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略卷二

译王辅嗣二十岁左右时拜访裴徽，裴徽问道：“无，确实是万物所凭借的根本，圣人却没有谁肯多谈它，而老子反复申说不止，这是为什么呢？”王弼说：“圣人能够体察‘无’，但‘无’又无法用言语训释，所以谈论时必然涉及‘有’。老子、庄子还没有超脱于‘有’，总是阐明他们所欠缺的东西。[永嘉流人名叫裴徽，字文季，是河东闻喜人，太常卿裴潜的幼弟，官至冀州刺史。《王弼别传》说：‘王弼的父亲任尚书郎，裴徽任吏部郎。裴徽见王弼才异于常人，所以提出这个问题。’]《老子》总论 卦象起始于伏羲，经周文王重定，由孔子完成。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学说，已经达到极致；它穷究人事的始终，与天地运行相合。吉、凶、悔、吝，祸、福、兴、衰，随着阴阳的奥妙交替消长；有与无相互乘承，盈与虚彼此激荡。这是天地的作用，也是圣人的功业。《易》讲忧患，说的就是这个吗？《尚书》记载事迹，《诗经》考察风俗，《春秋》用来阐明道理，《礼》《乐》用来考察政事，往往依据事迹而记录下来。创作《易》，穷尽了圣人的深奥思想，天下再没有遗漏的思虑了。老子的学说对于道的探究很深，反复推演他的言辞，钩稽研求他的旨意；他造作言辞、建立作用，特别想超出天地范围之外，说出前代圣人从未说过的道理。然而，他仍没有超出有无相互乘承、盈虚彼此激荡的范围。所谓道，大概是伏羲所开创、周公和孔子所贯通的道，哪里还有什么可以增加或减少的呢？六经之学，确立经典，垂示训诫，作为万世的纲纪。老氏用心，又似乎想在六经之外有所收获。他并非不想使世俗返回真淳，使百姓保持清静；善于运用它的人，大概可以达到黄帝、昊天以及唐尧、虞舜时代的境界。运用不当，就会造成两晋、齐、梁时期那样的弊病，其后果多得无法说尽。这并不是立言者本身的过错。世间谈论老氏的人，往往认为他的道出于虚无恬淡，不是道的真实内容，并以此指责他；这种看法又偏颇了。太史公所说的“尊崇孔氏的人就贬抑老子，尊崇老子的人就贬抑孔氏”，正是如此。柳宗元独自说：“老子、孔子是不同源流的学者，不能拿二者相互抗衡。”这话说得多么审慎而妥当啊！扬雄在《太玄》中说：“孔子是文足备的，老君是玄足备的。”这话的意味真是深远。《庄子》注 向秀【二十卷】；司马彪【十六卷】郭象【十卷】；李赜【晋代，三十卷】崔譔【十卷】；杨上善【十卷】卢藏用【十二卷】；文如海【道士，十卷】成玄英【道士，三十卷，另有《义疏》十三卷】；张昭【十卷】李赜；王元吉【《集解》二十卷】梁简文帝【《讲疏》三十卷】；张机【《讲疏》二卷】李叔之【《义疏》三卷，宋代处士】；戴诜【《义疏》八卷】王穆【《义疏》十卷】；周宏正【《讲疏》八卷】陆德明【《文义句》二十卷】；马廓【《古本正义》十卷】梁旷【《南华论》三十五卷】；李充【《论》二卷】张隐居：《指要》三十三篇。张游朝：《南华罔象说》十卷。贾参寥：《通真论》三卷，是唐人。碧虚子：《南华总章》二卷，另有《章句》七卷。元载：《南华通微》十卷。向秀：《庄子解义》。最初为《庄子》作注的有几十家，但没有谁能够彻底探究其中的宗旨。向秀在旧注之外另作解义，精妙地剖析其中奇特深奥的意趣，大大弘扬了玄学之风。秀的《别传》说：向秀与嵇康、吕安是朋友，但志趣取舍不同。嵇康傲视世俗而不受约束，吕安放纵不羁、超越世俗；向秀却雅好读书，因此嵇康、吕安颇为嘲笑他。后来向秀将要注释《庄子》，先把这件事告诉嵇康、吕安。嵇康、吕安都说：“这部书难道还需要注释吗？不过是白白抛弃人的时间，做件自我取乐的事罢了。”等到注成，向秀拿给二人看。嵇康说：“你这次果然又胜过我们了吗？”吕安于是惊叹道：“庄周没有死啊！”后来向秀注《周易》，其中大义也很值得观览，但与汉代各位儒者的说法互有短长，不如注《庄子》那样卓绝。向秀本传有的说法是：向秀交游依托于几位贤者，潦倒度日，始终没有著述，只是喜爱《庄子》，姑且隐去崔譔的注，以备遗忘。《竹林七贤论》说：向秀作了这篇解义，读到它的人没有不奋然兴起的，好像已经走出尘埃而窥见极深的境界，开始明白视听之外的事理；其中有神妙的德性和玄远的智慧，能够遗忘天下之外的一切。即使让那些争逐奔竞的人回头看看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也都会惘然自失，同时自然生出振作超拔的心情。然而《秋水》至《乐》两篇还没有完成，向秀就去世了。向秀的儿子年幼，他的解义于是逐渐散失，但仍有别本流传。郭象为人品行浅薄，却有出众的才华；《文士传》说：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年轻时就有才思和见识，仰慕道术，喜好学习，专心研究老子、庄子，当时人都认为他仅次于王弼；后来被征召为司空掾、太傅主簿。他见向秀的解义没有流传于世，便窃取过来作为自己的注，自己注释了《秋水》至《乐》两篇，以及《易》《马蹄》一篇；其余各篇，有的只是校定、标点文字而已。《文士传》说：郭象作《庄子》注，最有清丽的文辞和深远的道理。后来向秀的别本解义流传出来，所以现在有向、郭两种《庄子》注本，但其中的义理是相同的。支道林：《庄子·逍遥》义。《庄子·逍遥》篇向来是难以解释的地方，各位名贤都能加以钻研品味，却不能在郭象、向秀之外另行阐发其义理。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和冯太常一起交谈；《冯氏谱》说：冯怀字祖思，长乐人，历任太常、护军、将军。谈话于是涉及《逍遥》。支道林卓然在郭、向二人之上提出新的道理，在众位贤者之外树立不同的见解，这些都是各位名贤寻思玩味而未能得到的。后来人们便采用支道林的道理。向子期、郭子玄解释《逍遥》说：“大鹏上飞九万尺，鹪鹩从榆树、檀树的枝桠上起飞，大小虽然不同，但各自顺任自己的本性；如果都恰当地处在自己的分限之中，那么逍遥就是一样的。然而万物纷纷，都必须凭借某种条件；得到它所凭借的条件，然后才能逍遥。只有圣人能够顺应天道的正理而随从大的变化，做到无所凭借而永远通达。这难道只是自己通达而已吗？他还使有所凭借者不失去自己所凭借的条件；不失去它，就与大通相同了。”支道林《逍遥论》说：“所谓逍遥，是阐明至人的心境。庄子建立大道的言论，却借大鹏和鹪鹩来寄托意旨：大鹏因为谋求生存的道路宽广，所以失去了对身体之外事物的适宜；鹪鹩因为处在近处，便讥笑处在远方的大鹏，是在内心自负夸耀。至人乘顺天道的正理而兴起，任意遨游于无穷的境域；把万物都当作万物，而不被外物役使，于是悠然远游，没有什么能够得到我；玄妙的感应并不因为不急迫而迟缓，反而迅疾而至，因此逍遥自得，没有什么不适宜。至于有所欲求的人，只要达到自己所满足的程度，满足于自己所满足的事，就会快然而自得，仿佛合乎天然本性；这就像饥饿的人吃饱、口渴的人喝足一样，难道会因此忘掉用干粮供奉祖先、断绝饮酒宴饮吗？如果不是达到极度满足的境地，又怎么能够逍遥呢？这些是向秀、郭象的注解没有说尽的地方。” 晋代人喜好谈论老子、庄子。

译魏国阮籍《达庄论》说：“天道以顺应为贵，地道以宁静为贵。圣人修习这两种道理，以建立自己的名分。吉凶各有区别，是非各有常法。致力于利益和崇高的权势，厌恶死亡而看重生命。所以天下安定，大功得以成就。如今庄周却把祸福看成齐一，把死与生看成相同，把天地看作一个物体，把万物看作一个指头。这岂不是被纷乱的说法迷惑而失去真实，反倒自以为诚实正确吗？” 殷仲堪精通而考核玄学之论，人们都说没有什么是他不研究的。殷仲堪却叹息说：“假使我能解释四种本谈，那就不只是这样了。”《周祗〈隆安记〉》说：殷仲堪好学而且富有理性思考。殷仲堪说：“三天不读《道德经》，就觉得舌根之间发硬。”《晋安帝纪》说：殷仲堪有思考义理的才能，能够清谈。庾子嵩读《庄子》，打开书读了约一尺，便放下书说：“完全没有超出人的意料。”《晋阳秋》说：庾敳字子嵩，颖川人，是侍中庾峻的第三子，胸襟宏大而有器量，自认为是老庄一派的人，说：“从前没有读这部书时，曾认为最高的道理就是这样；如今读到它，才发现正好与人的想法暗中相同。”官至豫州刺史。支道林邀请许询、谢安，与盛德一起在王家聚会【许询、谢安、王公】。谢安回头对众人说：“今天可以说是贤彦汇聚了；时光既然不能停留，这次聚会当然也难以长久，应当一起谈论吟咏来抒发胸怀。”许询便问主人有没有《庄子》，正好得到《渔父》一篇。《庄子》说：孔子游于黑色帷幕般的树林，在杏坛上休息。孔子弹琴唱歌，曲子还没有奏完，有个渔夫敲着船过来，胡须眉毛交杂着全白，披散头发，挽起衣袖，沿着水边高地走来，到了陆地便停下；左手按着膝盖，右手托着下巴，听完曲子，然后招呼子贡、子路，问道：“那个人是做什么的？”子贡、子路说：“是孔氏。”渔夫说：“孔子是做什么的？”子贡说：“遵行忠信，施行仁义，节制礼乐，区别人伦，这就是孔氏所研究的。”渔夫说：“是拥有土地的君主吗？”子贡说：“不是。”渔夫说：“仁是仁了，恐怕不能免于自身的祸患。”孔子听见后便去询问他，于是渔夫说出八种病症、四种弊病来告诫孔子。谢安看了题目，便让在座各人依次作解，支道林先作，写了七百多字，叙述旨意精细华美，文才奇特挺拔，众人都称赞好。于是四座各自说完心中的见解，谢安问：“诸位都说尽了吗？” 众人都说：“今天所说的话，没有谁稍微有所保留。”谢安后来略作诘难，于是亲自叙述自己的见解，写了一万多字，文才峻拔秀逸。《文字志》说：谢安神情秀美颖悟，善于谈论玄远之理。谢安既亲自诘难众人，又加以意气和寄托，神态萧然自得，在座众人没有不感到心满意足的。支道林对谢安说：“您一开始就直奔主题，所以才又显得格外高妙。” 阮宣子有美好的声誉，太尉王夷甫见到他，问道：“老子、庄子的学说与圣人教化相同还是不同？”阮宣子回答：“大概没有不同吧。”太尉称许这句话，征召他为属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掾”。《名士传》说：阮修字宣子，陈留人，喜好老子、《周易》，能够谈论义理。郭子玄有出众的才华，能够谈论老子、庄子，庾敳曾经称赞他，常说：“郭子玄何必要逊色于庾子嵩呢？”《名士传》说：“郭象字子玄，从黄门郎升为太傅主簿，掌握事务并凭借权势，使整个府署都受到震动。庾敳对郭象说：‘您本来就是当世的大才，我过去的想法已经全部说尽了。’他折服于郭象的义理并推心相待，都属于这一类。” 《庄子》总论。《道德经》三千字，文辞简洁，旨意宁静淡泊，超出六经之外；至于它的作用，则是平易的。庄周却不是这样，他深深洗涤幽深沉潜之处，仿佛是老子之后玄学方面的继承者；但其文又深广高峻、萧瑟奇崛，竟想超越老氏之上。因此，他的学说意在空掉世俗尘垢，洒脱不羁而峻拔，没有一丝蹈袭因循的陋习；上极苍天荒远之处，下穷尽人的虚伪，放纵铺陈，绵延演说，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于天下。又如万种声音愤怒地呼号，澎湃汹涌，声音沉重，形影泯灭，不可控制把握，大多用荒诞怪异、狂放恣肆、虚幻幽渺、不近人情的说法，昏乱地自我呼喊。至于法度森严，文辞俊健，自创新奇，也算是一代奇才吧？战国时代有许多奇士：荀卿的学问，是有志于当世的人所研究的；鲁仲连的辩说，是独善其身的人所追求的。《寓言》一书，如果不是深通大道的人，很难达到这种境界；不过他偏偏只用滑稽的方式来表达。士人到了无处施展才能的时候，却还拘拘然以矫正、扭转世俗弊病为己任，岂不是太过执着了吗？当时天下大坏，动荡得不可支撑，互相抢夺、争斗、凌辱，截然归于一途；其中的思想有意激发、扭转、矫正和削平这种局面，于是放纵心意而毫无顾忌地发为文辞。可是他用来矫正世俗偏私的地方，曾经没有一两处；至于扰乱天下的过失，却将不能不包含在其中。至于其中假托孔子来表达自己过激主张的，有二十九章；又讲述尧、禹、文王、太公的事情，都不是《诗经》《尚书》中所见的，却私自以这些没有根据的言论为快，亲近圣人而轻慢大道，这就太过分了。求学的人知道吗？《列子》。刘向评论《列子》一书说：《穆王》《汤问》中所记的事情，迂曲荒诞、宏奇诡异，不是君子所说的话。又看《穆王》篇中穆王与化人游历，所到有清都、紫微、钧天、广乐等处，都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夏革所说的四海之外、天地之外、无边无际，传记所记载的本来确有这类事情。人们见它荒唐幻异，便认为是虚诞。然而考察太史公的《史记》，却完全没有记载《列子》；就像庄周所记许由、务光的事情，汉代距离上古还不远，许由、务光的事迹往往可以考察。司马迁尚且对它们有所怀疑，所谓“御寇”的说法，却只见于寓言之中。司马迁对此，难道能不产生疑问吗？《庄子》的末篇叙述墨翟、禽滑厘、慎到、田骈、关尹等人，以及庄周自己，却唯独没有“御寇”。难道“御寇”也是所谓鸿蒙、列缺一类的人吗？这样看来，这部书与《庄子》相合的只有十七章，其中尤其有浅近、迂僻的内容，只是后人汇集编纂而成的罢了。至于西方有圣人，不说话却使人自然信服，不教化却使人自然实行，这显然涉及佛教，而世人尤其怀疑它。所谓天毒之国，记载于《山海经》；所谓竺干之师，见于柱史——这是杨文公的文章。佛教的内容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为什么还要等到这个时代才有呢？不过，它真正值得怀疑和奇怪的地方，并不在这里。《文子》。

译柳子厚依据徐灵府注《文子》十二卷以及李白等人的注本十二卷。天宝年间，把《文子》改称为《通玄真经》，说文子是老子的弟子；它的文辞旨意都以老子为根本。有关传记说：文子是老子的弟子。虽然它的文辞旨意如此，柳子厚认为其中有些内容有可取之处，大概是一本杂驳的书。大凡其中关于孟子的几家说法，都有剽窃文辞的情况，而且彼此抵牾、不相符合；难道是后人对它有所增删吗？或者是把各种材料搜集起来编成此书的吗？柳子厚于是删去其中的谬误杂乱之处，并颇为阐发它的意旨。子厚所刊定的书，世上已经看不到了。现在看其中的话说：“神是智慧的深渊，精神清明，智慧就明彻；智慧是心的府藏，智慧公正，心就平和。”又说：“上等的学习用精神来听，中等的学习用心来听，下等的学习用耳朵来听。”又说：“处于尊贵地位，就看他所举荐的人；处于富有地位，就看他所欲求的东西；处于贫穷地位，就看他所接受的东西。”又说：“人的本性欲求平和，是嗜好和欲望损害了它。”这也只是《文子》内容中的一小部分。《子略》卷二。●钦定四库全书。《子略》卷三。（宋）高似孙撰。《战国策》。班固说，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来编作《史记》。这三部书一经太史公采择，后人便把它们当作天下奇书，我对此很疑惑。我每次读这部书，都见它杂乱琐碎而缺少条理，同一件事和不同的说法交错出现；有的事情或许记在秦、齐，后来又见于楚、赵；言辞谋议好像出自同一个人的口中。即使经过刘向校订，最终也不能纠正其中的混杂错杂，汇合它们的共同纲要，更何况《楚汉春秋》《陆贾新语》呢？这两部书所记载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既然如此，太史公究竟为什么要从中取材？大概记载战国、楚汉的事情，除了这三部书之外，再没有其他可以考察的材料；太史公之所以加以采择，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柳子厚曾说，《左氏》《国语》宏大深厚而卓异，本来就是世人沉溺爱好而不能停止的书；但其中的说法多有诬妄淫乱之处，不合乎圣人之道。我担心世上的学者被它的文采迷惑，而不辨论其中的是非，所以作《非国语》。从前我读《非国语》，很认为子厚的话有些过分；等到反复阅读《战国策》，这才多次叹息，认为《非国语》的写作，用意恳切，用功深厚。于是我仿效这种做法，把《战国策》与《史记》的异同全部取出考察，又把其中与《说苑》《新序》杂见的内容分别汇集校正，命名为《战国策考》。《管子》【尹知章注，三十卷；另有《管氏指略》二卷】。古代国家盛衰变化的情形，实在很令人畏惧。先王的制度，其盛盛到了周代：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周公之所以建立和治理周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也不是一天的勤劳；其中经营谋划的艰难，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何况其中又有承袭唐、虞、夏、商旧制的部分呢？等到周朝衰败时，一个人的谋划、一时的利益，就足以使这些制度消磨、破坏、改变、迁徙、削除、侵蚀，最终连一点余脉也没有留下。唉，怎么会这样容易呢？齐桓公九次会盟的力量、建立霸业的谋划，对于齐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使天下只归于用兵，却忘记自己本来是从事农业的；使天下只归于逐利，却忘记自己本来还应当讲求义。哪一样不是利益？却偏偏用贪婪去加以攻取，用欺诈去施展。哪一样不是兵力？却偏偏用便利去驱使，用一切手段去推行。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制度，像烟消散、风吹散一样，无一项能够传留下来。唉，管仲难道不是不仁的人吗？何况井田制度已经毁坏，概量制度已经确立，而商鞅造成的毒害更加滋长。封建制度已经毁坏，《诗》《书》已经被焚烧，而李斯造成的祸害更加惨烈。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汉、唐的君主贪图功劳、苟求利益，军队困乏了仍无原则地使用，百姓削弱了仍无节制地诛罚；还有些做法，是管仲、商鞅、李斯都没有做过的。难道没有一个士人的智慧、一次议论的精当吗？有人区区存心想要恢复古制，但最终还是不能重新实行。大概三代的制度被破坏、扫除净尽，已经很久了。破坏三代制度，其中有一部分是出自管仲吗？刘劭《人物志》说：“管仲、商鞅都属于隶属法家的类型。”李德裕认为刘劭考索隐微精密，探究事理深奥，实在是天下的奇才；但他把管仲和商鞅列为同一类人物，往往不合道理。李德裕只是没有熟读管仲的书罢了。刘劭所说“都出于法家”，难道是极为正确的论断吗？孔子说：“齐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境界；鲁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大道。”假使齐国完全改变那种重功利的习气，也仅仅差不多可以达到鲁国的境界罢了。既然这样，又怎么能够真正改变呢？圣人并不是有意要改变齐国，只是古制不能恢复，实在可叹罢了。《尹文子》。班固《艺文志》把《尹文子》录入名家一流。这部书谈论大道，又谈论名分，还谈论仁义礼乐，以及法术、权势。大体上是学习老氏，却夹杂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其中说：“百姓不怕死，是因为刑罚过重。刑罚适中，百姓就害怕死亡；害怕死亡，就知道活着值得快乐；知道活着值得快乐，所以可以用死亡来使他们畏惧。”这其中有接近老氏的地方。又有不变之法、日等之法、治理众人的法、平准之法，这些又与申不害、韩非相合。这样看来，它的学说混杂了，它的学说混乱了，不是统摄于大道的学说。仲长统为它作序，说尹文曾向公孙龙学习。考察公孙龙曾客居平原君门下，是赵惠文王时的人；齐宣王去世后，到赵王即位已经相隔四十多年，那么尹文早于公孙龙，是非常明白的，不可能向公孙龙学习。晁氏曾称说尹文尊崇六艺，多次称述仲尼。仔细考察这部书，却没有见到它尊崇六艺、称述仲尼的根据，只提到诛杀少正卯一件事罢了。唉，士人生在春秋战国之间，他们所受熏染、习得的东西，变幻权术、纵横捭阖，想在一时施展才能而谋求自己的最大欲望，往往是一条路、同一归宿。能够屹立于潮流之中，扫除群异，学习必定以孔氏为宗，言论必定依据六经的，只有孟子一人罢了。《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