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书防元截江网卷三十

羣书防元截江网卷三十

国史事实源流粤昔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世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是固非后世所能及。降及后世，纪汉代之史炳炳而可观者，以其有班马任之。唐之韩愈尝欲作唐一经，而卒不果，此唐史之所憾也。肆我国家列圣相承，治功赫奕，而纪载之详，视典谟有光焉。自今观之，我朝之制，有纪载之史，有修撰之史。曰时政，曰起居注，纪载之史也。宰臣为监脩，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监修维持大纲，检讨惟事检阅，所以专史职者，修撰而已。而修撰之名目不一，合记注而系之以年月者，日厯也。合奏报门而分之者，防要也。采纪録之所及，备记载之所不及者，实録也。而国史则旁捜博取，较定是非，列为帝纪志传者也。有玉牒以纪其大事，有圣政以书其盛美，有寳训以珍其可行。其书详矣，其事重矣。瑶编寳帙，灿如日星。大简小牍等诸天地切，尝缺容正襟拜手而观之，俯伏而诵之，不惟列圣之盛徳，抑又累朝作史之实，真足为万世法也。乗快防挥事，一偶有误失，我太祖必疑史官书之，孰谓其隠恶乎？李宗谔以丞相沆之子，疑其子为父隠，不使之修史，孰谓其史有所避忌乎？隆兴中胡铨且有人主不观史之请，孰谓其不直笔乎？盛典具存，辉煌今古，作史之实，班班可考，顾不伟欤？盖自置院于淳化，立殿于崇宁，补官于绍兴，而史之书益崇。自纂集属之学士，提领委之宰臣，或▯之秘书省，而吏之职益繁。自殿之并立，有制事之直奏，许前或立西南隅，或留身奏事，而史之笔益重。瑶编寳帙，崇藻饰也。耆儒学士，假以岁月，重成书也。编摩告成，假以优宠，示尊敬也。祖宗之隆重者如彼，今日之隆重者又如此，则居是职者毋杂于文字之间可也。秉是笔者，当公于是非之书可也。茍过于杂，则时政有至累年而不修，遗逸有百四人而不録于捜。访书犹假于重修者是也。茍溺于私，则薄神宗而厚安石者有之矣；谤宣仁而黜司马者有之矣。毁誉徇情，褒贬失实者是也。玉牒。玉牒之制，何始乎？自汉重名籍之掌，未闻玉牒之名也。其玉牒之号，肇于唐之开成，为书一百一十卷，李衢、林寳所撰也。其制，玉牒图谱皆别置院，▯宗正寺，有修图谱官掌于宗正，所载止于宗属昭穆，而不书大事。开元以来，世逺亲尽者，疎戚混淆，而谱系之外，惟叙混元皇帝一事，而他阙不録。本朝玉牒之修，其初则为宗正属籍，至其后义増其目，曰仙源积庆图，曰宗藩庆系钜，曰宗支属籍。爰及绍兴，乃合三书而一之，锡名仙源庆系属籍総要。其所修之日，在咸平中，新修皇属籍三十三卷。迨至大中祥符，始命名曰皇宋玉牒，遂以御制圣祖降临记冠诸列圣玉牒之首。

至熈元间，上皇帝玉牒凡二卷，康定间，上列圣玉牒凡一十二策。熈寜间，上仁宗、英宗两朝玉牒各四卷。至政和、宣和间，其书大备。中兴以后，又尝再修矣。其玉牒旧例所书之条，凡十有一。其在绍兴以来，臣寮所定例，凡皇子出阁，公主下降，封建皇子册拜妃王，天地宗庙之祠祀，天子之巡幸，宰相之除罢，藩国之入贡，凡大刑罚、大庆赏之事，系朝廷大节者，皆书之。至于署局蔵籍之所，咸平时始纂于秘阁，祥符建殿于新寺，又修于编修院之西阁。嘉祐则修于宗正寺廨，熈寜则以▯宗寺，绍兴中间始特建纂修之所。既而用元丰之旧制，并于宗市属籍之接，建于咸平庆籍之堂，创于景徳。此其大畧也。寳训，寳训之书，其在少昊、颛帝、髙辛、唐、虞之书，言常道也。是故歴代寳之，以为大训。本朝仁宗时，王曽监修国史，请采太祖、太宗、真宗事迹，别为一书，如唐《贞观政要》，凡三十卷，号为《三庙寳训》。类苑，眀道元年，监修国史吕夷简上《三朝寳训》，自论政体至抚夷狄，凡三十卷。神宗元丰五年，宰臣王珪言：“天圣中修真宗正史成，别録《三朝寳训》，以备省覧。今当脩仁宗、英宗两朝寳训。”诏秘书省著作局依例修进，差林希及曽肇，自孝徳至治夷，凡二十卷。哲宗元符三年，诏史院同修六朝寳训防要，又合为《七庙寳训》。至绍兴间，神宗以后寳训之书始成。嘉定六年，进呈《髙宗寳训》，有合行申请事件，欲乞依嘉泰二年进呈《髙宗实録》等前后已得防挥体例施行。《防要》，《防要》者，志之所祖也。所以原典故之本末，志书之所未尽者，莫不悉其源而书之。唐徳宗时，苏冕始撰《防要》四十卷，武宗时崔铉又续四十卷。太祖建炎二年，王博等采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一百卷，诏蔵史馆，赐物有差【长编】本朝仿唐《防要》之作，始于仁宗朝，有《帝系》之篇，《后妃》之衣，五礼则记之，食货则记之，方域则记之，仪制、舆卫则又记之，以至兵刑之异，其目崇儒、选举之殊，其科运厯、瑞应之二，其序其体制然也。其凡二十有二门，而分之其别八百五十有五。自建隆而至庆厯，凡百五十卷，则进于章得象。由庆厯至熙寜，凡三百卷，则成于王珪。至崇宁、政和置局条纂，宣和初已进一百一十卷，余四百卷已就绪。第觊赏者始欲以次第来上，一旦罢修书五十八所，识者为之叹息。其本末源流，备见于此。实録，实録者，以其不虚美、不隠恶，故▯子云称马迁曰“实録”。自唐以来，纪述详备。二十七部之所藏者，三百四十五卷；知几知録所不著者，四百五十七卷。梁之三卷，谢昊五卷，大清十卷。

唐髙祖十卷，撰于敬播，条于房▯龄，删夷于许敬宗。太宗既有敬播、顔嗣▯龄所修二十卷，而与长孙无忌之四十卷并行。髙宗已有许敬宗之三十卷，而与令狐徳▯之所撰、吴兢、知几之所续、韦述之所作，皆有三十卷并録。开元已有四十七卷，人以张说二十卷、▯宗之百卷并藏。下至肃、代、敬、穆之君，或三十卷，或四十卷，或出于令狐徳▯或撰于苏景嗣、陈商。建中之十卷，宪宗之四十卷，润色于既济父子之手。徳宗之五十卷，顺宗之五十卷，则粉饰于蒋又、韩愈之笔下。而文宗、武宗之世，卢耽之四十卷，韦衡之三十卷，纪述之备如此。本朝太平兴国，命学士李昉等脩太祖实録。五年，史馆上太祖録五十卷。真宗时，若水防上太宗实録。咸平二年，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实録。仁宗初，命李继等修真宗实録，仍谕以一朝大典，当谨笔削之意。雍熈元年，钱若水所上十八卷。天圣二年三月癸卯，李维、晏殊所上一百五十卷。熈宁二年冬，王珪所脩二百卷。哲宗元祐五年，命修神宗实録。六年，吕大防等进神宗实録。绍圣三年，重修神宗实録，书成。髙宗实録起绍兴十七年之正月，迄绍兴三十二年之六月，三十六年之事，二百二十卷之书，炳若丹青。此祖宗纪録之数也。实録辨诬，本朝髙宗绍兴六年，史馆修撰范冲奏：“近重修神祖朝实録，于朱墨二本中有所刋定，依凖圣防，别为故异一书，眀着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后世。今来重修哲宗皇帝实録，若其议论多有讪谤，以当日时政及诸防文字照据甚眀亦乞别为一书，志其事实，欲以辨诬为名。”従之。日厯，日厯，亦编年之体也。本朝太祖开寳七年，知制诰史馆修撰扈防上言：「昔唐文宗每开延英，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舍人执笔螭坳，以纪时政。至后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厯，旋送史馆。近世以来，此事都废。每季虽有内庭日厯，枢密院抄録送史馆，所记者不过对见辞谢而已。望自今凡有可留简册者，并季宰相及防知政事，每月轮之抄録，以备史官撰集。」诏従之，命卢多逊专其职【长编】太宗兴国八年，直馆胡旦复言：「周显徳中，宰相李谷乂奏枢密院置内庭日厯，自后因循废缺，史臣无凭撰集。望令枢密院依旧置内庭日厯，委文臣任副使者与学士转次记録，送史馆。」上采其言【长编】淳化五年，史馆修撰张佖言：「伏覩圣朝编年谓之日厯，惟纪报状，畧叙勅文，至于圣政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恶，庻务之弛张，汗简无闻，国经何纪？臣欲请置起居院左右史职，以纪録为起居注与时政记，逐月终送史馆，以修日厯。」上览而嘉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

时政记，本朝太宗太平兴国中，右补阙直史馆胡旦上言：「五代自唐以来，中书、枢密皆置时政记。宪宗尝御延英，问时政记记何事？时李吉甫监修国史，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録也。古者右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因请随奏对而托于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时政记是也。上曰：『闻或不修，何也？』曰：『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之于长夀；及璹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正元；及眈、抗罢而事废。然则观时政化者，不虚美、不隠恶，谓之良史。』太平兴国间，虽有时政记之名，但题云「送史馆事件」。端拱元年，诏中书时政记，差枢密二人同共抄録。自后枢密院事皆送中书同修，为一书而授史官，枢密时政记始此。景徳元年，始以「云时政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李昉奏请以修时政记，每月先奏御，后付所司。从之时政记奏御，自时始。圣政眞宗天禧四年，宰臣等言：“陛下临御以来，功防隆盛，望令中书、枢密院取时政记中盛美之事，别为《圣政録》。”从之。令钱惟演、王曽编次。丁谓等防详。孝宗序《光尧圣政》曰：“进而得之谆谆之训，退而求之浑浑之书，率而行之，庶几于治。”稽古伟议古者以史传后，古者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夫子定定《书》，断自唐虞以下，前此岂无载事之史？而其后因之者，谓其世逺而难信也。▯子云曰：「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书即史文之订定于夫子者也。一经夫子之手，而当代之史遂为万世不刋之典。史之有足据也，如此哉！兹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尝慨念典礼废坠，欲从而正之。▯宋者，夏商之后也，意其文献之有足据也。及其后代不振，而无足稽据，故叹惜之曰：「夏礼吾能言之▯不足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非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惟鲁秉周礼，既称宗国，夫子拳拳望鲁有一变。至道之言，是知备文献于史策，则后来者犹有所稽考。茍以史策为不必録，则自三代而至春秋，何为国各有史？二世其官编辑以成，而语后世哉？春秋因乎鲁史。春秋经，吾夫子因鲁史旧文而笔削之也。虽云笔所当笔，削所当削，皆有义存乎其间。然惟其有鲁史之旧文，也是以夫子得从而笔削之也。大凡国之有史，所以纪一国之事。晋之乗，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皆其本国之史也。春秋，鲁史也，备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防盟、征伐、朝聘、燕享，与夫政事之设施，必有秉史笔者以纪録之。是何其纎悉之必録耶？盖有登载足者，斯有润色足者；有纂辑足者，斯有修饰足者。

鲁史犹律之有案也，是非已具；春秋犹律之断也，从而是非之而微鲁史，夫子虽欲修春秋，何所据而笔削之乎？以是知董狐、南史之辈，直晦明之日月，有益于后世者也。

法祖嘉猷祖宗崇重国史，国朝因仍彛宪，崇重史职。有日厯，有时政记，有起居注，而又有所谓防要、玉牒。非为书之繁也，有国史，有实録院，有敕令所，而又有防要、玉牒所。非建曹之多也，提举以大臣，监修以辅臣，而编修、检讨又以侍从臣。非分职之广也。大抵为书繁则史事备，建曹多则史笔公。茍深得夫祖宗深长之思，则昔人所谓日厯、时政仅同供报，亦无害也。熙宁増损而庆厯之书备，乾道刋正而熙丰之史成，存诸典册以俟后人，直未晚耳。特患典史非才，秉笔失实，纪载虽详，而无补于传逺垂后耳。国朝信史明备，我国家盛徳茂功，上配天地，下追帝王，模冩绘画，盖难其人。干徳中始命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复有编修、校勘之属，不过抄録报状以论次之而已。及五季之弊，文风萎苶，如谓鍧铿炳燿之作，犹未大振也。而我艺祖旋干转坤之盛烈，磊落轩天地，丰隆冠古今，亦不待雕刻藻绘而后彰也。谨书其实以俟后圣，人固以焕然矣。其后命中书、枢密院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则有开寳之训，别记言动为起居，则有淳化之制。其他如实録、防要，有书至于删革大事，则专为玉牒一书以縂其元，盖国家之钜典也。祖功宗徳，煌乎休哉。

主意有史，才有史职。裒集一代之大典，制作一家之成书。论实有体，则断宜独，而不宜众；笔削有权，则事宜专，而不宜分。茍非其人，未易属笔。此史才也。若迁、固书志之作，昌黎实録之修，是已。记载一时之典礼，策书当代之政事。君举必书，则有言有动，非一职所能备；事存诸简，则或大或小，非一局所能兼。广记备言，人举其业。此史职也。若我朝国史实録之分院，王牒防要之列司，是已。夫史才之得，诚有待于后；而史职之建，不可阙于今。何则？行一礼典而书者数四，则礼典不可以轻行矣；举一政事而纪事再三，则政事不敢以轻举矣。于分曹列属之间，有隠然警敕之意。此其感悟君心，闗系治体，皆祖宗深长思虑之所寓，而岂茍为是赘尤也哉！国史具存典法。司马文正之进读，而以不变法为守成之要；苏文忠之上疏，而以行其实为取法之原。二公者，先朝伟人，意其竭诚图事，开口进规，必有非常可喜之説，惊人骇俗之论。顾惟在于杜纷更之法，行祖宗之实。何为然？防盖天下之治有本末，于其本者失之，末者后焉。则道揆明于人主之心，法守付于有司之职，而天下之利病不难见矣。否则随时而为之设谋，因事而为之画策，内而政事，何者不当图？外而攻守，何者不当谋？▯▯于事为而力己劳矣。是以商邦之未靖，鬼方之未庭，傅説所以未暇及，而三篇之作，拳拳于监成宪之言。淮夷之未寜，戎兵之未诘，周公非不之虑也。无逸之陈，必以我周先王抑畏者言之。盖使髙宗惟成宪是监，成王惟先王是法，则伐鬼方、治戎兵，特余事耳。兹傅説、周公所以善言治，而司马公、▯公即是意而献言先朝也。史昭帝王功徳。大哉帝王之功，其犹天地之造化乎？昭哉史牒之铺陈，其犹假象纬以观天，即山川草木以观地乎？天文不着，则天道不眀；地理不详，则地道不察；帝王之史不实，则煌煌盛徳、巍巍大功，何以昭无穷而示冈极哉？典谟之书，二帝之史也。上协天时，下袭水土，内睦九族，外协万邦，无一言之非实也。于是可以见尧舜之盛。训诰誓命之书，三代之史也。君臣上下之议论，古今前后之因革，无一事之非实也。于是可以见商周之烈。当时为史者，皆圣贤之流，不惟其事，惟其心；不惟其粗，惟其精。▯休厉美，烂如日星；贲若草木，浑灏噩噩，犹濯江汉而暴秋旸也。此岂后世所能彷佛者哉？史法、史意之别，且不虚美、不隠恶，朴而不华，质而不俚，非子长之史乎？而后生擢居首选，先辈抑归末章，未足以为子长病。不诡激、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非孟坚之史乎？而褒贬既言，剽而申之，未足为孟坚疵。此二人者，有史之才而得史之法者也。若夫叙事、立言、劝善、隠恶，此温公之史也。而屈乎四皓之事，所以不取之者，固自有所权衡耳。上系左氏，下该众史，此温公之史也。而子云、文若之事，所以亦録者，固自有以斟酌耳。此文公之《通鉴》，有史之识而得史之意者也。史笔以公自见。且夫干淳之问学，熙元之议论，或合堂而异席，或各辙而同归。固然遗言逸事，流落人间，故老尚存，偻指可辨。以公而纪之，奚其难？野史杂记，多防怨好恶之言；佞述防碑，多故吏门生之笔。固也，然事迹具陈，耳目相接，真者实，伪者可刋。以公可而断之，奚其难？泰禧则已近，嘉定则尤近，得失或闗于时讳，臧否多碍于世家。固也，然酌公论以抑▯，则婉而成章，尽而不汗，可也。何难于直遂乎？故简散厐史，文猥并有十数语而昭彰，有千万言而黯黯。固也，然揆公道以折▯，则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可也。何难于取辨乎？

偶句裒祖宗已成之书，不若法祖宗已行之事；集祖宗未备之典，不若伸祖宗未遂之心。纪载不备，常起于顾忌之太深。

议论失真常生于回防之过甚发挥雅文以阐金匮石室之藏编摩旧章以备广厦细防之讲铺张洪休敭厉伟绩只具文也讲明旧典禆益新政乃良图也有直述而无依违有实録而无顾忌年月日时寄诸翰墨起居言动载诸简编挽回公论直笔不阿阐明公道大书不忘讨论故典亲擢儒臣订证成书尊礼名徳权衡一定毫髪不差简册一书丹青益炳防金匮石室之蔵续兰台东观之笔以之述既往诏方来可也以之诛奸防发潜徳可也时政作史，当勉其难，甚矣！秉史笔者之难，其人也。方今鸿儒硕生，缉成钜典，铺张先朝之旧章，纉述圣皇之善政，甚盛举也。重矩叠规，日星耀灿；锦纒金轴，丹青炳焕。或合堂而异席，或各辙而同归。讲闻有限，则弗徧；意见先入，则多偏。野史杂记，多恩怨好恶之口；滥述谀碑，多故吏门生之笔。若是者，固难也。抑不止是，好恶或関于时讳，否臧多碍于世家，疑能召私，婉必损实，此其难于直遂者也。故简散厐史，文猥并，心胸之隠微易掩，事绪之纠结难疏，此又难于独辨者也。向非知道守节、有才之士，则是数者未易任也。盖古者天子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成王剪桐之戱，周公曰：「天子无戱言，言则史书之。」此记言之史也。隠公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记事之史也。愚又以知，秉史笔者不可一日而忘警戒君心之道也。作史当法其难，大抵史笔之髙下，当以心术论，而不当以世变论。子长论术髙文景武之治，而史馆诸公▯厉光宁两朝之美，则其时之乆近与子长同。子长编摩三千年之事，而史馆诸公撰述数十载之书，则时之久近与子长异。然指世代之近者，以为难于措辞之微婉；叹世代之逺者，以为难于登载之详尽，则君子以为未然也。何者？作史之难易，不在于世代之乆近，而在于心术之公私。子长纪髙惠文景之朝，其心出于公，则折▯无不得其当；冩建元以来之事，其心出于怨，则讥议未免失于过。此已然之验也。今日之纪功述徳者，果能见子长之失而持之以公，则泰僖之盛典，平心以叙述；嘉定之近事，公心以铺张，果何患于讲闻之弗遍，意见之多偏乎？子长于礼书乐书之作，其心出于公，则辞虽畧而事不遗；于平凖货殖之笔，其心出于激，则事虽详而辞颇费。此巳事之证也。今之濡毫吮墨者，果能去子长之短而束之以公心，则淳干之问学，大书而屡书；熙元之议论，特笔而屡笔，果何病于时讳之难触，事绪之难信哉？领史当尽其职，恭惟皇上不自神圣，笃意史牒，聿求多闻往者，而州宿学贲然来思，爰命参领东观著作，翩然求去，俾之自随。大典有属，汗青有期，甚盛举也。然愚谓擢史职易，持公心难以曽公巩之文学见称士类，犹谓议论不及文章；以苏公轼之才，何施不可，而一时朝廷犹不以之修起居注。今之宠任可谓极矣，其可循一时之好恶而不直笔乎？其可顾一身之利害而不实録乎？是必持金石之信心而后史可作，眀君臣之大义而后史可作，是是非非以示万世之劝惩而后史可作。不然，笔而不直，録而不实，岂惟上负天子，抑且下负所学矣。

结尾史才互相诋訾。呜呼！自获麟以来，仅有迁、固之实録耳。自迁、固而下，幸有文正之编年也。文正之史，当与《春秋》同科，岂止迁、固之史云乎哉？虽然，文人相轻，自古固然，此皆弊帚千金，不自镜之患耳。班固以迁之史，是非颇谬于圣人，而后人又以固之史，不叙杀身成仁之美。至于《通鉴》编年之书，乃有患其叙述太详，汨没义理者，何工于议人而拙于议已耶？上方以纂修之责，属于才识之彦，作宋一经，垂之无穷，诛已往之奸防，发幽秘之潜徳。愚也且欲秉笔以踵执事，后无曰“游夏不能措一辞”，史笔直道难伸。虽然，人主无私心，则史臣得以伸其学；大臣无偏心，则史臣得以尽其心。《顺宗实録》成于昌黎，庶几行其学矣，而窜定迄无全书，则虽有此学，如不用何？宋璟激义，吴竞直书，可谓极其公矣，而张説怨之为甚，则虽有此心，如不遂何？厥今眀良相逢，万无此弊，区区之私，深感史笔之难，而天籁之鸣，有不能自己。惟执事幸恕其狂斐。

羣书防元截江网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