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野子内篇卷十三

译行，万物生长的根本，只是一个“信”字。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不信任盟约，却信任子路的一句话，这是因为子路平时就让人信服。如果求学的人能下工夫做到诚信，那么德行就没有不能建立的。所以说：“默默记住它，不说话而让人信服，这存在于德行之中。”

译何廷仁说：阳明先生用良知来教导人，对求学的人很有益处。先生说：“这是笼统的说法。如果是圣人教导人，就不会这样。人的资质有高下，功夫有生熟，学问有浅深，不能一概用这种话去说。因此圣人教导人，有时针对人的毛病说，有时针对人的不足之处说，有时针对人学术上的偏颇之处说，不曾固执于一种说法。至于确立成法，昭告后世，就说：‘格物致知，博学于文，用礼来约束自己。’大概笼统的话可以确立法度，却不可以针对具体的人来施行。”

何廷仁说：“南太守离职时，完全不放在心上，第二天就和朋友往来饮酒。”先生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完全不牵动情感就更好了。”有做官的忧虑，就有离职的忧虑；没有做官的忧虑，所以就没有离职的忧虑。天理和人欲同行而异情，如果完全不牵动情感，那么孟子离开齐国时不悦的脸色，就不对了。

何廷仁说：现在人说做学问，不必讲论这些，也不是这样。比如喜欢科举的人相见，就谈论文章；做商人的人相见，就谈论货物，都整天不厌倦。怎么说做学问不要讲论呢？先生说：科举和做学问本来没有两样。比如考场中的七个题目，都是圣人的格言被人做出来的，又都是阐发圣人的精微深意，都是为尧舜、为周公孔子的说话。科举怎么不是做学问呢？只在于人亲身实践体会罢了。如果把科举和商人相对比来说，也不可以。

何廷仁说：程子、张子的心，没有丝毫物我之间的分别。比如张子正和弟子讲《易经》，听说程子到了，善于讲《易经》，就撤去坐席，让弟子跟从程子讲《易经》。程子正和弟子论说主敬的道理，看到张子的《西铭》，就说：“我没有这样的笔力。”可见两位先生的心非常公正。先生说：这正是道学的正脉，比如孔门中的问答，虞廷中的告诫，都是这种气象。可见古人的学问，绝无物我之私。其他如朱熹和陆九渊的辩论，不免以各自的学说相争胜，因此做学问的人不可以固执己见。

有人问：朱子用诚意正心来告诫君主怎么样？回答说：虽然是正道，也不尽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一开始就叫他做这样的功夫，他怎么能做得到？我的话怎么能听得进去？必须有时从他偏颇的地方一说，有时从他明白的地方一说，有时从他好的地方一说，然后用这些话去告诫他，那么他的话才能听得进去。如果第一次聘请来也固执于这些话，第二次、第三次聘请来也固执于这些话，怎么能教这些话听得进去呢？告诫君主必须要有一个灵活的方法，比如孟子不拒绝君主的好色、好货，就是这样。

先生说：“章枫山先生非常好，退休在家时非常清贫，自己住在三间小房子里，前面待客，后面自己居住。家中的子弟非常率真，他教导有汉代儒者亲身实践的风范。先生名懋，字德懋，浙江兰溪人。”

门人告假回家省亲，先生说：“人住在家里，必须要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相处，才能干成事业。志同道合不专门在于文学，凡是笃实纯厚的人，就有切磋琢磨的地方，道就从此行通了。”

问慎独的功夫，回答说：这只是在心上做。比如心有偏颇的地方，比如好欲的地方，比如好胜的地方，但凡念虑不在天理的地方，别人不能知道，而自己独自知道，这里应当知道谨慎自省，就立刻克制去除。如果从此渐渐积累到极点，自然能勃然上进，虽然博厚高明，都从此积累。东郭子说：《乡党》一篇，先儒说分明画出了一个圣人，这话很对，只是精神命脉的地方未曾画得出。先生说：比如君在而恭敬不安，出降等而和悦之类，不是精神命脉是什么？大概看这篇书，应当知道它周旋合乎礼节的地方。东郭子说：是的。

先生感叹说：“自古圣人，第一是舜。遭遇人伦的变故，而都能感化他们。可见舜为善的心，没有一息的间断。”

问做学问不可以不讲论。回答说：如果只是取辩于口，而不亲身实践，没有用处。比如今天看某句书心里未安稳，做某事心里未满足，必须和朋友相讲明，然后才得妥当，才得自满，就可以坦然行之无疑。可见做学问要讲明做去。

问存心的说法，回答说：“人对于凡事都应当存一个心。比如侍奉父母，侍奉兄长，不必说了。虽然处在卑下的地位，就存处在卑下地位的心；处在朋友之间，就存处在朋友之间的心。至于在外面处在主人之位，也应当存处在主人之位的心；以至奴仆，也要存一个防备的心来对待，都不可忽略。只这样，就可以下学上达。”《易经》的道理，只是变易以生物，所以君子变易以生民。

问张子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回答说：“看‘合’字，似乎还把理气分为二，也有毛病。终究不如孔孟言性之善，比如说‘天命之谓性’，多么好！理气不是二物，如果没有此气，理却安在何处？所以《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先生讲完，对诸生说：“做学问必须等一个人问完，各人将我所说的潜思体悟过，然后更换题目再问，才有所得。如果不思索，不等问完，而又发问，只是漫然。”

一夜月下，因论至科道之

译官职。先生说：“现在的科道官员，都不符合古代的制度。科官的职责是规劝君主，凡是君主的言行有失误，他们就封还驳正、规劝争辩，所以称为给事中。道官的职责，是凡是内外官员有失误，他们就弹劾论罪。这两种官职的职能，实际上不同。现在一开口就把两者并列提及，都是不对的。更严重的，还让科道官员去查核清点钱粮等事务，更是错误的。”

译章诏说：“各位学生在先生门下，难免会有过错偏差，希望能听到先生的指点，以便自我改正。”先生说：“宣的学问品行已经很高，只是还稍微狭隘些，应当要宽宏大度。”王朝说：“近来常常觉得自己有过错。”先生说：“能察觉到过错也是好的，但可贵的是改正它。”对廷钦说：“你近来事务繁多，不像去年拿着经书来请教时那样，连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很少往来，不免耽误了自家的工夫，损失不小。”威请求指出他的过错。先生说：“你也谨慎守礼，也知道要宽宏大度。”方好沐请求指出过错。先生说：“你先说说志向如何。”方好沐说：“近来人事应酬也断绝了，十天未曾出门。”先生说：“这也好，但还是要立定志向，不论十天还是长年累月。”方好沐说：“自觉狭隘，只是不能改正。”先生说：“既然知道狭隘，却不可安于这种状态。”

先生对各位学生说：“昨夜就寝时，各人思考的是什么事情？试着为我说一说。”标回答说：“学生思考程子所说的：‘上天所承载的，无声无息。它的本体叫做易，它的道理叫做道，它的作用叫做神，它赋予人的叫做性。遵循本性叫做道，修明正道叫做教。’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生说：“这是通过人来体现天。”又说：“形而上的是道，形而下的是器，必须这样说。器也是道，道也是器，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先生说：“前两句是《易经》的说法，似乎分开了；后两句是程子的说法，表明道和器不是两回事。”方好沐回答说：“思考天理和人欲。”先生说：“这还是一句笼统的话，似乎还没有下工夫。”吴光祖回答说：“学生昨夜思考家事，对父母更加关切。”先生说：“实在也是人之常情，想到父母自然是好的，还要让所想的境界，使得父母即使过了千百年依然美好。这工夫却在自家身上，如果能修身慎行，那么孝敬父母就达到极致了。”章诏回答说：“学生常常思考偏狭狭隘之处，想要克服去除。”先生说：“能知道宽宏大度，那么偏狭狭隘自然就去除了。”王朝回答说：“学生昨晚诵读先生赠给何栢斋的文章，想要不变，恐怕还未能成为大器。”又回答说：“学生思考进德修业的工夫，比博文约礼更加迫切。”先生说：“是一样的。”曹廷钦回答说：“程子说：‘人与人相处，应当在有过错中寻求无过错，不可在无过错中寻求有过错。’学生想要以此对待朋友。”先生说：“不可以以此对待自己。”威回答说：“程子说：‘如果不是自暴自弃，难道不可以成为君子吗？’威诵读这句话，不敢自暴自弃。”先生说：“这个意思也好，但看各位学生所说的，都知道切合自身下工夫，只是要不停止才能有所进步，不可只是空想而已。”

章诏问程子所谓扩大心胸，其工夫是否是克己？先生说：“克己也是，更要看《西铭》。喜欢《西铭》说：‘仁之道，如果人心不大，即使是一家的兄弟、长辈、宗族、邻里，也分出一个彼此，何况天下？只有扩大心胸，那么圣贤与鳏寡孤独都是我的兄弟，哪有一毫的隔阂？’所以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戴防问申生等待烹杀而未得，算是尽善吗？先生说：“我送林基学时说过：‘颜子用一箪食供养父母，父母不认为微薄；用一瓢饮供养父母，父母不认为菲薄。’因此颜子能快乐，也是因为颜子能引导父母于道，所以能如此。那么申生平日引导父母于道的地方，恐怕也不如舜吧？”汪三山随即说：“申生的生存未尽善，他的死也未尽善。”先生却说：“现在只是暂且取他的某些方面罢了。”

先生对各位学生说：“下工夫，应当思考二程先生接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濂溪、横渠接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再往上思考孔门各位贤人接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以此思考比拟不停止，那么进步就无穷。大概有了标准，自然就不会妄动。”

人性都是善的，有的隐居于田亩，有的隐居于商贾，甚至有的隐居于杂流，只是没有人教化他们罢了。如果用人去教化他们，都可以进于道而不废弃。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到处以善诱导人，除了下愚之人，就不能问周勃、霍光谁优谁劣。先生说：“霍光纵容妻子邪谋，不及周勃远甚。”

威问先儒说人臣应当以王陵为正，如果人人都像王陵，吕氏之变可以避免吗？先生说：“怎么能人人都像王陵？所谓应当以之为正，是因为王陵能尽他在己的责任罢了。”

东郭子说：“横渠以礼为教，乃是圣门的传承。”先生说：“是的，礼自有许多仪文度数，收摄人们放逸的心，不可不知。当时门人如吕与叔、苏季明、范育等人，都得到他的教化，其余的人不能做到。这学问至今传承的人很少了。”

东郭子说：“讲学很难。如果教人专治内心，又恐怕人致力于虚寂；如果教人专治外在，又恐怕人致力于伪为。”先生说：“只说专治内心、专治外在，这就是难的原因。所以精义是为了致用，安身是为了崇德。”东郭子说：“我因此病，知道保守，进得些学问。”先生笑着说：“因病也能进学是可以的，如果说学问必须因病而进，那么人必须都生病然后才可以进学。”

译吗？」东郭子说：“因为生病而减少了人际交往，这确实有助于增进学问。”先生说：“处理人际交往，也自有其一番新意，同样有助于增进学问。”东郭子说：“是的，大体上，与其让人生病后能治好，不如让人无病可治更好。然而，要做到无病可治，关键在于在起初就谨慎防范，所以圣人说：‘通过防范来涵养正气’。如今人们大多在防范涵养正气的功夫上有所欠缺，因此今天不得不采取保守的态度。”先生说：“古人说：‘过去的错误已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补救。’然而，今天又是明天的源头，今天的保守态度，又将成为明天的益处。”东郭子笑着说：“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情，追求它确实没有益处，从今天开始追求才是正确的。”

译东郭先生说：“圣贤谈论学问，只是一个宗旨，用‘修己以敬’这一句话就概括尽了。比如‘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要警惕谨慎，在没人听见的地方也要畏惧小心’，这就是敬；比如‘出门好像去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好像去承当重大的祭祀’，这也是敬；比如‘战战兢兢，好像面临深渊，好像踩在薄冰上’，这也是敬。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修己以敬的功夫。”先生回答说：“修己以敬固然不错，但其中还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许多功夫。这一句话是笼统地说的，不能就此说尽。”东郭先生说：“那么修己以敬可以包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吗？”先生说：“也能包含，但必须格物致知之后，才能懂得警惕谨慎和畏惧小心。”东郭先生说：“这却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修己以敬就用来格物，物就格了；用来致知，知就致了；用来诚意，意就诚了，并不是先格物致知而后才能警惕谨慎和畏惧小心。”先生说：“修己以敬，就像说用敬来修己一样，‘修’字里面含有功夫，比如用敬来格物致知，用敬来诚意正心，是这样说的，并不是说先有敬而后用它去格物等等。”东郭先生说：“不同的地方就差这么一点。”先生说：“今晚一定要讲得相同。你曾经说知就是行，以前登楼时说不到楼上就看不见楼上的东西。”东郭先生说：“不是说知就是行，而是说知了就要行。比如知道要警惕谨慎就要警惕谨慎，知道要畏惧小心就要畏惧小心，这就是知行不相分离的意思。”先生说：“如果这样讲，那么格物致知固然在警惕谨慎之先了，所以必定是先知而后行。”东郭先生说：“圣人原本没有说过知，只是说过行，行得才算知。比如做台子，必须是做了台子才晓得台子；比如做衣服，必须是做了才晓得衣服，如果不曾做，怎么晓得？这就是必定行得才算作知。”先生说：“说行了然后才算作知也是对的，但做衣服如果不先问衣襟是多少尺寸，衣领是多少尺寸，衣襟是怎么缝，衣领是怎么缝，岂不是做错了吗？必定先逐一问知了然后才晓得缝做，这却是知在先。”东郭先生仍然不以为然。

东郭先生说：“圣人教导人，只是一个行。比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行。笃行，就是不停地行这几项，是对的。就像‘笃恭而天下平’中的‘笃’一样。”先生说：“这却不是圣人的话。‘学’字有专门指知的，有兼指知行的。比如‘学而时习之’的‘学’字，就是兼说的。如果‘博学’对着‘笃行’来说，分明只是知。怎么是行？比如‘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也是这样。‘笃恭’的‘笃’，就像说达到博厚而没有一丝一毫私欲之类。如果‘笃行’的‘笃’，就是笃志努力之类，怎么相比呢？博学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功夫。怎么是行？”东郭先生说：“大致圣人说一个‘学’字，就都是行，不是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及之’也是行。比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样的。‘守之’是守住那‘及之’的东西，常不失去。比如孔门子路等人，是知及之的人；比如颜回三月不违背仁，就是仁能守之的人。”先生说：“‘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才是行。怎么把‘知及’也当作行呢？这真是我不明白的。”

先生说：“东郭，你说博学是行，试着详细说说看。”东郭先生说：“比如用敬来侍奉父母，那么侍奉父母的事物就格了；用敬来侍奉兄长，那么侍奉兄长的事物就格了。物格就是物正，这样就是博学。”先生说：“这与博学字面非常无关。侍奉父母中间有问寒问暖、早晚请安、出外回家都要禀告、父母生病时恭敬地按摩、出入时或前或后恭敬地扶持，自有许多细节，全都无所不学，然后才叫博。”东郭先生说：“人子如果内心真有敬，那么外面自然有许多事。比如恭敬地按摩、恭敬地扶持，都是因为内心有敬，所以能这样。”先生说：“恭敬地按摩、恭敬地扶持，是用敬来按摩、用敬来扶持。”东郭先生说：“‘用’字却不恰当。孝子有深爱的，一定有和气；有和气的，一定有愉快的脸色；有愉快的脸色的，一定有温婉的容貌，自然能懂得许多细节。”先生说：“说深爱却好，但没能做到这样，必定恭敬地按摩、恭敬地扶持，这却是学，所以格物还只是穷理。如果作正物讲，我却不能理解。”东郭先生说：“程子说：‘穷理不可作致知看’，怎么把格物当作穷理？”先生说：“这话程子或许有针对而发，如果不穷理，难道不会导致放荡妄作吗？”东郭先生说：“万物皆备于我，朱熹的注解解释得很好。”先生说：“这一章应当和《西铭》一起看。”东郭先生说：“对，我也曾说应当一起看。‘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乃贤者之事’，即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乃圣人的事，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译回答说：“是的，只是人们用功修行时要寻找门径，以免迷失方向罢了。”

译东郭子说：“程子说《大学》是孔氏的遗书，称它为遗书，正是说它的言辞与圣人的话相似。然而圣人未曾说过‘知’，如果把格物当作穷理，那就与圣人的话不相似了，为什么还称它为遗书呢？”先生说：“称它为遗书，是指其中的道理而言，不是说它的言辞相似。而且说‘圣人未曾说过知’，这非常有害于事，是我说的。我只是把格物当作穷理，先后提到知止、致知，在说到知止、致知时，首先提到它却说‘未曾说过知’，这是为什么呢？”

东郭子说：“我起初与阳明先生讨论格物致知，也不肯相信，后来自己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话各自对比参验，然后才相信阳明先生的话。”先生说：“你起初不相信阳明，后来将圣人的话对比参验过，才相信，这叫做什么？莫非就是穷理吗？”东郭子笑着不回答。东郭子说：“‘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这两句话在进德和居业方面都有体现，并非德属于至，业属于终，如果这样归属，为什么两句话都加上‘知’字呢？”先生说：“还是分开归属为好，因为上面原本就明白地分开了。”东郭子说：“显现在内心的是德，显现在外面的是业，没有无德而有业的，德和业不能分离。”先生说：“这样说也可以，但不分开归属直到终了则不可以。”这个说法却很长，能理解这个就能通达天德和王道。

东郭子说：孔子说：“我和颜回说话，他整天不违背，好像愚笨；退下后观察他的私下行为，也足以发挥。”可见其他弟子不足以发挥，而颜回也足以发挥。同样领受孔子的话，众弟子违背了，只有颜回在孔子面前也是这样体认，不在孔子面前也是这样体认，没有丝毫间断，所以说‘也足以发挥’。”先生说：“说众弟子违背了，也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与颜回说的。”东郭子说：“圣人的话，学者都能听到，只是人领会的程度不同。比如一贯的‘一’，众人不是没听到，只有曾子能应答，而门人却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又如子贡说：‘夫子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无法听到。’说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并非沉默不语，而子贡说无法听到，并非真的无法听到，听到了而不能理解，就是没听到。并非圣人有对人说、有不对人说的。”先生说：“这固然对，但说众弟子不足以发挥，似乎也不一定完全如此。因为孔子有不可与之言的人，有想要无言的人，有与之终日言的人，自然有很多等级。”先生说：“思考的功夫很大。《尚书》说：‘思曰睿，睿作圣。’睿是通达细微而达到极熟练的地步，就是圣人。现在的人都不曾思考，看书时偶尔思考一下，听教时偶尔思考一下，无事静处的时候大多不思考。人能常常思考，扩充天理出来，自然向上。”

先生说：“人活着，不幸的是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孔子也以听到过为幸。圣人心地平易，有过错随人去说，人也争着去说他的过错，因此能得知真相，以为幸。现在的人所以听不到过错，如何只是态度傲慢，拒人于千里之外，有过错人也不肯告诉他，因此成就了过错。学者贵在使人肯说自己的过错，这就是学问长进。”

先生说：“你们做工夫，须要有把柄，然后才能把持得住，不然很少不倒下的。所以插手不定，便撒摆；立脚不定，便挪移。”先生说：“学者必定要有定守，然后不好的事不能来接近我。《易经》说：‘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如果我无实，那么这些不好的事都可以来接近我。”

威问：“礼说天地之祭，越绋而行事。程子说越绋犹在殡宫，这事难行。只消让宰相代理罢了。”子厚又说：“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就不敢以丧服见父亲。何况天子为父亲的丧，可以事奉上帝吗？不如不祭。”这三个说法如何？先生说：“祭的时候是天子的三年之丧，那么宰相也有三年之丧了。就是天子可祭，不必让宰相代理。天子事奉天地，虽然是天子的父亲，也是天地所生的，也难以比天地。为什么不祭？”子厚的话，又是一个说法。“古时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期年，所以不敢见父亲。如今父母都是斩衰三年丧服，也可以见父亲，不必拘泥。”

本泰说：“领受先生的教诲，固然很多。这次再求一句话见教。”先生说：“我平日所说的，的确不要变了，就是随所在教化人，然后我的言语才有着实。”

先生说：“你们违背了父母，违背了妻子，违背了亲戚乡党，到这里为学，须要勇猛前进，体现在言行上，换一个好人才，不辜负初心。回去见父母乡党，也自会喜悦快乐。”

先生对威说：“邓子华很甘清苦，昨天教你们送他，不是徒然送他。观察他的动静行李，以验证于自己，就是学。”

先生说：“学者存诚的功夫，只是要不息。”

译能整夜不停息，就是整夜的圣人；能整天不停息，就是整天的圣人。如果常常不停息，就常常是圣人；如果停息，就会堕落到像盗跖那样了。

译威问李延平之学甚精密，先生曰：“这个先生的工夫甚大，葢全在仁上作工，于克己复礼，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体认。”如朱先生却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尽穷天下物理，便要读尽天下书，故如今有许多注疏。看起来虽不必如此，然当时却不得程门那样人讲论，故不得不然。”威曰：“如今学者，一个人恰似两个人，对师友是一样的，独处又是一样的，须如程子所谓不欺暗室才好。”先生曰：“此便是慎独，须要使为一个人。”因举邵子“不欺暗室”诗。

永年问邵子此等言语，尽是切实，程于如何说他不知学？曰：“程子此言也说得太过，不学如何到得此？”又问先生：“抄释谓邵子学非圣人，如何？”曰：“圣人之心无适莫，邵子却倚在数上了。且圣人教人为善，虽愚的也要他明白，虽柔的也要他刚强。邵子则算定一个吉凶在那里，人都说吉凶有定数，谁肯去为善？所以说他学非圣人。”先生曰：“今日为学，须是把一切富贵杂事都断绝了，一心只是为学，然后有进益。今人皆被这事缠绕了，如何能好？然断绝了也甚难，非是至刚的人不能。所以圣人曰：吾未见刚者。”

先生谓威辈曰：“我昨过碧峰寺，有个天通是好僧来。见他有须发，戴着道冠，穿着僧衣。我问他：‘你有须发，是个道人，如何在寺中住？’回答说：‘贫道有病，因此长发。’我问：‘你是僧，如何称贫道？’他说：‘三教只是一个道，我没有这个道，所以称贫道’依你这般说，若使个秀才亦称贫道，可以吗？曰：‘秀才是圣人之徒，又不可如此。’且你在此做什么工夫？回答说：‘念佛。’冷心，问你这心也还有热时吗？曰：‘我如今三十年，此心不热了。’问怎么样冷心？回答说：‘绝了一切世务便是。’因说也似吾儒没有私欲一般，你能一夜绝了，就是一夜的佛，一日绝了，就是一日的佛，只是要常常如此。

少顷他说：‘我到这里，〇诸公卿皆来看我。昨天有都堂老爹到这里，我初不识，及起身时看见是花金带，才晓得，甚惊讶怠慢他。’我说：‘你这般说，心却又热了。虽是金带也看不见，才算是。’天通脸皆发赤，看来这僧还不曾定人心，有些夹杂，明得尽的就看破。

少顷他说：‘金子是砂石中分别出来的，玉是顽石中分别出来，君子是小人中分别出来的。’我说：‘你这话又差了。金子初不曾说我是金，他是砂石；玉初不曾说我是玉，他是顽石；君子初也不曾说我是君子，他是小人。若自家如此分别，却又狭小了。且如舜当初耕于历山时，与那等人皆是一般，何曾分别？他说我是圣人。’天通又喜曰：‘佛家说揭盖，今老爹与我揭盖了。’留茶饼余的与手下人。我说：‘你还有这个心。’他说：‘有这个心便有这个情。’我说：‘你自后公卿来看你的，再不要说。’他才冷得心。

也应亢问：‘告子不动心，也是冷心否？’曰：‘这是强制其心，他是寂灭其心，还不相同些。’永年问：‘心毕竟可冷得否？’曰：‘这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欲心、躁心、骄心这样的，要冷。’他孟子那不动心，邵子收天下春归肺腑，却要学，须要必有事焉而勿亡，然后可。

一不同孟子之处，墨者夷之。二不同子程，欲斩放光佛头来观，既见又何以与他揭盖，以济其术。

泾野子内篇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泾野子内篇卷十四

明 吕柟 撰

鹫峰东所语

刘邦儒一日见先生于柳湾精舍，适有一友持《春池》卷求题，先生题完，谓邦儒曰：“吾辈胸中不可不常见此景象。”问曰：“何也？”曰：“见此则满目生意，盎然活水流动无滞了。”又问：“何以能见得？”曰：“只是收放心。”

邦儒归省，武陵先生大书“志伊学颜”，见赐，因请教先生曰：“我的意思，尽在这四字上。此回能做得颜子的安贫乐道功夫，不患不能为伊尹的尧舜君民事业了。”

邦儒拨历后来见先生曰：“连日大风雪中历事，意思如何？”曰：“此等处虽是辛苦，亦未敢怨尤，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