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畧卷三

译士人生在战国时代，才华不能一一施展，怀抱智慧和谋略，急切地寻求被任用，也实在令人怜悯。商鞅用法治治理秦国，李斯又用法治治理秦国；秦国立国，完全出自刑罚法律，所以士人想求得契合，除了这一途径别无他法。秦始皇一看到《韩非子》的书，便叹息说：“我若能见到这个人，同他交游，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秦始皇之所以对韩非如此殷切，难道是因为同他有所契合吗？如今读他的书，常常推崇法令来神化法令的作用，轻视仁义，严厉推行刑名之术，背弃《诗》《书》，考核名实；其思想、措辞和旨意，都是商鞅、李斯治理秦国的方法，而韩非又想凌驾于他们之上。这正是秦始皇与他投合之处，也是李斯所忌恨之处。韩非最终因此被李斯杀害，而秦国也随即灭亡，本来就不必等到秦始皇采用他的主张。所谓《说难》一篇，大概是因为切合实际事务而写的；只是由于它切合于求得任用，所以先为自己游说，随后再去游说别人，也不过希望万一能够成功罢了。太史公认为他的游说很难成功，当然曾为此悲叹。太史公之所以悲叹，或许也是有所感慨，然后才写下这些话吧？唉！士人生逢不遇，观察时势而趋附；假如他们完全得到时遇，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更何况《说难》《孤愤》这样的作品，正像韩非那样不得志呢？扬雄说：“秦国的士人卑贱而受拘束，确实如此啊。” 墨子 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成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孔子、墨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的学说已经不同了。墨子称述尧说：“用不加砍削的椽木，盖不加修剪的茅屋。”称述周代说：“使严父配享上天，宗庙祭祀文王。”又引用“像保护婴儿一样，发举罪过应当一视同仁”的话，说它出自《康诰》《泰誓》篇；这样看来，他本来像是依靠经典、依据礼制的。孟子当时竭尽全力排斥他，大概是听孔子说过：“厌恶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莠草，是怕它扰乱禾苗；厌恶郑国的乐声，是怕它扰乱雅乐；厌恶紫色，是怕它扰乱朱色；厌恶乡愿，是怕它扰乱德行。”墨家的书，和庄周、申不害、商鞅、韩非、惠施之流一样，即使不加以辟斥也可以。只是它的言论接近虚妄，行为接近欺诳，假如天下后世的人全都相信它的学说，其危害将不可胜言，因此不能不加以辟斥。唉！孟子的学问，难道全在于辅翼群经、推尊圣人吗？后来有个纒子，修习墨子的学业，只说“劝善兼爱”，墨子很看重他。唉！学习墨子的人，难道就是学习这些吗？邓析子 刘向说：说不是子产杀邓析的说法，可以推考《春秋》来验证。考察《左氏传》，鲁定公八年，郑国的驷■〈端犬〉继承子太叔执政；第二年，他杀了邓析，采用他的竹刑。君子认为驷■〈端犬〉在这件事上是不忠的。考察他的事迹，本来不能详尽知道；观察他的言论，他说：“上天对于人没有厚薄，君主对于百姓也没有厚薄。”又说：“势，是君主乘坐的车；威，是君主使用的策略。”这些意义大概有出自申不害、韩非学说的地方。班固《艺文志》竟把它列入名家。《列子》曾说：“他掌握两种奇异的学说，设置无穷的言辞，多次非难子产的治理，于是子产杀了他。”这又同《左氏传》的说法不同。荀子又说：“不取法先王，不认为礼义正确，明察却没有仁惠，善辩却没有用处，这样也就流于申不害、韩非一派了。”可是《左氏传》的传文却说：“驷■〈端犬〉杀邓析，这是不忠。因此郑国衰弱。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有裨谌起草谋划，世叔讨论，东里子产润色，大概接近古代的治道了。”子产告诉太叔说：“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厚使人服从，其次没有比严猛更有效的。” 子产是施惠于人的人，本来已经不能算是纯粹有德了，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不只是施行竹刑使百姓恐惧惊骇。唉！自《春秋》以来，各国像棋子一样错杂分布，不用利益取胜，就用威势施行统治。百姓被践踏在争斗、抗拒、侵凌的境地中，哪里还知道所谓以仁德渐染、以义理砥砺呢？百姓真是苦啊。因为有施惠之举，却不知道如何治理政事的人，难道不胜过把刻薄作为准则、把威势作为神奇手段的人吗？邓析被杀，虽然是驷■〈端犬〉的过错，却也是郑国的福分。亢桑子 孔子说：“上面有所喜好，下面的人往往更加厉害地去做。”这说的不就是亢桑子吗？开元、天宝年间，天子正倾向于道家一流的学说，尊崇老子，表彰庄子、列子，极力推行清静虚无、冲和淡泊的风气。又把亢桑子的书题作《洞灵真经》；皇上既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成仙，也不知道这部书是否真能称为经书，却一旦加以表彰并刊行出来。其实本来并没有这部书。襄阳处士王褒来进献这部书；这部书，是王褒所作。考察《汉略》《隋志》，都没有这部书；既然是王褒所作，他难道也是想迎合当时的喜好、迎合皇上的意旨吗？如今读这部书，往往采录《列子》《文子》的内容，又采录《吕氏春秋》《新序》《说苑》的内容，有时还采录戴氏《礼源》的内容。来源不一，常常论旨不同而文辞各异，可以说是杂乱而不纯正、泛滥而不真实。太史公作《庄周列传》，曾说庄子的言语空泛而没有实际；柳宗元又认为这是空泛言论中最突出的。这些都足以认识这个人，并判断他的书。然而柳宗元所看到的，必定是王褒所作的书。鹖冠子 春秋战国之间，人才伟大而且众多，无法尽述。有的人不得时机、不得职位、不得志向的施展，只好退隐在山谷丛林之间，没有地方泄露自己的谋虑和智勇，大体都表现在论著中。然而他们经营天下、驰骋天下的志向，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他们的志向，也可以从著作中窥见一二。因此，功名的念头足以使他们内心受到惊惧，利害的关头足以使他们思虑动荡，而特立独行的操守又不足以完全洗去见闻上的浅陋。他们写成的书，不是出于黄老之学，就是混杂刑名之术；这大概不只是一个鹖冠子如此。柳宗元读贾谊《鵩赋》，赞美它的文辞，而学者认为这些文辞全都出自《鹖冠子》。我得到这部书读过，觉得它非常鄙陋浅薄，只有贾谊所引用的部分很美，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列仙传》说：“鹖冠子是楚国人，隐居生活，衣服隐蔽而鞋子破旧，以鹖鸟羽毛作帽子，没有人能测知他的姓名。他著书谈论道家的事情，那么大概是出自黄老之学了。”他的书中有这样的话：“小人侍奉君主，致力于遮蔽君主的明察，堵塞君主的听闻，借着君主的威势来灼热天下。上天高远而难以追及，有福不能求请，有祸不能违避。”他的话说到这个地步，可见他大概还没有忘情于这个世间。至于他说：“凤凰，是阳气的精华；麒麟，是阴气的精华；万民，是德行的精华。”唉，也真是神奇啊！孙子

译昭文能够彰明，贵贱能够辨别等级，排列次序使年少和年长各得其序，这是鲁国的军队。不重伤敌人，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不凭借险要阻隘取胜，彰明羞耻而教人作战，这是宋国的军队。年少和年长都讲礼，八卿和睦，这是晋国的军队。制定国家制度、施行政令，用来寄托军队的号令，这是齐国的军队。有三千名仆役，纪律严明、纲纪整肃，这是秦国的军队。讨伐晋国的行动，直到丧亡才停止，这是楚国的军队。周室衰微，制度毁坏，法令荡然，政事不能成功，纲纪使强弱彼此凌辱，一切趋向于武力奢侈，军队谋求称霸，战争接连不断，实在可怕。在这期间，谋划军事、统率军队、申明意图、建立制度，仍然知道重视礼信、崇尚教训整齐，差不多还保存了三代仁义的万分之一罢了，远没有达到毒害天下的程度。兵法流于毒害，是从孙武开始的吗？孙武在谈论用兵方面号称雄辩，往往舍弃正道而钻研奇谋，背弃义理而依靠欺诈。他所有的言论反复多变、奇诡变化而没有常规，以智术相互较量，以气势驱使、以力量奋进，所以《诗》《书》所记载的内容、韬略秘藏所传授的内容，到这里都索然无味，不再有余泽了。先儒说：“不要用学术杀害天下后世的人。”这句话说的仍然是做学问的人。吴国和越国交战，胜负没有确定，孙武处在其中，难道没有使吴国强大的办法吗？吴国战胜越国的二十年间，阖庐已经战死，夫差很快又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当时，孙武的术数没有在其他国家施行，只是受到吴国信任；孙武谈论用兵，也只是知道替吴国谋划罢了。成败兴亡，容易得如同翻转手掌，本来不必靠杀害天下后世的人来实现。用兵难道可以只凭智术吗？吴子 自从有了春秋时代，天下日益困于战争。孙武凭借谈论用兵而在吴国求得任用，吴起凭借谈论用兵而在魏国求得任用，各自都凭著书成为一家。可是读《吴子》，其中的主张大概同《孙武》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吴起的书，几乎全是正道；孙武的书，则专门讲奇谋。吴起的书崇尚礼义，阐明教训，有些地方从《司马法》中有所获得；孙武则完全是战国时代驰骋于战争之中的谋略，不过是施展诈术罢了。魏武侯乘船沿西河而下，行至中游，叹息说：“山河险固，多么美啊！这是国家的珍宝。”吴起说：“国家在于德行，不在于险要；如果不修养德行，那么船中的人全都是敌国的人。”这句话的好处，拿经典来验证，向古人寻求依据，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反复体会这个意思，那么他所教导的在于礼，所看重的在于义。拿商汤、周武王的仁德来相比，吴起确实还有差距。若在齐、鲁、晋、宋、秦、楚那些谈论用兵的人中寻找，吴起大概算接近他们了吧？魏武侯是贤明的，听从吴起的人是忠厚的，君臣相遇也不能说不厚重。可是不用追问他一生被抛弃如同破鞋一样，盛大的名声和志业始终没有一件实现；士人追思古人，怎能不对此长叹呢？至于吴起处在一个刚建立的国家，辅佐一位尚未强盛的君主，驾驭不归附的大臣，面对尚未信任他的百姓，却竟然严明法令，审慎发布命令，排斥疏远的公族，舍弃不急需的庶官，持守意见过分，控制制度过严，这正是招致灾祸的原因。难道吴起在这些方面竟然如此疏忽吗？范子 范蠡的事情，不也很奇异吗？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深谋隐策达十二年，直到吴国灭亡，才大雪越国的耻辱。勾践称霸后，任命范蠡为上将军。范蠡当天就给勾践上书，乘一叶小舟进入五湖，寂静无声；又渡海进入齐国，改换姓名，称鸱夷子皮。父子经营财产达数十万，齐国听说后，请他担任相国。不久，他交还相印，散尽所有财产，只独自怀带贵重宝物，行至陶地，天下人称他为陶朱公。唉，真聪明啊！唐代王绩有诗说“范蠡何其聪明啊？独自乘舟而行，告诫自己轻装”，同我的话意相合。范蠡正在居住于齐国时，写信告诫大夫文种说：“凶猛的鸟被捕尽了，良弓就会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死了，猎狗就会被烹杀。越王长着长颈，是可以同他共患难、不能同他共享安乐的人，应赶快设法离开。”唉，这不是范蠡的话，而是计然的话。起初有个计然，遨游海滨泽地，自称渔父。范蠡曾请教说：“先生有隐秘的德行，希望您使越国的社稷长久保持祭祀。”计然说：“越王有鸟一样的嘴，不能同他共享利益。”范蠡的智慧，难道是在这里作出了决断吗？这部书共十二卷，往往极尽阴阳变化，穷究历数的精微。书中精妙的话有：“圣人的变化，就像水随着形状而变化。” 范蠡之所以等待时机而行动，见到细微征兆便有所作为，难道也是从这里有所领悟吗？这个计然，是濮地人，姓章，名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公子。鬼谷子【《隋志》有《乐法》一卷，另有《鬼谷先生占气》一卷】战国时代的形势很危险。士人怀有俊异豪伟的气概，寻求施展才用的机会；他们在应对酬酢之间，运用变化、欺诈和激昂的言辞，以此在文章中放纵自我，表现在顿挫、险怪、离合、揣摩等方面，文辞也达到了极致。《鬼谷子》一书的智谋、术数、变化诡谲和辞谈，大概出在战国诸子之上。一开一合，是《易》的神妙；一收一放，是老子的机要。鬼谷子的术数，往往在开合收放之外另有所得，使之神妙而明白，进一步达到任意放纵、溃散决裂而不可控制的地步。我曾考察《阴符经》，它穷尽上天的作用，窥伺人的私心，而阴谋诡秘之处，有《金匮韬略》所不能包括的；鬼谷子却把这些全都获得并泄露出来，他难道不是一代豪杰吗？考察刘向、班固的书籍目录，都没有《鬼谷子》；《隋志》才开始有它，把它列在纵横家中。《唐志》认为它是苏秦的书；然而苏秦记载说，周代有个豪杰隐士居住在鬼谷，自称鬼谷先生，没有乡里、族属和姓名。如今考察书中的话，有说：“世上没有永远尊贵的，事情也没有永远固定的老师。”又说：“别人行动时我安静，别人说话时我倾听；懂得人的本性，就少有牵累；懂得命运，就不会忧愁。”凡是这一类话，它的文辞也确实卓异。至于《盛神》《养志》等篇，所谓“内在考察道德的本源，散发进入神明的深奥之处”，不也差不多达到这种境界了吗？郭璞《登楼赋》说：“向首阳山的两位老人行礼，招请鬼谷的隐士。”他又在《游仙》诗中说：“青溪有一千多仞高，其中住着一位道士。请问这是谁？有人说是鬼谷子。”可以说是感慨地追想这个人了。徐广说：“颍川阳城有鬼谷。”给这部书作注的有乐台、皇甫谧、陶弘景、尹知章【尹知章是唐代人】。《子略》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子略》卷四 （宋）高似孙撰 《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