生心里才感到畅快。先生于是讲解：“如保护婴儿，诚心诚意地探求。”回头对王象先说：“你那里有个潘希平，从户部郎中升任荆州知府，我去送他。希平因此向请教我。见希平曾把他的儿子放在楼上读书，于是对他说：‘希平看待荆州百姓像楼上的儿子就可以了。’希平请问其中的原因，我对希平说：‘看他的儿子登楼，就让人扶持他；下楼就让人搀扶他。按时给他饥饿时的食物，按时给他口渴时的浆水；按时听不到他的读书声，就责打他，恐怕他懒惰；按时听到他的读书声不停，就节制他，恐怕他劳累。看待荆州百姓像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可以的？’希平说：‘州县那么广大，怎么能人人都像看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他们？’我说：‘州县的官吏，有像希平这样心的，把自己的心事托付给他；也有没有希平这样心的，把自己的心事详细告诉他，他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希平又说：‘荆州正值饥荒的时候，赋税已经免除，而俸禄米粮廪饩之类又不可缺少的；年度办理已经蠲免，而往来供应之类也不可少的。这些地方该怎么办？’我说：‘你家里没有饭食，客人没有馈赠的食物，那么也是向楼上的儿子求取吗？还是另有地方？’于是希平深以为然。然而这还是说看待百姓像儿子的说法。如果《康诰》说：‘如保护婴儿’，婴儿却是个无知不能说话的。看待百姓像无知不能说话的婴儿，那么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又说：‘我家乡有个刘先生，曾来曲沃县。凡是百姓有罪，别的县多是罚金，只有他只是罚些粮米枣菜等物。无事时让僧道等晒贮之后，遇到年荒旱灾，别的县百姓都流离失所，只有他这个县独自得以保全。这样的人。’都是心诚，爱民如婴儿，所以灾害未到就预先防备。于是对众学生说：‘你们将来都有安养百姓的责任，像这样的心肠，却不可不从现在预先培养。’

问：张子太和所谓道却遗漏了中字是堕于一边如何？先生说：儒者多认为韩退之《原道》而不及格物致知，为有所遗漏。我说：言道不必尽把前圣贤之语一一数过才称为全尽。如果孟子序恒言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连正心诚意都不曾说，不是又大有所遗漏吗？所以《易》也说：‘保合太和。’怎么知道子厚之言没有见于此？不必拘拘牵合‘中’字来比对着，况且圣贤之意也自多有互见处。

聂蕲问絜矩先生说：‘矩是个为方的器，大之而及四海。总之只在方寸，谓之絜矩，只是个无不均平意思。且如天下有权势的是一等，有那样鳏寡孤独颠连无告的又是一等。天下的人便有这几等，怎么便得均平？所以书称‘尧则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黎民于是变化时雍’，这就是能絜矩的象。’先生于是问：‘天下亦大着，怎么便得均平如一？’先生说：‘这也无大异术，也只是把这些财分与百姓便能得也。’问：‘百姓亦多着，怎么便能人人与他财得？’先生说：‘这也无大难事，也只是要有个不要钱的官人便能得。’又问：‘天下非是少这般人而莫之用，其咎在何处？’先生说：‘这只是没有这一个臣，假如有这一个无他技休休有容之大臣，那么用人以理财俱得其当，天下岂有不得所道理？’问：‘所以能用一个臣，其要又在君否？’先生说：‘这更不消说了。传中谓仁人能好恶人，又谓仁以财发身，故其要只在君心仁。凡视天下若不切己者，只是不仁故与己不相干涉。假使知道这些人生生之理，无非天地生生之意，那么我与这些人元初只是一个，现在又在长人之位，岂忍置之于不得所地面？所以张横渠《西铭》却备言此道理然而人所以不得生者，只是无生生之具以为衣食物，故只把这些财散与人，使人有以为生则天下自平矣。’

吴光祖问：“后之作诗多不古若者为何？”先生说：“只是失却古人的意。古人作诗只”

译这（类诗歌）是观览景物而兴起感怀，都从性情中自然流露出来。后人只是剽窃外在的字词，拼凑成诗，与性情原本毫不相干。往日有个朋友对人说：“《文选》里的字词都被他使尽了，再也找不到可用的字眼。”照这样看来，今人的诗怎么能期望它像古人那样呢？所以他们的诗即使高比汉魏之人，终究又有什么用处呢。

译先生对众位学生说：“近来讲解《大学》，大家有没有所悟之处？”一位学生说：“《圣经》这一章，先生讲得血脉贯通。”先生说：“不要说我讲得贯通，必须是你自己寻找到下手的处所，那才是贯通。不然，只是用言语文字来听我说话，难免会有抵触而不能贯通。”

先生说：“圣贤常常谈论性与命，各位学生看，它是一个还是两个？”章诏说：“从天赋予的角度称为命，从人禀受的角度称为性。”先生说：“这正与《易经》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样。子思说‘从天命而来的就称为性’，其实只是一个。朱子说‘气以形成形体，而理也赋予其中’，认为上天和人以阴阳五行之气，理便在里面了，这里说一个‘也’字是不可以的。”陈德文于是问：“孔子说‘性相近’的地方，是兼及气质来说的吗？”先生说：“说兼及，也不是，那就变成两个了。孔子的这句话与子思原本是一样的。孔子说性原本是善的，本来相近，但后来加上习染就疏远了。子思说性原本是从天命上来的，片刻离开了就不是了。但子思是担心人们不认识性的来历，所以追溯到最初。孔子是因为人们堕落于习染，所以探究到后来，语意有正反的不同罢了。”章诏问：“修道之教是怎样的？”先生说：“修是修为的意思，戒慎恐惧、慎独就是修道的功夫。教就像‘自明诚谓之教’一样。圣人为天下人树立法则，学者效法圣人，都是如此。张横渠不是说‘糟粕煨烬，无非教也’吗。他把这些极粗浅的地方都看作是天地教人的意思，这个道理很值得玩味。”有人问：“把戒慎恐惧、慎独分成存天理、遏人欲两件事来看，恐怕还不行。”先生说：“这只是一个功夫。就像《易经》说的‘闲邪则诚自存’，但独处却有着广泛的含义，不只是在没有与事物接触时是独处，即使在应事接物时也有独处。人怎么才知道呢？只有自家知道。这里的功夫却要向上面去做。今天各位学生聚在一起讲学，我说的有不恰当的地方，心里不安，或者只是隐忍过去；朋友中说的有不正确的地方，或者也是隐忍过去，这样也不是慎独。”先生的话意还没有说完，何坚急忙问：“喜怒哀乐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先生说：“这就不是慎独了。我才说没有说完，不知道你理解了吗？如果我就口答应，也只是空说。这些地方必须是要防范过的，未尝不是慎独的功夫。”何坚因此沉思了很久，先生才说：“如果说在喜怒哀乐之前求一个气象，那就不对了。必须先使用过戒慎恐惧的功夫，然后才能见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气象。如果平日没有使用过功夫，怎么就能见到这中的气象呢？”有人问：“孟子说仁义礼智，子思只说喜怒哀乐，这是为什么？”先生说：“人的喜怒哀乐，就是天的二气五行，也只是从天命之性上来的。但仁义礼智隐于无形，而喜怒哀乐显于有象，而且切近好下手做功夫。学者如果真能涵养这个中，那么在应当喜悦时体察这喜心，不使它流荡；愤怒时体察这怒心，不使它暴戾；哀乐也是这样。那么功夫就没有丝毫渗漏，而发出来无不中节，仁义礼智也就自然在其中了。”叔节又问：“颜子达到发皆中节的地位了吗？”先生说：“看他怒不迁怒，乐不改其乐，却是做过功夫来的。”

先生说：“时中的地位，很难像孔子说的‘夏时、殷辂、周冕、韶舞’有多少不同之处？与上大夫说话就温和而正直，与下大夫说话就刚直而和悦，麻冕纯俭就顺从众人，拜上就违背众人顺从下位，这些都是孔子的时中之处。颜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每在于此。如果其他人要随时就会忘却中，要执中就会违背时。看来这时中的君子，不是达到中和而来的，怎么能得到呢？”朱永年说：“时中也可以分开来说吗？”先生说：“虽然不可以分开来说，但自有这样的脉络。比如孔子祖述尧舜，而又宪章文武，才能酌古准今。虽然周公仰思，也是这个。凡圣人因人变化，对时育物，都可以玩味。大概中虽然有定理，而时却没有定位。”

先生说：“舜好问，好察，他的大智完全生在这个‘好’字上。所以孔子也曾说：‘我好古，敏求。’这好的意思，后人就没有了。舜在深山、河滨、雷泽，一样与木石居住，与鹿豕游玩，他之所以不同于野人，相差无几。如果舜说：‘我是圣人，’这些人听到舜訑訑的声音，将会望望然离去，谁与他共居？舜虽然想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从哪里得来？这样看来，舜的智慧不完全是生知，在一个‘好’字上。何坚问学生辈不能好问、好察，他们的毛病在哪里？”先生说：“这各自有个毛病，必须各自自家检点防范出来。”回答说：“只是好高，不肯下人罢了。”先生说：“这还是第二层事，原来只是视天下的

译如果别人与自己似乎没有关联，就不会有舜那样宽广的心肠。看舜，即使面对极其奸诈顽固的人，仍希望他们能共同生存；至于对三苗部落，还希望他们能归顺。他看待天下的人，只要有一个不得其所，都认为是自己本性修养上的欠缺。像这样，别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心肠呢？后来颜回差不多达到了这种境界，算是学到了舜的样子。看他自己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应该像他一样。”他自己是能够承担得起的。所以子思在叙述舜之后，紧接着就叙述颜回。各位学生中也有想要成为舜的心吗？如果有成为舜的心，就必须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向知识少的人请教，先从学习颜回做起。

译易泉问：“既然说道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地方，那么众人便都以此为借口推脱了，这该怎么办？”先生回答说：“观察道的全体，即使是圣人还有未能穷尽的地方，何况那些不如圣人的人呢？由此可见道是如此广大，而人不可不努力追求。”接着感叹道：“古代的圣人，有一个关于礼乐的问题不知道，就去周地向老聃请教；有一个关于官职的问题不知道，就去郯地向郯子请教。看他们是何等的心境。后人还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也只是隐忍将就过去了，更没有那种要求完美、毫无愧疚的心。”仲开问：“问礼问官，恐怕是小事。”先生说：“道没有大小之分，懂得官职可以安定民生，懂得礼乐可以恢复民性，怎么看作是小事呢？”易泉问：“鸢飞鱼跃与说大说小相通吗？”先生说：“这是打成一片来说的。说道之大可以承载万物，一只鸢的飞翔一直到达天空，一条鱼的跳跃一直出于深渊；说道之小可以剖析万物，没有比天更大的，一只小小的鸢却能让它不飞不得；没有比地更广的，一条小小的鱼却能让它不跃不得。这样看来，古人满眼所见都是天理流行，满眼之中都是道。孔子对着流水感叹，子思取法于鸢鱼，都是心中常常能看到的。后来的程子也是切实做这学问的，他看到子思关于鸢鱼的论述，便提出来，说子思的学问为人活泼泼的，他也不是随便说的。各位学生今天也必须不要忘记这个意思，处处都能见到才是学问没有间断的地方，所以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德，仓促匆忙时必定遵循仁德，颠沛流离时必定遵循仁德。”刘邦儒问：“颜回仰望高远、钻研坚固、瞻望前面、忽视后面，这是选择中庸之道吗？”先生说：“张载也曾有过这种说法。问这是否是博文约礼吗？”回答说：“也是。”又问：“博文约礼有先后之分吗？”回答说：“难以说清。广泛地尽文采，简约地守礼，一个文的广泛，一个礼的简约，众多文的广泛，众多礼的简约，毕竟文在先。”易泉因此问：“弟子进门就孝顺，为什么是先礼后文？”先生说：“圣贤本来就有因事而发的，因为弟子的心容易驰骋于文采，恐怕亲身践行就会淡薄了，所以先礼后文。如果平时立教说‘文行忠信’，说‘博文约礼’，这是固定的次序。”又如：“子路是个忠信明决的人，不怕践行不到位，所以孔子只在认知上启发他，比如‘由知德者鲜矣’，又说‘知之为知之’之类。子张文采有余，践行恐怕跟不上，所以孔子多在践行上启发他，比如‘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又说‘在邦必达之’。”这类情况也就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地方，于是看着刘邦儒说：“颜回仰望高远、钻研坚固、瞻前忽后，大概也属于这一类吧？”又说：“现在想要探求夫子的高远坚固、前后，首先要用仰望、钻研、瞻望、忽视的功夫。”

先生看书读到《秦誓》中“一介臣无他技”的地方，于是感叹说：“这最关系到天下治乱兴衰。”《尚书》始于《尧典》《舜典》，终于《秦誓》，可以看出必须没有《秦誓》中那种妨害贤才、危害国家的心胸，才能做得出《尧典》《舜典》中那种和谐风动的事业。有一个朋友问：“最近有志向好学，但很多方面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先生说：“还是得不到自己的认可。孔子不是说过吗：‘射箭好像君子，射不中靶心，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终究不说自己没射中，却埋怨那靶心，那靶心与你有什么关系？靶心对我有什么恩怨？所以今天也只是修养自身所具备的罢了。”那人于是感慨说：“莫非是自己还有不真诚的地方吗？”先生说：“是的。至诚而不能感动别人的，从来没有过。”这话可以说是善于自我反省了。有一个御史说：“我私下有志向向上，恐怕同僚中有人不喜欢，认为我是好名，所以近年来只防备三四个志同道合的人，互相劝勉修行慎独，默默去做，不让外人知道。”后来到了京城时，有一个同僚向来不喜欢这种学问，朝夕相处，有时讽刺有时默示，从此也逐渐觉得被感化。先生说：“这样看来，他的为人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了。然而道学的名声也不必害怕别人知道，这才是真做。一旦有了害怕别人知道的心，便与好名的心相近了。”

诏问：“非礼勿视听言动，为什么只有颜回足以担当这个？”先生说：“视听言动的功夫也很难把握。我们家乡有个行人出使外国，黔国公请他入席，都是些珍宝的器皿，其中有个宝石镶嵌的酒杯。那行人在座中时，看了一眼之后，宴会结束，黔国公举起来赠送给他。古来有吴公子季札经过徐国，徐君喜爱他的宝剑，季子心里知道之后，出使邻国完毕，再次经过徐国，徐君已经去世了，于是解下他的剑挂在墓上离去。视瞻的不可不审慎，有如此者。而且即使是一句话，条件也很多。比如在官位上说官位的话，在朝廷上说朝廷的话，或者该说而不说，不该说而说，没看到脸色就说，都是非礼的地方。就是一个揖礼中间，也有过高过低的动容周旋，有多少曲折的地方。推此类可见，视听言动的功夫极细密，地位尽难。必须是有颜回三月不违背仁德的境界，才担当得起。”

先生说：“曾子易箦的地方，真是夭寿，贰他不得的时候。象先在旁边语及”

译尹和靖在出仕与隐退、前进与后退的选择上，非常明确。」先生说：「彦明，你也曾参加过进士考试，策问中有议论诛杀元祐党人的题目，你当即感叹说：『这还能用来谋求官职俸禄吗？』，于是没有作答便退出了。看和靖这样的出仕与隐退，距离易箦（临终时更换竹席以正衣冠）的节操也不远了。人的身体，只有这出仕与隐退、前进与后退，以及生死寿夭罢了。各位学生用功修行，若能度过这些关隘，其余的地方就都容易了。」

译先生问林秀卿近日做什么工夫？林秀卿回答说：“这几天处理繁杂的事务，实在觉得事情太多令人厌烦。”先生说：“正好在这里下手做工夫，不可厌恶事情多。就是在处理繁杂事务的过程中，无论是衙门的远近，还是路途的劳逸，都要用道来对待，不要让这些小事动摇你的心，那么将来担当天下的重任，面对繁杂的事务也就没有困难了。”

胡炳有一天和聂士哲一起来见先生，先生说：“你们两人互相切磋，也曾有过几句好的谈话吗？”胡炳回答说：“我看到士哲举荐外人，大多被看作是好名，于是我对士哲说：‘不要说你好名不好名，只看你是不是为了自己。’”先生说：“士哲这话很合我的心意，看来学者为了求道，也必须能说出几句道理来，这才是验证。”于是对胡炳说：“你得到像士哲这样的朋友，可以往来互相受益了。”

林诏问：“使妻子兄弟各得其所，从而顺从父母，是怎样的道理？”先生说：“试着自我检验一下。一个家庭中，夫妻反目，兄弟像隔墙一样疏远，那么父母的心怎么能安乐呢？一定是兄弟和睦了，妻子儿女快乐了，父母的心才能放下。然而这是从作为一家父母的角度来看。如果君王有宗子的责任，就是以天地为大父母了，必须使天下万民万物各得其所，才能使天地之心喜悦。林诏又问：使妻子儿女快乐、兄弟和睦，也只是在性情上做工夫吗？”先生说：“是的。比如《关雎》快乐而不淫荡，哀伤而不伤害。舜看到象忧虑也忧虑，象高兴也高兴，就是这样。林诏问：顺从父母，难道就是道的高远吗？”先生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比如舜尽到了侍奉父母的道，从而使瞽叟喜悦，天下教化安定。这样看来，顺从父母的道理是多么宏大啊！林诏又问：顺从父母便接着说‘通乎神明’是什么意思？”先生说：“道是没有大小、远近、隐显的。起初虽然只是从夫妇之间发端，极而言之就可以通乎神明。”又说：“这样看来，子思确实是得到了孔子的真谛。孔子确实是与神明相屈伸变化往来得到的。所以子贡问‘人不知而不愠’，他就说‘知我者其天乎’。子路请求祈祷，他说‘我早就祈祷了’。子思如果不是切实见到了这神明，怎么敢这样说呢？既然说‘体物不遗’，便接着说‘诚不可掩’，敢这样说来？”林诏说：“近日多人事，恐怕会荒废学问。”先生说：“这就可以就在人事上学。现在的人把事当事，把学当学，分成两样看了，必须是即事即学，即学即事，才能见到心事合一、体用一原的道理。于是问：你在人事上也能发出来吗？”林诏说：“来见面的也不免有些俗人。”先生说：“遇到俗人便即事即物，用俗言语比喻让他明白，也未尝不可。比如舜在深山河滨，都是俗人。”林诏回头对陈象先说：“我们平时怎么能有这样的度量。”

先生说：“诸生听我的话，大多是唯唯答应，也不审验能否发出来？不然只是一味包涵，恐怕又变成对我的话无所不说了。”

先生说：“程子对他的门人说，贤人们在这里，恐怕只是学得某人的说话。诸生今天领会了我的意思，必须立刻去实行才好。不但学说话容易。”林泉说：“知行不可分先后。”先生有一天对他说：“你近日做什么工夫？”林泉说：“只是做得个矜持的工夫，对于道却没有所得。”先生说：“矜持也未尝不好，这就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工夫。只是恐怕这个心未免有时间歇罢了。”林泉说：“是的。”于是问：“心里想怎么就要间歇了呢？”林泉说：“有间歇的心，只是忘了。”又问：“你心里想怎么就要忘了？”林泉没有回答。先生说：“只因为他还是不知道。他如果知道身上冷，必定要讨一件衣服穿；知道腹中饥，必定要讨一碗饭吃。只是知道这道，就像饥寒之于衣食一样。他不道就罢了。这样看来，学问思辨的工夫，必须要在戒慎恐惧之前，才能辨别出是天理便做将去，是人欲即便斩断，这样才能不间歇了。所以我常说，圣门知字的工夫是第一件要紧的，虽想不先，也不可能。”

先生于是讲解仲尼祖述尧舜的地方，对诸生说：“看孔子的学问是何等样大！后人虽然有知道古代的，或者不能知道现在的，便流于腐儒；虽然有知道现在的，或者不能知道古代的，便流于曲士。知天而不知地，就是能圆而不能方；知地而不知天，就是能方而不能圆。酌古准今，参天两地，这就是圣人的学问。如果是贤人的学问，便比圣人低一等了。”一个学生说：“现在的人连贤人的学问也达不到。”先生说：“这却趋向下去了，在你虽然说是谦虚到了极点，别人看来便觉得卑微得很了。”问：“圣人之学，恐怕也只是贤人的学问做去？”先生说：“原来规模自是不同的。”

先生说：“致曲的工夫很难，曲就是委曲处。如水之千流万派，想要……”

译通达江河大海，中间难免有些砂石阻碍，山谷转折，便有多少迂回曲折之处，必须全部细致地处理，才能与江海相通。从前有两个学生一同想把信送给他们的老师，一个学生恰好有事就离开了，没事情的那个学生代为封装。那个学生对自己封装的信很整齐，对别人的信就显得潦草，这也是不能细致处理曲折之处。前几天刚听说他从东方来，看见说他在考场中，一个学生有寒疾，不能写完试卷，他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解下一件给他穿。他的朋友还不能写，又教他面向里背向外写。他的朋友还是不能写，又把两个士兵的衣服脱下来，用外面的衣服遮着他的朋友，才得以写完试卷出来。这一件事便是他能细致处理曲折之处，但不知道他每件事是否都能如此。凡是做学问的人，只有这一处难以度过，所以孔子曾说：细致处理曲折之处与《大学》中的格物、《中庸》中的慎独，都是一样的功夫。象先问：吉祥和灾异，至诚怎么能够预先知道？先生说：虽然吉祥中或许也有不善的，虽然灾异中或许也有善的，这些地方只有至诚的人才能知道。问：吉祥和灾异在哪里可以看到？回答说：也只在蓍草龟甲的四种征兆上就可以见到。比如卫国的石骀仲去世没有嫡子，有庶子六人，占卜决定谁做继承人，说沐浴佩玉就出现吉兆。五个人都沐浴佩玉，石祁子说：哪有执行亲人丧礼而沐浴佩玉的人呢？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出现吉兆。卫国人认为龟甲有灵性，这就是吉祥在蓍草龟甲上的体现。比如周公的握发吐哺，汉高祖的蹑足辍洗，这就是吉祥在身体四肢上的体现。灾异则相反。如果只认为麒麟凤凰之类的东西是吉祥，灾害怪异之类的是灾异，那就太浅薄了，不需要至诚的人就能知道。

译聂蕲与一位朋友讨论成为圣人的事，那位朋友说成为圣人很难，聂蕲说肯立志成为圣人也容易。朋友问怎么见得容易，聂蕲说我们如今要去挖掘那颗圣人的心，把它安放在自己的心上却难，但我们原本也有圣人那样的心，所以容易罢了。先生听说后说：这话讲得极其精切，我不曾讲过吗？不是上天注定春秋战国时专门生出孔子、孟子，乾道年间专门生出周敦颐、程颢，淳熙年间专门生出朱熹，又怎么知道今明之时就没有贤者呢？这也在于去做罢了。如果颜回依然在陋巷中，谁相信他能成为舜呢？他便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又是什么样的人？有作为的人也能像他那样，看他是何等刚毅。因此想起弟栖昔日在太学时，有一位老友戏弄他说：“看你的模样是要做颜回吗？”弟栖随即回答说：“老兄怎么知道我就做不成颜回？这样的志向却是个刚毅。”如今他已经去世了，可惜啊。

先生说：“胡赋这次能不责备债主偿还，这也可以说是能践行所学了。在这种地方，如果不是见得义理上更重，怎么就能看得轻呢？利益也是如此。吴祐说：‘刚才听许象先谈到先生教导学者克己的功夫，从各自个人的私欲上克制整治，听到心里非常痛快。’先生说：‘正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就像圣门诸弟子一样，子张就有子张的毛病，樊迟就有樊迟的毛病。只是把各人的偏颇之处整顿好，便也可以与这中正的道路相通。’过了一会儿，吴祐自说：‘看来只是这科举事业缠缚了人。’先生说：‘这便是你的毛病，你便要在这里整顿，不可被他缠缚，这也就是你的克己功夫。能得此，你心里不大大痛快吗？’

吴祐问：“人心底下多是好名，怎么办？”先生说：“好名也不妨碍，只是不知道你心里好什么名？如果心里思慕稷，只是个养民的名；思慕契，只是个教民的名。怎么就能千万世不泯灭？在这个名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上去求，就得到了，未曾不善。如果只是空空地羡慕个名，不肯下手去做，却连名也没有了。”

先生问：“吴祐近日在国子监中与朋友也讲学吗？”吴祐回答说：“近日只是防备了几篇文字。”先生说：“古人以文章防备朋友，就可以辅助我的仁德。”吴祐问：“以朋友辅助仁德，必须是有这志向的，不然也难。”先生说：“不要畏难，这地方却是要些作用，须是因事善于诱导，渐渐也能感化他过来才好。”吴祐心里未免还有所怀疑。先生说：“这次《郭林宗传》不可不看。”

章诏问伊川劝谏哲宗折柳的事，司马光认为使人主不喜欢亲近儒臣。先生说：“伊川所说的固然是正经的道理，但在婉转处却欠缺明道之处。这恐怕就不是这样，必定是先有开导他心意的，然后有投合他说法的。如折柳的事，他定是有委曲，必定是先把那柳枝拿在手中，请哲宗把玩。如果说这柳枝在初春时发生，生意盎然可爱，天地生万物正如人主生养万民一般。但一折了这枝便没有生意了，正如今天百姓或折了一只手，伤了一只脚，怎么就能行动呢？如此婉转说来，哲宗心里或许也会喜悦。因此想到当初在翰林时进言，却只是直说，也欠缺委曲的意思，这才知道，用过数年功夫，来自觉于明道的心事略能窥测几分。然而也不知如何，明道必定以诚意感悟人主，感悟过来则自然亲亲仁民爱物，爱物之心生，这就是道。孟子可以说，折柳之事死道也。伊川难以说。伊川在经筵当师道处，想要坐讲反而惹得哲宗厌恶他妄自尊大，而苏轼也加以讥讽。事君以敬为主，而爱也不可缺。”

有一位御史来见先生，谈论学问。先生对他说：“侍御今日做的是程伯淳的官，须是要做程伯淳的学问才好。”问程伯淳的学问是怎样的？先生说：“只是个仁。他不曾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这便是他的学问。”因此问体仁的功夫，遇到相讲时，觉得自有振发的意思，但过后便忘了，怎么办？先生说：“这样看来，定是还有个忘的根子。”问这忘的根子在哪里？先生说：“也多着呢。如今好作诗的，这诗也防备忘了仁；好作文的，这文也防备忘了仁；崇尚势位也防备忘了仁；至于声色货利，是极粗浅的更不消说。须是寻得这根子一下斩断，才不忘了仁。所以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也。’所以或是对朋友讲论，或是对着书册，或是察我的念虑，皆是有事勿忘的功夫。所以孟子说：‘养气以集义为事。’所以我谓侍御今日也必定以体仁为事吗？”问孟子说“集义”，先生只说“体仁”，怎么办？说：“集得义便是能体仁，体仁义也在于其中。”

译中矣。」易泉问：「子思说『淡而不厌』等等，又说『知远之近』等等，恐怕再加上谨独的工夫，也不过如此罢了。」先生回答说：「这只好从资质上来说，像淡而不厌，可见他是有个诚的资质；知远之近，可见他是有个明的资质，这样才好加上谨独的工夫。」我前几天也曾对邹东郭说过：「圣贤说话也有不是一句就说尽了的。比如首章说了个戒慎恐惧的工夫，就可以安顿化育天地了，然而下面接着又说智仁勇，又接着说九经五达道，又接着说诚明，然而又必须要有个好资质才能做这工夫，所以说个谨独中间便自有许多条理，不然只一句说下学，怎么找得到下手的去处呢？」易泉说：「为什么不一下子说完呢？」先生说：「恐怕诸位就不肯用功了。」有一个学生见先生问：「遇事大多不能忍耐，怎么办？」先生说：「书里不是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所以君子宁愿我容人，不要让人容我。」学生感激地说：「如果不是像父母那样的至亲，就没有肯把这话告诉我的。」于是回去，把这话记在墙壁上以自我警戒。后来又来见先生说：「听了教诲后心里不敢放纵，刚才处理事情时有人投书，心里非常不平。」于是默想先生容忍的说法，就止住了。然而心里终究不能释然，只是强制压住了。先生说：「我不是常说，孔门教人只是求仁。知道了这仁的意思，对人有什么不能容的，对事有什么不能忍的？我们本来与天地一般，没有一丝一毫的欠缺，只是先狭隘了，便没有天地覆载的气象，咄咄的声音，把人拒于千里之外了。」所以我又常说：「舜好问好察的智慧，必须先有并生的仁。」所以今天也只在默识罢了。象先问：「平时无事的时候，想想接人待物的道理，大概不会错。但才临事就不同了，即使是奴仆有不如意，虽然强制不怒，未免还有意思在，怎么办？」先生说：「这处还是不曾致中，所以发出来不中节。要预先想个接人待物的道理，怎么能做到事到相凑合不谬呢？如果致得中了，临事自然防备不差，或者有一二差错的地方，演习行之久了，便如轻车就熟路了。」

译先生说：“治理政事有根本和枝末的区别，就像江上的盗贼一样，只知道寻找那个抓捕盗贼的人，不去追究那个产生盗贼的原因；又如同打猎野兽来消除农田的祸害，只喜欢那些能驱赶狐狸和兔子的人，却不去寻求断绝狐狸和兔子滋生的方法。”先生对众位学生说：“近来做工夫有下手的处所吗？”一位学生回答说：“自从听了先生的教诲后，每每在灯下窗前便想着先生。”先生说：“不但在灯下窗前想着，必须时时想着才好。”学生说：“只是精力不足，这颗心难免有放下的时候。”先生说：“才觉得心放下的时候，便自己把它提掇起来，不也很好吗？”又说：“如果能做到这样，就是上等的工夫了。”

泾野子内篇卷十六

<子部,儒家类,泾野子内篇>

钦定四库全书

泾野子内篇卷十七

明 吕柟 撰

鹫峰东所语

鸾问：“听先生讲论时，觉得有所兴起，如果常常如此，圣贤可以学习而达到吗？只是恐怕不能持守遵循，被外界的诱惑所夺去，该怎么办？”先生说：“孟禽，是楚国人；我，是秦国人。怎么能常常讲论呢？所以全靠师友，那么求诸己的人便懈怠了，外界的诱惑因此就来了。横渠的‘六有铭’不可不常映入眼帘。十一月二十一日，约定应当听讲，因为阴雨晦暗，独自坐着关闭门户，顿时觉得这颗心虚静明澈。凡是有所观览，便自我省悟，似乎对道理有会合的地方，好像可以上达。私下认为一天没有私欲，就可以做一天的圣人；一个月没有私欲，就可以做一个月的圣人；终身没有私欲，就是终身的圣人。不知道是否正确？”先生说：“这是有志气的话，只是恐怕进入市朝时，或许有私欲，那么这与闭户独坐时的无欲，又不同了。所以圣人无往而无不无欲，仅仅独坐一下便不能了结。你如果看待金革百万之众、甲科显赫的荣耀、文绣俊美的装饰、财货充积的丰盛、艰难拂乱的时候、白刃颠沛的境地、年老昏倦的日子，都像这号房中的独坐一样。人们虽然说‘你不是圣人’，我不相信。”

问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便称赞他说“贤哉”。子路穿着破旧的丝絮袍，与穿着狐貉皮衣的人站立而不以为耻，孔子便喜欢他。这两者虽然所达到的境界深浅不同，然而现在的学者如果能于贫富关头摆脱得去，便是追求上达的境界。先生说：“这是第一件学问，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塞天地而轻视王侯了。所以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所以今天只当求仁，如果对仁有所得，更须论他那个箪瓢狐貉的事。”

问孔子说可与共学，到可与权，以圣门诸弟子品评如何？先生说：“与其品评圣门诸弟子，不如先品评自己。品评圣门诸弟子，虽然是评论古今人物，然而近于方人，对自己还没有益处。如果品评自己，便肯求自己所能达到的地方。不知道孟禽今天可与立吗？可与权吗？如果能审察这个，那么由损之立，颜曾之权，都可以追求而达到。”

问程子在逝者如斯章说：“这是道的本体，君子效法它，自强不息；达到极致时，纯粹也不停止。”又说：“自汉代以来，儒者都不认识这个意义，最后说有天德，就可以谈论王道。”又在可与共学章说：“自汉代以来，无人认识‘权’字，难道不是因为自汉代以后，圣人不作，所以不可以行权，不可以兴王道吗？”先生说：“程子是指其全体至极处而言，如果就汉人中论之，难道没有认识这个意思的人吗？自从程子发表这个议论，虽然最为恰当，但后学不知道立言的本意，于是因而推演得太高，遂将数代躬行君子都轻视了，只驰骋于空谈高论，离权与王道越来越远。如果愚见，则不敢说汉代以后无人。”

问象山说：“颜回为人最有精神，然而用力很难；仲弓精神不及颜回，用功却容易。看他问仁的时候，还下‘克己’二字，说：‘克己复礼为仁’，又发露其意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接着又告诉他：‘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至于仲弓问仁，孔子只回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这样就罢了。”颜回精神高，已经磨砺得实；仲弓不及他。这个说法如何？先生说：“这是象山想象的话，几乎像捕风捉影了。况且颜回最有精神，用力应当容易，现在反而认为难；仲弓精神不及，用力应当难，现在反而认为易，不几乎说反了吗？况且如见、如承、勿施等话，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虽然分克己、敬恕为乾道、坤道的，也是就颜冉的面目上说的。所以学者不应当在比拟二贤上用功，只当就二贤比拟自己，有所不及，思齐之则可。”

问孔子在乡党，恂恂如也，好像不能说话的人。如果临到是非利害之际，却也须便便如在宗庙朝廷，固然便便。如果处在僚友大夫之间，以德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