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译做富人而不仁义。田界划定，就实行助法，有私田就有公田，有恒产就有世禄，国家就安定了。润泽，是指与民情土俗相宜，论述法度并勉励执行法度的人，真是治理国家的巨手。井田制废除了，古人的良法美政就不可再追回了。只是想想那种互相友爱、互相救助、互相扶持，公事办完才敢处理私事的情形，这是何等的人心，何等的风俗！而王政治理的实际都体现在这里，那么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精神气象都可以从百世之后想象得到，真是王者的老师。张横渠曾经议论恢复井田制，对错各占一半。然而井田制虽然不可恢复，其意图未尝不可仿效实行，斟酌变通，在于实行的人。润泽，不一定非要大改，只是就先前君王分田制禄的本意斟酌实行，使之不违背人情罢了，不像后世那样夺取百姓的田地再分给百姓，然后才能井田授受。

译有为神农章

自从有了天地，便有了帝王，便有了闻名于世的人，他们不仅治理一时的天下，更为千万代立下规矩、垂示典范，使天下成为一家、一个整体，君子与小人分工劳作，合力互补，分工后才能得到安逸，合作后才能得到周全，这是君主与百姓的事业，士农工商四民的事务，彼此互为耳目、手足。大禹平定水土，后稷教导耕种，契宣扬人伦，伯益焚烧山林沼泽，皋陶明定刑罚，这就是开辟万代耕种开凿、饮食的源头，而不致使人流于安逸居住、沦为禽兽。假如没有尧的忧患，推举舜来施行治理；没有舜的忧患，推举禹、皋陶来共同治理，即使有上百上千个许行那样的人，与百姓一起耕种吃饭，能成就什么大事呢？许东阳说：“这一章分为三段。从‘许子必种粟’到‘不用于耕耳’，驳斥他假托神农的话；从‘吾闻用夏’等到‘不善变矣’，责备他背离师道；从‘从许子之道’以下，陈相的遁词，所以又驳斥他市场物价一律的说法。”顾泾阳说：“他主张一起耕种，是为了使天下人平等，将尊卑上下一切扫除；他主张物价一律，是为了使天下物品平等，将精粗美恶一切扫除，总之成就一个空虚的境界。”有人问：“许行与告子相比如何？”回答说：“告子较深，许行较浅。许行空掉了外在的，告子空掉了内在的。”鹿伯顺说：“许子的言论有‘神农’二字当头，也是太古时原有的，不肯劳苦百姓的意思也好，只是一起耕种治理不了天下。齐同物价的说法也是古意，但事物的情理哪有齐同的呢？孟子论述事理、物情，真是有用的学问。‘率天下而路’，相率而为伪，剖析得粉碎。”

墨者章

善于教导别人的人，必须就他自身明白的地方加以指引，让他自己认可，难道认为不对就是不尊贵吗？这就是用所轻视的事侍奉双亲，正提醒他一点良心。他的行为与所学相反，这一定有原因，他的觉悟契机全在于此。人以本生，爱因本立，根本一致则爱自然不能没有差别，这是人心无法抑制的地方。他厚葬自己的亲人，又说：“施恩从亲人开始。”这是发自一本而不自知的，只是习染了墨家爱无差等的说法，于是误入歧途罢了。上古不埋葬亲人这一段，正是触动他不忍心薄待的本心，看到孝子仁人之所以爱自己的亲人，也一定有道理，怎么反而说爱无差等呢？怅然若失，恍惚悔悟，逃离墨家而归向儒家了。许鲁斋兴办学校，能使老僧让他的徒弟都还俗，这都是教化所及、转移人心的地方。胡云峯说：“夷子学习墨家，是不对的，但他厚葬亲人，还是夷子做得对的地方。爱无差等，施恩从亲人开始，夷子所说的，是不对的，然而这个‘始’字，还是夷子说得对的地方，所以可以因他本心的明白而教导他。”

这一篇讲滕国的事，可见孟子的经世济民之才；辨明夷之，辨明许行，可见孟子的学术。

滕文公章句下

不见诸侯章

士人君子无非想为天下正直的事谋划，而天下正直在于坚守道义，怎么能加一个‘枉’字呢？起初以委屈小的来成全大的而去做，接着以委屈大的来成全小的也去做，最终只是委屈而没有正直了。大概委屈自己的人，原本就没有使别人正直的道理。君子只论枉直，不论利害。前面破除他的‘利’字，后面指出‘道’字，可见利益伸展则道义屈从，行道的人岂能夹杂一丝一毫功利的念头！七篇中不见诸侯凡三处提到，应当参看，可见战国时孟子学术与众不同的地方。新安陈氏说：“代替别人认为不见诸侯是小节，不知道从君子看来，坚守什么为大？坚守自身为大。委屈自己顺从别人，失去自身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不可以因为所屈从的事小就去做。委屈自己就是委屈道义，委屈道义决不能行道，而可以视为小节吗？”

公孙张仪章

居广居一节，宛然描绘出一个大丈夫，巍然立于宇宙之间。张仪、公孙衍之流都是他奔走承顺的人。志向有得志不得志的时候，道义没有行不通的时候。考察张仪这个人，便是汤、文、周、孔一流，孟子暗自以此自负，所以列于见知。张南轩说：“与民由之，是与民共同遵循这个道。虽然不得志，此道未曾不通过自己。不能滛，是不能滛此；不能移，是不能屈不能移此。此者是什么？广居、正位、大道是也。大概得之于己，而外物全都不足以使之动摇。所谓大丈夫，大概就是这样。”

周霄问曰章

周霄意在孟子难以出仕，所以两次设问以探其情。孟子指出‘道’字，说古人急切想要出仕的心，无非是为了道，却厌恶不由道而出仕。不由道而出仕，与钻穴隙之类丑极了，与妾妇以顺为正者相同。自负为有本领、有神通，不知道有道之所唾弃，而羞称之也久矣。有人说：“田地不一定能不失，失田也未必即废祀，只是心中皇皇不自安罢了。”失位不祭，须想他孝不能尽、即忠不能伸处，使吾亲生我之身无补于世，所以不能宴然。若硬说失祭，则未仕以前，岂无所以致孝于祭？必欲得位而后致祭

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终身不做官，像颜回、闵子骞这些人，难道就终究不能成为孝子了吗？哪有这种道理呢？《礼记·王制》说：“士人有田地就可以举行祭祀，没有田地就只进行荐祭。”何必专门担忧没有田地呢？君子并非不想做官，但到了道义上不可行的时候，那么即使不敢举行祭祀、不敢设宴款待，也有顾不上顾虑的地方。因为屈辱自身而苟且做官，虽然不废祭祀，但实际上对亲人的羞辱非常严重，这是有识之士应当谨慎对待的。

译彭更问曰章

彭更怀疑“传食”（随人供养），万章怀疑接受馈赠，他们的见解非常端正。我认为，如果有孟子的志向就可以，如果没有孟子的志向，那就只是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罢了。孟子说：“没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就会篡位。”顾炎武说：“没有孟子那样的志向就是盗贼。”有人问：“既然说‘食志’（根据志向供养），那又不供养那些毁坏瓦器、粉饰墙壁的恶人志向，如果真是根据功劳供养，怎么能遗漏掉‘守先待后’（守护先王之道以待后世）的功劳呢？”这两节反复论述，最终都要归结到“您不是根据志向供养，而是根据功劳供养”这一点上。

宋小国也章

如果实行王道政治，自然不害怕别人为平民百姓报仇。商汤实行王道政治时，向东征伐，西方的人抱怨；向西征伐，东方的人抱怨，没有人不盼望商汤做君主，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周武王实行王道政治时，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没有人不盼望武王做君主。如今的宋国，只是不实行王道政治罢了，难道还害怕齐国和楚国吗？有人问：“打算实行王道政治，未必能够实行，所以孟子直接断言，认为是不实行罢了。引用商汤、周武王的事例，正是为了压倒齐国和楚国，这是孟子立论针锋相对的地方。”

谓戴不胜章

习惯与好人相处，就不能没有好品行；习惯与坏人相处，就不能有好品行。与一个好人居处，而众多坏人夹杂其间，就不能成就他的善行，好人反而孤立危险而难以自立。一个薛居州，独自对宋王能有什么作用呢？宋王严叟说：“正直的人在朝廷，朝廷就安定；奸邪的人一进朝廷，就有不安定的迹象，大概是因为同类响应的人众多，上下蒙蔽，不知不觉养成了祸患的根源。”又说：“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原本没有共同使用的道理，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是泰卦（通达）；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就是否卦（闭塞）。如果君子和小人竞相进取，那就是危亡的基础。”根据严叟的说法，更知道一个薛居州必定不能成就君王的德行，何况还有成群结队来干扰他的人呢！

不见诸侯章

孟子坚守不见诸侯的道义，不逼迫不可见的人去见，也不先去见不可见的人。古人还有被逼迫而不去见的，这虽然已经过分，但在千年之后，君主尊贵而士人卑贱，潮流难以砥柱，哪里还有这几个过分的人呢。孟子学问深厚修养到家，就不肯违背意气去矫激行事，所以引用孔子的一段话。假使阳货不先送礼物，孔子绝不会轻易去见他，这不仅表明不把事情做绝，也可以表明不见诸侯的道义。曾子、子路都坚守孔门的家法，所以深深鄙视那些耸肩谄笑、意见未同就说话的人。修养与坚守不同，干木、泄柳严厉而狭隘，孔孟和顺而宏大。当时没有不见诸侯的士人，没有不想做官的人。孟子说：“不通过正道去做官的，就像钻墙洞之类的人。”我也说：“以顺从为正道的，就像耸肩谄笑之类的人。”不能学习孔孟，不妨以干木、泄柳为榜样。鹿伯顺说：“君子所修养的品德可以知道，最耐人寻味。这君子便说自己的意思，如果再指出两位贤人，其意味反而浅薄了。”

戴盈之曰章

《益卦》的大象辞说：“君子见到善行就追随，有过错就改正。”既然知道不合道义，就应当立即停止，哪里容许暂时等待？“等待”这一个字，从来就是误事的病根。张南轩说：“士人在改过迁善的关键时刻，如果采取戴盈之的说法，就会终身沉溺在过失之中；人臣在谋划国家革除弊端、恢复古制的事情上，如果采取戴盈之的说法，就会最终陷入因循苟且的境地。”所以仁、智、勇三种德行缺一不可。

夫子好辩章

端正人心是主旨，不得已是一种神情。纵观世道的混乱，哪一桩不是人心不正造成的？圣贤救世，一时难于一时。大禹平定水土、奠定居所，来安定人心；周公驱逐祸害、清除残暴，来取悦人心；孔子阐明刑罚、告诫法律，来震慑人心。周公比大禹更难，孔子又比周公更难。孟子既没有君相的地位，又没有《春秋》可以书写，而杨朱、墨翟惑乱人心比夏桀、商纣更甚，孟子想要通过辩论来平息他们，使人心回归正道，更加困难了。说“不得已”，真是不得已啊。恐怕一个人不能挽回，而希望于能言善辩、拒斥杨墨的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情呢？“孔子恐惧，作《春秋》”，孔子的不得已在于“我对此感到恐惧，为了捍卫先圣之道”；孟子的不得已在于“圣人再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话”，孟子直接把先后圣贤的担子一身挑起，真是非常不得已啊！朱熹说：“看到各位圣贤遭遇时势的变化，各自实行其道，是这样的时节；他们用来端正和拯救世道的苦心，是这样的样子。看到圣贤是多么大的力量！好像天地有缺陷的地方，得到圣贤出来补救周全。过得稍久，又不免有缺陷，又得到圣贤出来补救，真有开辟乾坤的功劳。”薛敬轩说：“混乱到了极点再回复治理，只有圣人用道来维持它，使它不至于倾覆。比如尧的治理达到了极点，当时应当衰落了，有舜就能保持它的兴盛；舜的治理达到了极点，当时应当衰落了，有禹就能保住它的治理。如果尧之后没有舜，舜之后没有禹，那么鸣条、牧野那样的战事，不必等到后世才会出现。由此知道治乱盛衰相继出现没有尽头，是理之常然；或者应当衰落而不衰落，应当混乱而不混乱，那就是圣人斡旋造化的功劳了。”许东阳说：“孟子这一章回答好辩的疑问，而孟子的辩论专门针对杨墨而发，那么由乱变治，全靠人事来挽回气化。武王、周公诛杀商纣、讨伐奄国，孔子作《春秋》，都是用人事来挽救衰败。所以

译孟子也在礼教衰败、道统失落的时代，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以扭转风气，匡正人事。这正是圣贤参赞天地、助成化育的功业。阅读这一章，应当这样领会《集注》的意思。

译于陵仲子章

举世都贪婪，却有一位廉洁之士出现，这难道不是吉祥的麒麟、祥瑞的凤凰吗！只是恐怕他不符合人情，实际上有行不通的地方，连同他的廉洁也不是真正的廉洁。如果仲子本来就没有兄长的居所、母亲的饮食，那么于陵自然算是高洁的节操。然而有了却要去躲避，想要成就一种不居不食的廉洁，究竟真的能不居不食吗？人必须尽到人伦义务，然后才可以议论名节。无论不能像蚯蚓那样，即使像蚯蚓那样，却躲避兄长、远离母亲，又怎么能算廉洁呢？天下自有中庸之道，知、廉、勇、艺，不能用礼乐来修饰，只不过是一个偏执之士罢了。于陵的节操是苦涩的，首阳的节操是甘美的，全在人伦上定案。有人说：“‘恶能廉’，只是说不能成就他的廉洁，不是说不能成为真正的廉洁。”前后只是这个意思，反复诘问应答。“蚓而后可”，是说如果真像仲子这样的操守，必须像蚯蚓那样才可以，有人能同于蚯蚓吗？鹿伯顺也说：“不是要他像蚯蚓，是说人做不到像蚯蚓。”孟子最爱的是“廉”字，怕被不通情理的人跌倒，反而成为贪婪者的借口，所以为此辩解，并不是故意恼怒陈仲子。余少原说：“仲子的事不必远引，只用鲁叔肸的事来断定，那么他的论断就确定了。”《春秋》鲁宣公十七年记载“字弟叔肸卒”，胡氏说：“称弟，是得弟道；称字，是贤德。为什么叔肸贤德？因为宣公弑君而叔肸反对他。反对他为什么不去？兄弟没有断绝的道理，所以虽然反对他却不离去。给他财物，就说‘我足够了’，终身不食宣公的禄位。君子认为这是通达恩义。论情可以明亲亲，言义可以厉不轨，所以被《春秋》所取贵。”与仲子相比如何呢？兄长没有悖逆作乱的大故，而仲子离开他惟恐不远，所以我所以说他的论断确定了。

这一篇讲出处之道，讲政、讲廉，都关乎世道人心，无处不是学问。

卷十七

离娄章句上

离娄之明章

从来治理天下的人，都不能离开仁政，然而必须本于先王，因为先王仁深而智周，所做的事得其全，后世无法超越。遵循它则安逸而有成，不遵循则劳而无功，而且播恶于众。道揆，是先王心思所竭，而继者以示天下后世臣民共为遵守的。上失其道了，下有能守其法的人吗？犯义犯刑，无礼无学，环视我的百姓，不是百姓，是贼。做臣子的，又不能陈善闭邪以匡扶其方蹶，而且说我的君主不能，是以贼而贼其民的人。国家的灭亡，可以立而俟了。唐虞之臣师师，三代之臣謇謇，衰周之臣泄泄，战国之臣沓沓。嗣是之后，沓沓成习，极重难返。“谓之贼”三字，令人惊愧无地。朱子说：“恭与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较阔大，敬意思较细密。责难之恭，是先立个大志，以帝王之道为必可信、必可行。陈善闭邪，即是做那责难底工夫。”

规矩方员章

圣人人伦之至，只是完得一仁字。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尧，正是仁处，正其至处也。君不法尧以治民，便是贼其民；臣不能法舜以事君，便是与君共贼其民。民受贼不过，则身弑国亡，身危国削，何事不有？与上章“贼民兴，丧无日矣”同意。治民法尧，事君法舜，是不肯以第一等人让人，即愿学孔子之意。或曰：“仁即人伦中肫恳不容自已处。孔子虽兼说不仁，却是望人专向仁上去。若不法尧舜，舎这仁，趋那不仁，便有下文不仁之祸。”

三代之得章

废兴存亡，总决于仁不仁。出此入彼，间不容发。彼恶死亡而乐不仁，真醉生梦死者耶？自不保四海，以至不保四体，见所有之物，无一可保，不仁之祸亦烈矣哉！

爱人不亲章

未尝爱人，未尝治人，未尝礼人，而有不得者，其求已犹易。至不亲、不治、不答，而一味自反，絶不尤人，便是配命之学，此身自足管摄天下。或曰：“天下归只是身适得其正，虽正而不敢自以为正，到天下归却仍是反求一念，惟日不足，与天下相流通。若将天下归作身正完满处，便非。”

人有恒言章

言天下国家，便有身在。正使有天下国家者瞿然思修身之为本。

为政不难章

借巨室以拨动四海，此中妙有机縁，“不得罪”三字有作用，“慕”字从感动上来。

天下有道章

人当顺有道之天，不可安无道之天，故借涕泣一事，提起当时之耻心，而激之以师文王。文王总不离好仁，“仁不可为众”一句，是通章主脑，“耻”字是精神。苏氏浚曰：“通章重责诸侯自强，非谓景公能顺天，而今之诸侯为逆天也。况齐非弱小，腼颜女吴，亦非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