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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台湾通史》林氏序 徐氏序 章氏序 徐氏序 张氏序 凡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后序 附表目录 连雅堂先生家传 连雅堂先生年表 林氏序 台湾背靠归墟、面向齐州，难道就是《列子》所说的“岱舆、员峤”吗？记载台湾的名称不止一个，有的说是“大宛”，有的说是“台员”；仔细考察这些名称的读音，大概是把“岱舆、员峤”两者的名称合在一起而成为一名罢了。在郑氏建国以前，这片土地实际上被太古民族占据。他们不耕种却能吃饱，不纺织却能穿暖，以花开草长来验证时令，以日落月升来辨别昼夜，居住岩穴、饮食山谷之水，像禽鸟一样观察，像野兽一样休息，没有人事的烦扰，却有生存的快乐。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仙人吗？还是因为人口尚未繁盛，才能坐享天地自然的利益呢？我听故老们说，我们这一族来到这里以前，曾经给各番社雇佣耕作，为他们砍除荆棘、开立田间道路，终年辛勤劳作，连安宁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所得不过是节衣缩食后的剩余。那些人坐收十五税，常常还苦于不足，最终又把产业卖给我们；于是我们劳苦而他们安逸，我们节俭而他们奢侈。所以回头看他们穿草衣、吃野生食物的时候，上天对各番社的福佑，不能说不厚了。假使他们闭关自守，不与别人竞争，即使到今天仍在海滨长啸自得，也是可以的。一旦别人进入家中，乘着他们的疏漏和空隙侵入，逐月推进，年年变化不同；可是他们昏昧无知，仍然懵懂而不改。既然安于简陋、因陋就简的习惯，使他们从天那里得到利益，却在人事上失去利益，本来就是应当的。又听说，我们的先民开垦这片草野之地时，葬身蛇豕腹中、埋没在荆棘荒地里的，不知有多少，所以又称它为“埋冤”。然而最终能够取得成功，靠的是前人倒下、后人接上的力量，以及惨淡经营的努力。直到今天，休养生息已有数百年，取得的利益越来越多，使用的规模越来越大，食用的人多而生产的人少。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背负着它逃走，我知道乔木和先人的田地仍将要易主，更何况双方才智相差悬殊、强弱形势不同呢？那些深山穷谷中雕题凿齿的遗民，早已在旁边暗自发笑，并议论着它的后事了。世上读这部书的人，大概也会想到先民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勤劳，而为城郭与人民的变化感到惆怅吧。丙辰年夏五月，东宁林资修作序于雾峰山麓。徐氏序 左丘明撰作《春秋传》，用三十卷概括二百四十年的事情，在汇聚、提升贤才方面胜过了前人。司马迁撰作《史记》，叙述三千年的事情，仅有五十万字；班固撰作《汉书》，叙述二百四十年的事情，却多至八十万字。他们在繁简方面的差异就是这样。张世伟于是说班固不如司马迁；刘知几则说古今情况不同，形势使然，不能斥责近代史书繁琐冗赘。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如今我徐珂读连君雅堂的《台湾通史》，看到它繁简适中，因此反复阅读、赞叹欣赏，原因就在这里。《通史》是贯通古今的史书，与断代史不同，因此尤其容易写得繁琐而不容易写得简约。雅堂撰写此书，共一千二百九十年的事情，全部具备于八十八篇之中，却能大小事项都加以叙述，既不遗漏，也不枝蔓。大概分为四纪、二十四志、六十传，沿用龙门的体例而加以变通，把表附入各志之中，以便阅读，是替当今学者考虑。所记载的内容，始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台湾的文献，至此不会坠失。我徐珂还曾听说，刘知几认为撰史必须兼具才、学、识三种长处。雅堂的才华和学问已经很卓越了，他的见识尤其伟大。他知道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国家凭什么建立？所以对于民生的丰足或贫乏、民德的高尚或败坏，详尽加以论述。这与过去修史时着重叙述兵、刑、礼、乐相比，怎么样呢？我徐珂才智不敏，近来也粗略有所撰述，对于民事总是详加叙写，这正是和雅堂相同的志趣。读完此书后，于是写下这些话，将它归于雅堂。中华民国十四年仲夏，杭县徐珂谨书于上海。章氏序 伟大啊，郑延平开拓台湾！凭借一片不毛之地和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抗击强大胡族的百万军队，到今天终于成为海中的重镇。我过去听说他的威烈，认为一定还留存着遗民的旧德。恰逢富有票举兵，我与那一派的人多有往来，被有关官署牵累，于是逃到台湾。台湾隶属于日本已经七年了，却仍因为郑氏的旧事，不敢把它视为局外之地。又过了十年，汉土光复。再过十四年，遗民连雅堂把他所写的《台湾通史》给我看。台湾是故国。它对于中国，比朝鲜、安南更加亲近。记载台湾历史的人，不把它看作郡县，而把它看作实行封建的国家，所以题名为《通史》，大概是遵循《华阳国志》的体例。郑氏有很多武功，政治措施比较简略；清人取得台湾后，施政也还算简约，所以书中所说的不能像《华阳国志》那样详备。至于山川、邑落、物产、歌谣风俗的变化，往往都记载了；但这不是作者的本意。作者的本意，大概是认为讲求道德、教化人民的人，必须追究这个地方建置的源流。台湾在明代，不过是海中的一座浮岛；日本、荷兰相互争夺，也只是使其处于羁縻而不断绝的状态罢了，还不能说是有所建置。自从郑氏接受封封、在这里开府以后，遗留下来的士人和民女聚集到赤嵌，锐利的军队、精良的铠甲环列守卫，把这里作为恢复中原的根本，之后才巍然成为大镇。郑氏承接于明，明承接于中国，那么台湾实际上就是中国所建置的地方。后来台湾隶属清朝、隶属日本，日本把它看作与自己相等的地方。台湾对清朝没有恩德，但汉族人民不能忘记台湾。我最初到台湾时，寻求所谓遗民旧德，却千万个人中也难以找到一两个。如今看到雅堂的著作，或许他就是这样的人吧？豪杰之士没有周文王这样的明主，也能兴起的，就是郑氏。后世的豪杰，如今还无法知道。即便如此，在三百多年以前披荆斩棘、建立城邑，使后世仍然能够因此兴起并传诵称说，他们的功烈难道可以忽视吗？雅堂这部书，也正因此使台湾更加受到重视！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章炳麟。徐氏序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连雅堂先生所著的《台湾通史》第一次在国内印行。六月，排版即将完成，连先生的哲嗣连定一先生命我作序。我与定一先生有十多年的老交情，情谊所系，不敢推辞，于是执笔说道：

译凡是居住在这片员舆大地上的民族，只要不安于落后荒野，勤奋努力、不断前进，都必定能在文化上有所贡献，把成果传给后世，滋养人类。只是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环境各有差异，所以每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必然带有其环境的印记，在共同文化的整体中呈现出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同创造该文化的民族的盛衰、分合有密切关系，研读、阐释古史的人不可不谨慎思考、明辨其中道理。毫无疑问，我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化之一。依我们所探寻，它的特殊性大概有三点：第一是发展缓慢，第二是延续长久，第三是稳定。除人类学家已经证明我民族是中华土地上的土著、排除了外来说之外，我民族定居于这片土地，已经不知延续了多少万年。从有传说的时代算起，炎、黄、羲、皞以后，大概已经超过五千年。与中国同时代的文化民族，如埃及人、两河流域的人，他们进入历史都比中国早。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二十、十九两个世纪）以及后来第十八王朝阿门诺斐斯四世时期（公元前十四世纪），其声名和文物已经灿然完备。巴庇伦的哈莫拉比王（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末），文治武功在当时显赫一时；他那部完备法典所刻的原石至今还在，是历史学家的珍奇。希腊民族脱离游牧而进入农业时代，已经是我国商代后期的事；它的传说和历史比我国晚一两千年，但其文化突飞猛进，到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已经足以冠绝各民族。我国炎帝族开始农业，应当在距今四千年以前。然而夏、商的古代历史仍然昏暗不明；周代奋起后，文化才逐渐可以同哈莫拉比时代相比；等到孔子、老子、墨子等诸子蓬勃兴起，哲学思想才得以同后来居上的希腊诸贤哲并驾齐驱。经历了许多世代，才进入高度文化的行列，这就是发展缓慢。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到公元前二、三世纪已经完全泯灭。希腊的高尚文化，到后来六世纪茹斯底年大帝封闭雅典学校后，也薪尽火绝。而中国文化独自绵延了四五千年，从未中断。自秦始皇至今两千多年，正史记载的历史没有缺失任何一年，这尤其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情况，这就是延续长久。埃及先有希克索诸王的残暴掠夺，后来又有亚叙里人的蹂躏。两河流域先经历赫底特人的横扫，后来又遭迦塞特人的潜入。亚叙里大帝国兴起迅猛、灭亡突然，足以与秦、隋相比。迦勒底后来兴起，几十年便灭亡，大概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这些国家兴起时迅速、震撼、显耀，使全世界惊骇眩目；它们衰败时却昏暗幽深，陷入永久的漫漫长夜。希腊人的思想和文艺所达到的境界，飞腾跃升、极其高远，不仅超过前代，甚至几乎后世也难以企及；它末期所遭遇的灾难还没有前面两个地区那样惨烈。然而到了中世纪，那些宏大的文章和深奥的著作，不过隐藏在修道院的蛛网尘封之间。等到拜占庭帝国的文人勉强延续一线传承，也不过还能寻章摘句，盲目地仿效古人罢了。我国三代、秦、汉两千多年，只有朝代更替，却没有浅薄地教化人民、动摇文化根基的事情。南北朝、五代、金、元以及明清交替之际，虽然有时中原纷乱如云，有时异族篡夺统治，但仁人义士在四方同样昏暗的时候，仍然处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状态，独自掌握天下关键，争取衰败与复兴的命运，最终使原有文化不但没有因离乱而枯萎，反而因思想的奋发激烈而更加焕发光芒。结果，外来侵入的浅薄教化者因仰慕而被同化；每经历一次危亡，我中华民族便增加人口、增强力量一次。即使到了近百年来，我国的军事力量、经济、文化都受到西方人的严重压抑，但最终仍拥有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具备了独立抗战八九年的潜力，这就是稳定。发展缓慢近于缺点，稳定接近优点，长久处于二者之间并调节其运行。没有长久，就无法弥补缓慢的缺陷；没有稳定，也无法奠定长久的基础。然而如果不缓慢，那么在政治上就会多有强迫急制的声调，少有从容涵养的意味，因此最终也很难取得既可壮大又能长久的成效。这样看来，缓慢与稳定虽然好像一优一劣、相反相对，实际上却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去掉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随之丧失。这个道理对于各种政务或许不明显，但异族相遇、风俗遗教不同的时候，如果急切地强行束缚，虽然偶尔也能取得眼前效果，但想让彼此从容涵养、长久熔合为一体，绝对不可能。一旦束缚断裂，就会凌乱溃散，有的返回原状，有的甚至比原状更糟。我国数千年来同四周文化浅薄的民族相处，没有什么奇特策略，也只是‘修明自己的教化而不改变对方的风俗，整治自己的政事而不改变对方的适宜’，‘采用夷族礼仪的就把他视为夷族，进于中国教化的就把他视为中国人’。用文化逐渐浸润他们，而不以政治和刑法束缚他们。只注意风俗习惯逐渐由不同走向相同，绝不设法强化各民族之间的疆界和彼此界限。不抱急迫同化的意图，却通过潜移默化，使各民族都能在不自觉中孕育、熔合。与十九世纪东西方列强所采用的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行压抑风俗的政策相比，情趣大不相同。不急于同化的最终能够同化，急于同化的反而最终难以同化；自然演进的快慢，常常同人的主观愿望中的快慢相违背。天下的事情大多都是这样吧！

译台湾与我福建疆域之间，一苇之舟即可相通。它同中国发生联系始于隋代，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即使从明末郑氏同荷兰人的相互争夺算起，也已有一千多年了。在这一千多年间，我福建、广东人民同当地土著逐渐融合的痕迹，虽然史籍有所缺失，但拿近一二百年间我国侨民在南洋诸岛同当地土民融合的经历来比较，本来不难想象而得知。我国侨民居住台湾的时间很久，到郑氏时期，大概已经同土人融为一体。即使高山深谷之中因地势阻隔还有少量遗留，没有完全同化，但全局本来没有大差异。明末的争战，不是郑氏同荷兰人的争战，而是我中华民族同少数入侵的西洋人相争，所以胜败的结果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此后这片土地虽然随着全国一道被清廷征服，但我民族同化的伟大事业仍继续进行。清末日本人窃取占据台湾，想用几十年的力量就把它攫为己有。他们施政又只凭暴力压制，采取急迫手段谋求同化。四五十年中，从未考虑过土著应不应该享有选举权。等到被迫面临失去台湾，才想到开放一小部分本来应得却并不平等的权利，以此作为诱饵。所施行的范围极其狭小，所希望取得的利益却异常奢大，只能说明他们不知分寸。如今故土即将恢复，我国人对于这片土地一千多年的经历，急需加以研究，以备将来借鉴和警戒。可是有关典籍文献非常不丰富，知晓此事的人都感到遗憾。雅堂先生是我国老国民党人，精通史学，积累数十年力量，完成了《台湾通史》这部巨著。我曾读过此书，我们先民一千多年艰辛缔造的遗迹，没有不清楚地陈列在其中的。而且当时正值日本人压迫削夺之际，所以先生对于民族的痛苦感受极其深切。对于割地后那些毫无希望、却仍然坚贞不屈地争取自由的英杰逸事，他再三加以致意。并且搜集极为丰富，对于岛中动植物的蕴藏，也都根据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确实列举叙述，不作浮光掠影的谈论。于是我感叹，我国的君子如果还不愿把祖先惨淡经营的成果完全抛在脑后，那么对于这部书，确实应当人手一编。只是以前它仅在日本印行，我国人得到它并不容易。如今幸而商务印书馆主人不顾抗战八年后印刷的困难，努力排印，已经可以同我国君子见面。我又欣喜胜利在望，父老兄弟回归祖国怀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部书印成正逢其时，所以不推辞自己的浅陋，略写几句话来记下欣喜感激之情。又希望国人以我民族以及荷兰人、日本人在这片土地上盛衰更替的往事为鉴，保持我们的长处，努力弥补我们的短处，使先民的丰功伟业永远延续下去！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徐炳昶谨在云南昌谷县络索坡的适然居寓斋作此叙。张氏序 自从开罗会议决定台湾归还我国，凡是台湾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都更加成为国人研究的对象。然而有系统的著述还不多见，学者们对此深感遗憾。《台湾通史》是史家台湾连雅堂先生留下的著作。我记得它初次刊行于二十年前时，曾先读到它。它以司马迁、班固的见识，写成王夫之、顾炎武那样的文章，叙述从隋代直到甲午年间一千多年的事情，纲目分明，大小事项无不具备，而且包含着以人类生存作为历史进化重心的深奥道理，确实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伟大作品。我曾代为请求章太炎先生给它作序。最近商务印书馆听说雅堂的哲嗣震东先生保存着这部书，想要重版以供国人阅读。并且认为作者怀有失去土地的痛苦，抒发对故国的思念，激发民族正气，若不是这样的人就不能写成此书；于是向露东征求意见。震东也认为，这部书如果流传天下，不仅能彰显先人的精忠，而且还能发扬潜藏的德行、幽隐的光辉，欣然答应了。商务印书馆于是向我请求作序。雅堂先生一生著作丰富，除《台湾通史》外，还有《台湾诗乘》《台湾语典》以及诗文集等书，无不充满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他曾说，台湾失去的是土地，长存的是精神；民族文化不灭，民族复兴就值得期待。民国二十二年，震东回国，带来雅堂写给我的信，说：‘从前伍子胥在吴国，把儿子寄托给齐国；鲁仲连蹈海而死，以大义不承认秦国皇帝。何况身为轩辕的后裔，却做异族的奴隶，捶心泣血，怎么能没有痛苦？况且弟只有这一个儿子，实在不愿让他永远居住在异域，长期做化外之民，所以命他回国，为宗邦效命。’感情真挚而沉痛，大义凛然，给我的感动深刻，历久不能释怀。如今胜利到来，台湾收复指日可待。我一向认为雅堂在文化上保存了台湾，如今台湾终于即将重放光明；虽然雅堂来不及亲眼看见，但震东能够继承先人的遗志，服务祖国，而且已经实际参加收复台湾的工作；他呕心沥血的著作，又能随着乡邦重获光明而重新刊印，永垂不朽。雅堂如果有知，也可以在九泉之下含笑了。今后台湾历史应当如何发扬光大，深深有赖于读这部书的人，对于震东先生尤其寄予殷切希望。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倭寇正式无条件投降之日，张继。凡例 一、本书始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共记一千二百九十年的事情，搜罗旧籍，广泛采集遗闻，旁及西方书籍，并参照档案，同时追溯到秦、汉之际，所以称为通史。一、本书大致仿照龙门的体例，分为纪、志、传；表则编入各志之中。一、前人作史，大多详记礼、乐、兵、刑，而对于民生的丰足或贫乏、民德的高尚或败坏，往往置之不论。国家以人民为根本，没有人民，凭什么建立国家？所以本书各志，从乡治以下，尤其多记民事。一、《舆地》一志，有人称为地理，有人称为疆域。地理属于自然，如山岳、河川；疆域出于人为，如府、县、坊、里。所以本书只记疆域，地理另行撰述。一、台湾地名多是番语的译名。例如宜兰尚未纳入版图时称“蛤仔难”，或写作“甲子兰”；设厅时称“噶玛兰”；改设县后又称“宜兰”。所以必须按照当时的名称来记载，以免造成误会。一、台湾有关虞衡的物产大多属于土名，作者特意加以考证，用汉名解释；有疑问的就保留缺疑。

译一、外出任官的士大夫，只记载他们在台湾施政设置的事情；至于台湾本地人物，则记载他们的一生。一、作史必须具备三种长处；取舍、详略尤其贵在恰当。不过台湾过去没有史书，后来的作者又不可预知，所以本书宁可详细，不取简略；宁可收录，不作删弃。卷一 开辟纪 台湾本来是东番的土地，处在南方边远之地，中间依傍重重山峦，四面环海。自远古以来，它与人世不相通；当地土番梳着椎形发髻，成百上千聚为群体，赤身束腰，射飞禽、追走兽，仍处在游牧时代。根据今天发现的石器考察，远在五千年前，高山地区的番人实际上属于原始民族；但文献没有证据，士大夫本来就难以论说。按史书记载，秦始皇命徐福寻找海上三座神山，徐福出发后没有回来；又说：‘从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时期，就派人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神山，据传在渤海之中，离人世不远；祸患将要到来时，船便被风吹走。大概曾经有人到过那里，众仙人和长生不死的药都在那里。山上的禽兽全是白色的，黄金白银用来建造宫阙。还没有到达时，远远望去像云；等到靠近，三座神山反而沉在水下。接近它们时，风总是把船吹走，始终不能到达，据说如此。世上的君主没有不对此心甘情愿、想要得到的。等到秦始皇兼并天下，来到海边，方士谈到这件事的多得数不清。始皇自己认为既然来到海边，恐怕不能不去寻找，于是派人带着童男童女入海寻访。他们的船在海中相遇，都把责任推给风，说没有能够到达，只是远远望见了它们。’有人说，蓬莱、方丈是日本、琉球，而台湾就是瀛洲；这种说法虽然是凭空凿造的，所说的道理却颇为接近实际。大概当时航海技术还不精良，又很少有人到海外探险，面对缥缈虚无的景象，便怀疑那里是仙境，这种见识很浅陋。台湾与日本、琉球鼎立于东海，地理、气候大致相同；山川秀美，花木常春，草木不黄，难道不是方士所说的仙境吗？徐福曾经来到台湾。如今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那五百男女散居日本、琉球，后代延续不断；那么秦代或许也有男女往来台湾，未可知。有人说，澎湖就是古代的方壶，而台湾是岱员；从读音上说确实相似。《列子》中的夏革说：‘渤海以东，不知有几亿万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沟壑，实际上是没有底的深谷，下面没有尽头，名叫归墟。其中有五座山：第一座叫岱舆，第二座叫员峤，第三座叫方壶，第四座叫瀛洲，第五座叫蓬莱。这些山的高低和周围方圆各三万里，山顶平坦之处有九千里；五座山彼此相距七万里，而五山的根部没有任何连接，常随着潮汐上下往来，不能暂时停立。仙人和圣人以此为忧，把这件事告诉了天帝。天帝发怒，把他们流放到西方极远之地，使群仙失去了居住之所。于是命令禺强让十五只巨鳌抬起头来背负这些山，轮流分为三班，每六万年轮换一次；’ “五山开始耸立。”澎湖和台湾距离很近，中间隔着浩瀚海水；黑水流经之处，风涛喷涌激荡，转瞬之间变化万千，实际上是无底的深谷，所以称为“落漈”；又有万水向东汇流的险阻，因此说“风一刮就会被带走”。台湾的山有的海拔高达一万三千六百多尺，是东洋群山中最突出的山峰，终年积雪，形状洁白如玉，所以说“远望如云”。有人说，台湾就是古代的东鳀。《后汉书·东夷传》说：“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多个国家。又有夷洲、澶洲。传说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带着几千名童男童女入海寻找蓬莱神仙，没有找到，徐福害怕被杀，便停留在这个洲上。会稽东冶县有人入海航行，遇到风而漂流到澶洲，那地方极其遥远，无法往来。”这样看来，说台湾是瀛洲、是东鳀，澎湖是方壶，这些说法本来就有可信之处；而澎湖有居民，更早在秦、汉之际。又有人说，楚国灭掉越国后，越国的子孙迁到闽地，流落海上，有的居住在澎湖。这说明澎湖同中国往来已经很久了，只是见于史籍却始于隋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