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故事一

译班在供奉班之后，于是命令供奉班像以前一样分立。庆历年间，贾安公担任中丞，认为东西班对拜是不合礼制的，又命令改为横行排列。至今，刚开始排列班次时分立；百官班次确定后，才转成横行排列；参拜结束后，又恢复分立；百官班次退下后，才退出。这是沿用旧制。

译关于衣冠服饰的旧例，大多没有明文规定，只是沿袭惯例；例如学士、舍人穿着软鞋去拜见丞相，往返时使用平状，叩阶后骑马之类，都是沿用旧例。近年来多使用靴子和简札。章子厚担任学士时，因事议论陈述，如今这便成为了明文规定。

中原的衣冠，自从北齐以来，就完全采用了胡人的服饰。窄袖、绯色或绿色的短衣、长筒靴、带有鞢带，都是胡服。窄袖利于骑马射箭，短衣和长筒靴都便于在草丛中行走。胡人喜欢茂密的草丛，常常睡卧其中，我出使北方时都见过。即使是王庭也设在深草之中。我到胡人朝廷时，刚下过雨，走在草丛中，衣裤都被沾湿，只有胡人毫无沾染。带衣上垂下的蹀躞，大概是用来佩带弓剑、佩巾、算袋、磨刀石之类的东西。后来虽然去掉了蹀躞，但还保留着它的环，环是用来连接蹀躞的，就像马的鞧根一样，就是现在的带銙。天子一定以十三环为等级，唐武德、贞观年间还是这样。开元之后，虽然沿袭旧俗，但稍微变得宽大了一些。然而带钩仍然穿过带本上的孔，本朝增加了顺折，这是崇尚文治的表现。幞头又称四脚，是指四条带子。两条带子系在脑后垂下，两条带子反系在头上，使其曲折贴合头顶，所以也称为“折上巾”。唐代制度，只有君主可以使用硬脚幞头。晚唐时期藩镇擅自专权，开始僭越使用硬脚幞头。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五种。只有直脚幞头贵贱通用。另外平民所戴的头巾，唐人也称为“四脚”，大概是两条带子系在脑后，两条带子系在下巴下，取的是劳作时不脱落的意思。没事时就反系在头顶上。现在的人不再系在下巴下，两条带子就成了摆设。

唐代中书省指挥事务称为“堂帖子”，我曾见过唐代的堂帖，有宰相的签押，格式就像现在的堂劄子一样。

我担任史馆检讨时，讨论枢密院劄子询问宣头所起的问题。我查阅唐代旧例，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书，都写四份：一份作为底稿，一份作为宣。这个“宣”是指发出执行，还没有用来命名文书。晚唐时期枢密使在禁中接受旨意，拿出交给中书，就称为“宣”。中书接受后，记录在籍册上，称为“宣底”。现在史馆中还有旧的《宣底》两卷，就像现在的《圣语簿》一样。梁朝初年设置崇仁院，专门执行机密命令。到了后唐庄宗恢复枢密使，让郭崇韬、安重诲担任，开始分管政事，不经过中书直接下达的称为“宣”，就像中书的“敕”一样。小事则发出头子，相当于堂贴。至今枢密院使用宣和头子，本朝枢密院也使用劄子。只是中书劄子，宰相的签字在上面，次相及参政依次向下；枢密院劄子，枢密使的签字在下面，副职依次向上：以此作为区别。头子只用于供给驿马之类的事情。

百官在中书省拜见宰相，九卿及以下官员，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就快步进入。宰相作揖及进茶，都高声赞喝，称为“屈揖”。待制以上官员拜见，就说“请某官”，不再屈揖，临退时仍然进汤，都在席南横向设置百官的座位，升朝则坐下，京官及以下都站立。后殿引见臣僚，待制以上官员宣名拜舞；一般官员只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略去尊贵者，表示与他们抗衡。在皇帝面前略去卑贱者，是减杀礼仪。

唐代制度，丞郎拜官，就在笼门谢恩。现在三司副使以上拜官，就在子阶上拜舞；百官在阶下拜，而不舞蹈。这也是笼门的旧例。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前面有一棵大槐树，一向称为“槐厅”。旧传居住在这里的人，多至入相。学士争夺槐厅，甚至有推翻前人行李而强占的。我担任学士时，亲眼目睹了这件事。

谏议大夫的班次在知制诰之上；如果兼任待制，就在知制诰之下，这是依从职事，戏语称为“带坠”。

《集贤院记》：“开元旧例，校书官允许称学士”。现在三馆职事，都称“学士”，是沿用开元旧例。

馆阁新书的净本有写错的地方，用雌黄涂抹。曾经校改字的办法：刮洗会损伤纸，纸贴又容易脱落，粉涂则字不消失，涂几遍才能模糊。只有雌黄一涂就消失，而且长久不脱落。古人称为铅黄，大概使用它由来已久了。

我担任鄜延经略使时，新建了一厅，称为五司厅。延州正厅是都督厅，治理延州事务；五司厅治理鄜延路军事，就像唐代的使院一样。五司是指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唐代制度，方镇兼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现在节度的职权，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节度、观察两案，并掌管推官、判官，现在都只治理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设置佐官，因为帅权不可再分不专一。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共同签书，而都受经略使节制。

银台司兼管门下封驳，是给事中的职权，应当隶属门下省，旧例却隶属枢密院。下寺监都行劄子；寺监具申状，即使是三司，也说“上银台”。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独赐翠

译毛织锦袍。学士及以上官员，各自按照本品的规制穿着。行案使用枢密院杂司的办事人员，主管判官食用枢密院的厨房，这大概是枢密院的子司。

译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同古代的勘契。其中雄性的称为“雄牡箭”，雌性的称为“辟仗箭”。这原本是胡人的做法。熙宁年间废除了这一制度。

前代藏书，分别隶属于几个地方，大概是用来防范水火灾害导致散失。如今三馆、秘阁，共有四处藏书，但都同在崇文院内。其中的官书，大多被人盗窃，士大夫家中往往能得到。嘉祐年间，设置编校官八人，杂糅校勘四馆的书籍。供给吏员百人，全部用黄纸写成大册。从此私家不敢擅自收藏。校勘多年，仅仅能完成昭文馆一馆的书就停止了。

旧时翰林学士地位清贵切近，都不兼任其他事务。文馆的职任，从校理以上，都有职钱，只有内外制不给。杨大年长期担任学士，家境贫寒，请求外放，表文有一千多字，其中两联说：“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京师百官上朝之日，只有翰林学士敕设使用音乐，其他即使宰相，也没有这种礼遇。优伶都由开封府点集。陈和叔被任命为学士时，和叔正任开封府知府，于是没有使用女优。学士院敕设不使用女优，从和叔开始。

礼部贡院考试进士之日，在台阶前设置香案，主司与举人相对拜，这是唐代的旧例。所坐的位置陈设供张非常丰盛，有关部门准备茶汤饮浆。等到考试学究，就全部撤去帐幕毡席之类，也没有茶汤，渴了就喝砚台里的水，人人都把嘴唇染黑了。不是故意想要困住他们，而是为了防止毡幕及供应的人私下传递所考的经义。曾经有败露的人，所以旧例为此设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认为礼数的轻重如此，其实自有其缘故。

嘉祐年间，进士奏名完毕，尚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这话从何而起，人们也不知道俊民是何人。等到御试，王荆公当时任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两人担任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置初考官，先定等第；再次密封后送给覆考官，再定等第；然后交给详定官，打开初考官所定的等第，以对照覆考的等第：如果相同就罢了；不同，就详审程文，应当遵从初考或遵从覆考来定，就不能另外设立等第。这时，王荆公认为初、覆考所定的第一人都不恰当，在行列中另外选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认为不可以。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当时任封弥官，听说后，对同僚说：“两位公为何用力争辩，从道十天前已听说王俊民为状元，事情必定早已前定。两位公徒然自苦罢了。”不久两人各自以己意进禀，而诏令遵从荆公的请求。等到拆封，果然是王俊民。详定官得以另外设立等第，从此开始，遂成为定制。

选人不得乘马进入宫门。天圣年间，选人为馆职，起初欧阳永叔、黄鉴等人，都从左侧门下马进入馆舍，当时称为“步行学士”。嘉祐年间，在崇文院设置编校局，校官都允许乘马到院门。其后中书五房设置习学公事官，也沿例乘马赴局。

车驾出行，前驱称为队，就是古代的清道。其次为卫仗，卫仗者，参照阑入宫门的法律，就是古代的外仗。其中称为禁围，如同殿中仗。《天官》说：“掌舍，无宫，则供人门。”现在称为“殿门天武官”，从天下长人中选拔八人。皇上御临前殿，就执钺立于紫宸门下；出行则作为禁围门，走在仗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从武力绝伦者中选拔担任。皇上御临后殿，就执檛东西对立于殿前，也是古代的虎贲、人门之类。

我曾购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通，是任命宰相刘昫兼判三司堂检。前面有拟状说：“具官刘昫。右，伏以刘昫经国才高，正君志切，方属体元之运，实资谋始之规。宜注宸衷，委司判计，渐期富庶，永赞圣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勋封如故，未审可否？如蒙允许，望付翰林降制处分，谨录奏闻。”其后有制书说：“宰臣刘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付中书门下，準此。四月十日。”使用御前新铸的印。与如今政府行遣稍有不同。

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称为“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称为“进草”。熟状用白纸书写，宰相押字，其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即用黄纸书写，宰臣、执政都在状背押字。堂检，宰、执都不押，只有宰属于检背书日，堂吏书名用印。此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这就是其不同之处。大率唐人风俗，自朝廷下至郡县，决事都有词，称为判，就是书判科。押检二人，是冯道、李愚。状检瀛王亲笔

译其中很有改动涂抹的地方。查考《旧五代史》记载：“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去世。庚辰日，任命宰相刘昫判理三司。”这正是十日，与这份检状没有差异。宋次道记载的《开元宰相奏请》、郑畋的《凤池稿草》、《拟状注制集》，全都多用四六骈文，都是宰相亲自起草的。如今这份拟状，是冯道亲笔所写，大概沿袭的是旧例。

译旧制规定，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的官印都涂金。近来的制度，三省、枢密院的官印用银制作，涂金；其余的都只铸铜而已。

卷二 故事二

三司使的班次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规定，代理使职与正式使职相同，所以三司使的官衔都列在官职之上。庆历年间，叶道卿担任代理三司使，执政大臣中有想压制叶道卿的人，在颁布敕令时将“代理三司使”的官衔移到官职之下，于是排位就在翰林学士之下，从此成为惯例。后来曾有人议论此事，虽然官衔依旧，但代理三司使初次任命时，由门下省取旨，偶尔有排在学士之前的，但这并未成为定制。

宗室子弟被授予南班官职，世人传说王文正太尉担任宰相时，才开始提出这个建议，其实并非如此。旧例，宗室子弟没有升迁官职的法令，只有遇到罕见的大庆典，才普遍升迁一级官职。景祐年间，初次确定祖宗配享南郊祭祀，宗室想借着大礼请求推恩，让诸王宫教授刁约起草奏表上报。后来刁约见到丞相王沂公，王公问：“前几天宗室请求升迁官职的奏表，是谁写的？”刁约没揣测出他的意思，回答说不知道。回去后思考这件事，恐怕事情败露且获罪，于是再次前往相府。王沂公像以前那样问他，刁约更加恐惧，不敢再隐瞒，于是如实回答。王公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喜爱他的文辞罢了。”再三嘉奖。接着说：“已经得到旨意，另有安排。再过几天，就会有命令。”从此就有了南班官职的授予，近支宗室从初次任命小将军开始，经过七次升迁就成为节度使，于是成为定制。众宗室子弟用千匹绢感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与刁约是亲旧，刁约曾拿出奏表草稿给我看。

大理寺的法官，都亲自翻阅案卷，不得让吏人代劳。中书省检正官不设置吏人，每房只给一名楷书官抄写洁净文本而已。这是为了让士人亲身处理职事，防止吏人作弊，同时考察人才。

太宗命令创制方形团球带，赐予二府文臣。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都特别赐予；李用和、曹郡王都因为身为皇舅而赐予；近年宣微使王君贶因为资历老而特别赐予。这些都是破格恩赐，不是常规。近年京师士人穿朝服骑马，用浅黑色衣服蒙在上面，称为“凉衫”，这也是古法的遗留。《仪礼》中“朝服加景”就是如此。只是不知道古人的制度章纹颜色是怎样的罢了。

内外制凡起草诏令任命官员，从给事中、谏议大夫、待制以上，都有润笔费。太宗时，确定润笔钱的数额，下诏刻石在舍人院。每次任命官员，就发文督促。在院官员下至吏人、院驺，都分沾利益。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内外制都有额外供给，废除了润笔费。

唐制，官阶未到而以其他官职代理的，称为直官，如许敬宗任直记室就是如此。本朝学士、舍人都设置直院。熙宁年间，又设置直舍人、学士院，但只让资历浅的人担任，其实他们是正官。熙宁六年，舍人都升迁罢免，门下省无人，于是让章子平代理知制诰，而不任命直院，是因为他是暂时代理。古代的兼官，大多是暂时代理；有长期兼任的，就等同于正官。我家收藏《海陵王墓志》谢朓文，称“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堂理事，就有衙吏在前引导喊喝。本朝制度，在禁中只有三官可以喊喝：宰相在中书省喊喝，翰林学士在本院喊喝，御史在朝堂喊喝。都用穿红衣服的吏人，称为“三告官”。所经过的地方，守门吏用木棍敲击地面警示众人，称为“打仗子”。两府、亲王，从殿门打至本司及上马处；宣微使在本院打；三司使、知开封府在本司打。近年寺监长官也打，不是旧例。前宰相赴朝，也有特别旨意，允许张盖、打仗子的，是临时命令。执丝梢鞭入内，从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只乘紫丝暖座随从入内。队长持破木棍，从待制以上。近年寺监长官持藤杖，不是旧例。百官仪范，法令之外，各家所记，还有遗漏的。虽然极其琐碎，也是一时的仪制。

本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没有兼任中书令的，只有赠官才有。元丰年间，曹郡王因为身为皇舅特别任命兼任中书令，下度支发放俸禄。有关部门说：“向来没有活着的任中书令领取俸禄的成例。”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坐次，多出于临时安排。唐以前的旧例，都不可考，只有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子王郭英又书信中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来，未尝参错。”这也略见当时旧例，现在记录在这里，以补阙文。

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此后藩镇，下至从军资历深的人，都惯例赐“功臣”。本朝只用来赐予将相。熙宁年间，因上皇帝尊号，宰相率领同僚当面请求三四次，皇上始终不允，说：“徽号正如卿等‘功臣’，对名实有什么补益？”这时吴正宪为首相，于是请求只保留“功臣”号，皇上听从了。从此群臣相继请求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