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野子内篇卷九
问：今学者论举业、徳业为二，可乎？先生曰：举业中即寓徳业。试观所读经书及应举三塲文字，何者非圣贤精切之蕴、仁义道徳之言？试以是体验而躬行之，至终其身不易，徳业在是矣。
诏毎以先生常言学者甘贫改过从事颇有功曰然能甘贫则凡一切浮云外物举不足为累矣能改过则可以日新而进于善矣大抵过失亦多生于不能安贫中来贫而能安过亦可少观于顔子可见矣虽以成汤之圣而犹曰改过不吝秦穆公霸者之君耳其伐郑归而悔过自誓之言乃列于书之终篇与帝王并称也过只不宜频复贵于速改
学者问：“天下事事物物俱要理，防过可乎？”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如礼乐制度、钱谷甲兵、狱讼之类，皆当究心，庶几他日可以应用。至于各年通报、诸臣条陈政务，亦各有善处可览记之，但不可骛其心。骛其心，则本心之仁已亡，所多识者，犹口耳也，亦不足以应务。”
语莆田林贤曰：「学者人伦日用，冠婚祭射之礼尚未能行，却辄言论高逺。且为学当有转移活法，若説只闭门澄心便了了，天下事恐未必能了也。」
或问：“朋友讲论，多不相入。”先生曰：“须要心气和平，使人听服；不然，则至争辩，面颈发赤，虽讲之善，亦是不善也。所谓学，安在哉？”
先生语基学曰：「朱子平生只以正心诚意四字告君，格心之学，诚不出此。但执定此法，恐人君资禀学力有所不逮，便生捍格。要当有入手处，或随其偏处救之，或就其明处通之，方是心意活动。」
基学论日月明，学者只惟学其明处，不必学其照处。先生曰：“何不学天？日月亦天之运用者耳。茍为云雾所障，则明掩矣。若天地、日月、风云、雷霆、霜雾，皆所驰使运行者也。”
问讲学曰：「切不可执泥已説，如此等人，则虽有善言，执而不悟，人亦不告之矣。学者须去此病，使听得四方九州之言，始于己有闻善之益，不然则闻见狭而遗乎善者多矣，恶在其为学？」
问致良知先生曰：「阳明本孟子良知之説，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后行，不可一偏。傅説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圣贤亦未尝即以知为行也。纵是周子教人曰静，曰诚；程子教人曰敬；张子以礼教人。诸贤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执其一端。且如言静，则人性偏于静者，须别求一个道理。曰诚，曰敬，固学之要，但未至于诚敬，尤当有入手处。如夫子《鲁论》之首，便只曰『学而时习』，言学则皆在其中矣。诏曰：『此可见圣人之言约以▯，辟之于天，诸子则或言日月，或言星辰，或言风云霜露，各指其一者言之。若圣人则言天，而凡丽于天者举在其中矣。』然言天之道，于穆不已，君子之学当自强不息，此希天之道也。若是则前所谓静，所谓诚，所谓敬与礼者，一以贯之矣。诏鄙见如斯，未知可否？」曰：「然。」
先生曰：「今日诸生相聚，皆四海九州之人，一旦于此讲学，非意气之孚，不能。若此讲论道理，乃天下公共之理，若有未善，当极其辩论，以求其是，毋吾以也。」
问圣贤教人之方曰：「大学乃是立定规矩条目，使人有所持循。」《论语》则多因门人弟子问答及君臣相与之言，各就其资禀造诣，与夫人之病痛处，言语「孟」不必同于《中庸》，《中庸》不必同于「语孟」，拘拘执一者非也。
论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辩论，莫太高逺乎？先生谓：“若事事物物皆要穷尽，何时可了？故谓只一坐立之间便可格物，何也？盖坐时须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时须要格立之理，如斋是也。凡类此者皆是。如是则知可致，而意可诚矣。”又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者格，久便自熟。或以格为量度，亦是。”
先生曰：「子见齐衰者与瞽者，甚敬之；至于冕衣裳者，施敬一等。缅想其心，尧之不侮鳏寡，舜之不虐无告，文之惠鲜鳏寡，其揆一也。所谓老安少懐者，即此气象。学者果能视尊贵与鳏寡者无异，则其心即前圣之心。盖自至公至
译问：“现在的学者把科举之业和道德之业看作两回事，可以吗？”先生说：“科举之业中本就蕴含着道德之业。试看所读的经书以及应考三场的文章，哪一样不是圣贤精微切实的蕴藏、仁义道德的言论？试着以此体验并亲身践行，直至终身不改变，道德之业就在这里了。”
诏说：“先生常说，学者若能安于贫困、改过自新，从事学问便颇有功效。确实如此，能安于贫困，那么一切如浮云般的外物就都不足以成为牵累了；能改过自新，就可以日日更新而进向善道。大抵过失也多产生于不能安于贫困之中，贫困而能安处，过失也可以减少，从颜回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即使是像成汤那样的圣人，还说‘改过不吝’；秦穆公不过是称霸的君主罢了，他讨伐郑国归来后，悔过自誓的言论却被列在《尚书》的终篇，与帝王并称。过失只不宜频繁重复，贵在迅速改正。”
学者问：“天下的事事物物都需要讲理，防备过错可以吗？”先生说：“有一件事不知道，是儒者的耻辱。像礼乐制度、钱粮甲兵、狱讼之类，都应当用心探究，这样或许将来可以应用。至于各年上报的通报、各位大臣条陈的政务，也各有好的地方可以阅览记忆，但不可使心志浮躁追求。心志浮躁，那么本心的仁德就已经丧失了，所多识的，还只是口耳之学，也不足以应对事务。”
对莆田的林贤说：“学者在人伦日常中，冠礼、婚礼、祭祀、射礼等礼节尚且不能实行，却动辄谈论高远之论。况且为学应当有转移变化的活法，如果说只闭门澄心就完了，天下的事恐怕未必能完吧。”
有人问：“朋友讲论，大多不能契合。”先生说：“必须心气和平，使听者信服；不然，就会争辩，面红耳赤，即使讲得好，也是不好的。所谓的学，在哪里呢？”
先生对基学说：“朱子平生只用‘正心诚意’四个字告诫君主，格心的学问，确实不出于此。但如果执定此法，恐怕君主资质禀赋和学力有所不及，就会产生抵触。应当有入手的地方，或者随着他的偏颇之处去补救，或者就他的明白之处去贯通，这才是心意活动的地方。”
基学论述日月明亮，学者只学习其明亮之处，不必学习其照耀之处。先生说：“为什么不学习天？日月也是天的运用罢了。如果被云雾遮蔽，那么明亮就掩盖了。如果天地、日月、风云、雷霆、霜雾，都是所驱使运行的。”
问讲学，先生说：“切不可固执己见，像这样的人，即使有善言，固执而不醒悟，别人也不告诉他。学者必须去除这个毛病，使得听得四方九州之言，开始对自己有闻善之益，不然那么见闻狭隘而遗漏善言的就多了，这还算是为学吗？”
问致良知，先生说：“阳明本于孟子的良知之说，提掇教人，并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而言，况且人的知行自有先后，必定先知而后行，不可偏执一端。傅说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圣贤也未尝即以知为行。纵然是周子教人曰静，曰诚；程子教人说敬；张子以礼教人。诸贤的话，并非不好，但也各执一端。况且如言静，那么人性偏于静者，须另求一个道理。曰诚，曰敬，固然为学之要，但未至于诚敬，尤其应当有入手处。如夫子《鲁论》之首，就只说‘学而时习’，言学则皆在其中了。诏说：‘这可见圣人之言简约而包容，比作天，诸子则或言日月，或言星辰，各指其一者而言。若圣人则言天，而凡依附于天的都包含在其中了。’然而言天之道，至诚不已，君子之学当自强不息，这是希求天道的途径。如果是这样，那么前所谓静，所谓诚，所谓敬与礼，一以贯之了。诏的鄙见如此，不知可否？”先生说：“对。”
先生说：“今日诸生相聚，都是四海九州之人，一旦在此讲学，没有意气相孚，是不能做到的。如果这样讲论道理，乃是天下公共之理，若有不善，应当极其辩论，以求其是，不要固执己见。”
问圣贤教人之方，先生说：“《大学》乃是立定规矩条目，使人有所持循。《论语》则多因门人弟子问答及君臣相互之间的言论，各自就其资质禀赋和造诣，以及人的病痛之处，言语不必同于《中庸》，《中庸》不必同于《语孟》，拘泥执一者是不对的。”
论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辩论，没有比这更高远的吗？先生说：“如果事事物物都要穷尽，何时才能完？所以说只在一坐立之间便可格物，为什么呢？因为坐时须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时须要格立之理，如‘斋’是也。凡类此者皆是。这样那么知可致，而意可诚了。”又说：“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的地方去格，久了便自然熟练。或者以格为量度，也是可以的。”
先生说：“子见齐衰者与瞽者，非常尊敬；至于冕衣裳者，施敬一等。遥想其心，尧之不侮鳏寡，舜之不虐待无告之人，文王之惠鲜鳏寡，其准则是一样的。所谓老安少怀者，就是这种气象。学者果真能视尊贵者与鳏寡者无异，那么其心就是前圣之心。盖自至公至
仁处得之也。」
先生谓诸生曰：「学者只隐显穷达始终不变方好。今之人，对显明广众之前，一人焉；闲居独处之时，又一人焉；对富贵，又一人焉；贫贱，又一人焉。眼底交游所不变者，惟何粹夫乎？故尝赠以是言：『学者须知此意。』」
译仁德是安守本分而获得的。”
先生对众位学生说：“求学的人只有在隐微与显达、困顿与顺遂中始终如一，才是好的。现在的人，在众人瞩目的公开场合，是一种样子；在闲居独处的私密时刻，又是另一种样子；面对富贵时，是一种样子；身处贫贱时，又是另一种样子。在眼前的交往圈中，始终不变的人，只有何粹夫啊！所以我曾经送给他这句话：‘求学的人必须懂得这个道理。’”
问读书作文。先生曰：「学者虽读尽天下之书，有高天下之文，使不能体验见之，躬行于身心，何益于世道？何补？故学者不贵于文艺，当涵养本原，修其徳业，其文学自着矣。」
先生谓诏曰：「学者须尽知天下之事，通得天下之情。如在一乡，须使一乡之人可化，纵是愚夫愚妇，亦可与之相接。説得话，不见舜之耕歴山，渔雷泽，陶河濵，人皆亲之，化之，何故？」
问《仪礼》曰：「此先王经世之书，废于后世久矣，学者不可不讲而习之。如冠、婚、祭、射等篇，既讲究之，尤当习演其事。非惟检束身心，宛然可复见先王时景象。故尝语学者，当先学礼。」
问顔子箪食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如父母何？曰：当时顔子父母在，必能谕之于道，不然则以箪瓢奉亲，而亲或不悦，则顔子虽欲乐，得乎？以是知求手舞足蹈之乐，有处也。先儒谓周茂叔令程子寻顔子之乐，处所乐何事？伊川只答或人云：「若説有道可乐，便不是顔子。」此语极好。夫顔子心胸，何等▯大，何等洒落！视世之富贵贫贱利害殀寿，举无足以动其中者，此诚见大心泰，无不足也。顔之乐处，正在于此。
问顔子之学曰：「天资极高，不易学。学者且当学曾子。曾子以笃实之资，动皆守礼。学之有所依据，如《礼记》所问与夫子论孝等篇，皆其随事精察而自有得。一日三省，尤见切实之学。故夫子之一贯，亦因学有所得而语之。其余门弟子不能及也。故曰：『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世之儒者不问学者之资禀，而槩以圣人一贯上达之理告之，则是诬之而已矣。」
问逝者如斯曰：程子谓有天徳，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此义极精。盖人心本与天地相通，如《西铭》所云者，茍其心少有私意扞隔，把天理间断了，便是不能谨独，与天地之化徃而不息者异矣。何有乎天徳？则王道安从而行？故惟圣人之心至诚无息。
诏问程子尝言学者须大其心，辟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方得。先生于抄释曰：“人须思如何能大其心。”诏以为：“欲大其心，莫先于克己。”先生问：“如何为克己？”诏曰：“人之心本自广大，但为私意蔽之则狭小矣。故学者之心一有偏私，即务克去，庶以复其广大之体，如何？”先生曰：“固是，必如曾子之▯毅，西铭所谓‘民胞物与’始得。且如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人虽或力量不逮，却不可无是心。如张子见皇子生则喜，见饿莩则戚的心方好。”然此心安从生？诏未及对。他日又问曰：“只是预养仁心，自无已之可克矣。”
先生曰：「洒扫应对，虽下学事，然《诗》曰：『洒扫廷内，维民之章程。』子曰：『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又曰：『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辟则子贡答太宰言：「夫子之圣，又多能也。」则以多能为圣之外事，固非太宰之意矣。至夫子乃谓：「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事，则多能又不在圣之外矣。又乾坤之理，何其广大？夫子系《易》，乃比于门户阖辟之间，可见道理至近切，不必逺求。阖辟只是动静，甚易简，斯可见洒扫应对、精义入神无二也。
问治六经，先生曰：「此皆圣贤精义妙道所在，学者非徒以资辩博也。盖圣贤前言徃行，固有后学心思所不及，躬行所不到者，诵其言，将以广其知识，增益其所不能也。」
问王道曰：「只当以养民为先。如孟子『五亩宅，百亩田，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后谨庠序之教，申孝弟之义。此正是王道之大。为治切要，诚不出此。后世敷陈王道者，虽千万言而不足，不知其要安在？」
问：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夫舜在当时，止用五人，遂干尽天下之事，而成于变风动之休。后世用数千百人，中间岂无豪杰，而天下治，卒不古若何也？先生曰：五人之徳固不可尚，而其心至公无私，其贤能彼此相让，略无一毫嫌忌间隔之私，而舜又以至圣之徳临之。五人之用各当其才，而五人
译有人问关于读书和写文章的事。先生说：“学者即使读遍了天下的书，写出高冠天下的文章，如果不能在身心上体验并亲身践行，对世道有什么益处？有什么补益？所以学者不贵在文艺，应当涵养根本，修养自己的道德事业，那么他的文学自然就会显着了。”
先生对诏说：“学者必须尽知天下的事，通晓天下的情。比如在一个乡里，必须能使乡里的人被教化，即使是愚笨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与之相处。说话能让人信服，你看舜在历山耕种，在雷泽捕鱼，在河滨制陶，人们都亲近他、被他教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问关于《仪礼》的事。先生说：“这是先王治理世道的书，在后世废弃很久了，学者不可以不讲解并学习它。像冠礼、婚礼、祭祀、射礼等篇章，既然已经讲究明白了，尤其应当演习其中的事。这不仅能够约束身心，而且可以仿佛重现先王时代的景象。所以曾经告诉学者，应当先学礼。”
有人问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住在陋巷而不改变他的快乐，对于父母该怎么办？回答说：“当时颜回的父母还在，必定能向他阐明道义，不然就用一箪食一瓢饮奉养双亲，而双亲如果不高兴，那么颜回即使想快乐，能吗？由此可知追求手舞足蹈的快乐，是有原因的。先儒说周敦颐让程子寻找颜回的快乐，他所快乐的是什么？伊川只回答别人说：‘如果说有道可以快乐，那就不是颜回了。’这话极好。颜回的心胸，何等宏大，何等洒脱！看待世间的富贵贫贱利害生死，全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这确实是见识宏大内心安泰，没有不满足的。颜回快乐的地方，正在于此。”
有人问颜回的学问。先生说：“天资极高，不容易学习。学者暂且应当学习曾子。曾子以笃实的资质，行动都遵守礼法。学习有所依据，比如《礼记》中所问与孔子讨论孝道等篇章，都是他随事精细考察而自有心得。每日多次反省，尤其可见切实的学问。所以孔子的一贯之道，也是因为学有所得而告诉他的。其他门弟子不能达到。所以说：‘曾氏的传承独自得其宗旨。’世间的儒者不问学者的资质禀赋，而一概用圣人一贯上达的道理告诉他们，这不过是欺骗罢了。”
有人问“逝者如斯夫”。程子说有天德，就可以谈论王道，其关键只在谨独，这个意义极精妙。大概人心本来与天地相通，如《西铭》所说的那样，如果心里稍有私意阻隔，把天理间断了，就是不能谨独，与天地化育往而不止不同了。哪里会有天德？那么王道从哪里施行？所以只有圣人的心至诚无息。
诏问程子曾说学者必须扩大他的心，比如建造九层的高台，必须做大脚基才行。先生在抄释中说：“人必须思考怎样才能扩大他的心。”诏认为：“想要扩大他的心，没有比克己更先的了。”先生问：“怎样算是克己？”诏说：“人的心本来自广大，只是被私意遮蔽就狭小了。所以学者的心一旦有偏私，就务必克制去除，希望以此恢复其广大的本体，怎么样？”先生说：“固然如此，必须像曾子那样刚毅，像《西铭》所说的‘民胞物与’才行。而且比如尊敬高龄的人，是为了尊长；慈爱孤弱的人，是为了爱护幼小。人虽然有时力量不够，却不可以没有这种心。比如张载见到皇子出生就高兴，见到饿死的人就悲伤，这样的心才好。”然而这种心从哪里产生？诏没有回答。另一天又问：“只是预先培养仁心，自然就没有需要克制的私欲了。”
先生说：“洒扫应对，虽然是下学的事，然而《诗经》说：‘洒扫庭院内部，是百姓的规范。’孔子说：‘从洒扫应对到精义入神贯通，只是一个理。’又说：‘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比如子贡回答太宰说：‘孔子的圣明，又有很多才能。’就把多能当作圣人之外的事情，固然不是太宰的本意了。至于孔子却说：‘君子多吗？不多。’说不是多，都是本性分内的事，那么多能又不在于圣人之外了。又乾坤的道理，何其广大？孔子系《易》，却比作门户开合之间，可见道理至近切，不必远求。开合只是动静，非常简易，这就可以看出洒扫应对、精义入神没有两样。”
有人问治理六经。先生说：“这都是圣贤精义妙道所在，学者不只是用来增加辩才博学罢了。大概圣贤的前言往行，本来就有后学心思所不及，亲身践行所不到的地方，诵读他们的言语，将用来扩大知识，增益他们所不能的。”
有人问王道。先生说：“只应当以养育百姓为先。比如孟子说的‘五亩宅，百亩田，鸡豚狗彘的畜养，不失其时，使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百姓不饥不寒’，然后谨慎学校之教，申明孝悌之义。这正是王道的大体。治理的关键，确实不出于此。后世阐述王道的，虽然千万言也不够，不知道其关键在哪里？”
有人问：舜有五位大臣，天下就治理好了。舜在当时，只用五人，就干尽了天下的事，成就了教化风动的美好。后世用数千百人，中间难道没有豪杰，而天下治理，终究不如古代，为什么呢？先生说：五人的道德固然不可超越，而且他们的心至公无私，贤能彼此相让，略无一毫嫌忌阻隔的私心，而舜又以至圣的道德临御他们。五人的任用各当其才，而五人
之所举而用者，又皆五人之才，君臣上下同一公心耳。诏因叹曰：此隆古何等气象！后世人各一心，有贤能者多为人所妬嫉，且才者非所用，用者非其才，举措失宜，劝惩无所于用，况君臣情隔，上下道暌，如何可复三代之治？
译被推举任用的人，又都是具备五德的人才，君臣上下怀着同一颗公正之心罢了。皇帝于是感叹道：这是多么隆盛的古风气象啊！后世的人各自怀着私心，有贤能的人大多被人嫉妒，而且被任用的并非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却不被任用，举措失当，奖劝和惩戒都无法发挥作用，何况君臣之间情意隔阂，上下之间道义背离，怎么能够恢复三代的治世呢？
大学絜矩，不必拘拘以传中次第言之，便当如身任天下之责。欲行絜矩，必先理财，使民生得遂。欲理财以养民，须要用人。欲用得其人，须公好恶。公好恶，则善人在位，不肖者屛去。举贤必先退，不善必逺。如是庶善恶知所劝戒。若求大道得失之几，则惟在于忠信骄泰而已。诸友侍坐，因论及天下之事。诏问曰：“方今民穷财屈，有忧世之志者，当何所先？”先生曰：“莫先于讲学。”何谓也？曰：“且如此数人者，讲学既明，果能同心同徳，他日措以致治无难也。”诏曰：“学者必心术明，学术正，得行其志，则以干天下之治，而济天下之民，诚有推之而自裕者。”先生曰：“然。”
问今天下守令多不爱民者，何？先生曰：守令于民最亲，茍得其人，则民生自遂。守令欲行仁政，则惟在克己，在知言。不能克己，则心又偏私；不能知言，则言之是非得失无以辨，不免为下人蔽惑，奸人欺罔，其弊何可胜言？宋室当天下甫定之时，则藩镇之为祸，在所当惩。若高宗时，土地为金人侵削甚矣，故李刚上疏，令臣下能复一邑者与之邑，复一郡者与之郡。虽亦藩镇之意，正所以强宋也。此诚谋国之大权，惜奸邪汪、黄沮之不行为可恨耳。岂惟守令要克己知言乎？
诏尝怒一恶人，先生闻之，戒曰：「学者要当以涵养徳性为本，暴怒切不可轻发。若恣性直行，动与物忤，中间便生多少怨尤。此等人固可恶，以吾儒何所不容，何足与较？夫我则不暇于此矣。」故曰：「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所以学者治情为难，若事虽是义，君子固以为质，了尤当礼以行之，孙以出之。若徒以为义而径情直行，便少礼行、孙出工夫。故君子于事至吾前，必详审斟酌而后行之，庶几无悔。诏即自痛悔，因思徃日恶恶太甚，偏于刚隘，适招怨尤，无益也。书以自警。
诏问处宗族有不善者如何？先生曰：「若可化，则以礼义谕之，使之自悟；如不可化，亦当委曲容之可也。故门内之人，宁使恩掩义。」
问蓍龟卜筮之事曰：「龟卜则用三人，故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必其人心至公无私，公则明明，则自能察其休咎。茍心非虚明，何以知之？若蓍则全要诚意感格，方可揲。故龟所以教人心之公，蓍所以教人心之诚，非规规于卜筮也。其实公则无不诚，诚则无不公。」
唐虞之世，刑官只是臯陶为之，明五刑以弼五教而已。岂似后世刑官，以为极大极重之事？又或逞其智术，有能断一讼、得一情则喜，甚至煽威恣虐，嵗煆月炼，略无哀矜悯恤之意。彼安知刑之本，只在斯民生养之遂，教化之敷？诚使之各遂其生，而知礼义，则刑自然省矣。戴时化问：“鸢飞鱼跃，活泼泼地，谓学者体此，当必有事焉。”诏曰：“若此心常存，则道体常在目前。”故程子谓其要只在谨独，正是此意。先生闻之曰：“尔两人如此讲论，却见用功切实。”
论书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言，即其所陈之事，如辟土地、治田野、养老、尊贤等是也。乃因其言之善，而明考其功，谓询事考言、听言观行是也。若是则自无所毁誉，世至春秋，毁誉不公，时君莫辨。惟齐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诛赏严明，齐国大治，可谓善矣。后至西汉，犹有成周遗风，故多循良之吏，如黄霸守颍川八年，致鳯凰、神爵之祥；鲁恭宰中牟，能致三异。即是而拟之古昔，鸟兽之巢可俯而窥者，亦为庶几。此前古何等气象！诸生正宜将此想像体贴，如居一乡，则必化一乡之俗；他日治一邑、一郡，则必有此意方好，庶不负今日所讲矣。
诏因辞谢，久庵公与讲论阳明之学。公谓：“朱子之道学，岂后学所敢轻议？但试举一二言之，其性质亦似太偏。”昔唐仲友为台州太守，陈同父同知台州，二人各竞才能，甚不相协。时仲友为其母与弟妇同居官舍，晦翁为浙东提举，出按台州，陈同父遂诬仲友以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未察，遂劾仲友。王淮为之奏辨，晦翁又劾王淮。后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诬论晦翁，互相讦奏，岂不
译《大学》中关于“絜矩”的道理，不必拘泥于传统中所述的先后次序来谈论，就应当像亲身承担天下的责任一样。想要实行絜矩之道，必须先治理财政，使百姓的生活得以顺遂。想要通过理财来养育百姓，就必须任用人才。想要任用得当的人选，就必须公正地对待好恶。公正地对待好恶，那么贤良的人就会居于职位，不贤的人就会被屏退。举荐贤才必须先退去不贤之人，远离不善之人。这样，善恶之人就知道该受鼓励还是该受警戒了。如果探求大道得失的关键，那么只在于忠信与骄泰罢了。
各位朋友侍坐，因此谈论到天下大事。诏问说：“如今百姓贫困、财力枯竭，有忧国忧世志向的人，应当先做什么？”先生说：“没有比讲学更优先的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生说：“暂且像这几个人一样，讲学既然明白了，果真能够同心同德，将来施行措施以达到大治就不难了。”诏说：“学者必定要心术光明，学术端正，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么就能参与天下的治理，救济天下的百姓，确实有推动它而自然宽裕的道理。”先生说：“是的。”
问：如今天下的州县长官大多不爱惜百姓，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州县长官与百姓最为亲近，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选，那么百姓的生活自然就能顺遂。州县长官想要施行仁政，关键在于克制自己，在于明辨言语。如果不能克制自己，那么内心就会偏向私欲；如果不能明辨言语，那么言语的是非得失就无法分辨，不免被下属蒙蔽迷惑，被奸人欺骗，其弊端哪里说得完呢？宋朝在天下刚刚平定的时候，藩镇造成的祸患，是应当惩戒的。到了高宗时期，土地被金人侵削得很厉害，所以李刚上疏，命令臣下能收复一座城的就赐给他那座城，收复一个郡的就赐给他那个郡。虽然也有藩镇的意味，但正是用来增强宋朝实力的。这确实是谋国的重大权宜之计，可惜奸邪的汪、黄阻挠它不能实行，真是可恨啊。难道只有州县长官需要克制自己、明辨言语吗？
诏曾经愤怒地对待一个恶人，先生听说后，告诫他说：“学者应当以涵养德性为根本，暴怒切不可轻易发作。如果放纵性情直行，动不动就与外物抵触，中间就会产生多少怨恨。这种人固然可恶，但我们儒家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哪里值得与他计较？我则无暇顾及这些了。”所以说：“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中正。”因此学者治理情欲是困难的，即使事情符合道义，君子固然以此作为本质，尤其应当用礼节来施行，用谦逊的态度来表现。如果仅仅认为符合道义就径直按照情欲行事，就缺少了以礼施行、以谦逊表现的功夫。所以君子对于来到面前的事情，必定详细审慎斟酌之后才去施行，希望没有后悔。诏立即自我痛悔，因此想到往日厌恶恶人太过分，偏向刚愎狭隘，正好招致怨恨，毫无益处。写下这些话来自我警戒。
诏问：处理宗族中有不善的人该怎么办？先生说：“如果可以教化，就用礼义晓谕他，使他自我醒悟；如果不可以教化，也应当委婉地包容他。所以门内之人，宁可让恩惠掩盖道义。”
问关于蓍草和龟甲占卜的事情，先生说：“龟卜使用三个人，所以说三人占卜，就听从两个人的意见。必定是他们内心极其公正无私，公正就能明察，明察就能自然知晓吉凶。如果内心不是虚静明澈，怎么能知道呢？至于蓍草占卜，完全要靠诚意感动天地，才可以揲蓍。所以龟卜是用来教导人心公正，蓍草占卜是用来教导人心真诚，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占卜本身。其实公正就没有不真诚的，真诚就没有不公正的。”
唐尧虞舜的时代，刑官只是由皋陶担任，阐明五刑来辅助五教罢了。哪里像后世的刑官，把刑罚当作极大极重的事？又或者炫耀他们的智术，能断清一个诉讼、查清一个案情就高兴，甚至煽动威势、肆意虐待，常年累月地折磨人，完全没有哀怜悯恤的意思。他们哪里知道刑罚的根本，只在于让百姓的生养得以顺遂，教化得以推行？确实让他们各自顺遂生活，懂得礼义，那么刑罚自然就会减少了。戴时化问：“‘鸢飞鱼跃，活泼泼地’，是说学者体悟这个，应当必定有事可做。”诏说：“如果这个心常存，那么道的本体就常在眼前。”所以程子说其关键只在于慎独，正是这个意思。先生听说后说：“你们两人这样讨论，却见得用功切实。”
谈论《尚书》中“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所说的“言”，就是他们所陈述的事情，如开拓土地、治理田野、养老、尊贤等。于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好，就明确考核他们的功绩，所谓“询事考言、听言观行”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自然就不会有毁谤或赞誉。到了春秋时代，毁誉不公，当时的君主无法分辨。只有齐威王烹杀阿大夫，封赏即墨大夫，诛杀和奖赏严明，齐国大治，可以说是很好的了。后来到了西汉，还有周朝遗留的风气，所以多有循良的官吏，如黄霸任颍川太守八年，招致凤凰、神爵的祥瑞；鲁恭任中牟县令，能招致三种奇异现象。拿这些来比拟古代，鸟兽的巢穴可以俯身窥视，也算是差不多了。这是上古何等的气象！各位学生正应当对此进行想象和体贴，如果居住在一个乡，就必定教化那个乡的风俗；将来治理一个县、一个郡，就必定要有这种心意才好，希望不辜负今天所讲的道理。
诏因此辞谢，久庵公与诏讨论阳明之学。久庵公说：“朱子的道学，哪里是后学敢轻易议论的？但试着举一两点来说，他的性质似乎也太偏颇了。”从前唐仲友担任台州太守，陈同父担任台州同知，两人各自竞争才能，非常不协调。当时唐仲友让他的母亲和弟媳同住官舍，晦翁担任浙东提举，出巡台州，陈同父就诬告唐仲友有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没有查清，就弹劾唐仲友。王淮为他上奏辩白，晦翁又弹劾王淮。后来唐仲友也用帷薄不修之事诬告晦翁，互相揭发上奏，难道不
是太偏乎？诏闻此言，归而问于先生。先生曰：“讦奏事信有之，但仲友虽负才名，终是小人，安得以此诬毁朱子？是非毁誉，初岂足慿？久之便自明白。”朱先生劾仲友事见《台寓録》，仲友诬朱先生事见《仲友文集》，可知其是私也。
译这未免太偏颇了吧？朱熹听到这话，回去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弹劾奏章的事确实存在，但唐仲友虽然负有才名，终究是小人，怎么能借此诬蔑朱子呢？是非毁誉，起初哪里值得依赖？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明白。”朱先生弹劾唐仲友的事见于《台寓录》，唐仲友诬蔑朱先生的事见于《唐仲友文集》，由此可知那是出于私心。
壬辰五月九日，诏自北回，谒先生于鹫峯东所，亟询经歴道途，生民休戚。诏对以自离张家湾武清县至景州安陵地方，饿莩盈途，旱蝗蔽天。先生蹙额颦眉，叹曰：“谁当以此转闻于上，以急救此无辜之民？”闻陜西地方旱荒尤甚，诏曰：“嵗凶如此，犹见贵官行舟过，用人夫糜费供亿，全无悯恻之心，似未尝读书然，不知何也？”先生曰：“蝗旱为灾细，此等为灾大。蝗旱之灾，实此等所致也。”先生语诸生曰：“民生不安，风俗不美，只是学术不正。学术不正，只为惟见功利一边，鲜知道义。所以贵于讲学者，又不在言语论説之间，惟在笃行道义，至诚转移而已。”
诏问于先生曰：「学者只怕壊了心术。如浮泛之人，虽有文才，无些实用于世，何补？若心端则行确，此等人才出而见用，必有益于苍生。」先生曰：「然。」
先生毎语诸生曰：「若等既以道义相聚，必皆意气相孚，务以平日之所讲者，发挥于言行之间，善相劝，过相规。有一言一行之善，即称劝之以厉其志；有一言一行不善，即规正之以速其改。如是便能兴起向道，庶不负此良会。」
先生谓西汉人才，还是重厚。如周勃耻言人过，丙吉拥立孝宣，至死不伐，故能养成汉家忠厚之风，非后世可及也。
惟熙问：“克伐怨欲，何以能使之不行？”先生曰：“即程子‘明理可以治惧’数语例看，可能也。盖人之好胜者，多由其心之弗虚，故虚心可以治克；人之自矜者，多是为人，故为己可以治伐；人之动辄忿怨者，只是不知命，故知命可以治怨；人多嗜欲者，只是不能见理分明，故明理可以治欲。其究惟在求仁耳。”
或问程朱之学同异，先生曰：“程朱之学皆近孔门，但朱子之著述太多耳。然其躬行亦未尝一日少怠，当其造诣清苦，亦庶乎原卜之间矣。”
先生谓汉武帝初年无所不好，神仙、征伐、财利、文学，其人各以类而至。惜一仲舒，真儒也，却不好而又斥之，故其治驳杂，几于大乱耳。诏问西汉之时，去古未逺，何真儒之少而只一仲舒耶？先生曰：「只縁未能兴学耳。」诏曰：「莫縁秦坑儒之后，加以汉高轻儒嫚骂，是以道学不明于世，故士之知学者益鲜耶？」曰：「亦其然。」
吴佑问：“思虑纷扰，何以除之？”先生曰：“夫心不妄动之谓静，若思虑纷扰，是妄动也。只当先知所止，则心自定静矣。”李宗本曰：“是亦由于不能安贫中来耶？”先生曰：“亦是。若能安贫，则杂念自除。”诏曰：“亦当先安于义命，则能安贫而思虑自除。”先生曰：“然，安贫即是安义命。”
允生谓明相宗本在监当择好友常相与讲论善道方好二子谓朋友中志向亦有不能尽同者先生曰「只虚已下人诚以待之如郭林宗之在当时自能化人若茅容之避▯树下孟敏之堕甑不顾皆林宗感化之人也盖以善道语人而人或不信服者犹是已之诚有未至也不必责人」
诏同惟时谒先生，因论沈继祖诬毁朱晦翁以不孝、不忠、不能正家等事。然则诋毁之言，虽圣贤有不免。且如近时有二缙绅，先后任太守，俱有才名，只因不受嘱于士夫，而痛惩豪右，遂谤毁大兴。一则落职归，一则自陈养病。尝见士大夫被求全之毁者，十常六七，而缙绅毎论及此，徃徃有不平之叹。将如之何？先生曰：只管行已之道，彼肆谤者将自消矣。是非真伪，久之自白，岂足为贤者累哉？其他则在执政者公且明耳。执政者公且明也，其谤亦难兴乎？
先生常论王道，只以养民为本。后之仕者，却又办簿书，急催科，理狱讼，善逄迎事上官者为贤。甚至贪残肆，无畏忌，乃习成一様虚套遮饰哄人。至于养民之事，漠然畧不加意。哀哉斯民，如之何不穷且盗也？如今只要不謟谀，不贪钱，不説谎者，便可以安百姓。
诏问曰：「臯、防、稷、契，何书可读？其道徳事功，竟非后世之所能及。后世书愈多，闻见非不广，无乃人才务末而忘本，故徳业愈不逮古欤？」先生曰：「臯、防、稷、契，亲受尧、舜「精一执中」之传，闻一善即
译壬辰年五月九日，诏从北方回来，在鹫峰东边的住所拜见先生，急切地询问沿途的经历以及百姓的安危。诏回答说，自从离开张家湾、武清县到景州、安陵一带，饿死的人布满道路，旱灾蝗灾遮蔽天空。先生紧锁眉头，叹息说：“谁应当把这种情况转报给皇上，以紧急救助这些无辜的百姓？”听说陕西地方的旱灾荒年尤其严重，诏说：“年成如此凶荒，却还看见高官乘船经过，役使民夫耗费供应，完全没有怜悯恻隐之心，好像不曾读过书一样，不知这是为什么？”先生说：“蝗灾旱灾算是小灾，这类行为才是大灾。蝗灾旱灾，实际上是由这类人造成的。”先生对众学生说：“百姓生活不安定，风俗不美好，只是因为学术不正。学术不正，只因为只看到功利的一面，很少知道道义。所以可贵于讲学的人，又不在言语论说之间，只在于切实履行道义，以至诚之心来感化转变罢了。”
诏问先生说：“学者只怕败坏了心术。像那些浮泛的人，虽然有文才，对世间没有些微的实际用处，有什么补益？如果心术端正，那么行为就坚定，这类人才出来被任用，必定对百姓有益。”先生说：“是的。”
先生常常对众学生说：“你们既然因为道义而相聚，必定意气相投，务必把平日所讲的内容，发挥在言行之间，好的互相劝勉，有过错互相规劝。有一言一行的善举，就称赞劝勉以激励他的志向；有一言一行的不善，就规劝纠正以促使他快速改正。这样就能兴起向道之心，大概就不会辜负这次良好的聚会。”
先生说西汉的人才，还是厚重朴实。比如周勃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丙吉拥立孝宣皇帝，直到死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所以能够养成汉朝忠厚的风气，不是后世所能比及的。
惟问：“克制、攻击、怨恨、欲望，怎样才能使它们不发生？”先生说：“就按照程子‘明理可以治惧’这几句话的例子来看，是可能的。大概人的好胜，多是因为内心不虚空，所以虚心可以克制好胜；人的自夸，多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所以为自己可以克制自夸；人动不动就愤怒怨恨，只是不知道天命，所以知道天命可以克制怨恨；人多有嗜欲，只是不能明辨事理，所以明辨事理可以克制欲望。归根结底只在于追求仁罢了。”
有人问程朱之学的同异，先生说：“程朱之学都接近孔子之门，只是朱子的著述太多罢了。然而他亲身践行，也没有一天稍微懈怠，当他造诣清苦时，也差不多接近颜回和伯牛的境界了。”
先生说汉武帝初年没有什么不喜欢的，神仙、征伐、财利、文学，各类人都各自投其所好而来。可惜一个董仲舒，是真正的儒者，却不喜欢反而排斥他，所以他的治理驳杂，几乎导致大乱。诏问西汉的时候，距离古代不远，为什么真正的儒者少而只有一个董仲舒呢？先生说：“只因为没能兴办学校罢了。”诏说：“莫非是因为秦朝坑杀儒生之后，加上汉高祖轻视儒生辱骂他们，所以道学在世间不明，因此士人中知道学问的更加稀少呢？”先生说：“也是这样的。”
吴佑问：“思虑纷扰，怎样去除它？”先生说：“心不妄动叫做静，如果思虑纷扰，就是妄动。只应当先知道所当止之处，那么心自然安定平静了。”李宗本说：“这也是由于不能安于贫困中来的吗？”先生说：“也是。如果能安于贫困，那么杂念自然去除。”诏说：“也应当先安于义命，那么就能安于贫困而思虑自然去除。”先生说：“是的，安于贫困就是安于义命。”
允生说，明相李宗本在国子监时，应当选择好朋友常常一起讲论善道才好。二子说朋友中间志向也有不能完全相同的。先生说：“只要虚心谦下待人，真诚地对待他们，像郭林宗在当时那样，自然能感化人。像茅容避树、孟敏堕甑不顾，都是林宗感化的人。大概用善道告诉人，而有人不相信服从的，还是自己的诚心没有达到，也不必责备别人。”
诏同惟时拜见先生，于是谈论沈继祖诬蔑朱晦翁不孝、不忠、不能正家等事。然而诋毁之言，即使是圣贤也不能避免。况且像近时有两个官员，先后担任太守，都有才名，只因为不接受士大夫的嘱托，而严厉惩罚豪强，于是诽谤毁谤大兴。一个被罢职回家，一个自己陈述养病。曾经看见士大夫被求全之毁的，十常六七，而官员每次谈论到这些，往往有不平的叹息。将怎么办？先生说：“只管践行自己的道，那些肆意诽谤的人将自然消失。是非真伪，时间久了自然明白，哪里足以成为贤者的累赘呢？其他则在于执政者公正且明察罢了。执政者公正且明察，那些诽谤也难以兴起吧？”
先生常论王道，只以养育百姓为根本。后世的做官的人，却只办理文书，急于催缴赋税，审理诉讼，善于逢迎侍奉上官的被认为是贤能。甚至贪婪残暴放肆，没有畏惧顾忌，于是习成一种虚套遮饰哄骗人的样子。至于养育百姓的事情，漠然略微不加注意。悲哀啊这些百姓，怎么能不穷困且做盗贼呢？如今只要不谄媚阿谀，不贪钱，不说谎的人，就可以安抚百姓。
诏问说：“皋、夔、稷、契，什么书可读？他们的道德事功，终究不是后世所能比及的。后世书越多，见闻不是不广，无乃人才致力于末节而忘记根本，所以道德功业更加不及古代吗？”先生说：“皋、夔、稷、契，亲自接受尧、舜‘精一执中’的传授，听到一个善
得一善，见一善即行一善，何等专确！况圣贤传心之要，既亲受之，又何用书籍？后世书虽多，看一部即丢过一边，求其以书中圣贤之言实体而躬行者，有几？况既不得圣贤心法，其所读者不过口耳记诵而已。圣学不明，士习浮靡，又安望徳业如古人耶？」
译得见一个善行，便立即去践行这个善行，这是多么专一而确切啊！况且圣贤传授心法的要旨，既然已经亲自领受了，又何必依赖书籍呢？后世的书籍虽然繁多，但读了一部就丢在一边，想要找到那些能把书中圣贤的言论切实体会并亲身践行的人，能有几个呢？况且既然没有得到圣贤的心法，他们所阅读的不过是口耳相传、死记硬背罢了。圣人的学问不被彰明，士人的习气浮华奢靡，又怎么能期望他们的道德功业能像古人那样呢？
诏问天下之民所頼以为养者，惟土田然。天下之田亩，甚不能均。国初丈量田地，攒造鱼鳞册，以均其田税，庶絶通弊，使小民不致重累。然欲丈量，只在得人，然尤贵于得法。田地既清，他政自举。不识如何？先生曰：「然。近时有兰州人段绍先者，见任南京兵部职方郎中，先尹河南杞县，亦尝如此量之。彼令田户报实亩数，各四至揷标于田中，画为数区，毎区之中，各注毎人之田若干亩数于册。及亲临其田地，随他掣签量之，验亩任粮，遂得一县田地清而税粮均。诚哉，天下事只在得人。」诏又曰：「且尤不可畏其难以为不可为，将使斯民永无安养之日矣。」曰：「然。」
诏问陆象山：「论心不论性，亦以心为之主宰，性情固在所统欤？」又欧阳永叔谓：「教人性，非所先者，其亦夫子罕言性命乎？」先生曰：「性命理气，固要讲明，必措诸躬行，方是亲切，性命自在其中，庶不为徒讲也。」陆欧之言，亦有弊。
诏问士大夫作古文，只宜平易典雅，今多尚竒，可乎？先生曰：汉人有一事便説一事，有一言方説一言，皆是心中发出，无些妆防枝词蔓语，所以近古。下逮六朝晋魏之文，只是浮词粉饰，辟如丑妇全借脂粉，原无本体，殊为可厌。夫天下之治平，虽不尽系于诗文，然文章实与时高下。其文如此，则世道可知矣。他日与易伯源论文曰：人若有养，发之文词无非説理，自不暇为靡丽浮诞之词。伯源曰：古文溺意于文者，其闻道便少。方今靡心日盛，故本末轻重之间，学者尤宜决择。
诏问夫子答子贡以博施济众，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他处言仁甚大，此则必归之圣，似有小大之差者，何？先生曰：「此仁字当指仁心而言。今人有仁爱之心，而恩不能徧及于下民者，亦多矣。若圣人，则不惟有是仁心，其作用处自别，要亦不外于用人，故谓之圣者，其间自有裁成辅相的意。其尧舜犹病者，尧舜之心固犹有不足于此，可见博施济众之难，非独仁者之所不能也。即如今有司赈济的一様，如发仓廪，散财以赈民，亦可谓博施矣，然或不能立法，或用不得人，致使奸人作弊，故有饥民而不得领者，有方领二三钱，先已用去大半者，所以斯民全不沾其实惠，便是不能济众。故学者以克己复礼为仁，能见之施为运用处，方可。」
诏问天下所恃以为用者，人才耳。然今学校之所养，与科目之所举者，亦未可尽谓得人。愚意在上者一转移之，以振起其道义之风，严加考访，将三等簿着实举行，务先徳行，而后文艺，庶人心警劝。先生曰：「祖宗设立卧碑，及命提学官勅谕，亦是此意。但奉行之人多玩忽耳。且自童生入学及生员科举时，皆须里邻重甘保结，但有平素行止不端者，不许入学，不许科举。古者乡举里选之意，亦不外此。若如今或▯卒之子，犯十恶之家，但有轻儇子弟，畧会读书，便营求生员，以抵门户，师生贪其厚赂，一槩纵容，全无顾忌，大壊学校，正此辈也。士风安能得厚？」
邹际虞问：“国家解军之法备矣，其何更有许多之弊？且如今年军士逃的，各年清军查出，解役便费许多钱粮，亦无到役者，如何？”先生曰：“未尽然，亦在我们讲学的人。”问：“军士与讲学何与？”曰：“在总理这些军职官的茍能使，这些军士人人饱暖，则军士之赴役如行者之赴家，虽逐不去矣。今军职官贿赂总理官营求管事，这些财是何处出？皆是削军之脂膏以偿也。”际虞又问：“军士既缺粮，当有余，然亦无积余，何也？”曰：“虽有积余，因公扣除者亦多矣。”田大本曰：“在湖广边上，昔日指挥千百户只有数人，今日指挥便以数十计，千百户便以数百计，昔日之军皆变为官矣。”先生曰：“此难以执一论，如在边上有首级，便以课功，如南京便无此，只是掌军官不知忧恤，故逃耳。”际虞又问：“如前日见分布疋银两，那些指挥千百户争分彼此，攘夺，总理官亦莫如之何？”曰：“怎麽不在总理的，他把这些军官区处停当，依时
译皇帝下诏询问：天下百姓所依赖以维持生计的，只有土地罢了。然而天下的田亩，极不均匀。建国之初丈量田地，编造鱼鳞图册，以平均田税，希望杜绝弊端，使小民不致负担过重。然而想要丈量，关键在于用人，但更贵在方法得当。田地清查之后，其他政事自然能够推行。不知该如何做？先生回答说：“是的。近来有个兰州人叫段绍先，现任南京兵部职方郎中，先前任河南杞县知县时，也曾这样丈量过。他让田户申报实际亩数，在田地四周插上标记，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中，在册子上分别注明每个人的田亩数量。等到亲自到田地现场，随即抽签进行丈量，核实亩数对应赋税，于是使得全县田地清晰而税粮公平。确实啊，天下的事情关键在于用人。”皇帝又说：“而且尤其不可因为害怕困难就认为不可为，否则将使百姓永远没有安定休养的日子了。”先生回答说：“是的。”
皇帝问陆象山：“只论心不论性，也是以心作为主宰，性情本来就在其统摄之下吗？”又提到欧阳修曾说：“教化人性，不是首要的，这大概也是孔子很少谈论性命的缘故吧？”先生回答说：“性命理气，固然需要讲明，但必须落实到亲身实践，才是亲切的，性命自在其中，这样才不至于成为空谈。”陆象天和欧阳修的话，也有弊病。
皇帝问：士大夫写古文，只适宜平易典雅，现在大多崇尚奇特，可以吗？先生回答说：汉代人有一件事就说一件事，有一句话就说一句话，都是从心中发出的，没有丝毫矫饰和枝蔓的语句，所以接近古意。下及六朝晋魏的文章，只是浮词粉饰，好比丑妇全靠脂粉，原本没有本体，实在令人厌恶。天下的太平，虽然不完全取决于诗文，但文章确实随着时世的高低而变化。文章如此，那么世道就可以知道了。后来与易伯源讨论文章时说：人如果有修养，写出的文章无非是说理，自然没有闲暇去写靡丽浮诞的词句。伯源说：古文沉溺于文采的人，听闻大道就少了。如今奢靡之心日益盛行，所以在本末轻重之间，学者尤其应当抉择。
皇帝问：孔子回答子贡关于博施济众的问题，说：“这哪里只是仁呢？一定是圣人了。”其他地方说仁很大，这里却一定归结为圣，似乎有大小之分，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这里的仁字应当指仁心而言。现在人有仁爱之心，但恩惠不能遍及下层百姓的，也很多。如果是圣人，则不仅有这种仁心，其发挥作用的地方自然不同，主要也不外乎用人，所以称为圣，其中自有裁成辅相的意思。所谓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的，尧舜的心固然在这里还有不足，可见博施济众之难，不仅仅是仁者所不能做到的。就像现在官府赈济一样，如开仓放粮，散发财物以赈济百姓，也可以说是博施了，但如果不能制定法规，或用人不当，致使奸人作弊，所以有饥民却领不到救济的，有刚领到二三钱，大半已经花掉的，因此百姓完全得不到实际好处，这就是不能济众。所以学者以克己复礼为仁，能在施为运用处体现出来，才可以。”
皇帝问：天下所依赖以使用的，是人才罢了。然而现在学校所培养的，以及科举所选拔的，也不能完全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我的意思是在上位的人一旦转变风气，以振兴道义之风，严格考察访求，将三等簿册切实执行，务必先重德行，后重文艺，这样人心才会受到警戒和劝勉。先生回答说：“祖宗设立卧碑，以及命令提学官颁布敕谕，也是这个意思。只是奉行的人多玩忽职守罢了。而且从童生入学到生员参加科举时，都必须由邻里郑重担保结状，只要有平时行为不端正的，不许入学，不许参加科举。古代乡举里选的意思，也不外乎这个。如果像现在这样，有的军卒之子，犯十恶之家，只要有轻浮子弟，略会读书，就谋求成为生员，以抵充门户，师生贪图他们的厚礼，一概纵容，全无顾忌，大坏学校风气的，正是这类人。士风怎么能变得淳厚呢？”
邹际虞问：“国家解送军队的法规完备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弊端？比如今年逃走的军士，各年清军查出，解送服役就花费很多钱粮，也没有到达服役地点的，这是为什么？”先生回答说：“不完全是这样，也在于我们讲学的人。”问：“军士与讲学有什么关系？”回答说：“在总理这些军职官员如果能使这些军士人人吃饱穿暖，那么军士赴役就像行者回家一样，即使赶也赶不走。现在军职官员贿赂总理官员谋求管事，这些钱财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剥削军士的脂膏来偿还的。”际虞又问：“军士既然缺粮，应当有结余，然而也没有积余，为什么呢？”回答说：“虽然有积余，因公扣除的也很多。”田大本说：“在湖广边境，昔日指挥、千百户只有几个人，今日指挥就有几十个，千百户就有几百个，昔日的军士都变成了官员了。”先生回答说：“这难以一概而论，如在边境上有首级战功，就以此考核功劳，如南京就没有这个，只是掌管军官不知忧虑体恤，所以逃亡罢了。”际虞又问：“如前日看到分发匹银两，那些指挥、千百户争抢彼此，抢夺，总理官员也无可奈何？”回答说：“怎么不在总理官员身上，他把这些军官安排妥当，按时
分布，如有争夺者，则重惩以警其余。”又曰：“际虞勿以予言为迂，你才説军士之弊要尽救无阶，又与总理官説亦不信，只好讲明这道理，预养吾仁心，他日得志措之天下可也。”先生因朋友在监疾久不愈者，谓诸生曰：“人多是思虑纷扰，襟懐不舒展，故疾难愈。若屏絶思虑，放开襟懐，此便是却疾之方，可以勿药自愈也，学在其中矣。”
译分配时，如果有争夺的人，就重重惩罚以警示其他人。”又说：“在危难之际，不要认为我的话迂腐。你刚才说军士的弊端想要完全补救却没有门路，又对总理官说也不被相信，只好把道理讲清楚，预先培养我们的仁爱之心，将来得志时推行到天下也是可以的。”先生因为朋友在监狱中久病不愈，对众学生说：“人大多是因为思虑纷乱干扰，胸怀不能舒展，所以疾病难以痊愈。如果摒弃隔绝思虑，放开胸怀，这就是消除疾病的良方，可以不吃药而自然痊愈，学问就在其中了。”
诏问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不许其仁，何耶？先生曰：学者惟于仁处下手做工夫，则虽克伐怨欲，亦易去矣。且如司马君实，何等忠诚，何等才学，当时欲去青苗之害，至免役之法亦欲去之。苏轼谏之不听，乃曰：公昔能谏韩公，刺义勇，公今执政，乃不容人谏耶？及开封尹蔡确逄迎其意而奉行之，君实遂悦，而不知其奸矣。诏对曰：窃尝谓君实虽是纯诚，岂其于仁犹未能尽纯耶？陈昌积曰：吾辈今日虽讲明正学，使他日在位或疾恶太甚，安保必无此失乎？先生曰：更当上达。子发问：何谓？曰：无意必固我耳。
泾野子内篇卷十
<子部,儒家类,泾野子内篇》>
钦定四库全书
泾野子内篇巻十一
明 吕柟 撰
鹫峯东所语
标问读书昏勌曰：「汝取平日古人的好言行朗诵一番，志气自精爽，亦可知昏惰根本所在，便斩断也。」
诏问科举之学，古人言：“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何如？曰：“妨功夺志，无甚相逺。诸士读尧舜周孔之书，将尧舜周孔心事措诸躬行，临题歴歴写出，作为文章。出仕时，即将此言措诸政事上，何妨功夺志之有？若作两项看，岂惟妨夺者哉？”问：“温凊定省与立身▯名不能得兼，如何？”曰：“温凊定省即是立身▯名，但其志在亲，何事非孝？”问：“成王不遇天雷风▯之变，而武庚之祸将成，周公何以处之？”曰：“惟行法俟命而已。”
问司马君实：“尽人忤逆，不较何如？”曰：“固是美质，亦学问之力。”
送周璞归福宁，语曰：「学者率喜谈髙而厌卑，卒之高未至，而卑者亦荒；学者率喜言逺而忽近，卒之逺未至，而近者亦亡。此与怀玉所尝语者也。」斯徃也，行逺自近，登髙自卑，以正流俗，不可乎？
今日讲的学，自是固非也。説人讲的，不是亦非也。礼曰：「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
先生曰：「今世学者开口便説一贯，不知所谓一贯者，是行上説，是言上説。学到一贯地位，多少工夫！今又只説明心，谓可以照得天下之事。宇宙内事固与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防于心，何由致知？所谓不理防而知者，即所谓明心见性也，非禅而何？」
问修辞立其诚曰：程子所谓修省言辞也。如所説的言语，见得都是实理所当行，不为势所挠，不为物所累，断然言之，就是立诚处。如行不得的，言之即是伪也。问：如道理上见一分，言一分，曰：然。又问：如道理説得十分明，于身心上全无干系，就不是修辞立诚否？曰：然。进德修业，学者只是这两件事。德是心上的，业自言行上做的。德是个至极的知，德为至，则忠信以至之，而忠信之存，否则巳所独知，故曰可与几也。业是成终的知，业所当终，而修辞立诚以终之，则义已具，故曰可与存义也。问：既应事接物之后，何如光景？曰：虽事物既徃，念头未尝不流动。若谓念虑无动时，则所谓坐驰也。故朱子解静字曰：心不妄动，解得静字极穏贴。
问程子所谓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尽诚心，文章虽不中不逺，亦是举业事否？曰：所谓文章者，虽不止如今所谓文字者，然亦在其中。且张子亦有此等议论，所思在义理，文词下笔则沛然矣。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面盎背，四体不言而喻，况文词乎？」近见诸生意思，多觉有定，自此用功，当有进处，文词不足道也。问：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艮其背，止于义理也。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人已两忘也。」吾儒之所谓艮，则皆是实理；《华严经》之所谓艮，人相、己相则皆以空虚看了。
问宋宣公▯位于穆公，穆公▯于殇公，其事是乎？曰：也是。公羊所谓君子大居正，或不可以立嫡之説泥之也。古人有行之而善者，尧舜也；有行之而不善者，燕哙、子之也。尧于他人且▯之位，况其弟乎？只看所▯之贤否何如耳。弟贤则舍子而立弟，子贤则舍弟而立子。要之不可为典常耳。若汉髙帝舍惠帝而立文帝，则必无吕氏之祸。呉夀梦
译皇帝下诏询问：克制、攻伐、怨恨、欲望这四种毛病都没有表现，孔子却不赞许他具备仁德，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求学的人只要在“仁”这个根本处着手用功，那么即使有克制、攻伐、怨恨、欲望这些毛病，也容易去除了。比如司马光（君实），他是何等的忠诚，何等的才学，当时想要去除青苗法的危害，甚至连免役法也想废除。苏轼劝谏他，他不听从，于是苏轼说：“您过去能够劝谏韩琦，指责义勇军制度，如今您执政，难道就不容人劝谏吗？”等到开封尹蔡确迎合他的心意并奉行其意，司马光于是很高兴，却不知道蔡确的奸诈了。皇帝下诏询问说：我私下曾认为，司马光虽然纯朴真诚，难道他在“仁”的方面还未能达到纯粹吗？陈昌积说：我们这些人今天虽然讲明正统的学问，但假如将来身居官位，或者对邪恶憎恶得太厉害，怎么保证一定没有这样的过失呢？先生说：更应当向上通达。子发问：什么叫向上通达？先生说：就是没有刻意、必求、固执、自私罢了。
泾野子内篇卷十
泾野子内篇卷十一
明 吕柟 撰
鹫峯东所语
有人问读书感到昏沉疲倦该怎么办，先生说：“你选取平时古人好的言行朗诵一番，志气自然就会精神清爽，也能知道昏沉懒惰的根本所在，便把它斩断。”
有人问科举之学，古人说：“不担心妨碍功业，只担心夺去志向。”怎么样？先生说：“妨碍功业和夺去志向，没有很大的区别。各位士人读尧舜周孔的书，把尧舜周孔的心事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临到考试题目时，一条条写出来，作为文章。做官时，就把这些话落实到政事上，有什么妨碍功业、夺去志向的呢？如果把两者看作两回事，岂止是妨碍和夺去呢？”问：“侍奉父母冬暖夏凉、早晚请安与建功立业、树立名声不能同时得到，怎么办？”先生说：“侍奉父母冬暖夏凉、早晚请安就是建功立业、树立名声，只要志向在于父母，什么事不是孝呢？”问：“成王没有遇到天降雷风之变，而武庚的祸乱将要形成，周公怎么处置？”先生说：“只有施行法度，等待天命罢了。”
问司马光：“所有人都违逆他，他不计较，怎么样？”先生说：“这固然是一种美好的资质，也是学问的力量。”
送周璞回福宁，对他说：“求学的人大多喜欢谈论高深而厌恶浅近，最终高深的没达到，浅近的也荒废了；求学的人大多喜欢谈论遥远而忽视眼前，最终遥远的没达到，眼前的也丧失了。这和我以前对怀玉说的一样。”这次他前往远方，践行“行远自近，登高自卑”的道理，以匡正流俗，不可以吗？
今天所讲的学问，自然是固守旧说不对；说别人讲的不对，也是不对的。《礼记》说：“太刻薄了叔氏，专门用礼来苛求别人。”
先生说：“现在的学者开口就说‘一贯’，不知道所谓‘一贯’，是在行动上说，还是在言语上说。学到一贯的地位，需要多少工夫！现在又只说明心，认为可以照见天下万事。宇宙内的事固然与我的心相通，如果不逐一在心上去推究理会，怎么能够致知？所谓不推究理会就知道的，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这不是禅宗又是什么？”
问“修辞立其诚”的意思，回答说：程子所说的修饰省察言辞。比如所说的言语，见得都是实理所应当行的，不被权势所胁迫，不被外物所拖累，果断地说出来，这就是“立诚”的地方。如果行不通的，说出来就是虚伪。问：如果在道理上见到一分，就说一分，怎么样？回答说：对。又问：如果道理说得十分明白，但在身心上完全没有关系，就不是修辞立诚了吗？回答说：对。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求学的人只是这两件事。德是心上的，业是从言行上做的。德是极致的知，德达到极致，那么忠信就达到了，而忠信的存留，否则就是自己独自知道的，所以说“可以把握细微的征兆”。业是成就终结的知，业所应当终结的，而用修辞立诚来终结它，那么义就已经具备了，所以说“可以保存义”。问：既然应对事物、接触人物之后，是什么样的景象？回答说：虽然事物已经过去，念头未曾不流动。如果说念头没有动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坐驰”了。所以朱熹解释“静”字说：心不妄动，解释“静”字极其稳妥贴切。
问程子所说的“暂且省去外事，只明白善，只尽诚心，文章虽然不中也不远”，这也是科举之事吗？回答说：所谓文章，虽然不止如今所说的文字，但也包含在其中。况且张载也有这样的议论，所思在于义理，文词下笔就充沛自然了。孟子说：“仁义礼智根植于心，其表现于面色，温和润泽，充溢于背，四肢不言而喻，何况文词呢？”近来看到各位学生的意思，多觉得有定见，从此用功，应当有进步的地方，文词不值得谈论。问：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个《艮卦》，怎么样？回答说：“艮其背，止于义理。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人与己两忘。”我们儒家所说的艮，都是实理；《华严经》所说的艮，人相、己相都看作空虚了。
问宋宣公把君位让给穆公，穆公让给殇公，这件事对吗？回答说：这也是对的。《公羊传》所谓君子推崇居正位，或者不可以用立嫡子的说法拘泥它。古人有这样做而好的，是尧舜；有这样做而不好的，是燕哙、子之。尧对于别人尚且让位，何况他的弟弟呢？只看所让的人贤不贤怎么样罢了。弟弟贤就舍弃儿子而立弟弟，儿子贤就舍弃弟弟而立儿子。总之不可以作为常法。如果汉高祖舍弃惠帝而立文帝，就一定没有吕氏的祸乱。吴寿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