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卷五

译礼志 立春这一天，要竖起青色旗幡，在门外设置土牛，用来向百姓显示春耕的征兆。〔一〕《书钞》卷一百五十四。章帝出行时，下令立春这一天，京城百官都穿青色衣服，令史都戴青色头巾。〔二〕《书钞》卷一百五十四。汉朝承袭秦朝焚毁和废弃学术的做法，〔三〕各种事务刚刚草创，明堂、辟雍空缺而未能兴建。武帝举行封禅，才开始在泰山修建明堂，〔四〕但仍没有建在京城。元始年间，王莽辅政，诸项政绩恢复古制，〔五〕于是兴建明堂和辟雍。《御览》卷五百三十三。〔一〕“以示兆民”：这一条姚本、聚珍本都没有辑录。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上说：“立春这一天，夜漏尚未尽五刻，京城百官都穿青衣，郡国县道的官吏，下至斗食令史，都戴青色头巾；竖起青色旗幡，在门外设置土牛和耕田人，以向百姓显示春耕征兆，一直到立夏。只有武官不这样。”《论衡·乱龙篇》说：“立春时，在东方耕作，制作土人像，男女各两个，手拿犁和锄，有时也立土牛。土人像和土牛未必真能耕作，只是顺应节气、符合时令，用来向下表明率先实行。”《盐铁论·授时篇》记载贤良的话说：“春天开始以后，悬挂青色旗幡，鞭打土牛。”《隋书·礼仪志》也记载立春出土牛的事，可见隋代仍沿用汉代制度。〔二〕“令史皆服青帻”：这一条姚本、聚珍本都没有辑录。〔三〕“汉承秦灭学”：这句话前面原有“蔡邕《礼乐志》说”一句。蔡邕《礼乐志》就是《东观汉记》中的《礼乐志》。蔡邕撰写《东观汉记》的各志时，礼、乐是分开成志的。从本条内容看，应当是《礼志》中的文字。〔四〕“武帝封禅，始立明堂于泰山”：初学记卷十三引蔡邕《礼乐志》说：“孝武帝在岱宗举行封禅，在泰山汶水之上修建明堂。”《类聚》卷三十八引蔡邕《礼乐志》说：“孝武帝在岱宗举行封禅，在泰山汶水之上修建明堂。”文字与这里略有不同。〔五〕“庶绩复古”：聚珍本删脱了这句话。

译乐志 汉代的乐分为四类：〔一〕第一类叫大予乐，〔二〕掌管郊祀、宗庙、上陵以及殿中进食时演奏的乐曲。郊祀之乐，就是《易》所说的“先王用来制作音乐、崇尚德行，隆重地祭祀上帝”；《周官》说“音乐演奏六次变化，那么天神都会降临，就可以向他们行礼”。宗庙之乐，就是《虞书》所说的“弹琴鼓瑟来歌咏，祖先便降临”；《诗经》说“庄严和谐的乐声相互应和，先祖正在听闻”。进食时演奏的乐曲，《王制》说“天子进食时要奏乐”；《周官》说“君王举行大食礼时，就命令演奏钟鼓”。〔七〕第二类叫周颂雅乐，掌管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的乐曲。辟雍和飨射之乐，《孝经》说“移易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礼记》说“以揖让礼仪治理天下，说的就是礼乐”。社稷之乐，就是《诗经》所说的“弹琴鼓瑟，击鼓来迎接田祖”。《礼记》说“音乐施用于金石，发出声响，用于宗庙、社稷，奉事山川、鬼神”，说的就是这种乐。第三类叫黄门鼓吹，是天子用来宴饮娱乐群臣的，〔一二〕就是《诗经》所说的“咚咚地为我击鼓，欢快地为我起舞”。〔一三〕其中的短箫、铙歌，是军乐。〔一四〕传说它们是黄帝、岐伯所作，用来树立威势、宣扬德行，教导劝勉士卒。〔一五〕大概就是《周官》所说的“天子的军队大获全胜献捷时，就命令演奏凯乐；军队大获全胜献捷时，就命令演唱凯歌”。〔一七〕孝章皇帝亲自撰写歌诗四章，列入进食时演奏的乐曲；又制作《云台十二门诗》，按照各月祭祀时演奏。熹平四年正月中旬，颁出《云台十二门新诗》，命大予乐官学习诵读、配合声调；凡是与旧诗并行使用的，都应当编纂记录，以完成《乐志》。《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一〕“汉乐四品”：这句话上面原有“蔡邕《礼乐志》说”一句。从所引内容看，应当是《东观汉记·乐志》中的文字。〔二〕“大予乐”：范晔《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日，把大乐改名为大予乐。李贤注说：“《尚书琁机钤》说：‘有汉帝出现，德行广被，制作的乐名为予。’所以依据《琁机钤》改名。” 〔三〕“先王以作乐崇德”：这句以下两句见《易·豫卦·象传》。〔四〕“若乐六变”：这句以下三句见《周礼·春官·大司乐》。〔五〕“琴瑟以咏，祖考来假”：这两句见《尚书·益稷篇》。“假”字，《益稷篇》作“格”。考察“假”也读作“格”，两字音同而意义相通。《易·萃卦》说：“王假有庙。”王弼注说：“假，是到达。” 〔六〕“肃雍和鸣”：这句以下两句见《诗经·周颂·有瞽篇》。〔七〕“王大食则令奏钟鼓”：《周礼·春官·大司乐》说：“君王举行大食礼，三次劝酒，都命令演奏钟鼓。”“大食”，郑玄注说：“大食，是每月初一和月中借音乐劝导进食的时候。” 〔八〕“移风易俗”：这句以下两句见《孝经·广要道章》。〔九〕“揖让而治天下者”：这句以下两句见《礼记·乐记》。〔一〇〕“琴瑟击鼓”：这句以下两句见《诗经·小雅·甫田篇》。〔一一〕“夫乐施于金石”：《礼记·乐记》说：“至于礼乐施用于金石，发出声响，用于宗庙、社稷，奉事山川、鬼神，这就是礼乐与百姓共同享有的地方。”与这里所引的文字略有不同。〔一二〕“天子所以宴乐群臣”： 《御览》卷五百六十七引崔豹《古今注》说：“汉代的乐有黄门鼓吹，是天子用来宴饮娱乐群臣的。”但汉代皇帝也用它宴饮娱乐贵宾。例如范晔《后汉书·东夷传》说：“顺帝永和元年，该国国王来京城朝见，皇帝演奏黄门鼓吹，表演角抵戏为他送行。” 〔一三〕“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这两句见《诗经·小雅·伐木篇》。“坎坎”是形容击鼓的声音；“蹲蹲”是形容舞蹈的样子。郑玄笺说：“为我发出坎坎的鼓声，为我欢快地起舞。” 〔一四〕“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庄述祖《汉铙歌句解》说：“短箫铙歌属于军乐，只是说它的声调属于军乐，它的歌词不一定都叙述战阵之事。”《宋书·乐志》卷四记载汉代鼓吹铙歌十八曲，其中叙述战阵的只有《战城南》一篇，其余都与战阵无关。庄述祖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御览》卷五百六十七引崔豹《古今注》说：“短箫铙歌，是鼓吹中的常用乐曲，也用来赏赐有功的诸侯。” 〔一五〕“风劝士也”：《宋书·乐志》卷一说：“……短箫铙歌，蔡邕说：‘是军乐，黄帝、岐伯所作，用来宣扬德行、建立武功，劝勉士卒、讽刺敌人。’”《宋书》所引蔡邕的话，正出自蔡邕撰写的《礼乐志》。〔一六〕“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周礼·春官·大司乐》说：“天子的军队大获全胜献捷时，就命令演奏恺乐。”“大献”，指战胜后向祖庙献捷。〔一七〕“军大献则令凯歌”：《周礼·春官·镈师》说：“军队大获全胜献捷时，就击奏恺乐。” 〔一八〕“大予乐官”：指大予令和大予丞，隶属于太常。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卷二说：“大予乐令一人，秩禄六百石。”本注说：“主管技艺和音乐。凡国家举行祭祀，负责请奏音乐；举行大飨时使用音乐，负责安排其陈列次序。丞一人。”大予乐令以下有属吏二十五人，其中二人秩禄一百石，二人斗食，七人为佐，十人为学事，四人为守学事。乐人中八佾舞者三百八十人，见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卷二刘昭注所引《汉官》。〔一九〕“以成乐志”：这一条《资治通鉴》卷四十四胡三省注也有引用，文字极其简略。此句以下，聚珍本还有“国家离乱，大□未安，黄门旧有鼓吹，今宜罢去”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从陈禹谟刻本《书钞》卷一百三十辑出的。据孔广陶校注本《书钞》卷一百三十所引，可知这段文字已经被陈禹谟窜改，而且出自《和熹邓皇后传》，不应收入《乐志》。参见本书《和熹邓皇后传》注〔二六〕。

译《郊祀志》太尉赵□上奏说：〔一〕“自古以来的帝王，每逢一个时代兴盛，没有不举行封禅的。陛下的圣德充沛广大，〔二〕顺应天意施行诛伐，平定祸乱使国家中兴，成为百姓的父母，修复宗庙，拯救万民的性命，百姓依赖您的福泽，四海清平。功业已经成就，治理已经安定，各部门和礼官都认为应当登上泰山封禅，告知功业成就，为百姓报答上天之德。这是历代帝王共同遵行的事，遇到仁德之举就不应推让。应当登封岱宗，端正三雍之礼，〔三〕以彰明与神灵的契合，按照等级遥祭众神，以承顺上天的心意。”〔四〕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刘昭注。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又上奏说：〔五〕“登封泰山告成功业，为百姓报答上天之德，这是历代帝王共同遵行的事。陛下却总是拒绝，不肯允许，臣下也不敢歌颂功绩、叙述德业。〔六〕我们恭谨考察《河雒谶书》，〔七〕说赤汉传至第九世，应当巡行封禅泰山，共有三十六件事，傅奏左帷。陛下于是应当在仲月的吉日，遵循岱岳的正礼，奉行《图雒》的明确文辞，以调和神灵降下的祥瑞，〔八〕并用来为兆民祈福。”皇帝说：〔九〕“到了泰山再议此事。国家德行浅薄，灾异仍然接连到来，〔一〇〕图谶大概就是这样说的。”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刘昭注。皇帝向东巡行，到达泰山，有关官员又上奏，说明《河图》《洛书》图记中关于赤汉传至第九世、尤其明确显著的记载，前后总共有三十六条。皇帝与博士充等人商议，认为：“殷的统绪没有断绝，百姓得以延续生命；高宗长期辛劳，仍然实现了中兴。武王承接父业，列在受命的帝王之中，依据三代郊祭上天的制度，〔一二〕又因孔子非常赞美他的功绩，后世称他为圣王。汉的统绪中途断绝，王莽篡夺帝位，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是他的臣民，没有一尺土地不归他所有，宗庙停止祭祀，达十八年之久。陛下没有十户人家的资财，却从平民中奋起，铲除残暴、驱逐贼寇，兴复祖宗基业，〔一三〕汇聚而成天下大业，四海太平，夷狄仰慕义德，功德超过高宗、武王。应当举行封禅，为百姓祈求福佑。请陛下亲自确定刻石纪号的文辞，再由太常奏报仪制。”诏书说：“准许。过去齐桓公小白想举行封禅，管仲认为很难；季氏想在泰山旅祭，孔子非难他。齐桓公只是诸侯，季氏只是大夫，都没有资格在泰山举行祭祀。如今我这个年幼而才德浅薄的人，巡行祭祀并举行封禅，德行浅薄而责任重大，既感到喜悦，又感到畏惧。喜悦的是能够承继宏大的基业，帝尧善于施及子孙的余福，大概正好应合图谶，确实应当得到这个结果。畏惧的是行为有所过失，持守德行却不能发扬光大，说道理却不能笃实，被议论者诱导进言，后世知道我的罪过深重了。” 〔一四〕《续汉书·祭祀志》上刘昭注。北方夷人发动侵寇，千里之内没有炊烟，〔一五〕也没有鸡鸣狗叫的声音。〔一六〕《文选》卷二十曹植《五言诗·送应氏》李善注。封禅时，那些玉牒上的文辞属于机密，是天子的事务。〔一七〕《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李善注。明帝在明堂祭祀五帝，以光武皇帝配享。〔一八〕聚珍本。诏书说：〔一九〕“经书称：‘大规模祭祀要按等级举行，各种应祭而经书没有明文规定的神灵，也都按等级祭祀。’〔二〇〕《祭法》说：‘功绩施加于百姓的，就祭祀他；为政事勤劳而死的，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害的，就祭祀他。日月星辰，是百姓所仰望的；山林川谷丘陵，是百姓取得材用的地方。不是这一类的，就不在祭祀的法典之内。’

《传》说：‘圣王先使百姓成就事业，然后才致力于事奉神灵。’ 又说：〔二一〕‘山川之神，如果发生水灾、旱灾、疫病等灾害，就在那里举行禜祭。〔二二〕日月星辰之神，如果雪、霜、风、雨失时，就在那里举行禜祭。’孝文十二年的诏令说：‘连年五谷歉收，想要采取办法增加对诸神的祭祀。’《王制》说：‘山川神祇中有不举行祭祀的，就是不敬。’现在担心山川百神中应当按照典制祭祀的，仍有尚未全部按等级祭祀的，应当议定增加整治那些适宜享受祭祀的群神，以祈求丰收，招致美善的福祉，使百姓繁衍。诗经不是说过吗：‘安抚百神，直到黄河和高山。’〔二三〕有了丰年便报答神明的功德，并不是出于私人的侥幸祈望；难道会嫌它们用的是同样的言辞吗？它们的意义是一致的。”〔二四〕《续汉书·祭祀志》中刘昭注。祭祀礼仪完毕后，命令儒者进行辩论答难。〔二五〕《续汉书·祭祀志》中刘昭注。孝成帝时，匡衡上奏请求设置北郊，并恢复祭祀六宗。后来建武年间都城定在雒阳，制定郊祀制度，六宗祭祀被废止，不再享受血食，大臣上疏认为应当恢复旧制。皇帝听从公议，于是重新祭祀六宗。〔二六〕姚本。永平三年八月丁卯日，公卿奏议世祖庙登歌、八佾舞的名称。东平王苍认为，按照汉代旧制和典章，宗庙各自演奏相应的乐曲，不应全部相互沿袭，以此彰明帝王的功德。秦朝无道，残害百姓；高皇帝受天命而诛除暴政，使百姓各得其所，万国都和乐，因此制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亲自实行节俭，废除诽谤罪，〔二八〕废去肉刑，〔二九〕恩泽施及四海，因此孝景皇帝制作《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盛大，威势震动海外，开拓土地、设置郡县，使之流传无穷，因此孝宣皇帝制作《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天命而中兴，平定祸乱、恢复正道，武功畅达于四方之外，震服各地蛮夷，戎狄前来进贡，天下治理安定，登封泰山报告成功，修建三雍，严肃恭敬地举行典制祭祀，功德巍巍，可与前代相媲美。凭借兵力平定乱事，武功盛大。歌是用来歌咏德行的，舞是用来象征功业的；世祖庙的乐舞名称应当叫《大武之舞》。《元命包》说：‘根据天地所混合形成的乐来制定文典。’文王时，百姓乐于他的兴兵征伐，诗人因此称颂他的武功。《琁机钤》说：‘有汉帝出现，德行广被，制作音乐。’ 这些乐舞各自与虞舜的《韶》、夏禹的《夏》、商汤的《护》、周武王的《武》没有不同，〔三二〕不应再用它们作为舞名。《协图征》说：‘大的音乐一定会有所改变。’《诗传》说：‘颂，是成就的意思；一章就是一篇的完成，应当排列帝王的德行，所以登歌《清庙》只有一章。’《汉书》说：‘百官歌颂所登临进献的对象，一章有十四句。’依照《书》的《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来修订舞曲，〔三三〕斟酌前后节拍增减的适宜程度，以六十四节作为舞的节数，曲调与八佾的数目相配。十月举行烝祭时，开始在祭祀中使用乐舞，仍照旧使用《文始》《五行》之舞。进献《武德之舞》的歌诗说：‘多么美好庄严的世祖宗庙，肃穆和谐而显明清正；贤俊之士恭敬整齐，秉承文德而成就功业。越过次序上祭上帝，骏马奔驰而来以求安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彰明图谶，发扬唐尧的文德。〔三四〕美好啊，只有德行；〔三五〕没有争夺，协和同心；〔三六〕本支延续百世，永远保有那功业。’〔三七〕诏书说：“骠骑将军的议论可以。”〔三八〕于是照旧进献《武德之舞》。〔三九〕《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章帝刚即位时，赐书给东平宪王苍说：“我日夜俯伏思考，想到先帝亲自履行九德，〔四〇〕对于八政勤劳谦让、克制自己，始终如一地遵守法度，〔四一〕大致与三宗相仿，确实有其美德。〔四二〕如今迫于先帝遗诏，告诫不得另建寝庙，臣子内心悲痛郁结，大家都认为即使只是设置更衣之所，〔四三〕也还应当有一个尊奉先帝的名号，以便相称地配合他的功德。宗庙是最为重要的，我年幼无知，醒着睡着都忧虑恐惧。先帝每当有著述典章、议定制度的事情，从来没有不请王来询问，以求确定恰当的处理。希望王把事情全部说明清楚，我才敢安心。公卿的议论和驳议，现在都一并送给您。凡是有可以挽救危局、扶助倾覆的意见，请不要隐瞒。希望有所承继，您不要为此困扰！”太尉□等上奏说：〔四四〕“礼制规定，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孝明皇帝功德盛大，应当上尊号为显宗，四时在世祖庙举行祫祭，像孝文皇帝在高庙受祭的礼制一样，演奏《武德》《六始》《五行》之舞。”苍上奏说：“从前孝文皇帝庙的乐舞叫《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庙的乐舞叫《盛德之舞》；如今他们都在高庙祫祭，《昭德》《盛德》之舞不进献，而与高庙共同使用同一乐舞。现在孝明皇帝的神主在世祖庙，也应当使用同样的乐舞；《盛德之乐》就没有使用的地方了；如果另立庙而制作舞乐，就不应当与世宗庙的《盛德之舞》使用同一个名称；〔四五〕如果不改作舞乐，就应当进献《武德之舞》。臣愚昧鄙陋，庙堂上的议论，本来不是我应当听闻、适宜发言的。陛下体察纯德的精妙，发扬极其谦逊的心意，屈尊把美名归给载录列位的大臣，所以臣不敢隐瞒内心的愚见，披露自己的真心。臣确实知道自己愚昧鄙陋的言论，不能仰承陛下关于四门宾礼的议论。伏望陛下以最高的德行达到成王、康王盛隆的时代，使天下安定、刑罚废置不用。百姓高声歌颂君主的德行，辅佐大臣正直贤良，各项事务安宁康泰。臣敬仰圣明教化，赞美羡慕盛大德行，至于预备挽救危局之类的话，不是臣适宜称说的。”皇帝又答复说：“有关官员奏请上尊号为显宗，〔四六〕神主收藏在更衣之所，我不敢违背先帝遗诏。祫祭世祖时，庙中乐舞都按照王的议论办理。正月十八日开始祭祀。我抬头看见屋椽，低头看见几案和筵席，自己这个渺小的后人，悲哀恐惧而战栗，不知如何奉行承继。特意慰劳您，所希望的就是王您了。”〔四七〕《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建初四年八月，皇帝把公卿所奏关于明德皇后在世祖庙中神位位置的驳议，拿给东平宪王苍看。〔四八〕苍上奏说：“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在高庙祫祭时，都以皇后配享。先帝所制定的制度，典章法度已经明确规定。《大雅》说：‘显明啊，来临而受祭，都遵循祖先的武德。’〔四九〕又说：‘不犯过错，不忘旧制，一概遵循旧有章法。’〔五〇〕明德皇后应当配享孝明皇帝。”〔五一〕《御览》卷五百三十一。永初六年，皇太后进入宗庙，在世祖庙中与皇帝交替献祭，像光烈皇后当年的事例一样。《御览》卷五百三十一。〔一〕“太尉赵□上言曰”：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说：“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奏说，即位三十年，应当封禅泰山。”赵□上书应当就在这个时候。这句话上面，姚本、聚珍本有“建武三十年”一句，是依据司马彪书增补的。

译〔二〕“陛下圣德洋溢”：《书钞》卷六只引用“德泽洋溢”四字。〔三〕“正三雍之礼”：据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儒林传》，光武帝中元元年开始修建三雍。“三雍”指明堂、辟雍、灵台。〔四〕“以承天心也”：赵□虽然上书劝光武帝举行封禅礼，却没有被采纳。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说，群臣建议封禅后，诏书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难道欺骗上天吗？曾经认为泰山还不如林放，何必玷污七十二代帝王的记载！齐桓公想封禅，管仲非难他。如果郡县从远方派官员来祝寿，极力夸大虚假的美名，必定施以髡刑，并且命令他们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再提封禅之事。〔五〕“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复奏言”：原文没有“中元元年正月”一句和“复”字，《御览》卷五百三十六引文有，现据此增补。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说：建武“三十二年正月，皇帝斋戒，夜里读《河图会昌符》，书中说‘赤刘传至第九世，当受命于岱宗；若不能谨慎而善加利用，承受天命又有什么益处？确实善于利用它，奸伪之事就不会萌发。’皇帝受到这段文字感动，于是下诏命梁松等人再次查考搜求《河图》《洛书》谶文中关于九世封禅的记载。梁松等列奏后，皇帝才答应。”这里的“松”就是梁松。“群臣复奏言”应当就在建武三十二年正月。据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这一年二月即封泰山、禅梁父，四月改年号为中元元年。这句话上面，姚本有“建武三十二年”一句，聚珍本有“三十二年”一句，都是依司马彪书增补的。〔六〕“业”： 《御览》卷五百三十六引文没有这个字。〔七〕“谨按”：这两个字原文没有，姚本相同；聚珍本有，《御览》卷五百三十六引文也有这两个字，现据此增补。〔八〕“和”：姚本、聚珍本相同，《御览》卷五百三十六引文作“祈”。〔九〕“上曰”：这句以下各句，《御览》卷五百三十六引文作：“于是答应了。到了泰山再议说：‘国家德行浅薄，灾异仍然频繁出现，图谶大概就是这样说的吗？’”下面又引用了以下几句：“皇帝向东巡行，到达泰山，有关官员又上奏《河图》谶记中说明赤汉传至第九世、尤其明确显著的事项，前后共有三十六条。”由于与下条文字重复，现删去。〔一〇〕“仍”：是频繁、接连不断的意思。〔一一〕“上东巡狩”：原文没有“东巡狩”三字，姚本相同；聚珍本有，《御览》卷五百三十六引文也有，现据此增补。〔一二〕“受命之列，据三代郊天”：聚珍本注说：“这两句疑有脱文或讹误。” 〔一三〕“除残去贼，兴复祖宗”：《文选》卷五十六陆倕《石阙铭》李善注引文说：“博士等议论说：‘陛下铲除残暴、驱逐贼寇，兴复祖宗基业。’”又《文选》卷五十九王巾《头陀寺碑文》李善注引文说：“博士议论说：‘铲除残暴、驱逐贼寇，兴复祖宗基业。’”都是节录。〔一四〕“后世知吾罪深矣”：《玉海》卷九十八、卷二百也引用这一条，文字都非常简略。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说：“中元元年春正月，……丁卯日，向东巡行。二月乙卯日，前往鲁地，又进而前往泰山。北海王兴、齐王石在东岳朝见。辛卯日，在岱宗举行柴祭和望祭，登上泰山封禅。甲午日，在梁父山举行禅祭。”据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所载，二十二日辛卯清晨，在泰山下南方燎祭上天。因此，在梁父山举行禅祭的甲午日是二十五日。光武帝封禅的经过以及所施行的典章制度，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和刘昭注所引应劭《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载得相当详细，可以参阅。〔一五〕“烟火”：《文选》卷二十七王粲《五言诗·从军行》李善注引作“火烟”。〔一六〕“无鸡鸣狗吠之声”：原文没有这句话，《文选》卷三十八傅亮《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李善注引文说：“北方夷人发动侵寇，没有鸡鸣狗叫的声音。”现据此增补。光武帝于中元元年二月举行封禅礼，立碑刻石；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收录了碑文，其中有“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没有鸡鸣狗叫的声音”等语。聚珍本辑录者未能详细考察，《郊祀志》没有收录这一条，却把它列入“无篇可归”的佚文篇中。〔一七〕“天子事也”：这条《文选》卷三十五张协《七命》李善注也有引用，但没有这句话，其余文字相同。〔一八〕“光武皇帝配之”：现据其他材料增补。光武帝于中元元年二月举行封禅礼并立碑刻石；司马彪《续汉书》记载，明堂祭祀完毕后登上灵台。根据范晔《后汉书·明帝纪》，这件事发生在永平二年正月辛未日。据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中记载：“明帝即位后，永平二年正月辛未日，首次在明堂祭祀五帝，以光武帝配享。五帝的神位设在堂上，各自位于相应的方位。黄帝位于未方，全部依照南郊的位次。光武帝的神位在青帝之南，稍微退后，面向西方。祭牲各用一头小牛，奏乐如南郊。祭祀完毕，便登上灵台，观察云气。”可见这里所说“明帝在明堂祭祀五帝，以光武皇帝配享”，时间也是永平二年正月辛未日，与《文选》所引应是同一件事，但文字有所不同，不知道聚珍本这一条文字是从哪部书辑录来的。《文选》所引已经编入本书《明帝纪》。〔一九〕“诏曰”：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中说：“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下诏说：‘山川百神中，应当祭祀的还没有全部祭祀。应当议定增加整治那些适宜享受祭祀的群神。’”这份诏书与司马彪书所载章帝元和二年的诏书应当是同一篇，只是《东观汉记》记载得更详细，而司马彪的书删节较多。

译〔二〇〕“经称‘秩元祀，咸秩无文’”： 《尚书·洛诰篇》说：“周公说：‘君王，开始举行殷代的礼仪，在新都举行祭祀，把各种没有旧典可据的祭祀都按等级排列。我整治百官，命令他们跟随君王到周地去，我只希望能够多有所作为。’如今君王立即下令说：‘记录功绩，以功劳作为大祭祀的对象。’”这里“经称”所说的话就是根据这段文字来的。曾运干《尚书正读》说：“元祀，就是大祭祀。”又说：“咸秩，就是安排次序；无文，就是说没有旧有典章可以凭据。”但《尚书》孔安国传解释“咸秩无文”说：“把不在礼文中的神灵也都排列次序来祭祀。”从《东观汉记》所引的内容看，应当以孔安国的解释为正确。〔二一〕“又曰”：这句以下所引，是《左传·昭公元年》中子产的话。〔二二〕“禜”：古代一种禳除灾害的祭祀。把草木聚集成束，设置祭祀场所，用牲畜、圭璧等祭祀日月星辰和山川之神，以消除风雨、雪霜、水旱、疫病等灾害。《周礼·春官·大祝》说：“掌管六种祈祭，以使鬼神和地祇协调。第一类叫类，第二类叫造，第三类叫禬，第四类叫禜，第五类叫攻，第六类叫说。” 〔二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语出《诗经·周颂·时迈篇》。“岳”这里指岱宗。〔二四〕“其义一焉”：这条《玉海》卷一百零二两次引用，文字都很简略。当时章帝将要向东巡行，祭祀神祇，所以有这份诏书。〔二五〕“祭祀礼仪完毕，命儒者进行辩论诘难。”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中》说：元和二年二月，章帝东巡，登临泰山，按照旧例燔柴祭祀天地及群神。“于是巡行郡国，驾临鲁地，祭祀东海恭王以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刘昭在此条下即引用了这段文字作注。此条又辑入《章帝纪》。〔二六〕“于是便祭祀六宗。”此条又见于聚珍本，不知道两个版本是从哪部书辑录来的。这里记载的祭祀六宗，是安帝元初六年的事情。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中》说：“安帝即位后，元初六年依据《尚书》欧阳氏的说法，认为六宗位于天地四方的中央，是上下四方的宗主。又依据元始年间的旧事，认为把六宗解释为六子之气，即日、月、雷公、风伯、山、泽，是不对的。三月庚辰日，首次改立六宗，在雒阳西北戌亥之地祭祀，礼制相当于祭祀太社。”刘昭引用李氏《家书》说：“司空李郃侍从祭祀南郊，没有看见祭祀六宗的宗祠，便上奏说：‘考察《尚书》说：“遍祭上帝，精诚祭祀六宗。”六宗，上不达到天，下不涉及地，旁边不涉及四方，位于六合之中，辅助阴阳，使万物化育生成。汉初在甘泉、汾阴祭祀天地时，也祭祀六宗。孝成帝时，匡衡上奏建立南北郊祭祀，又恢复祭祀六宗。到了王莽，把六宗说成是《易》所说的六子。建武年间定都雒阳，制定祭祀制度时没有规定祭祀六宗，因此废止了祭祀，不能享受血食。如今应当恢复旧制。’诏令说：‘交给公卿讨论。’ 五官将桓郁等三十一人议论认为可以祭祀，大鸿胪庞雄等二十四人议论认为不应祭祀。皇上采纳李郃的意见，于是便祭祀六宗。”范晔《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元初六年：“三月庚辰日，开始设立六宗，在洛城西北祭祀。”所谓“六宗”，自古以来争论纷纷，始终没有确定的说法：有的说是天、地、春、夏、秋、冬；有的说是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有的说是水、火、雷、风、山、泽；有的说是日、月、星、岱、海、河；有的说是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等等。司马彪书《祭祀志》中刘昭的注释说得很详细，可以参阅。〔二七〕“创作《武德》舞。”《汉书·礼乐志二》说：“《武德舞》是高祖四年创作的，用来象征天下已经乐于接受他的统治，他用武力平定了祸乱。” 〔二八〕“废除诽谤之罪。”《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二年五月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有进善之旌和诽谤之木，用来沟通治国之道、招来进谏的人。如今法律规定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使群臣不敢尽情直言，而皇上也没有途径听到自己的过失，还凭什么招来远方的贤良呢？应当废除这些罪名。百姓有的诅咒皇上，因彼此相约而后又互相欺骗，官吏便把这当作大逆之罪；他们说了其他话，官吏又把它当作诽谤。这是小民的愚昧无知，却因此触犯死罪，朕非常不赞成。从今以后，有犯这类事情的，不要再审理治罪。” 〔二九〕“废除肉刑。”《汉书·文帝纪》记载：“五月，废除肉刑法。”《刑法志》说：文帝“即位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皇帝下诏将他逮捕押送到长安。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临行将被逮捕时，他骂女儿们说：‘生女儿不生儿子，遇到紧急事情一点用也没有！’他的小女儿缇萦自己悲伤哭泣，便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如今却因犯法应当受刑。我悲痛的是，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了肉刑的人肢体不能再接续，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官婢，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奏书送到天子那里，天子怜悯她的心意，于是下令说：‘……如今法律有三种肉刑，而奸邪仍未停止，……现在人犯了过错，教化还没有施行，刑罚就已经加在身上；有的人想改正行为而行善，却没有办法做到，朕对此十分怜悯。刑罚竟至于斩断肢体、刻削肌肤，使人终身不得休止，这种刑罚多么痛苦，却没有施加恩德，难道符合做百姓父母的心意吗？应当废除肉刑，另制定可以替代它的刑罚；并且命令罪人按照罪行轻重服刑，只要不逃亡，服刑若干年后便可免除刑罚。具体制定为法令。’” 〔三〇〕“孝景皇帝创制《昭德》舞。”《汉书·礼乐志二》说：“孝景帝采用《武德》舞，改作《昭德》舞，以尊崇太宗的宗庙。” 〔三一〕“孝宣皇帝创制《盛德》舞。”《汉书·礼乐志二》说：“到了孝宣帝，采用《昭德》舞，改作《盛德》舞，以尊崇世宗的宗庙。” 〔三二〕“虞舜的《韶》、夏禹的《夏》、商汤的《护》、周武王的《武》。”《汉书·礼乐志二》说：“舜创作《招》，禹创作《夏》，汤创作《濩》，武王创作《武》。”《风俗通义·声音篇》也说：“舜创作《韶》，禹创作《夏》，汤创作《护》，武王创作《武》。……《武》，是说凭借功业安定天下；《护》，是说救助百姓；《夏》，是说大大承继尧、舜二帝；《韶》，是承继尧。”

译〔三三〕“依照《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来修习这些舞蹈。”原文“昭德、盛德修之舞”七字写作“昭真修之舞”五字，有讹误和脱文，现在依据聚珍本校改。不过文字仍有错误，“修”字似乎是衍文。《汉书·礼乐志二》说：“高庙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三种舞。……《文始舞》，本来叫作舜的《招舞》，高祖六年改名为《文始》，以表示不相沿袭。《五行舞》，本来是周代的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为《五行》。” 〔三四〕“放”，是效法的意思。〔三五〕“休”，是美好、善良的意思。〔三六〕“没有厌弃。”《诗经·周颂·清庙》说：“岂不显赫，岂不承继，永不使人厌弃。”这里“射”与“斁”同音，字也相通。“罔射”就是没有厌倦、没有厌弃。〔三七〕“永远保有他的功业。”《宋书·乐志一》说：“到明帝初年，东平宪王刘苍总合公卿的意见说：‘宗庙应当各自演奏乐舞，不应彼此沿袭，这是为了彰明功德。应当承继《文始》《五行》《武德》，作为《大武》舞。’又制定舞歌一章，把它献于光武帝的宗庙。” 〔三八〕“骠骑将军议论认为可以。”骠骑将军指东平王刘苍。明帝即位后，立即任命刘苍为骠骑将军。范晔《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三年：“冬十月，在光武庙举行蒸祭，首次演奏《文始》《五行》《武德》三种舞。”这就是依照东平王刘苍的意见办理的。〔三九〕“照旧演奏《武德》舞。”其中“故”字，聚珍本误作“数”。此条《东汉会要》卷八全文引录。《玉海》卷六一、卷一〇七也有引用，但字句极为简略。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引用蔡邕《表志》说：“孝明帝建立世祖庙，是为了彰明世祖再次受命、祖先有功的意义；后代遵循节俭，不再另立宗庙，都把神主收藏在其中。这是圣明君主制定的、适用于一代的法制。从负责祭祀的官吏直到学士，没有人能知道设置两座宗庙的意义，实在应当把事情的本末全部记载下来。建武乙未年、元和丙寅年的诏令，应当连同宗庙礼仪和斋戒法令，一并收入《郊祀志》，永远作为典范。” 〔四〇〕“九德。”《尚书·皋陶谟》说：“皋陶说：‘啊！人的行为有九种德行，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德，就可以说他具备各种美德。’禹问：‘是什么？’皋陶说：‘宽厚而又严谨，柔和而又坚定，谨慎而又恭敬，能治事而又敬慎，和顺而又坚毅，正直而又温和，简约而又廉洁，刚强而又诚实，强健而又合乎义；彰明这些恒常的德行，就会获得吉祥啊！’而《逸周书·常训篇》把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称为“九德”；《文政篇》把忠、慈、禄、赏、人民的利益、使商工得到资助、敬慎地对待人民的死亡、不侵夺农民、使人民财用充足称为“九德”；《宝典篇》把孝、悌、慈惠、忠恕、中正、恭逊、宽弘、温直、兼具武德称为“九德”。这里所说的“九德”，应当采用《尚书》的说法。〔四一〕“八政。”《礼记·王制篇》说：“整齐八政，以防止淫乱。”又说：“八政，就是饮食、衣服、事务、区别、度、量、数、制度。”《逸周书·常训篇》说：“八政使天下和平。八政，就是夫妻、父子、兄弟、君臣。”这里所说的“八政”，应当采用《礼记》的说法。〔四二〕“三宗”，指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四三〕“更衣。”范晔《后汉书·明帝纪》说：明帝去世时，“遗诏不修建寝庙，把神主收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李贤注说：“礼制说‘把神主收藏在宗庙中’，既然不另建寝庙，所以收藏在皇后的更衣别室。‘更’就是更换的意思。”又注说：“更衣不是正式的处所。陵园中有寝殿，也有便殿。寝殿是陵上的正殿，便殿是寝殿旁的别殿，也就是更衣。”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下》说：“明帝临终遗诏，遵循节俭，不修建寝庙，把神主收藏在世祖庙的更衣处。” 〔四四〕“□”，赵□。〔四五〕“世宗庙。”姚本、聚珍本都作“世祖庙”。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所依据的司马彪《续汉书》底本也作“世祖庙”。聚珍本注说：“前文东平王刘苍请求把世祖庙的舞名定为《大武》，诏令仍然演奏《武德》舞，并没有《盛德》舞这一名称。这句话恐怕有讹误。”聚珍本辑录者的怀疑很正确。上文说“孝武庙的乐舞叫《盛德》舞”，因此“世祖庙”是“世宗庙”的讹误。作“世宗庙”，上下文的意义就清楚了。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的司马彪书已经订正为“世宗庙”。〔四六〕“有关官员上奏为他上尊号称为显宗。”范晔《后汉书·章帝纪》记载，永平十八年：“十二月癸巳日，有关官员上奏说：‘孝明皇帝圣德深厚茂盛，……功业光照四海，仁德之风流传千载。然而他深自谦抑，自称没有德行，不修建寝庙，只扫地祭祀，废除每日祭祀的礼法，减省送终的礼仪，于是把神主收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天下听说此事，没有不悲伤的。陛下极其孝顺，恭敬地奉行并顺从圣德。臣愚以为，更衣室在中门之外，处所不同，应当尊称这座庙为显宗。……’诏令说：‘可以。’”据此，“有关官员上奏为他上尊号称为显宗”是在永平十八年十二月癸巳日。下文说“从正月十八日开始祭祀”，这里的“正月十八日”已经属于建初元年。这样看来，章帝答复东平宪王刘苍书信的时间，应当在永平十八年十二月癸巳日至第二年正月十八日之间。〔四七〕“这是对大王的期望。”此条《玉海》卷九七两次引用，字句都极为简略。〔四八〕“皇上把公卿关于明德皇后在世祖庙中座次的驳议拿给东平宪王刘苍看。”据范晔《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日，皇太后马氏去世。秋七月壬戌日，安葬明德皇后。”这里所说的“公卿关于明德皇后在世祖庙中座次的驳议”，就是明德皇后下葬后，公卿讨论将她附祭于宗庙一事。〔四九〕“光明啊，前来承受；继承你祖先的足迹。”这两句聚珍本作“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与《诗经·大雅·下武篇》相同。吴闿生《诗义会通》说：“‘兹’仍然是‘哉’的意思。‘昭哉’‘昭兹’，都是呼唤并告诫的语气。‘绳’，是继承的意思；‘武’，是足迹的意思。”

译〔五〇〕“不犯过错，不忘旧典，一概遵循旧有章法。”这两句见于《诗经·大雅·假乐篇》。“愆”是过错的意思；“率”是遵循的意思。〔五一〕“明德皇后应当配享孝明皇帝。”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引用谢沈《书》说：“皇上把公卿关于明德皇后在世祖庙中座次的驳议拿给东平王刘苍看。刘苍上奏说：‘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在高庙合祭时，都以皇后配享，这是先帝制定的，典章法度已经明确。《大雅》说：“光明啊，前来承受，谨慎地继承祖先的足迹。”又说：“不犯过错，不忘旧典，遵循旧有章法。”明德皇后应当在世祖庙配享孝明皇帝，与他同席接受供馔。’”所引用的“昭哉来御，慎其祖武”，应当源自三家《诗》。聚珍本注说：“刘昭注引用谢沈《书》的一段文字与此相同，末尾有‘与世祖庙同席而供馔’一句，尤其完整严密。” 〔五二〕“永初六年，皇太后进入宗庙。”这里的“皇太后”指和熹邓皇后。这件事范晔《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在永初七年春正月庚戌日，李贤注说：“《东观汉记》《续汉书》、袁山松《书》、谢沈《书》《古今注》都说：‘永初六年正月甲寅日，谒见宗庙。’”袁宏《后汉纪》卷一六也说：永初“六年春正月甲寅日，皇太后第一次亲自到宗庙祭祀”。范晔《后汉书》所记的年月不可信。袁宏《后汉纪》卷一六也说：永初“六年春正月甲寅日，皇太后第一次亲自到宗庙祭祀”。范晔《后汉书》所记的年月不可信。《天文志》〔一〕 〔一〕“《天文志》。”据范晔《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蔡邕撰写《东观汉记》十志，其中有“天文志”，即这里的《天文志》。这篇志书已经全部散佚，没有见到其他书籍引用，如今只保存了篇名。《初学记》卷一记载：“蔡邕《天文志》说，论述天体的学说有三家：一是《周髀》，二是《宣夜》，三是《浑天》。”《四库全书考证》说：“考察刘昭为司马彪书《天文志》作注时引用蔡邕《表志》的话：‘谈论天体的有三家，一是《周髀》，二是《宣夜》，三是《浑天》。’考察徐坚《初学记》引用这段文字，竟然题作蔡邕《志》。现在考察，这其实是《表志》的文字，并不是蔡邕《天文志》的原文。” 《地理志》〔一〕 萧何的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路北面一百步。〔二〕《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集解。霍光的墓在茂陵东司马门道路南面四里。〔三〕范晔《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李贤注。王莽把钜鹿郡分置为和成郡。〔四〕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李贤注。蛇丘有芳陉山。〔五〕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三》刘昭注。东缗，〔六〕是县名，隶属于山阳郡。〔七〕范晔《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李贤注。光武帝中兴，定都洛阳，又在南阳设置南都。〔八〕《初学记》卷二四。鲁阳乡在寻阳县。〔九〕范晔《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李贤注。西海有胜山。〔一〇〕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三》刘昭注。秦代改名为太末，〔一一〕县东有龙丘山，山上有九块特别挺秀的石头，颜色赤红，从远处望去像莲花。〔一二〕龙丘苌隐居的地方有一个岩穴，形状像窗户，〔一三〕里面有石□，可以睡卧居处。〔一四〕王先谦集解本范晔《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任延传》李贤注。建安二十年，重新设置汉宁郡，把汉中郡的安阳、西城划出归入其中。〔一五〕又把钖、上庸两县划出设置上庸郡，任命都尉。〔一六〕姚本。安帝即位那一年，分出三个县归属这里。〔一七〕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临济，王莽改名为利居；安帝永初二年，改回现在的名称。〔一八〕《水经注》卷三。永兴元年，有乡三千六百八十二，〔一九〕亭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二〇〕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一〕“《地理志》。”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此志由侍中伏无忌、谏议大夫黄景撰写。〔二〕“萧何的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路北面一百步。”范晔《后汉书·明帝纪》和《和帝纪》李贤注也引用此条，文字完全相同。“长陵”就是汉高祖的陵墓，在今陕西咸阳市渭水北岸。“司马门”是寝庙宫墙外的大门。此句末尾聚珍本注说：“上陵隶属于京兆尹。” 〔三〕“霍光的墓在茂陵东司马门道路南面四里。”根据今人的考古勘测，霍光墓在茂陵东北方向一千米处。“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墓，在今陕西咸阳市渭水北岸，与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昭帝平陵合称五陵。《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说：“向南眺望杜陵、霸陵，向北远看五陵。”刘良注说：“宣帝的杜陵、文帝的霸陵在南面；高祖、惠帝、景帝、武帝、昭帝这五座陵墓都在北面。”此句末尾聚珍本注说：“茂陵隶属于右扶风。” 〔四〕“王莽把钜鹿郡分置为和成郡。”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说，更始二年，“王莽的和成卒正邳彤也率领全郡投降”。李贤在这段文字下引用了此语作注。〔五〕“蛇丘有芳陉山。”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三·济北国》记载：“蛇丘，有遂乡，有下讙亭，有铸乡城。”刘昭在这段文字下作注说：“《东观书》有芳陉山。”此条就是依据刘昭的注，并参考司马彪书辑录的。〔六〕“东缗。”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三·山阳郡》所列属县有东缗，并说：“春秋时期称为缗。” 〔七〕“隶属于山阳郡。”范晔《后汉书·冯异传》记载：建武二年，封冯异为阳夏侯。冯异去世后，长子冯彰继承爵位。“十三年，改封冯彰为东缗侯，食邑三县。”李贤在这段文字下引用了此条作注。〔八〕“又在南阳设置南都。”《记纂渊海》卷八也引用此条，文字完全相同。〔九〕“鲁阳乡在寻阳县。”范晔《后汉书·丁鸿传》说：“建初四年，改封为鲁阳乡侯。”李贤在这段文字下引用此语作注。寻阳县隶属于庐江郡。〔一〇〕“西海有胜山。”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三·琅邪国》所列属县有西海，刘昭注说：“《东观书》有胜山。”此条就是依据刘昭的注，并参考司马彪书辑录的。

译〔一一〕“秦代改名为太末。”聚珍本注说：“太末县隶属于会稽郡。这句话的上面应当有缺文。考察司马彪《郡国志》刘昭注，太末，《左传》称为姑蔑。” 〔一二〕“华”与“花”字相同。〔一三〕“苌”，指龙丘苌。范晔《后汉书·循吏任延传》说：“吴地有个龙丘苌，隐居在太末，志向高洁，不肯屈辱自己。王莽时期，四辅、三公接连征召他，他都不去。属官请求任延召用他。任延说：‘龙丘先生亲身实行德行、履行义理，具有原宪、伯夷那样的节操。都尉亲自洒扫他的门庭，他还担心这会辱没他，怎么可以召他来呢？’于是派功曹带着名帖前去拜访，整治书信，送去医药，官吏的使者接连不断地走在路上。过了一年，龙丘苌才乘车来到府门，希望能先死而留下名录。任延再三辞让，最终任命他为议曹祭酒。龙丘苌不久因病去世。”《御览》卷五〇二引用谢沈《后汉书》也大略记载了这件事。〔一四〕“可以睡卧居处。”姚本没有辑录此条，是聚珍本所收录的。根据王先谦集解本范晔《后汉书》，这条文字出自《东观记》；而根据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范晔《后汉书》李贤注，这条文字出自《东阳记》。考察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会稽郡》太末县下刘昭注说：“《东阳记》：‘县境龙丘山有九块石头，特别高秀，突出于树林之上，颜色赤白，从远处望去全都像莲花。龙丘苌隐居在这里，因此山以他的名字命名。山峰之间又有岩穴，外形像窗户，里面有石林。岩穴前有一株桃树，果实非常甘美；若不是山中本来就有的，便不知道是谁栽种的。’”疑心王先谦集解本《范书》李贤注所引“《东观记》”是“《东阳记》”的讹误；这条应当从本书中删去。〔一五〕“重新设置汉宁郡，把汉中郡的安阳、西城划出。”此条聚珍本也有收录。聚珍本注说：“司马彪《郡国志》刘昭在西城县下说：‘《巴汉志》说，汉末把这里设置为西城郡。’但没有说隶属于汉宁郡。”考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年，武帝平定巴、汉，“把汉宁郡恢复为汉中郡，又把汉中郡的安阳、西城划出设置为西城郡，任命太守”。据这一记载来看，汉宁郡设置于建安二十年以前；建安二十年，又把汉宁郡恢复为汉中郡。安阳、西城二县在建安二十年以前隶属于汉宁郡，建安二十年才归入西城郡。〔一六〕“又把钖、上庸划出设置为上庸郡。”聚珍本也有收录此条，但不知道姚本是从哪部书辑录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也说，建安二十年，把汉中郡的钖、上庸二县划出设置为上庸郡，任命都尉。〔一七〕“分出三个县归属这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记载，玄菟郡的属县有高显、候城、辽阳，原来都隶属于辽东郡。刘昭在这三个县下面引用此条文字作注。姚本、聚珍本依据司马彪书和刘昭注，辑作：“安帝即位那一年，把高显、候城、辽阳划出归属玄菟郡。” 〔一八〕“安帝永初二年，改回现在的名称。”《水经注》卷三说：济水“又向东北流经临济县南面，该县原是狄邑。王莽改名为利居。《汉记》说：‘安帝永初二年，改回现在的名称。’”辑录此条时参考了《水经注》的内容，字句略有增删改动。这里引用的《汉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时，杨守敬引用惠栋的说法，认为就是指《东观汉记》。此条姚本、聚珍本都没有辑录。〔一九〕“八十二。”《玉海》卷一七、卷一八引用相同，聚珍本作“八十一”。〔二〇〕“四十二。”聚珍本作“四十三”，《玉海》卷一七、卷一八也引作“四十三”。《朝会志》〔一〕 〔一〕“《朝会志》。”《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述《东观汉记》的撰修始末说：“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在东观撰写史书，接续编成可以完成的纪传；蔡邕另外撰写了《朝会志》《车服志》。”由此可知，《东观汉记》有《朝会志》，由蔡邕编修。此志已经全部散佚，没有见到其他书籍引用，如今只保存了篇名。《车服志》〔一〕 天子出行时有□罕车。〔二〕《文选》卷四六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李善注。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讨论春季南郊、北郊祭祀，〔三〕东平王刘苍议论说：“孔子说：〔四〕‘实行夏代的历法，〔五〕乘坐殷代的车子，〔六〕穿戴周代的礼帽。’〔七〕这是为汉朝制定制度提供依据。高皇帝刚刚受命开创帝业，制定长冠，以便进入宗庙。光武帝受命中兴，建立明堂，设立辟雍。〔八〕陛下凭圣明之德奉行遵守，以礼服龙衮祭祀五帝。〔九〕礼制残缺、音乐败坏已经很久，没有祭祀天地所用冕服的制度。考察尊敬侍奉神祇，洁净斋戒、穿着盛服，是恭敬的最高表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纹饰，天王的衮冕有十二条旒，用来取法天数；旗帜上有龙纹、日纹、月纹，用来完备文饰。如今祭祀明堂、宗庙，圆形取法天，方形取法地，服饰采用华美的纹样，象征相应的事物，以降临神明，使肃敬和谐的礼仪完备，广泛体现各类事物。祭祀天地的礼服、冕冠、裳衣，应当按照明堂的制度。”〔一〇〕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刘昭注。武冠，俗称大冠。〔一一〕《类聚》卷六七。贵人、相国佩绿色绶带，三种颜色为绿、紫、白，纯绿色的圭形织物。〔一二〕公、侯、将军佩紫色绶带，两种颜色为紫、白，纯紫色的圭形织物。〔一三〕公主、封君与此相同。〔一四〕九卿、中二千石佩青色绶带，三种颜色为青、白、红，纯青色的圭形织物。〔一五〕千石、六百石佩黑色绶带，两种颜色为青、绀，纯青色的圭形织物。〔一六〕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佩黄色绶带，一种颜色，为纯黄色的圭形织物。〔一七〕百石佩青绀色绶带，一种颜色，为宛转缪织成的圭形织物。〔一八〕《御览》卷六八二。孝明帝制作玭珠佩饰，用于郊外祭祀天地。〔一九〕《书钞》卷一二八。皇帝还赐给段颎帻，因此可知从上到下都通用帻，而且都是黑色的。厨人戴绿色，驾车人戴红色，车舆、辇车的役人戴黄色，驾驭五辂的役人按照各车的颜色着装。戴在远游冠、进贤冠之下的，装上掌导，称为介帻；戴在武弁之下的，装上笄导，称为平巾。〔一〕“《车服志》。”据《史通·古今正史篇》，此志由蔡邕撰写。

译〔二〕“天子出行时有□罕车。”《海录碎事》卷一〇也引用此条，文字完全相同。“□”和“罕”都是鸟网。这里所说的“□罕”，指装载鸟网的猎车。《文选》卷八扬雄《羽猎赋》说：“肩负遮天的□，张开铺满四野的罘。”又说：“罕车飞扬，武骑威武显赫。”这里“□”和“罕”分开来说，实际上是同类的东西。李善注说：“罕，就是□罕。” 〔三〕“春。”姚本、聚珍本作“举”，是错误的。《玉海》卷七八、卷八一、卷八二引用时都作“春”，字还没有错。卷六一引作“奏”，是因为字形与“春”相近而造成的错误。〔四〕“孔子说。”见《论语·卫灵公篇》。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用“实行夏代的历法”等话回答。〔五〕“实行夏代的历法。”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篇》注说：“根据古代史书的记载，夏朝采用自然历，以建寅月（旧历正月）作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春夏秋冬与自然现象相合。周朝则以建子月（旧历十一月）作为每年的第一个月，而且把冬至日作为元日。这种历法虽然在观测天象方面比以前进步，但实际使用起来却不如夏历便利于农业生产。即使在周朝，也有很多国家仍然使用夏朝的历法。” 〔六〕“乘坐殷代的车子。”这里的“路”与“辂”相通。殷辂就是大辂；汉代祭祀天时崇尚乘坐大辂，东汉称为桑根车。殷辂比周代的车子质朴。孔子生活在周代，主张“乘坐殷代的车子”，是表示崇尚俭朴。《左传·桓公二年》说：“大辂、越席，是彰明俭朴。” 〔七〕“穿戴周代的礼帽。”孔子主张礼服华美，《论语·泰伯篇》中孔子赞许禹“厌恶粗劣的衣服，却把礼服上的黼冕制作得华美”，可以作为证明。周代的冕比前代华美，所以孔子主张“穿戴周代的礼帽”。〔八〕“建立明堂，设立辟雍。”据本书《光武帝纪》记载，中元元年，修建明堂、辟雍。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也说，中元元年，“开始修建明堂、灵台、辟雍”。〔九〕“五帝。”据范晔《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用《五经通义》，指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矩、黑帝协光纪。〔一〇〕“应当按照明堂的制度。”《玉海》卷八三也引用此条，但字句极为简略。据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记载：“秦在战国时期登上天子之位，废除礼学，郊祀时所穿的服装都用纯黑色。汉朝承袭秦制。到世祖即位，定都中原，才开始修建三雍，整顿七郊的神位。”光武帝时，祭祀天地的礼制还很简朴。到了明帝，“第一次穿戴有旒的冕、带有纹饰的衣裳，穿红色鞋子，以祭祀天地”。范晔《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用董巴《舆服志》也说：“显宗初次穿戴冕服、衣裳来祭祀天地。衣服上衣为黑色，下裳为浅红色；乘舆具备日、月、星辰等十二章纹饰；三公、诸侯使用山、龙等九章；卿以下使用华虫等七章，都是五色彩绘。乘舆使用刺绣，公卿以下都用织成，陈留郡襄邑县进献这些织物。”又引用徐广《车服注》说：“汉明帝考察古代礼制，完备服饰纹章；天子郊庙祭祀时，上衣黑色，下裳深红色，前面三幅，后面四幅；衣服绘画，裳绣纹饰。”明帝在郊祀天地时车舆服饰礼制的改变，应当就是源自东平王刘苍的建议。〔一一〕“武冠，俗称大冠。”《海录碎事》卷五也引用此条，文字完全相同。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说：“武冠，俗称大冠，有环形帽缨而没有垂饰，用青色丝带作帽带，加上两根鹖尾，竖在左右，因此称为鹖冠。五官将、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监和右监都戴鹖冠，穿纱縠单衣。” 〔一二〕“纯绿色的圭形织物。”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说：“各国贵人、相国都佩绿色绶带，三种颜色为绿、紫、绀，纯绿色圭形织物，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与这里记载的略有不同。《御览》卷六八二引用董巴《舆服志》说：“各国贵人、相国佩绿色绶带，三种颜色为绿、紫、白，纯绿色圭形织物，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绶带三种颜色的记载与《东观汉记》相同。〔一三〕“纯紫色的圭形织物。”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说：“公、侯、将军佩紫色绶带，两种颜色为紫、白，纯紫色圭形织物，长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御览》卷六八二引用董巴《舆服志》也说：“将军佩紫色绶带，两种颜色为紫、白，纯紫色圭形织物，长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 〔一四〕“公主、封君与此相同。”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说：“公主、封君佩紫色绶带。”《御览》卷六八二引用董巴《舆服志》也说，公主、封君的绶带制度与将军相同。〔一五〕“纯青色的圭形织物。”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说：“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佩青色绶带，三种颜色为青、白、红，纯青色圭形织物，长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御览》卷六八二引用董巴《舆服志》说：“九卿、中二千石，另有一种说法称为青緺绶。” 〔一六〕“纯青色的圭形织物。”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说：“千石、六百石佩黑色绶带，三种颜色为青、赤、绀，纯青色圭形织物，长一丈六尺，八十首。”与这里的记载略有不同。《御览》卷六八二引用董巴《舆服志》的记载与司马彪书相同。〔一七〕“一种颜色，纯黄色的圭形织物。”这两句原来颠倒了，现在依据上下文的体例订正。《御览》卷六八二引用董巴《舆服志》说：“四百石的丞、尉，三百石的长、相，二百石官员，都佩黄色绶带，一种颜色，纯黄色圭形织物，长一丈五尺，六十首。”这也可以证明这两句应当作“一采，纯黄圭”。另外，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说：“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佩黄色绶带，一种颜色，纯黄色圭形织物，长一丈五尺，六十首。”

译〔一八〕“宛转缪织成的圭形织物。”原文脱去“圭”字。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说：“百石佩青绀色绶带，一种颜色，宛转缪织成的圭形织物，长一丈二尺。”《御览》卷六八二引用董巴《舆服志》也说：“百石佩青绀色绶带，一种颜色，宛转缪织成的圭形织物，长一丈二尺。”现依据这两部书增补。此条文字上面还引用了“缴获羌侯、君长的紫色绶带十七条、艾绶二十八条、黄色绶带两枚，都登记入册”等句子，这是段颎的事情，已经收入本书《段颎传》。〔一九〕“用来在郊外祭祀天地。”此条上方所署书名作“蔡邕《车服志》”。蔡邕《车服志》就是《东观汉记》中的《车服志》。此条《御览》卷六九二、《唐类函》卷一六八引用相同。〔二〇〕“驾驭五辂的人按照各车的颜色着装。”其中“驾五”二字疑为衍文，或者原文有讹误、脱文。卷六　传一 《东观汉记》卷六 传一 光烈阴皇后〔一〕 有个叫阴子方的人，生了子方；子方生幼公；幼公生君孟，名叫睦，就是后来光烈阴皇后的父亲。上还未显达时，经过新野，听说阴后美丽，心中爱慕她。后来到了长安，看见执金吾的车马仪仗十分盛大，便感叹说：“做官就应当做到执金吾，娶妻就应当娶阴丽华。”更始元年，终于在宛地纳阴后为妻。光烈阴皇后，在皇帝即位后被立为贵人。皇帝认为皇后性情贤良仁慈，适合做天下人的母亲，想授予她皇后的尊位。皇后总是退让，自己陈说不足以担当皇后之位。后来被立为皇后。她失去亲人几十年了，但每当谈到这件事，从来没有不流泪的。“光烈阴皇后”，名叫丽华，是南阳新野人，事迹详见范晔《后汉书》卷十《光烈阴皇后纪》。汪文台辑录的司马彪《续汉书》卷一也略有记载。范晔《后汉书·皇后纪》的论说称：“汉代皇后没有单独的谥号，都因袭皇帝的谥号作为称号。即使吕氏专权、上官氏临朝执政，也没有另外的称号。中兴以后，明帝才开始建立‘光烈’这一称号，此后又都以德行作为配称；至于贤能、愚昧、优劣，全都混同为一，所以马、窦二位皇后都称为‘德’。其余只有皇帝的庶母以及继承帝统的藩王，因追尊地位尊贵，才特别为他们制定称号，如恭怀、孝崇之类。”据《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东观汉记》有《外戚传》，本卷所收光烈阴皇后等人的传记，原来都应在《外戚传》中。“子方”，姚本注说：“子方就是在腊日用黄羊祭祀灶神的人。”范晔《后汉书·阴识传》说：“宣帝时，有个叫阴子方的人，极其孝顺，且有仁爱恩惠。腊日早晨做饭时，灶神显现，子方拜了两拜接受福庆。他家有一只黄羊，于是便用它祭祀灶神。从此以后，突然成为巨富，田地有七百多顷，车马、奴仆的数量和气派，等同于诸侯。子方常说：‘我的子孙一定会强盛起来。’到阴识时，已经传了三代，家族果然繁盛昌大。所以后来常在腊日祭灶，并进献黄羊。”此事又见《风俗通义·祀典篇》。阴识就是光烈阴皇后的同母兄长。“睦”，范晔《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李贤注说：“今世流传的版本把‘睦’写作‘陆’。”这说明唐代流传的版本中有把“睦”写作“陆”的。“上还未显达时，经过新野”，聚珍本作“起初，光武到新野”，《类聚》卷二六、《御览》卷二六所引相同，《书钞》卷五四引作“光武起初经过新野”。“听说皇后美丽”，聚珍本作“听说阴后美丽”，《书钞》卷五四、《类聚》卷二六所引相同，《御览》卷三八〇引作“听说阴丽华美丽”。“当”，《书钞》卷五四引作“须”。“更始元年，终于在宛地纳皇后为妻”，范晔《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说：“起初，光武到新野，听说皇后美丽，心中爱慕她。后来到了长安，看见执金吾的车马仪仗十分盛大，便感叹说：‘做官就应当做到执金吾，娶妻就应当娶阴丽华。’更始元年六月，终于在宛地当成里纳皇后为妻，当时皇后十九岁。” “立为贵人”，范晔《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说：“光武即位后，命侍中傅俊迎接皇后，和胡阳、宁平公主以及各宫人一起到洛阳，封皇后为贵人。” “自己陈说不足以担当皇后之位”。建武二年，因为光烈阴皇后坚决推辞皇后之位，于是立郭氏为皇后。到建武十七年，才废郭后而立阴后为皇后。事见范晔《后汉书·光武郭皇后纪》和《光烈阴皇后纪》。此条《永乐大典》卷二九七二也有引载，字句完全相同。“后来被立为皇后”，《类聚》卷十八引《东观汉记》说：“起初，光武听说阴丽华美丽，心中爱慕她，感叹说：‘娶妻就应当娶阴丽华。’后来被立为皇后。” “‘娶妻就应当娶阴丽华’”以上几句上文已经辑录，如今删去，只辑录“后来被立为皇后”一句。《御览》卷三八〇也引了这一条文字，只是没有“之”字，其余和《类聚》卷十八所引相同。“失去亲人几十年，每当谈到这件事从来没有不流泪的”，姚本、聚珍本都没有辑录此条。范晔《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说：“七岁时失去父亲，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每当谈到这件事，从来没有不流泪的。” 明德马皇后 明德皇后曾经长期患病，到占卜者家中占卦，询问祸患和鬼神作祟究竟在哪里。占卜者占完卦，放下蓍草，仰天叹息。占卜者于是说：“这个女子明年会有小病，但一定会显贵，将来会成为皇帝的妃子，这种贵相实在无法说尽。”皇后身高七尺二寸，肤色青白，方口，美发。明帝的马皇后头发美丽，梳成四个高耸的大发髻，只用头发盘成发髻，仍有余发，便绕发髻三圈，又把一些头发露出来。眉毛不施黛，妆束不追求修饰。只是左眉角有一点小缺口，便补得像一粒粟米。她常常称说有病，却终身过得很得意。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把自己放在别人之后，完全出于至诚。推荐、提拔身边的人。永平三年春天，有关官员上奏请求设置长秋宫，以便统率八妾。皇帝没有发表意见。皇太后说：“马贵人的德行冠绝后宫。”于是马贵人登上了皇后的尊位。在此之前几天，皇后梦见有无数小虫飞来跟随着身体，钻入皮肤，又飞了出来。明德皇后居住椒房宫以后，太官送来的饭食，层层叠叠，菜肴齐备，还加盖了厚重的帷幕；她总是撤掉，并责备下令让饭食和其他宫舍一样相对简朴。明德马皇后不喜欢出入游览观赏，很少曾到窗前凭临远望。马皇后的袍服质地非常粗疏，各位王主在朝见时看见了，反而以为是绮丽的丝织品。皇后说：“这种丝帛染色很好，所以只用它来制作衣服。” 明德马皇后曾经身体不适，当时住在敬法殿东厢，皇帝下令让太夫人和她的兄弟可以入内见她。马皇后一心克制自己、辅佐皇帝，不让娘家干预朝廷。她的兄长马防任虎贲中郎将，弟弟任黄门郎，到永平年间结束时都没有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