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译连横说：我读《考工记》，才知道古人制作器物的精巧。输人制造车毂，舆人制造车轸，辀人制造车辕。一辆车的完成，各自发挥自己的技艺，多种工匠通力合作，器物的用途就广泛了。人是能够结成群体的；因为结群，所以能够相互促生；因为相互促生，所以能够相互供养。不能生产、不能供养，群体就会日益涣散。涣散就会离心，离心就会争夺，群体的德性也就败坏了。古代圣人治理天下，设置耒耜让人耕作，编结网罟让人捕鱼，建造宫室让人居住，制定衣冠来区别等级，制作弓箭来显示威势，制作钟鼓来协调众人。便利器用、厚养民生，使百姓不走邪路，这样治道就大体完备了。后世儒者没有察觉这一点，认为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只谈空理玄说，讲求精纯专一；至于能够使国家获福、使百姓受益的事情，却搁置不讲，于是这种治道便废弃了。秦汉以来，史家接踵而出，却没有人为工艺撰写专志，我对此十分遗憾。钟律、度量衡设置专官，陶匠、梓人、舆人技艺相互演变，其中进化的踪迹可以类推。西方文明晚于中夏；从东方传入的旧法，取得的成效反而更加宏大。到了近代，蒸汽和电力并用，工艺的巧妙于是可以与神明相比，驾驭天地万物。黄种人却不聪慧，自己毁掉了自己的制度。所以，周公的指南车、公输子的飞鸢、张衡的浑天仪、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后世那些工艺之士不能沿着它们加以仿效，使其发扬光大，反而把它们贬低为器物。器物都亡失了，道又怎能存在？这难道不令人痛惜吗！台湾是海上的荒岛，当地居民都是闽、粤之民，他们使用的器物也都是闽、粤的器物。工艺方面的细微成就，尚且没有什么值得观览的。不过，台郡的箱子、大甲的席子、云锦的绸缎，已经驰名京城，并被采作贡品供尚方使用，那么也还是有值得记载的。因此记下它们的大概，以供参考。至于开发万物、成就事务，则要有待后来的君子。纺织 台湾天气温暖湿润，土地黑色肥沃，最适宜养蚕种桑。然而自开辟以来，仍很少有人兴办这一业。台湾人习惯崇尚奢华，绸缎、纱、罗之类大多来自江浙；棉布一类的消费尤其广泛，每年价值一百几十万金。棉布产自宁波、福州、泉州，商船贸易中，这是最大的一宗。郑氏时期，曾筹划种植棉花，想要自行纺织，但封疆初步建立，这项建议没有施行。雍正元年，漳浦人蓝鼎元上书巡台御史吴达礼，论述治理台湾的事项，其中一条说：‘台湾土地不种桑养蚕，不种棉和苎麻，所以百姓多游荡闲散。妇女穿绫罗，佩戴珠翠，喜爱游乐，已经成为风俗。因此，发展桑麻生产的政务不能拖延。制府满公抚治福建时，曾经撰写《蚕桑要法》，绘制十二幅图，颁行各郡县。台湾土地宽广空旷，最适宜种桑，可以仿照施行。漳州、泉州盛产木棉，俗称吉贝，可以让百姓从内地收取棉种，带到台湾播种；同时下令广泛种植麻和苎麻，织成冬布、夏布。妇女有养蚕种桑、纺纱绩麻的事务，勤俭就会成为风气，百姓可以富裕，风俗也可以改善。’然而此后一直到道光年间，蚕桑业仍未实行。大概是因为台湾土地肥沃，种稻、种甘蔗，获利较为丰厚。沿山的园地开始种植麻和苎麻，安、嘉两地较多，新竹次之。麻苎运到汕头、宁波，用来织布，再把织成的布运回台湾销售；但台湾人不能自己纺绩。凤山县辖境一向出产菠萝，人们割取菠萝叶抽丝，可以织夏布；但台湾人也不能自己纺绩。只有菠萝丝运到汕头，再转售到潮州，每年大约有十几万圆。台湾暑热，夏布的需求很大，却不能自给。把天然资源的利益白白留给别人，真可以说是昏昧了。咸丰初年，江南发生大乱，有一位蔡姓人曾在南京织造局做工，开始来到郡治上横街，织造绸缎、纱、罗，号称“云锦”。这种织物质地柔韧，花样不断翻新，染色鲜明，长久不褪。销路很广，闻名各省，凡是进京的人，大多把它作为地方土产。可是所用的丝仍取自江浙，尚不能自给。蔡某死后，技艺传给他的儿子，成为世代经营的产业。同治初年，广东人凌定国任城守营参将，深知台湾养蚕种桑有利，便从广东运入蚕种，在做篾街租房，聘请工人养蚕，并在东门外种桑。因为台湾的桑叶小，不适宜养蚕，所以移入广东的优良品种。然而刚开始经营时，成效很小，有时蚕多桑少，有时桑树茂盛而蚕少。经营数年，损失很大，这件事便废止了。光绪元年，开山的议案已经确定，台东也设置官署分别治理，军民逐渐到来。巡道夏献纶于是命戍兵种棉，以开发土地的利益。但台东多雨，棉花常常腐烂。到刘铭传任巡抚时，每天都把振兴生产作为要务。光绪十五年十月，委派云林知县李联奎等人前往江浙、安徽各省，搜集蚕桑的种类以及栽种、饲养的方法，编印成书，颁发给百姓，大力奖励。又购买棉种，通令各厅、县晓谕农家播种。于是淡水富绅林维源在大稻埕种桑，筹办养蚕业，一时相当兴盛。等到刘铭传离任，这件事也停止了。当初，云锦织造绸缎的技艺已经闻名京城，光绪年间皇帝大婚时，内廷命台湾布政使采办进贡，费用达数万圆。帐幔、袆衣、被褥之类，都能够按照图样织成。内廷非常高兴，认为江浙官局织造的产品还有逊色之处。云锦获得这种美誉后，却不能扩大产业；子孙游荡懒惰，日渐衰微，怎能不令人惋惜！当时，竹堑福林堂的尼姑素莲也设置织机，用来维持衣食。素莲姓黄，年轻时便失去配偶，持斋守节，与她的徒弟共同从事纺织。织出的布，人人争相购买。台湾的番人能够自己织布，用苎麻掺杂树皮制成，长度不满一丈。台湾人买来做贴身衣，善于吸收汗水。水沙连的番妇则把苎麻和狗毛混合纺成纱，用茜草染色，交错织成花纹，称为“达戈纹”。道光年间，大甲的番妇开始采集蔺草织席，质地柔韧而耐久，可以卷起或铺开，汉人多跟着她们织造。于是大甲席的名声传遍远近。上等的，一领价格达到二、三十金。大甲人以此为生，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刺绣

译台湾妇女不从事纺织，却擅长刺绣。刺绣技艺几乎超过苏州、杭州。名门闺秀相见时，争相夸耀女红。衣裳裁剪缝制，也多由自己完成。贫寒的闺中女子靠此为生。所以即使家中没有一石粮食，凭着纤细的十指，也足以供一家吃饭。近来只有淡水少女争相学习歌曲，靠缠头所得的钱帛为饰，而女红废弃了。台南妇女尤其擅长制作绢花，有的用通草，有的用杂色彩料。一花一叶，都鲜艳得像真的一样。五都的市场上都有出售。雕刻 雕刻技艺中，木工最为精巧；台南最好，葫芦墩次之。曾有人用直径一尺的坚硬木材，雕刻山水、楼台、花卉、人物，内外玲珑剔透，栩栩如生，仿佛要活过来一样。崇祠、大庙用它来增加美观，所以屏风、床榻、几案之类，每制作一件，往往价值一百几十金。大概是因为选材很好，施展技艺也很巧妙。只是雕玉刻石，还比不上闽、粤而已。绘画 绘画是文艺的一种。台湾开辟以来，善于绘画的人并不少；但台南郡治的火画，技艺尤其精巧。台南郡附近多槟榔，人们常取槟榔箨做扇子。画工又挑选其中轻薄洁白的，用线香燃烧的火头来烙画。篆、隶、楷、行等各种书体，绘画的六法，没有不完备的。又用锦缎包边，装饰象牙柄。每把可以卖几金，或几百钱，按精粗不同而有差别。西洋人士购买它作为馈赠之物，认为这是台湾特有的技艺。然而台湾各地中，只有台南出售，其他地方很少见到。铸造 台湾铸造铁器，过去由地方官举荐充任，藩司发给凭照。全台湾共有二十七家，称为“铸户”。所铸器物多是锅、鼎、犁、锄，禁止铸造兵器，是担心被盗匪利用。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上奏请求解除禁令。不过，铸造小刀的地方各处都有，只有淡水的士林所制最好。台湾产金，所以妇女的首饰多用金制作。一支簪、一只耳环，都极为精巧。台南制作的银花，质地轻而洁白，有牡丹、蔷薇、荷花、菊花等样式，无不美丽。因此西洋男女购买它，作为玩赏之物，或用来馈赠。陶制 郑氏时期，咨议参军陈永华开始教百姓烧制瓦片。瓦片颜色都是红的，所以范咸作有《赤瓦之歌》。然而台湾的陶器制作业还没有大力发展。盘、盂、杯、碗之类，大多来自漳州、泉州；其中上好的则来自景德镇，只有砖瓦能够自给。乡村建房时，把土制成长方形，厚约二寸，在太阳下晒得极干，砌起来作为墙壁，坚硬如砖，称为“土墼”，费用可节省数倍。光绪十五年，有兴化人来到台南，住在米市街，把土制成器物，在市场上出售，但规模很小，不久便停止了。只有彰化的王陵善于制作烟斗，并绘饰花鸟，釉彩极其精巧，一枚卖几圆金。其次是台南郡能治的三玉，其技法传自江西。王陵还能够制作瓶、罍之类器物，也极为精巧。可惜都只是供玩赏的器物，不能与景德镇的产品相媲美。煅灰 灰有两种：一叫蚝灰，一叫石灰。沿海地区多养牡蛎，台湾人称牡蛎为蚝，取牡蛎壳烧制，颜色洁白，用来粉刷墙壁、建造房屋；靠近山地一带则挖取石头煅烧，价格比较便宜。烧焿 住在山里的百姓砍伐杂木，堆起来烧成灰，再煮制焿。焿有两种：凝固的叫焿砣，用来配合染色；流动的叫焿油，可以调味食用，颜色黄色，有毒，能帮助消化。烧焿所用的木材，以山蕉、贯众为好，也有运出去销售的。竹工 嘉义盛产竹子，用来造纸，销路很广；编成器具，使用量也很大。水沙连的竹子直径大到一尺多，捆扎起来做成竹筏，可以渡过大洋，冲击风浪也不会沉没，所以沿海捕鱼都使用它。竹工中技艺高超的，能制作床、几、篮、筐等日用器具，各地都有。皮工 台南郡治的皮箱，制作得极其牢固，漆也很坚实，积水浸泡也不会湿透。其次是鹿港的皮箱。销售到外省，称为“台箱”。台湾土地多产皮料，可惜没有制革厂把它制成各种器物，所以只用来制作枕头和鼓罢了。卷二十七 农业志 连横说：古人有句话：“一个男子不耕种，就有人会因此挨饿。”所以，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农业就十分重要了。台湾是海上的荒岛，古人称它为“毗舍耶”，这是梵语。“毗”是稻土的意思，“舍耶”是庄严的意思，所以又称为“婆娑世界”。台湾是适宜农业、令人乐居的地方，享有上天赐予的利益。然而当地土番粗野蒙昧，不懂耕种，只会射飞禽、追走兽，以此养活自己、维持生计，仍是图腾时代的人罢了。到了宋代，才开始通商贸易。元、明以来，移民逐渐到来。崇祯年间，熊文灿任福建巡抚，正逢大旱，便与郑芝龙谋划，招来数万饥民，每人发给银三两，三人配一头牛，运到台湾，命他们开垦田地、修筑房屋；秋收所得，是中原的两倍。因此每年到来的人越来越多。荷兰人到来后，设置王田，招募百姓耕种。所产的东西中，以米、糖最多；因为有余粮，便运销中国，远至日本、南洋，每年价值数十万金。郑氏因此把王田改为官田，又推行屯田制度。漳、泉、惠、潮的百姓听到消息纷纷前来，开拓土地远达两鄙，产量更加丰富。土地刚开辟时，田地属于上等，播种以后任其自行生长，不从事耕作，却获得加倍的收成[原文“倍屣”疑有讹误]。粮食多得堆在田间，各种物产繁多充足。百姓富足、国家富裕，所以能够凭一座弹丸小岛抗衡中原。归入清朝统治以后，农业更加兴盛。原定正供征收谷物九万二千一百二十七石。到雍正十三年，新开垦的田园又增加征收八万零七十五石；糖的生产也逐渐兴盛。三县每年产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青糖每百斤值银八、九钱，白糖每百斤值一两三、四钱。全台湾都依靠它来维持生计，四方商人纷纷奔走经营，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它成为贸易中的大宗商品。然而自朱一贵平定以后，规定了联■〈舟宗〉的办法，如果不经过数十天，船只就不能整齐出发[“联■〈舟宗〉”有脱误，具体制度不明]。到了厦门，还要归关查验；一条船所经过的地方，要两次护送、八次挂验，全都必须耗费钱财。因此船只难以及时出发，运输费用高而糖价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