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补荀子卷十【二十三】

译缺补《老子》卷上【十六】、《列子》卷八【十】、《荀子》卷十九【十八】、《文中子》卷三【八】、卷五【十四】。《五子全书》【一函三册】《鬻子》一卷，唐代逢行珪注，卷前有逢行珪序和进书表。《子华子》二卷，卷前有前汉刘向序。《鹖冠子》三卷，卷前有前宋陆佃序。另有唐代韩愈《读〈鹖冠子〉文》。《尹文子》一卷，卷前有前魏仲长氏序。《公孙龙子》一卷，无序。书前有明代欧阳清总序。考察这部书的卷数，与宋代各家著录的情况互有增减。▯氏《读书志》、陈氏《书录解题》、马氏《文献通考》所记《子华子》都作十卷，而此本只有二卷。▯氏、陈氏所记《尹文子》都作三卷，马氏作二卷；《宋史·艺文志》又作一卷，而此本也作一卷，与《宋史》相同。陈氏、马氏所记《公孙龙子》都为三卷，而此本又只有一卷。只有《鬻子》《鹖冠子》与各书所载相合，这就是篇目卷数异同的大概情况。《鬻子》是逢行珪所注的。考察凌迪知《万姓统谱》，称逢行珪为隋代人；但▯氏、陈氏诸家都说逢行珪曾任华州郑县尉，他的书在永徽四年进献，那么他已经是唐高宗时期的人了。至于各家所载《尹文子》，都说是仲长氏所订定；马氏转述李献臣的话，认为仲长氏就是仲长统，又说传记称仲长统死于献帝退位那一年，而这里却说他在黄初末年到了京师，难道是史书的错误吗？大概是因为序中提到黄初，怀疑作者不是仲长统；但陈振孙又说仲长就是仲长统，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书前欧阳清的序作于嘉靖五年。欧阳清是上饶人，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他的序中说“五子旧有刻本，长期没有来得及校订，才开始改正错误、补充订正”等等。由此看来，宋、元以来虽然有旧刻书版，但这一本是欧阳清另行刻印的。《荆川稗编》【六函六十册】明代唐顺之撰，一百二十卷。前有明代茅坤序，接着是唐顺之自序，再后是茅一相序，并附凡例。考察：唐顺之这部书广泛采集经史和诸子百家的学说，凡是农圃、医卜、方技等各种小道，无不详细收载。此书由唐顺之的门人毗陵左烝刊刻。后来茅坤的侄子茅一相认为书中没有收录原书的批语、按语，便把它们刻入书中。其实此书仍是左氏原版；看书中每卷标题下面，仍分别载有考校门人的姓名，而左烝的名字列在卷首，这就可以证明。考《明史》：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嘉靖己丑进士，历任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天启年间，追谥襄文。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戊戌进士，历任广西按察司副使。有“补斋”印记，无法考查。

译《梁谿漫志》【一函五册】宋代费衮撰，十卷。前有费衮自序，接着是国史院抄录的《梁谿漫志》牒文，再后是宋代楼钥序和施济跋语。考《宋史·艺文志》把此书列入小说家，只称一卷；用这一本来考证，可知是史臣的错误。费衮的生平事迹无从考查。考《常州志》：梁谿源出惠山，向南流入太湖，古时溪流狭小，梁大同年间重新疏浚，因此称为梁谿；由此可以知道费衮是常州人。他的自序作于绍熙三年，施济的识语作于嘉泰元年，称费衮把书托付给施济，施济在处理地方政务的闲暇，命工匠刻版印行等等，可见此书最初是施济刻印的。但书前所载楼钥序文作于嘉定元年，距离施济刻梓已经超过七年，施济的刻本不应有这篇序。或许楼钥为另一部本子作序；这一部则是明代刻本，因为合并收录了前人的序和识语，所以一并载入。《何氏语林》【一函六册】明代何良俊撰，三十卷。此书刻印精良，摹印清晰明朗，是明代刻本中最好的版本。前后都没有载序跋，只有第一卷后有“清森阁雕梓木记”。考朱彝尊《明诗综》的小传，何良俊字元朗，是松江华亭人，由岁贡生授任南京翰林院孔目。他有《清森阁集》，那么这部书就是他自己刊刻的。全书分为三十六门，取历代史鉴中的事实，按类别征引，内容止于元代，注释也是他自己作的。《野客丛书》【一函十册】宋代王楙撰，三十卷。前有王楙自序和识语，后有宋代郭绍彭撰写的王楙圹铭，以及陈造跋。据郭绍彭所作王楙圹铭记载，这部书考证经史百家，直到骚人墨客的逸闻，细小和重大之事都不遗漏，士大夫争相抄写，想要刻版流传，但王楙拒绝了。这样看来，此书在宋代本来没有刊行，所以《文献通考》等书以及《宋史·艺文志》都没有著录。直到明代才有刻本，而王圻《续通考》仍未收入，因此确实是收藏稀少的书。王楙、郭绍彭在《宋史》中都没有传记。陈造字唐卿，是高邮人，淳熙进士，历任朝散郎、淮南安抚司参议，见《高邮州志》。书中有“赵氏子昂”印记，篆书写得不好；又有一方“三吴世家”印，字体多有讹误，都是书商伪造的，不值得保存。《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一函十册】二十四卷。唐代王冰注，宋代林亿、孙奇、高保衡校正，孙兆改正错误。前有林亿等人的进书序，接着是王冰原序。考▯公武《读书志》和陈振孙《书录解题》，都称王冰自号启元子；陈氏又称他是宝应年间人，任太仆令。但《读书志》和《文献通考》所载王冰之名都写作“砯”。只有《宋史·艺文志》仍作“冰”字，与此书相同。考《集韵》《韵府》等书，“砯”都读作“砰”，是水冲击岩石发出的声音，与“冰”字的音义完全不同。由此书作“冰”可知，▯、马两家的记载是错误的。又考《宋史·艺文志》及▯、陈诸家著录，都只称《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没有“重广补注”的名称；那么这个书名一定是明人翻刻时加上的。并且《书录解题》只说林亿、高保衡奉诏校定，没有孙奇的名字，也没有说孙兆改正错误的事情。现在的本子增加了孙奇、孙兆二人，那么“重广补注”这个名称应当就是这两个人加上的。书中凡是遇到宋代各朝帝王的庙讳，都采用缺笔写法，大概是为了伪充宋刻本。但摹刻特别精美，确实是翻刻本中的最佳者。林亿在宋嘉祐年间任光禄卿，见《至元嘉禾志》；孙奇等人的事迹无从考查。“啸月”“眠云”以及“丈夫意气相许”三方印章，情况不详。

译《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函十四册】篇目同前。摹印时间在前一部之后，墨色稍差，但实际上是同一副书版。《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二函二十四册】宋代唐慎微编撰，三十卷。其后收宋嘉祐年间掌禹锡等人增补注释的《本草》，以及进书奏勅和《图经》；接着是《本草奏勅》；再后是政和年间校刊的《证类本草》及各位官员的官衔姓名。书后有宋代宇文虚中、元代刘祁所作的两篇文字。此书卷首有金泰和甲子年刊书木记，此外没有序文。嘉祐以前所有本草书的序，都载在第一卷中，名为“序例”；嘉祐年间掌禹锡等人进书的奏勅，又列在书末，不收入卷中。它的体例很不统一，大概是因为宋、金、元、明各代辗转重刊，彼此都有改动。考马端临《文献通考》载《证类本草》三十二卷，转述▯公武《读书志》说：唐慎微把两部本草合为一书，并且搜集书籍传记所记载的单方，附在相应药物条目之下。所谓两部本草，一部名为《补注神农本草》，一部名为《图经本草》，都是掌禹锡等人先后奉诏编纂的。《补注神农本草》在嘉祐初年进呈，《图经本草》在嘉祐末年进呈。这部书在书后仍载有两次奏勅，由此可以看出唐慎微编书所依据的底本。只是考察唐慎微这部书前后所用的名称，也并不一致。陈氏《书录解题》载《大观本草》三十一卷，称为唐慎微撰，并说仁和县尉艾晟作序，书名叫《经史证类本草》，这就是把《大观本草》和《证类本草》合为一书。马端临《文献通考》则先载《大观本草》三十一卷，后载《证类本草》三十二卷；但在《大观本草》条下立即引用陈振孙所说艾晟作序、书名为《证类》的话，可见名称虽分列，实际又混同了。只有《宋史·艺文志》直接记载《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两个名称才开始合并为一个名称。然而各书只提到“大观”的名称，完全没有“政和”的年号，而且都称三十二卷，或者称三十一卷；此本却独称三十卷，书名还加上“重修政和”，并且“备用”的称呼与《宋史》的“备急”也不同。根据卷首金泰和甲子年刊书木记可以证明，这是明代另据泰和刻本重刻流传的本子，并不以宋刻本为标准，所以卷数和书名各有增减、异同。何况宇文虚中所作的书后明白说：唐慎微字审元，是成都华阳人，治病百次都没有失误，不收取一文钱，只希望求得有名的医方和秘录；士人因此喜欢他，得到一味药的名称或一个方论，就一定记录下来告诉他等等。但《文献通考》所引《书录解题》却说：不知道唐慎微是什么人。考《宋史》，宇文虚中字叔通，是成都华阳人，大观三年进士；建炎二年奉诏担任祈请使，出使金国后没有回来，接受金国官职，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金人称他为“国师”。据此，宇文虚中本来和唐慎微是同乡，所以能够详细知道他的生平始末。又可知他的书后来经过政和年间奉诏校刊；大观年间的本子还不是定本，所以后来又题作“政和”，但分卷只有三十卷。宇文虚中出使金国后，与宋朝隔绝；他所作的书后被金人刻印，而宋人起初没有见到，因此才说不知道唐慎微是什么人。这部书与后一部的篇目虽然相同，但刻版较为精工。考察后一部是明万历年间蜀府承奉正陈瑛的刻本，其中所载序文有成化年间山东巡抚原杰刻本序，又有嘉靖年间山东臬使周珫刻本序；由此可见，此书在明代本来有三次刻本。这一本或许是成化、嘉靖年间所刻，只是缺少序文。考《宋史》：掌禹锡字唐卿，郾城人，考中进士，历任尚书工部侍郎。刘祁无从考查。明代内府收藏本，有“广运之宝”印。

译《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二函十二册】篇目同前，前面有明代周俶、王积、项廷吉、马三才、商辂的五篇序。考察商辂的序文：原杰刻本有王积、项廷吉、马三才三篇序；周珫刻本有周俶序。因此，这是万历五年蜀府承奉正陈瑛校订刊刻此书时所作的序。唐慎微是蜀人，蜀府为他刻印此书，足以称为盛事。只是摹印不精，与前一部相比，差得不止一倍。原杰字子英，阳城人，正统十年进士，历任山东、湖广巡抚，赠太子太保。周珫是应城人，历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都见《明史》本传。周俶字初卿，成都人，嘉靖辛丑进士，历任应天府尹，见《凌迪知万姓统谱》。马三才是德清人，嘉靖丁丑进士，见《太学题名碑》。商辂见前。陈瑛、王积、项廷吉，都没有详细考查。《明史》诸王表记载，明太祖之子椿于洪武十一年封蜀王，二十三年到成都就藩；“承奉正”这一官名，史书所载王府官属中没有这种称呼，或许是当时暂时设置的官职。《图绘宝鉴》【一函四册】元代夏文彦撰，五卷，补遗一卷。前有元代杨维桢序和夏文彦自序。考《栗祁湖州志》说：夏文彦是吴兴人，后来居住在云间，精通绘画，著有《图绘宝鉴》五卷流传于世，只称五卷，没有说有补遗一卷。现在考察夏文彦自序，作于至正乙巳年，他自己说汇集材料编成一书，分为五卷；他的补遗后来另行刊印，并标作“至正丙午新刊”。那么补遗的写作在夏文彦自序中没有提到，所以栗祁作志时也沿用了这个略称。不知道乙巳、丙午只相隔一年，本来就是同一时期一并刊印的，并不是后来才刊出；栗志的疏漏当然不足以辨正。又考杨维桢序中称“云间义门夏氏士良”，又说士良名文彦等等；栗志只详细记载他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他的字，可知栗志并未深入考察。夏士良的原刻本到了明代已经漫漶不清，正德年间有锦衣卫都指挥苗增，字益之，取家藏本抄写重刊，又汇编当代善于绘画的人续编为六卷，刻于正德己卯年，由司经局洗马滕霄作序。这一本仍只有五卷和补遗，没有重刊时的序跋，是想伪充原刻本的；但所选纸张坚韧精致，带有浓郁的古旧香气，也算是佳本。杨维桢字廉夫，是浙江会稽人，元泰定年间进士。《宣和书谱》【一函二册】宋徽宗御撰，二十卷。考晁氏、陈氏、马氏的各部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那么它在宋代只是内府秘藏之书，并未流传，见过它的人很少。当时有把《书画两谱》刻印的，似乎应该合用一副书版，但此书却单独流行。这就像米芾《书画史》二卷，著录在《书录解题》中时，也是分开列出的。并且《宋史·艺文志》只保存《画史》的记载，没有提到《书史》，可知古人把书法、绘画分别记载的书，原本就可以拆分卷册单独流行。这一本虽然摹印清晰，但字画不能做到工整，无疑是明代坊间刻印的。收藏印记无从考查。《东观余论》【一函二册】宋代黄伯思撰，二卷。前有总目，后有黄伯思自序；再后有宋代楼钥序。此书在宋嘉定年间由楼钥在建安漕司刻印。这一本是明代项笃寿翻刻楼钥刻本，所以保存了楼钥的序、总目，以及上下卷标题下所刻的项笃寿姓名。嘉禾项氏万卷堂的方形、圆形木记在书中共出现四次。只是由于出自翻刻本，摹印不能做到工整。考《宋史》：黄伯思字长睿，是邵武人，元符三年进士，历任秘书郎，自号云林子，别字霄宾。楼钥、项笃寿见前。御题：“米已辟，王黄斥；米从来聚讼每纷。如下至千年之议、上至千年以前，多少事情确实，多少事情虚妄。笔法端正明白，言语在于心地端正。古书垂示法则给今人，书法重新摹写《淳化》，并加以详细订正。觉得这些话还不可信吗？”乾隆乙未年正月中浣，御笔题写，并钤盖乾隆双玺。“潄玉亭”诸印，未考知为何人所有。《东观余论》【一函六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前后有宋代黄防的序。此本虽然有黄防的一篇序，但实际上是项氏刻版书中所藏的本子。“笃夀”的姓名以及刻印的木记，都被书商割去了，用意在于冒充宋刻本；可是补纸留下的痕迹终究无法掩盖。泰兴季氏藏本中有宋本小印，也是季氏钤盖的。由于没有见过项氏的完整本子，便被它所迷惑。现在有前一部分可以作为证据，这方印不再收入，其他印记也无从考查。《古今法书苑》【三函十八册】明代王世贞撰，共七十六卷。前面有王世贞的两篇序，接着是王干昌的序。干昌序说：“我家收藏有《古今法书苑》七十六卷，王公晚年想要刊行，却没有成功。他的朋友宋宾之得到副本，带来给我看，又和我乡里的名流、开士一起搜集考订，积累已有多年。”如此等等。由此可见，这是王世贞撰成的书，尚未付梓，而实际上是王干昌首先刻印的。王世贞的两篇序，一篇是孙孟芳书写的，一篇是陆万里书写的。考察《松江志》，陆万里字君羽，是华亭人，擅长书法。当时莫云卿早已去世，而董文敏后来才崭露头角，所以陆万里自称书法独步。干昌、孟芳也都自己题作“云间人”，与陆氏是同乡。孟芳所写的隶书，古朴典雅而且合乎法度，疑心他们都是王干昌的同道。他所谓“吾乡胜流”，大概就是指这些人。王世贞，见前文。本朝大学士高阳李霨的藏本。李霨字景霱，是直隶高阳人。顺治三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编修，累次升迁至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师，谥号文勤。《初学记》【五函三十册】唐代徐坚撰，共三十卷，前面有宋代刘本的序。刘本的序作于绍兴四年，没有叙述刊刻的始末。此本上方有“九洲书屋”四字。从版式和字体看，大概是明人所刊刻、摹印的本子，颇为清朗。考察《新唐书》记载，徐坚字元固，是湖州长城人，以秀才身份中第，累次任官至秘书监、左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刘本的情况无从考查。收藏用的两方印，未考知为何人所有。《初学记》【二函二十四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印制的清朗程度不如前一部，摹印本在它的后面。收藏用的两方印，未考知为何人所有。

译缺补：卷二【十六】、卷二【十六】、卷九【十二】、卷十三【二十一】、卷二十八【三十】、卷三十【十】。《初学记》【三函三十一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此书版心上方标有“安桂坡馆”，每卷标题下又题作“锡山安国校刊”。安国见前文。他所刊刻的书籍很多，流传也很广，但善本并不多见。此书的版式、字体与前两部相同，大概是取九洲书屋的本子翻刻的。明代焦竑藏本有“澹园”印记。焦竑见前文；又有范大澈的印。考察后面的《艺文类聚》，其中也有他的收藏印记，称作“四明范生”，应当是范钦的后人，也就是天一阁所收藏的书。缺补：卷二十二【一】、卷二十三【六十三】、卷二十九【二十二】。《初学记》【一函十二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也是安氏翻刻的版摹印本，与前一本出于同一时期。缺补：序【四】。《白孔六帖》【十函五十册】唐代白居易编纂，宋代孔传续编，共一百卷。有宋代韩驹的序。此书摹印精良，纸张和墨色也属上选，是明版中最好的一种。孔传，《宋史》没有他的传记。凌迪知《万姓统谱》记载他的传记：孔传字世文，是兖州人，孔子的五十世孙，精通《易》学。建炎初年，他与孔端友南渡，寄居衢州，率领族人到宫阙之下上疏，叙述家族的往事。历任邠州、陕州、抚州知州，改任建昌知州，进献续编的《白氏六帖》《文枢要览》，诏令送交秘书省。著有《东家杂记》《杉溪集》，官至中散大夫。《宋史》记载韩驹，字子苍，是仙井监人，政和年间赐进士出身，累次任官至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追赠中奉大夫。考察《唐书·艺文志》，书名作《白氏经史事类》，又名《六帖》。程大昌《演繁露》说，开元年间考试的方法，是把纸裁成帖；白居易所写的内容，是为制科特意设置的，所以以“帖”为名。《宋史·艺文志》所记载的，则称《白氏六帖》三十卷、《前后六帖》三十卷。注释说：前者是白居易撰写，后者是宋代孔传撰写。所谓《前后六帖》三十卷，大概是说前后各三十卷，合计六十卷。因此陈氏《书录解题》和马氏《文献通考》都先列《六帖》三十卷，后列《后六帖》三十卷，合起来都只有六十卷。现在的本子分为一百卷，是明人改定的，与宋刻本的卷目不同。《白孔六帖》【四函三十二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白孔六帖》【十函一百二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以上两部书，都是与前一部同时摹印的本子。收藏用的两方印，未考知为何人所有。

译《百川学海》【二函十六册】宋代左圭编纂。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前面有左圭自己的序。左圭，《宋史》没有他的传记。他在自序中有“寿诸梓以溥其传”的话，可见左圭确实曾亲自刊刻此书；而此本字画模糊错乱，是翻刻本，并且有缺补。《学斋占毕》卷一【七八】、卷四【七九十五十六】；《蔡邕独断》卷下【十一十二】；《九经补韵》【五六九】；《古今注》卷下【五六】；《释常谈》卷下【五六】；《燕翼贻谋录》卷三【三四】、卷四【五六】、卷五【一九】；《春明退朝录》卷上【一】、卷中【八】、卷下【五十三】；《玉堂杂记》卷中【二八】；《挥麈录》卷下【七八】；《厚德录》卷一【五六】、卷三【三四】；《文正王公遗事》【九十】；《龙城录》卷上【五六】、卷下【一二】；《前定录》【序一二】；《▯氏客语》【三十一】；《道山清话》【三十五】；《昼▯绪论》【一二十九二十】；《祛疑说》【十五十九二十二十二】；《宋景文笔记》卷上【五】；《鼠璞》【十五十六三十五三十六】；《善诱文》【序一九】；《萤雪丛说》卷上【十十一】、卷下【九十】；《西畴常言》【十一十二】；《东谷所见》【三四十一十二】；《赵元素鸡肋》【全】；《四六话》卷上【十】；《四六谈麈》【序】；《文房四友除授集》【四十一】；《骚略》卷一【五六七】；《献丑集》【一二】；《选诗句图》【六七十二之十四二十四之二十六】；《石林诗话》卷中【三四】；《东莱诗话》【一】；《珊瑚钩诗话》卷三【十】；《贡父诗话》【四】；《后山诗话》【五】；《许彦周诗话》【一十五十六】；《庚溪诗话》卷下【九十十三十四】；《竹坡诗话》【三之五十五十六】；《法帖释文》卷七【三】、卷九【五】；《海岳名言》【四】；《书诀》【三】；《续书谱》【四六】；《歙州砚谱》【五六】；《刀剑录》【七八】；《香谱》【五六】；《茶经》卷下【九】；《煎茶水记》【五】；《茶录》【四】；《笋谱》【五二十一二十二】；《蠏谱》【九】；《荔支谱》【三】；《菊谱》【十一】；《海棠谱》卷上【五】、卷下【一二】；《禽经》【十】。《群书考索》【十二函一百册】宋代章如愚辑录：《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共二百十二卷。考察《金华先民传》记载：如愚字俊卿，是金华人。庆元年间考中进士，累次任官至国子博士，改任贵州知州。开禧年间被召入朝，上疏极力劝谏时政，因此触犯韩侂胄，被罢职归乡。他讲学论道，远近之人都以他为师并尊敬他，称为“山堂先生”。著有《群书考索》六十六卷。如此等等。大概作传的人只见到他的前集，却不知道他还有后集、续集、别集三集。现在民间流行的刊本，也只有前、后、续三集，而别集往往没有。这部书才是完整本。摹印颇为精良，也是明版中的佳本。《事类赋》【二函十六册】宋代吴淑撰，共三十卷。前面有宋代边惇德的序，接着是吴淑进献《注事类赋》的奏状。考察《宋史》记载，吴淑字正仪，是丹阳人，参与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作《事类赋》一百篇进献，诏令为之注释，吴淑分注编成三十卷进呈，官至职方员外郎，咸平五年去世。此书卷三十后刻有“宋绍兴丙寅”，以及“右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岳庙边惇德、左儒林郎绍兴府观察推官主管文字陈绶、右从政郎充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李端民校梓”等字样。由此看来，吴淑的书在咸平以前已经完成，在太宗朝进呈，起初没有刊本，直到绍兴末年浙东官属才刊刻。可是书中每卷标题下，在吴淑的官衔姓名之后，标有“都事锡山华麟祥校刊”。华麟祥虽未详知其人，但版心上方刻有“崇正书院”四字。考察《常州府志》，宋宝祐年间，无锡县令袁从建祠祭祀杨时、陆九渊、张栻、杨简、袁燮、袁甫、喻樗、尤袤、蒋重珍，称为“九先生祠”。元代教授虞荐发去掉陆九渊、张栻、杨简、袁燮、袁甫，增加李祥，称为“五先生祠”。嘉靖八年，邑人华云又增加李纲、邵宝，改称“七贤祠”，而匾额题作“崇正书院”。“崇正”这个名称始于嘉靖八年，因此此书的版行大概是在嘉靖以后。边惇德字公辨，是楚丘人，才思敏捷，因擅长诗歌而知名，见《凌迪知万姓统谱》。李端民字平叔，见洪迈《容斋五笔》。陈绶无从考查。南康白鹿书院藏本，有“鲁国世家”的印记，未考知其人。《事类赋》【二函十六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此书是根据前一版翻刻的；版心上的“崇正书院”改刻为“宁寿堂”，吴淑、华麟祥的标名处改刻为“三吴”，并题作“徐守铭警卿校梓、长洲杜大中子庸同梓”。卷末也削去了边惇德等人的官衔姓名，大概是故意改变它的面貌，以便作为书商的商品出售。刻工拙劣，远远不如前一部；所称徐守铭、杜大中，也未必不是书商借用的姓名。明代焦竑藏本有“澹园焦氏”印。焦竑见前文，其他印记无从考查。其卷三、卷十二都有字画模糊的印，无法辨识。《事类赋》【一函十四册】篇目与前一部相同。此书每卷在吴淑官衔姓名之后留出一行空白，大概原本想列入校梓者的姓名，却没有刻进去。卷三十后所载边惇德等人的官衔姓名，虽然与前面第一部相同，但版式各不相同，摹刻尤其精良，实际上超过了锡山华氏本。明代仇英藏本有“十洲”印。考察王穉登《丹青志》记载：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是太仓人，后来迁居郡城。他以周臣为画师，但格调和功力不及周臣；擅长临摹，往往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译《纪纂渊海》【四函三十二册】宋代潘自牧撰，共一百卷。前面有明代陈文燧、胡维新的两篇序，接着是编校者姓名。考察《金华府志》：自牧是金华人，任福州教授，他的书没有载入《宋史》《文献通考》等书。现在看陈文燧的序说：“我家先世在闽、蜀寻求此书，得到前编；后来周游吴越，又买到后编，珍藏玩赏大概已有几百年了。”如此等等。由此可知，潘自牧这部书最初原有前、后两编，也没有刊行的定本，所以陈文燧既说是寻求得到，又说后来再次购买。陈文燧的序又说：“我在戊寅年冬天，承乏任职于畿南，公务之余，冒昧为它补注；对于残缺过甚的部分，嘱托别驾蔡公、司理顾公以及博学的吴公，从各书中采辑材料补足缺文，编排次序后拿给太守越峰王公、县令吴君看，他们都愿意捐出俸禄刊刻。刻成后，分为若干门、若干条、若干卷。”如此等等。根据这些话，这部书不仅由陈文燧刊刻，卷目和门类也由陈文燧重新订定。书中分为一百卷，又分为五十八部，未必与潘自牧原书一一相合。考察明代太学题名碑，陈文燧是临川人，嘉靖壬戌年进士。他的序作于万历己卯年，当时任河南按察副使。胡维新与陈文燧同官，所以替他作序。胡维新是余姚人，嘉靖己未年进士，也见于太学题名碑。缺补：卷十二【十六】、卷十六【十二】、卷二十四【三】、卷四十【三十七】、卷五十七【二十六】、卷六十五【十一】、卷七十四【十一】、卷七十五【二十六，三十一】、卷八十【二十四】、卷八十五【二十二，二十三】、卷八十六【二，二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十二函，一百二十册】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由宋代谢维新编纂；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由宋代虞载编纂。前集卷首有谢维新自序，宋代黄似道跋。这部书每集卷首标题下面都题作“三衢夏相重摹宋版校刊”，由此可知此书并非宋刻本。不过，既然此书在宋代已经刊行，《文献通考》和《宋史·艺文志》却都没有著录，可见此书在明代以前流传确实很少。谢维新、虞载都是建安人；维新字去咎，虞载字子厚，书中都有记载。黄似道、夏相的事迹无考。《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八函三十八册】篇目同前，缺黄似道跋。这部书各集卷首都割去了夏相校刻的一行，另用纸补上。它的字迹清朗，远在前一部之上，大概同出于一版，只是选纸、选墨和摹印特别精工。书商因为它精美，就动了作伪的念头。明代邵宝藏书本的印记，见前书。书中又有“端本”印，但“端”字都写成山旁，这也是书商伪造的，不值得收入考录。缺补别集卷八【五】《群书集事渊海》【六函三十二册】没有题写编撰者的姓氏，共四十七卷。前面有明代刘健序，后面有明代李东阳、谢迁二序。据明代高儒《百川书志》说，此书是弘治年间人所撰。现在考察李东阳的序，却说是国初人编辑，没有著录姓名；谢迁的序则说，此书所采内容从春秋战国直到前元，也没有著录姓名。难道是元末之际穷困隐居、避开世俗，把志向寄托在文字上以终其一生的人，如虞卿一类吗？一处说是国初，一处说是元末，都不应归于弘治年间。可见《百川书志》的记载，只是因为东阳、谢迁、刘健三篇序都作于弘治乙丑年，便误把刻书日期当成了撰书年代。刘健序说，内官监左少监贾公性情近于爱财，书家得到四十七卷书，类似《类聚》《合璧》一类，题名为《群书集事渊海》，非常便于阅览。贾公喜爱并重视它，于是校正其中的讹误，重新付梓，等等。由此可知，此书是在明代末期刻成的；宦官资财丰厚而且校刻精审，所以摹印尤其精美。考《明史》，刘健字希贤，洛阳人，天顺四年庚辰进士，历任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追赠太师，谥文靖。谢迁字于乔，余姚人，成化十一年乙未进士第一，官至少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谥文正。李东阳的事迹见前。《锦绣万花谷》【二函十六册】没有题写编纂者的姓氏，共八十卷，前面有自序。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说序文题为淳熙十五年所作，却没有著录姓名；门类没有条理，序文也很拙劣。现在这部书所列卷数相同，序文也载在书首，可见仍保存着宋刻本的旧式，只是摹刻不佳，这是翻刻造成的。《艺文类聚》【四函四十四册】唐代欧阳询撰，一百卷，卷首有欧阳询自序。据《唐书·艺文志》，此书是欧阳询与令狐德棻、赵宏智等共同修撰的，因此欧阳询本来就是总成其书的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其中所载的诗、文、赋、颂等，多是当世已经没有了的文集，所以宋人都很看重这部书，各家簿录无不著录。这个本子的摹印相当精美，但没有记载刊刻年月；以版式、纸质比较，应当是明刻本。欧阳询字信本，临湘人，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新唐书》有传。明代四明范大澈藏本所钤的各方印章，大半见于前书。其中“句章灌园叟”一印，考察《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属县有余姚、句章。又据郭璞注《山海经》说，句余之山在余姚南面、句章北面，所以两县都以此得名。按地理考察，句章就是今天鄞县一带。又有“卧云”印，考朱彝尊《明诗综》小传说，陈宗虞字于韶，阆中人，嘉靖庚戌进士，官按察副使，有《卧云楼稿》。据此，“卧云”应当是陈宗虞的私印。其余“典客待从之臣”“典属国”“冏庵宝墨斋”“开承堂”“金义”“玉几”等印，不知道是谁所钤。

译<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十三函一百三十册】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由宋代祝穆编纂；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由富大用编纂。书首有祝穆自序。据祝穆自序，成书于淳祐丙午六年，但《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此书，似乎是祝穆虽然已经撰成并亲自作序，书却仍未刊行，所以《宋史》没有著录。又考察书中“新集”“外集”都是富大用所编，因为祝穆在“职官”一门特别简略，富大用特意增补编纂。富大用是哪一代人，虽不可考，但“新集”“别集”卷首第一行都题作“南江富大用”，可见一人创编、一人因袭，界限清楚可见。而且全书标题特意使用“新编”二字，自然与祝穆原书有别，它不是旧刻本无疑。如今近来坊间通行的别本，都删去了富大用的名字，竟把全书都归给祝穆，这是错误的。考凌迪知《万姓统谱》，祝穆字和甫，他的先祖从江陵迁到歙县；祝穆跟随朱子学习，以儒学使家族兴盛，著有《事文类》《聚方舆胜览》等书。《阙补续集》卷十【三十六】《新集》卷十九【十二】。《唐诗纪事》【六函四十八册】宋代计有功撰，共八十一卷。前面有计有功自序、宋代王禧序，目录后面有明代张子立识语。《宋史》没有为计有功立传。据凌迪知《万姓统谱》只说，计有功曾居魏公幕府，绍兴年间奉遣到行在奏对，进献所著《晋鉴》等，却没有详载他的籍贯。现在看他的书中自序，知道他自署临邛，由此可知计有功是蜀人。王禧的序作于嘉定甲申年，说庆元辛酉年才开始得到这部书，立即命数十名官吏传抄，翻阅多年，亲自校勘，十处改正了其中七八处，于是将它刻在怀安郡斋。这说明此书最初刻印出自王禧之手，而张子立又重新校订覆刻，因而在后面作了识语。又考朱彝尊《明诗综》小传，张子立字原礼，黄县人，考中嘉靖丙戌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梁澍收藏印记，无法考知。缺补卷五十一【五】《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十 明版集部 《楚辞》【二函十二册】周代屈平撰，附宋玉、景差、贾谊、淮南王安、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拟作《骚》的各篇，共十七卷。后汉王逸作章句。书首载《史记》屈平本传，其次是汉代班固序，再次是梁代刘勰《辨骚》。目录后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据说世间流传的《楚辞》最著名的版本，一是王逸章句本，一是晁无咎重编本，一是朱子《楚辞集注》。朱子《集注》只有八卷，前面宋版书中已经见过。其余各本卷目分合不一，彼此有所不同。考察《隋书·经籍志》，《楚辞》十二卷，注文说是后汉校书郎王逸注；而《唐书·艺文志》却说王逸注《楚辞》十六卷，已经增加了四卷。至于又称十七卷的，根据晁公武《读书志》所说，淮南王安开始作《离骚传》，刘向主持校理经书，把它分为十六卷。东京时期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其余十五卷缺失而没有论说。后来王逸自称是南阳人，和屈原同乡，因哀悼伤感，又作十六卷章句，并续作《九思》，取班固的两篇序附在后面，合为十七篇。十七篇就是十七卷。宋代洪兴祖作《补注楚辞》，卷目全都遵循原本。但看晁氏所述，王逸章句只有十六卷；所谓增加一卷，是把王逸续作的《九思》和班固两篇序合计而成的。这部书分为十七卷，但班固序不编入卷内，又与宋代流传的本子不同。卷首载《史记》本传，则始于晁无咎重编本。晁无咎认为，东方朔、严忌都是汉武帝朝廷的臣子，淮南小山的辞作不应排在东方朔、严忌之前；又认为王逸是东汉人，他所作《九思》与刘向等人时代相距很远，而且十七卷也不是旧日的著录本，所以删去一卷，只保存十六卷；对于王逸所作《离骚章句》中训释浅陋的地方，也全部加以删削，并把司马迁原传录出置于卷首，详细说法见《读书志》。至于刘勰《辨骚》，《隋书》《唐书》两部志书都没有论述，只有《读书志》记载洪兴祖《补注楚辞自序》说，《辨骚》不是《楚辞》原书，不应收入，等等；由此可知，它也曾是古本所有的内容，只是被洪兴祖删去了。这部书大概又保存了它原来的旧文，但也没有计入卷数。它所附疑字直音补一卷，宋人各家簿录都没有见到著录其名，应当又是洪兴祖、晁无咎以后的人所作。这部书虽然没有刊刻年月，但按版式判断，是明代坊间刻行的，所以摹印也不精善。如果同前面宋版中的《集注》一书相比，纸色和墨香相差很远。江阴徐氏印，未详为何人所有。《曹子建集》【一函四册】魏代曹植撰，共十卷。考察《子建集》，《隋志》记作三十卷；《唐志》和《书录解题》都记作二十卷；《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则只记作十卷。这部书前后都没有序、跋、目录，后面有元丰五年万玉堂刊刻木记，也分为十卷，与《读书志》《宋志》相同。此书摹刻非常精美，印纸上有“金粟山”印记，古色可爱。只是目录末叶和卷一首叶的纸色不同，字体也不同，应当是先有宋本缺少这两叶，后来翻刻时，又根据原书缺失的部分重新书写补刻。至于原来是否有序跋而被私人删去，就不得而知了。《陶靖节集》【一函八册】晋代陶潜撰，共十卷。前面有梁昭明太子萧统为陶集编次，并作总论；萧统又撰有《陶渊明传》。这部书也没有记载刊刻年月。卷十在颜延之撰《陶征士诔》、杨休之序录之外，凡是宋人刊刻《陶集》的各篇序文，都附录在卷中；因此此本不是宋刻本，没有疑问。何况它的摹刻本来就不很精工。收藏印章无法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