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官政一
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復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译只是选取旧书，用墨涂抹一个字，又在旁边重新写上原来的字，作为每天的功课。自从设立了编校局，就只能用朱笔圈出这个字，仍然在卷末写上校官的姓名。
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有或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疋，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麴钱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谓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麴，则致重復。此亦善虑事也。
近歳邢、寿两郡，各断一狱，用法皆误，为刑曹所驳。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昆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其谋杀。不当復坐其妻。”邢州有盗杀一家，其夫妇即时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财产户绝法给出嫁亲女。刑曹驳曰：“其家父母死时，其子尚生，财产乃子物；出嫁亲女，乃出嫁姐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于生者，一失于死者。
深州旧治靖安，其地碱滷。不可艺植，井泉悉是恶滷。景德中，议迁州。时傅潜家在李晏，乃秦请迁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无以异于旧州，盐碱殆与土半，城郭朝补暮坏；至于薪刍，亦资于他邑。唯胡卢水粗给居民，然原自外来，亦非边城之利。旧州之北，有安平、饶阳两邑，田野饶沃，人物繁庶，正当徐村之口，与祁州、永宁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潜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谓免官二官皆免，则从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当，”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从见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误晓律意也。
律累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此止法者，不徒为之，盖有所碍，不得不止。据律，“更犯有历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注：“各，谓二官各降，不在通计之限。”二官，谓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计，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余考其义，盖除名叙法：正四品于正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当若降五等，则反重于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虽不用，然用法者须知立法之意，则于新格无所抵梧。余检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询老法官，无一人晓此意者。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棚以监之。梁侯景攻台城，为高楼以临城，城上亦为楼以拒之，使壮士交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可致。近歳边臣有议，以谓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省，恐讲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愤输钱于敌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逮系有司，具前后巨蟪状秦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已事法”著于敕律。
驿传旧有三等，日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时。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歳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
译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大多在原有的赋税之外，向百姓重复征收。宋朝初年，全部予以减免并整顿，使税额固定下来。其中若有轻重不均的地方，就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均衡。福州、歙州的税额太重，福州就规定用二贯五百文钱折纳一匹绢，歙州缴纳给官府的绢只重几两。太原府的赋税全部免除，于是用减价买卖粮食来弥补。后来的人往往怀疑福州、歙州折纳绢帛太贵，太原折纳粮食太贱，这是因为没有看到当时均衡赋税的用意。
夏秋两季沿袭征收的物品，如盐、曲钱之类，名目繁多琐碎。庆历年间，有关部门建议合并，归并为一个名目以节省账册文书。程文简担任三司使，唯独认为沿袭旧制更方便，如果废除旧名，日后就不清楚了。如果再征收盐、曲钱，就会导致重复征收。这也是善于考虑事情的表现。
近年邢州、寿州两个郡，各自审理了一起案件，适用法律都有错误，被刑部驳回。寿州有人杀了妻子父母兄弟数人，州府以不道罪论处，连坐妻子儿女。刑部驳回说：“殴打妻子的父母，就是义绝，何况是谋杀。不应当再连坐他的妻子。”邢州有盗贼杀了一家，那对夫妇立即死亡，只有一个儿子第二天才死。那家的财产按户绝法分给出嫁的亲女儿。刑部驳回说：“那家父母死的时候，儿子还活着，财产是儿子的；出嫁的亲女儿，是出嫁的姐妹，不应该有份。”这两件事大致相同，一个错在活人，一个错在死人。
深州旧治所在靖安，那地方土壤碱卤。不能种植，井水泉水全是苦涩的卤水。景德年间，商议迁移州治。当时傅潜家在李晏，于是请求将州治迁到李晏，就是现在的深州。土地不长草木，与旧州没有区别，盐碱几乎占了一半，城墙早上修补晚上就毁坏；至于柴草，也依赖其他县邑。只有胡卢水勉强供给居民，但水源来自外面，也不是边城的便利。旧州的北面，有安平、饶阳两个县，田野肥沃，人口众多，正当徐村渡口，与祁州、永宁犬牙交错。不把州治迁到这里，却顾惜私利，急忙在李晏筑城，这是傅潜的罪过。
律法规定：“免官的人，三年之后，降低原品级二等叙用。免所居官及官当的人，一年之后，降低原品级一等叙用。”“降先品”，是说免官两种官职都免，就从未降级的品级降低二等叙用。“免所居官及官当”，只免一个官职，所以从未降级的品级降低一等叙用。现在叙用官职却从现存官职再降低一等，是误解了律法的意思。
律法规定连续降级虽然多，各自不得超过四等。这个限制，不是随便制定的，大概是有阻碍，不得不限制。根据律法，“再犯有过历任官职的人，仍然连续降级；所降级的虽然多，各自不得超过四等。”注解说：“各自，是说两种官职各自降级，不在总计的限度内。”两种官职，是指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种官职；勋官为一种官职。两种官职各自降四等，不能总计，就是总共降八等为止。我考察其中的含义，大概是除名叙用的方法：正四品在正七品之下叙用，从四品在正八品之上叙用，就是降低原品级九等。免官、官当如果降五等，就反而比除名更重，这是不得不限制的原因。这条律法现在虽然不用，但执法的人必须知道立法的用意，才能与新法规没有抵触。我担任检正刑房公事时，曾经普遍询问老法官，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个意思。
边城守备器具中有战棚，用长木支撑在女墙之上，大体类似敌楼，可以分离合并，设置起来顷刻就能完成，以防备仓促间城楼毁坏或没有楼的地方受攻，就急忙张开战棚来监视。梁朝侯景攻打台城，建造高楼来俯视城池，城上也建造楼来抵御，让壮士在楼上用长矛交战，也接近这类情况。防备敌人，不是仓促可以造成的。近年边臣有建议，认为既然有敌楼，那么战棚全部可以废除节省，恐怕是考虑不周。
鞠真卿镇守润州，百姓有斗殴的，除了本罪之外，另外命令先动手的人出钱给后应战的人。小人吝惜钱财，加上愤恨把钱输给敌人，整天纷争，互相看着不敢先下手。
曹州人赵谏曾经担任小官，因罪被废，只靠记录别人的隐私来控制乡里，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思。人们害怕他胜过害怕寇盗，官府也被他牵制，只是敷衍应付罢了。兵部员外郎谢涛任曹州知州，完全掌握了他的凶恶行迹，逮捕他交给有关部门，详细列举前后的巨大罪状上奏，奏章下达御史府查办。奸赃狼藉，于是判处死刑，曹州人都互相庆贺。因此有了“告发不干己事法”著录于敕律。
驿站传递旧有三种，叫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每天走四百里，只有战事兴起时才使用，熙宁年间，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像古代的羽檄。用木牌朱漆黄金字，光亮刺眼，经过像飞电一样，看见的人没有不避让道路的，每天走五百多里。有军前紧急处置，就从御前发出，三省、枢密院都不能参与。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荒，饿死的人尸体枕藉在路边，这时范文正统领浙西，发放粮食并招募百姓储存粮食，方法很完备，吴人喜欢竞渡，喜好做佛事。希文就放纵百姓竞渡，太守每天在湖上设宴，从春到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集各佛寺的主持，告诉他们说：“饥荒年份工价最贱，可以大兴土木工程。
”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馀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歳，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歳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歳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译于是各寺庙的建筑工程大兴。又新建粮仓和官吏宿舍，每天役使上千人。监司上奏弹劾杭州不体恤荒政，嬉戏游乐没有节制，以及公私大兴土木，耗费民力，范仲淹于是亲自条陈叙述宴游及兴造的原因，都是想要动用富余的财物，来惠及贫民。从事贸易饮食、工匠技艺和出卖劳力的人，依靠官府和私人供养的，每天大概有几万人。荒政的实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一年，两浙地区只有杭州安定，百姓没有流离迁徙，都是范仲淹的恩惠啊。年成饥荒时发放司农寺的粮食，招募百姓兴办有利之事，近年于是确立为法令。既然已经救济了饥民，又借此成就百姓的利益，这是先王的美善恩泽啊。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復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復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復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復加矣。放回运人，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準援卒所费。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远，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忠、万间夷人，祥符中尝寇掠，边臣苟务怀来，使人招其酋长，禄之以券粟。自后有效而为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间纷争者，至有自陈：“若某人，才杀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杀兵民数倍之多，岂得亦以一券见绐？”互相计校，为寇甚者，则受多券。熙宁中会之，前后凡给四百余券，子孙相承，世世不绝。因其为盗，悉诛鉏之，罢其旧券，一切不与。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住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楷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矿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空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即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分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能行者四种：一者“末盐，”海盐也，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所出，京幾、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之。又次“井盐”，凿井取之，盖、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盐”，生于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之。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歳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歳入二千余万缗。唯末盐歳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慎县，尝有殴人死者，处厚往验伤，以糟 灰汤之类薄之，者无伤迹，有一老父求见曰：“邑之老书史也。知验伤不见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迹必见。”处厚如其言，伤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间官司
译凡是军队出征，就地取粮于敌国，是最为紧迫的事务。运输粮草不仅耗费巨大，而且难以行军深远。我曾计算过，每人背负米六斗，士兵自带五日干粮，一人供养一名士兵，单程可维持十八日：米六斗，每人每天吃二升。两人食用，十八日吃完。如果计算往返，只能前进九日。两人供养一名士兵，单程可维持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用，每天六升，八天后，一名士兵所负的米已吃完，供给六天粮草后遣返回程。之后十八日，两人食用，每天四升并携带粮草。如果计算往返，只能前进十三日。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连同回程，每天吃四升并携带粮草。三人供养一名士兵，单程可维持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四人食用，每天八升。减少一名士兵，供给四天粮草。十七天，三人食用，每天六升。再减少一名士兵，供给九天粮草。之后十八天，两人食用，每天四升并携带粮草。计算往返，只能前进十六日。前六天半，每天吃八升。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后十一天连同回程，每天吃四升并携带粮草。三人供养一名士兵，已是极限，如果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三分之一，只剩下驻守作战的士兵七万人，已经用了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以再增加了。放回运粮的人，必须有援兵接应。因为运粮途中有死亡疾病，人数稍减，而且用减少的粮食，抵充援兵的耗费。运粮的方法，每人背负六斗，这是按总数平均计算的。其中队长不背负，砍柴挑水的人减半，剩余的都分摊给众夫。更有死亡疾病的，所负的米，又分摊给其他人。那么每人所负的，常常不止六斗了。所以军中不容许有闲养的人，一人闲养，两三人供养他。尚且可能不足。如果用牲畜运输，骆驼能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与人相比，虽然负重多而耗费少，但是草料喂养不及时，牲畜多瘦死。一头牲畜死了，就连同所负的粮食一起丢弃。与人背负相比，利害各半。
忠州、万州之间的夷人，祥符年间曾经侵扰掠夺，边境官员苟且务求招抚，派人招抚他们的酋长，用券契和粟米给予俸禄。此后有立功而任职的，不得已，又用券契招抚他们。其中纷争的人，甚至有人自己陈述：“像某人，才杀掠若干人，就得到一券；我杀兵民的数量是他的数倍，难道也能用一券来欺骗我吗？”互相计较比较，做贼严重的，就接受多张券契。熙宁年间汇总统计，前后共给了四百多张券契，子孙相承，世世代代不绝。因为他们做盗贼，全部诛杀铲除，废除旧券契，一概不给予。从此夷人畏惧威势，不再侵犯边塞。
庆历年间，黄河在北都商胡决口，很久没有堵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自驻守督工。凡是堵塞黄河决口即将合拢时，中间的一个埽，叫做“合龙门”，工程全靠它。这时屡次堵塞不合拢。当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个水工高超献计，认为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住，埽不到水底，挖掘河流不断，而绳缆多断裂。现在应当把六十步分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用绳索连接，先下第一节，等它到底后空压第二、第三。旧工匠争辩，认为不可，说：“二十步的埽，不能断流堵漏。白白用三节，所费应当加倍，而决口不能堵塞。”高超对他说：“第一埽水确实没有断，但水势必然减弱一半。压第二埽，只用一半力气，水即使没有断，也不过是小漏罢了。第三节是在平地上施工，足以尽人力。三节处置确定后，上面两节自然被浊泥淤塞，不费人工。”郭申锡坚持前面的意见，不听高超的话。这时贾魏分别统帅北门，唯独认为高超的话是对的，暗中派遣数千人到下游打捞流走的埽。确定后埽果然流走，而黄河决口更加严重，郭申锡因此获罪贬谪。最终采用高超的计策，商胡才安定。
盐的种类很多，前代史书记载，夷狄之间自有十多种；中国出产的，也不少于几十种。现在公私能通行的有四种：一是“末盐”，即海盐，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用。其次是“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出产，京畿、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用。再次是“井盐”，凿井取之，盖、梓、利、夔四路食用。再次是“崖盐”，生长在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用。只有陕西路的颗盐有定额税课，每年为钱二百三十万缗；其余多少不常，大约每年收入二千多万缗。只有末盐每年自行抄收三百万，供给河北边境购买粮食；其他都供给当地经费罢了。因为边境购买粮食仰仗度支供给的，河北则是海、末盐，河东、陕西则是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的方法，凡是行百里，陆运每斤四钱，船运每斤一钱，以此作为比率。
太常博士李处厚任庐州慎县知县，曾经有殴打人致死的人，李处厚前往检验伤痕，用糟、灰、汤之类涂抹，死者没有伤痕痕迹，有一个老父请求见面说：“我是县里的老书吏。知道检验伤痕不见其迹，这容易辨别。用新红油伞在日中覆盖，用水浇在尸体上，伤痕痕迹必然显现。”李处厚按照他的话做，伤痕痕迹清晰可见。从此江淮之间官府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歳歳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患。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日：“移堤则歳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钜万，而江堤之害，仍歳有之。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復可为。
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歳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尝降墨敕，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其后有司屡请闭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献议者悉罢遗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阙欢呼称谢。熙宁中，復有献谋者。余时在三司，求访两朝墨敕不获，然人人能诵其言，议亦竟寝。
卷十二 官政二
淮南漕渠，筑埭以畜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禁陶鉴始议为復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歳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船。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余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鞠问，里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歳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宪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歳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曾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入相。
国朝初平江南，歳铸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歳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歳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
译钱塘江，钱氏时期修筑了石堤，堤外又种植了十几排大树，称为“滉柱”。宝元、康定年间，有人献计说砍伐滉柱，可以获得数十万良材。杭州长官认为可行。不久旧木露出水面，全都腐朽败坏不能使用。而滉柱一旦砍光，石堤被洪涛冲击，年年溃决。这是因为古人埋设柱子是为了折减水流的怒势，不与水争力，所以江涛不能造成祸患。杜伟长担任转运使时，有人献计，从浙江税场以东，将堤坝向后退移几里修筑月堤，以躲避怒水。众水工都认为方便，唯独一位老水工认为不对，秘密告诉他的同伙说：“移堤则年年没有水患，你们靠什么衣食？”众人贪图利益，于是附和。杜伟长没有识破他们的计谋，耗费巨资，而江堤的祸害，仍然年年发生。近年才讲求月堤的好处，涛害稍微减少。然而仍不如滉柱的好处，但所费太多，不再可行。
陕西榷盐，旧法由官府自行搬运，设置机构拘禁贩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实行钞法，命令商人到边郡缴纳四千八百文钱购买一张盐钞，到解池领取二百斤盐，允许他们私自贩卖，所得钱财用来充实塞下，省去了数十郡搬运的劳苦。往日用车牛驴运输盐而役死者，每年数以万计，冒犯禁令获罪的，不可胜数；至此全部免除。实行久了，盐价时有高低，又在京师设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行派遣官员主管。京师食盐，每斤不足三十五文，就收敛不发，以提高盐价；超过四十文，就大量发放库盐，以压制商人的利润。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实行了几十年，至今认为有利。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曾降下墨敕，允许民间买卖贩卖，只征收税钱，不许官府专卖。后来有关部门屡次请求封闭垄断，仁宗皇帝又有批诏说：“我终究不让河北百姓常吃贵盐。”献计的人全部罢免遣散。河北父老，都掌中捧着灰烬，借火焚香，望着朝廷欢呼称谢。熙宁年间，又有献谋的人。我当时在三司，寻找两朝的墨敕没有找到，然而人人都能背诵其言，议论最终搁置。
卷十二 官政二
淮南漕渠，筑埭以蓄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是谢公所作。查李翱《来南录》，唐代还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年间，监真州排岸司右禁陶鉴开始提议修筑复闸节水，以节省舟船过埭的劳苦。这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担任发运使、副使，上表实行，开始修筑真州闸。每年节省冗卒五百人，杂费一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船载米不过三百石。闸建成后，开始造四百石船。后来所载逐渐增多，官船达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每囊二石。此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继废革，至今有利。我元丰年间经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到一块卧石，是胡武平写的《水闸记》，略叙其事，但不甚详细。
张杲卿丞相任润州知州时，有一妇人丈夫外出数日不归，忽然有人报告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查看。号哭说：“是我丈夫。”于是上报官府。张公命令属官集合邻里到井边验证是否是她丈夫，众人都说井深无法辨认，请求捞出尸体验证。张公说：“众人都不能辨认，妇人独自凭什么知道是她丈夫？”收押交付有关部门审讯，里中奸人杀了她丈夫，妇人参与谋划。
庆历年间，议论放宽茶盐禁令及减少商税。范文正认为不可：茶盐商税的收入，只是分减商贾的利益罢了，实行于商贾未甚有害；如今国家用度未减，岁入不可缺，既然不从山泽及商贾那里取，必须从农民那里取。与其害农，哪里比得上从商贾那里取？如今计策不如先节省国家用度；国家用度有余，应当宽减赋役；然后才轮到商贾。放宽禁令不是应当先做的。其议论于是搁置。
真宗皇帝在南衙时，开封府十七县都因岁旱放免税收，即有流言传到皇上耳中，想要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知皇上心意，都上露章说开封府放免税收超过实际，有旨令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复查。其中亳州应当复查太康、咸平两县。这时曾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会喜爱他的识度，常以公相期许。至此派遣冀公前往，仍告诫他说：“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到两邑，按行非常详细。其余抗言放免税收过多，追收所税物，而冀公独自请求全部放免，人都为他担忧。明年，真宗即位。首先提拔冀公为右正言，仍对辅臣说：“当此之时，朕也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这是大臣的节操。”自后进用超越，最终入相。
国朝初平江南，岁铸七万贯。此后稍增广，至天圣年间，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年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只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开始制定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杜绝请托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