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容城孙竒逢撰
卷三容城孙竒逢撰
诚明谓性章
性而得之与教而得之,虽以之分天道、人道,然其事同于诚明耳。诚明固相须而不容相离者也,则性教亦何以别哉?但得人天合一,正不必问功力先后。一部《中庸》,皆是着人从教下手。彼髙天事而薄人功者,皆不明之甚者也。饶双峰曰:「此章大意是缴上章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一向分两路说去,则天人为二也。到此章方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指人道可至于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
至诚尽性章
只能尽其性一句,便己了当。性通天地万物为一体,舍人物之性,尽从何处下手?参赞于何归着?故天地位,万物育,只是一个致中和。或曰:「尽其性者,是知之行之无不尽之云也;尽人物之性者,知之无不明,处之无不当之云也。如新民止于至善,乃是新之止于至善。」问:「如何尽人之性?」曰:「如教以人伦,使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皆是。」问:「如何尽物之性?」曰:「如牛耕马驰,各适其用之类。」
其次致曲章
性有全体,有端倪。能尽其性者,一举而分量以毕;曲能有诚者,渐次而功行亦完。故天能者能,人能者亦能;尽性者尽,复性者亦尽也。知此义者,真是普天下无人不可作圣。孟子「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正是其的传。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学而后知之也。其成也,与生知者无异。故君子莫大乎学,莫害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学而不止,汤武所以圣也。」朱子曰:「至诚尽性,则全体着见。次于此者,未免为气质所隔。只如人气质温厚,其发见多是仁;气质刚毅,其发见多是义。随其善端发见,便推致以造其极,非是止就其发见一处推致之也。如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此是致曲处。」
至诚之道章
至诚前知,亦必于动处见。所谓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故迹虽如此,几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兆吉,其理非至诚莫能知,亦曰知之于善不善而已矣。顾泾阳曰:「祯祥,兴兆也,非兴本也,必有所以兴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于所以处知之,故显出个祯祥妖孽来;至诚于所以处知之,无论在位与不在位,可为与不可为,到处有一副真精神密密斡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故曰『如神』。」或曰:「祯祥妖孽,按必『有』二字紧根兴亡说,是从兴亡分妖祥,非以妖祥卜兴亡也。将兴之国,虽妖不为灾;将亡之国,虽祥不为福。雉升鼎耳,殷道以兴;鸾集朝堂,隋炀以亡,岂不以人哉?盖见祥而为不善,则祥反为妖;见妖而迎以德,则妖反为福。张敞释鹖雀之论,归本于得人;京房言灾异之变,推咎于用不肖,皆明于祥妖之理者。他如桑榖王商、法星寿宋、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祥必兴国、孽能亡家也?」
诚者自成章
诚者自成,一句已尽。自原备万物,一物有遗,卽已一处有缺。欲自之成也,非自道而谁道哉?物之自有而归于无曰终,自无而递为有曰始,是物之始终,一诚之所为,不诚则谁为终之始之者乎?自万物言,诚通诚复,体物不遗也;自一身言,体受归全,君子以诚终始吾身,即以诚终始万物。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诚之为贵,宜何如置力乎?成已成物,无二理,亦非二事。把柄在已,着落在物。当成已时,非为成物,乃所以成物也。成已成物,似有内外之分,然成已是仁,成物是知,仁与知均为吾性之德,岂可分内外?仁固涵在性中,知卽合在仁上,所以为外而合于内之道也。时措之宜,若取诸寄,若逢其源,此卽君子之时中也。然适以满其自成之量,了其自道之功而已矣。或问:「朱子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复礼为仁,岂不是成已?知周乎万物,岂不是成物?」
至诚无息章
圣人与天地合德,总此一诚。天地得之而不贰,圣人得之而无息。不贰者不已,无息者不已
译卷三 容城孙奇逢撰
诚明谓性章
本性自然获得与通过教化获得,虽然用来区分天道与人道,但它们的实质都等同于“诚”与“明”。诚与明本来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那么本性与教化又怎么能够区别呢?只要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不必去追问功夫的先后次序。整部《中庸》,都是教导人们从教化入手。那些崇尚天道而轻视人为努力的人,都是极其不明事理的。饶双峰说:“这一章的大意是承接上一章所说的‘诚是天道,诚之是人道’,如果一直分作两路来说,那么天与人就分裂为二了。到了这一章才合起来说‘诚就能明,明就能诚’,指出人道可以通达天道,将天与人合而为一。”
至诚尽性章
只要做到“尽其性”这一句,就已经完备了。本性贯通天地万物为一体,如果舍弃人和物的本性,那么“尽性”从何处着手?“参赞”又归于何处?所以“天地位,万物育”,只是一个“致中和”的过程。有人说:“尽其性,是指对‘知’和‘行’都没有不尽之处;尽人物之性,是指对‘知’没有不明之处,对‘处’没有不当之处。比如‘新民’止于至善,就是使‘新’止于至善。”问:“怎样尽人的本性?”答:“比如用伦理来教导,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等等,都是。”问:“怎样尽物的本性?”答:“比如牛耕田、马奔驰,各自适合其用途之类。”
其次致曲章
本性有整体,也有端倪。能够尽其本性的人,一举就能完成全部分量;在细微处能有诚意的人,逐渐积累,功夫也能完成。所以天能做到的,人也能做到;尽本性的人能尽,恢复本性的人也能尽。懂得这个道理的人,真是普天之下没有人不可以成为圣人。孟子说“凡是我身上具备的四种善端,知道都要扩充它”,正是对此的精辟传承。程子说:“其次致曲的人,是学习之后才知道的。他成就的境界,与生而知之的人没有区别。所以君子没有比学习更大的事了,没有比画地为牢更有害的了,没有比自满更糟糕的了,没有比自暴自弃更罪过了。学习不停止,商汤和周武王因此成为圣人。”朱子说:“至诚尽性,那么本性的全体就会显现。次于这种境界的人,难免被气质所阻隔。比如人气质温厚,其表现多是仁;气质刚毅,其表现多是义。随着善端的显现,就推致它以达到极致,并不是只就其显现的一处去推致。比如扩充不害人的心,仁就不可胜用;扩充不偷盗的心,义就不可胜用,这就是致曲的地方。”
至诚之道章
至诚能够预知未来,也必然在动态中显现。所谓“几”,是动机的细微之处,是吉凶的先兆。所以迹象虽然如此,但征兆却那样,祥瑞有时表现为凶险,妖孽有时预示吉祥,其中的道理非至诚者不能知晓,也只是知道善与不善罢了。顾泾阳说:“祯祥,是兴盛的征兆,不是兴盛的根源,必定有导致兴盛的原因;妖孽,是灭亡的征兆,不是灭亡的根源,必定有导致灭亡的原因。鬼神在导致兴亡的原因上知晓,所以显现出祯祥妖孽;至诚者在导致兴亡的原因上知晓,无论是否在位,无论可为还是不可为,到处都有一股真精神在暗中斡旋,不仅仅是知晓而已,所以说‘如神’。”有人说:“祯祥妖孽,一定要紧扣‘有’字从兴亡来说,是从兴亡来区分妖祥,而不是用妖祥来占卜兴亡。将要兴盛的国家,即使有妖孽也不成为灾难;将要灭亡的国家,即使有祥瑞也不成为福分。野鸡飞上鼎耳,殷道因此兴盛;鸾鸟聚集朝堂,隋炀帝因此灭亡,难道不是因为人吗?大概看到祥瑞却做不善之事,那么祥瑞反而变成妖孽;看到妖孽却以德应对,那么妖孽反而变成福分。张敞解释鹖雀的议论,归结于得到人才;京房谈论灾异的变故,归咎于任用不肖之徒,都是明白祥瑞与妖孽道理的人。其他如桑谷生长在商王宫、法星寿命长于宋国、白雉导致汉朝灭亡、黄犀导致王莽死亡,哪里是祥瑞必定兴国、妖孽必定亡家呢?”
诚者自成章
诚者自成,这一句已经说尽了。自己原本具备万物,一物有所遗漏,就是自己一处有所欠缺。想要自我成就,除了“道”还有什么呢?事物从自有归于无叫做“终”,从无逐渐变为有叫做“始”,这是事物的始终,都是由“诚”所为,不诚的话,谁来作为终始呢?从万物来说,诚贯通并复归,体现万物没有遗漏;从自身来说,体受归于完整,君子用诚来终始自身,也就用诚来终始万物。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诚的珍贵,应当如何着力呢?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没有两种道理,也不是两件事。把柄在自己,着落在他人。在成就自己时,不是为了成就他人,但这正是成就他人的方法。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似乎有内外之分,但成就自己是仁,成就他人是智,仁与智都是我们本性中的德性,怎么可以分内外呢?仁本来涵容在性中,智就契合在仁上,所以是作为外在而契合内在的道理。适时措施的适宜,如同取之于寄托,如同遇到源头,这就是君子的时中。然而这恰好满足了自我成就的限度,完成了自我引导的功夫罢了。有人问:“朱子说成就自己应当说智却说了仁,成就他人应当说仁却说了智,为什么呢?”答:“克己复礼就是仁,这难道不是成就自己吗?智周遍万物,这难道不是成就他人吗?”
至诚无息章
圣人与天地合德,总归在于这一“诚”。天地得到它而不二,圣人得到它而无息。不二就是不停止,无息就是不停止。
,圣天自是印合。天下事,真的不灭,假的易息。至诚之不息而久,久而征也,此正合外于内处。悠远、博厚、髙明六字,意实相因,一时并集。以存诸中者言,则悠远在髙明、博厚之前;以见诸用者言,则悠久在博厚、髙明之后。尽两间所有,具在至诚心体中,此至诚之所以配地、配天、配无疆也。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有天地,自不容无至诚,尽民物之性以赞化育之不及,皆是至诚性中自然流出如此者,故不待见,不待动,不待为耳。两揭天地之道,正见以前皆言圣人之道。为物不贰,正映一字一真黙运,没有别个更端,是为生成之根。天之所以为天,文之所以为文,乃见天地圣人之合体。纯亦不已,在至诚身上说,信乎至诚无息也。或曰:「只无息二字,形容至诚已尽。博厚、髙明,配天、配地,皆是无息处。至诚之无息不可见,就其发用之彭灼者观之,愈可以见至诚之无息耳。故说外即是说内,原无两层。」前段为物不贰,即是不已意,已说明天之所以为天;至诚无息,即是纯德,已说明圣之所以为圣。引《诗》只作证佐,不是另进一层推出天地圣人所以然处。
译圣人之道与天道自然契合。天下的事情,真实的不会消亡,虚假的容易止息。至诚之道因其不息而长久,长久便能得到验证,这正是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相契合的地方。“悠远、博厚、高明”这六个字,意义实际上相互依存,同时汇聚在一起。从存于内心的本体来说,悠远在博厚、高明之前;从显现于外用的表现来说,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后。天地之间所有的存在,都具备在至诚的心体之中,这就是至诚之所以能与地相配、与天相配、与无疆相配的原因。“配”字,含有相合且有助益的意思。有了天地,自然不容没有至诚,穷尽百姓万物的本性以辅助天地化育的不足,这些都是至诚本性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不需要等待看见,不需要等待行动,不需要刻意作为。两处揭示天地的道理,正是为了表明前面所说的都是圣人的道理。“为物不贰”,正映照出“一”字,即真实地默默运行,没有其他的开端,这是生成万物的根本。天之所以为天,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由此可见天地与圣人是合为一体的。“纯亦不已”,是从至诚的角度来说的,确实啊,至诚是没有止息的。有人说:“仅仅‘无息’二字,就已经把至诚形容尽了。博厚、高明,配天、配地,都是无息的表现。至诚的无息虽然不可直接看见,但从其发用盛大光明的表现来观察,更可以看见至诚的无息。所以说外在即是说内在,原本没有两层分别。”前段所说的“为物不贰”,就是“不已”的意思,已经说明了天之所以为天;“至诚无息”,就是纯德,已经说明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引用《诗经》只是作为佐证,并不是另外推进一层来推导出天地圣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大哉圣人章
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旣生,道在圣人。中庸每揭君子之道,此云大哉圣人之道,盖以其道属之人矣。洋洋优优,总以昭其大也;三千三百,正发育峻极之实际处,即礼之充然于天髙地下之间莫能破者,方见其莫能载耳。圣人不常,有所望。君子以道问学成尊德性之功,所以凝道。上下治乱咸宜,正是修凝妙用,能保此身,无遄不宜。大哉圣人之道,无余藴矣!王阳明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闗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顾泾阳曰:「温字下得极好,勿忘勿助,一团生气酝酿处,无限机趣,所谓新也。始之以致广大、尽精微、极髙明、道中庸,终之以敦厚崇礼,可谓十分周整,却于中间点入此一语,更觉活泼泼地。」或云元吴澄曰:「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愚按:尊德性之说发自子思,陆氏特因而从之耳。于子思则称之,于子静则斥之,岂非贵耳而贱目与?且朱子晚年未尝不归本于尊德性,观其语学者曰:「此本是两事,细分则有十事,其实只两事,两事又只一事,只是一个尊德性,却将个尊德性来道问学,所以说个尊德性而道问学也。」由此推之,朱陆本同,学者必致疑于陆氏,何哉?
愚而自用章
天王创法,天下守之,千古莫能易也。故作制自上,非者犹是;作制自下,是者犹非。众为制者无从制,则法且为乱,安能治乱哉!大凡为下而倍,多是自用自专,反古全与明哲保身者异,故烖及之。以三事言,曰议礼、制度、考文;以二事言,曰作礼、作乐;以一事言,只一礼而已矣。孔子岂不能创制立法?只为无位,遂至束手。其曰「吾从周」,正不敢自用自专,以反古之道也。蔡虚斋曰:「末节夫子之所感者深矣!一以见先王一代制作,其良法美意不得尽传于今;一以见已不得取先王之遗典,集其大成以垂大法于后。其曰『今用之』、『吾从周』者,不得位而安为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说从周便了,何必远引夏云云?盖其意甚远,其抱负甚大,但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旨,中庸所重只在从周一意。」
王有三重章
为务不重,则发不尽理;发不尽理,则往不应情。此王天下者之必有「三重」也。有「三重」,旣非上焉者之无征,又非下焉者之不尊,民焉有不信而从之者乎?故君子欲得民之信从,不遽求之民也,本自一已之德性,立为庶民之章程,考之、建之、质之、俟之,俱以此耳。盖惟有道在自,可以此而叅合乎彼也。知天知人,正是本诸身。处为道、为法、为则,有望不厌,正形容本身之妙。民之寡过,便是君子有誉。引诗决言誉之必有其本,征诸庶民,从本诸身来;三王、后圣、天地、鬼神,从征诸庶民来。此方是居上不骄。鹿伯顺曰:「三王、后圣、天地、鬼神,都是一个理。天下外不了一个理,理外不了一个心。你看一点良心之以为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便是天地之所以为天地,鬼神之所以为鬼神,三王之所以为三王,后圣之所以为后圣。然文法吞吐,不为三王、后圣、天地、鬼神,只为民从说。看通章要认主,不然一句一个理,不成《中庸》。」或曰:「世为天下法则,正縁君子动言行无一不本于天理人情之至,非君子强天下后世从我,天下后世自不能外君子而自为动言行耳。百世不惑,自圣人而言;此又就众人言,可见无圣、凡一也。」
仲尼祖述章
道原于天地,而四时、日月则其昭宣者也;道肇于尧、舜,而文、武则其焕发者也。仲尼以一身会帝王天地之全,此《中庸》之道所以常明如日月,常行如四时。此中已涵小德、大德在内,不害不悖,
译宏大啊,圣人的道!
圣人尚未降生时,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圣人既已降生,道便体现在圣人身上。《中庸》每每揭示君子之道,这里却说“宏大啊,圣人的道”,大概是因为将道归属于人了。“洋洋”、“优优”,总体用来彰显其宏大;“三千三百”,正是发育万物、达到极致高远的实际所在,也就是礼充满于天高地厚之间、无可破除的状态,这才显现出它无可承载的宏大。圣人并非恒常不变,有所期望。君子通过“道问学”来完成“尊德性”的功夫,以此来凝聚道。无论上下治乱都适宜,这正是修养凝聚的妙用,能保全自身,没有不适宜的地方。宏大啊,圣人的道,没有剩余的蕴藏了!王阳明说:“道问学就是用来尊德性的。朱晦庵说:‘陆子静用尊德性来教导人,我教导人难道不是在道问学方面多了些吗?’这是把尊德性、道问学分成了两件事。况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功夫,无非只是保存此心不失去其德性而已,哪有尊德性只是空空地去尊,却不去问学的?问学只是空空地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果这样,那么不知道现在所讲习讨论的,究竟是在学什么事呢?”顾泾阳说:“‘温’字用得极好,勿忘勿助,一团生气酝酿之处,有无限的机趣,这就是所谓的新。开始以‘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终结以‘敦厚崇礼’,可以说十分周整,却在中间点入这一语,更觉得活泼泼地。”有人说元朝吴澄说:“问学如果不以德性为根本,那么其弊端必定偏向于言语训释的末节,所以学习必须以德性为根本。”议论的人于是认为吴澄是陆氏之学。我按:尊德性的说法发自子思,陆氏只是因而顺从它罢了。对于子思则称赞,对于陆子静则排斥,难道不是贵耳而贱目吗?况且朱子晚年未曾不归本于尊德性,看他对学者说:“这本来是两件事,细分则有十件事,其实只是两件事,两件事又只是一件事,只是一个尊德性,却将尊德性来道问学,所以说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此推之,朱陆本同,学者必定对陆氏产生怀疑,为什么呢?
愚昧却自以为是这一章
天王创立法度,天下人遵守它,千古不能改变。所以制定法度如果来自上面,即使不对的也被认为是正确的;制定法度如果来自下面,即使正确的也被认为是错误的。众人制定的法度无法制约,那么法度就会成为混乱,怎么能治理混乱呢!大凡身为下属却违背,多半是自以为是、专断独行,这与复古完全不同于明哲保身的人不同,所以灾祸降临到他身上。以三件事来说,叫议礼、制度、考文;以两件事来说,叫作礼、作乐;以一件事来说,只是礼而已。孔子难道不能创制立法吗?只是因为无位,于是导致束手无策。他说“我遵从周礼”,正是不敢自以为是、专断独行,以复古之道。蔡虚斋说:“末尾一节夫子感慨很深啊!一方面可见先王一代的制作,其良法美意不能全部流传到今天;一方面可见自己不能取先王的遗典,集其大成以垂大法于后世。他说‘现在用周礼’、‘我遵从周礼’,是因为不得位而安于为下不违背的道理。否则,只说从周便了,何必远引夏朝等等呢?大概他的意旨很深,他的抱负很大,但这意旨不是《中庸》这一章的宗旨,《中庸》所重的只在从周一意。”
王有三重这一章
做事不慎重,就不能充分阐发道理;不能充分阐发道理,那么行动就不能顺应情理。这就是统治天下的人必定有“三重”的原因。有了“三重”,既不是上位者没有验证,又不是下位者不尊重,百姓哪有不信从而跟随的呢?所以君子想要得到百姓的信从,不直接向百姓寻求,而是从自己的德性出发,建立为庶民的章程,考察它、建立它、验证它、等待它,都以此为基础。大概只有道在自己身上,才能以此与彼相参合。知天知人,正是以自身为根本。处于为道、为法、为则的地位,有所期望而不厌倦,正是形容自身之妙。百姓少有过错,就是君子有声誉。引用《诗经》决断地说声誉必定有其根本,验证于庶民,是从以自身为根本而来;三王、后圣、天地、鬼神,是从验证于庶民而来。这才是居上位而不骄傲。鹿伯顺说:“三王、后圣、天地、鬼神,都是一个理。天下外不了一个理,理外不了一个心。你看一点良心之以为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就是天地之所以为天地,鬼神之所以为鬼神,三王之所以为三王,后圣之所以为后圣。然而文法吞吐,不为三王、后圣、天地、鬼神,只为民从说。看通章要认主,不然一句一个理,不成《中庸》。”有人说:“世为天下法则,正缘君子动言行无一不本于天理人情之至,非君子强天下后世从我,天下后世自不能外君子而自为动言行耳。百世不惑,自圣人而言;此又就众人言,可见无圣、凡一也。”
仲尼祖述这一章
道源于天地,而四时、日月则是其昭示宣扬者;道始于尧、舜,而文、武则是其焕发者。仲尼以一身会通帝王天地之全,这就是《中庸》之道所以常明如日月,常行如四时的原因。这其中已涵括了小德、大德在内,不害不悖,
即于并处见之。有害有悖,何以为并育、并行也?天地之化,散之为物,运之为道,而统之则为德。德岂有小大哉?就其分处语之,天下莫能破焉,优优是也;就其合处语之,天下莫能载焉,洋洋是也。川流见生物之不测,敦化见为物之不贰,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仲尼之德,一天地而已矣。林次崖曰:「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谓性』一句便了。自命处说,则曰大德敦化;自性处说,则曰小德川流。一自源头说,一自承受说。」
译就在它们共同存在的地方可以看到。如果有妨害、有违背,怎么能说是共同养育、共同运行呢?天地的化育,分散开来成为万物,运转起来成为大道,统合起来就成为德。德难道有大小之分吗?从它们各自所处的角度来讲,天下没有什么能将其分割,这就是“优优”;从它们合而为一的角度来讲,天下没有什么能承载它,这就是“洋洋”。川流展现了生物之不可测度,敦化展现了成物之专一不二,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孔子的德行,不过是与天地合一罢了。林次崖说:“大德、小德,只用‘天命之谓性’这一句就足够了。从‘命’的角度来说,就叫做‘大德敦化’;从‘性’的角度来说,就叫做‘小德川流’。一个是就源头而言,一个是就承受而言。”
聪明睿知章
前章言髙明配天,未详其所以配,故一一拈出聪明睿知、合寛裕温柔十六字,俱宜在至圣心内看。要体贴为能字,见临、容、执、敬、别皆所不可少者,惟至圣方足以有之,即体而用见矣。状至圣之有临,而列四德之目,目各有脉络井然,真所谓小德之川流也。然其发脉处广大静深,非徒以绪出为竒。时出指圣心之灵活、应用之妙,敬、信、悦者以当其可也。当其可之谓时,全重在至圣身上,见圣体与天体无二。到得配天,只是至圣本分事,所以为天道也。鹿伯顺曰:「天以下凡有血气,无一个不靠至圣作主。有一件本领费周张,便厌不得民心;有一处不厌民心,便临他不起。聪明睿知的资格,纔做得这临字的生活。容、执、敬、别,总是临的物料。几个足以有,极耐咀嚼。」
经纶大经章
大凡天下事,以智数行之,即一节一目,有不可为者矣;以至诚出之,即极天极人,有不可行者哉?五伦之际,虽事繁而礼重,然发于仁心,其数俱足以相充,是能经纶天下之大经也。天下之大经,取诸至诚而足,则天下之政事纪纲,亦取诸至诚而足。静深莫窥其变化之端,是能立天下之大本也。易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絪缊者,天地之至诚也。天地之气实,故大化无穷。同其事者,功有补于造化,心无间于天地,是能知天地之化育也。三者之用甚大,今虽谓其事如是,而人或不能信也。惟身有者,斯覩其必然耳。故曰:「茍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德即天命之性,容不得一毫人为,故曰天德。入德者,从闇然着手,便与天同体,故曰达天德。此之谓大德敦化。至圣至诚两章,虽分承川流、敦化,然实无可分也。容、执、敬、别,川流也,而溥博渊泉,是其敦化;寛裕温柔,川流也,而足以容,便是敦化;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川流也,而足以执、足以敬、足以别,便是敦化;天下之大经、天下之大本,敦化也,而分之、合之、变之、化之,是其川流;天地之化育,敦化也,而民之安、物之阜、鸢之飞、鱼之跃,是其川流。流者,流其敦化;敦化者,敦其川流。原分之而无可分者也。学者识得此义,方可读《中庸》。
衣锦尚絅章
承上章。固聪明圣知,来「闇然」二字,是一篇骨子。淡、简、温,正画出闇然形状。「知远」三句,是实落下手处。自「潜伏」至「笃恭」,不过充此所知而已。「微」,正与「闇」相照。「潜伏孔昭」,正说知微之显处,而其得力全在「内省」。恶从疚生,疚自省除。此中之微,原不见。君子不见是图,所以不及「敬信」。在不言不动,正是省于内而免于疚恶也。「尔室」「屋漏」,正透「闇」字意。民劝民威,是神行于莫见莫显之际;不赏不怒,是真涵于不覩不闻之中。君子笃恭,只「闇」到极处;天下平,是我与天下各安其性命之常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此纔通极于天命之初,方是归根学问。此《中庸》第三支。首篇自天命说起,而后及于功夫;末篇自下学说起,而直合于天命。首云修道,末云入德。内省即是慎独,敬信即是戒惧。不赏怒、不显,即中和之致;劝威、天下平,即位育之事。自源得流,以流合源,此之谓一部《中庸》。王鞠劬曰:「重一『闇』字,数『不』字,皆形容『闇』字,归结两『无』字,而『闇』止矣。《中庸》原道于天,故说到极至地位,只是复归于天,亦只完得个『闇』。《中庸》首章是发端,故句句着实说;此章是收拾,故句句要虚活说。节节引诗,咏叹淫泆,与《大学》释至善同体。若实说,再叙入德、成德之事,又是从头做起《中庸》。」陈紫峰曰:「《中庸》一书,始之以天,终之以天。夫学所以学为人,而始终以天焉者,天人一也。不天不足以尽人,故始以『天命之谓性』,自天而人也;终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则自人而天也。」黄勉斋曰:「《中庸》始言戒惧、慎独,次言知、仁、勇,终之
译聪明睿智章
前一章说高明配天,没有详细解释它之所以能配天的原因,所以一一拈出聪明睿智、合宽裕温柔这十六个字,都应当在至圣的心中去看。要体贴为“能”字,看见临、容、执、敬、别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至圣才足以拥有这些,即体而用就显现出来了。描述至圣的“临”,列出四德的条目,条目各有脉络井然有序,真可以说是小德的川流。然而其发脉之处广大静深,不仅仅是以头绪出奇。时出指圣心的灵活、应用的妙处,敬、信、悦是用来应对恰当的。应对恰当叫做“时”,全重在至圣身上,看见圣体与天体没有两样。到了配天,只是至圣的本分事,所以称为天道。鹿伯顺说:“天以下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不靠至圣作主。有一件本领费周章,便不能使民心厌服;有一处不能使民心厌服,便临不到他。聪明睿智的资格,才做得这‘临’字的工作。容、执、敬、别,总是‘临’的材料。几个‘足以有’,极耐咀嚼。”
经纶大经章
大凡天下的事,用智谋权术去推行,即使是一节一目,也有不可行的;以至诚去推行,即使是极天极人,有什么不可行的呢?五伦之间,虽然事繁而礼重,然而发于仁心,其数量都足以相互充实,这是能经纶天下的大经。天下的大经,取之于至诚就足够了,那么天下的政事纪纲,也取之于至诚就足够了。静深到无法窥探其变化的端绪,这是能确立天下的大本。《易经》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絪缊,是天地的至诚。天地之气充实,所以大化无穷。与之同其事的人,功绩有补于造化,心无间于天地,这是能知晓天地的化育。这三者的作用很大,现在虽然说是这样,但人或许不能相信。只有自身拥有的人,这才看见其必然。所以说:“如果不固守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晓呢?”德就是天命之性,容不得一毫人为,所以叫天德。入德的人,从闇然着手,便与天同体,所以叫达天德。这就叫做大德敦化。至圣至诚两章,虽然分别承接川流、敦化,但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容、执、敬、别,是川流,而溥博渊泉,是其敦化;宽裕温柔,是川流,而足以容,便是敦化;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是川流,而足以执、足以敬、足以别,便是敦化;天下的大经、天下的大本,是敦化,而分之、合之、变之、化之,是其川流;天地的化育,是敦化,而民之安、物之阜、鸢之飞、鱼之跃,是其川流。流者,流其敦化;敦化者,敦其川流。原本分开了却不可分。学者识得此义,才可以读《中庸》。
衣锦尚絅章
承接上一章。固守聪明圣智,引出“闇然”二字,是一篇的骨子。淡、简、温,正画出闇然的形状。“知远”三句,是实落下手处。从“潜伏”到“笃恭”,不过是充实这所知而已。“微”,正与“闇”相照应。“潜伏孔昭”,正说知微之显处,而其得力全在“内省”。恶从疚生,疚自省除。此中的微,原本不见。君子不见是图,所以不及“敬信”。在不言不动,正是省于内而免于疚恶。“尔室”“屋漏”,正透出“闇”字意。民劝民威,是神行于莫见莫显之际;不赏不怒,是真涵于不睹不闻之中。君子笃恭,只“闇”到极处;天下平,是我与天下各安其性命之常。“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这才通极于天命之初,方是归根学问。这是《中庸》第三支。首篇自天命说起,而后及于功夫;末篇自下学说起,而直合于天命。首云修道,末云入德。内省即是慎独,敬信即是戒惧。不赏怒、不显,即中和之致;劝威、天下平,即位育之事。自源得流,以流合源,这就叫一部《中庸》。王鞠劬说:“重一个‘闇’字,数‘不’字,都是形容‘闇’字,归结两个‘无’字,而‘闇’止矣。《中庸》原道于天,所以说到极至地位,只是复归于天,也只完得个‘闇’。《中庸》首章是发端,所以句句着实说;此章是收拾,所以句句要虚活说。节节引诗,咏叹淫泆,与《大学》释至善同体。若实说,再叙入德、成德之事,又是从头做起《中庸》。”陈紫峰说:“《中庸》一书,始之以天,终之以天。夫学所以学为人,而始终以天焉者,天人一也。不天不足以尽人,所以始以‘天命之谓性’,自天而人也;终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则自人而天也。”黄勉斋说:“《中庸》始言戒惧、慎独,次言知、仁、勇,终之
以诚,此数字括尽千古圣人教人之旨。」《大学》,经世之实用;《中庸》,阐道之微言。其间举舜之受命、武之缵绪、周之制礼,皆千古非常之事,而名之曰孝、曰达,见竒事皆妇于庸德也。对哀公道德九经,而一通之于诚,见王道必本于天德也。至论鬼神之德、性教之自天。人之一以及笃恭不显,无声无臭,总于本体上无加。反之天命之始,而不外喜怒哀乐之常,乃所以为中庸也。前人谓《中庸》多无形影,说下学处少,说上达处多,且教人着力去看《大学》,看《论》《孟》,以为读书之序,此为后学设法,难以语上之意。至谓多上达而少下学,愚谓离下无上,上达卽在下学中也。夫子一生只是下学,而祖述宪章,上律下袭,于此立极。一部《中庸》,皆修道而教之事,总不出「学而时习之」一语。
译以诚,这几个字概括尽了千古圣人教导众人的宗旨。」《大学》,是治理世务的实用学问;《中庸》,是阐发大道的精微言论。其中列举舜接受天命、武王继承基业、周朝制定礼乐,这些都是千古罕见的非凡事迹,却称之为孝、称之为达,可见奇特的事迹都蕴含于平常的德行之中。向哀公陈述道德九经,而统一归结于诚,可见王道必然以天德为根本。至于论述鬼神的德行、性与教都源于上天,人之一以及恭敬而不显赫,无声无臭,总归是在本体上毫无增益。反过来追溯天命的初始,并不超出喜怒哀乐的日常常情,这才是中庸的道理。前人认为《中庸》多无形迹,讲述下学功夫的地方少,讲述上达境界的地方多,并且教导人们着力去研读《大学》、《论语》和《孟子》,以此作为读书的顺序,这是为后学设立的方便法门,难以用谈论高深义理的方式去理解。至于说《中庸》多上达而少下学,我认为离开下学就没有上达,上达就在下学之中。孔子一生只是致力于下学,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效天理、下袭人情,在此确立至极之道。整部《中庸》,都是修道而教人的事,总不出“学而时习之”这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