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补韩集诸家姓氏【全】柳集卷四【十五】

译缺补：韩集诸家姓氏【全】；柳集卷四【十五】。《韩柳全集》【一函八册】。韩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传一卷，补遗一卷。柳集三十六卷。韩集的李汉序、柳集的陆之渊序，都没有收载。这一部也仿照宋刻本的版式，与前一部大略相同，但刻工和印工又比前一部差。至于各书分卷互不相同，大概是因为唐宋人的文集凡经过后人校订刊刻，往往都有重新厘定。它们属于集部书籍，本来不必像经、史、子部那样篇目一仍其旧，把原有篇目奉为不可更改的准则。泰兴季氏收藏本的印记，见前。《昌黎先生集》【四函三十六册】。唐代韩愈撰，有《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前面有《昌黎集叙》，接着是凡例，再接着是集传。书中的凡例、集传之后以及各卷之中，原来都有刊刻者的姓名和牌记，但全都被割去，补上了别的纸张，再也没有保存下来。大概是因为这部书摹刻极其精美，书商于是想施展造假的计谋；而那些苦心校订刊刻此书的人，他们的姓名反而无法流传下来了。“怀永堂”印，不知是谁所钤。《柳文》【二函二十册】。唐代柳宗元撰，共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前面有唐代刘禹锡所作的序。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著录的柳集共有三种。其中称为刘禹锡编次的，是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并说现今世上流行的版本都是四十五卷，而且不附《志文》，不是当时的原本，等等。由此可见，宋代刊刻的柳集已经不是刘禹锡编次的旧本了。这部书的卷数既不相合，而卷一标题下面又随意署有刘禹锡的姓名，并且还是用别纸补入的；其字迹与全书大不相同，怎么知道前后没有另外的序跋，也被书坊私自删去了呢？《白氏长庆集》【四函三十二册】。唐代白居易撰，共七十一卷。前面有唐代元稹所作的序，后面载有宋代陶谷重修的《白乐天影堂记》。这部书在目录后面以及各卷末都有“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版”的印记。考察明代的活字书，出自锡山安国的，流传最广。华坚的姓名不见于郡邑志书，大概与安国是同乡，因此仿效安国用活字制书。他的书在一行之中把字分列为两行，全部都像小字注文一样，因而造成参差不齐。这样看来，他的方法虽然精巧，但体制还没有完全完善。按《宋史》记载，陶谷字秀实，新平人，本来姓唐，因为避晋祖的讳而改姓陶。入宋后任翰林承旨，屡次升任刑部、户部尚书，死后赠右仆射。御题：“儒雅。曾听说白乐天的诗文有时流于率直浅易，议论前贤。但它们都是从本性中自然流出，月露风云无不成为道的诠释。人们都说香山的诗失之浅易，却不知道它看似浅易之处，正是难以企及的地方。偶然读到他的文集，题写此诗。”甲子年仲冬御笔。钤有两方宝玺：一方曰“稽古右文之玺”，一方曰“乾隆御笔”。《元氏长庆集》【一函十四册】。唐代元稹撰，共六十卷。前面有宋代刘麟所作的序，后面附有元稹集外诗一章、文章一篇。刘麟不见于《宋史》，其爵里也无从考察。序文末署为建安人，字应礼。他的序作于宣和甲辰年，自称他的父亲先前曾经抄写此书，于是依据父亲的手迹，摹写精工后刊行。那么刘麟大概是最早刊刻元稹文集的人吗？这部书的版式实际是明代刻本，却仍保存这篇序，大概是沿袭旧本的缘故。明代内府收藏本有“内府图书”印，王氏、赵氏印记不详。缺补：卷十【五六】、卷二十八【三四】。《元氏长庆集》【一函八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这就是前一种版本，但纸墨的精良和摹印的精美，远远胜过前一部。是明代陆完、文征明的收藏本；陆完见前。文征明有“玉兰堂”印，又有“春草堂”印。考察朱彝尊《明诗综》的小传，记载朱茂曙字子蘅，是太傅朱国祚的孙子，有《春草堂遗稿》，这个印应当是他所钤的。本朝泰兴季氏也曾经收藏过。《追昔游诗集》【一函三册】。唐代李绅撰，共三卷。晁公武《读书志》记载《追昔游诗集》说：“开成戊午年八月，李绅亲自为它作序。”这部书卷首没有收载序文，大概到了明代，是从旧本摹刻刊行的，而它的序已经散佚了。李绅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考中进士，历任中书侍郎、平章事。他所说的《追昔游》，是叙述平生任官经历以及被迁谪所到之地，抒发怀抱、记载游历的作品。泰兴县季振宜沧苇氏珍藏【卷下】。上面的题识用小行书写成，一点也没有俗气的韵味。书首有明代黄姬水的印记，说明此书先为黄氏收藏，后来才归于季氏。黄姬水见前，其余印记无从考察。

译《李义山集》【一函四册】。唐代李商隐撰，共三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李义山集》八卷、《樊南甲乙集》四十卷，只有《玉溪生集》是三卷。但他又说，《玉溪生集》就是前两种书中所收的赋和杂著；马端临《文献通考》也只称为二卷。这部书题名为《李义山集》，专门收录他的诗，虽然卷数与陈振孙所载《玉溪生集》相同，但两部书并不相同，因此无疑不是宋人刊刻的。只是它摹刻清晰，确实是明代刻本中的善本。《欧阳文忠公集》【四函二十六册】。宋代欧阳修撰，有《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集十八卷、杂著迷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附录五卷，共一百五十八卷。前面有宋代周必大所作的序，接着是苏轼所作《居士集序》，再接着是欧阳修小像，以及宋代李端叔、晁悦之所作的赞；又接着是宋代胡柯撰写的年谱一卷及记。前一种元代版本中有这部书，摹刻精妙，确实是元本中最好的；只是其中没有欧阳修的小像。这一部虽然并非草率刻成，但刻工、印工都远远比不上前一种。李端叔名之仪，沧州无棣人，元丰年间考中进士，最终官至朝请大夫，自号姑溪老农。晁悦之字以道，清丰人，元丰五年考中进士，官至徽猷阁待制，自号景迂生；二人都见于《明一统志》。《欧阳先生文粹》【二函十二册】。宋代欧阳修撰，有《文粹》二十卷、《遗粹》十卷。前面有宋代苏轼所作的序，接着是《宋史》本传，再接着是苏辙撰写的神道碑、韩琦撰写的墓志铭，以及苏轼、王安石所作的祭文忠公文。《文粹》之后有宋代陈亮所作的序。这部书与前面分类补注的《李太白诗》第二部相同，都是明代郭云鹏刊刻的。《文粹》《遗粹》各卷末都有吴防所作的“郭云鹏选辑附梓木记”。陈亮序后也有木记，称“吴防郭云鹏校勘刻于宝善堂”。按理说，选辑、校勘者前后应当有序跋，但这里只刊木记作为标识，可见不过是沿袭廖氏《世防》、余氏《勤有》的旧例。他们只是刻梓售书，而不是亲自选编，已经很清楚了。陈亮字同父，永康人，绍熙年间考中进士第二名，授任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宋史》有他的传。明代檇李项氏、锡山安氏收藏本，有“子京珍藏”“安氏家藏”等印。又有“庸庵”印。考察《姚江逸诗》所载，宋元僖字无逸，洪武年间被征召修撰《元史》，事情完成后回到山中，曾与桂彦良一同被征召，主持福建的考试。有《庸庵集》十卷，这个印应当是他所钤。“史树骏印”无从考察。《伊川击壤集》【一函四册】。宋代邵雍撰，共二十卷。前面有明代人希古所作的序，接着是邵雍自序，后面附有集外诗十三章，以及宋代邢恕、明代毕亨所作的两篇序。希古没有写明姓氏。他的序作于成化乙未年，说自己披阅《击壤集》，喜爱其中描写事物切实、立意高古，于是重新刻版刊行，等等。既然说“重梓”，就是先已有刻本，因而重新刻印。毕亨的序只标明庚子年写成，没有题写年号。根据序中的话考证其他书籍，可知它写于成化庚子年以后，比乙未年希古的序又晚了五年。考察明代有两个毕亨，都考中进士，历任显要官职：一人字嘉会，山东新城人，成化乙未年进士，历任顺天府丞，最终官至南京工部尚书，见凌迪知《万姓统谱》；另一人是山东单县人，河南卫军籍，景泰甲戌年考中进士，历任应天府尹，升任副都御史，见《江宁府志》。现在毕亨序后的结衔是副都御史，序中又有“尹应天”和“回洛”的话，因此无疑是河南籍的毕亨。序中说，他从监察御史、晋阳人王濬家得到《击壤集》，多次想把它刻印流传，却一直没有空闲；后来任应天府尹，才得以刊行。到如今退休后，特意取此版本带回洛阳，正好郡守桂林人刘尚文建立先生安乐窝书院，又重新访求先生文集并刻印，于是就把这个版本交给了他，等等。他说“重新访求并刻印”，不就是希古序中所说的“重锓”吗？希古应当就是刘尚文的名字，只可惜没有资料可以考察。邢恕字和叔，河东人，元祐初年授任御史，后来被贬为随州任职，《宋史》有传。王濬是蒲州人，宣德丁未年进士，见《太学题名碑》。《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二函十册】。宋代司马光撰，共八十卷。前面有宋代刘随所作的序。陈氏《书录解题》记载《传家集》称一百卷，马氏《文献通考》引用晁公武的话，没有说卷数，但说现在光州有一部集本，与陈氏所说相同，那么也可知道是一百卷；又说刘峤刻版进呈，并没有说有刘随的序。如今这部书只有八十卷，已经不是宋刻本的旧貌，何况刘随的序也没有说明刊刻源流，因此也不是为付梓刊行而作的。按《宋史》记载，“随”字仲豫，开封考城人，进士及第，历任工部郎中、应天府知府，升任户部副使，改任天章阁待制。“沈谷”“似潘汝栋”两方印，不知是什么人。《老泉先生文集》【二函十二册】。宋代苏洵撰，共十四卷。宋代各种书目所著录的《苏洵嘉祐集》都称为十五卷，这部书的标题既不沿用《嘉祐》的名称，分卷也只有十四卷。它的版式虽然仿照宋代巾箱本，但字形结构较大，笔法也不精工，肯定不是宋刻本。它前后没有序跋，无疑是被书商割去了。“王执礼收藏”印记也无从考察。

译《东坡全集》【四函二十六册】。宋代苏轼撰，有《东坡集》四十卷、《奏议》十五卷、《应诏集》十卷、《内制集》十卷，附《乐语》一卷、《外制集》二卷、《后集》二十卷、《续集》十二卷，共一百一十卷。前面有序，作者姓名缺失。接着是宋代赠苏轼太师的敕书，再接着是《宋史》本传、年谱，以及苏辙撰写的墓志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按序文所说，海虞程侯由刑部郎中来任吉州知州，得到宋代曹训所刻的旧本以及仁宗时所刻、尚未完成的新本，重新加以校阅，仍然按照旧本的卷帙编排。旧本没有而新本有的，就编为《续集》，一并刊刻。大概苏轼文全集起初有杭州本、蜀本、吉州本以及建安、麻沙等本，因年代已久，木板腐朽、纸张破损，已经不再完整，幸亏程侯传刻于世，使我们郡九县的士人能够看到它，等等。大概因为重刻此书的是明代人，所以称曹训为宋代人；作序的是吉州人，所以称吉州为“我们郡”。然而序后原来署写的姓名被书商割去，补刻的一行却说：“乾道九年闰正月望，选德殿书，赐苏峤夫，赐书。”既然只是赐给他这部书，就把年月和姓名标在书中，这本应当是亲笔书写，不应当刻印。况且曹训的名字见于《西江志》的名宦、秩官两门，记载曹训字子序，由章贡调任袁州知州；虽然所记官爵不很详细，但他的名字都列在绍熙年间各任知州之后，大概是在乾道九年以后十多年。序中明明说“依据曹训旧本重刻此书”，就是说乾道年间降赐的刻本在后，而赐书在先，这不是极其荒谬的颠倒吗？曹训在江右任官时曾刻过这部书，明代任吉州知州的人，正是在当地访求他的旧本，重新校订刊刻，这在情理上是显而易见的。书商无知而胡乱制作，实在不值得一笑。缺补：本传【十六之二十】；内制集卷九【十六】、卷十【一】；后集卷十五【十三】；续集卷一【十】、卷七【三十五】、卷十一【十二】。《三苏先生文粹》【二函二十四册】。宋代苏洵文十一卷；苏轼文三十二卷；苏辙文二十七卷。墨色暗淡，纸张疏薄，是明代制作的。书商因为它的版式像宋刻本，便私自删去了序跋，刻梓者的姓名也因此没有流传下来。《三苏先生文粹》【三函二十四册】篇目同前。这部书与前一部使用同一版木，都是同一时期摹印的书。《南丰先生元丰类稿》【一函八册】宋代曾巩撰，共五十卷，附《行状》《碑铭》一卷，前有宋代王震的序。考《文献通考》只记载《南丰类稿》五十卷，而王偁《东都事略》则说另有《外集》十卷；《宋史》本传、韩维所作《神道碑》以及今《西江志》的记载，又都说有《续稿》四十卷。然而近来流传的只有《类稿》是完整的书，《续稿》和《外集》早已散佚。又考陈氏《书录解题》说《类稿》由王震作序，而《年谱》则是朱子辑录的；如今王震的序仍存于卷首，却没有列入《年谱》，因此可知这不是宋代原刻本。每卷标题下一行都有“南丰后学邵廉校刊”八字，不知邵廉是什么人；而且版式、纸质都属于明代制度，无法掩饰冒充，况且书名为《类稿》，必定是作者已经撰成后才能编入卷数。此书末卷是《行状》《碑铭》，应当称作附录，但版心却标为第五十一卷，这种编次错误，精通版本鉴定的人绝不会如此处理，难道还能假托为宋刻本吗？考《宋史》：王震字子发，因父亲的功劳，以铨试优等赐进士及第。元丰官制实行后，他执笔入内记录皇帝言语，皇帝当面授予他尚书省名司员外郎，让他亲自书写除授官员的文书，举朝都以此为荣。后来升任起居舍人，出使西部边境，回来后任中书舍人，迁任给事中，代理吏部尚书，拜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后来因审理案件牵连滋蔓获罪，被削夺职务，出知岳州。所收藏的印记见前。

译《临川先生文集》【二函十册】宋代王安石撰，共一百卷，前有宋代黄次山的序。考《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王介甫临川集》一百三十卷。本朝查慎行撰《西江志》，又记载《王荆公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这部书只有一百卷，因此不是《文献通考》所说的版本。《西江志》所说的一百卷，疑即指这部书；至于《后集》，则是另一本单独刊行的书。黄次山的爵里不详，只知道他自署为豫章人；但序中说此书由知州事詹大和、甄老校刊，因此可知黄次山与王安石是同郡人，而与詹大和是同时代的人。考《西江志》称詹大和在乾道年间以直显谟阁学士出任抚州知州，那么此书原刻于南宋孝宗时期；明代又重新翻刻，已经不是詹大和刻版的旧本了。《朱文公文集》【六函三十六册】宋代朱子撰，共一百卷。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朱子文集》一百卷、《紫阳年谱》三卷。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文公文集》一百五十卷，由莆田黄士殷编次。这部书的卷数虽然与陈氏所记相符，但没有刊载《年谱》，而且摹印也不精良，是明代坊间刊售的版本，所以前后都没有序跋。《重锓文公先生奏议》【一函五册】宋代朱子撰，共十五卷，前有明代叶向高的序。叶向高的序作于万历甲辰年，称朱生崇沐已经刊刻《朱子语类》，我为它作序；现在又把《奏议》搜集起来刊刻，仍然请我作序，等等。崇沐是万历年间的庠生，为文公的第十三代孙；这一点详见本书所刊参与校订者姓名的末尾。每卷标题下的首行又称“宗后学监察御史高安朱吾弼编”。考崇沐的世系有据可考，而朱吾弼只自称“后学”，那么崇沐并不是朱吾弼的同乡，这一点已经大致可以看出。可是叶向高的序中只说崇沐而没有提到朱吾弼，难道当时编校的两个人实际上共同完成了此事，而叶向高只与崇沐相识，于是只称他的名字吗？考《明史》：“朱吾弼，字谐卿，高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累官南京太仆卿。”叶向高见前。《象山先生全集》【一函十册】宋代陆九渊撰，共三十六卷，前面有序，但署名已经缺失。另有宋代袁燮、杨简的两篇序。书中所载袁燮、杨简两篇序，是沿袭宋本的旧文；第一篇序的署名处已经被书商割去，补上另一张纸，因此缺少作者姓名。不过，仅从序中说抚州知州李茂元准备重刻《象山文集》，并请我说几句话作序等语，也明显可以看出这是明人刊刻的，并非宋刻本。考太学题名碑，李茂元有两人：一人为河南祥符人，弘治乙丑进士；一人为河南归德州人，正德辛巳进士。担任抚州知州的究竟是哪一人，不得而知。《鸿庆居士文集》【一函十二册】宋代孙觌撰，共十四卷，前有宋代周必大的序。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鸿庆集》四十二卷，称为户部尚书、晋陵人孙觌所撰。考孙觌大观三年进士、政和四年词科，曾任鸿庆宫提举，因此用鸿庆作为文集名称。又考马端临《文献通考》和《宋史·艺文志》所载《鸿庆集》都是四十二卷，这部书却只有十四卷，大概是后人选定的版本。周必大的序作于庆元五年，称孙觌的儿子、兴国太守孙崇拿着书对周必大说：“先君的文稿经过兵火以后保存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而闽、蜀所刻的本子又混杂着翟忠惠的文章，恐怕不足以作为可信的传本。现在定为四十二卷，其中还不完备的部分正搜集编次为《外集》，请您为我作序。”等等。这部书仍把周必大的序列在卷首，却将四十二卷改为十四卷，以符合所刻书目的卷数，可知是刊刻此书的人擅自改动的。考孙觌一生的仕进出处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明代嘉靖年间，他的同乡准备刊刻他的遗集，有人说孙觌得罪了名教，不应让文集流传，此事于是停止。世上流传的只有抄本。这部书不知何时刻成，仔细看其雕版、纸张和墨色，确实属于嘉靖以前的版本，但不是全书。因此，他的同乡想重新刊刻却没有成功，书商便拿这个本子充作宋刻本，撤去序跋，于是就无法考知刊刻年代了。莫廷韩的藏本，其他印记无从考察。

译《渭南文集》【一函八册】宋代陆游撰，共五十卷，前有《宋史》本传，后有陆游之子陆遹的跋，另有明代毛晋的识语。毛晋的识语称，《马氏通考》记载《渭南集》三十卷，如今已经不流传了。近来吴中士大夫中有人抄录并秘藏此书，但也颇为没有编次。绍兴府有刊本《入蜀记》，混杂增入诗九卷。近来得到光禄华君的活字印本《渭南集》五十卷，原来是嘉定年间陆游幼子陆遹编纂的。不过它的版面有很多错误和遗漏，因此严加校订后又付诸雕版刊印。等等。考琴川毛氏曾刊刻《渭南全集》，这部则是从全集中分出、单独刊行的本子。考《宋史·艺文志》也另列《渭南集》五十卷，卷数与此完全相同，那么不必与《全集》同时流行，才足以成为完整的书。所谓“光禄华君”，此前《白氏长庆集》一书中有“兰雪堂华坚活字铜版印记”，不知这里的光禄是否就是华坚？地方志中没有记载此人，可惜无从考察。不过笼统称作“光禄”，凡是担任光禄寺丞、主簿的人都可以称为光禄，因此此人的情况也无法详知。《漫堂刘先生文集》【一函十册】宋代刘宰撰，共二十二卷，前有宋代赵葵的序。刘宰字平国，金坛人。绍圣元年进士，任泰兴县令，谥号文清。赵葵字南中，衡山人。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鲁国公，赠太傅，谥号忠靖。《宋史》中两人都有传。赵葵的序作于嘉熙四年，称刘公自号漫堂病叟，著述多得数不清，但都已散佚不存。现在姑且把所见所闻的这些传给世人，等等。由此可知赵葵实际上是最初刊刻此书的人，而这个本子的纸色都是染色做旧的，大概是用新本冒充旧刻本。《镡津文集》【一函四册】宋代沙门契嵩撰，共二十卷。目录之后载有宋代陈舜俞撰写的《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末尾附有契嵩与沙门唱和诗一卷，以及序、诗题、赞一卷。考陈舜俞的记文称，契嵩所著的书，从他自己编定的《祖图》以下，称为《嘉祐集》；又有《治平集》，总共一百多卷，共六十多万字。他的外甥沙门法灯能够恭敬地收藏这些书，以取信于后世，等等。由此看来，契嵩的著述非常丰富，这二十卷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二。但既然说法灯负责收藏，便可知并未全部刻版流通。现在书中有一篇洪武甲子年天台松雨斋沙门原旭募资重刻《镡津集》的疏文，又有一篇永乐三年嘉兴沙门宏宗所作的书后序。序中称，松雨撰写疏文重刻此书，已经化行并刻成二十多版，恰好疾病发作，不能完成此事；如今由天全叡首座发扬坚定的志愿，继续完成他的美好事业，等等。由此可见这部版是天全所雕刻的，始末都清楚可见。又有一篇后序，称天全叡公是东海慧眼宏辨禅师的弟子，似乎也是沙门所作。书商却在署名处割去原纸，补上别纸，意图冒充宋刻本，却不知道原旭的疏文、宏宗的序已经题有洪武、永乐年号，又怎么能够掩饰呢？考《浙江通志》：契嵩字仲灵，自号潜子，是藤州镡津李氏，受记莂于洞山聪公，撰有《原教论》十多万字。后来没有来得及游览衡岳，回去后撰写了《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书写成后，他游历京师，仁宗看了以后赞赏感叹，交给传法院编次，收入藏经，并赐号“明教”。韩琦、欧阳修都尊敬礼遇他，后来居住在钱塘佛日禅院，这是应蔡襄之请。陈舜俞字令举，嘉禾人，庆历六年进士，历任都官员外郎，贬为监南康酒税。《宋史》中有传。缺补：卷三【十一、十二】、卷十五【八】、卷十八【十五】、卷十九【十】。《弇州山人四部稿》【六函六十二册】明代王世贞撰，共一百七十四卷，分为赋、诗、文、说四部。前有明代汪道昆的序，后附王世贞弟弟王世懋的书信以及王世贞的记。看王世懋遗给王世贞的信，王世贞自己作的记说：“敬美这部书从豫章寄来，快十年了。因为它所见过的内容修饰过度而且过于秘藏，不敢给别人看。至于对艺文进行扬弃取舍、折中评定，上下往往有寄托千古的心意，怎么可以因为嫌疑而始终秘藏它呢？况且听说它已经收入《艺圃撷余》，在闽地流行了。于是便把它刊刻在拙稿之后。”由此看来，这部书是王世贞亲自刊刻的。当时摹刻本制作得不精良，如今世上流行的版本都出自同一版，而这个本子仍是明代所印，字迹比较清楚。王世贞、王世懋、汪道昆均见前。《代囊子集》【二函十六册】明代贺逢圣撰：《诗类》六卷，《文类》十卷。这部书前后都没有序跋，但雕刻精良，纸色和墨香极像宋刻本，大概是明末文人刻集之中最精工的版本。考《明史》：贺逢圣字克繇，江夏人，万历四十四年廷试第二，授翰林编修。天启年间任洗马，因触犯魏忠贤而被削籍。崇祯年间恢复官职，晋升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退休归乡。张献忠攻陷武昌时，他投墩子湖而死，全家也一同殉难。福王时追赠少傅，谥号文忠。《六家文选》【三函三十册】梁昭明太子萧统撰，共六十卷；唐代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作注。前有萧统的序，接着是李善上《文选注》表，以及国子监奉诏刊刻《文选》的诏文。接着是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后有明代袁褧的识语。

译这部书摹刻得非常精良，校勘也很严谨，实际上与宋刻本相同。刻工完成后，在书末标明：“此集经过精心校正，绝无错误。现存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又在第五十二卷末叶标明：“毋昭裔贫困时常常想借《文选》而不能得到，便发愤说：‘将来如果显贵，一定把它刻成版印，留给求学的人。’后来他做到宰相，终于践行了这句话。”并注明：“出自《挥麈录》。”这两条在宋刻本中本来就有，是保存其旧貌。第六十卷末叶有“吴郡袁氏善本新雕隶书木记”，这是袁褧自己所标。袁褧的识语说：“我家收藏书籍已有一百年，见到购买的宋刻本《昭明文选》，有五臣本、六臣本、李善本，有巾箱本、白文本、大字本、小字本，几乎有数十种。家中有这个本子，非常称得上精善。而注释本以六家本为优，因此命令工匠重新雕刻，版框、字形都不作丝毫改动。始于嘉靖甲午，成于己酉，共计十六年。”等等。第四十四卷末叶标明：“丁未六月初八日，李宗信雕。”第五十六卷末叶标明：“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李宗信、李清疑似都是当时雕版的高手，所以亲自署名。丁未是甲午之后的第十三年，但当时只刻到第四十四卷；戊申又是丁未之后一年，当时只刻到第五十六卷。而且此书完成经历了十六年，因此袁氏选择工匠、挑选技艺，以求毫无遗憾的用意，也大致可以看出来。考《苏州府志》，袁褧字尚文，吴县诸生，按例进入太学，擅长写文章，尤其长于诗歌；所画花鸟有超逸的情趣，书法仿效元章；晚年在谢湖之上耕作，自号谢湖。《六家文选》【六函六十一册】篇目同前，缺袁褧识语。这就是袁氏刊刻的版本，但第四十四卷末叶李宗信的名字和第五十六卷末叶李清的名字，都被书商割去了，所以纸幅都有接补痕迹。袁褧的识语也被私自删改；在第六十卷末叶却改刊为：“河东裴氏考订诸大家善本，命工刻于宋开庆辛酉季夏，至咸淳甲戌仲春完工”，并在最后一行增刻“把总锲手曹仁”。这些字迹与前面完全不像，版心墨线也参差不齐；而且“考订”的“订”字误刻成金字旁，伪饰的痕迹显然完全暴露了。明代楚府藏本考：据《明史·诸王世表》，洪武三年，太祖把庶子桢封在楚地，是为昭王。传至第六世显榕袭封，嘉靖二十四年遇害，是为愍王。到了嘉靖三十年，才继续封愍王的庶子英防为王，是为恭王。现在考察袁氏的书在嘉靖己酉年刻成，即嘉靖二十八年，正是楚国断绝封爵的时候，因此所钤“楚府图书”印应当出自恭王以后。另有“翰林学士文节世家”一印。考《宋史》，杨万里谥号文节，这是宋人谥法中最著名的一个；这方印或许是明代杨氏所钤。其他印记无从考察。又有“袁忠澈印记”，袁澈的篆法把“表”字误写成别体，明显是书商伪造的，不足以收入记录。缺补：卷二【一】、卷三【一至四】、卷四【二之一】、卷六【二十五、二十六】、卷十八【十四】、卷【二十四、八三十一至三十四】、卷二十八【六八十八】、卷二十九【十】、卷三十二【五十七、十八、二十五】、卷五十二【九】。《六家文选》【六函六十一册】篇目同前，缺袁炽识语。这也是前一版，但书中所有宋刊、明刊的识语和本纪都已经被私自删去，留下了补纸的痕迹；摹印工艺也不如前两部精良。“宝峰主人收藏”印记，不知属于谁。《六家文选》【十函六十一册】篇目同前，缺袁褧识语。这部书只保存了第五十二卷；后面所载《挥麈录》一条还在，其余识语、木记都已经被割补，但纸质特别好。泰兴季氏藏本印记见前。缺补：目录【三十一、三十二】；卷三十【三十七】。《六家文选》【六函六十一册】篇目同前，缺袁褧识语。这部书也保留了《挥麈录》一条，但第六十卷末伪造刊刻为：“奉议郎、充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臣朱奎奉圣旨，广都县于嘉定二年岁次己巳开始镂版，至九年壬子腊月完工”，并标明督工把总惠清；这些内容也属于割去原纸后另刻半叶，再粘接在后面的伪作。而且嘉定九年是丙子年，不是壬子年，因此它造假的情形更加明显。明代文征明收藏本有“有烟条馆”印，袁忠澈也曾经收藏过，印记见前；又有“世美堂”印。按朱彝尊《明诗综》小传记载，丁此吕字右武，是江西新建人，万历丁丑年进士，历任湖广布政司参政，著有《世美堂集》，此印应当就是丁氏右武所钤盖的。其余印记都无从考察。又有“景濂”印，考《明史》，宋濂字景濂，是浦江人，洪武年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兼太子赞善大夫。这样看来，景濂是明初人，书中不应有他的印记，显然是书商伪造的，不值得保存。缺补表、序、目录【全】《六家文选》【六函六十一册】篇目同前，缺袁褧识语。此书也在第六十卷末页另行刻有“河东裴氏考订”等字样，“订”字都写成金字旁，与前面第二部相同；其伪造大概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明代袁忠澈收藏本的印记与前一部相同，又有“王伟”印。考《明史》，王伟是神宗显皇后的父亲，万历五年授都督，不久封为永年伯。“吕雄”“济之”二印见前。华亭朱氏，不详其为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