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野子内篇卷十二
问：“危防精一”如何？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别者，就其发处言之耳。“危防”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谓“危”？此心发在形气上，便荡情、凿性、丧身、亡家，无所不至，故曰“危”。何谓“防”？徒守此义理之心，不能扩充，不发于四肢，不见于事业，但隠然于念虑之间，未甚显明，故曰“防”。惟精是察二者之间，不使混杂。惟一是形气之所用者，皆从道而出，合为一片。当时有一等人，如巢、许、务光之流，徒守道心，专事髙尚，将谓必去其饮食男女之欲而后可，是为太过，而不知其“防”也。又有一等人，饕餮、驩、兠之徒，惟以饮食男女、衣服声色之欲为形气之性，是为不及，而不知其“危”也。惟是贯串义理之心于形气之内，方是为中。如人莫不衣食，而衣食中自有个道，故尧于此揭其中以示人，千万世不能改移。
问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先儒云：曽子大贤也，尚一日三省其身。吾侪造诣不及曽子万一，当无所不用其省可也？如何？曰：此意虽好，看来亦不知用功切要处。且如天下道理，莫大于为臣忠，为子孝，为弟弟曽子之所省者，略不及此。葢此様大头脑处，想都能无愧，惟至于为人谋等事，则觉犹未能尽其心，故极力自省。葢为人谋是替人干事，不切于已，似多有不着意者。然非曽子不能省此。今人为学，当省处固多，然必寻己病痛深处克之，乃能有得。不然百孔千疮，茫然无下手处，非切实之学。为人谋忠，曽子学之▯也；友信▯习，曽子学之毅也。谓缺四伦，师友在学，信的▯的是甚▯？则能体西铭，信则信顔子，故曰「吾友习则习孔子」，故曰忠恕。何其毅耶？此三省孰能他的？
夫子于门人未有与之终日言者，独顔子能解得夫子意，故夫子与之言终日不倦。如他人多有不知夫子意向，虽与之言，未必尽合。如子路闻正名，便曰迂；樊迟未达；子贡信疑。夫子又岂能强聒其所不知邪？此正谚所谓「话不投机，一句多」。他日又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于此正见顔子能通圣人之意。
伏羲在当时想是尽了那一世人的学问，故又仰观俯察，以习其天地万物之理，反而配于一身，以至于四体百骸、五脏无不脗合，故方能画卦。伏羲大圣也，尚尔为学，况他人乎？
光祖问曰：「禹贡所载九州田赋，上上者今反为下下，下下者今反为上上，如雍、冀、豫不如▯荆是也。岂风气有迁转邪？」先生曰：「风气迁转，虽亦有之，但尧之时，禹治洪水，既平西北最高，故水初落时，田壤方沃饶，是以田赋为上；而荆、▯一▯地势卑淤，水尽渰没，故其土为泥涂，财赋不及。至后来水既归壑，流行日下，地之髙者无所润泽，故西北之土多干枯，甚至深掘犹未见泉；而东南田壤犹禹时之西北，是以其产胜也。此皆土地因水势髙下而有肥硗，不专委之风气迁转人事勤惰也。」「田下而赋上，田上而赋下，据一时言之，赋不止田中所出，如山林川泽之财皆是，故总计之为上为下也。如此方不与田等相远。」孔氏言：「田下赋上，人功修；田上赋下，人力废。」亦未为得。
读诗当看小序，如《桃夭》诗，朱子引《周礼》“仲春令会男女，以二月婚嫁为婚姻以时”，且如《桃开花时已过二月了，至于“有蕡其实”，则是五六月天气，如何犹谓之仲春？殊不知诗人作诗只是取意，如言“桃之夭夭”，见嫩小之桃方有好花实，若木既老则不能矣。若以比方男女少壮，正婚姻以时也。至于各章都有取意，首章“灼灼其华”，兴男女少艾，宜其室家，就男女配合言也。二章“有蕡其实”，兴其既嫁而生育有子，宜其家室，就其所生子孙言也。三章“其叶蓁蓁”，又兴其宜一家之人，通九族而言，如蓁蓁之叶，无所不廕庇也。《周礼》仲春令会男女，只是于此时下令使会男女，以顺天时，非必尽在此时嫁娶也。老泉论井田终行不得，迂矣。横渠欲买田一区自行井田，恐亦难，只是当时他心上有不平处，故欲为之。欲行井田如古之制
译问：“危防精一”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心是统一的。有人将心区分为道心与人心，不过是就其发用的地方而言罢了。“危”和“防”都是不好的字眼。什么叫“危”？这颗心如果发用在形体气息上，就会放纵情欲、伤害本性、丧失自身、败坏家庭，无所不至，所以称为“危”。什么叫“防”？仅仅固守这颗义理之心，不能扩充它，不表现在四肢行动上，不体现在事业功绩上，只是隐约存在于念头思虑之间，不够显明，所以称为“防”。所谓“惟精”，就是明察这两者之间，不让它们混杂。所谓“惟一”，就是形体气息所运用的，都从道心流出，合为一体。当时有一类人，像巢父、许由、务光这一流，只固守道心，专门追求高尚，认为必须去除饮食男女的欲望才可以，这是太过分了，却不知道这属于“防”。又有一类人，像饕餮、欢兜这一伙，只把饮食男女、衣服声色的欲望当作形体气息的本性，这是不够了，却不知道这属于“危”。只有将义理之心贯穿于形体气息之中，才算是适中。比如人没有不需要衣食的，而在衣食之中自有道存在，所以尧在这里揭示其中的中道来示人，千万代都不能改变。
问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先儒说：曾子是大贤人，尚且一天反省自己多次。我们造诣不及曾子的万分之一，应当无所不用其反省才可以吗？怎么样？回答说：这个意思虽然好，但看来也不知道用功的关键所在。比如天下的道理，没有比做臣子忠诚、做儿子孝顺、做弟弟恭敬更大的了，而曾子所反省的，略微没有涉及这些。大概这样的大原则处，想必都能问心无愧，只是到了替人谋划等事情上，就觉得还未能尽心，所以极力自我反省。大概替人谋划是替人办事，不切身，似乎多有不在意的时候。然而不是曾子不能反省这些。现在人做学问，应当反省的地方固然很多，但必须寻找自己病痛最深的地方去克服，才能有所收获。不然的话，百孔千疮，茫然没有下手的地方，就不是切实的学问。替人谋划忠诚，是曾子学问的“忠”；朋友交往守信，是曾子学问的“信”。说缺少四伦，师友在学中，信的“信”的是什么？就能体会《西铭》，信就信颜回，所以说“我的朋友习就是习孔子”，所以说忠恕。多么坚毅啊！这三次反省谁能做到他的程度呢？
夫子对于门人，没有和他们整天说话的，唯独颜回能理解夫子的意思，所以夫子和他整天说话也不厌倦。像其他人大多不知道夫子的意向，即使和他们说话，未必完全契合。比如子路听到正名，就说迂腐；樊迟没有通达；子贡有信有疑。夫子又怎么能强行唠叨那些他们不知道的呢？这正是谚语所说的“话不投机，一句多”。后来又说：“听我说话而不感到懈怠的，只有颜回吧？”在这里正看见颜回能通晓圣人的心意。
伏羲在当时想必是穷尽了那一世人的学问，所以又仰观俯察，来熟悉天地万物的道理，反过来配合于一身，以至于四肢百骸、五脏无不契合，所以才能画卦。伏羲是大圣人，尚且这样为学，何况其他人呢？
光祖问说：“《禹贡》记载的九州田赋，上等中的上等现在反而成为下等中的下等，下等中的下等现在反而成为上等中的上等，比如雍、冀、豫不如荆、扬就是这样。难道是风气有变迁转移吗？”先生说：“风气变迁转移，虽然也有，但尧的时候，禹治理洪水，既然平定了西北最高的地方，所以水刚退去时，田地土壤正肥沃，因此田赋为上等；而荆、扬一带地势低洼淤积，水完全淹没，所以那里的土地是泥泞，财赋不及。等到后来水已经归入沟壑，流动日益向下，地高的地方没有润泽，所以西北的土地多干枯，甚至深挖还见不到泉水；而东南的田地土壤还像禹时的西北，所以物产优胜。这都是土地因为水势高低而有肥沃贫瘠，不专门归咎于风气变迁转移和人事勤勉懒惰。”“田地差而赋税高，田地好而赋税低，据一时来说，赋税不止田地中产出的，像山林川泽的财富都是，所以总计起来定为上等或下等。这样才不与田地的等级相差太远。”孔氏说：“田地差而赋税高，是人功修治；田地好而赋税低，是人力废弃。”这也未必正确。
读《诗经》应当看小序，比如《桃夭》这首诗，朱子引用《周礼》“仲春命令男女聚会，以二月婚嫁为婚姻以时”，况且像《桃夭》开花时已经过了二月了，至于“有蕡其实”，那是五六月天气，怎么还称为仲春？殊不知诗人作诗只是取意，比如言“桃之夭夭”，看见嫩小的桃树正有好花好果实，如果树木老了就不能了。如果用这来比喻男女少壮，正是婚姻以时。至于各章都有取意，首章“灼灼华”，兴起男女少艾，宜其室家，是从男女配合来说的。二章“有蕡其实”，兴起其既嫁而生育有子，宜其家室，是从其所生子孙来说的。三章“其叶蓁蓁”，又兴起其宜一家之人，通九族而言，像蓁蓁的叶子，无所不荫庇。《周礼》仲春命令男女聚会，只是在这个时候下令使男女聚会，以顺天时，并非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嫁娶。老泉论井田终究行不通，迂腐了。横渠想要买一块田地自行井田，恐怕也难，只是当时他心上有不平处，所以想要去做。想要实行井田像古制那样
，必是创业之君乃可。《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必欲是时而后可以有为也。然又须思量整置设法，备尽使后世无所改易，方为无弊。若继世之君，此法如何行得？必也其均田乎？均田即仲舒限田，此法甚好。其次唐口分世业法亦善，亷吏奉行者少，此朝廷之法所以难行。
译这必定是创业开国的君主才能做到。《易经》说：“云雷交作，象征屯难，君子因此规划治理。”必须在那样的时候，才可以有所作为。然而又必须考虑整顿布置、制定法度，完备详尽，使得后世无法更改，这才没有弊端。如果是继承皇位的君主，这种办法怎么施行得通呢？大概只有均田制吧？均田制就是董仲舒提出的限田主张，这个方法非常好。其次，唐代的口分田和世业田制度也很好，但廉洁的官吏去执行的很少，这就是朝廷的法令难以推行的原因。
柳本泰问：“格君心之非？”先生曰：“格字最广，随其君意发动向着处，即有以预防之，不拘何事，但将萌之欲，就是如舜曰‘威之’，禹就説‘帝光天之下’等语，就是杜其用威之念。极而论之，则如伊尹见太甲不能变，乃放之桐宫，使之思法乃祖处仁迁义，亦是格君心处。大抵不可拘泥一方。”
本泰问伊尹先生曰：「耕莘言伊尹隠处之时所守如此，只是一个义；后言伊尹既出之时所任如此，只是一个仁。然必有所守之义，而后有所任之仁。此正所谓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皆是决伊尹无辱己要君之事。」城问孔子圣之时，先生曰：「亦是四时之时。」此见孟子善言孔子，其源得于子思，故曰：「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云云。」此见孔子就是天也，四时当寒则寒，当暑则暑，何有一毫意必固我之私乎？始终条理，总是论孔子之全然，三子之偏，各自成一个条理者，亦自可见。此圣智二字比上圣智二字不同，此智字是孔子之智，可以兼圣字；此圣字是三子之圣，兼不得智字也。葢孔子之智，知至而行亦至也；三子之圣，圣虽至而智则有偏，故所成就的圣亦偏。如此説才见取譬巧力之义，亦以见始条理之知始，而见终终条理之圣，各自其小成处而至其极，不能兼乎知也。故乐之圣知有大小，射之圣知有偏正；孔子之圣知大而正，故三子不能及。
本泰问夜气曰：「有夜气，有旦气，有昼气。昼气之后有夜气，夜气之后为旦气。旦气不防于昼气，则充长矣。」孟子此言气字，即有性字在。葢性何处寻？只在气上求。但有本体与役于气之别耳，非谓性自性、气自气也。彼恻隠是性发出来的情也，能恻隠便是气做出来。使无是气，则无是恻隠矣。先儒喻气犹舟也，性犹人也。气载乎性，犹舟之载乎人，则分性气为二矣。试看人于今，何性不从气发出来？
本泰问性命曰：「人通把这个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当做个性，君子则以为有命，不把此呌做个性。人通把后五者呌做个命，君子则以为有性，不把此呌做个命。葢前命字正与后性字同，前之曰性也，后之曰命也，都不是孟子自家説作性、説作命，乃是当时之见。如告子以食色为性，便是以前五者为性也。」
朱永年问「莫我知者」何？先生曰：「若是尤人者，或与人辩是非；若是怨天者，或有吁天之言，人便知道他意向所在。圣人既不如此，人从何处窥测其幽隠之际？唯此天知之耳。」又曰：「只説不尤人、怨天，不説下学上达，恰似説至命、不尽性；只説下学上达，不説不尤人、怨天，恰似説尽性、不至命。黙而识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与此互相发明。」
战国时人君只见目前之利，故孟子与他説：“能仁义则不遗亲，不后君。”未尝不利也。若与贤哲言，不消如此。道永年问先儒云：“乾卦六爻有隠显而无浅深。”先生曰：“亦有浅深。初行而未成，二学聚问辩，三因时而惕，四犹有疑，至九五始与天地合德。”如此看，岂无浅深？
射有射礼、射义矣。御惟《曲礼》中有数段，尚可考见古人御车之法。学者取而观之，亦可以得执御之防。
问诸生看《孟子》当路于齐有何契合处？汪威对以管仲、曽西之所不为。先生曰：“亦是如此，便见孔门取人只看心地上如何。如其心地上有可疑，虽管仲之功业，也不算。”又问：“夫子许管仲以仁，而孟子乃复鄙之，或以孟子黜霸功为言？”先生笑曰：“孔子岂不黜霸功？葢夫子当日之言，为子路发耳，使子路知此后必无孔悝之难矣。”永年问：“配义与道？”先生曰：“言此气是搭合着道义説，不然则见富贵也动，见贫贱也动而馁矣。”又问：“孟子不及孔子者在何处？”先生曰：“只这説浩然之气，便是不及孔子处。孔子何尝无浩然之气？却不如此説，与天地合德矣，又何须説塞乎？
问：近读《大禹谟》，得甚意思？且不要説尧舜是一个至圣的帝王，我是一个书生，学他不得。只这「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日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一
译柳本泰问：“如何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先生回答说：“‘格’字的含义最广，随着君主心意发动的方向，就有所预防，不拘泥于何事，只要将萌发的欲望，就像舜说‘威慑他’，禹就说‘帝光天之下’等话，就是杜绝他用威的念头。推究到极点，就像伊尹见太甲不能改变，就把他放逐到桐宫，使他思念效法祖先，迁就仁义，这也是纠正君主内心的做法。大体上不可拘泥于一方面。”
本泰问伊尹的事，先生说：“‘耕莘’说的是伊尹隐居时坚守的原则，只是一个‘义’字；后来说的是伊尹出仕时所承担的责任，只是一个‘仁’字。然而必定有所坚守的‘义’，然后有所承担的‘仁’。这正是所谓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这都是断定伊尹没有侮辱自己、要挟君主的事情。”城问孔子是“圣之时”，先生说：“也是四季的‘时’。”这表明孟子善于谈论孔子，其渊源来自子思，所以说：“譬如天地无所不承载等等。”这表明孔子就是天，四季该冷就冷，该热就热，哪有一丝一毫意必固我的私心呢？始终条理，总是论述孔子的全面，三位弟子的偏颇，各自形成一个条理，也自然可以看出。这里的“圣智”二字与上面的“圣智”二字不同，这里的“智”字是孔子的智，可以兼摄“圣”字；这里的“圣”字是三位弟子的圣，兼摄不了“智”字。因为孔子的智，知道得透彻，行为也透彻；三位弟子的圣，圣虽然透彻但智却有偏颇，所以所成就的圣也是偏颇的。这样说才能看出取譬巧力的意义，也以此表明开始条理的是知，而最终条理的是圣，各自在其小成处达到极致，不能兼摄知。所以乐的圣知有大小，射的圣知有偏正；孔子的圣知大而正，所以三位弟子不能企及。
本泰问夜气说：“有夜气，有旦气，有昼气。昼气的后面有夜气，夜气的后面是旦气。旦气不被昼气妨害，就能充实增长了。”孟子这里说的“气”字，即含有“性”字。因为性在哪里寻找？只在气上寻求。只是有本体与役于气的区别罢了，不是说性自性、气自气。那恻隐是性发出来的情，能恻隐便是气做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气，就没有这恻隐了。先儒比喻气如同船，性如同人。气承载着性，如同船承载着人，这就把性和气分为二了。试看人于今，哪个性不从气发出来？
本泰问性命说：“人们通常把口鼻耳目四肢的欲望当作性，君子则认为这是命，不把这叫作性。人们通常把后五者叫作命，君子则认为这是性，不把这叫作命。因为前面的‘命’字正与后面的‘性’字相同，前面说的‘性’，后面说的‘命’，都不是孟子自己说作性、说作命，而是当时人的见解。比如告子以食色为性，就是把前五者当作性。”
朱永年问“莫我知者”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如果是怨恨别人的人，或许与人辩论是非；如果是怨恨上天的人，或许有呼天抢地的言语，人们就知道他的意向所在。圣人既然不这样，人们从哪里窥测他幽隐的心意呢？只有天知道罢了。”又说：“只说不怨恨人、不怨恨天，不说下学上达，恰似说至命、不尽性；只说下学上达，不说怨恨人、不怨恨天，恰似说尽性、不至命。默而识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与这互相阐发。”
战国时的君主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孟子对他们说：“能行仁义就不会遗弃亲人，不会怠慢君主。”未曾没有利益。如果与贤哲谈论，就不必这样。道永年问先儒说：“乾卦六爻有隐显而没有浅深。”先生说：“也有浅深。初爻行而未成，二爻学聚问辩，三爻因时而警惕，四爻还有疑虑，到九五才与天地合德。”这样看，难道没有浅深吗？
射有射礼、射义了。御只有《曲礼》中有几段，还可以考证见到古人御车的方法。学者取来观看，也可以得到执御的规范。
问诸生看《孟子》当路于齐有什么契合处？汪威回答以管仲、曾西所不为。先生说：“也是这样，便见孔门取人只看心地上如何。如果心地上有可疑，即使管仲的功业，也不算。”又问：“夫子赞许管仲以仁，而孟子却又鄙视他，或许有人说孟子贬低霸业？”先生笑着说：“孔子难道不贬低霸业吗？大概夫子当时的话，是为子路说的，让子路知道此后必定没有孔悝之难了。”永年问：“配义与道？”先生说：“说这气是搭合着道义说的，不然则见富贵也动，见贫贱也馁了。”又问：“孟子不及孔子在哪里？”先生说：“只这说浩然之气，就是不及孔子的地方。孔子何尝没有浩然之气？却不这样说，与天地合德了，又何须说塞乎？”
问：近来读《大禹谟》，得到什么意思？且不要说尧舜是一个至圣的帝王，我是一个书生，学不到他。只这“不虐待无助之人，不废弃困穷之人”日用甚切，如今人地位稍高者，遇一
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礼他，虽有善亦不取他，即是虐无告、废困穷。有问「知行合一」者，先生曰：「尔如此闲讲合一不合一，毕竟于汝身心上有何益？不若且就汝未知者穷究将去，已明白者尽力量行去，后面庶有得处。」
译对于地位稍低的人，就不以礼相待，即使他有优点也不采纳，这就是虐待无助的人、废弃困顿贫穷的人。有人问关于“知行合一”的问题，先生回答说：“你这样空谈合一还是不合一，究竟对你的身心有什么益处？不如暂且对你所不知道的深入探究，对你已经明白的尽力去实践，这样后面或许会有所收获。”
先生曰：「曽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以今学者观之，似不当如此説。不知还不欲如此説？抑是气歉，不敢如此説？」陶克谐曰：「还是气歉。」先生曰：「虽然，然连此语不道，方是孔子也。」
臯陶説九德，皆就气质行事上説。至商周，始有礼义性命之名。宋人却专言性命，谓之道学指行事为粗迹不知何也。
一日，先生同诸公送一人行，有一人方讲格物致知之説，其时甚渴，适有茶至，此人遂不逊，诸公先取茶饮，先生曰：「格物正在此茶。」
一生问曰：“某近为人所诬，然实无干，当何以处？”先生曰：“汝于此事虽无干，必是平日与他有些话説或平日处乡犹有欠缺处，此须有德感动他方好。若能如此而被诬，却是个无妄之灾，只须泰然处之。”顷间又问：“顔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如何景象？”先生曰：“只汝才所问的便可看此景象。”某思之未得，先生曰：“如桓魋之祸，则曰‘天生德于予’；公伯寮愬子路，则曰‘道之兴废，命也’。孔子自家便説他已是天了，已是道了，着顔子如何様从他？今人如何敢自家説是个天，自家説是个道？非是説谦，实是无据故也。”如子畏于匡，夫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顔子説：“子在回，何敢死？”看他如此説，若不在则死矣，把个死生只问个是与非，多少从容含蓄。我们只如今要学他，须是要常使此心对得天地日月▯神，则事变之来，无所忧患，无所恐惧矣。问：“东汉人亦能轻生，縁何又不是道？”曰：“东汉人只是硬要死，几时有孔顔如此从容分明来。”
程黙説：「今年礼部题奏，欲变文体，欲以成化▯治间程文为法。」先生曰：「此亦未尽然。本朝这程文，最是卑弱软熟的，成化▯治间亦然。若以此为主，则取的皆是那防説卑弱软熟话的人了。如此等人，他日立朝，别人説长，他也説长；别人説短，他也説短，干得甚事？须是取那有见识、有气魄的，他日方防做得些事。五经不可尚已，如匡刘的封事，董贾的对策，这等様文字方好也。」
有巨臣入京，别先生，将出门过屏风，语先生曰：「我若得用，必要大用先生。」先生曰：「执事记得横渠有个言语否？执事茍与人为善，孰不愿在下风？若不然，士有逺于千里之外者矣。」其人黙然。
先生一日谓永年曰：「人皆把《易经》与正防太极图看做个极难的，以某看却是个易的。葢圣贤恐人不知所以为人的道理，説人是天地生出来底，故指天地与人説。你试看，天天是如此；你试看，地地是如此。人若不如此，便与天地不相似矣。以此看，岂不是易事可做得？」问：「《易》中先儒以某卦自某卦变来，某爻自某爻变来，恐非圣人之意乎？」曰：「圣人何尝有此意？葢《易》原非为卜筮作，不过假象説明天地间道理，使人知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尔。」朱子曰：「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周公的《易》，有孔子的《易》，有程子的《易》，岂有此理？」夫程子不过是説孔子的，孔子不过是説周公的，周公不过是説文王的，文王不过是説伏羲的，其《易》一也。
泾野子内篇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泾野子内篇卷十三
明 吕柟 撰
鹫峯东所语
汪威问衣服之制，先生曰：“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故曰：‘衣有深衣，其意深逺履有絇綦，以为行戒。’故夫子曰：‘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诸生今日之学，虽一衣解结，亦要存个念头，务时时有所见，方可谓满目皆忠信笃敬也。”
东郭子曰：「今之为学，如扶醉汉，扶得一边，倒了一边。」先生曰：「醉汉还容易扶，两边扶住则不倒。若此心倒了，却是难扶。」
先生谓诸生曰：「学者须要自信，不可先有疑心。若此心有二三，还不当作学。如天地不言，而四时
译先生说：“曾子说：‘他凭借他的财富，我凭借我的仁德；他凭借他的爵位，我凭借我的道义。’以当今求学的人看来，似乎不应当这样说。不知道是不愿意这样说呢？还是因为气量不足，不敢这样说呢？”陶克谐说：“还是因为气量不足。”先生说：“虽然如此，但是连这话都不说，才算是孔子啊。”
皋陶所说的九德，都是从气质和行事上说的。到了商周时期，才开始有礼义性命的名称。宋人却专门谈论性命，称之为道学，把行事当作粗浅的痕迹，不知这是为什么。
一天，先生同各位先生送一个人出行，有一个人正在讲解格物致知的学说，当时非常口渴，恰好有茶送来，这个人于是态度不谦逊，各位先生先取茶喝，先生说：“格物就在这杯茶上。”
一个学生问说：“我最近被人诬陷，但实际上与我无关，应当如何处理？”先生说：“你在这件事上虽然无关，必定是平时与他有些言语冲突，或者平时在乡里还有欠缺的地方，这必须有德行感动他才好。如果能这样而被诬陷，却是个无妄之灾，只需泰然处之。”过了一会儿又问：“颜回说‘虽然想追随他，却找不到途径’，是什么样的景象？”先生说：“只你刚才所问的，就可以看出这种景象。”我思考未能理解，先生说：“像桓魋的祸患，就说‘上天赋予我德行’；公伯寮诬陷子路，就说‘道的兴废，是命运’。孔子自己就说他已经是天了，已经是道了，让颜回怎样追随他？现在的人怎么敢自己说是个天，自己说是个道？不是说谦虚，实在是没有根据的缘故。”像孔子在匡地受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回说：“老师在，我怎么敢死？”看他这样说，如果不在就死了，把生死只问个是非，多么从容含蓄。我们如今要学他，必须常使此心对得起天地日月鬼神，那么事变来临，就没有忧患，没有恐惧了。问：“东汉人也能轻视生命，为什么又不是道？”说：“东汉人只是硬要死，什么时候有孔子、颜回那样从容分明呢。”
程默说：“今年礼部题奏，想要改变文体，想要以成化、弘治年间的科举文章为法则。”先生说：“这也不完全对。本朝的科举文章，最是卑弱软熟的，成化、弘治年间也是这样。如果以此为主，那么录取的都是那些说卑弱软熟话的人了。像这样的人，他们日后在朝廷，别人说长，他也说长；别人说短，他也说短，能做什么事？必须录取那些有见识、有气魄的，他们日后才能做点事。五经不可崇尚，像匡衡、刘向的封事，董仲舒、贾谊的对策，这样的文字才好。”
有大臣入京，告别先生，将要出门经过屏风，对先生说：“我如果被任用，一定要重用先生。”先生说：“您记得横渠有个言语吗？您如果与人为善，谁不愿意在您下风？如果不这样，士人有远离千里之外的了。”那人沉默不语。
先生一天对永年说：“人都把《易经》和正蒙太极图看作极难的，以我看却是容易的。大概圣贤怕人不知道做人的道理，说人是天地生出来的，所以指着天地对人讲。你试看，天天是如此；你试看，地是如此。人如果不这样，便与天地不相似了。以此看，岂不是容易的事可以做？”问：“《易》中先儒以某卦从某卦变来，某爻从某爻变来，恐怕不是圣人的意思吧？”说：“圣人何尝有这个意思？大概《易》原本不是为卜筮作的，不过是借象说明天地间的道理，使人知道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罢了。”朱子说：“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周公用《易》，有孔子的《易》，有程子的《Easy》，岂有此理？”夫程子不过是说孔子的，孔子不过是说周公的，周公不过是说文王的，文王不过是说伏羲的，其《易》是一样的。
泾野子内篇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泾野子内篇卷十三
明 吕柟 撰
鹫峰东所语
汪威问衣服的形制，先生说：“古人制作物品，无不蕴含一个道理。如制作帽子，就有帽子的道理；制作衣服，就有衣服的道理；制作鞋履，就有鞋履的道理。人穿着这些而思考其中的道理，那么邪僻之心就没有地方侵入。所以说：‘衣服有深衣，其意深远；鞋履有絇綦，作为行走的警戒。’所以夫子说：‘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在车上看见它倚在车衡上。’各位学生今日的学习，即使解开一个衣结，也要存个念头，务必时时有所见，才可以说是满目都是忠信笃敬。”
东郭子说：“现在做学问，像扶醉汉，扶住一边，倒了一边。”先生说：“醉汉还容易扶，两边扶住就不倒了。如果此心倒了，却是难扶。”
先生对各位学生说：“做学问的人必须自信，不可先有疑心。如果此心有二三意，还不应当做学问。如天地不言，而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