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补卷二十三【十】

译缺补：卷二十三【十】。《六书正譌》【一函五册】元代周伯琦撰，共五卷。前有周伯琦自序，后有元代吴当的序。《元史·周伯琦传》说：周伯琦字伯温，饶州人。幼年跟随父亲周应极到京师游宦，进入国学，成为上舍生，授将仕郎、南海县主簿，连续升任翰林修撰，日受皇帝召见询问，恩宠日益隆厚。历任浙西肃政廉访使、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不久代理参知政事，招抚劝降张士诚。张士诚投降后，授周伯琦资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后来回到鄱阳去世。周伯琦博学，擅长文章，尤其以篆书、隶书、楷书、草书闻名于当时。他曾著《六书正譌》和《说文字原》二书。序中说，许慎氏著《说文解字》，使学者有所依据；李阳冰附加新的解释以扩大其义旨；徐铉增加反切以说明字音；徐铉的弟弟徐锴撰写《说文系传》以推衍其义。虽然有人辨析其中的错谬，却仍混杂俗体字。张有编次《复古编》，郑樵撰《六书略》，戴侗撰《六书故》，无不以许慎为根源；然而张有失于拘泥，郑樵过于奇异，戴侗又有杂乱之弊。我曾选取字书中常用而容易混淆的字，按照声类加以参照考订，汇集编写，共二千余字，题名为《六书正譌》，用来刊正传写中的谬误。现在看这部书，其中的篆书写法深合史籀的准则，或许就是周伯琦亲自书写的；刻工也颇能得到用笔的妙处，实在是元版中不可多得的本子。吴当字伯尚，是吴澄的孙子。因荐举成为国子助教，参与修撰《宋史》《辽史》《金史》，授翰林修撰，历任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陈友谅攻陷江西各郡，派人征召他，吴当不肯屈服，隐居著书以终其一生。这些事也见于《元史》。元版史部 《史记》【六函六十册】汉代司马迁撰，宋代裴骃集解，唐代司马贞作索隐，张守节作正义，共一百三十卷。前有裴骃《集解序》，其次是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补《史记序》、张守节《正义序》和《论列谥法解》。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史记》一百三十卷，由汉代太史、夏阳人司马迁撰写，宋代南中郎参军、河东人裴骃作集注。张晏说：“司马迁死后，散失了《景武本纪》《礼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靳蒯列传》《傅靳列传》以及《元成之问》。褚先生补作了《武帝本纪》《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颜师古说：“原本没有《兵书》，张晏的说法不对。”现在考察，褚先生所补的各篇都不值得观览，其余六篇不知道是谁补写的。褚先生名叫褚少孙；裴骃就是注释《三国志》的裴松之的儿子。起初徐广撰写《史记音义》，裴骃依据它编成《史记集解》。又记载《史记索隐》三十卷，由唐代弘文馆学士、河内人司马贞撰写，采集异闻，解释文字，推演注释，最后两卷为《述赞》，并作《三皇本纪》，世人称他为“小司马”。《史记》还记载《史记正义》三十卷，由唐代诸王侍读张守节撰写。由此看来，《索隐》《正义》二书本来各自单独刊行，后来的人把它们取来合在一起罢了。这部书的目录却把司马贞补作的《三皇本纪》放在第一卷卷首，尤其失去了旧版的面貌。这是翻刻宋刻本，刻印不够工整。缺补：卷五【二十三、三十】；卷九十二【四、十六】；卷九十七【三十二】。《史记》【六函六十册】篇目同前。这就是前一版，但摹印时间较早，字迹较为清朗。缺补：《集解序》【四】；卷六十七【十六】；卷一百十八【八】。《史记》【六函六十四册】篇目同前，缺《集解序》。这部书也与前一版相同，里面有安国氏家藏印。考察《常州志》：安国字民泰，无锡人。他聚积各种货物，在别人抛弃时买进；赈济宗族，惠及乡里，甚至平定海岛、疏浚白茅河，都出过力。他父亲去世时，帮助办理丧葬的人有五千人。他曾用活字铜版印刷《吴中水利通志》。目录后面又有“表章经史之宝”印，是木刻的，系从别纸上印出后移贴在这里。这是书商作伪所为，不值得著录。缺补：卷四【二】；卷五【三十五】；卷八【三十至三十三】；卷十六【三、四、五、十三】；卷十八【五十六、七十一】；卷二十一【十七】；卷三十五【二】；卷九十二【十八】；卷九十七【九】；卷一百十【二十六】；卷一百二十九【四至八】。《史记》【六函六十册】篇目同前，缺《索隐》，补有《史记正义》三篇序文。这部书目录后有“大宋绍兴五年王氏梅溪精舍镌刻隶书木记”，其实是割取别本的牌记来粘接的，实际上与前三部书出自同一版本。锡山邵宝、安国都曾收藏过。邵宝、安国的情况见前文；檇李郁氏，无从考查。《史记》【六函六十册】篇目同前，缺《集解序》。这是宋印本中不完整的一部，掺入元刻本，才拼成完整的书。虽然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二三，但宋刻本的面貌还没有完全泯灭，也足以成为吉光片羽般珍贵的版本。乐安、沂水、王应瑞三方印章，无从考查。

译缺补：卷二【十四、二十五】；卷十一【二】；卷二十二【五】；卷四十四【十二】；卷一百三【一】。《汉书》【八函八十册】汉代班固撰，唐代颜师古注。帝纪十二卷，年表八卷，志十卷，列传七十卷，共一百卷。前有颜师古《叙例》，目录后有元代孔文声跋。孔文声跋说：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因为十七史难以刊刻，得到善本后，按照太平路学官的请求，向九路遍发文书，命令本路以《西汉书》首先刊刻，使各路都取来作为范式。于是把机构设在尊经阁，在武林召集工匠。三次互相校读的耆儒，有姚和中等十五人；重新校订修补的是学正蔡泰亨。版面使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工费全部记载在学计中，这里不再重复刊出。始于大德乙巳年仲夏六日，终于这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平路儒学教授、曲阜人孔又声谨慎书写此跋。跋后列有承务郎、太平路总管府判官刘遵负责督工，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副使伯都负责提调。《元史》记载，伯都【今改正为白巴图】幼年聪慧异常，不因家世而自负，长大后喜欢读书史。大德五年升任江东廉访副使，累官至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孔文声、刘遵、蔡泰亨、姚中和都无从考查。考《元史·百官志》：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改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后来每一道设置廉访使二员、副使二员。现在跋中所说的廉访司没有记载其姓名，不知道指的是谁。又说遍发文书至九路。《元史·地理志》记载，江东建康道所管辖的是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八路，以及铅山一州。铅山并不是“路”的名称，那么所谓九路，难道是把州也称作路吗？这也可以说得通吗？这篇跋作于大德乙巳年，即元成宗大德九年。考察《成宗本纪》，大德九年五月把各道肃政廉访司改为祥刑观察使，十月又恢复旧名。这部书在十二月完成，仍称肃政廉访司，与《本纪》相合。当时用一百卷书，从仲夏开始雕版，到腊月就完成，计算工期，不能说不快。只是可惜摹印草率，与宋刻本相比相差很远。

译唐太宗亲自撰写《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后面有唐代处士何超的《音义》和杨齐宣的《音义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晋书》一百三十卷，由唐代房乔等人撰写。房乔把《宣武纪》以及《陆机传》《王羲之传》的论赞上奏皇帝，说明是皇帝亲自制定的，因此称为“制敕”；又总称为“御撰”。马端临《文献通考》引用夹漈郑氏的话说：古代修史由一人执笔，成于一家之学，班固、司马迁一类人就是这样。到了唐代才开始多人合作，《晋书》《隋书》就是这样。然而也按照各人的学术所长授予任务：如李淳风、于志宁等人，就让他们负责志；颜师古、孔颖达等人，就让他们负责纪传。因为颜、孔博通古今，而李淳风明于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书》《隋书》的二志格外详明。这部书的版式、尺寸与前面所记《史记》相近，字迹、纸张、墨色也相同，都是同一时期仿刻宋刻本的版本。《古史》【二函十二册】宋代苏辙撰，本纪七卷、世家十六卷、列传三十七卷，共六十卷。前有自序，后有自志。朱子《古史余论》说：近世论史的人，只有这部书最接近义理。它的序文论述古代帝王行善而不行恶的旨意，不是近世论史者所能达到的。它评论司马迁，认为司马迁见识浅近而不求学，记载疏略而轻信，也确实击中了他的弊病。又说：苏氏的学问，大体上不论横、邪、曲、直，只顺从自己心意所想。苏轼天资沉静敦厚，所以这部书对当时的正理看得比较明白；至于苏轼的《志林》，就远远比不上了。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这部书沿用司马迁旧有的体例，上考《诗》《书》，下考《春秋》以及秦汉杂录，编成《本纪》《世家》《列传》。大概汉代古文经书尚未出世，战国诸子各自著书，有的增删旧事来伸张自己的学说。司马迁一概相信，严重的甚至采录世俗流传的话，来替换古文旧说，所以苏辙撰写这部史书加以订正。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这部书后面有雁湖李氏的跋，但现在这个本子没有，毫无疑问不是宋刻本。卷七后另行刻有左迪功郎、衢州司户参军沈大防同校勘；卷十六后另行刻有右修职郎、衢州录事参军蔡宙校勘并监刻版，蔡宙无从考查。《两浙名贤录》记载，沈大防字元简，瑞安人，宋建炎年间进士，历任枢密院计议官。绍兴更化时授监察御史，遇到事情敢于直言，无所顾忌。给事中周葵、中书舍人凌景夏先后被罢免斥退，沈大防都极力为他们申辩，朝廷没有答复。他自认为未能实现自己的主张，便请求到外地任职，当时舆论一致敬重他。缺补：卷十八【二十九至三十九】；卷二十【十八】；卷二十一【三】；卷三十六【三】；卷三十七【一】；卷四十【四】；卷四十一【二、四】；卷四十九【十】；卷五十九【六】；卷六十【三至五】。《资治通鉴》【二十八函，二百八十册】宋代司马光撰，共二百九十四卷，胡三省作音注。前有胡三省序，后有司马光进表。还收有神宗奖谕诏书，以及尚书省奉诏下发杭州的镂版札子；并列出校定刊进诸臣的官衔姓名，又附胡三省《释文辨误》十二卷及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司马温公自己说，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上，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文置于卷首。现在这部书没有收录神宗序文。胡三省序中说：“自服虔、应劭以来，给《史记》《汉书》作注解的人很多。”章怀帝注《后汉书》，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虽然间或有音义解释，实际上是广泛搜集异闻，补充未完备之处，以显示博洽，并详细疏解其中的缘由。至于释文中的错误，都改正了，著成《辨误》十二卷。由此看来，胡三省这篇序是专为音注而作，所以《释文》另有跋。《通鉴》后面列有司马光进表、诏书、札子以及各位臣僚的衔名，大概保存的是杭州初刻本的旧式。他撰写《释文辨误》，是因为史炤本、公休本、费氏《龙爪通鉴》都把错误辗转相传；公休本刻于海陵，也并非公休所作，因此不能不加以辨析，所以题名为《辨误》。考察《台州府志》，胡三省字身之，宁海人，宝祐年间进士，最终官至朝奉郎。因为《资治通鉴》的音义、释文各本互有不同，他刊正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卷，凭此推荐给贾似道军中任职，但意见总是不被采用；他回归后遇到战乱，前书遗失，又重新购得其他版本作注。起初他把《考异》和自己的著作分散写入《通鉴》各篇文字之下，另注《辨误》十二卷，此外还有《行素稿》一百卷。考《宋史》，贾似道在德祐元年乙亥被免官；现在书中胡三省的序作于乙酉年，大概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他的跋作于丁亥年，即至元二十四年。秘阁印无从考查。

译缺补：序文【三】；卷十二【六十一、十四】；卷十四【二十】；卷十五【十】；卷五十三【二十四】；卷六十四【五、六】；卷六十七【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卷六十八【三十三】；卷七十一【三】；卷七十二【十七、十八】；卷七十六【十九】；卷八十五【九】；卷一百二【二十四】；卷一百二十五【四至十八】；卷一百四十九【十九】；卷一百七十六【十八】；卷一百八十【二】；卷一百八十四【二十二】；卷一百九十【二十八】；卷二百八【三十一】；卷二百十【十五、十六】；卷二百十四【十五、十八】；卷二百十八【二十五】；卷二百二十一【三十三、三十四】；卷二百二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卷二百三十一【一】；卷二百四十四【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八【五】；卷二百五十八【十一、十二】；卷二百六十五【九】；卷二百七十四【五】；卷二百八十【二十七、二十八】；卷二百八十三【二十五】；卷二百九十三【十四】；卷二百九十四【三十二】。《资治通鉴》【二十函，一百六十册】篇目同前，有元代王磐的序。这部书就是前面所说的版本，但字迹清晰明朗，纸质也比较洁白，应该是摹印稍早一些。书前有多篇王磐的序文。考察《元史》，王磐字文炳，是广平永年人，至大四年考中经义进士，累次升任翰林学士，改任太常少卿，因年老多次请求退休，进资德大夫后退休，九十二岁去世，赠谥瑞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洛国公，谥号文忠。他的序文说，朝廷在京师创立兴文署，设置令、丞，并设校理四人，优厚供给俸禄，召集优秀工匠，镌刻诸经、诸子和史书，使版本流传天下，以《资治通鉴》作为开端之首，可以用来了解时事的缓急，审察适用的先后事务，等等。考察《元史》记载，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正月设立兴文署，掌管经籍版本，王磐序中所说的与史书记载相吻合，由此可知这部书是元代官刻本。武陵顾从德藏本。从德，见前文。缺补：卷二百二十九【二、五、二十七】；卷二百四十二【二十七、二十八】；卷二百四十六【十二】；卷二百八十一【三十七】。《资治通鉴纲目》【三函十八册】宋朱子撰，共五十九卷；元王幼学撰《集览》。书前载有朱子和幼学的序例各一篇。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宋代庐陵刊本前面已经著录。这一部是王幼学所作的《集览》，成书后刻版流传于世；序例后有“岁在上章敦牂孟夏，魏氏仁实书堂新刊”的分书木记。魏仁实应当是当时书商的姓名。幼学序说，编纂始于大德己亥年，止于延祐戊午年，历时二十年，七次修改稿本后才编成。因为它汇集各类资料，颇能省去翻阅之劳，所以题名为《通鉴纲目集览》，等等。可见幼学编纂此书用心良苦。考察《安庆府志》，幼学字行卿，是望江人，博览经史，尊奉程朱之学。至元年间亲自在慈湖山坡耕作，同时不停地向学者讲说道理，当时称为慈湖先生。明代厉文晖藏本。《凌迪知万姓统谱》记载：文晖名升，是无锡人，性情孤高耿介，不轻易与人苟同；因岁贡进入胄监，授任浙江青田知县，持守公正，尽力爱护百姓。离任二十年后，县中百姓仍然怀念他的德行，建立生祠祭祀他。本朝泰兴季氏也曾经收藏过。《资治通鉴纲目》【六函五十九册】宋朱子撰，共五十九卷；前有朱子自序。此书纲、目并列，依照宋代庐陵本刊刻。但版式尺寸较为缩小，字迹、纸张和墨色也远远不能相比。这是宋椠本所作，值得珍藏。明代顾仁效藏本。考察王鏊《震泽集》，其中《阳山草堂记》说：“顾仁效在阳山脚下结屋居住，放弃举子业，唯独喜爱吟咏，同时擅长绘画。他面对阳山坐着，托腮构思诗句，整天也不厌倦；有时起身创作山水人物画，悠然自得，没有人了解他。” 本朝泰兴季氏也曾经收藏过，其余印记无法考察。缺补：卷四至卷七【全】；卷五十九【三十四、三十五】。《资治通鉴纲目》【六函六十册】篇目同前。此书与第一部同版，但墨色略有不同，摹印时间在其后。施愈收藏，印记无法考察。《通鉴总类》【四函四十册】宋沈枢撰，共二十卷；前有楼钥序。《安吉州志》记载：“沈枢字持要，考中进士，调任彭泽县丞；因叶义问推荐，获赐御对，首先论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高宗嘉许他，授任监察御史；因不依附杨邦彦获罪受责，后在端州重新起用为官，最终任太子詹事，谥宪敏。”楼钥序说：“已故詹事、光禄大夫沈宪敏公，把司马公所著的内容按事类编排，共分为二百七十一门，首为‘治世’、‘知人’，末为‘辩士’、‘烈妇’。沈公的季子想要刻版来扩大此书的流传，请我为它作序。我晚出为官，在永嘉任职时，正好萧规任太守；我借此避免获罪，并承蒙沈公不以年辈相隔而与我结交，又同沈公的儿子交游，所以为此书写在卷首，等等。”考察《宋史·楼钥传》，楼钥在孝宗淳熙年间出任温州知州，与沈枢起官的时间考察起来正相差不远；他的序作于宁宗嘉定元年，距离他任职永嘉之日已经二十多年了，可见是在沈枢去世以后所作。明代文徵明、文伯仁、王宠藏本，有玉兰堂、五峯樵客、王履吉等印记，均见前文。本朝季振宜也曾经收藏过，并使用了宋本印记，大概是因为楼钥序中有“沈公的季子任守潮阳，想要刻版来扩大此书的流传”这句话。然而本书字体的结构与宋椠本不同，印刷刀工和墨色也不够精朗，其优劣本来就不能自行掩饰。其余印记都无法考察。

译缺补：卷一【五十一】；卷三【四十四】。《十七史详节》【十二函九十六册】宋吕祖谦撰，共二百七十三卷。《宋史·艺文志》记载吕祖谦《大事记》二十七卷、《宋通鉴节》五卷、《通鉴节要》二十四卷。又据《祖谦传》，除《大事记》外，还记载《读诗记》《考定古周易》《书说》《阃范》《官箴》《辨志录》《欧阳公本末》等书，都没有提到《十七史详节》。宋代晁氏、陈氏、马氏的书目也都没有著录。只有明代焦竑《经籍志》著录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二百八十三卷，比这个本子又多十卷。如今看书中的标题，有的称“东莱先生增入”，有的称“东莱校正”，而《两汉书》和《新唐书》则标为“诸儒校正”，体例并不统一。可见这部书即使确实是东莱所作，也属于尚未完成的本子。它的版式仿照宋代巾箱本，刻印却很草率，似乎是书商所刻，所以前后都没有序跋。不知道焦竑是根据什么材料著录的。明代周伯器藏本。考察《嘉兴府志》，伯器名鼎，是嘉善人。正统年间任沐阳典史。有《桐村疑舫斋土苴集》。其余印记无法考察。缺补：《史记》卷八【九】、卷九【六、八】；《西汉书》卷二十【十二、十四】、卷二十一【十三、十五】、卷二十三【十六】、卷二十五【十九】。《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一函六册】前集十七卷，元胡一桂撰，胡昌祖校正音注；后集三卷，元董鼎撰。前集载有元代汪良臣序、胡一桂自序，以及历代帝王、国都、疆域、治理、统系和传授三图。胡一桂，见前文。这部书起于三皇，终于五代，没有记载宋、金之事，董鼎于是续加编纂，使它完成。其大防都以朱子《纲目》为依据，间或采录前代儒者的论说，并附加自己的意见。考察《江西志》，董鼎字季亨，是饶州德兴人，自幼努力求学，拜黄干为师，得到学术的端绪，曾著《书传纂疏》流行于世。汪良臣的情况无法考察，他的序文后署衔为承务郎、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明代张南伯藏本。南伯是吴地人。《金赉画史》记载其事迹。南伯擅长画墨梅。《唐国史补》【一函一册】唐李肇撰，《分》上、中、下三卷；前面有李肇自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李肇撰《国史补》，记载起于开元、止于长庆年间的事情。当初，刘餗记载从元魏到唐开元年间的事情，名为《国朝传记》，所以李肇续写此书。考察《崇文总目》，除李肇《国史补》外，又著录林恩《补国史》六卷、高若拙《后史补》三卷，但晁氏《读书志》中都没有著录。可见当时受到重视的，只有李肇所补的这部书。这个本子行格密、字小，版式十分工整，虽然墨色光泽稍逊，但刻工、印工都属上等。目录后有董氏万卷堂本的篆书木记，比元椠其他书的木记尤其精美。这是书商中不肯草率刻版的作品。” 御题说：此书采集开元至长庆年间的故事，用来补充国史的遗漏，共有三百零六节。轶闻和方言颇有助于观览。其中所采录的各条，也间有已经载入正史的。这正如序文所说，是担心正史有所缺漏，并不是说正史全都缺失。它的字迹和刻画精美娴熟，应当推为元本中的第一等。乾隆御识钤。宝二曰：“闲暇时临池习字”；又有“稽古右文之玺”。钱谦益藏本，有“牧翁”“防叟”“如来真子”“天子门生”四方印。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前有唐李翰序和杜佑自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宰相杜佑撰。此前刘秩采集经史资料，记载从黄帝到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仿照《周礼》六官的体例，写成《政典》三十五篇。杜佑认为它还不完备，于是加以扩充，增加新的礼制，编成二百篇。德宗时进献朝廷。”《考唐书》说：“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因荫补任济南府军事官，累次升任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司徒，封岐国公；去世后赠太傅，谥安简。”李翰是赵州赞皇人，考中进士，调任卫尉。张巡以死守节，嫉妒他功劳的人诬称他投降贼军，肃宗未能及时知晓；李翰把记述张巡功劳的奏表上呈，皇帝因此醒悟。李翰累次升迁，官至左补阙、翰林学士，因病免官。这部书仿照宋本刊刻，也颇能得到宋本的形貌，但纸质和墨色香泽则逊色了。” 收藏印记无法考察。其中有一方“京口某氏收藏”印，因年代久远、纸张腐蚀，连姓氏也缺失了。

译缺补：卷三十三【九】；卷四十一【十四】；卷五十三【九】；卷五十四【七】；卷九十三【七】；卷一百四十二【九】；卷一百四十六【八】；卷一百六十【九】；卷一百七十二【三】；卷一百九十一【二】；卷一百九十四【六】；卷一百九十八【六】。《通志》【二十函二百册】宋郑樵撰，共二百卷。前有郑樵自序、元代吴绎序和进书疏。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考察这部书的刊本，原来没有卷数，只是大略分为一、二而已。”《中兴四朝艺文志》在别史类著录《通志》二百卷。其后叙述说：“中兴初年，郑樵采集历代史书及其他书籍，从三皇记载到隋，编成一部书，名为《通志》。仿照司马迁、班固的体例作纪传，把表改为谱，把志改为略。这样看来，这部书似乎是节录、删改和订正历代正史，正如高峻的《小史》、苏辙的《古史》，而不是这二十略的书。但二十略序文后面说：‘纪传即依照旧文，随之有所增删；制诰、书疏，放置在别录中。《唐书》《五代史》是本朝大臣所修，不是微臣敢于议论的，所以纪传记到隋朝为止；至于礼乐刑政，务必保存其沿革，因此引述到唐代。’等等，这也略略说明了他作书的意图。难道那二百卷另自成一书，也名为《通志》，而在这篇序中附带说明它的意图吗？或者是连同二十略合为一书吗？”等等。现在根据历代刊本《通志》考察，确实是把二十略合为一书，共成二百卷，并没有另有所谓《通志》。端临所见的刊本，大概只有二十略。此书吴绎的序作于元英宗至治二年，吴绎在《元史》中没有传记，署衔为福州路总管。考察《江西志》，吴绎字思可，是都人，泰定年间曾任吉州太守。序文说：“这部书刻于三山郡学，北方学者还没有见过，于是募集属官捐出自己的俸禄，摹印五十部，分送给江北各郡。”等等。进书疏后另行载明至治三年九月印造，由此可知这个本子也不是吴绎所刻，应当是元初在闽中开雕的。缺补：卷五上【二十一、四十七】；卷五下【三十二】；卷六下【二十七】；卷七【六十四】；卷十上【七十九】；卷十五下【三十九】；卷六十三【三十八】；卷六十五【二十六】；卷六十七【五十一、五十七】；卷六十八【三十三、三十四】；卷六十九【五十二】；卷七十七【七十四】；卷八十一【三十六】；卷八十二【十三】；卷八十三【三十一、三十二、九十二】；卷八十五【八十一、八十二】；卷八十八【四十三】；卷九十二【二、四】；卷一百【三十六】；卷一百三【六十一】；卷一百五【三十三、四十二】；卷一百七【七十一、七十二】；卷一八【五、六、四十九】；卷一百十【九、三十三、三十五、四十四、五十二、六十九、七十五、七十六】；卷一百十一下【一百二】；卷一百十五【五十九】；卷一百十八【十三、四十一、四十二】；卷一百二十七【六十四】；卷一百三十三【四十八】；卷一百三十四【二十三】；卷一百三十五【十三】；卷一百三十八【五十四】；卷一百四十五【十一】；卷一百四十六【十八、五十六】；卷一百四十七【九、六十三】；卷一百五十一【七十五】；卷一百五十三【八】；卷一百五十五【十二】；卷一百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四】；卷一百五十七【七十五】；卷一百六十【二十六】；卷一百六十五【十七】；卷一百七十三【二】；卷一百七十七【三十五】；卷一百八十三【六十六】；卷一百八十七【三十九】；卷一百九十二【五十二】；卷一百九十五【三十】。《通志》【三十二函，三百二十册】篇目同前；前有郑樵自序。此书就是前面的版本，但缺少吴绎的序和进书疏，或许是书商删去这些内容，以伪本充作宋椠本。缺补：目录【一百十一】；卷六上【八十三、八十四】；卷七【七十四】；卷十上【六】；卷十下【六十五、六十六】；卷十八【三十一、三十二】；卷二十三【十六】；卷四十【三十二】；卷四十二【三十九】；卷六十七【五十一、五十七】；卷六十八【三十三、三十四】；卷七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七十九【十五】；卷九十三【八十一、八十二】；卷一百七【七十一、七十二】；卷一百八【五、六、三十四、三十五】；卷一百十【九十三、十三、三十四、七十五、七十六】；卷一百十五下【五十五】；卷一百十八【八十三、九十五、一百十二】；卷一百二十九【七十】；卷一百三十三【四十九】；卷一百四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卷一百四十七【六十三】；卷一百五十【一】；卷一百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四】；卷一百六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卷一百八十六【四十八】；卷一百八十七【八十】；卷一百九十五【三十】；卷一百九十六【九十六】。《通志》【十二函一百二十册】

译篇目同前；前有郑樵自序和元吴绎序。此书有吴绎序，但缺少他的进书疏。字迹比前两部清朗，印工稍好。缺补：吴绎序【一】；目录【一百十一】；卷十九【一至八】；卷二十【五十】；卷五十四【二十六】；卷七十三【七十】；卷八十【三十四】；卷九十一【二十六】；卷一百十四【三十二】；卷一百十五上【四十七至五十三】；卷一百二十五【三十五、三十六】；卷一百二十九【九十】；卷一百四十七【六十三】；卷一百六十【八十三】；卷一百九十一【四】；卷一百九十三【四十一】；卷一百九十五【六十一】。《宋名臣言行录》【十函六十册】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由宋朱子撰、李衡校正；前有朱子自序和李居安序。续集八卷，别集十三卷，别集下十三卷，外录十七卷，由宋李幼武撰，赵崇硂作序。外录前有道统传授图，以及程颐、司马光、尹焞、杨时、李侗、朱子、张栻、吕祖谦等人的画像。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说朱子根据近代文集和传记中记载的本朝名臣言行，选取其中要点，编成此书。前集记五朝五十五人，后集记三朝四十二人。如此等等。考察前集从赵普开始，到苏洵结束，自太祖至英宗，确实是五朝；后集从韩琦开始，到陈师道结束，自仁宗至徽宗，也是五朝。合并两集而称为“八朝”，是可以的；如果专指后集为“三朝”，就不对了。因此李幼武在后集也题作“五朝”，而他所编《续集》《别集》《外录》，则题作“皇朝”以示区别。幼武这部书，宋代各书目都没有收入，只有明代焦竑《经籍志》记载《朱子宋名臣言行录》七十五卷，卷数与此书相合，这就是李幼武合编的本子。焦竑不题“五朝”，而统称为“宋”，是正确的。然而把七十五卷全都归于朱子，又是多么没有考察啊！幼武所编《续集》《别集》以及《别集下》，都记载名臣；《外录》则专门为道学统宗而设。考《宋史·宗室世系表》，崇硂是太宗长子、汉王元佐的九世孙。序文称，外孙李士英近来把《八朝名臣言行录》刻印，又从《中兴四朝诸名臣》中搜阅事迹，汇编成全书，如此等等。士英就是幼武的字；但《宋史》没有李幼武的传记，他的爵位和籍贯都无法考知。《朱子名臣言行录》序中的李居安，《江西志》记载他是庐陵人，宝庆二年丙戌考中进士。校订此书的李衡，《宋史》记载他是江都人，字彦平，考中进士后，由吴江主簿历任官职至秘阁修撰，退休后定居昆山，结草庐为别墅，拄杖着屦自由游走，聚书万卷，号称乐庵。幼武编成此书后，曾亲自刻印；但这个本子的字迹不匀，纸墨粗劣发黑，是元代翻刻本，不是宋刻本。明代焦竑的藏本，有“弱侯印”，见前文；其余印章无法考定。缺补：后集卷十三【十、十一、十四】，卷十四【一、三、六】；别集卷七【一】；别集下卷一【一】；外录卷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五朝名臣言行录》【一函二册】。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宋朱子撰，李衡校正。前有朱子自序和李居安序。这是朱子编纂的前、后集单行本，陈振孙所指的就是这部书。只是可惜它不是宋刻本。缺补：后集卷四【六】。《自警编》【二函十册】。宋赵善璙撰，不分卷。前有赵善璙自序。《歙县志》记载：“赵善璙，字德纯，是宗室赵不俄的兄长、赵不佊的儿子。考中嘉定年间进士后，曾说士大夫不明白《大法九章》，就无法防止疑惑。不久考中法科，授任大理评事；后来任广德军通判，有政绩和声誉。被召任尚书郎，著有《自警编》，流传于世。”赵善璙的序作于宁宗嘉定十七年。书中辑录宋代名臣的言行，按类别记载，开头以事奉君主为首，结尾以操守收束。序中说经过三年才编成，可见他也是深于自我修治的人。书中文字仿效颜真卿、柳公权，刻工并非不好，但墨色暗淡、纸张粗劣，确定不是宋刻本。徐元明、俞立初的收藏印，无法考定。缺补：序文【一】，首册【七】。《山海经》【一函四册】。十八卷。前有汉刘秀进书表和晋郭璞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刘秀的表文说，大禹划分九州，而益等人分别考察万物的善恶，写成这部书，所记都是圣贤遗事，是古代文献中内容明确的著作。我的祖父曾经根据《尚书》考察它，其中说：“长沙、零陵、雁门都是郡县名称”，又自行记载大禹和鲧，似乎是后人因袭其名称，掺入益的内容。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汉代侍中、奉车都尉臣刘秀校订秘书，刘秀就是刘歆。世间传说是禹、益所作，其事见于《吴越春秋》，荒诞夸大而不合经典。司马迁说：“谈论九州山川，《尚书》所记比较接近事实。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记的怪物，我不敢谈论。”这可以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部书古今流传已久，开始被列在地理书的目录之首。这个本子字体仿欧阳询书体，用笔整齐严谨；刻工虽不能完全得到原书的精妙，但摹印清晰明朗，在元刻本中确实是善本。御题：《山海经》一书流传最早，但近世没有善本。这个本子的笔法和刻书都清峭，应当是元版中的佳本。明代吴郡黄氏省曾曾把《水经》和《山经》合刻为上下集，字迹仿佛相同，大概是以这部刻本为底本。乾隆御识钤印。有两方宝玺：一方曰“稽古右文之玺”，一方曰“乾隆宸翰”。本朝檇李曹溶的藏本。考《嘉兴府志》，曹溶字洁躬，号秋岳，秀水人，崇祯丁丑年考中进士，任御史。本朝顺治年间，历任副都御史、户部侍郎，出任广东布政使，降任山西阳和道。杜元夫的印章，无法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