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五别史类：

译怀疑《史通》所说的“节士”，就是“列士”。儒林、外戚等传，到这时才具备国史的形态。大概邓太后认为班固所撰的书连建武一代的事迹也没有记全，所以命刘珍等人撰作《汉记》，实际上是责成他们整理旧有见闻。因此刘珍等人撰成上奏时，自然应当把班固等人所作的内容一并包容收入其中；刘珍等人也必然有所删改润色，不会只是照录而已。《李尤传》说：“召到东观。安帝时任谏大夫，奉诏与刘珍一同撰作《汉记》。”《汉记》这个名称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吴志·韦曜传》记载华覈上疏营救韦曜说：“从前班固撰作《汉书》，文辞典雅。后来刘珍、刘毅等人撰作《汉记》，远远比不上班固，叙事和传记尤其低劣。”《隋书·经籍志》正史类小序也说：“在此以前，明帝召班固任兰台令史，与陈宗等共同完成《光武帝纪》。提拔班固为郎，主管校理秘书。班固撰写后汉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来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人相继在东观撰述，称为《汉记》。”其中的话说得如此明白。那么，在东观进行著述，确实是从刘珍等人开始的。《汉记》题作刘珍等人撰写，大概是汉人旧本题署本来如此，所以从三国到唐代，历来没有不同说法。提要却说不可以把刘珍等人列在首位，难道应当改动汉人旧有的题署，把没有进入东观的班固列在首位吗？而且提要这一篇所列举的《汉记》撰写者姓名，只以《史通·古今正史篇》为主要依据，对于《后汉书》和《史通》其他篇的材料也没有全面查阅，所以不够完备。《后汉书·北海靖王刘兴传》记载齐武王刘縯的儿子，附在刘縯传之后，说：“刘兴的儿子刘复后来成为临邑侯。刘复喜好学习，能够写文章，永平年间与班固、贾逵共同撰述汉史。”考察贾逵曾参与修撰汉史的事，只见于这里。可是张澍《养素堂集》卷二十《书东观汉记后》却说：“和帝永和年间，中郎将贾逵与谏议大夫李尤共同撰写；安帝永宁年间，贾逵又与尚书令刘陶、谒者仆射刘珍、平望侯刘毅共同撰写。”不知道这说法依据哪部书，等待以后更加详细地考察。 《马严传》记载马援的哥哥的儿子说：“有诏书命马严留在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共同校定《建武注记》。”本书卷十《马严传》大致相同，《御览》卷一八四引用《东观汉记》时也有此文。《史通·覈才篇》也引用传玄的话说：“看班孟坚的《汉书》，实在是承受天命而出现的奇作；至于他同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写《中兴纪传》，考察《杜抚传》在《儒林传》内，却没有说他曾同班固共同编定注记。他的文章实在不值得观赏。”由此可知，同班固等共同完成纪传的，还有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四人。《北海靖王兴传》又说：“刘复的儿子騊駼以及他的堂兄平望侯刘毅，都有才学。永宁年间，邓太后召刘毅和騊駼进入东观，同谒者仆射刘珍撰写从中兴以来名臣、列士的传记。”考察刘毅，《文苑传》有他的传记，却没有说他进入东观撰写《汉记》。《史通·史官建置篇》说：“考察刘氏、曹氏两部史书，都是当代撰写的，能够完成这件事的，大概只有刘珍、蔡邕、王沈、鱼豢这些人；但旧史记载共同撰写此书的，不止一家，例如王逸、阮籍也参与其中。”考察《范书·文苑传》，没有说王逸曾在东观著作，只说他“元初年间被举荐为上计吏，任校书郎”而已。可知刘知几所谓的旧史，大概是指谢承、司马彪等人的书而言。这样说来，同刘珍等共同撰写《汉记》的，又有刘毅、王逸二人。刘毅的事迹虽然没有充分显著记载，但华覈以及《隋书·经籍志》本来就把刘珍、刘毅并列提到；这些都是《提要》没有详细说明的地方。《玉海》卷四十六说：“安帝永初、永宁年间，刘珍、騊駼、张衡、李尤等人撰集成《汉记》。”这样，在《史通》所列举的诸人之外，又增加了张衡。考察张衡本传说：“永初年间，刘珍、刘騊駼等人在东观著作，撰集《汉记》，因而确定汉家的礼仪，向皇帝上言请求让张衡参与讨论此事，恰逢刘珍等因病去世，于是事情中途停止，没有实行。张衡虽然自己请求补缀此书，也没有被听从，所以当时人以他不能执掌史笔为遗憾。《史通·覈才篇》说：‘凭张衡的文章，却不熟悉史学。’正是因为张衡未曾修撰史书，就像陈寿并不经常缀辑文章一样。章怀太子的注文记载张衡表文自称‘臣仰干史职’，这里说的是太史令，而不是史官的职务；张衡本传前面已经称太史令为史职。到了元嘉年间伏无忌等奉诏撰集时，张衡已经死了很久。张衡死于永和四年，距离元嘉年间总共只有六年。” 《玉海》的说法不对。《史通》又说，刘珍、李尤相继去世后，又命侍中伏无忌和谏议大夫黄景撰写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的表，以及《单于传》《西羌传》和《地理志》。元嘉元年，又命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分别撰写孝穆皇、孝崇皇二皇以及顺烈皇后的传记，又增加《外戚传》，收入安思等皇后；增加《儒林传》，收入崔篆等人。崔寔、曹寿又同议郎延笃分别撰写《百官表》以及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人的传记，共一百一十四篇，称作《汉记》。《范书·伏湛传》也说，元嘉年间桓帝诏令伏无忌同黄景、崔寔等共同撰写《汉记》。《延笃传》也称延笃同朱穆、边韶在东观著作，这就是《汉记》的再次续修。大概到这时史书体例才大体完备，于是开始有了《汉记》这个名称。

译考察《史通·正史篇》说：“伏无忌和黄景撰写《南单于传》《西羌传》。”所谓南单于，就是南匈奴的单于。《提要》引用时写成“与单于”，大概是馆臣笔误。殿本、阁本都作“与”，可知不是刻工的错误。《史通》又说：“又命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分别撰写孝穆皇、孝崇皇二皇以及顺烈皇后的传记。”大军营司马这个官名，实在没有文献依据。考察《范书·崔寔传》说：“征召授予议郎，升任大将军冀司马，同边韶、延笃在东观著作。”大概《史通》传刻时脱漏了一个“将”字，浅陋的人因为不知道“冀”是大将军梁冀的名号，于是擅自改成“营”；《提要》只知道照着原文抄录，却没有察觉。至于浦起龙《通释》认为“孝穆、崇二皇”五字是传写脱误，应当作“献穆孝崇二皇后”，那也不对。黄叔琳《训故补》没有说有脱误。献穆皇后是曹操的女儿、献帝的皇后，死于魏景初元年；崔寔等人早已去世，怎么可能为她作传呢？考察《桓帝纪》说：“本初元年闰月，即皇帝位。” 九月，追尊皇祖河间孝王为孝穆皇，皇考蠡吾侯为孝崇皇。因为他们的称号是追尊而来的，所以称皇而不称帝，并且不作本纪而作传。浦起龙不知道这件事，却想轻率改动旧文，妄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史通》又说：“崔寔、曹寿又同议郎延笃分别撰写《百官表》以及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人的传记。”考察顺帝即位时，宦官因功封侯的有十九人，姓名都见于《范书·宦者孙程传》，其中没有郭愿这个人，这大概是郭镇的错误。郭镇在延光年间、安帝末年任尚书；到诛杀江京时，郭镇率领羽林军士击杀卫尉阎景，被封为定颍侯，事迹附见于《郭躬传》。郭镇是郭躬的弟子。大概顺帝时功臣很多，有宦官，也有士人，多得数不清，所以举孙程、郭镇二人来概括其余的人。《提要》又不知道这里有误，反而在郑众、蔡伦之前删掉一个“及”字，这样就好像郑众、蔡伦二人也是顺帝的功臣。郑众死于安帝元初元年，蔡伦死于邓太后去世以后，大概是安帝建光元年。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又考察《范书·邓禹传》说：“邓阊的妻子耿氏有节操。邓阊是邓禹的孙子。” 邓阊抚养河南尹豹子作为自己的后嗣，耿氏教他读书学习，于是他以学识广博著称。永寿年间，他同伏无忌、延笃在东观著书，官至屯骑校尉。《玉海》和张澍《书后》中都有邓嗣，大概就是根据这里。这样，同伏无忌等共同著书的，又有邓嗣；《史通》偶然遗漏了他的名字，《提要》也没有补出。《史通》所说的总共一百一十四篇，是指把安帝永初年间刘珍、李尤等人所撰的书，和桓帝元嘉年间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等人所作的书合计起来。刘珍在永初年间撰集《汉记》，见《张衡传》；伏无忌、黄景以及伏无忌、黄景、崔寔等在元嘉年间奉诏撰写，见《伏湛传》。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等人的作品合计，共有一百一十四篇。其中还包括蔡邕、杨彪的作品，详情将在后文说明。再加上班固等所撰的二十八篇，以及目录一篇；《新唐书·艺文志》还记有一篇目录，正好同《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一百四十三卷相合。古书多把一篇当作一卷。可知刘知几生于初唐，所以他所见的版本同《隋书·经籍志》没有差别。所谓“称作《汉记》”，是指总计一百四十二篇而言。《汉记》这个名称，永初年间已经有了；《提要》误以为边韶、崔寔、延笃等人所作的一百一十四篇到这时才称为《汉记》，所以说到此才开始有《汉记》这个名称，其实《史通》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姚振宗《补后汉艺文志》卷二的考证胜过《提要》，但说得不够详细明白，所以我再作如下考察。其中有些说法同我相合。姚振宗说，《史通》所说的，是元嘉年间边韶等人在东观著作以后，把这些书合计为一百一十四篇，称作《汉记》。《汉记》这个名称，实际上在安帝时已经确定，并不是后来沿袭取用的。读者应当自己明白这一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四篇〕 《史通》又说：“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在东观著作，接续那些可以完成的纪传；蔡邕另外撰写《朝会志》《车服志》。后来因获罪被迁徙到朔方，上书请求返回，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有文稿散失；到了许都，杨彪还保存了一些注记。”考察《范书·蔡邕传》：“蔡邕在东观，同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帝纪》和十志，又补作各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大多没有保存下来。”《卢植传》也称，熹平年间卢植同蔡邕、韩说一起在东观补续《汉记》。刘昭为司马彪书作补注时，又引用袁崧的书说：“刘洪同蔡邕共同撰述《律历纪》。”又引用谢承的书说：“胡广博通、综合旧有仪制，蔡邕依据它撰成志书。”又引用谢沈的书说：“蔡邕把中兴以来修撰的内容编为《祭祀志》。”章怀太子给《范书》作注时称蔡邕上书说：“臣分条整理各志，想要删定的是一项，应当接续的是四项；前志没有的，臣想要撰写的是五项。”这就是《汉记》的第三次续修。考察《史通》原文在“续成十志”下面说：“正逢董卓作乱向西迁徙，史官被废弃，旧有文稿散失。到了许都，明本没有“及”字，这里采用《通释》的文字。杨彪还保存了一些注记；至于名贤君子，从永初以后就缺少续写。魏黄初年间，只撰写了《先贤表》，所以《汉记》残缺，直到晋代也没有完成。”所谓董卓作乱向西迁徙，是指初平元年三月董卓挟持献帝迁都长安。当时《隋书·牛弘传》说：“孝献帝迁都，官吏百姓骚乱，图书缣帛全都被拿来制作帷帐和袋囊，能够运往西边的才七十多车；又恰逢西京发生大乱，一时之间被焚烧殆尽。”《经籍志序》中所说董卓之乱等事，就是根据这段话，只是把“西京”改成“两京”，这是不对的。蔡邕所著《汉记》散失，大概就是由于这件事。蔡邕本传说：“他撰集汉代事迹，还没有来得及编录以续接后史，恰好撰成《灵帝纪》和十志，又补作各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而湮没，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考察初平三年五月、兴平二年三月和十一月，都发生过李傕之乱。《董卓传》说李傕、郭汜共同追赶皇帝车驾，在弘农东涧大战，董承、杨奉的军队战败，辎重、御用物品、符节、策书和典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件事发生在兴平二年十一月。

译这是根据《献帝纪》记载的。它也是迁都长安后图书遭遇的一次灾难。蔡邕所著的书，有的可能在这时散失，也未可知。《史通》所说的年月同《后汉书》不同，情形也不同。刘知几大概另有依据，如今也无法详知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总之都发生在建安以前。刘邕和杨彪所著的书，刘知几似乎都没有见过，所以没有像叙述班固、刘珍等人那样说出篇数。然而《灵帝纪》就是蔡邕所作，而《隋书·经籍志》说：“《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于《光武纪》，止于《灵帝纪》。”可见《灵帝纪》还保存着。蔡邕上奏十志的奏章，《刘昭律历志注》完整地载录了全文，一个字也没有遗漏，在本志末尾。蔡邕虽然说过“分别列出篇首目录，并把它们写在章奏左边”，实际上却没有记录篇目。章怀太子注《蔡邕传》时节录他的文字，末尾忽然多出“有《律历志》第一、《礼志》第二、《乐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车服志》第六”二十九字，王先谦认为这是章怀根据当时仍然存在的篇目说的，并非蔡邕奏书原文，这是对的。见《集解》卷六十下校补。刘知几同章怀太子处于同一时代，不应当两人所见的版本不同。这样看来，蔡邕所作的纪、志并没有全部亡佚；当时他虽然被王允厌恶，没有被编录来续接后史，但到了隋、唐时期，他的残篇已经编入《汉记》。如今的聚珍本有《灵帝纪》以及《律历志》《礼志》《乐志》《郊祀志》《车服志》，唯独《天文志》全部缺失。刘知几没有说杨彪所作的注记有什么散失。《北堂书钞》卷三十四引用《东观汉记·袁绍传》（原文没有“传”字）共两条：一条说“宾客所归，倾心折节”，一条说“士无贫贱，与之抗礼”。今本没有《袁绍传》。至于今本中的《王允传》《孔融传》《蔡邕传》等，毫无疑问一定出自杨彪之手。刘知几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些内容，却始终不说篇数，大概是因为蔡邕的残稿同杨彪的作品就在刘珍等人所撰的一百一十四篇之内。刘知几虽然没有来得及逐一核查，但也知道其中有蔡邕、杨彪的作品，所以在后文补充叙述，读者不要拘泥于字面而损害原意。又考察蔡邕上奏十志的奏章，《续汉律历志注》引用时题作“蔡邕戍边上章”，其中说：“臣还是平民时，常常认为《汉书》十志到王莽就结束了，而世祖以来只有纪传，没有续写志书的人。臣不在那个职位上，外任官吏和平民都不能擅自撰述。上天引导臣的内心，使臣得以任著作郎，于是建议十志都应当撰录。于是同议郎张华等人分别接受任务，难以处理的都交给臣。” 先治理律历，以筹算为基础，以天文作为验证。郎中刘洪精于计算，所以臣上表请刘洪同臣共同参究图籍文牒，考察推求度数。”这样，同蔡邕共同撰写志书的，除刘洪之外还有议郎张华，这也是《提要》不知道的。张华就是蔡邕本传所说的那个人：他同蔡邕、杨赐、马日磾、单飏一起被召入崇德殿，皇帝让中常侍向他们询问灾异。书名中称“东观”，《后汉书注》引用《洛阳宫殿名》说：“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说：“永初年间，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的蓬莱山。”大概东汉初年，著述活动在兰台；到章和以后，图籍在东观大量聚集，修史的人都在那里，所以用“东观”作为书名。考察《后汉书·安帝纪》说：“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诏令谒者刘珍和五经博士校定东观所藏的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之书，整理脱漏错误，订正文字。”注文引用《洛阳宫殿名》说：“南宫有东观。”《提要》没有弄清出处，所以又把它引用出来。《元河南志》卷二引用陆机《洛阳记》说：“东观在南宫，高阁十二间。”《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说：“哀帝让刘歆继承前人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括各篇，上奏《七略》。到后汉，兰台仍然是藏书之处。”这就是说，后汉在兰台校定群书，仍然依照《七略》的分类。又在东观以及仁寿闼撰集新的记事。》《隋书·经籍志序》大致相同。《史通·史官建置篇》说：“汉朝中兴，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诏令他撰写《光武本纪》以及各列传、载记。又有杨子山任郡上计吏，献上自己所作的《哀牢传》，明帝认为奇异，征召他到兰台。见《后汉书·杨终传》。这说明兰台的职务，大概就是当时著述的场所。章和以后，图籍在东观大量聚集，凡是撰写《汉记》，相继都在那里进行，而统称为著作，最终没有其他称呼。” 《提要》的说法，完全依据《史通》。《隋书·经籍志》称此书共一百四十三卷，而《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说是一百二十六卷，另有目录一卷，大概唐代时已经有缺佚。《隋书·经籍志》又称此书起于光武，止于灵帝。如今考察列传文字，其中有些记载涉及献帝时期的事情，大概是杨彪补写的。考察《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确实说“一百二十六卷，另有目录一卷”。但《旧唐书·经籍志》实际上作一百二十七卷。这虽然只是在目录是否计入卷数上有区别，书的内容并没有不同。然而《提要》竟把新、旧两志混在一起说，不加区别，这是不对的。刘知几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神龙年间，他在自序中说：“今上即位，诏令撰写则天大圣皇后实录；退朝以后，私下撰写《史通》。”考察《晁志》卷六，记载《则天实录》撰成于神龙二年。刘知几所见的《汉记》当时还有一百二十四篇，并没有说有缺佚，只是没有把目录计算在内。旧唐志抄自开元九年以后毋煚所作的《古今书录》，见《旧唐志序》。前后相隔不过十多年，而此书竟然散失十六卷，大概毋煚只根据集贤书院所藏的官府版本著录；实际上民间收藏的版本，本来就不止这些。唐末日本人藤原佐世，生活在唐昭宗时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说：“《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于光武，止于灵帝，由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写。这就是《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卷数。至于这部《汉记》，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一说：‘而件’仍是华言‘此件、前件’的意思。”

译考察这里采用的是古训，“而”就是“如”的意思。吉备大臣把它带回日本。他的目录注文说，此书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一百二十七卷，同集贤院现存的书相合；一个是一百四十一卷，同现存的书不合。另外还得到零散的四卷，也同前面两个版本的目录不合。真备在唐朝多方搜求，始终没有得到完整的版本，所以姑且按照所抄得的内容记录如下：如今日本朝廷现存的书有一百四十二卷。考察《续日本纪》，日本史臣为菅野道真等人。吉备是他的姓，真备是他的名。《续纪》卷十六说：“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冬十月丁卯，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被赐姓吉备朝臣。”在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十一月，他任入唐副使，见《续纪》卷十八；这实际上就是唐玄宗天宝十载。他到达长安应当是在第二年。到天平胜宝六年正月，真备从唐朝回国，船抵达益久岛，见《续纪》卷十九；这时就是唐天宝十三载。集贤院是天子收藏图书的地方，《唐六典》卷九说：“集贤院所抄写的，都是御本。”就是这个意思。真备既然看到了这部书并亲自检查，而所见版本只有一百二十七卷，可见此书已经散失而不完整。毋煚《古今书录》所著录的，就是这个版本。真备多方搜求，却得到一百四十一卷的版本，这一定是民间收藏的，所以《新唐书》《旧唐书》两志没有著录它。至于所得的零散四卷，应当是另一个残本，同前面两个版本都不同。真备访求到它以后，把它同两个版本互相校对，删去重复内容，补出一卷佚文。所以藤原佐世说日本现存此书一百四十二卷。这个卷数同《隋书·经籍志》所缺的卷数相差不多，而且已经超过集贤院版本；真备仍然多方搜求，难道一定要使它一卷也不缺吗？还是偶然听说《汉记》残缺，误以为《隋书·经籍志》所载也不是完整版本？他不知道《史通》所谓残缺，是说蔡邕所著的书散失不全，杨彪也没有能够全部补写，所以遗憾它残缺而没有完成，并不是说魏、晋以后又有亡失。这样还到哪里去寻找呢？日本所得的这部书，远远超过唐朝宫廷秘府所藏的版本，可以说是文苑中的珍稀之物。然而日本所藏的中国古籍，如今已经先后流传出来，却没有听说有这部书，那么它的亡佚也已经很久了。考察《皇宋事实类苑》卷四十三引用杨文公《谈苑》说：“景德三年，我任知银台进奏司，有日本僧人入朝进贡，于是召来询问。” 这个僧人不通晓汉语，命他用文牍回答，说自己名叫寂照，号圆通大师。”又说：“书籍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列子》《神仙传》《朝野佥载》《白集六帖》《初学记》；本国有《国史秘府略》《日本记》《文馆词林》；这些并不是日本人所撰写的，寂照说错了。还有《混元录》等书，以及佛教论著、疏文、抄本、传记、文集之类，多得数不胜数。”考察寂照的回答，虽然不足以穷尽日本藏书的全部情况，但既然连《醉乡日月》《朝野佥载》这些篇幅短小的书都提到了，假如《东观汉记》还在，难道会偏偏不说吗？由此推断，真备所搜求的书和佐世所著录的书，大概早已不存在了。这是前人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不惜这样详细地考证。晋代把这部书同《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很多人学习它。因此六朝和唐初人编纂类书、解释书籍时，大多征引它。自从唐章怀太子召集诸儒为《范书》作注以后，这部书便逐渐不受重视。考察魏、晋之间把这部书同《史记》《汉书》称为“三史”，是因为各家《后汉书》还没有出现。“三史”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吴志·吕蒙传》注文引用《江表传》孙权的话；在那个时候，谢承的书恐怕还没有完成，或者已经出现但没有受到人们重视。到宋代范晔的《后汉书》问世，能够汇集各家成说，梁代韦阐便有《后汉音》一书。《隋书·经籍志》说：“梁代有韦阐《后汉音》二卷，已经亡佚。”韦阐见于《梁书·韦叡传》。虽然不知道它是给哪一家的书作音注，但推测起来，一定是范晔的《后汉书》。剡县令刘昭于是汇集各家《后汉书》的异同，为范晔书作注，世人称其博洽详尽，见《梁书·文学传》。刘昭是天监年间的人。北魏刘芳也撰写《范晔后汉书音》一卷，见《魏书》卷五十五本传以及《隋书》《唐书》的经籍志。刘芳因父亲参与刘义宣之乱而逃奔北魏，这件事发生在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刘芳死于北魏世宗宣武帝延昌二年，也就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两人本来没有见过面，但他们著书的时间前后相近。可见范晔的书已经盛行于世，所以受到南北学者的重视。书没有音注，就不便于诵读学习；各家后汉史书中，除范晔书之外，没有听说有音注。只有梁人王规曾汇集各家《后汉书》的异同，为《续汉书》作注二百卷，见《梁书》本传。他的体例大概同刘昭相同。司马彪的才学确实不如范蔚宗，王规之所以不惜竭尽力量为它作注，是因为范晔书没有志，终究不能算完整的史书。后来宣卿为范晔书的纪、传作注，取《续汉书》的志来补充，斟酌安排十分完善；其博洽详尽大概也不是王规所能相比，所以后来居上，王规的书也因此亡佚。《隋书·经籍志》说：“梁代有王韶《后汉林》二百卷，已经亡佚。”姚振宗怀疑这就是王规《续汉书注》，是把“规”误作“韶”，大概确实如此。刘昭以后，陈代有宗道先生臧竞的《范汉音训》，隋代有萧该的《范汉音》，都为三卷，见《隋书》《唐书》的经籍志。大概刘昭为范晔书作注以后，此书便盛行于世，成为学子必读之书，所以臧竞等人又为它作音训，以便诵读。包括《东观汉记》在内的其他各家史书，从此逐渐衰微，但仍然存于世间，两部《唐志》可以考见。各书不断引用它们，类书编纂者是用来采集材料，注书的人则用来征引出处。至于考察历史，必定依据范晔书。《史通》所谓世人谈论汉代中兴史，只推重袁宏、范晔两家，正是如此。

译谢启昆《小学考》卷四十九依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刘芳以下的《后汉书音》，并评论说：“隋、唐之间，各家《后汉书》都还存在；然而研究后汉史、为它作音注的人，都依据范晔书。这说明当时范晔书已经高出各家，各家著作逐渐湮没，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确实是持平的论断。不过，范晔书的盛行，难道一定要等到章怀太子作注以后吗？章怀太子的注完成，只能使人们放弃刘昭的注而改读东宫睿制的书。至于《东观汉记》和各家《后汉书》，它们不流行已经很久；如果后来终于亡佚，应当是在唐天宝以后到五代之间，与章怀太子没有关系。《提要》说六朝、唐初的人多征引《汉记》，自章怀太子为范书作注以后，此书便逐渐衰微。如今考察徐坚的《初学记》成于开元十五年，详见《初学记》本条下。该书只有三十卷，却引用《东观汉记》一百零八条，又引用“东观记”两条。唐人刘赓，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人，撰有《稽瑞》一卷，他的自序说：“如今元日朝会，上公行上寿礼以后，文部尚书奏报天下祥瑞，共有四项。”考察《新唐书·百官志》说：“天宝十一载改吏部为文部，至德二载恢复旧名。” 这样，刘赓也是唐玄宗时期的人。他的书应当写于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之间；全书只有寥寥几十页，却引用《东观汉记》十四条。章怀太子的注在仪凤元年十二月进呈，见《旧唐书·高宗纪》。到这时已经在天下流行：近的计算到开元十五年，有近五十年；远的计算到天宝十二载，已有七十多年。两个人著书时征引《汉记》仍然如此之多，那么怎么能说《汉记》是因为章怀太子的力量才日益衰微呢？《提要》的说法，实在是主观臆测。北宋时还存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都说它是高丽进献的，大概已经很难得到。南宋《中兴书目》则只保存《邓禹传》《吴汉传》《贾复传》《耿弇传》《寇恂传》《冯异传》《祭遵传》《景丹传》《盖延传》九传，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传，但错误多得无法阅读。上蔡任文源最初用秘阁本校勘，罗愿为它作序并刊行，在江夏刻版。又据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所见的版本卷数共十二卷，但缺少第七、第八两卷。卷数虽然似乎稍多，但核对其中列传的篇数，也只有九篇，所以实际上同《中兴书目》所载没有不同。元代以来，这部书已经亡佚；《永乐大典》在“邓”“吴”“贾”“耿”等韵部中都没有“汉记”一语，那么所谓九篇，在明初就已经不存在了。考察《闻见后录》卷九说：“宋神宗厌恶《后汉书》范晔的姓名，想要重新修撰此书，于是寻求《东观汉记》，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高丽把这部书附随某位医官带来进献，神宗却已经去世了。到了元祐年间，高丽使者说明此事，向书省询问，却没有人知道。那位医官已经死了，在他家中找到这部书，收藏在秘府。我曾经在吕汲公家抄写过一本，也在战火中丢失了。”高丽献书的事情，没有见于《续通鉴长编》和《宋史》。但邵博是世家子弟，记载当时的事情，他的话应当不会是假的。至于赵希弁，距离元祐已经很远；《读书附志》内也没有这部书，只是在卷上《列子》条下谈到这件事，大略同邵博相同，但删去了末尾两句话，大概就是剽窃《闻见后录》的。两人都没有说这部书有多少卷。《通考·经籍考·杂史类》引用罗鄂州的序说：“我听上蔡任文源说：我家旧藏《东观汉记》四十三卷，丙子年即绍兴二十六年渡江时丢失了。后来得到蜀本，错误多得几乎无法阅读，于是用秘阁本校勘，删定编成八篇。等到看到唐代诸儒引用的内容，又参照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大体补足完整；其中疑问之处，留待博学通达的君子来判断。” 这样，四十三卷就是任文源旧日收藏的书。不知道《提要》凭什么把它当作高丽本的卷数。邵博只说高丽把它的版本带来进献，从没有说它残缺不全。虽然罗愿的序又说：“本朝欧阳公曾经想从海外寻求，后来又散失了，如今所保存的只有这些。”那么任文源收藏的版本自然应当就是高丽本；但怎么知道医官家所得、邵博所抄写的，不是原来的一百二十七卷，而任文源收藏的四十三卷，是渡江以前所依据的版本，已经是散佚后剩下的部分呢？罗愿的序既然说得不详细，《提要》却贸然把邵博、任文源的两个版本合并为一件事，说得斩钉截铁，这也实在是不善于存疑。《玉海》卷四十六《东观汉记》条下引用《中兴书目》说：“八卷。考察《隋书·经籍志》的版本原有一百四十三卷，唐代吴兢家中收藏的版本已经亡失十六卷。如今保存的只有《邓禹传》《吴汉传》《贾复传》《景弇传》《耿弇传》；其中‘耿’字，宋人为了避宋太宗的嫌名而改作‘景’；以及《寇恂传》《冯异传》《祭遵传》《景丹传》《盖延传》，共九传。”这就是《提要》所依据的材料。然而《玉海》卷一百六十六《汉东观》条又引用《中兴书目》，作“景弇”为“耿弇”，而没有《景丹传》，九传又作八传。同样引用一本书，前后却不一致，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通考·经籍考》有《东观汉记》十卷，引用陈氏的话说：“《唐艺文志》著录一百二十卷，如今保存的只有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以及景丹、盖延八人的列传。卷数总共十卷，但缺少第七、第八两卷，不知道是否同当时的原书相同？”大概《书录解题》的原本就是这样；但聚珍本《解题》卷七传记类这一条，把一百二十卷作一百二十七卷，把八人列传作九人列传，把卷数十卷作十二卷。除“一百二十七卷”一句下面有馆臣校语，知道是依据《唐志》改正的以外，其余改动都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陈振孙列举的吴汉等姓名只有八人，那么列传怎么能有九篇？陈振孙著录的《汉记》是十卷，缺少第七、第八两卷，所以只剩八卷；那么卷数怎么会是十二卷？怀疑也是馆臣擅自改动，《提要》误从了这些改动。《解题》没有《邓禹传》，而《中兴书目》有，这是明显的不同。《提要》却说陈振孙所见的版本同《中兴书目》没有差别，难道真是这样吗？

译考察高似孙《史略》卷三曾引用《汉记·邓禹传序》和《吴汉传序》各一篇；这里的“序”就是传后的赞。罗愿说，传后题有“太史官曰”的，有“序曰”的，这是班固、刘珍两种写法的区别。罗愿的序又说：“看《高密侯传》一篇，大纲就可以看见了。”由此可见，南宋官刻和私刻的《东观汉记》版本都有《邓禹传》，而陈振孙所见的版本又有残缺。《提要》说《永乐大典》在“邓”“吴”“贾”“耿”等韵部中都没有“汉记”一语；如今考察《四库全书考证》卷三十二，在《汉记·邓禹传》和《祭遵传》中各引用《永乐大典》一条，难道是从其他韵部中得到的吗？《提要》明明说九篇在明初已经不存在，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吕大防》条下自注却说，今天的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这样看来，这部书在明初仍然存在，并不是亡于南宋；可见连《提要》也没有读过。本朝姚之骃撰写《后汉书补逸》，曾经搜集遗文，分成八卷。但他采集的材料只依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部书，而且往往搜集得不完整，遗漏很多。如今谨慎地依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为材料，参考各书，补出其中缺失的内容，增加的部分约占十分之六。这部书长期没有刻本，传抄中错误很多；姚本只是随着文字抄录，谬误极多。而且《汉记》的目录虽然亡佚，但纪、志、表、传、载记等体例，从《史通》和各书的记载中，大致还可以一一寻见。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拟定标题，割裂颠倒，错误多得无法全部列举。如今全部加以整理订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其中篇目次第无法考察的，另编为佚文一卷；又把《汉纪》同《范书》的异同附录在末尾。虽然只是残缺的玉圭和断裂的璧玉，零散而不完整，但古代遗留下来的光泽斑斓，无不属于珍贵的宝物。考察《总目》在这部书下面虽然注明为《永乐大典》本，实际上馆臣重新辑录时，是以姚之骃本为主，参照《大典》所载，然后又旁考唐、宋各类书，从《北堂书钞》直到《太平御览》来补充。看《提要》这一节，语意自然很清楚。如果再读本书的校语、佚文以及《四库全书考证》，尤其可以得到它的大概情况。后人动辄说殿本《东观汉记》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都是没有仔细阅读本书的过错。《大典》所载的内容，大概也是宋末或元、明人辑录的，起初并不是从原书中采出。否则，南宋秘阁已经只保存列传九篇，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残篇断句呢？姚本沿袭明人的陋习，一概不注明出处；馆臣又跟着仿效，也不列举所依据的书，于是使读者不知道材料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是否可信。仔细考察实际情况，即使是各类书所引用的内容，也同样搜集得不完整。最严重的是，《御览》卷九十一在《章帝》《和帝》条下，都引用了《东观汉记序》几十句话，如今的版本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收录。其他如《隋书·音乐志》中牛弘等人议论音乐，引用《东观书·马防传》共一百八十二字，如今本《马防传》只保存“马防上言，圣人作乐”等五十四字。详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三册。姚之骃又引用《顺帝纪》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等语，文字与《范书》不同，也应是《东观汉记》的《顺帝纪》。李氏也提到过这件事。《汉书·艺文志》师古注引用《汉记·尹敏传》说：“孔鲋所藏。”《历代名画记》卷四叙述蔡邕事迹时自注说：“见《东观汉记》。”《史记索隐》在《孝文帝纪》注中说：“《东观汉纪·宋杨传》说：‘宋义的后代中有宋昌。’”这些材料如今都没有辑入。其余如《编珠》《开元占经》《证类本草》《记纂渊海》《玉海》等书所引用的各种佚文，从一两条到几条不等，今本也一字未收。至于后来出现的古书，如《稽瑞》《类林》《杂说》《晏公类要》《史略》之类，是馆臣没有见到的，更不用说了。由此推断，它所遗漏的内容，哪里说得完呢！馆臣又把《光武纪》中凡是称“公”、称“上”、称“世祖”的地方，全都改成“帝”；把称王寻、王邑为“二公”的地方，二人都是王莽的三公，也都改为“寻”“邑”。这不仅失去了古书的原貌，简直是不通文义。那么全书中被他们任意改动的地方，又不知道有多少了。即使有搜集材料的功劳，也不足以抵偿疏漏荒谬的罪过，怎么才能有博学通达的人出来搜罗散失的材料，重新辑成一个完善的版本呢！又考察此篇是在三十年前草创的，原稿粗陋简略，不值得一提。后来屡次修改，三次改写稿本，到戊子一九四八年夏天才重新交付誊写。第二年冬十一月，才看到今人东莞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其中史部二有此书的跋文，说桐城姚柬之得到一部北宋刊本等事，却没有说明依据何书，遍查也没有找到。我偶然把这件事拿来询问友人邓文如之诚，过了很久他才回信说：“这件事出自近人刘声木所撰《苌楚斋随笔》；刘声木是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但恐怕不值得相信。”我听到这番话后不久，便大病五个月才痊愈；又过了很久，才设法找到这部书来阅读，果然在《三笔》卷十中看到，大意说：“《东观汉记》原本一百四十三卷，从唐代起就已经散佚。桐城姚柬之任大定府知府时，于道光某年得到一部北宋刊本，全书共五十册；这位太守所得的版本缺少两册，起初打算进呈内府，最终没有成功。

译不久在咸丰某年——应当是咸丰十年——桐城失守时毁掉了，实在非常可惜！”刘氏书中其他条目大多说见于某书某卷，或者说是听某人讲的，唯独这一条没有注明出处。他既然与姚柬之不是同时代的人，又不知道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刘声木自己说曾经撰有《桐城文学渊源考》和《藏书纪事诗补遗》，或许他曾在那两部书中详细记载此事，所以在这里不再提及吗？编者按：据刘声木先生最近来信说：“《东观汉记》的记载，似乎是从桐城萧敬孚（穆）的手稿中抄录出来的，只是原稿没有书名、人名和来历。”然而，姚柬之亲自撰写的《伯山诗文集》十八卷，确实从未说有这部书。况且据罗愿的序文，任文源所收藏的北宋本还只保存四十三卷，而如今姚柬之得到的原书却有五十册。即使按一册一卷计算，也已经超过任文源所藏的版本；按道理推断，这一定是没有的事，那么文如认为它不可信，确实是恰当的。姑且把这件事记在这里，等待继续考察。庚寅孟秋七月自记。本书辑佚校注所引用的书目及简称 《东观汉记》　简称“姚本”　清姚之骃辑　《柏筠书屋后汉书补逸》本 《东观汉记》　简称“聚珍本”　清乾隆《四库全书》馆馆臣辑　武英殿聚珍本 《易》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尚书》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诗》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诗义会通》　吴闿生撰　中华书局出版 《周礼》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礼记》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左传》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公羊传》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论语》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孝经》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尔雅》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 《说文解字》　简称《说文》　汉许慎撰　中华书局影印本 《方言》　汉扬雄撰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周祖谟校本 《释名》　汉刘熙撰　《经训堂丛书》毕沅疏证本 《匡谬正俗》　唐颜师古撰　清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广韵》　宋陈彭年等撰　中华书局出版的周祖谟校本 《史记》　汉司马迁撰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汉书》　汉班固撰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撰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后汉书补注》　清惠栋撰　《粤雅堂丛书》本 《后汉书辨疑》　清钱大昭撰　《广雅书局丛书》本 《后汉书集解》　清王先谦撰　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后汉书》　吴谢承撰　清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后汉书》　晋薛莹撰　清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续汉书》　晋司马彪撰　清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续汉书八志》　晋司马彪撰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后汉书》　晋华峤撰　清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后汉书》　晋谢沈撰　清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后汉书》　晋袁山松撰　清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汉记》　晋张璠撰　清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后汉纪》　晋袁宏撰　清光绪《述古堂》刻本 《补后汉书年表》　宋熊方撰　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 《三国志》　晋陈寿撰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宋书》　南朝梁沈约撰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隋书》　唐魏征等撰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资治通鉴》　简称《通鉴》　宋司马光撰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逸周书》　《抱经堂校定本》《国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列子》　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集释本 《吕氏春秋》　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陈奇猷校释本 《淮南子》　汉刘安撰　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 《新书》　汉贾谊撰　《广汉魏丛书》本 《新序》　汉刘向撰　《四部丛刊》本 《说苑》　汉刘向撰　《四部丛刊》本 《列女传》　汉刘向撰　《四部丛刊》本 《白虎通义》　汉班固撰　《皇清经解续编》陈立疏证本 《论衡》　汉王充撰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晖校释本 《独断》　汉蔡邕撰　《四部丛刊》本

译《风俗通义》　汉应劭撰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树平校释本 《汉官仪》　汉应劭撰　《平津馆丛书》本 《蔡中郎文集》　汉蔡邕撰　《四部丛刊》本 《拾遗记》　苻秦王嘉撰　《古今逸史》本 《高士传》　晋皇甫谧撰　《四部备要》本 《华阳国志》　晋常璩撰　《四部丛刊》本 《古今注》　晋崔豹撰　《丛书集成》本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　中华书局出版的余嘉锡笺疏本 《文选》　南朝梁萧统编　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本 《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撰　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杨熊合撰《水经注疏》本 《洛阳伽蓝记》　北魏杨炫之撰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范祥雍校注本 《齐民要术》　北魏贾思勰撰　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缪启愉校释本 《新论》　北齐刘昼撰　《汉魏丛书》本 《史通》　唐刘知几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煦华标点校勘、清浦起龙注本 《稽瑞》　唐刘赓撰　《后知不足斋丛书》本 《岁华纪丽》　唐韩鄂撰　《学津讨原》本 《史略》　宋高似孙撰　《四明丛书》本 《太平寰宇记》　宋乐史撰　《四库全书》本 《急就篇补注》　宋王应麟撰　《玉海》本 《姓氏急就篇》　宋王应麟撰　《玉海》本 《通鉴地理通释》　宋王应麟撰　《玉海》本 《汉艺文志考证》　宋王应麟撰　《玉海》本 《汉制考》　宋王应麟撰　《玉海》本 《学斋占毕》　宋史绳祖撰　《百川学海》本 《学林》　宋王观国撰　武英殿聚珍本 《杜工部草堂诗笺》　宋鲁□编　蔡梦弼会笺　《古逸丛书》本 《东汉会要》　宋徐天麟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汉鼓吹铙歌曲句解》　清庄述祖撰　《珍埶宧遗书》本 《天禄识余》　清高士奇撰　《说铃》本 《一切经音义》　唐玄应　《海山仙馆丛书》本 《华严经音义》　唐慧苑撰　《守山阁丛书》本 《玉烛宝典》　隋杜台卿撰　《古逸丛书》本 《编珠》　隋杜公瞻撰　《四库全书》本 《北堂书钞》　简称《书钞》　唐虞世南撰　清万卷堂刻孔广陶校注本；以下各本也曾用来参校：明陈禹谟刻本；徐氏明抄本（北京图书馆藏）；路子复藏明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五川居士藏明抄本（北京图书馆藏）；傅增湘藏明抄本（重庆图书馆藏）；严可均藏明黑格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姚觐元《集福怀俭斋》活字本（北京图书馆藏）；清四录堂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蒋光□清抄本（北京图书馆藏）。《艺文类聚》　简称《类聚》　唐欧阳询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初学记》　唐徐坚等撰　中华书局排印本 《白孔六帖》　简称《六帖》　唐白居易、宋孔传撰　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太平御览》　简称《御览》　宋李昉等撰　中华书局影印宋本 《事类赋》　宋吴淑撰　冀勤、马蓉、王秀梅点校稿本　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事物纪原》　宋高承撰　《惜阴轩丛书》本 《书叙指南》　宋任广撰　《惜阴轩丛书》本 《海录碎事》　宋叶廷珪撰　明卓显卿校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锦绣万花谷》　简称《万花谷》　宋佚名撰　明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事文类聚》　宋祝穆撰　清乾隆积秀堂刻本 《记纂渊海》　宋潘自牧撰　明万历七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山堂先生群书考索》　宋章如愚撰　元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简称《合璧事类》　宋谢维新撰　明嘉靖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玉海》　宋王应麟撰　清光绪十年成都志古堂刻本 《翰苑新书》　宋佚名撰　铁琴铜剑楼影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晏元献公类要》　宋晏殊辑　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　金王寿朋撰　影大定本（北京图书馆藏） 《永乐大典》　中华书局影印本 《唐类函》　明俞安期编　《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藏） 《续编珠》　清高士奇撰　《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藏）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　罗振玉辑　民国六年上虞罗氏影印本 《笺注倭名类聚抄》　狩谷斋撰　明治十六年活字刷印本 《四库全书考证》　清王太岳等撰　《丛书集成》本 《四库提要辨证》　余嘉锡撰　中华书局出版 《金石录》　宋赵明诚撰　《四库全书》本 《隶释》　宋洪适撰　《四库全书》本 《隶续》　宋洪适撰　《四库全书》本 《希古楼金石萃编》　刘承干辑　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