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一

译缺补：卷四【十九至二十二】；卷二十五【五】；卷二十七【十一】；卷三十二【末行】。《周礼》【二函十二册】。汉郑康成注，唐陆德明音义，共十二卷。宋代岳珂《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说：世间流传的九经，自建本、蜀本、京本、杭本以下，有建本余氏本，分列句读，被称为善本，等等。这部书每卷之后，有的记载余仁仲校勘，有的记作余氏刊于万卷堂，有的记作余仁仲刊于家塾，就是所谓建本余氏本。分列句读的地方也与书中所说相合。另外，各卷末都详细记载经、注、音义的字数，字画完整，纸色极佳。张氏古照堂收藏，姓名无从考知。《纂图互注周礼》【二函十二册】。卷首为《周礼》经图三十九幅，各图都附有说明；其次列篇目，正文全部录载郑注及唐陆德明音义，又增设重言、重意、互注三例，共十二卷。按宋代陈祥道有《周礼纂图》，这部书已经亡佚。此书的《纂图》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氏，但图说多处引用陈祥道《礼书》的话，或许取自陈祥道的书，所以仍沿用这个书名。音义后标有“重言重意互注”，与前面的监本《毛诗》相同，应当也是唐宋人的帖括之书。但书名中没有“重言重意”四字，经文也不加句读，版面尺寸又稍小。又《经义考》记载《周礼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十二卷，引缪泳说是元人所辑，却没有指出确切根据；而且这与《纂图互注毛诗》出自唐宋人的说法互相矛盾。此本确实是宋刻本，不是明代尹洪两次重刻的本子。各卷前后原来都有印记，不知何时被割去，但痕迹还可以辨认。缺补：经图【一至八】；卷十二【十八】。《春秋经传集解》【四函三十二册】。晋代杜预《集解》三十卷，卷首有杜预自序，卷末附五代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及无名氏《春秋年表》。各卷末都有木记说：“相台岳氏刻梓家塾。”有的写作：“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版式有长方、椭圆、亚字等形式，字体兼有大篆、小篆和隶书。南宋岳珂是岳飞的孙子，原籍相州汤阴，所以用“相台”表示乡望。南渡以后迁居常州，即今宜兴；那里有岳珂父亲岳霖的墓，所以他的家塾以“荆溪”为名。岳珂校刻九经三传，撰有《沿革例》，校勘极其精密。他辨析这部书说：《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是冯继先所撰。刻本多有讹误，曾合并京本、杭本、建本和蜀本进行校勘。有的人姓名略同，实际上不是同一人，却合并为一人；有的人名字看似不同，实际上不是两人，却分作两人；有的人从某国出嫁或出仕到另一国，前后有不同记载；有的称某公及某年，但与经传不合；有的把传当作经，把注当作传；有的因偏旁相近而产生亥豕之误；有的因行数相连而没有甲乙之别。像这一类情况不止一种，现在都加以订正。经传中的讹误也作了校勘，并且分行，以显示与其他书的区别。如果材料杂见于经、传和注，却只标作经或传注；如果散见于前后数年之间，却只标作某公某年。大概都是根据最初出现的记载来书写的。廖本没有年表和《归一图》；现在既然刊刻了《公羊传》《谷梁传》，便补入这两部书，附在经传之后。又说：《春秋年表》不见于《三朝艺文志》，也没有记载作者姓名。现在各本有的缺少名号，有的年月错乱，与经传相校多有差错，不能排除刊刻、抄写造成的错误，现都依据经传加以订正。《史记》年表记载事迹，这部年表只记继承君位的情况，沿袭旧例，不敢增补。又说：据馆阁书目，元丰年间杨彦龄撰二卷，绍兴年间环中撰一卷。现在的本子是一卷，与绍兴年间的本子及《艺文志》所载相同。岳珂的考证就是这样。如今详细查阅书中内容，凡是他列举为错误的地方，都已经改正，没有讹误。这样看来，这部书的优点，确实足以证明校学精密，不只是雕刻精良而已。这部书曾收入明代项笃寿的万卷堂，后来归季振宜家。书中“紫玉玄居”“宝刻”等印章，不知是谁的印记；各卷中间还交错出现许多印章。大概是各家装潢时分册装订，参差不齐，也可能只得到其中一半。如今能够完整聚集成一部，确实值得珍藏。项笃寿字子长，秀水人，嘉靖壬戌年进士，入翰林院，生性喜爱藏书，见到秘本便让小吏传抄，收藏在住宅北面的万卷楼中。见《浙江志》。《春秋经传集解》【二函十五册】晋代杜预《集解》三十卷，有杜预自序。相台书塾刊刻《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说：世间流传的九经，有建本余氏本、兴国于氏本两种，都称得上精善。但廖氏认为余氏本不能免于错误，于氏本也不够确当，于是合并各本加以参校，成为最精良的刻本。刊行之初，天下人都把它视为珍宝。又说：廖本《春秋》没有年表和《归一图》。这部书每卷末都有木记说：“世传廖氏刻梓家塾”，版式有长方、椭圆、亚字等形式，字体具备篆文和八分书，却没有刊载年表、归一图。大概岳珂所说的，就是这个本子。考察《中兴艺文志》，其中记载《世传堂集》三卷，说政和年间廖刚的曾祖母和祖母都享年很高，能够亲眼见到五世孙廖刚；廖刚于是建堂取名“世传”，以此奉祀她们，士大夫为此作诗。又据赵均《石迹记》，廖莹中刻有《世传堂帖》。廖莹中字玉，号群玉，是贾似道的门客。周密《癸辛杂识》记载贾氏、廖氏刊书一事说：“廖群玉所刻的九经本最为精美，大凡拿几十种本子互相校对，又有一百多人校正，然后才完成。用抚州萆纸、油烟墨印造，装潢甚至用泥金作书签，那么它的珍贵厚重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娄东王世懋的藏本。王世懋字敬美，是王世贞的弟弟，明代太常卿。书中又有许多径山居顶庵的朱红印记。考察径山，它是天目山东北面的山峰，《山门事状》说：“径山的山顶，是天目龙的别居。”国一大师法钦曾隐居在这座山顶。山志虽然没有记载居顶庵，但释德清《凌霄峰记》说：“圆照禅师住在峰顶十年，古鼎禅师也住了十年，梵怀慧公在峰顶结庵，居住了十三年。”大概径山以峰顶为祖庭，主持僧人的讲席就在这里。或许有僧人兼通儒书，曾经收藏过这部书。这些僧人究竟属于哪一支，已经无法知道。

译缺少并补入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七至卷二十二，共四册。刻工也很精良，只是字画比较瘦。卷末没有世传廖氏印，书中也没有径山朱红印记，是用另一部本子补入的。《监本纂图春秋经传集解》【四函二十八册】宋代苏轼《春秋列国图经传全录》、晋代杜预《集解》，附唐代陆德明《音义》，又增加重言、重意、似句、互注等体例，共三十卷。卷首、卷末都有杜预自序。这部书与《监本纂图》中的重言、重意、互注等内容，和《毛诗》的体例相同；字形、刻版式样也都完全相合。看来是唐宋人用于科举帖括的书，群经都已具备；拿它与《纂图互注》《周礼》相比较，知道这些书当时是并行流传的。《吴江县志》记载：张基，字德载，对于书籍没有不曾浏览的，尤其精通经学，著述很多，崇祯年间赠翰林院待诏。这就是他的藏本。书上的“谨止斋”“浔阳山人”“青芝山房”三方印，没有可考的资料。《春秋左氏音义》【二函八册】唐代陆德明撰五卷，后面附有宋代闻人模《经传识》。异。考察，这就是《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左氏释文》之一，原为六卷，现在把第五、六卷合为一卷。宋嘉定年间兴国学刊刻的本子；兴国军隶属江南西路，也是江西各郡的书版。卷末署有五人的官衔，包括知军、通判、教授、判官，另有教授闻人模的跋文，记载本学补刻《春秋》、更新五经的缘由。大概当时刻印《春秋》，并附刻陆氏音义，如今只剩下音义。考察《陆德明释文》，原本分为五经、三传，并包括《孝经》《论语》《尔雅》《老子》《庄子》，各自编成一部，并不妨碍单独刊行。有琴川毛氏、昆山徐氏两家的藏书印记。《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函十六册】汉代何休作《解诂》，唐代徐彦附作《疏》，唐代陆德明作《音义》，共二十八卷。有何休自序。宋景德二年六月，中书门下奉诏发下文书，命令校勘、刊印并颁行，详细内容都载在卷首。文书后署有官衔：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冯某，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王某，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某，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毕某。考察《宋史·宰辅表》，景德元年八月，毕士安由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由兵部侍郎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德二年四月，冯拯由工部侍郎任参知政事，都与文书相合。但景德二年的参知政事有王钦若、王旦二人。《通鉴纲目》记载王钦若在四月罢职；文书在六月，因此知道这里不可能是王钦若。欧阳修《文正王公神道碑铭》说：咸平四年，王旦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任职，后来两次升迁为刑部侍郎；景德二年才升为尚书左丞。文书称其为兵部侍郎，略有不合。但下发文书时，王旦正任参知政事；他升为尚书左丞或许在文书之后，何况当时相隔五年，官职升转并不固定，碑文没有记载的情况，也无法知道。书首有“尚友方”印，不知属于谁；卷中用朱笔改写、批注的地方，校勘相当详细严密。《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二函十册】汉代何休《学》十二卷，有何休自序。没有记载镌刻年月，但字体非常古老；对于宋孝宗以前的避讳字都缺笔，因此知道是南渡以后刊刻的。书中每隔几张纸，便有朱文木印，印文有“鄂州州学官书”和“鄂泮官书”，并有“带去准盗”字样。考察王应麟《玉海》：“咸平四年六月，诏令郡县凡有学校、聚集学生讲诵之处，赐给九经书一部。”大观二年六月，州学藏书阁赐名“稽古”。这样看来，州郡各学设置官书，从宋初已经实行。李心传《朝野杂记》记载：“王瞻叔任学官时，常常请求摹印各经疏以及《经典释文》，准许郡县用来充实学校；有时从省库拨钱，各买一部，放置在学校。”南渡以后仍然重视这一做法，而且还有拿走即按盗窃论处的条文，可见官府保管也十分严格。缺少并补入卷十二【末】。《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二函十册】晋代范宁作《集解》，唐代杨士勋附作《疏》，唐代陆德明作《音义》，共二十卷。有杨士勋序。《朝野杂记》说：监本书籍，是绍兴末年刊刻的。这部书对钦宗以前的避讳字都缺笔，但“皇瑗”的“瑗”字是孝宗的讳名，全书却没有缺笔，大概就是绍兴监本。又说：国子监刊刻六经，没有《礼记》；如今还保存《毛诗》《春秋》《左氏》《公羊》《谷梁》各传，却没有《礼记》，也可以作为证明。朱谋防《藩献记》说：晋庄王朱钟铉，是宪王的儿子，高皇帝的曾孙。正统七年，由榆社王进封为晋庄王。晋庄王喜好考究古物，喜爱法书，曾因《绛帖》年代久远、残断脱落，命世子朱奇源搜集旧藏的古今名人墨迹，摹刻流传，名为《宝贤堂集古法帖》。如今世间流传的名贵书画，常有晋府印章，大多就是这个人所收藏。其余印章没有可以考证的资料，有的仿照汉代铜印，都是随手钤盖，与鉴定、收藏没有关系。《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二函十二册】篇目同前。校勘对照可知，这部书与前面景德二年中书牒所刊《公羊注疏》的版框、字体都相合。版心上标注每页大小字数，中间标作“公疏”“谷疏”，字形也采用俗体省笔，显然出自刻工之手；两部书完全相符，大概都是景德年间原刻的诸经，这部是其中第二种。明代沈周有“有竹居”。沈周字启南，长洲人，无书不读；文章摹拟左氏，诗歌仿效白居易、苏轼、陆游，书法仿效黄庭坚，受到世人喜爱和重视，尤其擅长绘画，评论者称他为明代第一。巡抚王恕、彭礼都以礼相敬，想留他在幕府中任职；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终身没有做官，《明史》有他的传记。他的“群雅斋”“吴惟明印”“康虞父”三方印，大小大致相等，似乎是同一人的印章，但此人的世系、里居已经不详。至于“方外司马”一印，也没有可考资料。

译《春秋分记》【四函四十册】宋代程公说撰。卷首是《例要》三则，其次是《年表》九卷、《世谱》七卷、《名谱》二卷；正文二十六卷；《周天王纪》二卷，其中《鲁及列国世本》三十二卷，其次《国》《小国及四夷》十二卷，共九十卷。卷首有【原文“防佀”，疑为人名】序、程公说自序，另有其弟程公许的序，并附程公说墓志铭。宋淳祐三年，程公许任宜春知州，在郡斋刊刻这部书。陈振孙《书录解题》对它极为称赞。这部书卷中有许多元代钤盖的官印，并且在卷首、卷尾纸背用红字题记，说明大德十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奉中书省命令，征取国子监书籍，并命儒学副提举陈公举校勘、申报。考察《元史》，世祖至元十三年征集江西各郡书板；宜春隶属江西，大概是至元年间下诏征取，而到大德年间才上交。这就是宋代刊刻、元代钤印的本子。御题《分记》：原书贯通记述尊王之义，以中间部分的经文为经，以外部内容抑制内廷而尊崇正统，万事归于唯一原则，差异则归于共同之理。这是极为珍异的宋代刻本，闲暇时可以研读穷究。乾隆甲午年秋御题并钤印。“宝一”，即乾隆御笔。《五经》【一函六册】《易》《书》《诗》《礼记》经文，以及《春秋》左氏经传，不分卷。这是巾箱本，行距紧密，字形展开，明朗如列眉；书中遇到“构”字缺笔，“慎”字、“瑗”字却不缺笔，因此是宋高宗时期刊刻的。书中上方列有字音相近的字；锡山秦氏仿照宋刻巾箱九经，也采用这一体例。缺少并补入《礼记》【六十九、七十】、《春秋》【五十】。《六经图》【一函六册】宋代杨甲撰，毛邦翰补。《大易象数钩深图》一册，《尚书轨范撮要图》一册，《毛诗正变指南图》一册，《周礼文物大全图》一册，《礼记制度示掌图》一册，《春秋笔削发微图》一册，不分卷。有苗昌言序。序文记载，陈大夫任抚州知州满一年，取六经图按类别编成一部书，在学校刊刻。事情发生在乾道元年。序后列有官衔：抚州知州陈森，见《西江志·职官门》；其次是通判、学正各一人，学录二人，经谕六人。毛邦翰任州学教授，实际补订了各图。这是宋刻本，到了明代已经很难得到。新都吴氏曾经购得，交付刊刻，见顾起元序。如今重刻本或许偶尔还能见到。像这样具有古雅书香和珍贵刻工的本子，确实十分稀有。御题《宋版六经图》八韵：太古时代已有图，文字反而后来才出现。考察文字有时可以不考察图；若不是陈氏刊本和苗氏序文，确实难以探究其中要旨。它罗列文章、彰明义理，确实穷尽精微，典籍也完备。六千年如烛光照耀，书册流传后世；五百年间书香未散，正可趁时把玩，不可虚度光阴，始终凛然警戒。晚上勤勉，早晨守持；范围、传授，都因著录姓氏而依次考订，又用以校正依韦之说。六经岂敢说已经能够窥见大道？只应因此更加自我勉励、谨慎敬畏。祭祀宗庙，陈列俎豆，谨慎遵守礼制。按照家法设置冠服；帝王的学问与儒生不同，即使别人因此怪罪我，也知道真正理解我的人很少。乾隆乙未年仲春月，御笔并钤“乾隆”双玺。考察《玉海》：绍定六年六月甲午，缉熙殿建成，御书“二字”题榜。《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六年秋九月，把缉熙殿榜记交付史馆。书中有“缉熙殿”“内殿文玺”“御府图书”三方印记，说明它在宋代已经是善本，收入宫廷秘阁。又有“明文渊阁”印，更能证明它历代都被珍藏。于慎行《笔麈》记载，明代中期文渊阁藏书几乎散失殆尽，大概已经流传到民间；或许是吴氏买到的，就是这部书。“其鬻及借人为不孝”一印，是收藏家取用唐代杜暹的话，用来告诫后人。考察宋代周煇《清波杂志》，说杜暹每次都在所藏书末亲自题写：“用清廉俸禄买来，亲手校过，子孙读它便能知晓圣人之道。把它卖掉或借给别人，就是不孝。” 《四书》【五函二十七册】朱子《章句集注》：《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有朱子《序说》和《读法》。咸淳癸酉年，衢州知州长沙人赵淇在郡学刊刻。每块版上都有“衢州官书”四字。《中兴馆阁续录》记载，秘书郎莫叔光上奏说：“如今太平日久，四方之人更加重视典籍。凡士大夫家世代收藏的善本，外由监司、郡守搜访得到，往往刻板作为官书；各地都各自刻印发行。”宋代郡守在这里刊书，可以证明这部书的情况。此书由衢州知州赵淇刻印，当时是度宗咸淳九年。考察虞集《道园学古录》，赵淇是赵葵的次子，幼年因郊祀恩荫补任承奉郎，参加童子科考试。刻书后六年元朝建立，他被授为湖南道宣慰使。又据赵希鹄《洞天清录》：“雕刻书版的地方有三类：吴、越、闽、衢。衢州属于越地，这种传统由来已久。” 有琴川毛氏的藏本印记，印文为“防伙其鼎”，另有元代双印。《秘殿珠林》中钱选《洪崖图》的画帧上方有这种印记，上面有钱氏印，下面写“仲雅”；又见于《宋版汉书》，下面写“伯雅”；而这里写“季雅”，似乎是兄弟排行，属于好古、鉴赏和收藏之家。其余情况没有可考资料。南轩先生张侍讲《孟子详说》【一函六册】宋代张栻撰七卷。卷首有癸巳年《孟子说序》及《讲义发题》一则。按：序文题作《栻为是书》，起于戊子，成于癸巳，所以以《癸巳》命名此书。讲义开头的题下注明“戊子”，这是以纪年寄托意思；序文所说的，大概是将来还要据此在以后加以考订。《宋史·艺文志》记载栻有《孟子详说》十七卷、《癸巳孟子说》七卷。《文献通考》只记载《孟子说》十七卷。此本正是《癸巳孟子说》的刻本，只是错误地冠以《详说》的名称罢了。不过它的版式确属宋代刊本，行密字疏，是精刻本。景定五年甲子，诏书载于该年二月二十日，在元吉山房重▯【卷四末】。正统十三年戊辰年夏四月上旬，在吴庠书舍重▯。乐安蒋裕题识【卷七末】。以上题识共有两条：一条记宋理宗景定年号而不写皇帝名，另一条是明代蒋裕所题，他大概是在吴地任司教的。后来成为昆山徐氏的藏本，其余情况无从考证。

译《大广益会玉篇》【一函六册】。梁代顾野王撰，唐代孙强增补为三十卷。卷首有大中祥符六年都大提举《玉篇》所发的牒文以及字数说明，还有顾野王的序和启各一篇。近来吴江张士俊泽存堂重刻宋本《玉篇》，朱彝尊为它作序，说顾氏《玉篇》到了唐上元末年，孙强稍加增补，增加了许多字；到了宋代陈彭年、吴锐、邱雍等人又重新修订，于是增广益补的人很多，《玉篇》也就不再是顾氏的旧本了。孙氏《玉篇》距古代不远，仍然胜过今天流行的《大广益本》。《玉篇》恢复为上元本，古代的小学也就保存下来了。这部书与本书相比，只有没有牒文；二十四卷之后新增加的两条放在三十卷之后，而第十八卷之后的两条却缺失，只是多附有分毫字样和神珙反纽图罢了。朱彝尊责怪陈彭年等人重新修订，但牒文中明明说陈彭年等校勘得当；实际上，所谓上元本就是这个大中祥符本。因为以恢复孙氏旧本为理由，所以删去了牒文。而且朱彝尊的意思是认为《大广益本》不对；如今核对两本，字数完全相合，但泽存堂重刻本在“须部”反而多出一个“防”字，这又该怎么解释呢？考察《宋史·艺文志》，只有陈彭年重修《广韵》的记载，没有重修《玉篇》的记载；只有《文献通考》记有《重修玉篇》三卷，并不是这部书。《书录解题》说：“丁度等人修成《集韵》以后，上奏说，增加的字太多，和顾野王《玉篇》不能相互参照协调，请求委派修韵官另外编成《类篇》，与《集韵》并行，这样就与《玉篇》没有妨碍了。” 本书的版式全是宋刻本的样式，但分卷而不隔断流水线，也是一个例子。缺补【九十七】。《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一。《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二。宋版史部。《汉书》【五函四十四册】。汉代班固撰，唐代颜师古注。帝纪十二卷，年表八卷，志十卷，列传七十卷，共一百卷。宋景德二年七月，中书门下牒文完整记载此事，篇首署名为毕士安、寇准、王旦、冯拯，与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相同；但那部书是景德二年六月，此书是七月，所以牒文中有“顾兹三史，继彼六经”的话。书尾记载，淳化五年奉诏刊正，至道三年吕端等进书；后来又有景祐元年余靖奉诏与王洙同赴崇文院校勘，嘉祐六年陈绎重新校订，欧阳修详加审定并雕印，熙宁二年书成后进呈，各处均列有署名。由此看来，淳化至道年间校正的本子，在宋太宗时已经雕印；真宗景德年间又重新刻印，仁宗景祐年间再次命余靖等校正，神宗时期嘉祐、熙宁年间经欧阳修详定刊成。因此，北宋时期官刻的《汉书》已经不止一个版本，而熙宁本是最后的版本。然而详细查看此书卷首牒文，其中“慎”字缺笔，是避宋孝宗讳；凡遇“完”字也都缺笔，是避宋钦宗嫌名。这明确说明它是南宋重刻的书，不是熙宁旧本。考察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宋代叶梦得的话说：“淳化年间把《史记》《前后汉书》交给有关官署摹印，从此雕刻印刷的书籍越来越多。” 又记载宋代李心传的话说：“监本书籍，是绍兴末年刊刻的。自国家遭遇艰难以来，本来无暇顾及。绍兴九年九月，张彦实以待制身份任尚书郎，才开始请求下令各道州学，取出旧监本书籍雕版刊行，朝廷同意了。但所取的书大多残缺，所以国子监刊刻六经时没有《礼记》，正史中没有《汉书》《唐书》。绍兴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又把这件事提出来，皇上对秦益公说：‘监中其他缺少的书，也命令依次雕版，虽然要重新花费很多，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