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野子内篇卷十
之事，若以立嫡为主，则诸樊可也；若以立贤为主，则季札可也。若欲传于诸樊，以次及札，使余祭诸人皆各永年，则将相去百余年然后及札，是札终不得▯矣。文王不▯于伯邑考而▯于武王，未必非正也。问《春秋》书季札来聘而不书公子者，其亦以季子之让为不中乎？曰：非也。《春秋》之法，在夷则去之，故其君多不得书。季札其臣也而书之，贤之也。不书公子者，在夷也。又问季札之才，近伯夷何如？曰：然。札贤者也。观其葬子于嬴博之间，又观周乐于鲁，皆是未易及处。又问相传孔子十字碑，真否何如？曰：此字有古意，若非汉人笔。立德传贤之事，只要为君者有定见、有定力，故事可定也。惟尧舜、太王、文王为然，否则夷齐、季札皆不有国矣。故后世夺嫡之事，皆其为君父者昏庸偏私之罪。诸生有言及气运如何，外边人事如何者，先生曰：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术。但自家修为成得个片段，若见用则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与乡党朋友论些学术，化得几人都是事业。正所谓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者也。何必有官做然后有事业？
译关于立嗣这件事，如果以确立嫡长子为主，那么诸樊是可以的；如果以确立贤能者为主，那么季札是可以的。如果想要传给诸樊，按次序传到季札，使得余祭等人也都长寿，那么就要相隔一百多年之后才能轮到季札，这样季札终究就不能继位了。周文王不传位给伯邑考而传位给武王，未必不是正确的。问《春秋》记载季札来聘问却不称他为公子，这也是认为季子辞让的行为不合中道吗？回答说：不是的。《春秋》的笔法，对于夷狄就去除其称号，所以他们的君主大多不被记载。季札是臣子却被记载，是称赞他的贤德。不称他为公子，是因为他在夷狄之地。又问季札的才能，接近伯夷怎么样？回答说：是的。季札是贤德之人。看他将儿子葬在嬴博之间，又看他在鲁国观赏周乐，这些都是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又问相传孔子写的十字碑，是真的吗？回答说：这些字有古意，如果不是汉人的笔迹。关于立德传贤的事情，只要做君主的有坚定的见解、有坚定的意志，事情就可以定下来。只有尧舜、太王、文王是这样，否则伯夷、叔齐、季札都不会拥有国家了。所以后世争夺嫡位的事情，都是做君父的人昏庸偏私的罪过。学生们有谈到气运如何，外面的人事如何的，先生说：这都是怨天尤人的心术。只要自己修养有成，如果得到任用，百姓就能受到一些福泽；假如不被任用，与乡里朋友讨论一些学术，感化几个人也都是事业。这正是所谓畅通于四肢，发扬于事业。何必要有官职做然后才有事业呢？
黄惟用曰：「学者不可将第一等事让别人做。」先生曰：「才説道不可将第一等事让与别人做，不免是私。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学到自家合做处，则别人做第一等事，虽拜而让之可也。」
孔子后得孟子，发挥出许多来。其对时君言者，特其绪余耳。其志气之説，于理学甚有益。教滕君行丧礼，则吊者大悦；行井田，则许行、陈相皆来。岂徒事空言者？昔李太伯作《非孟》篇，郑氏亦为《艺圃折衷》。至余隠之，乃作书以辨之。而司马公亦以孟子为疑，朱子悉取而辨之。孟子之心，可见也。
诸生习礼，先生曰：“上东阶，则先右足；上西阶，则先左足。虽抄手出言，总是存心处。”
问禹闻善言则拜，舜则乐，取诸人以为善。曰：此须知禹之不及于舜处，安在？体贴得舜的心，才是。若子路之喜闻过，且不算，禹之拜未免有形迹，拜的心与那乐的心，毕竟差些。舜陶渔的时节，与那野人杂处，初不知他为圣人，那些人有善，遂舍己以从之。然其舍己从人，又不可以轻易説。若是不好的言语，又何如舍己以从？其显然易见者，固不从那佞人的言语。我以为是，则彼亦以为是；我以为非，则彼亦以为非。他候得我的意思，先言迎我。若胸中无精一之素，鲜不被他惑了。司马温公岂不是个笃实人？决意要改新法，被蔡确一一奉行，他就信他是个好的。赵鼎、张浚被秦桧惑了，遂引用之。故常谓宋室之坏，非自秦桧，自赵、张坏之。故舍己从人，最为难事。辟如买玉石一般，若不认得，鲜不被他以假的来哄了。
问月令，朱子尝以夏月非周月者何？曰：周月总是夏月，古人改正朔，不改月。如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则以十二月为首，未尝改十二月为正月也。如周改十一月为正月，则春当为冬，夏当为春，四时亦不定矣。此岂可改乎？故春王正月，《春秋》则从正月记起，以见从夏时耳。胡氏、程子皆以为周正，至其后来所记之事，皆易其日月，此岂圣人之信史耶？
学者到怠惰放肆，总是不仁。仁则自是不息。
先生曰：「诸生看大禹、臯陶相问答之言，则就于今日朋友间体认得禹、臯陶之意便好。已之善不以为矜，人之善不以为忌，初无君臣之间，亦无彼我之别。若体认得此心，我有差便是差了，不必揜防。不矜己之能，不攘人之善，不掩人之长，常存得此心，便是克己。自骎骎然登唐虞之廷矣。」
德惟善政。葢益之所言，只在帝身心上説，未及养民上。故禹言要在养民，以足其所当儆戒之意。惟修惟和，皆是要如此做。虽有已然者，在此还要去修，要去和也。凡水火木金土，当时皆有一官以掌之。如▯明掌水，祝融掌火之类。水则沟渠洫浍，火则如焚莱禁火等事。如水则有水歌，火则有火歌。如耕田凿井，「帝力何有于我」的歌。民家家饱暖，焉得不歌。所谓正德，亦不过六府修，而后民德得其正耳。看禹之言，一州一县亦行得。
当时尧茅茨不剪，土阶不砌，设官只是去管百姓的事，要六府之事修和而已。其设刑官，亦只是于民事不修的要他儆戒，作个隄防。后世的刑官全非此意，将罪人鍜链成狱，舞文弄法，惟恐他走脱了，甚失设官之初意。先生一日语诸生曰：「新淦萧时化，吾尝语以改过之説。他日对曰：『生既闻教。』后一日欲见穆先生，以怠心而止。忽又念曰：『此非改过也。』遂徃见之。至于途，遇一相识人，方在驴背，以倦下故，将扇掩面而去。又念曰：『此非改过也。』遂回前十数步，必揖其人而后行。此事虽至防，可谓存心者矣。」又谓章友：「前日以中官不礼而怒，今日闻中官被杖而喜，此皆非正情也。无前之怒，则无今之喜。此等处皆见得实。」
先生曰：「人未有不可化者。昔日处士仇时闲渡江来，见舟子诵佛经甚勤，及至岸，索取舟价甚亟。时闲谓之曰：『汝为母诵经，其好善者乎？乃索人多价，非善也。』其后舟子不复与人争价。看来人未有不可化，顾能投其机耳。其机动者，或隠在商贾，或在技艺
译黄惟用说：“做学问的人，不可以把第一等的事让给别人去做。”先生回答说：“才说道不可以把第一等的事让给别人做，不免就有私心。这原本是自己应当做的事。”又说：“学到了自己应当做的事，那么别人做第一等的事，即使拜谢并推让给他也是可以的。”
孔子之后出现了孟子，发挥出了许多道理。他对当时君主所说的话，不过是他的残余罢了。他关于志气的论述，对于理学很有益处。他教导滕君实行丧礼，前来吊唁的人非常高兴；实行井田制，许行、陈相都来归附。难道只是从事空谈的人吗？从前李太伯写了《非孟》篇，郑氏也写了《艺圃折衷》。直到余隠之，才写书来辩驳。而司马光也以孟子为可疑，朱熹全部拿来辩驳。孟子的心，由此可见。
学生们练习礼仪，先生说：“上东阶，就先迈右脚；上西阶，就先迈左脚。即使是拱手说话，总是存心的地方。”
问：禹听到善言就拜谢，舜则喜悦，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完善自己。回答说：这必须知道禹不如舜的地方在哪里？体贴到舜的心，才是对的。如果像子路那样喜欢听别人指出过错，尚且不算，禹的拜谢未免有形式痕迹，拜谢的心与喜悦的心，毕竟有些差别。舜在陶器、渔猎的时候，与那些野人混杂相处，起初不知道他是圣人，那些人有什么善行，他就舍弃自己的意见而顺从他们。然而他舍弃自己顺从别人，又不可以轻易地说。如果是坏话，又怎么能舍弃自己而顺从呢？那些明显容易看到的，固然不听从谄媚者的言语。我认为是对的，那么他也认为是对的；我认为是不对的，那么他也认为是不对的。他揣度我的意思，先说话来迎合我。如果胸中没有精纯专一的素养，很少不被他迷惑的。司马温公难道不是一个笃实的人吗？决意要改变新法，被蔡确一一奉行，他就相信他是个好人。赵鼎、张浚被秦桧迷惑，于是引荐他。所以常说宋朝的败坏，不是从秦桧开始，是从赵鼎、张浚开始的。所以舍弃自己顺从别人，是最难的事。譬如买玉石一样，如果不认识，很少不被他用假的来哄骗的。
问：《月令》，朱熹曾经说夏月不是周历的月份，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周历总是夏历，古人改正朔，不改变月份。比如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就以十二月为首，未曾把十二月改为正月。如果周历把十一月改为正月，那么春天应当是冬天，夏天应当是春天，四季也不确定了。这难道可以改变吗？所以“春王正月”，《春秋》就从正月记起，以显示遵循夏历。胡氏、程子都认为这是周正，至于后来所记载的事情，都改变了它们的日月，这难道是圣人的信史吗？
学者到了怠惰放肆的地步，总是不仁。仁就自然是不息。
先生说：“学生们看大禹、皋陶互相问答的话，就在今天的朋友间体认到大禹、皋陶的意思就好。自己的善不以为骄傲，别人的善不以为嫉妒，起初没有君臣之间的分别，也没有彼此的区别。如果体认到这颗心，我有差错就是差错了，不必掩饰防备。不骄傲自己的能力，不掠夺别人的善，不掩盖别人的长处，常存着这颗心，就是克己。自然渐渐地登上唐虞的朝廷了。”
德行在于善政。大概益所说的话，只在帝的身心上说，未涉及到养民上。所以禹说重点在于养民，以补足他所应当儆戒的意思。只修只和，都是要这样做。虽然已经有成的，在这里还要去修，要去和。凡是水火木金土，当时都有一个官来掌管。比如伯明掌水，祝融掌火之类。水就是沟渠洫浍，火就是如焚烧杂草禁止火等事。如水就有水歌，火就有火歌。如耕田凿井，“帝力何有于我”的歌。百姓家家饱暖，怎么能不唱歌。所谓正德，也不过是六府修，而后百姓的德行得到端正罢了。看禹的话，一州一县也行得通。
当时尧茅草屋顶不修剪，土台阶不砌砖，设置官职只是去管百姓的事，要使六府的事修和而已。他设置刑官，也只是对于民事不修的要他儆戒，做一个堤防。后世的刑官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把罪人拷打成狱，舞文弄法，惟恐他跑掉了，很失设官的初衷。先生一天对学生说：“新淦萧时化，我曾经告诉过他改过的道理。有一天回答说：‘学生已经听到教诲了。’后来一天想见穆先生，因为怠心而停止。忽然又想到：‘这不是改过。’于是去见他。到了路上，遇到一个相识的人，正在驴背上，因为疲倦下驴，用扇子遮着脸走了。又想到：‘这不是改过。’于是退回前十几步，一定向那人作揖然后走。这件事虽然很细微，可以说是存心的人了。”又对章友说：“前几天因为中官不礼貌而生气，今天听说中官被杖打而高兴，这都不是正情。没有前面的怒，就没有今天的喜。这些地方都看得很实在。”
先生说：“人没有不可教化的。昔日处士仇时闲渡江来，看见船夫诵佛经很勤，到了岸，索取船价很急。时闲对他说：‘你为母亲诵经，是好善的人吗？却索取人多价，不是善。’后来船夫不再与人争价。看来人没有不可教化，只看能否投其机罢了。其机动者，或隐藏在商贾，或在技艺
，或在僧道，皆可化。故曰：『鼓之舞之以尽神。』舟子为母诵经，是他孝心明处，故动他易。若化惟尧舜成邑聚都耳。」
译（人）有的在僧人道士中，都可以教化。所以说：“鼓舞他们以穷尽神妙。”船夫为母亲诵经，是他孝心显明的地方，所以感动他容易。如果教化，只有尧舜能成就邑聚都邑罢了。
诗人于周公，从步履上看，便见得周公之圣，故曰「赤舄几几」。凡人内不足者，或有谗谤之言，步履必至错乱，不能安详，如谢安折屐，岂能强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诸己，在己者定，外边许大得失祸福，皆不足动我。是故烈风雷▯弗迷。
一日语标曰：「昔欧阳公修唐书，人谓其事则増于前，其词则省于旧。自今看来，还不是？又曰：大要只简而明，若辞之不可已者，留之可也。」吕东莱有功于史甚多，今《大事记》不可不看。
永年问典谟之防曰：「王政以养民为首，故先弃养而后契教。教而有不率者，故次臯陶。民教兴而器用不可缺也，故次垂。民而后及于物焉，故次益。民事举而神可事，故次之以伯夷。既有作于前者，不可无所继于后。有修养待用之教焉，故次之以防。其终之以龙者，所以严保治之防也。」
虞书》不过五篇，而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具于此，圣人之气象皆见于此。聴人言之美，则曰「都」，曰「俞」；而己之有言，自觉其美，亦先曰「都」。其言有未尽者，固曰「吁」；而其言未能已者，则又曰「异」。此可见当时君臣僚寀一心相与，诚切恳到如此。只此便非后世可及，若成功文章，尽绪余耳。
问夫子日夜所思与夫所谓学者何事？先生曰：「只是遇着事时，便求此事之理于心，触类而长思之不置，要求一个至当处。如周公思兼三王处，也是。」
问克己复礼，“礼”字与“三千三百”礼字同否？曰：“究其极，即是一个礼。”又问：“如非礼勿视，如《礼记》所谓‘始视面，中视抱’，皆是礼，失此则为非礼。其非礼处，皆是己私牵绊。克去己私，使心所存主于视聴言动上，皆合于礼，便是复礼否？”曰：“然。如先王制‘事亲、事君’之礼，皆是天理之节文。我以忠孝之心去行此礼，便是。且此等礼甚有节文在，若不考究，何由得知？故在顔子，夫子始以此告之。”陈曰：“旦病危，先生曰：‘天不知怎麽将一个善人使之至于如此？’又曰：‘子明有弟作宰华亭，有一友人欲为求书，子明不从，此是他介处。’又尝见一寺副慢之，子明至发愤，此是他狷处。学者置此心于中，亦可以为学。”是夜深更，一面两处迎医，一面商议殡事，且曰：“此时正急处。”复命诏徃视之，又曰：“能捱得达旦乎？”医者得措手矣。问：“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夫子则以公仪仲子立孙为是如何？”曰：“立嫡的事是常经。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立德也。尧舜之子茍可继，又何必寻取舜禹他人且立之，况其子乎？惟子是丹朱、商均，故立德。夫子所言立孙，亦据其子孙不相上下者言之耳。”
少师奉子哭踊，其责甚重，少有不谨，不如不文之为愈。诸侯适天子，及相见，告奠祖祢，俱互见。
冠及期而废者，始闻内丧也；未及期而复以丧服冠者，既闻丧后复冠也。
问：「三赐不及车马，何以言孝？」曰：「孝子不欲以荣贵动其爱亲之心也。其所称之人，辞愈逺，愈密。」
天下大悦，归已，而犹以不顺亲为忧。学者能体贴悦亲、顺亲的心，尽有病痛都无了。
王朝问门内门外之丧如何？先生曰：「门内只是同姓的，若己之伯叔兄弟者；门外只是异姓的，以此推将去，服在其中矣。」
先生曰：「曽子既闻三年不吊于夫子矣。」《檀弓》记曽子吊子张事。如何朝曰：「三年之丧，称情而立，又其吊子张，情有不能已者。」先生曰：「看来当时曽子与子张虽是朋友，其实有兄弟之义，葢以兄弟吊之也。」
朝问辽东人贺克恭者何如人？先生曰：“此人名钦，为给事中，曽与白沙讲学，知其道理，遂解官去，教其子只学耕事，不得读书。言读书不养，实反滋骄伪。后朝廷欲用之，彼以三事上，其二谓僧寺、教坊也，竟不能用。葢亦高人也。”
先生问曰：「尧舜之道，何故只是孝弟？」朝对曰：「推其极，非尧舜不能。」先生曰：「此何待于推？只徐行后长，尧舜之道便在于此。在人若不降下其心，还能善事父母兄长否？须日用间
译诗人对于周公，从步履上看，便能见出周公的圣德，所以说“赤舄几几”。大凡内心不足的人，或者听到谗言诽谤，步履必定错乱，不能安详，像谢安折屐那样，哪里能强制得住呢？所以古人只求诸己，自身内心安定，外面再大的得失祸福，都不足以动摇我。因此，烈风雷雨也不能使我迷惑。
一天对陈标说：“过去欧阳修撰修《唐书》，人们说它记事比前代增多，文辞比旧史简省。从现在看来，难道不是这样吗？又说：大抵只是简练而明白，如果文辞不可省略，保留下来也可以。”吕祖谦（吕东莱）对史学的贡献很多，现在《大事记》不可不读。
永年问关于《典谟》中官职排列的次序，说：“王政以养育百姓为首要，所以先排弃（后稷）负责养育，后排列契负责教化。教化之后有不顺从的人，所以接着排列皋陶。百姓教化兴起而器物用度不可缺乏，所以接着排列垂。治理百姓之后进而及于万物，所以接着排列益。民事举荐而神灵可以祭祀，所以接着排列伯夷。既然前面有人开创，后面不可没有继承。有修养等待任用的教化，所以接着排列防。最后以龙作结，是用来严格保持治世的防范。”
《虞书》不过五篇，而天下的大经大法都具备在这里，圣人的气象都显现在这里。听到别人言语美好，就说“都”，说“俞”；而自己说话，自觉其美好，也先说“都”。言语有未尽之处，固然说“吁”；而言语未能停止，则又说“异”。这可见当时君臣僚佐一心相与，真诚恳切到如此地步。仅这一点便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至于功业文章，不过是绪余罢了。
问孔子日夜所思以及所谓学问是什么事？先生说：“只是遇到事情时，便在心中寻求此事的道理，触类旁通而不断思考，要求一个最恰当的地方。如周公思兼三王之处，也是这样。”
问克己复礼，“礼”字与“三千三千”的礼字相同吗？回答说：“究其极致，就是一个礼。”又问：“如非礼勿视，像《礼记》所说的‘始视面，中视抱’，都是礼，失去这些就是非礼。那些非礼之处，都是私欲牵绊。克制去除私欲，使心所存主在视听言动上，都合乎礼，就是复礼吗？”回答说：“是的。如先王制定‘事亲、事君’的礼，都是天理的节文。我用忠孝之心去践行这些礼，就是对的。况且这些礼很有节文，如果不考究，从哪里得知呢？所以在颜回那里，孔子才以此告诉他。”陈说：“旦病危时，先生说：‘天不知怎么将一个善人弄到如此地步？’又说：‘子明有弟弟在华亭做县令，有一个朋友想为他求书，子明不答应，这是他的耿介之处。’又曾见一个寺副轻慢他，子明直到发愤，这是他的狷介之处。学者将此心置于心中，也可以为学。”这时夜深更漏，一面两处迎接医生，一面商议殡葬事宜，并且说：“此时正是紧急之处。”又命人召去探望，又说：“能熬到天亮吗？”医生得以施展手段了。问：“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孔子则以公仪仲子立孙为例，这是怎么看的？”回答说：“立嫡的事是常理。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是立德。尧舜的儿子如果可继承，又何必寻找舜禹他人来立，何况是自己的儿子呢？只是因为儿子是丹朱、商均，所以立德。孔子所说的立孙，也是根据其子孙不相上下而言的。”
少师奉子哭踊，责任很重，稍有不慎，不如不文之为愈。诸侯朝见天子，以及相见，告奠祖祢，都互相参看。
冠礼到了期限而废除的，是刚听到内丧；未到期而恢复丧服行冠礼的，是既闻丧后复冠。
问：“三赐不及车马，为什么说孝？”回答说：“孝子不想以荣华富贵动摇其爱亲之心。他所称许的人，辞让越远，关系越亲密。”
天下大悦，归附自己，却仍以不顺亲为忧。学者能体贴悦亲、顺亲的心思，所有的病痛都没有了。
王朝问门内门外的丧事如何？先生说：“门内只是同姓的，如自己的伯叔兄弟；门外只是异姓的，以此推演，丧服在其中了。”
先生说：“曾子既然听说三年不吊于夫子了。”《檀弓》记载曾子吊子张的事。如何朝说：“三年之丧，称情而立，又他吊子张，情有不能已者。”先生说：“看来当时曾子与子张虽是朋友，其实有兄弟之义，大概是以兄弟之礼吊之。”
朝问辽东人贺克恭是怎样的人？先生说：“此人名钦，任给事中，曾与白沙讲学，知其道理，于是解官离去，教其子只学耕种，不得读书。说读书不养，实反滋骄伪。后来朝廷想用他，他以三事上奏，其二谓僧寺、教坊也，最终不能用。大概也是高人。”
先生问曰：“尧舜之道，何故只是孝弟？”朝对曰：“推其极，非尧舜不能。”先生说：“此何待于推？只徐行后长，尧舜之道德便在于此。在人若不降下其心，还能善待父母兄长吗？须日用间”
体察。凡以贤智先人，与夫意欲上人，以至必欲行已之志，不肯承顺父兄意，则知人所以不及尧舜处，只是个疾行先长。而今欲学尧舜，只是徐行后长。只知徐后的意思，自安于其事，故尧舜之道在此。」
译体察。凡是凭借贤能智慧想要领先于他人，以及凭借意志欲望想要高人一等，以至于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不肯顺承父兄的心意，那么就知道人之所以不及尧舜的地方，只是一个“快步抢在长辈前面”的问题。如今想要效法尧舜，只是“慢步跟在长辈后面”。只要懂得“慢步跟随”的含义，自然能安于本分，所以尧舜的道理就在这里。
问中庸先生曰：「看来只是个诚明，故唯天下至诚，申自诚明谓之性，其次致曲，申自明诚谓之教。至诚前知，言诚则明也。诚者自成，言明则诚也。至诚无息以下，申言至诚之赞化育，参天地也。大哉圣人以下，申致曲者之功夫也。能有如是功夫，则亦能赞化育矣。故下遂言三重能斯道者，其惟孔子乎？故遂言孔子。孔子诚明者也。其下至圣至诚，皆言诚明之事。然必本之以下学，故遂言下学。」
何城説髙坚前后先生曰大畧亦窥测得几分然顔子説个仰钻赡忽四字道体固于是可见其用心之密亦可想矣语未终而先生以帖子付皂人城遽请问先生曰此便比髙坚前后处此便可仰钻瞻忽也又曰自家固不当如此説为尔辈谋则善矣诸生起问先生曰此极简易明白而髙坚前后之深防亦即在此故一时即可做得圣人一日即可做得圣人但一时不放过一事不错过则自成片段学问矣
君子以朋友讲习，不徒讲之，而又习之也。习即是行，学者能克己，则自不尤人。
泾野子内篇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泾野子内篇卷十二
明 吕柟 撰
鹫峯东所语
呉光祖问曰：「义利不明，光祖尝用意体贴，为力实难，请示切要。」先生曰：「此问甚好。」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言极精，舜跖之分正在于此。推之家国存亡，天下理乱，罔不由之。如尚义者在位，则所用皆义人，所行皆义政，天下无不治矣。尚利者在位，其弊可胜言哉？然其初要在谨独，但于一言之发，一事之动，一财之临，就当审处，不可有一毫适己自便之心，久之自然纯熟，可以造于无所为而为矣。昔舜饭糗茹草，若将终身，正见义不见利之大节。学者能甘贫俭约，不为利所动，自无徃而非义。又问曰：「今有人未纯乎义，欲矫强为之，又恐近名，奈何？」曰：「矫强为义有何不可？但要内外如一，茍其心未义，外诈饰以为义，便是好名了。」更当痛自惩艾。
又问：多有妄思？先生曰：还是不知止，如中心的然。惟向一处，虽有旁岐别路，终不能乱也。思义理时，才思此，又思彼，是谓不专。思义理，又思外务，是为不定。然须识其轻重先后，自不妄思也。格致工夫，不可不尽。
先生谓光祖曰：「孔子云：『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何其勇也』！然犹曰：『不如学』。可见圣人虽生知，亦须多识前言徃行，以蓄其德。又曰：『以思者，不知思的是甚』？汝可常思，求之与朋友防讲有益。然不但讲书，一言一动，无不用心讲究。」
光祖问：“近来读书多不能记？”先生曰：“如读书将圣贤言语着意理防，如以身处其事，自尔终身不忘。茍徒泛然一一背诵，宁有几多精神！”
先生曰：「子癸未在防试场，见一举子对道学策，欲将今之宗陆辨朱者诛其人、焚其书，甚有合于问目。且经书论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则谓之曰：『观此人于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权势，乃弃而不取。』因语门人曰：『凡论前辈，须求至当，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语。』」光祖问曰：「光祖平日常静观人，或起一善念，后来即得福应；起一恶念，后来即得祸应，若有▯神司其间者，感通之理信乎？」先生曰：「善道如周行大路，坦坦平平，行来行去，虽觉纾迟，终了安穏；恶道如旁岐曲径，冐险行之，不陷荆棘，必堕阬堑，此其所以危耳。然为善乃分内事，祸福不必计也。」问：「坐久即有昏惰之气，欲因之而少息乎？欲力胜之乎？」先生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当息时亦不可不息，不当息时要当立志求胜。或取平日所爱古人言行观之，或与益友讲论天下大务，亦可以胜其昏惰之气。久之当自清明矣。」
自古国家多难之时，小官死节，诚为可嘉。至于宰相杀身殉国，未足为异。当时致难者，既由夫人，则今日一身之死，安足以赎祸天下之罪？李惟中云：“亦有好人于危急中方用者。”艾治伯云：“临时有狥国之忠，平时必不忍于祸天下。”孔门教人，全在偏处做工夫。如敦朴者使之开
译有人问中庸先生：“看来道理只是一个‘诚明’，所以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从真诚而达到明理，这叫做本性；其次的人通过推究事物的精微之处，从明理而达到真诚，这叫做教化。至诚的人能预先知晓，说的是真诚就能明理。真诚的人自我成就，说的是明理就能真诚。‘至诚无息’以下的文字，是进一步阐述至诚能够辅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并立。‘大哉圣人’以下的文字，是进一步阐述推究精微之人的功夫。如果能具备这样的功夫，也就能够辅助化育万物了。所以下面接着说，能实践这三重境界的人，大概只有孔子吧？因此就提到了孔子。孔子是真诚而明理的人。他下面所说的至圣至诚，都是讲真诚与明理的事情。然而一定要以‘下学’为根本，所以接着就讲‘下学’。”
何城对高坚前后两位先生说，大概也窥测到了几分道理。然而颜子所说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四个字，道体的本来面目固然由此可见，他用心的细密也可以想见了。话还没说完，先生就把帖子交给侍从，何城急忙请教。先生说：“这便比高坚前后两位先生所说的更进了一步，这就可以说是‘仰钻瞻忽’了。”又说：“我本来不应当这样说，但为你们着想，这样说是好的。”学生们起身问，先生说：“这极其简易明白，而高坚前后所说的深意也就在这里。所以一时之间就可以成为圣人，一天之内就可以成为圣人。但只要一时不放过一件事，不错过一件事，自然就能形成片段式的学问了。”
君子通过朋友间的讲习，不只是讲解，还要练习。练习就是实行，学者如果能克制私欲，自然就不会责怪别人。
泾野子内篇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泾野子内篇卷十二
明 吕柟 撰
鹫峯东所语
吴光祖问：“义与利分辨不清，我常用心体会，但努力实在很难，请指示切要的方法。”先生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张栻（南轩）说的‘无所为而为之’，话极精辟，舜和盗跖的区别正在于此。推及到国家的存亡，天下的治乱，没有不是由此决定的。如果崇尚义的人身居高位，那么所用的人都是义士，所行的都是义政，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如果崇尚利的人身居高位，其弊端岂是说得完的？然而起初的关键在于慎独，只要在一句话发出、一件事行动、一笔钱财来临时，就应当审慎处理，不可有一丝一毫迎合自己、图谋便利的心，久了自然纯熟，可以达到无所为而为的境界。从前舜吃干粮、嚼野草，好像要终身如此，正体现了重义轻利的大节。学者如果能安于贫贱、节俭，不被利益所动摇，自然无处不是义。又问：“现在有人尚未纯粹合乎义，想要勉强去做，又怕接近好名，怎么办？”回答说：“勉强为义有什么不可以？只要内外如一，如果内心不义，外表欺诈粉饰以为义，那就是好名了。”更应当痛切地自我惩戒。
又问：常常有妄念？先生说：还是不知道停止，就像靶心一样。只朝向一处，虽然有旁门左道，终究不能扰乱。思考义理时，刚想这个，又想那个，叫做不专一。思考义理，又想外面的事务，叫做不坚定。然而必须识别轻重先后，自然就不会妄想了。格物致知的功夫，不可不尽。
先生对光祖说：“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来思考，多么勇敢啊！’然而还说：‘不如学习。’可见圣人虽然是生来就知道，也需要多识前人的言论和行为，来积蓄自己的德行。又说：‘思考的人，不知道思考的是什么？’你可以经常思考，寻求与朋友聚会讲习有益。然而不只是讲书，一言一行，没有不用心讲究的。”
光祖问：“近来读书大多不能记住？”先生说：“如果读书时将圣贤言语着意理会，好像亲身处于那件事中，自然终身不忘。如果只是泛泛地一一背诵，哪里还有多少精神！”
先生说：“子癸在会试考场，见一个举子回答关于道学的策问，想要将当今推崇陆九渊、辩驳朱熹的人诛杀、焚毁其书，很符合题目的要求。而且经书、论、表都可以同列，想要录取他。我对他说：‘看这个人今日迎合主考官，他日做官必定知道迎合权势，于是弃而不取。’因此对门人说：‘凡是评论前辈，必须寻求最恰当的评价，也应当存有厚道，不可随意妄言。’”光祖问：“我平日常静观他人，有时起一个善念，后来就得到福报；起一个恶念，后来就得到灾祸，好像有神在其中主宰，感应的道理可信吗？”先生说：“善道如同宽阔平坦的大路，坦坦荡荡，走来走去，虽然觉得缓慢，终究安稳；恶道如同旁门曲径，冒险而行，不陷入荆棘，必定掉进坑沟，这就是它危险的原因。然而行善是本分内的事，祸福不必计较。”问：“坐久了就有昏沉懒惰的气息，是想借此稍作休息呢？还是想努力战胜它呢？”先生说：“君子在黄昏时进入休息，该休息时也不可不息，不该休息时要立志求胜。或者取平日所喜爱的古人言行观看，或者与益友讨论天下大事，也可以战胜昏沉懒惰之气。久了自然清明了。”
自古国家多难之时，小官死节，确实值得嘉奖。至于宰相杀身殉国，不足为奇。当时导致灾难的人，既然由众人造成，那么今日一人的死，怎么足以赎清祸害天下的罪责？李惟中说：“也有好人是在危急时才被任用的。”艾治伯说：“临时有殉国的忠诚，平时必定不忍心祸害天下。”孔门教人，全在偏颇之处下功夫。比如敦厚朴实的人，让他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