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补卷八十二【一】

译《万首唐人绝句》【三函十五册】宋洪迈撰《五六言》二十六卷、《七言》七十五卷，共一百零一卷。前有洪迈的序，接着是劄子、奏状；目录中有宋代呉格、汪纲的题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一卷〕 考察这部书，宋代旧本有一百卷和一百零一卷两种不同的卷数。那一百卷的本子，是洪迈亲自刊刻的，其中一半在防稽刊刻，另一半在鄱阳刊刻。一百零一卷的本子，是汪纲任越地长官时刊刻的，把会稽、鄱阳两本合在一起刊刻。又有呉格重修的本子，则只是会稽初刻本的一半。这部书作一百零一卷，是明代依照汪纲本翻刻的。看洪迈自序说：“现在把所编的书合为一百卷，在蓬莱阁中刊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一卷〕 序后又有洪迈自题说：“越府所刻的本子，《七言》至二十六卷，《五言》至二十卷；后来我奉祠归鄱阳，只有这部书不能不完成，于是雇请婺州工匠，在容斋续刻，十天到一个月便完成了。” 这个一百卷的名称和刊刻地点，记载得确凿无疑。因此陈振孙《书录解题》曾详细说明，说洪迈编成《七言》七十五卷、《五言六言》二十五卷，每卷一百首，共一万首，献给了振孙。他所说的，当然是防稽、鄱阳合刻的本子。这部书所载汪纲的题识说：“唐人绝句一百零一卷，一半在防稽刊刻，一半在鄱阳刊刻。嘉定癸未年，新安汪纲任越地长官，于是摹拓鄱阳本，把它刊刻出来，使两部分合为一部。”如此等等。可见汪纲已经把原称一百卷的书改称为一百零一卷了。推究它们卷数不同的原因，洪迈亲自刊刻的本子中，五言、六言合计二十五卷；这个本子则把六言分出，列为第二十六卷，所以多出一卷。可是书中又有呉格的题识。呉格也曾任越地长官，时间晚于洪迈而早于汪纲，曾取防稽所刻的一半书版加以修补，但没有包括鄱阳所刻的一半，所以他的题识只说：“洪公任防稽时，曾经把这部书刊刻在郡斋。三十年后，呉格有幸继承前人的事业，命工匠修补书版，使它长久流传。当时是嘉定辛亥年。”如此等等。他没有说卷数，也没有说鄱阳续刻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一卷〕 按道理考察，这应当只是防稽一半的书版。不过，题记所记的嘉定辛亥，似乎是翻刻时的错误。根据洪迈自序，题作绍熙元年；序后再次题记，则是绍熙二年。绍熙是光宗的年号，嘉定是宁宗的年号。考《浙江通志·职官表》，洪迈任越地长官是在光宗朝，呉格、汪纲任越地长官都在宁宗朝。现在以洪迈作序的年份计算，绍熙元年为庚戌，次年就是辛亥，也就是洪迈归鄱阳的那一年。再过三十年，是宁宗嘉定十四年，岁次辛巳，并不是辛亥，那么刊刻时出现错误，就不言而喻了。至于呉格的题识，明说“三十年后，有幸继承前人的事业”，其年份是辛巳，也很明显。按辛巳之后两年为癸未，正是汪纲任越地长官的时候；假如呉格修补的是完整书版，两者相隔并不远，汪纲又何必把它合在一起刊刻呢？由此可见，这部书原来刊刻的梗概，仍然可以清楚考见。考《宋史》所载汪纲，字仲举，黟县人，官至户部侍郎。又考凌迪知《万姓统谱》，呉格是休宁人，淳熙年间登第，历任官职至枢密都承防、起居舍人。洪迈本，见前；缺补卷七十四【十四、十五】。《万首唐人绝句》【三函十五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版式与前一部相似，但所载呉格、汪纲题识的分行各不相同，整部书的字迹也较为清朗，大概同样是翻刻本，只是这一部选用的刻工尤其好。收藏印章不详。又有“赵子昻氏印”，篆书写法不工整，显然是伪托的，不再著录。

译缺补《五言》卷十五【六】、《七言》卷八【十五】、卷六十三【十三】、卷七十四【十三】。《西山先生文章正宗》【四函二十七册】宋真徳秀撰，《二十四卷前正宗纲目》一卷。前一部宋版中载有真徳秀的自序，这一部没有。而且书名标题开头称“西山先生”，无疑是明代刊刻的。它的摹印也不如前一部。《文苑英华纂要》【一函四册】宋周必大撰《纂要》八十四卷、《辨证》十卷，前有明华燧的序。这部书是华燧和他的从孙子宣刊刻的，他们的爵位、籍贯没有考证。序作于正徳元年，说周益公曾取内府书架所收藏的正本，召集各位学士校订，删去繁冗，分类编成，共八十四卷；又撰写《辨证》，如此等等。由此看来，周必大的原书本来应当有序跋，后来因年代久远而散佚了。序中又说，近来从陈湖陆氏那里得到印本。这里所说的印本，大概指宋刻本。这部书仿照宋代巾箱本的样式摹刻，工致也好，只是字形结构过大，不能像宋刻本那样写成蝇头小字。《诗学大成》【二函十册】元林桢撰，三十卷，前有元毛直方的序。林桢的爵位、籍贯不可考。根据作序者毛直方推测，他应当也是宋末元初人。考凌迪知《万姓统谱》称，毛直方字静可，建安人，宋咸淳年间考取乡荐，入元后教授讲学，士人争相前往求学。有《聊复轩稿》二十余卷，还编有诗集《群玉府》三十卷，以及《诗学大成》流传于世。这样看来，《诗学大成》一书竟似乎出自毛直方之手，这是凌迪知援引材料时的错误。我认为，凌迪知当时偶然见到这部书，因为书序中有毛直方的名字，就把这部书说成是毛直方编纂的。他连续举出三部书，一部说有二十余卷，一部说有三十卷，唯独这部书不说卷数，疏略之处显而易见。这部书本来是世俗的饾饤之学，取其便于应酬；但摹刻却很大方，并不草率。看它的版式，应当就是明代司礼监刊刻的本子。《历代名臣奏议》【三十函一百五十册】明永乐年间奉敕辑成，三百五十卷。考《明史·艺文志》载《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注说：永乐年间，黄淮等奉敕编纂辑录，与这部书的卷数完全相同。书中本来应当有序文、进表，可能因年代久远而散佚了。它的字迹不够清朗，大概不是初印本。《诸儒笺解古文真宝》【一函四册】黄坚辑成五卷，前有明神宗的序，后有明孝宗的跋，另有一篇跋文，没有署姓氏。黄坚不知是哪一时期的人。看孝宗的跋文，已经有“命工梓之”的话。神宗作序时又称，旧本共有三百一十二篇，现在增加三十五篇；由于刊刻日久，字迹漫漶，因此重新付梓，等等。由此可见，明代内府所藏这部书，本来就有两种书版。那篇没有署姓氏的跋文说，永阳黄坚氏所辑《古文真宝》二十卷，刊行已久，大多湮没损蚀；偶然得到善本，于是命工匠重新刊刻，等等。跋后题为“▯治十五年青藜斋寓云中有斐堂书”。由此看来，除了内府书版之外，另外还有两次刊刻。在云中刊刻的本子，与孝宗朝内府本出于同一时期，都是重刻本。而神宗所刊的本子，时间最晚，是把孝宗朝内府本和云中本合在一起并加以校订的，所以两篇跋文都收入其中。至于云中本的跋文称二十卷，与此本五卷的卷数不相符，大概是重刻时删并所致。只是书中的注释词义浅陋，似乎不是名家所作。《词致录》【二函十六册】明李天麟撰，十六卷，前有序，作者姓名缺失。李天麟是山东济南府武定州人。万歴庚辰年考中进士。见太学题名碑记载，这部书专门辑录骈体文，上自六朝，下至唐宋，选取其中根叶并茂的作品，汇集编录，并不以富丽为工。天麟曾经有自刊本，序作于万歴丁亥年，详细叙述了选辑这部书的缘由。这一部书的序中称“祥宇李公”，又是另一种版本；而序后署名被书商割去，又从目录卷六中割取欧阳修、方岳、李良枢等人的名字，移来补在目录首叶标题下面，以此把这部书说成是欧阳修所作。却不知道书中收载了许多南宋人的文章，难道会有欧阳修编纂的道理吗？现在拿天麟自刊本来校对，事情的始末全都可以看清，又怎么能由此欺骗掩饰呢？只是这部书雕刻清朗，摹印也很工整，仍不失为佳本。《龙筋凤髓判》【一函二册】唐张鷟撰，二卷。后附《唐书列传》节文。按这部书著录于《文献通考》时，称为十卷；现在只有二卷，大概因为全书只有一百题，后人翻刻时便加以省并。这部书是晁公武《读书志》所说张鷟曾八次考中制科时所作的判文。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一百题都是应试候选者预备的材料；而洪迈《容斋随笔》讥评它在议定罪行、判断法律方面不能深入切实，那么这部书的大概情形也就可以看到了。书末节录《唐书》的文字，是张荐传中的内容，因为张鷟是张荐的祖父，传记中也一并叙述了他的始末。《山谷老人刀笔》【一函四册】宋黄庭坚撰，二十卷。前有《山谷老人传》。考察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的各部书目，只记载黄鲁直《豫章集》三十卷、别集十四卷，另有别集一卷，起初都没有这部书的名称。《宋史·艺文志》在《豫章集》及其别集之外，又记载《乐府》二卷、《书尺》十五卷，也没有以《刀笔》为书名，由此可见它不是宋刻本。这部书前后本来应当有选辑者的序跋，或许书商想把它充作宋刻本，于是把序跋删去了。明檇李项氏藏本，其中有“其衡斋”印，来历无考；又有“谢叠山”“赵孟頫”两方印，都是伪造的，不值得保存。《滑耀编》【一函四册】明贾三近撰，不分卷。前有贾三近自序。考《明史》：贾三近，字徳修，峄县人。隆庆戊辰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累升至兵部右侍郎。他编选这部书，题名为“滑耀”，大概取自《庄子》“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这句话。序作于万歴庚辰年，自称“东鸠子”。给文章题名，都取意于“亡是子虚”的说法，用来比拟自己。这种文章风格在当时很流行；摹刻这部书虽然不算精美，但字迹还比较清朗。《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