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畧卷四

译淮南王崇尚奇谋，招募奇士；宾馆一经开放，天下才俊卓绝、驰骋才华的人，无不如雷震般奋发而来，像云一样聚集，像群蜂一样纷纷议论，瑰奇诡异、创制作新，可以说是一时杰出的作品。等到看《吕氏春秋》，那么《淮南王书》大概是从这里出发的吧？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大概是在辅佐秦始皇施政。秦始皇不喜爱士人，吕不韦却招来英俊杰出的人，聚集才俊豪杰，簪缨和鞋履充满朝廷，甚至以千人计。秦始皇很厌恶书籍，吕不韦却大量搜集简册，致力于笔墨，采集精华、记录奇异，写成一家之言。唉，吕不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也是很奇异吗？《吕氏春秋》中说：“方圆十里以内的事情，耳朵尚且听不见；帷帐墙壁之外的事情，眼睛尚且看不见；三畆之内的事情，心尚且不能知道；却想向东到开悟，向南安抚多鷃，向西使寿靡归服，向北安抚靡耳，凭什么能够做到呢【四极，是国名】？”这正是用来讥刺秦始皇的。秦始皇难道反而没有察觉吗？吕不韦把这部书公布在咸阳城门上，说：“有谁能增删一字，赏给千金。”最终没有一个人敢改动它，这也实在是百姓愚昧到了极点。秦国的士人卑贱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可悲吗？然而事情还不只是可以愚弄别人，即使秦始皇也被它愚弄了。后来灭亡秦国的，又是那些屠户、卖酒者、挑担贩运者和不识一部书的人。唉！《黄石公素书》梁肃在《圯桥石表》中说：“黄帝氏正当平定蚩尤的时候，玄女于是启示兵符，风后施行诛伐。汉高祖正当征讨秦、项的时候，黄石公于是授予兵书，留侯张良推演完成。《易》说：‘人的谋划和鬼神的谋划，百姓都能参与。’又说：‘设置神道来施行教化，于是天下人便服从。’大概说的就是这些。苏轼认为张良在圯桥上从老人那里接受书籍，这件事非常怪异。怎么知道不是秦代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出来试探他呢？世人不能明察，把他当作鬼怪，也已经是过分了。张良凭借盖世的才华，不采用伊尹、太公的谋略，却偏偏采用荆轲、聂政的计策，以侥幸求得不死。这正是圯桥老人为他深深惋惜的地方。老人认为张良才华有余，却担忧他的度量不足，所以深深挫折他年轻锐气，使他能够忍受小的愤怒而成就大的谋略。汉高祖之所以取胜，项籍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能忍与不能忍之间。项籍只是不能忍，因此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使用自己的锋锐。汉高祖能够忍耐，养护完整的锋芒而等待敌人疲弊，难道不是出自张良的谋划吗？考察黄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书》三卷、《三奇法》一卷、《阴谋军秘》一卷、《五垒图》一卷、《内记敌法》一卷、《秘经》一卷、《记》一卷，另有《张良经》一卷。” 这些难道是出自《三略》《素书》吗？” 《淮南子》我年轻时喜爱读《楚辞》和《淮南小山篇》，觉得其中意境高峻奇瑰，是别人创作的作品所无法企及的。又仰慕《离骚》有传写幽深美好的情致，构思多有意味，常说：“淮南王真是天下奇才。”后来又读他的书二十篇，篇中无所不包，好像同《庄子》《列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篇章彼此经纬、内外相通；他的思想为什么这样杂然出现，文章为什么这样反复铺陈呢？淮南王的奇特出自《离骚》，他的放达得自《庄子》《列子》，他的议论又杂糅了吕不韦一派的说法。他那些精美的篇章，又像《玉杯》《繁露》一类著作，这也不只是淮南王一人独有的成就。所谓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等人，各自凭借才智、辩说和谋略，出奇制胜、驰骋才华，所以他的书驳杂而不统一。不过，淮南王一时所招纳的人，大概又不只是苏飞这一类人。当时孝武皇帝英俊锐利而喜好奇异，大概又比淮南王更甚。内篇一经陈述于皇帝心中，便迎合内少君，向西王母献礼，征召方士，搜求蓬莱神仙和诡异怪事，天天制造新奇之说；他难道是受到淮南王所谓昆仑、增城、璇室、悬圃、弱水、流沙这些说法的感发吗？武帝虽然没有成仙，却仍然享有长寿。淮南王究竟是怎样的人，最终还是不能善终；士人误人，竟能达到这种地步。然而他的文字确实有许多新颖奇特之处，那些厌倦平常、玩弄俗说的士人，往往喜爱他的书。何况他推测事物的道理，探索阴阳变化，其中有许多卓然超出常人意料之处。只有扬雄说：“《淮南子》说理的作用比不上司马迁；司马迁的作用，圣人将会有所取法，而《淮南子》很少有可取之处。”可悲啊。《贾谊新书》讲求涵养正气的学问，只有孟子一人罢了。士人有所感发而奋起，能够穷究天地古今的变动、山川草木的情状，以及人物智愚、贤否、是非、邪正的消长；外物有触动他的内心，有牵动他的志气，于是思虑深远而志向高善，所遇之事紧迫而忧思深重。他的言辞往往出自危急激愤、哀伤痛苦之后，但其中的气势有不可超越之处。即使把天地古今、山川草木和人物盛衰的变化全都拿来，也不足以同它抗衡。唉，这大概就是屈原、贾谊所作所为的原因吧？皮日休读《贾谊新书》，感叹它用心迫切、愤懑深重，言辞含蓄而华美，文采带着伤感却典雅。只有苏轼认为，才华本身并不难，难的是能够真正运用自己的才华。可惜贾生本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这种议论也很奇特。我看来，即使苏东坡也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何况贾生呢？苏轼又说：看他经过湘水时作赋凭吊屈原，心情郁结愤闷，显然有远行高举的志向。后来终于因为自我伤感而哭泣，以至于早逝，这也是不善于处在困厄之中的表现。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再被采用呢？唉，这说明苏东坡是用自己的志量、才识来评论贾谊的，而这并不是贾谊所能达到的境界。这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持守自己的志向，不要猛烈损伤自己的气”的道理罢了。苏轼做到了这一点。桓宽《盐铁论》

译《盐铁论》记载的是汉始元六年，公卿、贤良和文学共同参与讨论的事情。汉代的制度接近古制，没有比议论国事更古老的了。遇到国家大事，便诏令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议郎等共同议论，因此有关于宗庙祭祀、讨伐匈奴、放弃朱厓、石渠阁讨论经义等议题，这些都属于所谓广泛谋议、众人意见一致的事情。当初，武帝在连年用兵之后，国用不足，县官把盐、铁、酒都收归官营，天下因而空虚耗损，户口减少了一半。皇帝致力于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不愿同天下争利，于是下诏让有关官员询问各郡国所举荐的贤良、文学，了解百姓的疾苦，商议停止这些政策。班氏在赞语中专门称美这件事【颜师古说：元帝纪赞是班彪所作】。然而考察当时的议论，他们的问答并非没有伸张不同见解、驰骋不同言辞，只是也没有特别卓越、远超常人的地方。他们说：“远行的人要凭借车，渡海的人要凭借船，成就名声的人要凭借资财。”由此便可以看出当时的风尚和趋向。他们又说：“九层高台倾倒了，公输子也不能使它端正；朝廷中一旦出现一个邪恶之人，即使伊尹、吕望也不能使局面恢复。”由此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政事状况。上面乐于听取意见，下面没有隐瞒的议论，得失能够明辨，言论就能通达；利害已经判明，谋虑也就容易决断。如果一句话都不能决定，又何必采纳众人的议论？仔细考察这一点，也足以据此判断士气、观察国势了。然而元帝的诏书却说：“公卿大夫的好恶各不相同，平庸的说法空自进献，而政事因此荒废、功业不能成就。”这确实是实话。天下和后世都同样有这种弊病。唉！王充《论衡》《论衡》是后汉王充在治中任上所撰写的。全书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它的论述，都是铺陈天象的征验，阐述人事，分析万物类别，说明古今道理。大体上像董仲舒的《玉杯》《繁露》，但它的文字详细繁复，于是道理义旨没有得到充分考核，精要的言辞也不能严谨而简括，几乎流于芜杂了。汉朝承接秦代毁灭学术之后的局面，自文帝、景帝、武帝、宣帝以来，用来尊崇、激励和表彰学术的力量，并非一日形成。因此学者仰慕风尚、承受教化，日益趋向高雅。博闻多识的风气形成之后，凡是编纂记录的著作，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到了后汉，这种风气盛行，往往法度如同一律，体裁如出一家；这足以在当时显得俊美，却不足以成为后世的准则。为什么呢？因为事情很少纯粹，言论也缺少选择。刘向的《新序》《说苑》很奇特，但在探索方面也少有功夫，在诠释、订定方面也不够严密。它们叙述的事情有同史书相违背的地方；一两部书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书呢？袁崧《后汉书》说：“王充作《论衡》，中原还没有流传。蔡邕到吴地，才看见这部书，把它当作谈论时的助资。”‘谈论时的助资’这句话，已经足以概括这部书了。有客人诘难王充的书篇幅繁重，说：“石头多而玉少，少的才珍贵；龙少而鱼多，难道少的才神异吗？”王充说：“文章多也可以胜过文章少。别人没有一条引文，我有一百篇；别人没有一个字，我有万言，这就足以成为可贵之处了。”我所说的缺少精审核实而不够严谨简括，正是指这个吗？《太玄经注》宋衷、陆绩 蔡文邵、虞翻 范望、章察【《讲疏》四十六卷，《发隐》三卷】王涯【另有《说文》一卷】、宋惟干 林瑀【另有《说文》一卷】、杜元颕 郭元亨、陈渐 范谔昌、林共【《图》一卷】王长文【晋代《通玄》一卷】《太玄经》《易经》可以仿效吗？回答说：难啊。为什么难呢？回答说：天地人的道理混沌地存在于文字尚未形成之前，二三位圣人察知天的微妙，窥见地的深奥，从而用神明来说明人的作用。文王承接伏羲，孔子承接伏羲和文王，于是《易》道达到了极致。文王并不是舍弃伏羲而自行创作一部书，孔子也不是舍弃伏羲、文王而自行创作一部书。《易经》由三位圣人共同阐明天地人的道理。这个道理包括吉凶、悔吝、消长、盈虚，即使天地鬼神也没有地方隐藏其中的奥秘，而普通男女也都可以知道。扬雄想凭一人之力，规划三位圣人所成就的功业，这难道不难吗？子云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然而子云也有所得于《易》学，只是想使自己的作用显得神奇。他说：“天因为不可见而玄，地因为不可形而玄，人因为腹心而玄。”这就是子云所谓神奇之处。子云的用意，是痛恨王莽而创作此书吗？哀帝、平帝失去治道，王莽便屡屡扰乱常规。扬雄斟酌天时运行、盈缩、消长的规律，推求人事进退、存亡、成败的端绪，把它们保存在《太玄》中。三方象征三公，九州岛象征九卿，二十七家象征大夫，八十一部象征元士；而“玄”象征君主，总领这些而加以治理。《太玄》起于牛宿一度，终于牛宿二十二度，形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用来说明天人从始至终、逆顺变化的道理，端正君臣上下出仕与退处的分别。顺从它的就吉利，违背它的就凶险；把它作为违背天意、拂逆人心、奸臣害国、盗取国政者的警戒，这就是子云的用意。子云敢用这些来比拟《易经》而言说吗？大概是因为卦气起于中孚，震、离、兑、坎分配四方，六十四卦各自主管六日七分，以此周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按照这种说法，便行不通了。桓谭说：“《太玄》可以同《大易》相比。”班固说：“经书没有比《易》更大的，所以作《太玄》。”由此看来，他们是了解子云呢，还是不了解子云呢？《新序》《说苑》河间王的风雅盛大，文献极为繁盛，风流崇尚经学，重视文章，礼乐也推崇到了极点；而且所崇尚的醇厚端正，言论议论文雅有礼，这是多么从容不迫而又卓异不群啊！三代以后，这样的人只有一个。或者是他所处的时代和所遭遇的事情使他如此吗？像磐石一样坚固的宗室，没有谁能比得上他。刘向以区区宗臣的身份，老于文学，苦心钻研经书，从诸儒中卓然崛起；他光明炽烈的忠心，系于汉朝社稷。每次上奏文章，几乎没有一句不是危切之言。唉！这不也是因为他遇到合适的时代、遇到能够听纳的君主才这样吗？先秦古书刚刚从焚毁的灾难中脱出，一经刘向执笔整理，搜采取用，没有遗漏。至于端正纲纪、启迪教化、辨别邪正、排斥异端，把它们作为汉朝规矩和借鉴的内容，全都在这部书中。这就是《说苑》《新序》的宗旨。唉！刘向确实忠诚，刘向的书也确实情意恳切。可是汉朝的政治日益衰败而不能振作，直到最终陷入大乱才结束。这难道不是一杯水不足以扑灭车载柴薪的大火吗？由此看来，刘向怀抱忠心和义理，确实有令人悲悯之处。与河间王那种雅正而不急迫的风度相比，刘向的遭遇难道也是一时的不同吗？《抱朴子》

译自从《阴符经》被凿开一道门径，天地的机要几乎全都泄露出来；《玄经》一经吐露，阴阳的奥妙更加空疏。所谓道，并不是别的，只是天地的奥秘、阴阳的神妙罢了。能够体察并阐明这种神妙，就可以辅助化育万物；经纬、规范天地，就可以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可以修身养性而获得长寿，可以清静、轻虚而同它一起化育。我年轻时曾被方外之说迷惑，凡是丹经、卦义、秘籍、幽深篇章，以及吐纳的方法、服食炼养的精华，沉潜研习、启发筹策，几百家的著作无不穷究其精微、探求其隐秘，突破其边际而深入其中，却仍未认为自己有所获得。于是舍弃这些，每天研习《易》，每天阅读《系辞》，所谓天地的机要、阴阳的奥妙，彼此如同橐钥一般加以陶冶锤炼，而我的道全在这里了。所谓我的道，并不是别的道，而是我自己获得的道。后来偶然看到葛洪、陶弘景等人所记录的内容，以及《内篇》《外篇》，往往都只是糟粕和筌蹄罢了。现在姑且写下这些话来评断《内篇》《外篇》，那么我的道也几乎要被凿开并吐露出来了。后世有所觉悟的人，一定会对我的话有所领会。《文中子》道始于伏羲，终于孔子。自孔子以来已经两千多年了。孟轲、扬雄、王通、韩愈，都以孔子为宗师，承述孔子的学说并尊奉他。像王通这样专心致志于六经学问的，自孟子以后还没有别人。于是他续写史书来考察汉晋的事情，续写《诗》来观察六代的风俗，修撰《元经》来裁断南北朝的疑问。《易》只写到《赞》，礼乐只写到论述。唉，王通的用心，足以看出他了解圣人。世人一概以此指责王氏，恐怕是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了解圣人吧？皮日休说得好：“《礼》的篇章有二十五篇，《诗》的篇章有三百六十篇，《元经》的篇章有三十一篇，《易》的篇章有七十篇。孟子能够接续孔子并阐明他的道，遥隔千世仍可以继承。所谓孟子，就是王通。”按照杜执礼所作《文中子世家》，又有《乐论》三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元经》共五十篇。大概他曾从东海李育那里学习《书》，从会稽夏琠那里学习《诗》，向河东关子明请教《礼》，向北平霍汲订正《乐》，向族父仲华考订音乐。圣人的大旨，天下能够完成的事业，到这里就完备了。从前相传称为“王氏六经”。唉，大概自孟子以来，经过两汉数百年才只有一个扬雄；经过六朝数百年才只有一个王通；经过唐代一百多年才只有一个韩愈。六经的学问，能够显著流传而不泯灭、传承而不坠失，难道不是很难吗？后来房玄龄、卫国公等人共同恢复文王、武王的事业，以成就贞观盛世，这也是天命啊。这大概出自司空图的说法；他难道还崇尚并懂得道吗？《元子》元子说：人对于乡里、国家、鸟兽草木的毒害，都不如毒害自己的形体、毒害自己的性命；人对于时势、君主、朋友和郡县的媚态，都不如对马厩、对居室的媚态；人对于权势、职位以及索取聚敛的贪求，都不如对于道、对于闲静的贪求；人对于毒害、谄媚、欺诈迷惑和贪恋沉溺的忍受，都不如对于贫苦、被遗弃废弃的忍受。这话说得英伟啊！元结一生的辞章奇特古雅、峻拔绝伦，不因袭古今。依我看，柳柳州才力雄健、文采英发，唐代文人中只有这两位公才如此。不过还有一种说法：颂，是用来赞美盛大德行的形貌的。像《江汉》等诗篇，用来描写宣王中兴的美德，都归在《雅》中。唐朝既已中兴，而摩崖上的一块碑却称作“颂”，元结难道不能深入思考吗？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他起初在商余山结庐居住、著书，书序说从天宝九年庚寅到十二年癸巳，共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五字，分为十卷，这大概是有意安排的。卷首有元氏家录，记载他的世系次序。《皮子隐书》皮日休《隐书》六十篇中有这样的话：“古代任用贤人，是为了国家；如今任用贤人，是为了家族。”又说：“古代做官的人，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负担，所以自己为天下忧虑；如今做官的人，把自己看作天下的负担，所以别人替他忧虑。”又说：“古代的隐士，志向在于道；如今的隐士，爵位在于道。”又说：“古代判决案件，查得民情便感到悲哀；如今判决案件，查得民情便感到高兴。古代杀人时感到愤怒；如今杀人时却面带笑容。”唉！这些话说得真是痛快淋漓啊！《子略》卷四 附录：《子略》四卷，目录一卷（内府藏本）。宋代高似孙撰。高似孙另有《剡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卷首列有目录：先列《汉志》所载，其次列《隋志》所载，再次列《唐志》所载，接着列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所载，最后列郑樵《通志·艺文略》所载；都删去门类，只保留书名，并在下面略注撰写人和卷数。同一部书而有各家注本的，只列原书，把注家用小字附录在后面。凡有题识的，共有《阴符经》《握奇经》《八阵图》《鬻子》《六韬》《孔丛子》《曾子》《鲁仲连子》《晏子》《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战国策》《管子》《尹文子》《韩非子》《墨子》《邓析子》《亢桑子》《鹖冠子》《孙子》《吴子》《范子》《鬼谷子》《吕氏春秋》《素书》《淮南子》《贾谊新书》《盐铁论》《论衡》《太元经》《新序》《说苑》《抱朴子》《文中子》《元子》《皮子》《隐书》三十八家。其中《说苑》《新序》合为一篇，《八阵图》附在《握奇经》之后，实际共三十六篇。只有《阴符经》《握奇经》把原书录在前面，其余都不录，似乎是后人删节的本子，未必是完整的书。马端临《通考》多次引用它，也颇有考证和阐发。然而高似孙能够知道《亢仓子》是伪书，对于《阴符经》《握奇经》《三略》《诸葛亮将苑》《十六策》之类，却都认为是真的，可见他的鉴别也并不十分准确。他尤其推重《鬼谷子》，实在是喜好奇异，因为此书汇集诸家，而且他所见到的本子还接近古本，终究不是焦竑《经籍志》一类辗转贩卖、徒然构造空洞文辞的书可比，所以把它记录保存下来，以备考证。（《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史部四十一·目录类一） 《剡录》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字续古，号疎寮，余姚人。淳熙十一年考中进士，历任校书郎，出任徽州通判，调任处州知州。陈振孙《书录解题》称：高似孙任馆职时，进献韩侂冑生日诗九首，每首都暗中使用“锡”字，寄托九锡之意，因此被清议所不齿。他任处州知州时尤其贪婪残酷；他读书把深奥偏僻当作博学，把怪异艰涩当作奇特，以至于有些地方非常可笑。其中诗还可以观赏。周密《癸辛杂识》也记载他任处州知州时，私自携带官妓洪渠的事情。他的人品大概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他的诗有《疎寮小集》，至今还流传于世。文章则有不少，大概可见于这部他所撰的《嵊县志》。嵊县是汉代剡县的辖地，所以书名叫《剡录》。书前有嘉定甲戌年高似孙的自序，以及嘉定乙亥年嵊县令史之安的序。大概成书于甲戌年而刊刻于乙亥年，所以书上题署的先后相差一年。本书开头是县的纪年，其次是城池疆界图，再次是官署治理志，并附录县令、县丞、主簿、县尉的题名；其次是社志、学志，并附录进士题名；其次是寮舍、驿站、楼台亭阁、放生池、版图、兵籍；其次是山水志；其次是先贤传；其次是古代奇迹、古代墓道；其次是书；其次是文章；其次是诗；其次是绘画；其次是纸；其次是古物；其次是《物外记》；其次是草木、禽鸟和鱼类。征引资料极其广博详备，唐代以前散佚的轶事和文章，很大程度上依赖它得以保存。它的《先贤传》每件事都注明所依据的书，可以作为地方志记载人物的范例。它的山水记仿照郦道元《水经注》的体例，脉络井然，而且景物仿佛就在眼前，也可以作为地方志记载山水的范例。总的考察全书，都是按一定方法叙述，文字简洁古雅，远在后来各地的武功诸志之上，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怪异艰涩、可笑之处。陈振孙所说的那些话，大概无法理解。难道是他的其他文章奇特偏僻，又与这部书不同吗（《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一） 《兰亭考》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作宋代桑世昌撰。桑世昌是淮海人，世代居住在天台，也是陆游的外甥。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记载《兰亭博议》十五卷，注说：“桑世昌撰。”叶适《水心集》中也有《兰亭博议》跋文说：“书法自《兰亭》出世以来，上下数千年，再没有可以相比的；而定武石刻终于毁坏于今世，这是一件大事。桑君这部书确实足以使他留名后世了。桑君对各种事情都精通熟悉，诗尤其工巧。”他的《即事》诗说：“翠色添映着邻沟的竹子，红光照着屋后山上的花。”大概是说着色的画。《书录解题》又记载《兰亭考》十二卷，注说：“就是前一部书，是浙东庾司所刻的本子，与初本相比有不少删改。原来十五篇，现在存十三篇，删去了《集字》篇。后人集取《兰亭》的字，制作书帖、诗铭之类的作品，又附录在各篇之后，同时涉及王右军其他书迹，其中对《乐毅论》记载尤其详细。这部书最初完成时，原名《博议》，由高内翰文虎炳如为它作序。到刊刻时，他的儿子高似孙主持删改，删去这两篇本来是恰当的；但其他地方一味追求省略文字，失去了许多事实，有的甚至违背原意。最严重的是，原序文字本来条理通达、颇为可观，也被任意窜改，没有一篇完整保留，篇首篇末都有缺漏，文意断断续续；对他父亲的文章尚且如此，实在令人深感奇怪。” 以上所说，说明这部书经过高似孙窜改，已经不是桑世昌的旧本了。如今没有见到《博议》的原本，无法检验陈振孙所评论的是非。不过，这部书是为王羲之《兰亭序》而作，集取书法字形来组成文章；集字之事与王羲之本人无关，王羲之的其他书迹也与《兰亭序》无关。高似孙删去的内容，严格划分了范围，陈振孙也不能不认为是恰当的。其中有些评议彼此不同，例如有人说梁朝动乱时，《兰亭序》原迹流传到外地，陈天嘉年间被智永得到；又有人说王氏子孙世代传掌，直到七代孙智永。这是关于《兰亭》真迹流传情况的不同说法。又如有人说石晋之乱时，石刻被丢弃在中山，宋初归李学究所有；李学究死后，他的儿子临摹石刻出售，后来因为拖欠官府钱财，宋祁任定武帅时，从公帑中拿钱买下，收藏在库中。又有人说，有个游士带着这块石刻走遍四方，此人死后，营妓家的乐人取来献给宋祁。还有人说，唐太宗把拓本赐给各方镇，只有定武用玉石刻成，世人称为定武本；薛绍彭看到公厨中有一块石头用来压肉，就另外刻了一块石头把它换走。这又是关于定武石刻流传情况的不同说法。他根据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年推算，那么修禊时王羲之已经五十一岁；由此辨明《笔阵图》所说王羲之三十三岁书写《兰亭序》是错误的，这一点是对的。然而，前一卷既然引用王铚的话，认为刘餗的说法正确；又说自己在东墅读高似孙校订的书画时，看见萧翼留宿云门时题写的两首诗，并说：“假如御史没有这次出行，哪里会有这些话？”可见他杂录旧日交游之事，也没有能够作出判断。至于“八法”一门，把《书苑》《禁经》等书中的各条专门归到《兰亭》之下，尤其不如姜夔《禊帖偏旁考》精密。因此曾宏父、陶宗仪等人都称许姜夔的考证而不采用这部书。不过，它征引各家资料相当完备，对于宋代人的题跋和考证引用尤其详细。桑世昌的原本已经散佚，现存这一编仍足以看出《禊帖》的源流，当然不能因为陈氏的排斥攻击就立即废弃这部书（《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史部四十二·目录类二）。《握奇经》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一作《握机经》，一作《幄机经》。旧本题作风后撰，汉丞相公孙宏解说，晋西平太守马隆述赞。考察《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类著录《风后》十三篇，班固自注说：“有图二卷，是假托的。”其中并没有《握奇经》这个书名。而且这十三篇被《七略》著录时，班固本来还认为是假托的，那么这部经及其解说连《七略》都没有著录，其为假托也就不必再辨析了。马隆的述赞，《隋书·经籍志》也没有著录，那么它同样如公孙宏的解说一样。考察唐代独孤及《毗陵集》中的《八阵图记》，其中说：“黄帝顺应煞气制定兵法，文昌任命将领，风后掌握机变而取胜，制作八阵图，所以把阵分为八种，以确定方位。横向的阵列抵御外部，纵向的阵轴布置在内部；风、云布置在四方边角，用来完备阵势。虎张开双翼向前推进，蛇向着敌人盘曲，飞龙、翔鸟在两侧上下飞动，用来发挥作用。至于用疑兵来巩固其余地面，用游军来控制后方，排列营门、各将领都出动之后，才合兵交战；军势一张一弛，则二广交替出动；形成犄角，则四奇兵全部出击。”以上所说的内容，竟然一一与这部经相合。怀疑是唐代以来的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的方法推演成图，假托为风后所作。后来又根据这篇记载加以推演，写成这部经，并取记中“握机制胜”这句话作为书名。《宋史·艺文志》才开始著录它，这就是它出世较晚的明显证据。高似孙《子略》说：“马隆的本子原作《幄机》，序文说：‘幄，就是帐幕，是大将居住的地方；意思是其中的事情不能随便给人看，所以叫作《幄机》。’可见是因为‘握’、‘幄’二字相近，才附会出这样的解释。今本大多题作《握奇》，又是因为经中有‘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这句话，才改换了书名。”高似孙又说：“总共有三个本子，一个本子三百六十字，一个本子三百八十字，大概是吕尚增加字数来阐明经义。另一个本子行间有公孙宏等人的话，今本多出的四字，校验这个本子，分为三章，正好有三百八十四字，大概就是高似孙所说多出四字的本子。”经文后原来附有《续图》，据《书录解题》也称是马隆补充的；然而现在只有篇目而没有图，大概是在传抄中散佚了吧（《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九·子部九·兵家类）。《砚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有《剡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完成于嘉定癸未年，前面有自序。序末的几句话隐晦艰涩，大概难以理解，与他所作《蟹略》的序文在体格上大致相似。陈振孙称高似孙的文章喜欢把怪僻当作奇特，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吧？本书第一卷讲端砚，分为十九个子目。卷中的“砚图”一类列出四十二种样式，注说：“歙石也一样。”但图已经不全了，想来是传抄时散佚了。第二卷讲歙砚，分为二十个子目。第三卷讲各种砚，共六十五种。第四卷则收录前人的诗文；其中诗文明确题作“端砚”“歙砚”的，已经收入前两卷。本卷所收的都没有标明砚的名品，所以另行附在各种砚之后。宋代史志所著录的《砚谱》，如今还存有四五家，大多详细讲述产地、材质和性质，却很少涉及典故。高似孙这部书出得较晚，能够备采各家学说；而且他的学问本来广博，能够从群书旁征博引作为佐证，所以叙述颇有可观之处。其中稍有疏漏的地方，例如“李后主的青石砚被陶谷打碎”这一条，出自无名氏《砚谱》，由曾慥《类说》引用。如今它的原书收入左圭《百川学海》，还可以查核。高似孙竟然认为这件事出自《类说》，未免有失依据。不过，这部书总体上典雅有条理，终究与杂乱庞杂的书不同。例如端州绿石没有被各种砚类书收载，他根据王安石的诗增补进去，也相当完备。钱曾《读书敏求记》也说：“唐人说吴融入韵的赋古今无敌，可惜失传已经很久了。”这里保存了一篇《古瓦研赋》，高峻地保存在那里，犹如鲁灵光殿一样，因此也颇有助于考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五·子部二十五·谱录类）。《蟹略》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高似孙撰写。这部书以傅肱《蟹谱》《征事太略》为基础，另外加以搜集编纂。第一卷题为《蟹原》《蟹象》；第二卷题为《蟹乡》《蟹具》《蟹品》《蟹占》；第三卷题为《蟹贡》《蟹馔》《蟹牒》；第四卷题为《蟹雅》《蟹志》以及赋咏。每一门下面分条记载，多取带有“蟹”字的词语作为标题，再系以前人的诗句。俞文豹《吹剑录》曾讥讽它误把林逋“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一联当作杜甫的诗。如今查考卷首《郭索传》一篇，确实如此，实在是没有详细核查。又如《本草图经》“蟹生伊洛池泽中”一句，在“泽蟹”“洛蟹”两条下各引用了一次，也属于重复。又白居易诗中“亥日饶虾蟹”一句，本来是傅肱《蟹谱》引用过的，而此书在“虾蟹”条下反而遗漏了。其余编排也有一些疏漏，只是它采集材料繁多丰富，终究称得上博雅。所收遗篇、散句尤其多，最终比傅肱的《蟹谱》高出一筹（《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五·子部二十五·谱录类）。《纬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有《剡录》，已经著录。高似孙曾编纂《经略》《史略》《子略》《集略》《骚略》以及这部书，如今只有《子略》《骚略》和这部书保存下来。陈振孙《书录解题》评论他读书把隐僻当作博学，作文把怪涩当作奇特；但考证之学本来不嫌材料广博，而这部书所引用的也都是《四库全书》已经著录的书，并不是冯贽一类以诡异言辞炫耀世俗的作品，所以本来不能因为隐僻而讥评它。明代沈士龙的跋文又称，他的《愍骚》《招隐》《八风》《围棋》《■〈毛瞿〉毺》《禡牙》等篇，全部抄录《艺文》《初学》《北堂》《御览》等书，没有增补编纂；由此可知，宋代的篇集已经不再完整保存，摘取类书来夸示博大宏富，这确实是不可避免的。周婴《卮林》讥讽他误引《金楼子》，把刘休元《水仙赋》当作唐代刘子元的作品；疏漏错误也不能说没有。不过他的言论笃实，没有伪造托名，最终仍高出杨慎《丹铅》诸录，也是考古者必定要借助的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八·子部二十八·杂家类二）。

译《文苑英华钞》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高似孙编纂。这部书摘取《文苑英华》中典雅而可供作文使用的字句，仿照洪迈《经子法语》的体例，抄合编成一帙。刻本仍按原有篇目排列，不分卷数。根据高似孙的原序考察，当时实际分为四卷。其中参照各本互相校对，例如吕令《开莲峰赋》，其他版本都作“气开秋爽”，本书作“气涵秋爽”；贾至《早朝诗》，其他版本都作“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本书作“共沐恩波凤池里，终朝默默侍君王”；李群玉《黄陵庙诗》，其他版本都作“回风日暮吹芳芷”，本书作“东风日暮吹香芷”，都有一些小的差异。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其他版本都作“请纪成绩”，本书都作“请纪其成绩”；又有“遂极其危句”，本书作“遂持危”，这些也都是《韩集举正》《韩文考异》没有记载的异文。它搜罗材料也颇为广博。自序说周必大奉诏校订《文苑英华》，这部书有所帮助；但摘录不具备篇章首尾，不过是为词科准备零碎材料的学问罢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一·子部四十一·杂家类存目八）。《信天巢遗稿》一卷，附《林湖遗稿》一卷、《江邨遗稿》一卷、《疎寮小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高翥撰写。高翥字九万，号菊涧，余姚人，是孝宗时期的游士。有《菊涧集》二十卷，早已散佚不存。到了本朝康熙二十六年，他的后代孙士奇从徐乾学家收藏的宋刻书中搜得遗诗一百零九首，又加上家藏二十二首，并从其他诗集中得到十三首，后来又续得朱彝尊《宋刻江湖集》所载四十七首，删去重复，共得到诗一百八十九首，刊刻出来，题名为《信天巢遗稿》。“信天巢”是高翥给自己的居所取的名称。不过，卷前元贞元年的姚燧序本来称作《菊涧集》，不知道为什么改了名称。后面附有《林湖遗稿》一卷，是高翥的侄子高鹏飞所撰；高鹏飞字南仲。又附有《江邨遗稿》一卷，是高翥父亲选叔高迈的诗。高选、高迈都在绍兴年间考中进士；高选任官为武当军节推，高迈任县尉。本卷中又附有质斋、遁翁二人的诗，但高氏家谱中只保存了他们的号，即使孙士奇也不能考出他们的姓名。最后附有高似孙《疎寮小集》一卷，高似孙就是撰写《纬略》的人。《文献通考》记载《疎寮集》三卷，这次刊刻的内容很少，还有其他选本收有而这次刊本没有的作品。这部诗集在宋代颇有名声，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的文章怪异艰涩，诗却还可以观赏。刘克庄《后村诗话》说他的诗能够参用诚斋的活句，不知道这次刊本所收的内容为什么反而不够完备。不过孙士奇的后序起初并没有提到附刻《疎寮集》，怀疑是孙士奇的后人加上的，因而更加没有时间广泛搜集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一·集部十四·别集类十四）。《骚略》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有《剡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仿作《离骚》的辞赋，共三十三篇。书后又有《欵乃词》一篇，集取杜甫诗八句、柳宗元诗四句组成，实在纤巧诡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四·集部二十七·别集类存目一）。《文选句图》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另有《剡录》，已经著录。考察以摘取诗句编成图谱的做法，始于张氏。此书以白居易等六人为“主”，以杨乘等七十八人为“客”。“主”分为六派，“客”也分别设有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四等格次。诗句排列相联贯通，事情类似谱牒，所以题名为“图”。后来九位僧人又各自摘取名句，也称为“句图”。这大概不是原书，似孙的这部书也只是沿用了旧名。书中所收全是《文选》中的诗，取舍标准很难理解。例如《苏武诗》中的“馥馥我兰芳，馨香中夜发”，上下联各截取一句，尤其是创意奇特。诗句下面附录的诗句，大概就是钟嵘《诗品》中所谓“源出某某”的意思。可是，若在一句下面附录一两首诗，就无法理解它的体例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一·集部四十四·总集类存目一） 《子略》南宋高似孙撰，字续古，号疏寮 部：史；类：目录类；属：经籍之属 参考资料：《四库大辞典》四卷。南宋高似孙撰。高似孙（约1154—1212），字续古，号疏寮，余姚（今属浙江）人，是目录学家。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考中进士，历任校书郎、知处州。任职期间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是一个品行不足称道的人，但一生喜欢读书，著述也很多。《子略》四卷、《史略》六卷、《剡录》十卷，都是专科目录。《子略》是著录诸子著作的目录，共著录诸子三十七家。卷一：黄帝阴符经、风后握奇经、鬻子、太公金匮六韬、孔丛子、曾子、鲁仲连子、晏子春秋；卷二：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卷三：战国策、管子、尹文子、韩非子、墨子、邓析子、亢桑子、鹖冠子、孙子、吴子、范子、鬼谷子；卷四：吕氏春秋、黄石公素书、淮南子、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王充论衡、太玄经、新序、说苑、抱朴子、文中子、元子、皮子隐书。排列顺序按照“汉志”“隋志”“唐志”、《子抄》、《意林》、《通志·艺文略》所载的顺序。著录时先列书名，其次汇集各家的评论；如果是有注释的书，就把该书的注本一并列出。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咸淳本（现存卷一至卷三），后来还有“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四明丛书”本和“丛书集成”本等。1929年北平朴社铅印平装顾颉刚校点本一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１９２９年〕

译《兰亭考》南宋桑世昌撰，字泽卿，号莫庵（旧本题署） 南宋高似孙删定，字续古，号疏寮 部：史；类：目录类；属：金石之属 参考资料：《四库大辞典》十二卷。宋代桑世昌撰。桑世昌是南宋人，陆游的外甥，淮海人，世代居住在天台山。这部书考证晋代王羲之所作的《兰亭序》书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兰亭考》原名《兰亭博议》，共十五卷，刊行时经高似孙删改，现存十二卷。《兰亭序》是一件行书法帖。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王羲之作序。法帖流传的本子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书中叙述王氏真迹流传的各种说法。真迹原先由王氏子孙掌握，后来到南朝陈天嘉年间，为王氏七代孙智永所得。唐代被太宗李世民得到，推为王氏书法的代表，命赵模等人钩摹数本，分别赏赐给亲贵和近臣。太宗死后，将真迹作为殉葬品。现存的唐代摹本墨迹中，以“神龙本”最为著名。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石晋之乱时，石刻被弃置在中山，宋初归李学究所得。李学究死后，他的儿子摹拓出售，被定武帅宋祁得到，刻成石刻。如今的石刻以“定武本”为首。书中还考证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时的年龄。《辨笔阵图》曾说：“羲之年三十三书兰亭。”桑世昌考证，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到永和九年（353）兰亭修禊时，应当是五十一岁，从而纠正了三十三岁这一错误说法。至于《入法一门》以及《书苑禁经》中的各条，不如姜夔考证得精密，因此曾宏父、陶宗仪等人都称赞姜夔的考证，而不采用本书。流传的版本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握奇经》风后撰，字、号不详（旧题署，时代不详） 西汉公孙弘解，字季齐，号不详 晋马隆述赞，字孝兴；号不详 南宋高似孙注跋，字续古；

译号疏寮 部：子；类：兵家类；属：参考资料：《四库大辞典》一卷。旧本题署为风后撰、汉丞相公孙弘解、晋西平太守马隆述赞。《汉书·艺文志》在兵家阴阳类著录《风后》十三篇，班固小注说：“图二卷。黄帝之臣，是假托的。”有人认为这就是本书。然而汉代人已经认为此书是伪托的。今天流传的本子所题作者风后，是传说时代黄帝的臣子，显然不可信。所谓汉丞相公孙弘作解，也不见于刘歆《七略》的著录，同样不可信。《隋书·经籍志》也没有著录此书，那么所谓晋西平太守马隆述赞之类，似乎也不可信。四库馆臣说，唐代独孤及《毘陵集》中有《八阵图记》，大意说黄帝顺应煞气制作《兵法》，文昌奉命任将，风后掌握机要而取胜，制作《阵图》，所以把阵分为八种，是为了确定方位。横列的军阵布置在外，轴线布置在内，风、云附列于四维，虎张开双翼向前推进，蛇面向敌人盘曲，飞龙、翔鸟在其旁边上下飞动。军阵驰张时二广交替举动，形成犄角时四奇全部出动，等等。这里所说的内容竟与本书一一相合。因此怀疑此书是唐代以来好事者根据诸葛亮八阵的方法推演成图，假托风后之名所作。后来又依据这篇《记》推演成经，因为《记》中有“握机制胜”的话，便把书名定为《握机经》。《宋史·艺文志》才开始著录此书；它出现较晚，证据十分明显。四库馆臣考证得确凿有力，可以相信。关于这部书的书名，宋代高似孙《子略》说：“马隆本作《幄机》，叙中说：‘幄，就是帐幕，是大将居住的地方，意思是其中的事情不能随便向人显示，所以称为《幄机》’。”后来因为“幄”与“握”二字相近，便附会其文，所以又名《握机》。今天的本子多作《握奇》，是因为经中有“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的话，因而改称为《握奇经》。此书虽然公认是伪书，但宋代以后各种官私书目大多有著录，刊本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多种丛书都有收录，如《凌氏传经堂丛书》、《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夷门广牍·雅占》、《续百川学海癸集》、《津逮秘书》（第四集）、《增订汉魏丛书·子余》等。现今上海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清刊本；最新版本是199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砚笺》南宋高似孙撰，字续古，号疏寮 部：子；类：谱录类；属：器物之属 参考资料：《四库大辞典》四卷。宋代高似孙撰（详见《剡录》）。此书成于嘉定癸未（1223）年间，前面有一篇自序，文字隐晦艰涩，难以理解其意思。卷一记载端砚，分为十九个子目，其中“砚图”一类列二十四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四十二式，查《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砚笺》原文为二十四式），砚图下面有注：“歙石也如此。”然而书中有式样而没有图，恐怕是传抄时散佚了。卷二记载歙砚，分为二十个子目。卷三记载各种砚台，多达六十五种。卷四收录傅玄、李白、王粲、韩愈等古代名人吟咏、记载砚台的赋、诗、文二十六篇。书中注明属于端砚、歙砚的诗文，已经分别附在前两卷中。由于此书出得较晚，可以借鉴此前出现的几家砚谱，再加上高似孙学问广博，所以本书能够旁征博引，收录前人没有记载的内容，而且文字典雅，考证有依据。例如端州线砚，是其他砚谱没有记载的珍品，高似孙根据王安石的诗增补进去，十分恰当。但是这部书也有疏漏之处。例如“李后主青石砚被陶谷打碎”这一条，本来出自无名氏所撰《砚谱》，原书已经收入左圭《百川学海》，高似孙却认为它出自《类说》，不免在考据上有所失误。现存楝亭刊本、清抄本、《四库全书》本、日本文政六年江户刊本等。《蟹略》南宋高似孙撰，字续古，号疏寮 部：子；类：谱录类；属：草木禽鱼之属 参考资料：《四库大辞典》四卷。宋代高似孙撰（详见《剡录》）。此书以傅肱《蟹谱》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纂而成。卷一为“蟹原”“蟹象”。“蟹原”主要引用古代典籍，说明“蟹”这一名称的由来；“蟹象”主要引用古代典籍和名人诗句，叙述螃蟹的形状、习性、味道、药用功效、能否食用以及毒性等。卷二为“蟹乡”“蟹具”“蟹品”“蟹占”。“蟹乡”主要引用古代典籍和名人诗句，记述螃蟹的产地；“蟹具”主要记述捕蟹的器具以及螃蟹可以制成的器具；“蟹品”主要引用古代典籍和名人诗句，记述从吴蟹以下三十多种品类；“蟹占”主要记述用螃蟹占卜军国大事。卷三为“蟹贡”“蟹馔”“蟹牒”。卷四为“蟹雅”“蟹志赋咏”。每一门下面分条记载，多以“蟹”为题，系联前人的诗句。此书引用前人诗句时，曾误把林逋的诗归在杜甫名下；也有重复引用古籍文句的弊病，还有应当引用却没有引用的疏漏。尽管如此，此书采集丰富，文字典雅，仍超过傅肱的《蟹谱》。现存《百川学海》本、路有抄本和《四库全书》本。

译《纬略》南宋高似孙撰，字续古，号疏寮 部：子；类：杂家类；属：杂考之属 参考资料：《四库大辞典》十二卷。南宋高似孙（生卒年不详）撰。高似孙字续古，号疏寮，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淳熙年间进士，历任校书郎、会稽主簿、知处州。他做官贪婪残酷，又谄媚侍奉韩侂胄，为人所不齿。退居姚江后著书，有《疏寮小集》《郯录》《砚笺》《唐科名记》《唐乐曲谱》等。又编纂《经略》《史略》《子略》《集略》《骚略》《蟹略》以及此书。各部“略”都辑录自各类书籍，分门别类；凡是“事情有散佚的、琐碎的，就编为《纬略》，大概是与各部‘略’相互经纬”（《纬略》卷首）。由于高似孙为人所不齿，历来对这部书评价不高。陈振孙《书录解题》评论说，他读书把偏僻当作博学，作文把怪异艰涩当作奇特。其实，编写考证之书，最忌讳不广博；高似孙所引用的书，也受到人们称道，不能说是偏僻。明代沈士龙作跋，又说其中《愍骚》《招隐》《八风》《围棋》《氍■〈叟毛〉》《祃牙》等类，全部抄录《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没有增补辑录。由此可知，宋代所编的那些书已经不能完整保存，只是摘取类书中的材料，夸耀其宏博。周婴《卮林》也讥讽此书误引《金楼子》，把刘休元的《水仙赋》说成唐代刘子元等人的作品。这部书确实有错误，但平心而论，语言还算质实，没有伪托；它辑录历史上各种散佚文章和琐事，为研究文史的人提供了许多便利，很有参考价值，不能全部废弃。今天流传的版本不一，主要有《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本。宛委山堂《说郛》节选本作一卷，商务印书馆《说郛》节选本不分卷。《丛书集成初编》本依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又收入《墨海金壶》所补的曹学佺序一篇及缺文二则，是最通行的版本。高似孙，字续古，庆元府鄞县人。淳熙十一年，列入卫泾榜，取得进士出身。研习诗赋五年，十月授职，六年二月任徽州通判。（《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录续录》卷八） 《蟹略》四卷 高似孙，字续古，撰。（《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直斋书录解题》卷十） 《砚笺》一卷 高似孙撰。（《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 《疎寮集》三卷 四明高似孙，字续古，撰写。年轻时稍有才俊之名，考中甲辰科后，却不知自爱自重；任馆职时，进献给韩侂胄祝寿的诗九首，都暗中使用“锡”字，因此被当时的清议所不齿。晚年任知处州，贪婪残酷尤其严重。他读书把偏僻当作博学，作文把怪异艰涩当作奇特，甚至有十分可笑的作品；其中诗作还算值得观赏。（《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 《选诗句图》一卷 高似孙编。（《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 《蟹略》四卷 陈氏说：“这是高似孙续编撰写的（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八）。” 《砚笺》一卷 陈氏说：“这是高似孙编撰的著作（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九）。” 《疎寮集》三卷 陈氏说：“四明高似孙，字续古，撰写。年轻时稍有才俊之名，考中甲辰科后，却不知自爱自重；任馆职时，进献给韩侂胄祝寿的诗九首，都暗中使用‘锡’字，因此被清议所不齿。晚年任知处州，贪婪残酷尤其严重。他读书把偏僻当作博学，作文把怪异艰涩当作奇特，甚至有十分可笑的作品。其中诗作还算值得观赏。”（《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五） 《选诗句图》一卷 陈氏说：“这是高似孙编纂的著作（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九）。” 髙似孙《砚笺》四卷（《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千顷堂书目》卷九）。高似孙《烟雨集》（缺卷），又有《疎寮集》一卷（《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髙似孙《骚畧》三卷（《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跋《髙似孙子略》（清）汪琬撰。（《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尧峰文钞》卷三十九。） 高氏怀疑《孔丛子》是伪书，广泛援引《孟子》和《孔子家语》中的后叙，考证孔子、子思之间没有问答之事，最为详尽。然而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汉书·孔光传》首先记载孔氏谱牒：孔子生伯鱼，伯鱼名鲤；鲤生子思，名伋；伋生子尚。如此说来，高氏认定伯鱼是子思的父亲，确实如此。按《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二十岁时娶亓官氏，第二年生伯鱼。伯鱼五十岁时死在孔子之前。孔子死后三年才去世；如果子思当时还没有出生，那么孔氏谱牒难道就不足为凭了吗？《史记·鲁世家》说，鲁穆公即位时，距离孔子已经七十年。子思享年只有六十二岁，如果到鲁穆公时子思还在世，那么他与孔子相隔已经很久了；他距离伯鱼应当更加遥远，不可能是伯鱼的儿子。然而遍考各种书籍，又没有说孔子还有其他庶出的支系，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认为应当采用《孔丛子》的说法。大概《孔丛子》和孔氏谱牒都出自孔氏子孙之手，它们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不是其他书籍凭空推测的说法所能相比。唉！如果完全相信书本，倒不如没有书本。后世那些迂腐的儒生和年轻读书人，读书却不知道通达变通，往往舍弃大的道理，旁征博引一些琐碎细节，互相辩难，这难道不是喜好古事却反而陷入愚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