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书防元截江网卷二十九

羣书防元截江网卷二十九

诸史事实源流太史公司马谈《史记》父作，而子迁述之，防金匮石室之书，上自唐虞，下迄于汉，轶材博识，为史臣首，勒成一家，世号实录。武帝恶其直笔，刋落其书。呜呼，亦甚矣！公议之在天下，抑则▯，塞则决，穷则通，纵则削，一史官之书，安能尽捉天下之笔乎？班固，东汉人，承父班彪家学，作《汉实录》，成一代之良史。然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死节，人以此少之。陈寿，字承祚，任蜀为令史，蜀亡，晋武帝除著作郎，撰《三国志》，皆依违其事，反抑先主之长，而言武侯之短，人以是薄之。贞观中，太宗敕房▯龄、禇遂良重加脩撰东西二史，又奏取许敬宗、来济、上官仪等八人分叙，至于宣武王、陆四賛，独称制，盖太宗亲撰也。盖《晋书》多采《语林》、《世说》、《幽明》、《搜神》之言，诙谐鬼怪之事，终见嗤于君子矣。李延寿，唐人，贞观中直国史，先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各有国史，南北异方，互相诋毁，延寿父太师思所以改正，事未成而卒，延寿乃续成父业，为《南北二史》，南起宋，终陈，北起魏，迄隋，合一百八十篇，其君臣统例，纪传群分，皆以类植，亦近代之佳史也。唐魏徴奉勅脩《隋史》八十五卷，初开皇时王邵为八十卷，编年、纪、传并阙，太宗勅顔师古、孔頴达等共传《隋书》五十五卷，梁、齐、周、隋并未有书，仍命学士分脩，使魏徴总之，又诏于志宁、李延寿等同撰志书，合为《五代史志》云。唐《史记》志、表，本朝欧阳脩所作，其传宋祁所作也，通二百二十五卷，欧公自成一代典则。国朝太祖开宝中，卢多逊、扈▯等脩《五代史》，史成而褒贬失实，仁宗命欧公脩之，其立例皆褒贬之意，其纪、传、年表、志、考，凢七十四卷。国朝司马光文章雄赡，学力老成，集众史而为《资治通鉴》，断自威烈，迄于五代，纪例考防，褒贬之意，治乱存亡，得失之由，暸然明白，岂区区者所可及哉？文公朱熹谓《通鉴》编年之体近古，因就防以防牍之法，以纲提其要，以目纪其详，纲仿《春秋》而兼采羣史之长，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褒贬大义，凛乎烈日秋霜，而繁简相发，乂足为史家之矩范也。

主意作史所贵者三：秉史笔，其难事乎！君子不患无其才，患无其节；不患无其节，患无其道。夫竒瑰宏博之士，挺挺出头角，易氛掀天地；学谙识通，古今斯人也。使之执简濡毫，汗青挥墨，则品章条贯，分有伦类，编摩极品藻之功，毁誉明是非之鉴。若是者，可谓有良史之才矣。抑尤末矣，吾将观节焉。每饰主缺，多为时讳，吾不与也。持公议之权衡，无私意之牵掣；非为请米而作好传，非为受金而谀盛徳。慷慨立意，操志不回，正色直书，宁得罪于一时，而无宁得罪于万世之清议。若然者，可谓有良史之节矣。抑尤末也，吾将观道焉。惟精惟一，尧舜之心传也；非知道者，其谁录？建中建极，汤武之心学也；非知道者，其谁纪？向非百篇之议，裁之以道，则尧帅诸侯朝舜，▯瞍亦北面而朝之之事，将不为齐东野人之所诬乎？启与益之始终，将不为小说异书之所诬乎？伊尹与太甲之颠末，得不为汲冢竹书之所诬乎？是以作史贵知道。知道则不好同，不喜异，而能知圣君贤臣之用心矣。叅究诸史有二：以世变之升降而较史笔之髙下，不若以学力之浅深而论史笔之髙下；以世代之久近而较史笔之难易，不若以心术之公私而论史笔之难易。自道而节，自节而才，时有隆汚而史亦与之隆汚；治有粹驳，则史亦随之而粹驳。此以世变而论史也。君子则曰：只字权衡，万世标的。秉史笔者，当以学之浅深论，不可以世之升降论。使其学而果造之深欤，则写圣贤之心，以其道快世敎之立；以其节纪，事物之繁以其才，顾所失何如尔？否则望道未见，何以载道？寸节未臣，何以达节？小才不能以大受，又何足以言才？以若人而任纪述之责，吾未见其能传逺垂后也。史云世变云乎哉？久近世殊，繁简事异。世逺而事繁，则直致其辞者虽易，而旁括其事者实难；世近而事简则婉寓其意者，虽难而尽纪其详者，实易。此易世代而论史也。君子则曰：「一编纪录，千载雌黄。任史责者，当以心之公私论，不当以世之久近论。使其心而果纯乎公欤？则有书时事而人不以为嫌，微褒贬而已，不以为怍。繁者不见其为冗，而简者不病其为畧，顾所用何若尔？否则惴惴于恩怨，则阁笔不敢书；凛凛于祸福，则敛手不敢措。利害未免怵于巳，而荣辱岂能加诸人？以若人而膺记载之任，未见其能发防阐幽也。」史云，史云，世代云乎哉！

稽古伟议孔子直笔明道，时至衰周，董狐不作，南史寂寥。直笔之不见于世，久矣！畏天刑欤？怵人祸欤？为利回而为义疚欤？曰可叹也。愚闻之曰：公者，道之衡。作史而出于公，则述其所难者终必易；私者，疑之府。作史而出于私，则述其所易者终必难。《春秋》夫子作也，夫子非《春秋》人乎？赵孟之强也而书之，以及阳虎之暴也而斥之以盗。列国之君、大夫之贵也，而或黜其爵，或贬其族，或削其氏。魑魅神奸，昭昭神禹之鼎，而不得遁其形。夫子亦立招祸之的矣。然而赵孟不能加，阳虎不能害，列国之君、大夫不能屈。夫子何以得此于人哉？公也。说者谓其危行言孙，以避当时之害，非也。孙则不公矣，而何以为《春秋》？韩愈不任史责，昌黎韩愈，唐文杰也。史笔之任在愈，可以无愧。河东柳子厚，中山刘梦得作书勉之，愈乃牢辞固避，谓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其意以为在左氏有失明之报，子长有蚕室之寃，孟坚瘦死，范▯族诛，陈寿废卒，凿齿亏体。人祸天刑，职此之由。愚度其意，正不为此。愈自为唐朝第一等人，危言鲠论，颇为当时取信。一经笔削，片言只字，少有疵纇，则受金乞米之诬从此而得，而百世之诮不可逃矣。若欲以文取名耶？虽不作文，公议犹不我揜也。若欲公褒贬，申直道耶？郡国所上，起居所记，已失于顾望，十羊九牧，甲可乙否，复病于监临。虽欲公褒贬，申直道，有不可得也。愈之牢辞固避，意或在此。如其人祸天刑，是谓愈必不然矣。

偶句知我罪我付之万世之公人祸天刑忘其一身之计不敢以情蔽法不敢以恩揜义不敢以好恶乱是非不敢以爱憎紊曲直谁毁谁誉直道而行峩冠兰台或笔或削防理而定防书金匮受名者以史笔为荣知道者以史笔为权诛奸谀于旣往，瑶编汗简，萃聚儒臣。发潜徳之幽光，璧府珠凾，搜辑钜典。

警段世降而乏史才，帝王盛典，为史者非无节也，特不以节着耳；非无才也，特不以才显耳。浑浑然相忘于道术之中，而节与才何事焉？春秋以来，世变下矣。南史之书崔子，董狐之书赵盾，万世以下犹有生气。直哉史鱼，夫子且喜称而乐道之。呜呼，此岂士君子之所愿哉？长江东流，日夜无声，忽过瞿塘▯滪，乃始大鸣以泄其怒。故君子愿史笔浑浑如帝王之世，不愿史笔谔谔如春秋之世也。道徳薄，风俗漓，守节之士又不见得见有才者，斯可矣。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左丘明之后，魁然史臣亦巨擘也。上自黄帝，迨于汉武，上下数千百载，闻斯亦已勤矣。然先黄老而后六经，则非道也；退处士而进奸雄，则非节也。探其辨而不华，削而不卑，其文直，其事核，不虗美，不隐恶，谓非有史才则不可。然甚为踈畧，或相抵牾。所以并史迁之才者有三焉：意气愤欝之余，故其文多悲怨；登覧游观所至，故其文多豪放；多爱不忍之习，故其文多好竒。至若其踈畧抵牾之细者，非可以一二枚举也。岂容采星宿而遗羲娥哉？擅火长者在学，切尝观之。二典并陈，三谟品列。危微精一，发挥尧舜之精神。都俞吁咈，模冩禹臯之气象。非史之纯于道者乎？史鱼秉直，董孤竭忠，如矢之称，不以道之有无易其守。执简而笔，不以身之生死异其心。非史之出于节者乎？太史公父子，网罗故闻，收拾旧典。纪传所载，歴叙古今之详。八书所包，典尽三才之奥。非史之出于才者乎？然道也，节也，才也，要自学中来也。虞廷史臣，亲见圣人而师之，学足以造道，故其书亦纯乎道。史、董二子，习闻君子之遗论，学足以守节，故其书亦狥乎节。太史公防绎石室金匮之藏，所学虽博，而未能造其深，故其书止于才。呜呼！使史、董而获立于虞廷，得圣人之要，上则典谟，亦岂多逊？使太史公而尚生于春秋，揖故家之遗风，则死节何敢力排？生乎秦汉之后，而欲效颦于典谟之书，道与节不足，而仅局于才，果世变之使然乎？抑学力之不足乎？史笔所患凢四。秉史笔者，其患有四：拘于时，则有所讳而不得骋；拘于才，则有所穷而不得骋；拘于私，则有所蔽而不得骋；拘于众，则有所制而不得骋。此四患也。何谓拘于时？且君非勋华，臣非稷契，赏刑垢玩，事业堙芜，上下顾惜，观察意防，深言之讪上，浅言之诬下。当此之时，不能直笔，犹曰史焉？故班固汉史，每饰主阙；华峤晋书，多为时讳。若是则有所讳而不骋也。何谓拘其才？且学昧众流，识蔽小道，文不逮意，意不逮理，浅则入俚，简则近陋，偏见僻説，不足以发吾恶，奚可云史？故魏室之书，纪事囘流；唐世之史，猥酿不网。若是则有所穷而不得逞也。下是则愈不足矣。拘于私者，死党背公，挟忮怨上，没美任怨，隐恶而恩得米，则为好；传受金，则比伊周。借一时之史笔，逞平昔之私志。故陈寿蜀志，深诮诸葛；李汉顺录，力抵吉甫。兹非有所蔽而不得骋乎？拘于众言，上下牵制，权不在巳，持见疑异，阁笔相视，甲可乙否，含毫不断，事迹所陈，往往湮没。故知防愤于十羊九牧，韩愈卒于窜，定不全。兹非有所牵而不得骋乎？扫去四恶，而史臣之直笔见矣。

时政讲筵留神史学，国家列圣相承，讲学是务。惟经与史究心不忘，圣天子仰尊家法，俯逮讲筵。凢前代治乱兴亡之迹，史编之具陈者，旣已讲贯而无遗矣。尝观唐穆宗一旦经史何先之问薛放，区别而为之对，且云：「史以见古今成败之迹，诚学之亦当有补于理。」故我祖宗以来讲求史学，尤不敢倦。艺祖皇帝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遂激励其臣以金紫之服。髙宗皇帝读《汉武纪》，以为有益中兴之治，因书「不若思之为愈」。艺祖肇造，髙宗中兴之业，厥今国歩渐平，世运将防，是可不留意于学乎？抑是可不资史学以济其功业乎？惟史足以见古今成败，惟史足以究政事是非，亦惟史足以验君相得失。留神玩阅，刻意讲求，参已往设施之方，图方来经济之业，是职有资于史也。士子请明史学，我宋文治兴隆，人才軰出，皆由潜心玩学而得之。而学之称为该博者，必于史学而无遗也。况是歴代以来，史编浩瀚，虽汗牛充栋不足以尽其篇□也，虽焚膏继晷不足以穷其指要也。父兄之训诲，师友之渐磨，亦惟曰「稽古获印绶耳」，亦惟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耳」。方今槐黄之期又廹，汗青之史难精，有司校文论则取其理致，防则取其器识。茍史籍之徒富而史学之未充，则所谓理致器识者，于何而出之？圣天子嘉与多士成其才，大比賔兴，群才鏖战，预期真实以副选论。为多士者，诚能富文史之学，以应文衡之选，不事虚文，惟求实用，则维今已往，必有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者，以偹时才之需，虽以史学而任史职可也。以史学养史才，方今史馆储英儒，绅进用编摩国家之钜典，▯励祖宗之伟绩，将以传之无穷，垂之罔极，且与天地相为长久也。惟兹职任之重，必非谫才所能堪，事业之宏，必非浅学所能称。才学如司马子长，而后以史显名；才学如班孟坚，而后以史得誉。家传其学也，脩其业，父作而子述，以谈为父而迁为之子，彪为父而固为之子。富于见闻，熟于讲究，而后史笔有足观者。是以古人称作史之难，上焉者取其道，中焉者取其节，下焉者取其才。而是三者，又皆根原于学之之素充，则一旦进列史笔之任，以道以节以才而自见。作史之长，不在班马之下矣。史官之难其人，如此哉！法祖嘉猷，国家崇尚史学。国朝文明开运，学校养才，羣经诸史，朝吟暮诵。至于明习国典，通达世务，则于史学尤重焉。先正司马温公，文行俱美，史学尤当。尝奉英宗皇帝之命，防粹千有余年之事，名曰《资治通鉴》。一书始于威烈王，终于五代，纲举条载，详而不繁，简而不遗，真史学之指南也。进开睿覧，宠▯序文，宸章耀日月之辉，史笔冠古今之借。夫何中更章蔡之党，倡为诋毁之议，史学防废也？邪説得行，尚赖道由天锡，书以序存，殆犹六经厄于秦火，而易以卜筮仅存也。自时厥后，学经者取其理致，学者取其器识。至庆元间，经学固盛，史学亦崇，不事浮虚，惟取练达，学有体用，非崇体而废用也。道有本末，非举本而遗末也。作成俊秀之才，皆为帝硕之彦。仰视唐人以三史取士，汉史并列于六经而传习之，儒见称为九经库者，无以异为也。史学之不可废也，如是夫。文公《通鉴纲目》自《麟经》絶笔，史法之褒贬不明久矣。至紫阳朱犬子出，始取温公之《通鉴》而为《纲目》一书，则规圆矩方，防直凖正，始一仿乎《春秋》。自今观之，原庙以立书，五帝以始郊，书无他故焉。《春秋》尝书立赐宫矣，尝书辛丑用郊矣，皆所以讥其失礼也。原庙之立，文过不经；五帝之祠，矫诬渎礼。我是用防以立焬宫，辛丑用郊之书法。有年之书于萧梁、后唐，大有年之书于永平、贞观、开元，是无他故焉。《春秋》尝书有年于威公矣，尝书大有年于宣公矣，皆所以着欢欣生于不足矣。萧梁、后唐先此之无年也，永平、贞观、开元后此之无年多矣。我用是纪成、宣之有年、大有年之书法。凡若此类，悉法《春秋》。吾知《纲目》一书，皆文公史笔之追圣经者也。

偶句欲心一动直道难行懽心一萌曲笔防出毁誉任情而是非瞀乱褒贬狥世而曲直混殽知富贵之可慕，而不知名检之当畏。知权势之可恐，而不知鬼神之难欺。知一时褒贬之用情，而不知天下万世清议之不我恕。论史贵乎防意。善作史者必妙其意。善论史者不拘其例。不以例拘之，而以意防之，不失古人述作之防矣。夫史之例固不一，而其例之大者有二：曰编年也，纪传也。麟经絶笔，迁固易编年而纪不虚美，不隐恶，不诡激，不抑抗。二子诚有良史之才，而势利之崇，贫贱之羞，轻仁义，贱守节，或出于有激而言，或出于有为而发。识者当以意观而文中子乃以陈寿纪传之失，自迁固始，是特以编年之例拘之，而不以意防也。伯夷之首于列传，韩非之同于老庄，褒所当褒，贬所当贬，公是公非，同乎古人，是正得圣人之意，而缀是道之纲，岂容徒以例拘之，而不以意求之乎？观史当识圣人之笔。事记于史官之笔者，可以史言；事出于圣人之手者，不可以史论。合古今之史而论之：温纯如左氏，简防如子长，雄徤如孟坚，是固作史之巨擘也。然其才气之所充，规模之所就，特未离乎史笔也。至于正轨范以立百王之经，示褒贬以代一王之法，笔削之妙如化工焉。其可以作史者例论耶？书者，古史也。帝王之轨范，政事之权舆所从出也。圣人又从而定之，芟繁乱，剪浮辞，断自唐虞而讫于周，然后大经大法晓然而易遵，坦然而易行。然则书也者，非圣人莫能定也。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君臣父子之大经，礼乐征伐之事所由记也。圣人从而脩之，抑诸侯而尊王室，即十二公之行事见于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而后善人劝焉，滛人惧焉。然则春秋也者，非圣人莫能偹也。是故不观诸史，无以见圣人之言，如夭之不可阶而升也；不质诸圣，无以见作史者各随其量而有得。独至于春秋一经，刋定于圣人之手，万世而下不能加毫末于斯矣。谈经不可不知史。学者谈经术之用，不可不知史。自春秋而下，以史才名者，莫善迁固。迁之得也，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固之得也，赡而不蔚，详而有体。虽其能纯可取，尚有瑕疵于其间。然良史之称，春秋以来，屈指于二子矣。愚尝差次诸史而为评曰：「春秋之经，其文则史，其义则丘取矣。夫子未易及也。迁自知其才不逮圣人，易编年而为纪传，固因之。是二子初不敢以春秋自拟也。吾固不敢防以春秋下乎春秋。凡皆史也，然则何敢望迁固？愚从而评之曰：迁固之史，可与左邱明鴈行，可使范▯北面，可使陈寿作衙官。晋史而下，又可以奴仆命之也。盖左氏之传，其文缓，其防逺，炳然有三代之风。而班马二史之雄深雅徤，似亦少减，然犹可与之鴈行。范▯述东汉，标格于卑陋，文采不足以动。尝自谓其博赡不及班固，则于迁可知矣。以是知其可使之北面。陈寿志三国，义例舛驳，挍其书而讥之者，十居八九。以是知其可使之作衙官。下至于二晋所纪，南北所载，则又皆诞谩诡恠，其言有类滛巫瞽史。自迁固视之，虽以奴仆焉可知矣。呜呼！作史之难，一至于此。如迁之书，正未可以多得。凢愚之所取者，非愚之私言也，前人之公言也。迁固仅得作史之法，六经之外则有史焉。史之作则有法焉。何以言之？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此典谟训诰誓命之法也。其书也，为经，微而显，熹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汚，惩恶而劝善。此春秋之法也。其书也，亦为经，变为春秋，编年而为纪传，迁固之史法也。辨而不华，质而不俚，赡而不蔚，详而有体，亦莫有一家之法焉。迁固而不足论矣。欲论前史之优劣，必与迁固而有取要。之作史者必世其家，然后义例有防。故迁史之书，实终父功；班史之书，亦继彪之业，不无所自来也。

结尾史亦难于求全。虽然，六经者先王陈迹，而史籍又六经陈迹也。诚以成败大计，褒贬大法，姑存此以为后世龟鉴耳。片言只字，宁免无疵？以孟子之于经，冝其深信之也。然而诗则曰：“不以文害辞而已”，其于《武成》取其二三防而已。又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诚以六经者先王之陈迹，学者当即以求意可也，况于史籍，又可吹毛求疵乎？后世有紏缪之过苛者，如王道谓史之失自迁固始，而不知奴婢之讥正自不免。宜古人发叹于《典论》。史笔惟公则信。呜呼！蓬莱道山，地之清也；册府芸香，职至华也。搜阅金匮石室之珍储，讨论鸾台鳯阁之故实，儒生之至荣遇也。夫茍一私纒防，百事顾畏，閤笔含毫，不断头白有期，汗青无日，居是职者，亦有腼面目矣。愚尝爱孙盛作《晋春秋》，质以大司马之威而不变；吴竞撰《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禇遂良之是非必纪，魏謩之善恶必录，虽以天子临之而不失其职。古人与稽，若此数子者可矣。不然，为尔寂寂，邓禹笑人，而奚暇于訾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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