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译连横说：台湾是天下深远险要的地区，土地肥沃，适宜种稻。刚开发时，一年能收获三次，所以百姓没有饥荒之患。郑氏供养七十二镇军队，咨议参军陈永华于是重申屯田制度，以充足军队粮食；又能把多余的粮食供应漳州、泉州，从中获取利益，所以国家的费用不匮乏。清人取得台湾后，分驻的戍军都从福建调来，每三年轮换一次，于是把台湾征收的谷物称为“正供”，用来供应福建军粮。凡是商船前往台湾贸易，都必须领取执照，按照梁头配定数量，装载米谷，这叫“台运”，其事由厦门海防同知掌管。福建水陆官兵有五十营，驻防旗兵也不下十万人，每年征收粮米，只有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兴化五府产米地区，足以供应军粮；福州、福宁、泉州、漳州四府则兵多米少，协济仍然不足，一半发给折色。督标所属金厦、漳镇、铜山、云霄、龙岩、南澳各营，甚至有全部折色发放的。雍正年间，先后上奏请求一半发给本色，以台湾额征的供粟中拨运，称为“兵米”。后来增加戍台兵丁及其家属的米粮，也用台湾谷物运送供应。于是台湾每年运往福建的兵眷米谷为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遇到闰年增加运送四千二百九十八石。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上奏，确定把粮食分配给商船，运送到各仓。这就是台运的由来。台湾的商船，都是漳州、泉州富民建造的，渡海贸易，以求获取利润。一时商业繁盛，所以都急于为公家效力，乐意运粮。自乾隆五十九年水灾以后，械斗又兴起，接着发生蔡牵之乱，海上受到骚扰，军事行动将近二十年，漳州、泉州百姓困苦，台湾也一样。各种货物交易萧条，出海的船只日益减少，于是台湾谷物不能按时运出。福建军粮十分紧急，各厅县都借用仓粮来储备，仓中的谷物便空了。大商船装货六、七千石，小的也有二、三千石。按规定，梁头宽二丈以上的，每船配运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的，配运一百三十石；每石给运费六分六厘。起初没有什么困难，后来仓吏百般挑剔，拖延日子，而民间货物每石运费三钱，有时达到六钱，比官运费用多几十倍。谁还肯乐意承担呢？而且台湾船只装货，多数驶往宁波、上海、胶州、天津，远至盛京，然后才返回福建。往返要几个月，官粮长期存放在船舱中，担心受海气蒸变，仓吏不肯接收，所以多半私下换成银两购买货物，回来时也用折色交仓。不能这样做时，就买谷物来应付。官吏特别从中获利，时间久了便成了陋规，如同江、浙的漕运一样。嘉庆十四年，总督方维甸因为台湾谷物积压滞留，上奏请求开放八里岔港，与鹿耳门、鹿港一样配运。于是鹿耳门应运四万九千多石，鹿港二万二千多石，八里岔一万四千多石。

译起初，部议规定按照梁头，每船配运一百石至三百石为止。乾隆三十七年，详细确定糖船应配运一百六十石，横洋船八十石。乾隆四十八年，又奉部议，遇到闰年增加运量。开放两个港口后，议定鹿耳门糖船配运三百六十石，横洋船一百八十石；鹿港的厦船也为一百八十石，蚶江船一百四十石，因为蚶船较小；八里坌渡海的渔船，也命令配运，从三十石到八十石不等。然而有关官员执行不谨慎，商人又巧妙设法规避，台湾谷物积压仍和过去一样。十六年，总督汪志伊上奏请求改由官府自行运送，命厦门、蚶江两厅封雇商船二十艘，每艘各装一、二千石，照例给付费用。每石另给银二分，派丞、倅、游、守各一员监运，分三次运回十万石。二十二年，又雇运七万石。商人虽然勉强奉命，但台湾一听说要专门运粮，米价便猛涨，百姓的粮食受到损害。彰化知县杨桂森建议改征折色，上奏停止台运。省中议论认为不可。鹿港卢允霞听说后说：“这是一种奇货！” 他对自己交好的商人说：“我能革除陋规！”众人相信了他，把他当作谋主。他设立公馆，向各船户征钱作为诉讼费用；但郡城以及泉州、厦门的商船都没有跟从。二十五年，巡道叶世倬来到鹿港，知道商人困苦，回去后想要革除这一制度，提议建造官船自行运粮，并把这个想法告诉台湾县姚莹。姚莹说：“不可。台湾谷物每年十万石，按每船装二千石计算，应当使用五十艘船；若按一船装五千石计算，也要花费二十五万圆。弁兵、管驾、舵工、水手每船不少于几十人，每年费用又要数万圆。海船驾驶三年修理一次，费用又是数万。海上风浪不可预测，一旦沉没，船和粮食都损失。这是在漕船之外，又增加国家的一种弊病。”叶世倬怀疑他另有私心。等到叶世倬担任巡抚，仍极力坚持原来的意见，还没有来得及改革制度就离任了。不久赵慎轸、孙尔准担任督抚，担心商船运粮不能按时进行，命台湾府方传穟筹划。方传穟认为鹿港港口淤浅，商船不能到达，于道光四年开凿五条港以便利出入。这一年又奉旨运米十四万石到天津，免除配运兵谷的船只六十艘，能够配运的船就更少了。方传穟说：“现在即使竭力疏通，也不足以运送本年的定额。算到明年，积欠当在十万石以上，势必又需要雇船运输，但这不是好办法。远洋险阻，每年都有漂流沉没的事故。平时配运只是一百多石，糖船则加倍。船只失事后责令赔偿，数目不多，所以这种办法可以长久实行。若雇船专门运输，每船运量何止是平时的十倍？假如发生意外，官府和商人都难以赔偿。虽然以前已经实行过三次，却不能依靠这种办法。过去商人的资本丰厚，船只坚固；如今商船薄小，沉毁的较多。民间购买一千石货物，还必须分装在几艘船上，以防意外；官粮难道可以不慎重吗？积存的谷物有十三万石，需要六、七十艘船。由厦门、蚶江两厅雇船拨运，应分四批，或五、六批。每一批都必须有文武正副委员护送，弁兵的供应和犒赏都取自四县，赔累已经很重；而内地各仓既然失去商运的便利，就必然会多方挑剔驳斥。这是官府方面的负担。官粮运费每石六分六厘，比民间货物只相当于十分之二；每船按装二千石计算，船户只能得到一百多两运费，不够开销。船本钱以及修整篷、索、桅、锚等费用，又从哪里出？每逢雇船运输，行商和通港船只都要摊派津贴，商户仍然免不了赔钱。这是商人方面的负担。台湾三个港口，来往的商船只有这么多；既然运送了积存的谷物，第二年的新谷必然配运不足。这是疏解旧欠，反而增加新欠，也不是妥善的办法。何况台湾近年米价昂贵，一听说要专门运粮，市场价格便突然上涨。这是官府和商人已经受害，又使百姓受害。考虑下来，只有逐渐停止运送新谷，改用折色发放。请命令各厅县查明积存谷物，照旧配运；新谷全部折换成银，按照中等平价，每石折番银一圆三角，分四季解送到内地。有谷物的厅县领回银两，折发作为兵粮。内地番银一圆可换制钱八百多文，按两谷一米计算，每米一斗可折发制钱二百文。等积谷运完后，仍然配运新谷。以后再有积存，也可以仿照此法办理，这样就能免除雇船运输的弊害，清理台湾积谷，补充内地仓储。”赵慎轸认为他说得对，但水师提督许松年认为不可。恰好卢允霞进京上控，请求停止商运。事情交给督抚议论。司道于是探询杨桂森的意见，停止商运，请台湾供应粮食，一半折价发给本色，以供台湾营兵；另一半收取折色，每谷一石征银一两二钱，以供内地营兵。即使把全部数额抵作台湾兵饷，也可以免除领取、解送的烦劳，每年还可以节省运费六千多两。赵慎轸说：“福建省漳州、泉州各府背山环海，田地少而人口多，出产的米不够百姓食用。台湾是产米地区，所以命令征收本色，运来供应内地营兵的军粮。原本是用台湾的有余，补济内地的不足。如今如果改为解送折色，已经失去立法的本意。台湾各属征收供粟，向来没有一半本色、一半折色的例子。方守所议暂时解送折色一年，尚且是一时权宜之计，还可以由官府酌情办理。若改征一半折色，那么台湾有谷物的人家较多，必然纷纷卖谷缴银；其中一定会有平水、火耗等加征，流弊必将更加滋长。这是便利商人而使百姓受害。更改旧章，不可草率，应该再次议论。”于是台湾道孔昭虔、台湾府方传穟、台防同知杜邵祁、鹿港同知邓传安、淡水同知吴性诚、台湾县李慎彝、嘉义县王衍庆共同议论，都认为不能停止商运。台湾人听说将要改征折色，大为喧哗，士绅都说：“民间缴纳正供，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虽然今昔情形不同，民间私下折色，也都是按照当时市价的高低，没有固定标准。

译如果改征折色，每谷一石征银一两二钱，就会变成固定的成例。实行日久，势必还会加征。平水、火耗等负担，会使百姓受害更深。而且台湾百姓买卖都使用番饼，并没有纹银，全靠每年兵饷散布到民间。纹银和番银都便利，所以钱价能够保持平稳。如果大笔兵饷永远停止，纹银就会断绝，番饼价格上涨，必然导致百姓和商人都受害。极为不便。”孙尔准也对改折抵饷一事，私下向方传穟询问。方传穟回信说：“如今纷纷说商人受害的人，都是追求虚名，没有计算实际情况。商船往返台湾海面一次，贩货所得的利润，加上船户所得的水脚，总数有几千金。船只装有几千石货物，却只运一百多石官粮，又按每石六分多给运费，国家体恤商人，可以说很优厚了。有什么受害的呢？所谓弊害，不过是有关官员的陋规罢了。有国法在那里，可以治罪，也可以裁除。若改易旧章，另有弊害，又该如何处理？自古没有完全无弊的制度，利益所在，弊端就会产生。如果只因为看见后来的弊端，便连根本制度也一并废弃，就是因噎废食，怎么可以不察？商船运粮，虽然是为了供养军队，但它的根源在于正供。台湾产谷地区的百姓愿意以谷物缴纳，而不愿缴银，所以前人根据土地情况确定赋税，有供粟而没有地丁。虽然有匀丁、杂税，数额也很少。漳州、泉州、福州兵民众多，粮食产量不足，所以用有余来交换不足，运送台湾谷物来接济各地军粮，发放帑银来供应全台兵饷。各得其所，百姓长期以来都感到便利。虽然近来台湾各属的正供不免有折收，内地兵米不免有折放，船户运谷不免有折交，但名义还在，法令还在。每当需要谷物时，仍可立即备办。一旦改制，内地将永远没有取得谷物的机会，台湾也将永远没有见到银子的日子；一旦需要使用，反而要费尽周折。这是第一项不便。台湾各属贸易都使用番饼，官府和百姓收用纹银，都依靠台湾兵饷。兵饷发给士兵后，便散布到民间；除去这种办法，海外纹银就会断绝。这是第二项不便。全台兵饷每年发银二十一万一千多两，遇闰年发银二十二万六千多两，另加饷银六万七千多两。台湾各属额征的盐课、叛产、官庄杂项钱粮和捐款，全部划扣。历年藩司还应发银十四、五万多两。如今把台湾运谷折价计算，即使每年都清偿没有积欠，也只能裁减十万两，仍不足以抵偿大笔兵饷。假如某年又歉收，百姓欠粮累积，立即就会出现财政支绌。海外兵饷关系重大，贻误不能算小。这是第三项不便。自古以来，夏、商、周三代都没有废除力役之征，国家有征发时，乡里出车、徒、马、牛，任国家使用。唐代制定租庸调法，史书还称赞它好。因为军国所需不能不借助民力，这不仅是为了办成事情，也是暗中用来维系上下关系，使百姓懂得趋事赴功、尊君亲上的道理；所以百姓安于自己的本分而忘记劳苦。如今西北直省仍有车马差徭，所以那里民情愿意保持朴实，只把奉公看作本分所应当做的事。东南各省民俗浮薄苟且，一切便利百姓的措施，仍有人诽谤上级，是因为不懂得本分和道义。海船没有其他徭役，官府使者往来，都给付雇值。只有经过台湾时配载军士，返航时配载谷物，这两件事还保留着奉公的意义。但也有水脚费的补给。即使稍有赔费，也是船户自己谋求巧利，被口员、胥吏挟制，才形成陋规，并非无缘无故造成的。如果裁去运谷，商船从此就不会懂得奉公的道义。假如一旦发生意外而需要征发，反而会引起叹息和怨恨，认为本来就不应当役使他们。履霜而知坚冰将至，事情总是逐渐发展而来的。这是第四项不便。卢允霞不过是一个无赖讼棍。从前曾因唆使诉讼被拟定发遣，遇到恩赦才返回。他又盘踞鹿港，煽动蛊惑商民。假借控告革除陋规的名义，设立公馆，每船抽取费用几十文。这是奸民暴敛钱财。各商船船户只有泉郊的几个人稍微依附他，其余都已经看出他的奸诈，有人到厅中控告他假借公义。这就是前一年邓丞前往毁掉他的公馆的原因。他怀着这件怨恨，又受到众船户归罪责难，所以冒死叩击宫门上控，以堵住众人的责难。他起初因为敛费而控告陋规，后来又因为陋规而陈请改制。这样，一个奸民竟敢妄加议论，扰乱祖宗成法。虽然停止商运的议论是杨桂森首先提出的，但杨桂森的建议过去已经没有实行；如今却因为卢允霞的上控而实行，这就成了奸民逞弄智巧，反而比县令的建言更受优待。这是第五项不便。州县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必须让他们有能力办理公事，才不至于显出困窘。台湾谷物的陋规，不仅内地各属依赖它，台湾各厅县也依靠折半征收的利益。每谷一石折收番银二圆，或一圆八角，可以抵作纹银一两四钱，或二、三钱。如今如果用一半折色抵充台湾兵饷，官府没有丝毫余利，厅县从此就会十分困窘。海外经费没有一项不比内地加倍，幕友的修金每年常有四、五千圆，捐赔的款项又有一、二千两。廉俸没有多少，靠什么来供给这些费用？并不是全都为了谋求私利。这是第六项不便。即使是清廉的官吏，也必须让他们能够自给，这样才不会侵耗国帑，不会榨取民脂民膏。陋规一旦全部取消，势必造成仓库亏空；否则在诉讼案牍中进行剥削、贪污受贿，百姓所受的祸害会更加严重，海外的隐患从此会加深。这是第七项不便。商人受害的弊端，实际上还小；如果因为便利商人，反而使官府和百姓受害，进而使国家受害，那么危害就更大了。古代治理政事的人，利益相同，就用道义来权衡；危害相同，就按照大小、轻重来权衡，不能不谨慎。”孙尔准接受了他的意见。赵慎轸也写信给方传穟说：“近来读到议论，所见正相同。事情关系国家制度，不能不把意见全部说出。但既然已经违背众议，就不能停止商运。”方传穟提出的停止运旧谷、运新谷的办法，也于是搁置了，第二年仍然雇船运输。方传穟又建议停止运输兵眷米，每米一石抵给纹银一两。藩司从台湾兵饷中扣发，台湾各属用折色缴给台湾府，以抵充大笔兵饷。当时赵慎轸已经离开福建，这项议案虽然暂时实行，却还没来得及咨报上奏，方传穟也调任了。道光七年，议定不再计算梁头大小和船只名目：凡厦船配谷一百五十石，蚶船大的配一百石、小的配八十石，横洋船一百八十石，糖船三百六十石。原本是想清理积压，但积压仍和过去一样。于是上奏请求改征折色，从这一年起，每石折换纹银一两，命令各兵丁及其家属自行买米，使商船得到便利。○鹿耳门应运兵眷米谷表（米从 △谷从▲）

译运出之地　收用之地　兵米兵谷　眷米眷谷 嘉义　厦防厅仓　▲二四、一五四　▲一、九二 ○ 台湾　龙溪县仓　▲二、三七 ○ 台湾　龙溪、同安、平和　▲三、八 ○六 凤山　福州府仓 △一、五 ○ ○ 凤山　南澳厅仓　▲三、六三八 凤山　漳浦县仓　▲五、九一四 凤山　海澄县仓　▲九八三 凤山　诏安、漳浦　▲三、四七六 ○鹿港应运兵眷米谷表 运出之地　收用之地　兵米兵谷　眷米眷谷 嘉义　福州 △五、五００▲五、五００ 彰化　福州 △八七五▲八七五 彰化　莆田　▲三、七二七 彰化　晋江　▲五、四一四 彰化　南安　▲四六五 ○八里岔应运兵眷米谷表 运出之地　收用之地　兵米兵谷　眷米眷谷 彰化　闽县　▲一、０四０　▲五、五００ 彰化　罗源　▲二、二０五　▲四六０ 彰化　福安　▲二、０七三 彰化　侯官　▲二、三八一 彰化　连江　▲四五六 彰化　长乐　▲六四八 仓储 仓储制度仿效成周，用来充足军粮、使民食宽裕并平抑市场价格。汉代开始设置常平仓，由官府主管；粮价低时买入，粮价高时卖出，按时调剂，所以称为常平。唐代又设置义仓，由官府和民间共同设立，用来准备荒年所需。到了宋代，朱熹又创立社仓制度，后世推行，百姓都称便。台湾是天下深远险要的地区，土地肥美，一年收获三次，用它的有余供应福建，漳州、泉州百姓都依赖它。郑氏时期，曾建天兴、万年二仓，仓址至今还在。归清以后，各县增设仓库。一种叫文仓，储存供谷；从前正供多缴纳本色，所以用它来收储，有时也拨出平价出售。一种叫武仓，储备军粮；戍守台湾的士兵按月发米，所以用它来存放米粮。一种叫义仓，由官府和民间捐资设置。百姓自行建造的叫社仓。《大清会典》说：“凡民间收获时，按照各自的余粮，听其捐出粟、麦，建仓储存，以备乡里借贷，称为社仓。公推一名富足而有品行的人为社长，另推一名能书写的人为副社长。按照保甲印牌，对有职业而贫困的人，春夏从仓中借米，秋冬大丰收时加一偿还。年成中等时，只捐纳利息的一半；年成差时免收利息。社长、社副掌管账簿并进行检查，每年把谷物数目呈报官府，管理出纳，只求便利百姓，官府不得以法律约束他们。丰年劝导捐纳社谷，要顺应民情，禁止吏员强行摊派。有好义而能捐十石至一百石以上的人，分别给予表彰奖励。社长、社副管理有方的，也按年给予奖赏。这种制度非常好。又有番社仓，用来储

译存熟番的口粮，制度大致相同。康熙四十三年，议定福建仓谷存留和发卖的数额，各州县按定额存留；常平仓的谷物，则按照时价全部卖出。只有台湾远悬海外，当时捐谷八千六百多石，常平仓谷十一万多石；每县按例应存的数额留下，其余全部发往市场换银，以备荒年赈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所存供谷，当时有七十多万石，数额既多，积存久了容易腐烂，应留下二十万石，供三年军粮，其余也全部卖掉，充作兵饷。雍正四年，议定台湾每年运往福建平价出售的米五万石之外，另用正项款购买、运送十万石，分储沿海各处。如果台湾年成丰收，可以根据情况酌情增加运量。” 雍正七年，总督高其倬上奏说：“台湾的谷物，只能储备全台以及金门、厦门两处的军粮。如果要平价出售米粮供应漳州、泉州，请用官庄的款项购买。”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乾隆十一年，省中议论认为，福州、兴化、漳州、泉州的米粮不能不依靠台湾；而台湾年成有丰有歉，也不能不预先筹备。于是规定台湾各厅县购买谷物四十万石，永远作为定例，储存在台湾仓中。遇到福建缺粮时，拨运前往接济，再由藩库拨款归还，用来补买。过了两年，又议定福建常平仓积谷的数额，台湾应存四十万石。台湾是产谷之地，开垦的土地日益扩大，收成越来越多。除非遇到战争、水灾、旱灾，粮食不会缺乏。即使发生灾害，百姓仍然崇尚义举，业户往往拿出粮食平价出售，乐善好施的人也多捐款赈济，所以没有饿死道路的惨状。道光十七年，淡水同知娄云又劝各庄联合设置社仓，众人踊跃响应，先后设立。后来由于正供改征折色，又裁撤班兵，文仓、武仓大多空置，逐渐倾塌。只有义仓还存在，现在把所知道的列入表中。○台湾官仓表 台湾府仓：一所在府治镇北坊县署左边，共七十六间；一所在东安坊旧县署右边，共三十七间。储谷二十万石；不足额的，由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拨入仓中收存。台湾县仓：一所在旧县署左边，共五十七间；一所在县署右边，共十四间；一所在安平镇，共二间；一所在罗汉门，共三间。储谷三万石。另有监仓在县署左边，共二十间，乾隆二十四年奉文建造。凤山县仓：一所在府治钱局，共二十八间；一所在东安坊，共二十一间；一所在大埔街，共二十间；一所在安平镇，共二十五间；一所在旧县治，共八间。乾隆五十四年，知县常明修缮，储谷五万石。另有监仓在旧县治仓库后面，共五间，乾隆二十四年建造。嘉义县仓：一所在府治东安坊，共一百三十六间；一所在县

译治，共八十间；一所在笨港，共一百零九间；一所在斗六门，共九间。乾隆五十五年，知县单瑞龙修缮。储谷五万石。监仓尚未建造。彰化县仓：一所在县治半线堡，共十五间。康熙五十四年，诸罗知县周锺瑄建造，用来储存半线至竹堑的兵米，因此也是武仓。雍正二年，移归彰化县。一所在鹿港米市街，共十六间；一所在猫雾捒堡，共三间。这些都建于雍正年间，储谷五万石。监仓尚未建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年〕

译淡水厅仓：一所在竹堑，共十二间。康熙五十五年，诸罗知县周锺瑄建造，用来储存淡水至南崁的兵米。雍正二年，归淡水厅管理。嘉庆二十二年，同知薛志亮修缮。一所在八里坌，共十二间，后来坍塌，迁到艋舺。一所在后垄，共一间；一所在南崁，共一间。这些都经过薛志亮修缮，储谷二万石。另有监仓两处：一所在竹堑，共五间；一所在厅署内，共六间。澎湖厅仓：在厅治妈宫。雍正七年，议定拨存仓谷五千石，命令台湾、诸罗二县先各拨运正供谷一千五百石，等冬收后再各运一千石，以补足数额。后来通判王仁认为澎湖地方潮湿，储谷恐怕腐烂，请求命令把谷物寄存在原产地，遇到年成歉收时再运来。大府不肯。起初先运到二千石，仍缺三千石，长期没有补足。后来通判胡建伟详细请示知府查照旧案，命令台湾、诸罗二县再各拨运一千五百石，以达到原议数额。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诸罗县运到规定数额，而台湾县仍有缺额，所以规定存额为三千五百石，用来平价出售。此外又有官府捐出的谷物，每年三石。但如今已经没有存留，仓库也多已坍塌。又有武仓，也在妈宫，就是从前碾米发放兵米的仓库。旧例是：澎湖营到台湾运米，每年七千二百石，储存在仓中发给。乾隆二十年，通判王祖庆禀报说：澎湖不产谷物，只能依靠客米贩运来接济百姓粮食。但风信不固定，每逢市场缺粮时，幸亏依靠每月运来的兵米六百石，按期发放，彼此调剂。可是近年来总是超过期限。查妈宫现有武仓十间，因为澎湖地方潮湿，储米容易腐烂，请求改为储谷。按一米折二谷计算，共七千二百石，储存在武仓中，命文员管理，按月碾米发放；这样既不违背常例，又使军民双方受益。上奏获准议行。后来又把储谷改为储米，由澎湖厅向台湾县领取米价，自行购买。到了同治年间，因为接济迟延，戍兵索要粮饷，才改由台湾县购买，仍由澎湖厅发票监督发放，各兵自行到船舱领取，于是武仓便形同虚设。近来也大多坍塌。噶玛兰厅仓：一所在厅治，一所在头围。嘉庆二十一年，通判翟淦建造。储谷二万石。○台湾社仓表 台湾社仓：原先在镇北坊，共有四间。康熙五十年，台厦道陈璸主持修建。乾隆十五年，知县鲁鼎梅改建县署，便借县仓储存社谷。后来迁建到龙王庙左边。据同治六年绅董黄应清汇总编造的清册，共有仓房十二间，储存谷物一万六千二十一石。凤山社仓：康熙四十四年，知县宋永清捐资修建。一所在兴隆里，一所在下中洲，一所在内土库，一所在半路竹，一所在下埤头，一所在崁顶，一所在万丹。其中大多已经倒塌。嘉义社仓：一所在诸罗山，一所在安定里，一所在斗六门，一所在茅港尾，一所在新化里，一所在打猫社，各有一间。到现在大多已经倒塌。道光十五年，绅士王得禄倡议在县治修建一所，储存谷物二万石。彰化社仓：在县治小西门，共有十九间。道光十四年，台湾府周彦、彰化县李廷璧劝谕绅士罗桂芳等捐资修建。一所在沙连堡林圯埔街，乾隆十六年由庄民捐谷共同修建。淡水社仓：道光十七年，同知娄云创办，劝各业户捐谷；当时尚未建仓，但已经奏请给予奖励并备案。同治六年，署同知严金清又捐出廉俸一千圆，购买谷物一千石，并谕令业户林恒茂、郑永承等共计捐谷四万九千石。另拨捐谷三千六百石作为义塾经费。于是就在竹堑、艋舺两处各设立明善堂来管理此事。竹堑是购地新建，费用二千九百七十二圆多；艋舺旧仓已久经倒塌，便在原址重建。又因大稻埕捐谷较多，曾议定设置总仓，但没有实行。此外各地也有很多捐资设置的社仓。一所在大甲文昌祠内的左边，有仓房五间；一所在后垄；一所在猫里；一所在桃仔园，捐谷数目都不详；一所在北埔，业户江大宾等捐谷五百五十石，后来又捐八十五石；一所在九芎林，业户詹国和等捐谷五百七十一石；一所在中港，业户叶廷禄等捐谷八百四十石；一所在新埔，业户陈朝纲等捐谷八百五十石；一所在大湖口，业户张阿龙等捐谷八百五十石。一所在大溪滣，业户叶从青等捐谷九百石。各仓都还没有建成，暂时由捐户代为储存。澎湖社仓：雍正八年，福建督抚奏请办理社仓，命令各属官民捐谷。从雍正九年起，到乾隆十六年，文官武官共捐谷二百五十九石。这年八月，台湾知府陈关认为澎湖属于台湾县，应将社谷计入台湾县拨贮的三万石数额内造册上报。通判何器于是把存谷二百一十五石碾成米，移交军营，抵充拨给台湾县的数额。乾隆十八年，又拨给县里八石，仍存三十六石。奉文改作溢捐，收入官仓储存。道光十一年，通判蒋镛才开始捐出俸银七百千文，副将吴朝祥也捐二百千文，于是劝谕绅富陈均哲、黄宽、纪春雨等各捐四百二十千文，其余人也乐意捐助，共计得到三千五百八十五千文。从道光十三年起，分发给各澳总董，让钱生息。如果遇到歉收年景，就预先购买藷丝和杂粮来接济百姓粮食；等有盈余后，修建仓房储存，出陈粮、换新粮，使这项制度长久维持。总理每五年更换一次，由绅董推举充任，以杜绝私人作弊。光绪十九年，咸雨造成灾害，候补知府朱上泮奉命来到澎湖，考察情况，认为社仓不能最终废弃，便禀报请求抚藩拨款作为倡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五石〕 通判潘文凤捐出俸银一百圆，劝谕绅民黄济时、蔡玉成等共捐一千四百三十五两，三郊合捐一百六十三两，署总兵王芝生也捐三百两，并谕令将弁、兵勇共捐九百二十四两，共计得到白银三千两，作为社仓的资本。于是修理旧文仓三间，新建三间用来储存这些物资，推举黄济时、蔡玉成等为董事。凡捐款五十两以上的人，都赐给“义举襄成”匾额，以示表彰。到这时，澎湖义仓才建成。

译○台湾番社仓表 台湾县番社仓：一所在大杰颠社，一所在新港。凤山县番社仓：一所在放■〈纟索〉社，一所在茄藤社，一所在力力社，一所在上淡水社，一所在下淡水社，一所在搭楼社，一所在武洛社，一所在阿缑社，各有一间。嘉义县番社仓：一所在罗山社，一所在打猫社，一所在他里雾社，一所在柴里社，一所在萧垄社，一所在大武垄头社，一所在加麦社，一所在芒仔芒社，一所在哆啰嘓社，一所在阿里山社，一所在麻荳社，一所在湾里社。彰化县番社仓：没有设置。淡水厅番社仓：一所在搭搭攸社，一所在蜂仔峙社，一所在摆接社，一所在雷里社，一所在武▯湾社，一所在圭柔山社，一所在大浪泵社，一所在八里岔社，一所在毛少翁社，一所在北投社，一所在奇里岸社，一所在小鸡笼社，一所在金包里社，一所在大鸡笼社，一所在三貂社，一所在南崁社，一所在龟仑社，一所在坑仔口社，一所在霄里社，一所在竹堑社，一所在后垄社，一所在中港社，一所在猫里社，一所在新港社，一所在加志阁社，一所在吞霄社，一所在宛里社，一所在房里社，一所在猫盂社，一所在德化社，一所在大甲社，一所在双寮社，一所在南日社，一所在麻糍旧社。卷二十一 乡治志 连横说：古代治理百姓，要修筑城郭让他们居住，制定庐井制度使他们分配均衡，开设市场店铺使他们互通有无，设置学校来教育他们。士、农、工、商各有自己的职业；所以朝廷不会荒废官职，乡邑不会有游荡的百姓，土地不会有荒芜的地方。治理百姓的方法，以使土地和人民安定下来为根本。因此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长的职位相当于下士，从这里以上逐级升高，到乡一级就是卿。所以这种政治不用反复命令就能推行，教育不用劳烦督促就能整齐，军队不用专门供养就能完备，税赋不用强行征收就能充足；这就是乡治的制度。连横说：西方各国的政治，难道知道这个道理吗？所以能够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足。台湾处在郑氏统治时期，草创初开，众多百姓一同前来。土地广阔、人口众多，逐渐成为强盛的大国，这就是乡治取得的成效。当时推行屯田制度，鼓励开垦土地，招来避难的百姓，拓展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利益。所以能够凭一座小小的海岛，收容亡国遗民，拥立诸王，招揽众多贤才，建立幕府，来同清人抗争；这本来已经掌握了霸王的治国之道。郑经即位后，把政事交给勇卫陈永华办理，将东都改为东宁，把都城分为四坊，称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每坊设置签首，处理民政。又把乡里划分为三十四里，设置总理；里下设社。十户编为一牌，牌设牌长；十牌编为一甲，甲设甲首；十甲编为一保，保设保长，负责户籍事务。凡百姓的迁徙、职业、婚嫁、生死，都要报告总理。仲春时节，总理汇总上报官府。考察百姓的善恶，严格实行奖赏和惩罚。劝勉农工，禁止淫乱赌博，核算丁役，严防盗贼。同时又用诗书训导他们，用礼义约束他们，用刑法规范他们，用忠诚恭敬激励他们，所以百姓都有勇气并且知道行事合乎正道。这就是郑氏乡治的成效。清人取得台湾后，沿用郑氏的制度，但主管官员执行得不谨慎，制度逐渐废弛。朱一贵之乱平定以后，地方还没有安定，总兵蓝廷珍上书总督满保，请求实行保甲制度，在各县选举一名精明干练、勤劳谨慎、家境富裕、品行端正的人，让他担任乡长。把他所管辖的几个乡联合起来，形成守望相助的力量。拨给他游兵，供他奔走传令使用。如果有一家被盗，前后左右各家就一起出来救援，堵截各处，协力擒获盗贼。又设置大乡总一至二人统辖乡长，负责督促、率领和稽查，专门承担这项责任。乡长如果制造事端、扰害百姓、纵容奸人盗匪，而大乡长不报告，所犯罪责相同。这样虽然没有乡兵的名义，实际上却不亚于有乡兵。如今台湾中路拟设乡长六名，南路凤山设八名，各设大乡总一名；北路诸罗设十二名，分设大乡总二名加以统率。乡长准许供养游兵四名；大乡总授予外委千把总的官衔，准许供养游兵十名。每名士兵每月发银一两、米三斗，从官庄中支取；乡长、大乡总则酌情发给。凡地方发生盗窃抢劫案件，就命令乡长限期缉捕。第一次限期内没有捕获，就比照游兵办理；第二次限期内没有捕获，就惩罚本人；第三次限期内没有捕获，就加重惩处。凡三次都不能捕获的，革去乡长职务，大乡总也注销其官衔。有勤谨办事、三年没有过错的，酌情提拔任用，以示鼓励。朝廷同意了。于是设置大乡总四名、乡长二十六名。蓝廷珍考虑到措施还不完备，又请求权宜实行团练制度；认为如今郡治虽有协防兵二千名，足以供调遣，但分派到南北各地后，剩下的并不多。应当赶快训练乡间壮丁，联络各村庄，以弥补不足。平时务农，有事时当兵。这就是所谓紧急时先治标，片刻也不能耽误。后来便定为常例，每当发生军事事务，就举办团练。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变，南北各地都陷落，郡治戒严，各乡大多办理团练、组织义民，以帮助防守作战。鹿港的郊商也招募勇士自卫，因此没有受到损害。不过，这只是防御内部变乱的事情，而抵御外敌则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