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译收到您的教诲。

对狗马的喜好，是梁王的病根，因此说这是率领野兽吃人，视百姓的生命轻贱而视狗马为重，这就是所谓的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邵雍评论秦朝时说：“杀人众多不一定用刀斧，意思是天下的人没有可以求生的路可走，更何况又用刀斧大量杀害天下的人呢？”我认为政治害死百姓，就是所说的没有可以求生的路可走。

译天下莫强章

他们使用暴政，我施行仁政，自古以来无敌的军队都是遵循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却想要洗雪耻辱，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孟子每每引用“以王道称王”的道理，完全是教导君主审时度势。勿轩熊氏说：“当时七国都是大国，孟子唯独对齐、梁两国念念不忘，是希望能在中原地区实现抱负。至于秦国和楚国，则是依靠兵力相互倾轧的国家，《孟子》一书深深地鄙视并排斥它们，大概是因为如果它们得志，必定不是天下百姓的福分。自从周朝衰微以来，天下大势不是归于楚国就是归于秦国，圣贤早已预知这种趋向。当时孟子只说深耕细作、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就可以拿着木棒去击败秦楚，从富强的层面来说，难道不是太迂阔而不切合实际吗？然而后来灭亡秦国的，不过是举起竹竿、砍下树木的普通百姓，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果真可以依赖吗？孟子的话并没有欺骗我们。”

见梁襄王章

举世都嗜好杀戮，如果出现一个不嗜好杀戮的人，那就是吉祥的麒麟和瑞凤，天下谁不仰望他？希望他成为君主。商汤和周武王的吊民伐罪，尚且如此。汉、唐、宋都凭借不滥杀而成就帝业，孟子可以说是早有预见。有人说：“上天不会因为春天的生发而废除秋天的肃杀，舜诛杀四凶，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并非不杀人，而是不嗜好杀人罢了。鲁国大赦，刘景升父子多次赦免罪犯，后世都讥讽他们。”如果懂得孟子“以生道杀民”的说法，也就明白了“不嗜好杀人就能统一天下”的含义。不然的话，宋襄公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梁武帝以面食代替牺牲，不过是妇人之仁罢了，当时国家相继覆亡，难道足以统一天下吗！

齐桓晋文章

齐宣王的意图在于追求大的欲望，所以开口就问齐桓公、晋文公开拓疆土等事，这正是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孟子急忙用王道夺取他的霸业功劳，并用保民、不忍的说法引导他。保民是王道的核心主旨，不忍是保民的根源。不忍之心，人人都有却不能自我确认，即使偶尔有所触及也不能很好地推广。孟子反复辩论，使他由迷惑而后醒悟，这样这颗心才真正属于自己；反过来用百姓与禽兽进行比较，使他善于推广自己的行为，这样这颗心才能惠及他人。不忍牛恐惧发抖的念头，与乍见小孩掉入井中的心意相同。这时不但没有一丝忍心，也没有一丝伪心。这是仁的开端，也是人性的善良。固然不需要学习就知道，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到，但这并不是说凭着这种不学不思的状态，就能充分发挥本性以充满仁的容量。圣贤的学术，由细微之处而变得明显、显著、感动、变化；帝王的治理，由一件事而通达天地万物。都需要时时刻刻着力用功，才能扩充拓展。孟子在这里大有机智锋芒，可惜齐宣王终究有阻隔，没能成功，大概是上天还不想要平治天下。这虽然是孟子口中的话语，却是当年写就的一篇得意文章。孔子曾经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功绩，为什么说谈论他的人没有谈论他的事业呢？大概是因为想要引导他走向王道，自然不容混杂霸业。如果就用发政施仁的死板道理勉强他，认为那是二帝三王的事情，他反而会更加惊恐逃跑，怎么敢承认呢？妙就妙在从他身边细微的事情说起，却说“这颗心足以称王”，他自然局限于其中，于是反复开合，启发他、诱导他、攻击他、击破他，让他自己认识自己承认，无处躲闪，才转到保民的实际之处。孟子与国君说话，总是一个主意，话语有详有略，道理烂熟于心。前代儒者说孟子不谈《易经》，却是善用《易经》的人，就是这个道理。苏洵熟读《孟子》而有心得，得到了文学的妙处；陆九渊熟读《孟子》而有心得，得到了象理的精微。南轩张氏说：“孟子不是让他用爱物的心去惠及他人，而是让他因为爱物而遵循不忍的真实，从而回归所谓‘一本’的道理，由亲近亲人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而爱物，这就是所谓的王道。”从前有人问陆九渊：“孟子劝齐王称王天下，后世怀疑他教人篡夺。”回答说：“百姓最贵重，国家次之，君主最轻。”梭山极力称赞陆九渊议论过人。由此推论，在春秋时期不尊崇周室如孔子那样，以及在战国时期想要勤王如管仲那样，都是不对的。

这一篇谈论义利的辨别，谈论与民同乐，谈论仁政，谈论王霸的辨别，凡此都是孟子的学术。

梁惠王章句下

暴见于王章

情，是圣人用来统摄古今的依据。所以说：“现在的音乐如同古代的音乐。”君王既然知道“独自欣赏不如与人共享，少数人欣赏不如多数人欣赏”，就有了与百姓共同享受的意思。不知道所谓的共同，钟鼓管钥还在其次，而平时喜好百姓所喜好的、厌恶百姓所厌恶的，没有一个念头一件事不为四境百姓的安乐考虑，所以一听到钟鼓的声音，一看到羽旄的美丽，都欢欣鼓舞、喜色相告，比起那些头痛皱眉的人，总共不过是钟鼓羽旄罢了。民间的苦乐，就是君主的苦乐，原本分不得彼此。以独自享乐为乐的人，没有能够真正快乐的。与民同乐这三个字，蕴含许多作用，凡是制定产业、教化百姓、减轻刑罚、薄收赋税都包含在内。朱熹《集注》推演好乐之心，下面补出“行仁政”三个字，最有实际意义，值得玩味。张氏夙行说：“乐有情、有文、有本。‘甚’字是极尽的意思，情文有一件不尽，就不是‘甚’。与人、与少、与众，有一仲不尽，就不是‘甚’。‘王’字不是成就王业，是说君民一体，宇宙太和，王道荡荡，王民皥皥。独乐便是

译世俗之人，以共同享乐为准则的便是先王。按照前面“先王之乐”中“王”字的含义来理解。

译文王之囿章

苑囿难道要论大小吗？只要与百姓共享，其中蕴含的生机无限，百姓看它都好像是自己的一样，怎么会不认为它小呢？如果杀麋鹿如同杀人，那罪过就是把百姓的性命看得和禽兽一样。苑囿大，陷阱就大；陷阱大，百姓陷入其中的必然多，百姓怎么会不认为它大呢？仁山金氏说：“孟子的言论，大多顺着对方的语意来启发引导他，起初并不辩驳事情的真假有无。”

交邻有道章

大国侍奉小国，乐于与小国和睦相处，安心地将此归结于顺应天命，以此来光大侍奉小国的事；小国侍奉大国，畏惧被强国逼迫，而将此归结于敬畏天命，以此来光大侍奉大国的事。一举将原因归结于天，那么圣贤的情怀都是由天理发出，而不是出于权势的算计。说到仁、智，勇就在其中了。匹夫之勇，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的，是仁、智的蛀虫；但如果用来除暴安民，那么勇正不可少。仁者必定有勇，如果不能安定天下，那么仁的分量就没有满，不是大勇。所以急切地盼望文王的一怒、武王的一怒。这种怒，是仁智的激扬，性情的宣畅，所谓雨露中的雷霆，春温中的秋肃罢了，又有什么可急迫的呢！张氏《夙行》说：“‘一怒’的‘一’字，不是数目字，最要体认。就是‘一戎衣而有天下’的‘一’，乃是仁智蕴蓄，文王的显赫、武王的羞耻，乐天、畏天，事大、恤小，激昂奋发而形成的，不可草草看过。所以说：‘王请大之。’”总注中“人君能惩小忿”四句，宜作两截看。《绍闻编》说：“商汤与太王、文王、武王，平时能够恤小、事大来结交邻国，有事时能够除暴、救民来安定天下，这一章的意思虽然分两节，但道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按此说是对的。

见于雪宫章

君民一体，忧乐相关。作为百姓的君主，不以一己的忧乐为忧乐，而以天下的忧乐为忧乐，那么百姓的乐君、忧君，都是君主自己造成的，哪里是百姓的问题呢？孟子回答君主，大头脑都是如此，各就事情设置契机，自成结构。当时诸侯王无不各有雪宫之乐，君主的快乐越极致，百姓的忧患就越严重。“今也不然”一段，可以想见雪宫中的盘桓游乐，百姓有受亏不过的状况，所以用景公、晏子的事相告，打动君王的地方全在“君臣相悦”四个字上。西山真氏说：“《易经》大小畜卦，都以止为义。凡是制止君主欲望的，才是爱君主；放纵君主欲望的，难道能算是爱君主吗？忠臣的心，只怕君主有欲望；奸臣的心，只怕君主没有欲望。”南轩张氏说：“孟子羞于称道管仲、晏婴，现在却引用晏子的话，为什么呢？羞于称道，是其大法；言论与事情有可取之处，也不可埋没。也可见与人为善，至公至平的心。”

人皆谓我章

文王治理岐山的政事，总是怀着仁爱天下的心。公刘好货，本来没有这回事，只有“乃积乃仓”一句；太王好色，本来没有这回事，只有“爰及姜女”一句。借《诗》、《书》、经传作为引导君王的资料，所以公刘可以说好货，太王可以说好色，只要与百姓共享罢了。有积仓，有裹粮，是平日不忍让百姓贫穷；无怨女，无旷夫，是平日不忍让百姓没有家室。将好货、好色之心推及于此，真是天地父母的仁，所谓王道本乎人情，就是这里。龟山杨氏说：“好货、好色，孟子也不认为不可，大概好比水逆流，在中流遏制它，祸患必然导致决溢；顺着形势引导它，那么大概就能通到大海了。所以用公刘、太王的事来告诉他。《易经》的《睽》卦说：‘遇主于巷。’说的就是这个。”

有托妻子章

三个如之何，一步进一步，首节推究情理，次节议论法度，三节情理法度两无所容，惟有抱惭而已，顾左右而言他，形容如画。庆源辅氏说：“顾左右以释放其羞愧，言他事以扰乱其言辞，有护疾忌医之心，无责己求言之意。”

所谓故国章

进用贤人是为了百姓的打算。没有亲臣了，怎么会有世臣？怎么能为民父母？怎么算是故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进用时不认识罢了，于是轻用、轻舍，甚至轻杀。“如不得已”四字，是一篇的纲领，下文六个“然后”字，正是其不得已之处。盖卿大夫之位，虽然是人所设置，实则是天所设立。职位依德行而定，俸禄以功劳来考核。自我的权力，归于自然的分际，天道存其中了。知道这是天道，己意何可用乎？固不得不迟回顾虑也。张氏说：杨龟山云：“孟子言用人、去人、杀人，虽不听左右诸大夫之私，亦不听国人之公，因国人之公是非，吾从而察之，有见焉而后行。如此则权常在我。若初无所见，姑信己意为之，亦必终为人所惑，不能固执矣。”按：此于“察见”二字有体贴，他人只说得“国人”二字耳。盖用之、去之、杀之，虽本于国人，而所以能用

译国人所公认的，关键在于我自身。如果不是这样，像新莽那样矫饰虚伪，天下人都会为他鸣冤叫屈，前后上书歌颂他的功德的人多达四十八万，君主又从哪里知道他不是贤德的呢？后世任用人才的人，不仅应当斥退疏远身边那些怀有私心的大夫，尤其要谨慎地对待国人所公认的（意见）才可以。

译放逐夏桀、讨伐商纣这一章

残暴害民的人被称为独夫，这一章的关键就在这两个字上，用“诛”字替换“弑”字，这是《春秋》的笔法。商汤、周武王的这一举动，触犯了古今最大的难题，幸亏孟子看得真切，判断得坚定。宋高宗问尹焞说：“商纣是一位君主，孟子为什么称他为独夫？”尹焞回答说：“这不是孟子的话，而是武王誓师时的言辞：‘独夫受，大行威虐。’”高宗又问：“君主看待臣下像泥土草芥，臣下便看待君主像强盗仇敌。”尹焞回答说：“这也不是孟子的话，《尚书》说：‘安抚我的是君主，虐待我的是仇敌。’”高宗非常高兴。由此看来，孟子都是依据《尚书》，并非自创一家之说。明太祖不喜欢孟子关于视君主为仇敌的言论，可惜当时的臣子不能把尹焞的话禀告给他。如果把尹焞的话禀告给他，那么引经据典来断明义理，难道不是端正人心的正道吗！

大王建造大屋这一章

两个比喻，总归是想舍弃所学而跟随我，范氏的注解值得玩味。有人说：“‘何以异’三个字是惊异，不是诘问，而是极力说明齐王不爱国的意思，用任用玉匠却不任用贤人来作比较，这种说法不对。”

齐国人攻打燕国这一章

齐宣王的志向在于夺取，所以想冒犯窃取天意；孟子的意图在于不应该夺取，所以直接裁决民心。天意幽深而难以凭据，民心显明而可以依据，这也只是运数罢了，民情也危险啊！周文王当时何曾有过百姓不喜悦的事情？明显是教导齐王不该夺取。朱熹说：“这也是因为齐王想夺取燕国，所以引导他遵循文武之道，并不是说文王想夺取商朝，因为商人喜悦而停止；武王看见商人喜悦就夺取了。只是论述道理如此。”

将要谋划救援燕国这一章

子哙、子之扰乱燕国，齐国能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慰问他们的百姓，百姓何尝不喜悦？齐宣王见识不到这一点，杀害父兄，连累子弟，毁坏宗庙，迁移重器，发动天下的军队，恐惧而思考等待的策略，也只有废立君主然后离开这一着。饶双峰说：“这时只应当平定祸乱，平定祸乱的人，是取其祸乱而诛杀它，像商汤十一次征伐，并不是完全灭掉那个国家。夺取它，就是践踏田地而夺走牛。”有人说：“天下畏惧齐国，战争的祸端已经潜伏在这里，一旦行动，谋划讨伐的人就多了。发动天下的军队，看见战争的祸端由自己开启，不能不急忙自我制止，意思下文‘止’字正对应‘动’字来看。”

邹国与鲁国争斗这一章

穆公满腔愤懑，只是怨恨百姓。孟子从官吏推究到君主身上。穆公说死了三十三人，孟子说：“君主的百姓离散而死的有几千人。”穆公说：“疾视长辈长官的死而不救助。”孟子说：“官吏没有报告，上级的怠慢，是官吏造成的；下级的残害，是官吏促成的。这正是所说的出尔反尔。从古至今，与百姓为仇的，有快有慢，百姓必定战胜他，凛然可畏。”有人说：“亲近上级、为长官而死，就危难时刻而言，正对应‘疾视’那句。内心相亲附，所以杀身捍卫，虽死不避。一直说下去，不必像新安注那样把‘平时’与‘当危’两方面平列看待。”

夹在齐楚之间这一章

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有一种办法，是说滕国只有这一策可行，挖掘护城河、修筑城墙，与百姓死守，有许多周密筹划、抵御的措施。圣贤在事变之际，只论理上可以做到的而已。有人说：“‘则是可为也’五个字，语气激越壮烈，正是转弱为强、变小为大第一策，不是束手待毙与侥幸万一的话。‘与民守之’一句，不是空谈守险，有聚集人口、存恤百姓、积累诚意感动信服的意思。这样，便可见孟子不迂阔的地方。”

齐国人修筑薛地这一章

迁徙不是容易的事，太王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无论迁徙还是不迁徙，总之应该行善。君子统绪垂范于后世，正因为这善世世可行，使百姓效死，正是行善之处。云峰胡氏说：“《集注》两章都说不可侥幸。大凡侥幸的人，不做天理所应当做的，而只希望意外的收获。前章是守义爱民，应当尽到我方所能做的，而不可侥幸于他人；此章是勉强行善，应当尽到我方所能做的，而不可侥幸于上天。”

竭尽全力侍奉大国这一章

或迁徙或坚守，总以仁爱百姓为主，民心得到，迁徙也不失国家，坚守也不失百姓。三章都是一个意思，先说那就有一种办法，接着说迁徙是不得已，又说请做选择，二者自然是侧重坚守边疆。圣贤谋国的道理，一循天理的正道而已，杨氏的注解得到了这一点。问：“《集注》‘义’字应当改为‘经’字，朱熹说：‘思考后确实如此。因为‘义’便接近权变，或可以这样，或可以那样，都是义；‘经’则一定而不变。既然对应‘权’来说，必须用‘经’字。”

晋平公将要出行这一章

圣贤一身，或行动或停止，关系世道升降不小。总之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信得过一个“天”字，省却许多怨恨，这是孔门的家法。黎鉏阻止孔子，说：“是个平民，年少时不知道父亲坟墓，合葬于防地。”臧仓阻止孟子，轻视自身先于平民，后丧超过前丧。谗佞之人对于圣贤，都窃取礼义的表象而中伤他们，前后同慨。有人说：“有诽谤周濂溪给赵清献的，赵清献非常威严地对待他，濂溪处之超然。清献后来醒悟说：

译“差点失去了君主，今天才知道茂叔的为人。”伊川先生前往涪州时，有人说：“这次出行，是您的族子与邢恕在背后策划的。”伊川先生说：“族子极其愚笨，不值得责备；况且他对我情谊深厚，我不敢怀疑他。”章惇嫉妒范纯仁，将他流放到岭南，范纯仁告诫儿子不要怨恨。等到在途中，船将要翻覆，范纯仁的衣服全湿了，他告诉儿子们说：“这难道是章惇造成的吗？”以道义和天命来自我安顿，孔子、孟子的传承都是如此。

译此篇都是告诫齐、滕、邹、鲁等国君主的话，孟子的政治主张和学问修养，都体现在这里。

卷十五

公孙丑章句上

当路于齐章

管仲、晏子尚且不值得效法吗？（齐宣王）把目标定得太高，以为让齐王称霸易如反掌；说得又太容易，难怪齐宣王的疑惑越来越深。引用文王的事例作为佐证，也非常明确切中，只是齐宣王不识时务罢了。当今时代容易成功，只有此时才容易成功。没有比此时更疏漏的，没有比此时更紧迫的，总之是看到机会可以乘势而上而时机不可错失，颇有技痒难耐之意。引用孔子的话说明德行的流行，表明这与霸业的功绩不可同日而语。问：“孟子既然轻视管仲，如果孟子处在管仲的时代，会怎么做？”双峯饶氏说：“也只是会合诸侯来尊崇周王室。但孟子真能使王室尊贵安定，而诸侯各自遵循王道的法度。管仲不过是借尊崇周王室的名义来掩盖他笼络诸侯的实质，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周文王、武王的罪人。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只在于真诚与虚伪。孔子作《春秋》，也不过是想让诸侯尊崇周王室、遵循周代的制度罢了。”

则不动心章

“不动心”三个字，是尧舜到孔子相传的道统，孟子以见识卓著自负的地方全在于此。虞舜朝廷的禅让，从人心、道心精纯而统一，真诚地执守中正，这是不动心的本源。到了商汤以礼制心，周文王恭敬谨慎，孔子从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孟子经过四十年的学习修养才使此心不动，这难道是可以在一朝一夕间袭取而在临事时强行镇定的吗！他的得力之处全在于积累正义，积累正义就能使内心满足。知言、养气，是针对告子所不求的东西反过来追求，显示自己的功夫有如此境界。告子害怕言语和气机使心波动，任凭它们不得而都不去追求；孟子却在言语和气机上都从心上追求，而没有得不到的。不懂得分析言辞就无法了解人，这是孔子的家法；养气则是孟子的独创。程子说：“孟子的学问已达到极处，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出‘养气’来。仅这两个字，其功夫就很多。”浩然之气，正是乾元静时专一、动时刚直，坤元静时收敛、动时开拓的气。只有正直地培养它，不削弱其刚大的本体，那么俯仰于天地之间，没有地方能限制我、屈服我，怎么不可以与义和道相配呢？与道义相配，正是充塞天地。直养是时时追求内心的满足，从自我反省上用功。自我反省而心安，就是义。集义而生，是从内心生发出来；义袭而取，是从外部获取。必有事焉，是积累正义的功夫；正、忘、助，是外在袭取的害处。勿忘勿助的学问，自然不厌倦，这就是所谓的智；勿忘勿助的教化，自然不疲倦，这就是所谓的仁。智在上位则能利用众人的长处，在下位则能运用古今的道理；仁在上位则能恩泽世人以利，在下位则能给予他人以善。智不固执己见，仁不私利自己，这就是圣人的仁智了。希望学者，正是希望学习他们不厌倦不疲倦的精神。孔子四十岁不迷惑，孟子四十岁不动心，他们衣钵相承就是这样。鲁斋许氏说：“朱子说：‘孟子养气的论述，孔子已经说过了，即：内省没有愧疚，还有什么忧愁恐惧呢？’我认为这与孟子的话正相表里。自我反省就是内省，正直就没有愧疚了，纵然千万人阻挡我也前往，不忧不惧。”维立陈氏说：“惴、往都是勇，不往的地方正是千万人不敢侵扰的精神蕴蓄之处。内省时稍微觉得退缩，就还给他惴栗的那一念。惴是本来良心浮气尽敛，大勇的真种子正在这里。这一节就是内心满足的功夫，‘自反’二字不可忽视，只一段形容羞愧便……”如果不是曾子、孟子养气的关键，常恐有退缩之处、不得于心之处、不满足之处、行不义杀无辜之处。如果说知言养气，更没有不得于心、不得于言的时候，这是想抬高圣贤，却失去了圣贤侧身改过的宗旨。陆象山说：“志专一而气动，这不必讨论，唯独气专一而志动，未能使人无疑。孟子用跌倒奔跑使心动来说明，就无疑了，也自有主客之分。”又说：“居处饮食适宜节制，视听言动严格辨别邪正，都是不暴戾其气的功夫。”按：象山对“无暴”二字理解得很切实，学者应当深思。问：“伯夷、伊尹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有所不为，为什么这么说？”朱子说：“从他们让国而逃、劝谏伐纣而饿死来看，非道义一介不取，就可以知道了。”王阳明说：“心的本体原本是不动的，只是因为所行的不合义，才动了。孟子不论心的动与不动，只是积累正义，所行的没有不是义的，此心自然无可动之处。如果告子只要此心不动，就是强行控制此心，将生生不息的本体反而阻碍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孟子积累正义的功夫，自然是培养得充满，并无亏缺，自觉纵横自在，活泼泼地，这就是浩然之气。”按：阳明的这个论述很确切，学者由阳明的说法推演，更加相信我的说法不错，其他各家的说法都不可遵从。

以力假仁章

圣人门下羞于称颂五霸，只因为一个“假”字，看破是假的，谁肯心服？德与仁却是浑然一体令人信服，至于思，就是所谓的中心喜悦而真诚信服，他的王道

译这并不等待宏大之事。朱子说：“用德行来践行仁，‘德’不仅仅指有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诚心，这个‘德’字含义非常广博，是指自己身上该做的事都做得妥当，是无所不备了，所以表现出来就是仁。比如商汤不接近声色享乐，不积聚财货利益，以至于彰显诚信给天下百姓，将百姓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些德行，即使想要拯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周武王确实聪明，作为伟大的君主，将百姓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这种确实的聪明，即使想要拯救百姓，他的道理又从何而来呢？”

译不仁则辱章

两个国家之间闲暇无事，一方面大国畏惧它，一方面它自己招求祸患。真正仁德就会荣耀，不仁德就会受辱，所谓“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求来的”，引用《诗经》，说明福是自己招求的；引用《太甲》，说明祸是自己招求的。然而祸福常常相互依存转化，努力实行仁德就可以转祸为福，懈怠仁德就可以转福为祸，总之祸福都是由自己取舍决定的罢了。朱子说：“这也是只为下等人说的，如果是上等人，他难道因为荣辱的缘故才去实行仁德吗？”蔡氏说：“程子在《易经》比卦彖传中说：‘即使让他畏惧危亡的祸患而寻求辅佐百姓的方法，也胜过完全不顾的人。’这一章的意思与此相近。”这三节都含有荣辱的意思，不可分割。应当明白政令刑罚与沉溺享乐怠慢傲慢，只是其中显著的表现罢了。等到天理节度端正、荣辱分界的地方，能够治理国家，谁敢侮辱他？不能治理国家，那么被侮辱是必然的。讲解这一节不可硬说没有侮辱，必须体现出恍惚难定、安危在呼吸间的意味，才与章首的两个“则”字相合。

尊贤使能章

王道以赢得民心为根本，五个“天下”字便显现出邻国的百姓仰视他如同父母，无敌于天下的意思。确实能实行这一点，是说只从本国做起，天下自然不能超出他的范围。双峯饶氏说：“无敌于天下这一句，乃是本章的大旨。因为能实行王者的政令，就可以兴起王者的治世。当时诸侯不得民心，只致力于侵夺他人土地，所以孟子教导他们只实行王政来体恤百姓，使邻国的百姓仰视他如同父母，那么天下的百姓也仰视他如同父母，这样东征西伐，哪里有不顺服的？如果不这样，我们国家的百姓也是仇敌，何况邻国呢？”

皆有不忍章

天地有爱护生命的德性，人获得它便成为不忍心伤害他人的心，这就是人性之所以善良，而人人之所以都具备的原因。虽然在情感封闭、物欲遮蔽之后，但乍见小孩掉进井里，这颗心仍然依然存在。这颗心统摄四种善端，就像人有四肢一样。四肢是身体所运用的，气脉相互贯通，终日使用而不能穷尽四肢；四端是内心所运用的，精神相互贯通，终日运作又岂能穷尽四端？知道它是良知，能够它是良能，用力的关键全在于扩充并充实它。由不忍心看到牛恐惧发抖的一个善念推广开来，就足以称王天下；由不忍心看到小孩掉进井里的一个念头充实开来，就足以保有四海。扩充二字，就是子思所说的致曲，曾子所说的格物，孔子所说的学习。治理天下的作用，只从这一个不忍的念头运转出来。手掌翻转容易治理，正是形容不忍之心包容天地万物，广泛周遍，充足有余，不可不扩充的意思。念庵罗氏说：“乍见小孩，乃是指出真心示人，其后扩充，正是要时时保持这颗心，才可以与尧舜相对。”朱子说：“人的一颗心，在外面的要收回来，如求放心章那样；在里面的又要推出去，本章就是这样。”《孟子》整本书都是这个意思，大体上一收一放，一阖一辟，道理森然有序。

惟恐伤人章

尊崇自身作为万物的主宰，那么人人都成为我的役使；低头处于他人之下，那么我就成为他人的役使。成为他人的役使，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想要避免这种羞耻，必须在方法上谨慎。术字就是《论语》中的习字。造箭的人起初难道甘于不仁吗？贪图造箭的利润，来不及顾及自己的内心。世间的君主难道忍心争夺土地城池的惨烈吗？只是因为误入富强的方法，不得不兴兵结怨。实行仁德反求诸己，是当时诸侯王对症的药方。虚斋蔡氏说：“本文的惟恐二字，集注的两个利字，都是从心上说的，心因习染而不同。”

人告以过章

与别人共同行善，其关键全在于吸取别人的优点；吸取别人的优点，其关键全在于舍弃自我。由舍弃自我而顺从别人，由顺从别人而吸取优点，这才是真正忘却自我而将人与我混同于本源的人。不能舍弃自我，就必须克制自我。孔子杜绝四种毛病，是舜舍弃自我的表现；如果像孔子那样卓越，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中洲金氏说：“舍弃自我就是从别人，从别人就是吸取别人，特别挑出乐字来补足上句罢了。舍不是舍弃自己的不善，舜的心极为虚空，即使是善也舍弃。乐取不是刻意去吸取，舜忘却自我忘却别人，连善也忘却，这就是所谓的乐。必须知道取、舍、从、乐等字，都是孟子形容不尽的语气。”

非其君不事章

不屑于就职画出了一个狭隘的字，不屑于离去画出了一个不恭敬的字。如果是时中的圣人，天下都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怎么忍心不屑？孟子愿意学习孔子，原因就在这里。狭隘与不恭敬，是伯夷和柳下惠偏颇的地方，偏颇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是行为造化的极致。嘉善陈氏说：“时中的圣人，厌恶恶行未曾不严厉，但他厌恶时，是怜悯的。伯夷则是直接厌恶罢了，好像将要玷污自己。恻隐之心微弱而洁身自好胜过。不磷不淄，明示进入人群而不混乱的意思，也与‘焉能玷污我’相似，但他进入时，是想从而改变他们。柳下惠则是一味玩忽罢了，不必孜孜不倦地成就万物。大概都在万物一体上有所未至，所以清和二圣，病症不同但根源相同。”

这一篇讲养气，讲仁政，讲古代圣贤，其余回答问话、自我陈述，无处不见孟子的学问功力。

公孙丑章句下

天时地利章

兵法也以赢得士兵的心为主，然而鼓舞体恤，是一个将领的事，不是统领天下的大道

译也。「得道者多助」，正是说明人心之所以和谐的原因。只有天下人都顺从，才是真正的和谐，那微不足道的天时地利，怎么能同日而语呢！问这种道，怎样才能得到？也说只要以仁爱之心施行仁政罢了。有人说：员半千回答唐高宗说：「太公《兵法》说：天阵看星宿的孤虚，地阵看山川的向背，人阵看队伍的弥缝。我认为不是这样。军队出兵因为正义，就像及时的雨水，得到天的时机，这就是天阵；军队在于粮草充足，一边耕种一边作战，得到地的便利，这就是地阵；善于用兵的人，让三军将士像父子兄弟一样，得到人的和谐，这就是人阵。这三者都失去了，还靠什么作战呢？」考察这话是符合道理的。

译孟子即将朝见齐王。

向齐王陈述尧舜之道，便能展现辅佐世道、长久治理百姓的德行，这正是所谓不被君主召唤的臣子。齐王说：“我打算去拜访他。”虽然这不是齐王的本意，但他尚知自古以来有以宾客、臣子、老师之礼相待的礼节，所以孟子反复对景丑氏说齐王不可以召唤自己，而自己也不应当应召。不是尧舜之道不敢陈述，这是臣子不敢僭越；伊尹、管仲不敢被召唤，这是君主不敢僭越。用两种“不敢”相互成就，合起来正是君臣之间相互敬重。有人说：“先学习而后做臣子的，虽然在做臣子的时候，却以学习为先，重在学问。”学习是师法他的道德，从尊崇道德、乐于道义中来。“后”字与《论语》中“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后”字参看，在臣服于他的地方便自然有急切师法他的地方，并非先接受教导，然后才担任臣子。

前日在齐国。

贪婪的人无论有无理由，一概主张接受；也有廉洁之士，无论有无辞让的理由，一概主张不接受，品格有污浊与高洁之分，这也属于孤高的见解。尹士说：“君子对于辞让、接受、索取、给予，只应当合乎道理罢了，这是孔子的家法。”“不为了财货而索取”，是孟子自处之道。南轩张氏说：“人在不该接受时却接受了，被外物所动固然如此；该接受却不接受，也是被外物所动。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外物遮蔽，从而觉得外物很大。圣贤从容不迫，只求道义心安，外物有什么呢？外物有大小之分，关键在于道义所在罢了。”

对他说的大夫。

为齐王诵读，不是为孔距心称美，而是描绘一幅流民图，想让齐王怜悯挂念。随意谈论，先让孔距心无处躲闪，接着让齐王无处躲闪，只是道理烂熟于心，整体上是平易近人的。

对蚳鼃说。

虽然没有固定的官职和言论的责任，却把世道人心都担在自己身上，有不去不安、想走不忍的心情，齐国人哪里能知道呢？所说的“进退从容”，只是未曾接受俸禄，时机有待，内心实在无愧，所以有余裕罢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即使得不到职位而离开，得不到言论采纳而离开，何尝不从容宽裕！

出吊唁滕国。

君子对待小人，不厌恶但严肃。新安陈氏说：“孟子不想与王驩说话，在吊唁公行子时也可以看出来。现在回答丒不过平平淡淡地说出不与他说话的原因，未曾涉及其他，大概是想让丑自己醒悟罢了。”

从齐国到鲁国安葬母亲。

当时墨子治丧以薄葬为道，所以门人怀疑他棺木太华美。臧仓也以厚葬超过前丧为由阻止鲁侯。孟子拿出他心中无法抑制的情感展示给他们，然后才尽于人心。“对于人心难道没有满足吗？”两个人心要体味。有人说：“这一章应当体味‘尽于人心’以及‘悦’字、‘恔’字。人子侍奉父母，到安葬为止。不能做却越分去做，与能做而不做，都不是尽于人心。”回答说：“‘不得不为而为之则悦’，那么制度不允许做的就决不敢超过；说‘得到财富’，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那么力量所能做到的怎么忍心不及。该厚待的地方厚待而不吝啬于父母，无非是天理罢了。尽于人心，就是尽天理而已。”

沈同私下询问。

两个“不得”是燕国君臣的罪案，孟子固然未曾轻易宽恕燕国，以燕伐燕，他未曾劝齐国出兵是明显的。

齐国人攻打燕国。

正庆幸齐王有这一份惭愧，而贾却借公议来辩解，极力回护，为君主掩饰过错，真是小人啊！迎合君主的恶行。有人说：“全要看出使管叔与诛杀管叔，都对周公没有损害，都是变化中不失正道。”程子说：“管叔未曾有恶，如果周公预先知道他将要叛乱，那是什么心思呢？只有管叔的叛乱，不是周公所能预知的，那么他的过错就难以避免了。所以孟子说：‘周公的过错，不也是应该的吗？’”后世处在周公那样时地的人，不可不知道大义灭亲的法度；评论周公心术的人，不可不知道通过过错了解仁德的方法。

辞去官职回国。

当时诸侯王虽然没有尊贤的实际行动，还窃取敬重士人的名声，去拜访他们，言语自然不能不在心中徘徊，但自处之道必须严格。《货取》篇中“想要富有”、“贵贱丈夫”杀得很着意。大概士大夫一旦有想要富有的心，就是商贾的行径。孟子向来分析这个义理最精微，读孟子的人只求理解。有人说：“中国娶妻安家，就不想让他在朝廷之上；国人引以为楷模，就让他远离君主使用的一边。”意思是说迂阔难用，坐镇雅俗，以博取养贤的空名罢了，所以孟子直截了当地认为不可。

为齐王挽留行程。

孟子是子思的门徒。客人一定是君主身边的亲信之人，向来能在君主面前说情，所以责备他替长者考虑却考虑不周。子思厌恶他用对待泄柳、申详的方式对待自己。“绝”字锋利。问：“泄柳、申详没有在缪公身边的人，就不安其身。这两个人的贤德，他们的心本来就是这样吗？”朱子说：“不是说这两个人的心依赖君主身边的人，而是说形势如此。如果这两个人的心如此，那么与世上那些面目可憎、行为污秽而侍奉君主身边宠幸之人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尹士告诉别人。

以足以用度为善的王，或许有一天能遇到，就可以借安定齐国来安定天下的百姓，这是孟子千里迢迢去见齐王的本意，实在不忍心立刻离开，怎敢以滞留为嫌？齐王如果改正错误，就一定会让我回去。这是离开昼邑时的期望。齐王

译希望他能改正，我每天都在盼望。这是孟子离开昼邑之后所持有的期望。所谓“用”，就是采用前面所阐述的王道；所谓“改”，就是改变那种固守功利的习气。孟子心中无限低回徘徊，完全是为了天下百姓而留恋顾惜，不忍心愤愤不平地离去。尹士听了这话，便以小人自居而委屈求全，这正说明他是走在君子道路上的人。朱熹说：“这与孔子离开鲁国时的心情相同，大概圣贤忧虑世事、救济时局的诚心，不像背着草筐的人那样果断地离去。”

译充虞在路上问孟子：

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他确立心志以不怨恨、不责备为主，做事以悲天悯人为怀。说在这个时候应当快乐，是不对的；说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不快乐，也是不对的。“有王者兴起，必定有名世之人。”名世之人在于我，乐于推行正道，忧虑违背正道，这难道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吗？我曾考察，皋陶、夔、后稷、契，是唐尧虞舜时代的名世之人；伯益，是夏代的名世之人；伊尹，是商代的名世之人；周公、召公，是周文王、周武王时代的名世之人；留侯张良，是汉高祖时代的名世之人；邓禹，是汉光武帝时代的名世之人；诸葛亮，是汉昭烈帝时代的名世之人；房玄龄、杜如晦，是唐代的名世之人；赵普，是宋代的名世之人；刘基，是明代的名世之人。孔子和孟子能够实现他们的志向，也不过像伊尹、周公这些人，成为公侯宰相罢了，哪里比得上以师道觉悟天下万世，成为至圣、亚圣，他们的功德与天地一样长久呢？

仕不受禄章

孟子在崇地见到齐王，就有离开的想法，所以不接受俸禄，以此表示不打算在齐国久留的意思。然而仍然念念不忘，总是希望齐王有改过的打算，并没有固执地认为齐王不会改变。圣贤对待他人，没有决绝抛弃的道理。有人问：“一见齐王就想离开，离开昼邑时为什么偏偏迟缓？”回答说：“圣贤拯救乱世，就像慈母伏在死去的孩子身上，只要还有一口气没断绝，还希望他能复苏，怎么忍心冷漠地放置不管？这就是孔子知道不可为却仍然为之的家法。”

这一篇第二章以下，记载孟子出仕隐居的言行事迹。然而出仕隐居的言行事迹，哪一样不是学问？首章说“得道多助”，更借助于学问的力量。

卷十六

滕文公章句上

孟子性善章

孟子立言，无非是性善的宗旨。世子没有经过习染，所以直接对他讲性善，称颂尧舜，表明唐尧虞舜的事业以其善善天下，取自本性就足够了。成覸等三人的话都窥见了性的本源，所以引用它们来证明道。一是端正教导世子切实下手做功夫，治理好国家正是在性上下功夫，性命、事功是一回事。孟子对圣门有功，主要在于阐发性善，所谓扩充前圣未阐发的道理。陆子静说南北海此心此理相同，王阳明认为这是直接继承孟子的传授。孔子论性说相近，大概是说性没有不善的，到了相差很远的时候，那是习染造成的。孟子则直接指出是善，表明尧舜与普通人没有不同，那些不能成为尧舜的人，是不能尽他们的本性，也是习染造成的，完全没有不同的宗旨。伊川说“性即理也”，这一句自从孔子以后只有伊川说得透彻，这一句就是千万世谈论性的根基。理是个公共的东西，不懂得不善，人做错了事，自然是失去了本性，却不是破坏了本性去修习。有人按语说：孟子说性善，实际上本于子思“天命之谓性”的话。胡云峯所说从源头说性的本善，他的说法很明白。大概具于心叫做性，成于形叫做质，流行于形质之间叫做气，那么性自然是性，气质自然是气质。性是至善的，气质则有昏明强弱的不同，性上添加不了任何东西，恶是气禀物欲造成的，与性无关。虽然被遮蔽禁锢之后，本性依然显现，但到底被气禀物欲淹没了，所以丧失了善，最终归于恶。孟子说性善，直指本体，凡作恶的人，都是自欺自画，原本不是从性里带来的，这就是圣贤可以学习而达到的。朱子《晚年定论》说：“孟子道性善，这是第一义。如果对此看得透彻，信得及，当下就是圣贤。”这个论断很准确。

滕定公薨章

亲人丧事，固然应当自己尽力。但是习俗有权势，独力难以抵挡，如果不是认识得真切、把握得坚定，很少有不被风气吹倒的。说“不可他求”，说“在于世子”，坚定他应当自己尽力的地方；说“这确实在于我”，确信他应当自己尽力的地方。可以说知道，吊唁的人大大喜悦，这是自己尽力所感动的，由此就可见人性的善了。在心里始终不忘的，一一见于行事，相信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朱子说：“孟子回答文公关于丧礼的问题，不说到细碎的地方，只说齐疏之服、飦粥之食，从天子到庶人这两项，原本是大原大本。后世议礼的人不明白这个，所以常常因为度数节文的细微不备而不敢做，最终导致大不备而后已，这就是刘向深深叹息的原因。”

滕文公问章

“民事不可缓”这一句，是全章的纲领，下面都就民事详细论述治国之道。前段重视制定产业，必须实行助法，并且申述庠序学校的教化；后段重视端正田界，分田制禄，并且辨别君子小人的分别。教化必须先养育，谷禄必须先分田，都归结于重视民事。治理百姓不知道百姓为道的道理，就会做出欺罔百姓的事。不仁欺罔百姓，只是为了致富；贤君恭俭，就是行仁。禹、汤、文、武，是仁人，正是取民有制度的人。贡、助、彻，名称不同，十分取一的实质相同。引用龙子的话，是说后世实行贡法的弊端。有王者兴起，极其鼓舞，说这个法度斟酌得定，后王不能改变。“你努力实行它，新治你的国家”，正是回答治国的问话。仁政本于仁人，分田以仁待野人，制禄以仁待君子，那么就不欺罔百姓而取之有制度。井田制全在于明确公私内外的界限。污浊暴虐的人怠慢田界，想要无节制地多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