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译延平王郑成功攻克台湾后，制度开始建立；当时休兵养民，还来不及设置学校。永历十九年八月，嗣王郑经任命陈永华为勇卫。陈永华治理国政后，适逢年年大丰收，便请求修建圣庙、设立学校。郑经说：“台湾是新近开辟的荒远地区，土地狭小、人口稀少，公且暂缓此事。”陈永华说：“从前成汤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而成为王，周文王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而兴起。治理国家，难道一定要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吗？关键只在国君任用人才、访求贤能，来辅佐治理罢了。如今台湾沃野千里，远在海外，百姓有数十万，民俗一向淳厚；如果得到贤才来治理，那么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养，三十年以后，完全可以和中原抗衡，又何必忧虑土地狭小呢？人若安逸居处而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了。如今幸好百姓的粮食稍微充足，军队驻扎以等待时机，应当赶快施行教化，培养人才，使国家有贤士，邦国得以长久安宁，世运也日益昌盛。”郑经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选择宁南坊作为地点，面向魁斗山，在旁边修建明伦堂。永历二十年春正月，圣庙落成，郑经率领文武官员举行释菜礼；围绕泮宫前来观看的有几千人，气氛和谐庄重，人人都有礼让的风气。又命令各社设置学校，聘请中原博学的儒者来教育子弟。所有百姓的子弟八岁进入小学，学习经史文章。天兴、万年二州，每三年考试一次。州试中有名次的送到府里，府试中有名次的送到院里，各级考试都考策论，考取的进入太学。每月考核一次，供给廪膳。三年举行一次大考，选取其中最优秀的补任六科内都事。三月，任命陈永华为学院，任命叶亨为国子助教，负责教育和培养学生；台湾人从此开始奋发求学。当时，太仆寺卿沈光文居住在罗汉门，也用汉文教授番黎。那些避难而来的士绅，多是博学之士，携带图书，纷纷奔赴幕府，讲授经学，诵习先王法度。人才济济、盛况洋洋，一时十分兴盛！

译清人取得台湾以后，康熙二十二年，知府蒋毓英开始在东安坊设立两所社学，教育儿童，也称义塾。此后各县陆续增设。康熙二十三年，新建台湾、凤山两县的儒学。第二年，巡道周昌和知府蒋毓英在文庙旧址上扩建，使其规模扩大，并在旁边设置府学。由省里派驻教授一员，负责学务；县学设置教谕，隶属于学政。此后各县又增设训导一员。然而，学宫只是虚设，义塾也徒有其名，四民子弟到了七八岁，几乎都进入书房，由蒙师坐在那里教导。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读完后再教授《四子书》，严格要求背诵，并且诵读朱熹的注本，作为将来参加考试的资本。不能背诵的，就用夏楚责打来威吓。再读完后，教授《诗经》《尚书》《周易》三经以及《左传》，尚未读完便教作制艺，学习试帖诗，并命题监督他们写作。学习十年，就可以参加考试。聪颖的人还会旁读古文，广泛阅览史书，以求知识渊博。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无不把考试看作一生的大事。他们刻苦努力，激励志气，争着向前，唯恐落后。旧制是三年举行两次考试，一次是科考，一次是岁考。康熙二十五年，福建总督王新命、巡抚张仲举上奏获准：台湾每年选送文武童生各二十名，科考选送文童二十名，廪膳生二十名，增广生也同样二十名。岁贡以廪生领取廪饩的先后为次序，每年贡送一人。将要考试时，童生到县里报名应试，登记姓名、年龄相貌以及三代籍贯，由廪生作保。皂隶、厮养、倡优和贱户的子弟不得应试；若有这种人参加，诸生将其驱逐，廪生和保人也一同治罪。考试当天，知县进入考棚；考棚也称校士院。点名发卷，关门考试。考两篇文章和一首诗，直到天黑才出来。考官评定高下，几天后发榜，并再进行复试。按次递减，直到最后复试，然后送交府里。各县考生都集中到一起，制度也相同。台湾隶属于福建，由分巡道兼任提督学政。雍正五年，改由汉御史主管。乾隆十七年，又归巡道主管。考试前一天，学政穿朝服拜谒圣人，到了明伦堂，席地而坐，中间放置一张案几；廪生站立诵读经书，诸生侍立。礼仪完毕后进入考场。先考古学，试题包括诗赋、策论和经解。新生、旧生全部到场，不参加考试的听其自便。第二场考旧生，廪生、增生和生员全部到场。上舍生以外，列入一等的，按次序领取廪饩。不参加考试的不得参加乡试。考试列为四等的，发给学戒加以训诫。三次考试都不到的，革去生员衣顶。接着考童生，关门考试，禁止夹带书籍，搜出后予以焚毁。几天后发榜，选拔其中最优秀的十多人再行复试，按照名额录取为生员。重新宣读圣谕，然后张贴红榜，分别发往府、县各学，这些人便成为生员。学政率领他们拜谒圣人，礼毕退出。台湾府学每年贡送一人，各县学每两年贡送一人，后来逐渐增加；每年贡送当天，以廪生领取廪饩的先后为次序。廪生在学校读书，每年领取廪饩，所以称为上舍生。凡遇到广施恩典的诏令，就把当年应贡者定为恩贡，把其中次一人定为岁贡。顺治初年，诏令选拔府、县学生中最优秀的赴京廷试，每十二年举行一次，称为拔贡。雍正初年，规定每六年举行一次，府学二人、县学一人；没有合适人选便空缺。乾隆八年，又确定为每十二年举行一次，并著为定例。乡试时，诸生赴考；文章优秀但受名额限制的人，列入副榜。台湾规定的名额原来都是正榜，优秀者不足时，有时以副榜补足，称为副贡。乡试以后，学政就全省所举荐的优行生中考取若干人，称为优贡。这五类人都属于选拔出来的士人。又有纳捐取得资格的，称为例贡。雍正二年，诏令各省：凡例贡中不是廪生的，不得任用为教职；已经任用的全部罢免，这是为了尊重师道。后来这一制度被废除，捐纳盛行，讲堂中冠带堂皇，却有很多士人不通学问。因此按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诸生全部到场。天子命使者到各地乡里，秋季八月在省城考场举行三场考试。考中者列入解榜，有司在其家门表彰，备办聘礼，送往京师，称为举人。第二年春季三月，天子命大臣关闭礼部贡院，举行三场考试。考中的人诏令聚集到殿廷，天子亲自策问，然后分列甲乙榜，称为进士。台湾自康熙二十五年设学。康熙二十六年，陆路提督张云翼上奏说：‘台湾士人参加乡试，请按照甘肃、宁夏的先例，在福建省乡试中另编字号，取中一、二名，等到应试者多了，再撤去这一办法。’诏令准许另编字号，额内取中一名。康熙三十六年，总督郭世隆因台湾士人共同请求撤除这一办法，改为与福建各地一体均匀取中，上奏后获准。此后乡试常常停办，渡海危险，应试者更加少了。雍正七年，巡台御史夏之芳上奏获准，仍按旧例另编字号，额内取中一名。雍正十三年，巡道张嗣昌请求增加解额，巡抚卢焯具奏，诏令准许增加一名。乾隆元年恩科，福建增加取中三十名，台湾也增加一名，于是成为定例。嘉庆十一年发生海寇之乱，台湾人多招募义勇抵御外侮。第二年，粮储道赵三元巡查台湾，向总督阿林保、巡抚张师诚提出请求增加解额，并允许台湾士人选为优贡。嘉庆十五年，诏令准许，于是定额为三名。起初，台湾粤籍人士参加小试，附在各县应试。乾隆五年，巡台御史杨二酉认为广东人流寓台湾已经很久，户籍册可以查考，现今能够应试的有七百多人，便奏准另编新字号，四邑合并考试，共取八名，附入府学。等到录取者逐渐增多，再把廪生、增生以及出贡等事项上奏商议确定；乡试仍附属于福建省，一体均匀取中。道光八年，总督孙尔准奏准在福建省内另编字号，另取粤籍生员一名。这是因为广东人来到台湾，到这时已经很多，放下农具读书的人也不少了。旧例规定：府、县学的生员名额，应当根据钱粮数额的差别确定。但台湾自乾隆、嘉庆以来，开垦日益推进，人民富裕，文教大为振兴，读经习史的士人，足以同各直省相匹敌。所以到台湾建省时，全台府、县学的名额突然增加，解额也确定为七名。乾隆四年，巡台御史诺穆布、单德谟等奏请台湾士人参加会试，按照乡试的办法另编字号，取中一名。礼部议定：台湾士人与各地同场考试，若实际应试者达到十人，便奏请取中一名，著为定例。此后便有考中科举、进入翰林院的人了。

译武科制度始于唐代，其制度与文科士人相同。清代沿袭明代旧例，设置甲、乙两科。最初，参加武童考试的人必须先通晓《四子书》，因为文事与武备应当内外相辅。后来只考录武经。每逢岁试，考查刀、石、马、步以及箭术，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人加以录取。乡试、会试也相同。起初，乾隆二十九年，巡台御史李宜青回京复命后上奏说：‘台湾四县应试的人，大多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的人。他们略通文墨，在本籍不能考取功名，便指认同姓而居住在台湾的人为弟侄，公然赴考。教官来不及查问，廪生、保人相互作保，也没有时间详细查核，以至于有人窃取生员资格，撩起衣裳便回去了。这样按姓名看似台湾士人，实际上台湾根本没有这个人。我在去年到达台湾后，发布文书考察文风，四县生员只有八十多份试卷。向官吏询问，据说这些人全都在内地。学校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广泛奖励风俗教化，使居住在当地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如今台湾南北两路，广阔达一千数百余里，计算其庄户不下数万，而博士弟子员寥寥无几，几乎不能一概见到，这都是内地人冒名寄籍造成的。查考台湾考试，从前已有明确禁令：不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人，不得列入台湾学校。圣朝培养边疆士人的深切用意，人人都看得见。又规定入籍满二十年，并且原籍已经无法返回的人，才准许寄籍考试。如今四府人士，本籍并不缺少可以应试的地方，却远渡重洋，有的在两地重复考试，有的冒用姓名混入，轻视法令而窃取荣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将内地冒籍到台湾所属各地的文、武生员，按照冒籍在北闱考中者的先例，全部改归本籍。仍请敕令有关督抚，责令兼管提督学政的台湾道，今后府、县试以及台湾道考试，应当设法严密查核、仔细辨认，并杜绝廪生、保人等相互勾结、徇私隐瞒和受贿等弊端。这样，海上地区都将成为邹鲁之乡，培育人才的教化也会无远弗届。’诏旨下交礼部议复，礼部上奏表示同意。这就是禁止冒籍的命令。到蔡牵之役时，台湾人士出于义勇奉公，郊商也捐出军饷资助军队。事后上奏增加府学名额，并确定郊籍生员三名，附入府学，为郊商子弟开辟考试途径。此前，顺治九年颁布学规，诏令各学在明伦堂刊刻并竖立卧碑，把它作为教育的根本。用来勉励士人的，是做忠臣、做清官；用来约束监督士人的，则是不许上书陈述政事利弊，不许结社武断乡曲，不许刊刻文章以求声名。违犯者革去功名，有司也一同治罪，可以说是严厉了。国家培养士人，是为了培植国家元气。东汉太学有三万名学生，他们敢于发表直言，深入议论，不隐讳豪强，公卿都躲避他们的贬议，天下人把他们看作行动的准则。宋代诸生伏在宫阙前击鼓，请求起用李纲，这同三代遗风最为接近。如今竟连国家大事也不许议论，那么诸生读书又有什么用呢？败坏民众伦理，摧残民众志气，这种意旨太残酷了！清人凭弓马取得天下，入关以后仍沿用明代制度，认为科举可以笼络人才，所以又用考试程序规范他们，用楷书限制他们。士子束发入学，终年勤苦，只把科举作为唯一目标。幸运而得志的，就可以位列青紫、佩戴印绶，取得富贵，为宗族和交游增光添宠；不幸而失意的，就一生失意困顿，老死在窗下，也没有人过问。唉！人才的进退竟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政事凭什么得到治理，学校凭什么得到振兴呢？康熙九年颁发圣谕十六条，命令各地官员在朔望日召集绅士和生员到明伦堂宣讲，使军民周知。雍正元年，又刊行《钦定圣谕广训》，颁发到各乡，命令生员、童生诵读。朔望日也召集地方人士到公所，逐条宣讲。乾隆元年，又颁发书院规训。用来培养士人的措施，可以说很周到了。然而学校并未兴盛，社会崇尚浮华，文字之狱兴起，逮捕杀戮毫不留情。用来钳制士人、玩弄贤才的手段，即使是焚书坑儒，也还没有这样严重。台湾是海上新近归服之地，亲自耕作的士人多属于遗民，见麦子抽穗、禾苗成熟便怀念故国，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出仕求进。康熙二十三年，知府卫台揆开始创建崇文书院。康熙十九年，分巡道梁文煊也创建海东书院；此后各县先后兴建，以作为诸生求学的地方。书院内设置斋舍，聘请老师主持，设置监院督察管理。每月官师各考试一次，每次录取生员、童生各二十名，每人发给膏火银七钱。课外另取四十名，每人发给三钱七分。山长束修四百圆，另加考小课一百二十圆；监院月薪十两。闭门考试当天，另发饭食费五十圆，均由学租支付。乾隆五年，分巡道刘良璧亲自制定海东书院学规五条：一是明辨大义，二是端正学规，三是致力实学，四是端正文体，五是谨慎交游。乾隆二十七年，分巡道觉罗四明又勘定学规八条：一是端正士习，二是尊重师友，三是确立课程，四是敦实行事，五是看明书理，六是端正文体，七是崇尚诗学，八是学习举业。道光年间，徐宗干任巡道，大力整顿学规，选拔其中优秀者入院学习。每天晚上必定到书院来，同诸生讨论答问，教导他们保全自身、树立志向的方法，勉励他们读书作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一时之间，诸生竞相奋起，互相观摩学习，跟随他求学的人大多成了有用之才。台郡成为全省最先得到教化的地区，文风大为振兴；东西南北各地都设立文社，以奎楼为中心，所以奎楼也称为书院。每逢有学校事务，众人便聚集讨论，提交给有司；只是他们不敢提出过于激烈的议论，而对奇异问题进行赏析、分析疑难，也会按时聚会写作文章。旧例规定：有司到任，必定举行观风考试，考查诗赋、策论，有时也询问地方政务利弊，仍有广泛采纳民间意见的意思。古代士人传达意见，庶民公开议论，商人在市场上发表看法，工匠以所掌握的技艺进谏。正月初春，使者手执木铎沿道路巡行，采集民间歌诗，向天子陈奏。因此君王不出朝廷，也能知道天下的治乱。然而三代以后，天下的是非都出自朝廷，而不出自学校。于是天子赞许它，众人便争相附和，认为它正确；天子贬斥它，众人便纷纷挑剔，认为它错误。积习形成的毒害侵入人心，利禄熏染心志，道义就消磨了。

译光绪十一年，刘铭传任巡抚，划分疆界、设置官吏，增加学额。后来经礼部议准，便命令各学查明：由南、北两府学拨归台湾府学的廪膳、附生、增生共一百五十名，武生八十六名；又由彰化县学拨归台湾县学文生五十二名、武生十一名，拨归苗栗文生十一名、武生十一名；嘉义、彰化两学拨归云林文生四千九名、武生二十二名。原来设置的廪生增额，应按名次由新籍各生补足。自光绪十八年起，改由新籍生员领取廪膳。当时巡抚兼管提督学政，核定考试经费：岁试、科试两届共一万二千圆，南、北两府各负担一半；岁试三千三百圆，科试二千七百圆。新设的台湾府，规定从辛卯科试起分棚开考，按照南、北两府章程，岁、科两试共六千圆，科试一千七百圆，均由盐课余款支付。南、北两府的考试经费，岁试各八百五十圆，科试七百圆，也由盐课余款支付。起初，台湾士人参加乡试，按例由海东书院发给盘费，以资助在书院学习的诸生。建省以后，因官船往来，改发船票。参加会试的人，过去新科举人在书院学习的，发给一百圆；虽不在书院但连续考中的，也同样发给一百圆；否则只发给四十圆。应当到书院向监院报名，然后再分别发放；若是台北府人，则由该府自行提取发放。台湾府也在就近地点报名，送交巡道核发。这些都是奖励科举的措施。当时各种事务都在兴办，农业、工业、道路、矿业依次开展，而且多借用外国人才。刘铭传于是谋划培养人才，光绪十二年先在大稻埕设立电报学堂，学习电报技术。光绪十六年又在城内设立西学堂，聘请西方人担任教习，选取全台聪慧子弟加以教育，教授英语、法语、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物理、化学等学科。又聘中国教习四名，分别教授汉文及各门课程。学生都享受官费，每年约用一万多两。成效十分显著，台湾教育因此焕然一新。开垦治理，是治理台湾的重大政务。从前番社虽然设置社学，又选取其中优秀者作为佾生，用以宠赐他们；但这只是羁縻的策略，而不是长久治理的办法。这年春季三月，又设立番学堂，先选取大嵙嵌、屈尺、马武督的番童二十名加以教育，聘请罗步韩、吴化龙、简受禧担任教习，教授汉文、算书，并兼及官话、台语和起居礼仪，全部仿照汉制。每隔三天带他们外出游览，使他们同汉人交往接触，消除他们顽强粗野的习气，产生观察感受的心思。刘铭传又时常亲临学堂，检查诸生功课，极力奖励，人才日益兴盛，蓬勃发展。再过几年，便可以任用。然而自邵友濂一到任，光绪十七年西学堂被撤，光绪十八年番学堂也废止了。唉，真令人悲痛！台湾儒学表 台南府儒学：在台南府治内，康熙二十四年创建。以下各项都附载于《典礼志》各文庙条目中。安平县儒学：在安平县治内，康熙二十三年创建。嘉义县儒学：在嘉义县治内，康熙二十三年创建。凤山县儒学：在凤山旧治内，康熙三十五年创建。恒春县儒学：未建。台湾府儒学：在台湾府治内，光绪十五年创建。台湾县儒学：未建。彰化县儒学：在彰化县治内，雍正四年创建。云林县儒学：未建。苗栗县儒学：未建。台北府儒学：在台北府治内，光绪六年创建。淡水县儒学：未建。新竹县儒学：在新竹县治内，嘉庆二十二年创建。宜兰县儒学：在宜兰县治内，光绪二年创建。台湾书院表 海东书院：在台南府治府学的西面。康熙五十九年，巡道梁文煊请求建造，后来改作校士院。乾隆四年，巡台御史单德谟奏请另建校士院。第二年，巡台御史杨二酉奏请按照福建省直辖地区的先例，以府学教授为教师，考取诸生加以教育，并发给膏火费。于是拔贡生施世榜首先捐谷一千石，作为修缮资金，又捐水田一百甲作为经费。于是聘请教授薛仲黄担任教师。乾隆六年，巡道刘良璧亲自制定书院学规，杨二酉立碑记载此事，碑至今仍在院中。乾隆十五年，知府方邦基、知县鲁鼎梅把县署改建在赤崁楼右边，将书院迁到旧县署。十七年，诏令巡道兼任提督学政，每年、每科考试士人，于是改在道署举行，校士院便闲置了。二十七年，巡道觉罗四明又就旧书院修理使用，并立碑记载。三十年，知府蒋允焄代理巡道事务，在府学西边山麓下选址，另建现在的书院，东西宽三十丈，南北长八十丈，坐西朝东，讲堂、斋舍一应俱全。此后又多次修缮。崇文书院：原在台南府治东安坊，是府设义学。康熙四十三年，知府卫台揆创建。乾隆十年，巡道兼理府事庄年重修。十五年，台湾县知县鲁鼎梅把海东书院迁到旧县署，并把原来的海东书院改为崇文书院。二十四年，知府觉罗四明在府署东面新建讲堂、斋舍，并立碑记载，碑现在仍在院中。南湖书院：在台南府治法华寺旁。乾隆二十九年，台湾府知府蒋允焄创建，作为诸生学习的地方。现在已经废弃。蒋允焄撰写的碑文，载于《台湾县志》。正音书院：在台湾县署左边。雍正七年，奉命设立。凤山、诸罗两县也设有正音书院。现在都已废弃。引心书院：原在县治檨仔林街。嘉庆十五年，乡绅黄拔萃借用白莲教斋堂抄用，称为引心文社，独自负责膏火费。十八年，知县黎溶与黄拔萃商议改为台湾县书院，各自捐款置办产业。后来迁到柱仔行街。知县姚莹又捐款生息。光绪十二年，改名为蓬壶书院。蓬壶书院：在县治赤崁楼右边。光绪十二年，台湾县知县沈受谦创建。奎楼书院：在台南府治道署旁边。雍正四年创建，是诸生聚集议事的地方。凤仪书院：在凤山县署东面，嘉庆十九年由知县吴性诚创建。

译屏东书院：在凤山阿猴街。嘉庆二十年，凤山知县吴性诚、下淡水县丞刘荫棠创建。玉峰书院：在嘉义县治西门内，是旧时县学的所在地。乾隆二十四年，诸罗知县李倓改建。宏文书院：在台湾府治内，光绪十五年创建。白沙书院：在彰化文庙左边。乾隆十年，淡水同知代理彰化县事务的曾曰瑛创建。二十四年，知县张世珍重修。乾隆五十一年战事中被毁，知县宋学颢于是改建在文祠西面。嘉庆二十一年，代理知县吴性诚重修，规模较大。此前，嘉庆十六年，知县杨桂森提议把南门外的旧仓改建为主静书院，聘请教师主持讲学，作为贫寒士人学习的地方，并劝募捐款一千多圆，置田生息；后来没有建成，于是把这部分田租拨给白沙书院。文开书院：在彰化县所辖鹿港的新兴街。道光四年，鹿港海防同知邓传安倡议修建，中间祭祀朱子，旁边配祀沈光文、徐孚远、卢若腾、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荐、郭贞一、蓝鼎元，他们都是寄居台湾的贤人。沈光文字文开，所以用他的表字命名书院。邓传安亲自撰写的碑记，载于《彰化县志》。龙门书院：在云林县治内，乾隆十八年创建。蓝田书院：在云林县所辖南投街。道光十一年，南投县丞朱懋延请南投、北投和水沙连两堡的士绅百姓商议建书院，于是由生员曾作云、管俊升等人主持此事，十三年建成。院内祭祀朱子，以讲堂为中心，旁边是斋舍，费用四千一百多圆。众人又捐款置田，聘请山长，以供膏火等各项费用。贡生曾作霖立碑记载，碑现在仍在院中。同治三年五月，绅士吴联辉重建，兵备道丁曰健题名“奏凯崇文”，因为戴潮春之役刚刚平定。光绪十年，吴联辉的儿子朝阳又加以修缮。英才书院：在苗栗县治内，光绪十三年创建。登瀛书院：在台北府治内，光绪六年由台北府知府陈星聚创建。明道书院：在台北府治内，光绪十九年由台湾布政使司沈应奎创建。学海书院：在台北府治艋舺下崁庄，原名文甲书院。道光十七年，淡水同知娄云提议建造，但没有实行；二十三年，同知曹谨继续将其建成。二十七年，总督刘韵珂巡查台湾到达艋舺，改用现在的名称。同知曹士桂亲自担任山长，在此学习的诸生有几十人，文风大为振兴。同治三年十月，重修。明志书院：在新竹县治西门内。此前，乾隆二十八年，永定贡生胡焯猷以兴直堡新庄山脚下的旧宅，自行设立义学，题名为“明志”，并捐出学租作为经费。淡水同知胡邦翰赞许此事，禀报请求上级官员批准，改为书院。第二年，总督杨廷璋立碑记载。三十年，同知李俊原认为书院距离县治太远，督课士人不便，提议迁到南门内。四十二年，同知王右弼于是利用校士经费存款，借此改建。四十六年，同知成履泰又认为南门地势低洼，迁到西门内。道光九年，同知李慎彝修缮。仰山书院：在宜兰县治文昌宫左边。起初，杨廷理进入兰地筹办事务时，认为宋代杨龟山是闽学的宗师，而宜兰海中也有龟山屿，所以命名为仰山，以志仰慕先贤、效法其高尚品行。嘉庆十五年开始建造一间屋。到二十四年，噶玛兰通判高大镛才聘请教师开课，但房屋逐渐毁坏。道光元年，代理通判姚莹把它改建在后殿左厢，也只有一厅一室。不久又毁坏。道光十年闰四月，代理通判萨廉就在旧址新建三楹，作为课试士人的地方。自道光初年起，把清丈土地的余款作为租息，每年收入约一千圆，用来供应各项费用。崇基书院：在基隆厅治内，光绪十九年创建。文石书院：在澎湖厅所辖文澳西面。乾隆三十一年，通判胡建伟应贡生许应元等人的请求，捐款新建。中间是讲堂，祭祀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五位先生；旁边是斋舍，共十间。因为澎湖出产文石，所以用它命名。此后多次修缮。道光七年，通判蒋镛与副将孙得发、游击江鹤等捐出俸禄倡议修建，并亲自主持讲学，以束修充作工资。九年春，在巽方改建魁星楼，以取文明兴盛之象，并请求筹款生息。光绪元年，董事蔡玉成召集士绅商人重新商议修建，计算捐款二千多两。二年冬竣工，规制宏大宽敞。但由于经费短缺，蔡玉成又亲自到道署禀请筹拨，巡道刘璈答应了，宾兴和膏火费用才充裕起来。卷十二 刑法志 连横说：我听老人说过：道失去以后才有德，德失去以后才有仁，仁失去以后才有义，义失去以后才有礼，礼失去以后才有法，法失去以后才有刑。这样看来，刑罚本来就是不得已才使用的。人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彼此滋生养育、相亲相爱，本来不可能糊里糊涂地毫无争执。发生争执，就会强者获胜、弱者失败，尊贵者得以伸张、卑贱者受到压抑。不平之气郁积在国内，于是祸乱发生。因此圣人制定刑罚来威慑人们，使他们相互警戒而不触犯，然后才能得到公平，百姓也没有邪恶之心。所以说，刑罚是为了制止刑罚。然而，法律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才禁止，礼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施行，所以礼的作用隐微，法律的作用显著。隐微的作用持久而影响深远，显著的作用使用久了便会产生弊端。所以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约束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约束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会归服。唉！世道并不浑厚和谐，人也不是野蛮蒙昧的状态，难道能够没有法律来相互维持秩序吗？关键只在于区分善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