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精义卷一上

译名声既然已经广泛，取信于人既然已经周遍了。如果不是内心积淀深厚、自身保全完善的人，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这就是他快乐的原因。孟子说：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赞誉，施加在自己身上，因此不羡慕别人的锦绣华服。名声和赞誉施加在自己身上，那么美就在内心并且通达于四肢，哪里还需要向外界借取美呢？正因为不向外界借取美，所以志向和意愿在于自己，而世俗所可羡慕的东西就被摒弃了。这种快乐，怎么能停止呢？大概君子不是以朋友纷纷到来为乐，而是以名声和赞誉有原因招致他们为乐；不是以名声和声誉为乐，而是以美在内心并且通达于四肢有原因招致名声和声誉为乐。然而追求值得快乐的东西，也不过是反求自身罢了。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大概不了解天命，就会冒险以求侥幸，将无所不至，他趋向于小人，谁能抵挡呢？还怎么能成为君子呢？至于尊崇道德、喜好道义的人，安然自得，不抱怨天，不责怪人，隐居避世而不烦闷，不被认可也不烦闷。如果不是君子成就德行，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所以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却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这是谈论成就德行的。如果不是这样，不记念旧日的仇恨，怨恨因此稀少。与那些被遗弃而不怨恨、处于困境而不忧愁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是伯夷和柳下惠所说的呢？快乐，君子，从道理上说确实如此。至于为什么说快乐，为什么说君子，则在于学习者的内心体会。好比饮食的美味，假使易牙每天在面前称赞，而自己不曾品尝，终究不足以知道味道。又说：时常练习礼仪，那么外表没有片刻不庄重不恭敬；时常练习

译快乐时内心没有片刻的不和与不乐，并且将日益进入理义的境界。所以，喜悦在内足以成就自己，在外足以成就外物。君子所说的三种快乐，是内外兼得的。所以，乐于学习以至于达到快乐的境界，那么在我自身就没有遗憾了。适宜他的美名和广誉四处传播，而有人不知道，这是命运决定的。不了解命运，就不能成为君子。现在别人不了解却不恼怒，如果不是德行完备、安于义命的人，是不能这样的。这就叫作君子。

杨氏说：“颜渊请问具体的条目，是学习，请求实践这些话，就是习行了。学习而不习行，只是空学。好比学习射箭而立志于拉满弓，就知道所学的了。至于拿着弓目不转睛，射穿虱子而悬挂的丝线不断，由此而追求尽善尽美，不习行是不能做到的。习行而明察，所以喜悦。久而久之形成本性，那么喜悦就不值得说了。有朋友从远方来，是学者以其道到达。志同道合，一起讲学，所以快乐。孔子以学而不讲为忧，那么讲学的快乐就可以知道了。朋友来，是被人知道了。因为被人知道而快乐，不被知道就恼怒，也不是君子了。”尹氏说：“学而时习之，是没有时候不习行的。能够有所自得，所以喜悦。有朋友从远方来，是因为道相同而相信，所以快乐。学习在于自己，知不知道在于别人，有什么恼怒的呢？所以说这是君子。”

有子说：“他的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的人，很少了。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作乱的人，从来没有过。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是仁的根本吧？”

明道先生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本于其所以生的，是做人的根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有不合道理的，或者以至于冒犯上级，但也很少了。”孟子说：“谁不做事？侍奉父母，是做事的根本。谁不守持？守持自身，是守持的根本。不丧失自身而能侍奉父母，才是真正的孝顺。推究这个，就可以知道仁的根本。”

伊川先生解释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顺从的德行，所以不冒犯上级，哪里还会有违背常理、扰乱常道的事情呢？德行有根本，根本确立了，那么它的道就充实广大。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实行于家庭，然后仁爱推广到万物，这就是所说的亲近亲人而仁爱百姓。所以行仁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为根本。论本性则以仁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根本。有人问：‘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的根本，这是由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可以达到仁吗？’回答说：‘不是。是说行仁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开始，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的一件事。说它是行仁的根本，可以；说它是仁的根本，不可以。因为仁是本性，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作用。本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罢了，哪里曾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呢？然而仁主于爱，爱没有比爱亲人更大的，所以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是仁的根本吧？’”又说：“尊敬亲人的人不敢怠慢别人，爱护亲人的人不敢厌恶别人，这就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尽得了仁。这尽得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尽得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就是仁。”又问：“行仁先从爱护万物推究怎么样？”回答说：“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叫作违背道德；不尊敬自己的亲人而尊敬别人，叫作违背礼制。所以君子亲近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能亲近亲人，难道不能仁爱百姓吗？能仁爱百姓，难道不能爱护万物吗？仁爱百姓而推究亲近亲人，这是墨子的做法。”范氏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就应当没有冒犯上级，然而说很少，是因为有做到的，有做不到的。至于喜欢作乱，那就决没有的了。”孔子说：“教导百姓亲近相爱，没有比孝顺更好的；教导百姓礼貌顺从，没有比敬爱兄长更好的。百姓知道亲近相爱、礼貌顺从，那么冒犯上级就应当很少了。”道的有根本，就像树木有根，水有源头一样。没有根本就没有来源而产生。所以君子行仁有道，在于修养自身；修养自身有道，在于端正内心；端正内心有道，在于使意念真诚。使意念真诚没有比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更好的了。没有侍奉父亲孝顺、侍奉兄长友爱而不忠于君主、不顺从长辈、不爱惜别人的。

谢氏说：“上一章论述为学的大体，这一节论述求仁的方法。仁作为道，不仅举起来不能胜任，实行不能达到，谈论它也很难。谈论得越广博，离仁越远。古人谈论这个的很多，然而终究不是仁。比如恭宽信敏惠是仁，如果不知道仁，就只知道恭宽信敏惠罢了。克己复礼是仁，如果不知道仁，就只知道克己复礼罢了。出门像见大宾，使唤百姓像承大祭，这只是修饰自身罢了，怎么见得是仁呢？仁者说话谨慎，这只是慎言罢了，怎么见得是仁呢？有子论仁，大概也是这样。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接近仁，然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不是仁。可以论仁的，没有比人心更好的。人心不虚伪的，没有比侍奉亲人、顺从兄长更好的。《庄子》说：‘你侍奉亲人，是命运，不可解于心。’这可见其良心了。至于顺从兄长，则是自有生以来，良心没有远离的。以侍奉亲人、顺从兄长来扩充，那么到哪里不是仁呢？侍奉亲人、顺从兄长的心，实行它而不显著，习行了而不明察，终身遵循它而不知道的人，尚且能不喜欢冒犯上级作乱，何况真正积累力量久了扩充它的人呢？现在出去一定告知，回来一定见面，冬天温暖夏天清凉，晚上安顿早晨省视，也可以算是孝顺了。里巷的人也能做到。长幼有序，慢走跟在长者后面，也可以算是敬爱兄长了。里巷的人也能做到。然而把里巷的人当作有道的人，不可以；认为终究不能入道，也不可以。只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可以行仁，可以入道，在于念

译不思考的间隙。大概仁的道理，古人尚且难以言说，能够说出来的仅此而已。如果确实想要了解仁，就在于努力实践、自我反省，考察我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时，这颗心是怎样的？知道了这颗心，也就知道了仁了。

译游氏说：“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忠诚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侍奉兄弟友爱，所以顺从可以转移到长辈身上。孝悌是忠诚顺从的凭借。那些在忠诚顺从方面有所欠缺的人很少了。所以孝顺友爱之人，很少喜欢冒犯上级。至于不喜欢冒犯上级，是因为忠诚顺从的品德在自己身上已经充足，而悖逆的念头不会在心中萌生。像这样的人，他侍奉君主必定像侍奉父母一样，担忧国家必定像担忧自家一样，爱护百姓必定像爱护子女一样，这本来就足以抵御动乱了。哪里还会有作乱的事情呢？所以说：‘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作乱的人，是没有的。’树木的汁液向上渗透，水向下渗透，有根本的事物都是这样。所以君子的道理，也不过是致力于根本罢了。孝悌这种东西，放置它则充满天地，推广它则遍及四海。践行它的是仁，履行它的是礼，适宜它的是义，信奉它的是信，顺从它的是乐。这难道不是仁的根本吗？知道孝悌是仁的根本，那么‘根本确立而道理产生’的说法就显现出来了。”

杨氏说：“在家用来侍奉父亲兄长，出门用来侍奉尊长上级，把这种心推广到那里罢了，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侍奉父母有隐忍而不冒犯，那么孝悌之人应该没有冒犯上级的；将这种心转移到侍奉君主则有冒犯而不隐忍，那么冒犯上级大概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说他们喜欢冒犯就很少了。孝悌不是仁的根本，而是实践仁的根本。想要实践仁，应当致力于孝悌，这是致力于根本的一件事罢了。如果像师氏所说的至德作为道的根本之类，都是《论语》中的内容。我私下认为这是有子、曾子的门人共同编成的。孔子去世后，子夏认为有若像圣人，想用侍奉孔子的态度来侍奉他。众弟子中只有曾子最年轻，而这本书记载他的去世，又只有这两个人单独被称为“子”，其余没有称“子”的，那么他们被尊奉与孔子同等，所以首先叙述这两人的言论，继孔子之后，就是这个缘故。

尹氏说：“孝悌是顺从的德行。顺从就应当没有冒犯上级，不喜欢冒犯上级了。那些喜欢作乱的人，是没有的。仁是人的本性。实践仁的道路，由孝悌而产生，所以实践仁的人必定以孝悌为根本。”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有仁德。”

伊川先生解释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有仁德。’意思是说这不是仁。知道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不是仁，就知道什么是仁了。”

范氏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是奸邪之人。尧舜畏惧他们，把他们比作欢兜、有苗，那么应该说他们不仁罢了。然而说‘很少’，是因为有时也有仁德。那些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人，也是为了利益罢了，他们的心未必不仁。人君亲近他们，必定败坏扰乱天下，没有什么比这更少的了。”

吕氏说：“君子说话，不是不想巧妙；脸色，不是不想和善。只是修饰外表的，根本有所不立；修饰内在的，末节不足以兼顾。”

谢氏说：“仁虽然难以言说，知道它之所以为仁的原因，也可以知道仁了。比如孝悌是仁的根本，就是这样。知道它远离仁的原因，也可以知道仁了。比如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很少有仁德，就是这样。然而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知道它们也很难。《礼记》说：‘情感要真诚，言辞要巧妙。’《诗经》称赞仲山甫的德行说：‘仪容美好，脸色和善。’那么《礼记》所说的言辞要巧妙，也很少有仁德吗？仲山甫的德行，也很少有仁德吗？至于圣人所说的谦逊地表达出来的言辞，也是巧妙的。舒展脸色，和悦的样子，脸色也是和善的。难道因为喜好他们的言语，善于他们的脸色，就直接认为他们很少有仁德吗？至于小人，曾经揭发别人以为直率。言语何曾巧妙？虽然内心怯懦而脸色严厉，脸色何曾和善？那么什么是花言巧语？什么是装出和颜悦色？如果能知道言辞语气，可以远离粗鄙悖谬，那么就知道了。这应当深入思考而用力探求，不可以用言语来道尽。”

游氏说：“仁者只是真诚罢了，没有虚伪。哪里会有花言巧语？仁者只是恭敬罢了，没有谄媚。哪里会有装出和颜悦色？花言巧语陷入虚伪，装出和颜悦色归于谄媚，它们的凭借与质朴相反，所以它们很少有仁德。如果这些人的志向只在于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那么孔子所说的朽木粪墙，孟子所说的乡原，终究不能进入道德境界。如果这些人的志向在于善而迷失了所习染的东西，那么还可以自我反省。这就是圣人不阻断他们实践仁的可能，而只说他们很少有仁德的原因。那么仲尼厌恶装出和颜悦色如此，而诗人赞美仲山甫为什么呢？大概诗人所说的装出和颜悦色，与仲尼的意思不同。善于读诗的人，用心意去推测作者的志向就可以了。”

杨氏说：“君子穿着他的服饰，就用君子的仪容来修饰；有他的仪容，就用君子的言辞来修饰。用仪容言辞来修饰，而用君子的德行来充实。虽然有时巧妙和善，也不算过分。所以《礼记》说：‘言辞要巧妙，《诗经》赞美仲山甫而用仪容美好、脸色和善来称颂他。’那么巧妙和善并非完全不仁。但是这种人，致力于仪容言辞的文饰，而不用德行来充实的很多，所以很少有仁德。”又说：“轻浮狡黠、严厉刻薄，他们离道很远，哪里能得到仁？”

尹氏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仁德就很少了。”知道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不是仁，就知道什么是仁了。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谋划是否不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不守信？〇是否不温习？”

明道先生说：“发挥自己而尽力，叫做忠；遵循事物而没有违背，叫做信。这是表〇的意思。”又说：“〇不温习吗？意思是说不温习就传授给别人。”

伊川先生解释说：“曾子的三次反省，不过是忠信罢了。”又说：“尽自己叫做忠，用诚实叫做信。忠信是内外两个方面。”

范氏说：“曾子持守简约，行动必定反求诸己。替别人谋划而不忠诚的，有我与

译这是人的本性啊。与朋友交往却不诚信，是因为诚意没有达到。不温习的人，是因为讲习学问不够明白。如果修养自身尚未达到境界，那么教育他人就不够充分。所以曾子担忧《传》不被温习。

译谢氏说：九流都出自圣人，后来却越来越偏离而丧失了真意。比如子夏的后学流变为庄周，那就离圣人很远了。只有曾子的学问，用心于内在修养，所以流传而没有偏差。亲自受教而得道的有子思，子思的学问，可以从《中庸》中看出来。考察《中庸》，就能了解曾子了。听闻而得道的有孟子，考察孟子的著作，也可以看到子思的影子。大概他们所学的如此真实纯正。可惜他们美好的言论和善行没有完全流传于世，像孟子所称赞的曾子的事迹，没有记载在《论语》中的很多，那么那些泯灭失传的也就有了。现在幸存下来的，能不尽心去研究吗？像这样三个方面，不可以用浅近的道理来论断。替别人谋划而忠诚，与人交往而守信，听闻而学习如果不是真知，知道没有两种途径，人与自己合为一体，能做到这样吗？替别人谋划而忠诚，不只是临事时才谋划，至于平时安静思考，考虑如何对待他人，有一点不尽心，就不是忠诚了。与朋友交往而守信，不只是履行诺言才叫守信，欢快地有恩义来相爱，清晰地有礼仪来相接，有一点不尽心，就不是守信了。听闻是得之于别人，学习是得之于自己，听闻而不学习，那么道就是道，我就是我，最终不能相合为一。拿着斧柄去砍伐斧柄，斜着眼看它，还觉得远，是因为它们是两样东西的缘故。传授而不学习，别人的道，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与拿着斧柄砍伐斧柄有什么不同呢？只有学习而熟练，道才与我合为一体。这三个方面，几乎到了无我的境界，才能做到，这是学问的最高境界。

游氏说：考察曾子的学问，主要在于诚身，那么他操心应该没有不忠诚的，他立身行事应该没有不守信的，而对待自己就没有遗憾了。考虑他用来接待他人的方法，或许会陷入不忠不信而自己不觉悟，所以说“多次反省自己”。反省得如此牢固，那么有不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没有再犯的，差不多可以企及了。然而这只是曾子反省自身罢了。至于学者所反省的，又不止这些：侍奉父母有不够孝顺的吗？侍奉长辈有不够恭敬的吗？行为或许愧对内心，言语或许浮夸于行为？欲望有未堵塞的，愤怒有未惩戒的？推究这类事情而每天反省，那么曾子的诚身，差不多可以企及了。古人所说的“夜晚计算过错，没有遗憾然后才安心”，也是曾子的意思。曾子对于正心诚意的道理，应该没有片刻忘记。只是在接触事物的时候，恐怕或许失念而违背仁德，所以说“所反省的只是这三件事罢了”。

杨氏说：仁对于人，没有彼此的区别。替别人谋划，就像替自己谋划一样。谋划而不忠诚，就离仁德很远了。朋友之间的交往，与君臣父子相同，称为达道，大概是人伦的大义。交往而不守信，就离道很远了。听闻而不学习，是口耳之学。君子修身，有什么祸患比这更大的呢？所以曾子每天反省的就是这些。

尹氏说：曾子的三次反省，不过是诚罢了。替别人谋划而不忠诚，与人交往而不守信，不学习而传授给别人，都是诚没有达到的地方。曾子持守简约，所以行动必定求之于自身。

子夏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恭敬办事而守信，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伊川解释说：现在的诸侯如果能这样，就足以保全他的国家了。又说：有爱护百姓的心，然而役使百姓也有不合时宜的地方，这是非常浅显的话。当时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真的能这样做，那么也可以治理好了。圣人的话虽然非常浅近，但上下都通达。这三句话如果推究到极致，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如果是常人的话，浅近时便只是浅近罢了。又说：恭敬办事而守信以下，论述的是所存之心，还没有涉及到治理的具体措施，所以没有提到礼乐刑政。

横渠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提到礼乐刑政，而说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说如果能这样，那么法令就能施行；如果不能这样，那么法令就不能白白施行。礼乐刑政，也只是制度数目罢了。

范氏说：孔子说：齐国一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就可以达到道的境界。道，就是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变化而达到道的境界。恭敬办事，是用来修养自己的；恭敬则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守信则百姓可以役使，节约用度则不缺乏，爱护百姓则根本稳固，役使百姓顺应农时则粮食吃不完，材用用不尽。这五项，是治国的常法。所以说：道，这足以使百姓富裕罢了，教化他们还没有做到。《礼记》说：国家没有达到道的境界，那么鲁国变化达到道的境界，也没有达到教化的地步。

谢氏说：学问作为王者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子路说：有百姓，有社稷，何必读书然后才算是学问？这话是对的。然而夫子不赞同他，只是不适合用来对待子羔罢了。子贡说夫子如果得到邦国，所谓“确立它就确立，引导它就前行，安抚它就到来，动员它就和谐”。夫子曾经没有得到邦国，知道治理邦国的道理，就可以治理天下国家了。得志，在中国施行；不得志，在家庭中施行。他们的道是一样的，何况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呢？古人得到百里之地而君临天下，都可以统一天下，朝见诸侯。那么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也可以用心治理了。恭敬办事而守信，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顺应农时。即使是治理天下，又有什么不同呢？“恭敬办事而守信，就是恭敬而守信；节约用度就能爱护百姓，役使百姓顺应农时。”民事不可拖延。

游氏说：道的说法，还没有涉及到治理，还像《尚书》所说的引导养育引导安适罢了。马融认为是从事政教的人，接近这个意思了。

译恭敬地处理政事并讲求诚信，这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节约用度并爱护百姓，在农闲时节役使民众，这是用政令事务来引导百姓。有道德教化来引导，那么百姓尊君亲上的心意就会深厚；有政令事务来引导，那么百姓勤勉工作、乐于服役的意愿就会纯粹。治理国家的方法，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

大概恭敬地对待朝见觐礼，那么君臣之间就会严肃恭敬；恭敬地对待冠礼和婚礼，那么男女之别就会分明；恭敬地对待丧礼纪事，那么百姓就会懂得哀悼死者并慎重对待终事；恭敬地对待祭祀之事，那么百姓就会懂得报答根本并追念远祖。凡是政事所在的地方，没有不竭尽恭敬之心的，那么百姓谁会有不恭敬的呢？

每一次法令的颁布，每一个期限的规定，每一项赏罚的实施，每一个喜怒的表情，没有不竭尽诚信之心的，那么百姓谁会有不诚信的呢？

通过这样的引导而使人内心真诚，那么像有虞氏没有刻意对百姓施信而百姓自然诚信，夏后氏没有刻意对百姓施敬而百姓自然恭敬，也不过是因为长久地遵循这种道理罢了。

虽然如此，只知道恭敬处理政事，却没有做到诚信，就会摇摆不定而没有主见，这不是使百姓信服的方法；只知道诚信，却没有做到节约用度，就会奢侈浪费而损害财用，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只知道节约用度，却没有做到爱护百姓，就会吝啬细微之处而缺乏恩惠，这不是厚待下属的方法；只知道爱护百姓，却不知道在农闲时节役使民众，就会轻易动用民力，轻易侵夺百姓的农务，这不是养育百姓的方法。

懂得这五点并且加上法度，那么治理百姓的方法就足够了。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这种道理即将衰亡了，所以他急切地加以论述。如果用正道来引导百姓，那么对于法度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译杨氏说：滕文公询问如何治理国家。孟子说：百姓的事务不可拖延。大概拥有土地和百姓，没有不是事务的。然而对待事务不恭敬，下属就会怠慢；恭敬而不诚信，下属就会怀疑。下属怠慢且怀疑，那么政事就无法建立了。恭敬且诚信，是用自身率先垂范。《易经》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大概奢侈浪费就会损害财物，损害财物必定会伤害百姓。所以爱护百姓必须先于节约用度。然而如果不按照农时役使百姓，那么从事农业的人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力。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百姓也不能蒙受恩泽。像春天砍伐树木、夏天修缮房屋，年终祭祀完毕才兴修工程这类，所说的就是农时。然而这只是说道理罢了，还没有涉及为政。如果没有这种心，即使有政令，也无法施行。这与《孟子》论述王道开端的观点相同。

尹氏说：“恭敬地对待事务，对百姓诚信，节约用度，爱护百姓，不耽误农时。用这五点来治理国家，可以说是言辞浅近而容易实行了。然而推究其极致，即使是尧舜的道，也不过如此罢了。后世不能先做到这些，只想依靠刑罚政令来治理天下，这也是不知根本了。有志于统治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因为言辞浅近容易实行就忽视它吗？”

孔子说：“弟子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敬爱兄长。言行要谨慎且诚信，广泛地爱护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

明道说：“还有余力，应当先确立根本。有了根本，然后学习文献。然而有了根本，那么文献自然就会到了。”

伊川解释说：“作为弟子的职责，有余力就学习文献。不修习职责而先学习文献，这不是为了自身的学问。”又说《语录》说：“学习文献就是读书，人生下来就知道有父子兄弟，必须先尽到孝悌，然后读书。并不是说以前不可以读书。”

范氏说：这是修身的大略。在家孝顺、出门敬爱兄长，是立身的根本。日常行为谨慎，日常言语诚信，把自己所爱的人推广到所不爱的人，众人就广泛地爱护，有仁德的人就亲近。以善为主。孔子教导人，以道德行为为先，文学为后。学习文献，是行为之后的余事。

吕氏说：行为谨慎而言语诚信。

谢氏说：“这是说学者，应当知道先后次序。天下的人，爱亲人容易，尽孝难；侍奉长辈容易，尽悌难。能尽孝悌，就能明白人伦的大义，又能做到日常言语诚信，日常行为谨慎，扩充其不想害人的心，并且亲近仁德以成就自己，那么在我身上的根本就确立了。至于说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游习于六艺吧？”

游氏说：“在家孝顺而出门敬爱兄长，行为谨慎而言语诚信，与众人相处而广泛爱护，那么交友而亲近仁德，君子的要务，这就是根本。有所不能做到的，就勉力去做；有所未达到，就尽力去达到。等到有余力，然后从事于文献，那么他的文献足以增加美好的资质。就像树木有根本，然后枝叶为之遮蔽。如果没有根本，那么枝叶依附在哪里呢？所谓文献，是指诗、书、礼、乐。诗，只是表达这种情感；书，只是叙述这种事迹；礼，只是体现这种道理；乐，只是以此为乐。如果他的孝顺在宗族中不称道，他的悌道在乡党中不称道，交往不称道其诚信，对待丑夷不称道其和睦，对待仁贤不称道其智慧，那么他的文献恰好足以掩盖本质，他的博学恰好足以沉溺心智。把它当作禽兽畜养的有，把它用来资助发冢盗墓的有，托言真诚以酬答虚伪，装饰奸诈言语以助长利心的，往往是这样。那么没有根本而学习文献，大概还不如没有文献更好。所以圣人必定等到行为有余力，然后允许他学习文献，不然本来就没有空闲。后来的君子，稍微涉猎文献义理，就沾沾自喜，认为天下的美好都在于此。有人指责他没有德行，就傲慢不顾；有人诋毁他不足，就愤怒憎恨如同深仇大敌，也可以说是失去了羞恶之心了。哪里知道圣人的本末呢？”

杨氏说：“从孝悌推广到广泛爱护和亲近仁德，大概是推究其所为。君子所致力于的，只是根本，学习文献是其余事。”

尹氏说：“作为弟弟，作为儿子的职责，对父母孝顺，对兄长敬爱，行为谨慎，言语诚信，广泛爱护众人，并且亲近仁人，这是道德行为。行为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道德行为是根本，文艺是末节。所以穷究其本末，知道先后次序，就可以进入道德了。”

子夏说：“尊重贤德而轻视美色，侍奉父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献出自己的生命，与朋友交往说话讲信用，虽然说是没有学习过，我必定认为他学习过了。”

明道说：“致身，就是说致力，就是委质。”

伊川解释说：“见到贤者改变脸色，有敬重贤者的诚意。侍奉君主、侍奉父母和与朋友交往，都竭尽诚意，学习追求的就是这样。”又说《语录》说：“说见到贤者就改变脸色，更加恭敬，喜好善道有诚意。”

范氏说：“厌恶恶臭而喜好美色，是人的真诚。用喜好贤德来改变喜好美色的心，那么善就没有可以再加的了。然而喜好贤德的人未必真诚地喜好。尊重贤德，是诚心认为他贤德，这是喜好之笃厚。侍奉父母竭尽力量所至，侍奉君主不敢拥有自己的身体，所以危难不躲避而最终以诚信告终，这是可以学习的资质。虽然说是没有学习过，必定认为他学习过了。根本确立而本质美好，所以如此。”

吕氏说：本质具备了，而文献有不足，不是所谓的忧患。所谓本质，只是真诚罢了。尊重贤德，以至于改变脸色；喜好善道，有诚意了。侍奉父母不吝惜自己的力量，孝有诚意了。侍奉君主不拥有自己的身体

译对待父母有孝心，就是有了真诚；对待兄弟有友爱，就是有了真诚；对待朋友不欺骗，就是有了真诚。这四个方面都首先建立在真诚之上，还没有学到的，只是文饰罢了。

译谢氏说：“尊重贤德而轻视美色，就像厌恶恶臭、喜爱美色一样，天下至诚的心意没有比这更专一的。这种喜爱德行如同喜爱美色，也可以说是喜爱德行的极致了。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只是尽做儿子的本分罢了；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只是不敢有私心罢了；与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只是对自己不欺骗罢了。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义理，朋友之间有信用，能做到这样，那么长幼之间必然能有序，夫妇之间必然能有别。那么舜之所以成为舜，他的法则之所以能推行于天下，难道能超出这些吗？圣人是人伦的极致。这样的人如果说没有学习，就不能称他为没学习。他也差不多是生来就知道的人吧？”

游氏说：“天下的常道有五种：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交往。先王时代，在上面的人舍弃这些就没有办法教化，在下面的人舍弃这些就没有办法学习。所以孟子说：‘学习是夏、商、周三代共同推崇的，都是为了阐明人伦。’现在如果能尊重贤德而轻视美色，侍奉父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献出自己的生命，与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那么他对人伦的重视就很深厚了。学习的道理，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虽然说他没学习，我必定称他为已经学习了。在孔子的门下，子夏以文学著称，而他的言论却如此，由此可知古人所说的学习，在于根本而不在于枝节。所以《学而》篇大体上都在于致力于根本。”

杨氏说：侍奉君主、父母，结交朋友，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学习者明白这些就够了。如果能做到这些，虽然说他没学习，称他为已经学习了也是可以的。然而把尊重贤德而轻视美色放在前面，大概是因为学习根本在于获取知识，亲近贤人是为了获取知识。所以治理天下有九条常道，而尊重贤人在亲近亲人之前，也是这个意思。

尹氏说：“尊重那些贤德的人，那么尊敬贤人的诚意就会表现在神色上。所以说：‘改变神色’。在侍奉君主、侍奉父母、与朋友交往时，都竭尽诚意，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学习者，就是学习这些的。所以虽然没学习，必定称他为已经学习了。”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会不牢固。以忠信为主，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明道先生说：“圣人讲忠信的话很多。人道的关键只在于忠信。不真诚就没有事物。而且出入没有定时，不知道它去向的，是人心。如果没有忠信，哪里还有事物呢？”

伊川先生解释说：“不厚重就没有威仪，所学不能安固，所主张的在于忠信，所亲近的必定是忠信的人，向善不可不迅速。君子自我修养的方法，应当像这样。”又在《语录》中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而学习也就不能坚固了。”

横渠先生说：“将要修养自己必须先厚重以自我持守。厚重，知道学习德行才能进步而不固陋。忠信是增进德行的，只有崇尚贤友而急切地亲近贤人。想要胜过自己的人亲近，没有比改正过错不吝惜更重要的。”

范氏说：言语庄重就有法度，行为庄重就有德行，容貌庄重就有威严，庄重就有可观之处。举动周旋，符合礼制的，是盛德的极致，君子所看重的道，正是端正自己罢了。所以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外表轻浮的人，内心一定不能坚定。所以学习就不牢固，为人如果不庄重，没有不改变操守的。忠，就是真诚；信，就是不欺骗。君子的操守，以真诚为最大，与人交往，以不欺骗为最大。所以内心必定以忠信为主，言语必定以忠信为主，行为必定以忠信为主。忠信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与比自己贤能的人相处，就觉得自己不足；与不如自己的人相处，就觉得自己有余。觉得自己不足，就日益进步；觉得自己有余，就日益退步。有了过错却害怕改正的人，是不能勉强为善的。商汤改正过错不吝惜，又比不怕改正过错的人贤能了。这三者，是修身的关键。从天子到士人，都不能不致力于此。

吕氏说：学习就能知道类别，通达事理就不至于蔽塞固陋。‘主’字读如‘于卫’的‘于’，‘主颜雠由’的‘主’，主是所寄托的，友是所辅助的。改正过错是用来治理自己的，所寄托的人失当就会势穷，所辅助的人不如自己德行就不能进步。用来治理自己，不勇敢恶习就会日益滋长。

谢氏说：这一章应当分为四件事：自重、忠信、与比自己贤能的人交朋友、改正过错，学习者缺少任何一件都不行。谁有生来就知道的人呢？能通过学习而知道，因困惑而知道，也很好了。谁有安于道而行的人呢？能因利益而行，勉强而行，也很好了。这不是讨论生知安行的人，自重、忠信、与比自己贤能的人交朋友，是学习的事；有过错而改正，是困而知的事。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不牢固。《中庸》说：‘斋戒沐浴，穿着盛服，非礼不动，是用来修养身心的。’斋戒沐浴，穿着盛服，只是威仪罢了，怎么体现修养身心呢？大概戴帽子是为了庄重头部，穿鞋子是为了庄重脚部，用来防止浮躁。古代的君子必定佩戴玉，前进时作揖，后退时转身，周旋符合圆规，转折符合方矩，用来使邪僻的心思没有机会进入。容貌衣服之间，尚且能移风易俗如此，何况视听言动能自重呢？学习怎么会不牢固呢？那么他庄严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也是多余的事了。忠信是增进德行的根本，所谓‘沉默而成，不言而信，存在于德行’就是这样。倘若不知道这个，而想增进德行，有什么不同于穿细葛布而想温暖，吸风饮露而想饱足呢？没有这样的道理。人除非是上智、下愚，都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那么他的熏陶陶冶，能不依赖朋友和习染吗？

译吗？凭借子贡的贤能，孔子尚且告诫他“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大概是因为侍奉衰世的大夫，结交薄俗的士人，难以与他们共同成就仁德。如果不是圣人，谁能没有过错呢？只有改正过错才是可贵的。子夏的过错，是过错；蘧伯玉活到五十岁才知道前四十九年的错误，也是过错。只是小人的过错在于行事，君子的过错在于性情罢了。仁义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践行它就成了君子，舍弃它就成了小人；不仁不义，又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顺从它就成了小人，舍弃它就成了君子。君子之所以不害怕改正过错，是因为知道（仁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小人之所以害怕改正过错，是因为安于旧有的常理。颜回是百代的师表，却说“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子路也是百代的师表，别人告诉他有过错他就高兴。荀子曾经称他为“鄙人”，大概也是有过错的。难道因为曾经有过错就损害他作为百代师表的名声吗？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无损于光明。现在的人因为曾经有过错就自我放弃、自我糟蹋，认为终究不能向善，以至于文过饰非，这也太愚蠢了。又说：申颜自称一天也不能没有侯（此处指某种身份或人物，依文意推测为特定对象），无法询问其中的原因，说：不可能。攻击别人的过错，一天不见面，就听不到我的过错了。人不能与不能胜过自己的人相处，那样会使人迟钝愚笨。

译游氏说：“端正衣冠，庄重仪容，使人望之肃然敬畏，这是君子庄重而有威仪的表现。庄重而有威仪，那么道德本性就尊贵了。所以君子日益亲近，小人日益疏远。由此而学习，思考必然精微，行为必然笃实，提问必然恳切，听讲必然专心，入耳着心，这样道德就完备而学业就坚固了。反之，言语招致忧患，行为招致羞辱，容貌招致淫邪，喜好招致罪过，还有什么威仪呢？道听途说的人，有的；一心以为有天鹅将至的人，有的。还有什么坚固呢？忠信是用来增进道德的。如同甘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彩绘。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内心以忠信为主，不说话罢了，说话就必然忠信。所以他的话是道德之言，不行动罢了，行动就必然忠信。所以他的行为是道德之行，静止时思考，行动时作为，无时不在。这样，安处于此，哪里不是增进道德呢？所以行仁不以忠信为主，那么仁必然出于姑息；行义不以忠信为主，那么义必然出于矫饰抗争。怀着这样的心去行事，那么礼必然出于足恭，智必然出于行险，到哪里不是败坏道德呢？还有什么增进道德呢？譬如想要建立几仞高的墙，却用浮埃聚沫作为基础，也终身不能建立。所以以忠信为主，是学习的关键言论。孟子论述崇尚交友，认为一乡的善士不够，就求于一国；一国的善士不够，就求于天下；天下的善士不够，就求于古人，没有朋友不如自己的，这是崇尚交友的道理。求得贤者，崇尚并结交他们，就能听到没听过的，看到没见过的，而道德日益增进。这是孔子期望子夏日益进步的原因。孔子说：“有过错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大概能改正一句话的过错，那么一句话就善了；能改正一个行为的过错，那么一个行为就善了。如果有过错每次都不怕改正，那么他的善行岂可胜数呢？那么君子的道，以威重为本质，而以学习成就它；学习的道，必须以忠信为主，而以胜过自己的人辅助他。虽然如此，如果他吝于改过，那么贤者未必乐于告诉他善道，所以以有过错不要怕改正，作为终结。杨氏说：“端正衣冠，庄重仪容，是自重的道理。使人望之肃然敬畏，就有威仪了。学习然后可以权衡，所以不坚固地以忠信为主，是用来增进道德的。没有朋友不如自己的，是借助以辅助仁德。然而有过错怕改正，虽然有辅助仁德的友人，也没有益处了。”有人问：“没有朋友不如自己的？”子夏日益进步，因为他喜欢与胜过自己的人相处。然而我不贤，人将拒绝我，怎么能拒绝别人呢？回答说：所谓如自己的人，是志向相同、方向一致罢了，不一定胜过自己。

尹氏说：“不厚重就没有威仪，没有威仪那么意志不笃实，意志不笃实那么所学不能坚固。以忠信为主，那些忠信不如自己的人，就不要结交。向善贵在迅速，所以有过错不要怕改正。君子自我修养，应当这样。”

曾子说：“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久远的祖先，百姓的道德就会归于淳厚了。”

伊川解释说：“居丧尽礼，祭祀致诚，是慎重办理丧事、追念久远的最大表现。凡事能慎重于终结，不忘于久远，足以教化百姓，归于淳厚的道德。”又说：“慎重办理丧事、追念久远，不止是为了丧祭。”

范氏说：“慎，就是诚。对于终结，诚如开始，使百姓不违背。对于久远，追念如近，使百姓不忘记。先王重视丧祭，是用来厚植百姓道德的。曾子的行为，专一于孝；慎重办理丧事、追念久远，是孝的终极。”

吕氏说：“丧祭是慎重办理丧事、追念久远的一个方面罢了。”

谢氏说：“奉养活着的人不足以当作大事，只有送死可以当作大事。这是人情之至极，不可以虚伪。为之准备棺椁、衣衾，为之春秋祭祀。圣人难道是为了强迫百姓吗？他们有感于狐狸吃食，霜露降下，不是为了人为这样。以此对待自己，那么自己的道德就归于淳厚了；以此教化百姓，那么百姓的道德就归于淳厚了。”

游氏说：“终结，是人容易忽视的，却慎重对待；久远，是人容易忘记的，却追念。这是淳厚的道理。”

杨氏说：“人年少时羡慕父母，其生性淳厚。有妻子儿女就羡慕妻子儿女，知道好色就羡慕年轻女子，做官就羡慕君主，因为外物而有变迁。至于终结久远，还慎重对待而不忘记，那么百姓的道德就归于淳厚了。”归，是反其生性的意思。尹氏说：“居丧尽礼，祭祀尽诚，是慎重办理丧事、追念久远的事。推而至于天下之事，都能慎重于终结，不忘于久远，不仅自己的道德淳厚，教化百姓也归于淳厚的道德。”

子禽问子贡说：“夫子到这个国家，必定听闻其政事，是求来的呢？还是给予的呢？”子贡说：“夫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而得到它。夫子求取的方式，大概不同于别人的求取吧？”

伊川解释说：“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盛德的光辉，接触于人的。温和，是厚道；善良，是平易正直；恭敬，是庄重敬慎；节俭，是节制；谦让，是谦逊。道德容貌如此，所以诸侯敬重而信任他。”又说：“子贡善于形容孔子的道德之美，温和以接物，善良是善心，恭敬则不侮辱，节俭则无欲，谦让则不好胜。到这个国家，必定听闻其政事。”

范氏说：“温和、善良，是仁；恭敬、节俭、谦让，是礼。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

译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总是尊敬他。因此他所居住的国家，必定会听闻他的政教。《诗经》说：“谋求福禄在于和乐平易”，又说：“追求福分不违背正道。”和乐平易，并不是为了谋求福禄；不违背正道，并不是为了追求福分。然而，和乐平易正是谋求福禄的方法，不违背正道正是追求福分的方法。夫子所追求的，大概也是这类道理吧？子贡等人，各自根据自己认知的深浅来观察夫子的德行。夫子之所以能够治理政事，就是依靠这五种品德。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表现在外部的德行，也不过如此罢了。至于子贡，可以说是善于观察夫子的人了。

译吕氏说：“温良恭俭让，都是谦德的体现。人性厌恶自满而喜好谦逊，何况是圣人的谦逊呢？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寻求他，他就给予的原因。”

谢氏说：“这一节论述学问已经成就，德性在内心充实，必然有光辉显露于外，这是因为真诚无法掩盖，所以用圣人的仪态来阐明。大概粗野严厉、感慨激昂，必然会导致头发竖起顶起帽子；刚暴狠戾、固执任性，那么他的容貌就会显得愤恨不平。将有求于人者，必然带着喜悦跟随他人，像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那么，德行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必然有圣人的容貌，就像天子庄重肃穆，诸侯威严显赫那样。圣人的容貌，不是争辩的样子，不是刚直的样子，不是轻浮的样子，不是杂乱的样子。柔和而不被外物侮辱，刚强而不被外物畏惧，大概只有温良恭俭让足以形容他吧？大概清高可以做得到，但难以做到温和；温和，是清和的流露。和气可以做得到，但难以做到善良；善良，是平易正直的流露。本来没有侮辱别人的心思，容貌怎么会不恭敬呢？本来没有奢侈安逸的心思，用度怎么会不节俭呢？本来没有争强好胜的心思，行为怎么会不让步呢？达到这种境界，就安泰了，庄严了。他的安泰，难道不像春天吗？他的庄严，难道不像秋天吗？难道不容止可观吗？难道威仪不可效法吗？难道不和乐吗？难道不庄敬吗？远离暴虐轻慢不值得说，远离鄙陋背理不值得说。既然容貌如此，各位弟子难道不能通过学习来达到吗？大概有愤怒之心的人，必然不温和；有嫉妒克制之心的人，必然不善良；有想要凌驾于人之上的心思的人，必然不恭敬；有骄视他人的意念的人，必然不节俭；有区分物我的心思的人，必然不让步。那么温良恭俭让，大概只有圣人能做到吧？如今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了，用这五种品德来想象他的容貌，尚且能使人振奋兴起，何况是亲自受教的人呢？假使鲁国和卫国的国君，即使非常平庸鄙陋，看到这样的人，难道能不惊讶且疑惑吗？难道能不亲近且尊敬吗？想要在国家有所作为的人，难道能不前去谋划吗？虽然不被当时所任用，仍然被当时所尊敬；虽然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但也能听闻我的道理。学者如果在圣人的威仪之间用心，也就知道如何增进德行了。那么作为子贡，也可以说是善于观察圣人，也可以说是善于谈论德行了。在这里，难道只是了解圣人吗？又将由此了解子贡了。杨氏说：夫子凭借这五种品德获得认可，那么寻求的主动权在我自己，这就是与他人寻求方式不同的地方。至于暴虐轻慢、奢侈安逸，是人们所忌讳嫉妒的，即使想要寻求认可，怎么可能得到呢？”

尹氏说：“温良恭俭让，是圣德的辉光，接触于人的部分。温是厚道，良是平易正直，恭是不侮辱人，俭是无贪欲，让是谦逊顺从。德行的容貌像这样，因此诸侯钦佩并信任他。到达这个国家，必然能听闻那里的政事。”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可以称为孝了。”

伊川先生解释说：“孝子居丧期间，志向在于坚守父亲在世时的原则，不必以主持事务来说明。”

范氏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就能预先领会并承奉父亲的意志，用道义开导他；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就能继承父亲的志向并叙述父亲的事迹，彰显父亲的美德。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者。如果父亲有过错，父亲在世时应当劝谏，父亲去世后应当改正，不可以等待三年。”

谢氏说：“有父兄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观察他的志向就可以了。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是孝的终极。观察他的行为就可以了。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难道是因为不忍心改变父亲的原则吗？大概三年之间，贤者处理事务就像白驹过隙一样快。在这个时候，惶惶然好像有所求而得不到，怅怅然好像有所追随而赶不上。坐着就看见父亲在墙上，吃饭就看见父亲在羹汤里，父亲的原则可以改变吗？不可以改变吗？也顾得上考虑吗？”游氏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如果是像尧舜文武那样的道，即使行万世也不可以改变。何止三年？如果是汉武帝垄断利益的政令，德宗宫市的事情，昭帝顺宗不到一年就改变了，天下后世不认为错误，何须等待三年？现在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是指在应当改变但还可以暂时不改变的情况。人君和士大夫都应当如此。居丧的制度，有不言而事行者，有言而后事行者，有身自执事而后行者，这是尊卑的等级。如果认为听从家宰是嫌于改变父亲的原则，那么孔子所说的古人都这样，难道是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有可改变的原则吗？大概哀恤之道本来就是这样。”

杨氏说：“父亲在世，人子有不能实行自己志向的情况，所以父亲去世后才可以观察他的行为。出门必须告知，回来必须见面，不远游，远游必须有方向。像这类事情，都属于父亲的原则。君子不忍心让亲人死去，所以三年仍然不改变，这就可以称为孝了。”

尹氏说：“父亲在世，观察他所志向的；父亲去世后，观察他所行的。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解释的人说：“如果是正道，即使终身不改变也可以；如果不是正道，何须等待三年？”然而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是孝子心中不忍的缘故。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道，这一点最美。小事大事都遵循它，却有所行不通；知道和谐而一味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

伊川先生解释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恭敬而安适，有别而和谐，是可贵之处。”又《语录》说：“礼过分就会疏离，所以礼

译在礼的运用中，和谐最为珍贵。先王的治国之道，

译这（以和为贵）才是美好的，无论事情大小都遵循它。如果音乐（情感）过度就会流于放纵，所以有些事情就不能实行。只知道和谐而一味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它，也是不可行的。礼以和谐为最珍贵，所以先王的道，以这为美好，而无论大小都遵循它。然而却有所不能实行的，是因为只知道和谐而一味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它，所以也是不可行的。又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最珍贵，有不能实行的，是偏颇的缘故。又说：只知道和谐而一味追求和谐，言辞就不完备。范氏说：大凡礼的根本，在于恭敬，而在运用时，则以和谐为最珍贵。先王制定礼，不是为了强行改变世道，而是想让天下人都能实行。人的情感没有不追求安适的，这就是它美好的原因。恭敬，是礼得以确立的基础；和谐，是乐产生的根源。有恭敬而没有和谐，那么礼就会过度；有和谐而没有礼，那么乐就会过度。乐过度就会流于放纵，礼过度就会使人疏离。知道和谐的美好，而不用礼来节制它，就会流于放纵，这就是它不可行的原因。所以君子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行动有节制就是礼，行为有和谐就是乐。有子可以说通达了礼乐的根本。

谢氏说：礼乐的道理，作用不同但本体相同，相反相成。阴阳、刚柔、动静、仁义、文武，没有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唯独礼乐不是这样呢？有子知道以和谐为最珍贵，大概对此有所见解。知道这一点，就知道酒清澈却不敢喝，肉干却不敢吃，难道是勉强自己而损害饮食的本性吗？一次献酒却多次拜谢，几案摆好却不倚靠，难道是勉强自己而损害安逸的本性吗？天下适宜这样，后世也安于这样。从唐到周，数千载之间，没有苦心刻意而不与百姓共同遵循，背离所不安心境的情况，父子更加亲近，君臣更加有序，性情更加深厚，风俗更加敦厚，难道不是因为以和谐为最珍贵而达到这样的吗？先王的恩泽既已衰微，礼的文饰不出于诚意，而出于勉强；不出于遵循道理，而只停留在修饰外表。从事于这方面的人，往往像季氏祭祀那样，虽然有强力的仪容，肃敬的心意，但跛倚着临祭的人很多了。礼家使人如此难以遵从，大概还不如夷俟倨肆那样更好吧。到了这里，和谐就失去了礼的防范。真正的儒者既不能得位，没有制作礼乐的时机；浅陋的儒者又被世俗的习气所牵制，而不能考察其本源。有的认为是虚伪的，有的认为是难以强行改变世道的，有的认为是忠信淡薄的。总之，谈论末流而不及先王，难道不是经过我的门而不进入我的屋子的人吗？无论大小都遵循它，有所不能实行，恐怕是没有辨别清楚。圣人在一拜一揖，升降之间，还有隆重的区别，更何况大小呢？那么在下大夫那里运用和谐的，必定与在上大夫那里运用和谐的不同了。只知道和谐而一味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它，大概是厌恶其轻慢吧。侍奉君主的屈辱，朋友的防范，难道不是因为次数太多吗？家人失去节操，难道不是因为妇子嬉笑吗？知道这些，就知道如何节制了。圣人的和谐，所以不同于常人的和谐，是知道它有相反的一面罢了。无论大小都遵循它，不用礼来节制它，所以都不可行。

杨氏说：礼以恭敬为根本，发展为文饰。发展而不停止，就会疏离。所以以运用和谐为最珍贵。《易经》说：践行和谐而达到极致。达到极致就不能再增加了。所以先王的道，这为美好。然而无论大小都遵循它，就有所不能实行了。孔子与上大夫交谈，温和而正直的样子；与下大夫交谈，刚直而和乐的样子。上下不同施为，就不是无论大小都遵循它。这就是所谓只知道和谐而一味追求和谐。然而和谐而不用礼来节制它，就会流于放纵，也是不可行的。

尹氏说：“礼的弊端，会导致疏离；和谐的弊端，会导致放纵。礼的运用，以和谐为最珍贵；先王的道，以这为美好。无论大小都遵循它，然而又有不能实行的。大概是因为只知道和谐而一味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它，就会失于放纵的缘故。”

有子说：“诚信接近于义，说的话就可以兑现；恭敬接近于礼，就能远离耻辱；依靠而不失去亲近的人，也可以尊崇。”

明道先生说：“诚信本来达不到义，恭敬本来达不到礼。然而诚信接近于义，恭敬接近于礼。诚信接近于义，所以说的话可以兑现；恭敬接近于礼，所以能远离耻辱。依靠恭敬诚信而不失去它们亲近礼义的原因，所以也可以尊崇。比如谈论礼义，虽然不能见到，见到恭敬诚信的人，就可以了。”

伊川先生解释说：“诚信能守约，恭敬能远离耻辱，接近于礼义。依靠而不失于接近，也可以崇尚。”又说：“诚信不是义，接近于义，是因为说的话可以兑现；恭敬不是礼，接近于礼，是因为能远离耻辱。诚信恭敬依靠而不失于接近礼义，也可以尊崇。亲也解释为接近。”又说：“依靠它们接近礼义而不失去亲近，也可以尊崇。何况完全符合礼义的人呢？”横渠先生说：“君子宁可说话不顾及，也不拘泥于不合义的诚信；宁可身体受困辱，也不顺从人而失去礼的恭敬；宁可孤立无助，也不对可贱的人失去亲近。这三者知道和谐而能用礼来节制它。”上面有子的话文辞相连而不相承，凡是《论语》《孟子》阐发前文义理未尽的，都提出来，其他都仿照这个。

范氏说：诚信而没有义，就是贼害；所以说复言不是诚信。恭敬而没有礼，就是劳苦；所以不能远离耻辱。诚信必定接近于义，所以能成就其诚信；所以说言不必信，都可以兑现。恭敬必定接近礼，所以能成就其恭敬；所以他的恭敬不陷入谄媚，而耻辱可以远离。君子所依靠的是根本，而建立爱必定从亲近开始；亲近亲人必定推广到人，所以说：依靠不

译失去了根本，圣人却有着本末先后的次序。君子一定要自我修养，像这样然后才能达到那个境界。德行有根本，大道有源头；他们的学问出自圣人，所以值得尊崇。

译吕氏说：“信守诺言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合乎道义，就不必一定要兑现诺言。恭敬旨在远离耻辱，但如果不合乎礼制，就不足以远离耻辱。亲近亲属旨在确立宗法，但如果亲疏等级失当，就不足以端正宗法。道义与事理的区别，必定会达到这种程度，不可不仔细考察。”尾生坚守诺言，是不合乎道义的守信；夷王走下殿堂，是不合乎礼制的恭敬；墨子主张兼爱，是不合乎宗法道义的。

谢氏说：“守信应当像白圭那样守信。至于说到使人能够守信，也可以说是善于言辞了。言语守信，本来就很好，何况又接近道义呢？所谓信，就是言语必定可以实行；所谓义，就是言语合乎伦理。既守信又接近道义，就可以作为天下的准则了。使后世见识广博的人，也可以借此修养德行。言语达到这种境界，难道还有不能守信的情况吗？不轻慢别人叫做恭，合乎节度叫做礼。因为畏惧别人而不敢轻慢别人的情况是有的，未必合乎节度；因为自爱而不敢轻慢别人的情况也是有的，未必合乎节度。什么叫合乎节度？跪拜叩首，经过尊长座位必定快走，这是礼，也是臣子的本分。有什么耻辱呢？见到父亲的执友，就像侍奉父亲一样；年龄比自己大一倍的人，也像侍奉父亲一样，这是礼，也是做儿子的本分。有什么耻辱呢？劳作时争先，行走时退后，这是礼，也是做弟弟的本分。有什么耻辱呢？什么叫做不合乎节度？在不该表示恭敬的地方表示恭敬。在不该表示恭敬的地方表示恭敬，如果施加于地位高于自己的人，那是妾妇之道；如果施加于地位低于自己的人，那是招致宠爱而引来轻侮之道。这必然会招致耻辱。因为亲近，所以姻睦的“姻”、婚姻的“姻”，都从“因”字推演而来。我视人如己、仁爱平等的心，虽然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但这只能叫做泛爱，不能叫做亲。什么叫亲？以姓氏相连，以饮食相系，这是内亲；甥舅姻亲的联结，这是外亲。像这样的人，活着应当有宴饮的快乐，死了应当有服丧的哀痛。所谓亲，难道其他人可以比拟吗？推而广之，也有可以亲近的人吗？有的，那就是君主吗？他治理我；那就是老师吗？他教导我；那就是朋友吗？他成就我。这三者虽然不是天生的亲属，也可以亲近了。除了这三者之外，还有可以亲近的人吗？我恐怕不免于谄媚卑贱了。既然谄媚卑贱了，怎么能说是尊身之道呢？只有亲近的人不失其所当亲的对象，然后才值得尊崇。守信不违背诺言，恭敬用来整饬自身，亲近用来与人同心。从众人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美好的行为了。然而一旦陷入不合礼义的地步，正好足以招致耻辱，引来不敬。确实，求道并不难，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只有依靠学习吧。因为只有学习可以明辨善道。

杨氏说：“守信如果不接近道义，却还要兑现诺言，这只是小人的行为。因为接近道义，所以可以兑现诺言。恭敬如果不接近礼制，就有招致耻辱的道理。因为接近礼制，所以能远离耻辱。至于只以道义为准，那么言语就有不必兑现的时候。恭敬而心安，那么远离耻辱就不值得称道了。守信不违背道义，恭敬不违背礼制，那么与人交往的道理就完备了。又因为亲近的人不失其所当亲的对象，这也是值得尊崇的。”

尹氏说：“守信不等于道义，但因为言语可以兑现，就接近道义。恭敬不等于礼制，但因为能远离耻辱，就接近礼制。那么恭敬和守信对于礼义来说是接近的。因为它们接近，虽然不足以穷尽礼义的根本，也不失其所尊崇崇尚的对象。”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向有道德的人学习以匡正自己，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伊川先生解释说：“敏于事，就是勇于实行。”

范氏说：“君子志在求道，而不愿求道之外的东西，所以吃饭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勤勉，实行起来唯恐来不及。说话谨慎，是因为以自身行为赶不上言语为耻。如果有有道的人，就接近他并向他请教以匡正自己，所以没有固定的老师。像这样，可以算是好学了。学习，是为了学习成为圣人。《论语》记载孔子关于好学的话如此，又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我一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好学。’这是他自己说的话。对于门人，唯独称赞颜回好学，而孔文子不耻下问，也被称为好学，由此可知真正好学的人很少了。”

吕氏说：“不志于私人的供养，学习才能专一；不从事空谈，必定体现在行事上，学习才能充实；所趋向的不违背道，学习才能端正。学习达到这种程度，可以算是好极了。”

谢氏说：“这一节不能从具体事务上寻求，应当从情理本性上推究。上古曾经有过吃生肉腥物的人，等到圣人用烹饪熟食来改变它，那么吃饭正是想要吃饱的。曾经有过挖土为穴居住的人，等到圣人用宫室来改变它，那么居住正是想要安逸的。这难道是人的私智所为吗？这是圣人神妙地教化，使百姓适宜罢了。为什么唯独好学者不求饱足、不求安逸？口对于味道，四肢对于安逸，难道与人不同吗？不是这样的。孔、孟、曾、颜，是学习者的老师，他们的事迹有可考证的。比如粗茶淡饭，弯着胳膊当枕头，以及一瓢饮一箪食，住在陋巷，可以说是不求饱足和安逸吗？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没有钱财所以不能以此为乐，如果有钱财就会这样做了。以前曾子病重，即使换席子也要等到死，可以说是不求饱足和安逸吗？这是因为不得不以此为乐，如果让他跟随在大夫之后，他就会这样做了。那么圣贤超过常人的地方在哪里呢？说圣贤有求安逸、求饱足的心，是不可以的。敏不是追求速度的意思，圣人不是追求速度的人。敏不是进取的意思，进取是狂者的行为。追求速度和进取，圣人既

译如果不行动，等到众人没有急于求成的心态时，就会有迟钝而赶不上事务的拖累；如果不陷入狂妄，就会有不能忘记初衷的祸患。在这两者之间，大概只有“敏”吧？谨慎并不是指简略沉默，说到该说的话就说，怎么能简略呢？怎么能沉默呢？谨慎也不是指吞吞吐吐，与上大夫交谈时侃侃而谈，在朝廷上辩辩而言，正是希望其言辞严厉。说到该说的话就说，而且言辞严厉，这可以称为谨慎吗？既然已经说出口了，还有什么谨慎可言呢？除了这几种情况之外，才可以寻求谨慎言语的道理。然而这很难说清楚，只有向有道之人请教以匡正自己，那些专心于修身、致力于切问近思的学者，才能做到这样。大概依靠在圣人的门墙之下，说谦逊的话、遵从合乎法度的言论的人，难道还少吗？这还不能算是向有道之人请教以匡正自己。没有得到时想停止也不能停止，等到听到教诲后言语不懈怠，已经得到后诚恳地奉行而不丢失，大概只有颜回吧？有能够从事于这几种行为的人，大概也要考察他的用心，考察他的行为，究竟追求什么呢？不是好学又是什么呢？谈到这一点，除了颜回，不可以和他谈论这些了。应当知道，自从孟子以后，再也没有人近似于此了。又说：敏是领悟道理迅速，明白道理后去实行，不期望快速却自然快速，并不是手忙脚乱。

译杨氏说：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仓促匆忙时必定遵循它，颠沛流离时必定遵循它，这说明仁心片刻也不能离开。吃饭追求饱足，居住追求安逸，这也是常人的情理。即使是贤者，也有不敢不饱的情况，比如亥唐就是这样。君子何必刻意用心呢？只是随遇而安罢了。但如果志向在于追求饱足与安逸，那就离仁德很远了。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找回那颗放失的本心罢了。”那么，求学的人，就是学习这个的。如果又能勤勉做事、谨慎言语，那么内外修养就能共同进步了。然而如果不向有道之人请教以匡正自己，那么勤勉谨慎可能会流于狂妄简略，不知如何裁度，这也算不上是好学。

侯氏说：“食欲饱，求饱就是志在饱；居欲安，求安就是志在安。志在饱，志在安，就不是求学的人了。求学要像追赶什么似的唯恐赶不上，还担心已经学到的会丢失；做事不可不勤勉。用伶牙俐齿应付人，常常被人憎恶，这哪里知道是仁呢？使用巧言，不可不谨慎。求学想要通达事理，向有道之人请教以匡正自己，寻求通达事理并自信的方法。如果这样，难道不是好学吗？”“无”字，不是禁止的语气词吗？“不”字与之不同。

尹氏说：“君子的学问像这样，可以说是志向坚定、努力践行的人了。然而不向有道之人请教以匡正自己，难免会有偏差。比如杨朱、墨翟，学习仁义却走偏了。他们的流弊发展到无父无君的地步，称他们为好学，可以吗？”

子贡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不如贫穷却乐于道，富有却喜好礼的人。”子贡说：“《诗经》说：‘像切骨角那样，像磋象牙那样，像琢玉石那样，像磨石头那样’，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你就能知道未来的。”

明道说：“贫穷却能乐于道，富有却能喜好礼，无论贫富，修养都应当如此。”子贡引用“切磋琢磨”，大概是说修养的意思。如果贫穷却说喜好礼，就会流于卑下；富有却说乐于道，就会流于骄傲。然而贫穷而乐于道，不喜好礼是做不到的；富有而喜好礼，不乐于道也是做不到的。又说：“贫穷而不怨恨，那么谄媚比怨恨更严重，这是因为坚守不牢固而有所作为。”

伊川解释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是能安守本分。乐于道与喜好礼，是能自我修养。切磋琢磨，是自我修养各自遵循其道。告诉你要乐于道与喜好礼，从而知道自我修养的方法，这就是知道未来的人。”

范氏说：切磋，是道学；琢磨，是自我修养。贫穷而乐于道，不是立志求学的人做不到的；富有而喜好礼，不是自我修养的人做不到的。子贡外表有余而内心不足，所以以“贫穷不谄媚，富有不骄傲”来发问。大概心里认为这是善的，夫子进一步引导他，而他的智慧又足以推知未来。所谓“闻一知二”，他的自知之明也很清楚了。

吕氏说：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坚定的恒心，只有士人能做到。士人如果能坚守他的恒心，即使在生死关头也可以不变，何况在贫富之间呢？”这里有块玉，要使它成为器物，必定经过切磋琢磨不同的工艺，而玉的本质未曾改变。士人处于贫富之中，也是这样。贫穷就以道自乐，富有就以礼自好，都是希望自身进入善的境界，虽然贫富不同，但我的心未曾动摇。至于不谄媚不骄傲，那么他的心也有动摇了。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说不如贫穷而乐于道、富有而喜好礼美好的原因。谢氏说：这一节论述资质美好的人应当通过学习来成就自己。贫穷而不谄媚，是对人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是对人不骄傲。这是物我相对的说法。贫穷而乐于道，是贫穷而自我快乐；富有而喜好礼，是富有而自我喜好礼。别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一筐饭，一碗汤，得到就能活，得不到就会死，至于用脚踢着给人，乞丐也不屑一顾；等到别人呵斥着给，虽然道歉也不吃。像这样的人，何曾谄媚过人呢？看那狷介的志向，什么时候能快乐呢？这贫穷而不谄媚，确实不同于贫穷而乐于道。富有，是怨恨的根源，倘若知道减少怨恨的方法，又怎敢对别人骄傲呢？满而不溢，所以能长久保持富有。能知道保持富有的方法，又怎敢对别人骄傲呢？然而他自爱的心理，难免吝啬。像这样的人，又什么时候能合乎礼呢？这富有不骄傲与富有而喜好礼，确实不同。子贡闻一知二，举一隅能反三隅。所以知道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含义：如切如磋，是问学；如琢如磨，是成就德行。告诉你要贫穷而乐于道、富有而喜好礼，从而知道问学成就德行的事，子贡通达得真好啊！唉，这也不同于高叟读诗的方式了。

杨氏说：“贫穷而乐于道，没有道学是做不到的；富有而喜好礼，不知道自我修养是做不到的。”所以子贡用切磋琢磨来说它，他推知未来了。所谓“闻一知二”，大概在这里有所体现吧？

尹氏说：“贫穷能不谄媚，富有不骄傲，只是安分罢了。至于贫穷而乐于道，富有而喜好礼，不是自我修养的人做不到的。”切磋琢磨，就是自我修养的意思。告诉你要乐于道与喜好礼，从而能知道自我修养的方法，这就是告诉过去而知道未来的人。赐能用心意去推测作者的志向而得到它，所以说：“可以和他谈论《诗经》了。”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范氏说：学习是为了自己，不是求别人了解自己。所以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然而道积累在心中，德行就会显现在外面，没有不被了解的人。

译如果自己不能识别人才，那么贤德的人就不能被当作老师，善良的人就不能被当作朋友，凭借什么来提升自己的品德呢？所以，别人有才能而自己却未能识别，这是君子所担忧的。

译吕氏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了解别人才是智慧。君子的学问，在于充实自己的智慧罢了。如果别人不了解自己，那也只是命中注定罢了。”孟子说：“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这就是确立命运的方法。”

谢氏说：“天下的道理，从下往上看就难，从上往下看就容易。比如七十位弟子了解孔子就难，孔子了解七十位弟子就容易。人们之所以能够相互了解，哪有不是这样的呢？大人看待小人，如同看见肺肝一样清楚；小人窥探君子，却看不见界限。由此看来，是了解别人的人伟大呢？还是被别人了解的人伟大呢？何不急于了解别人呢？还是急于被别人了解呢？这是求学者的弊病。”杨氏说：“君子只求让自己值得被了解罢了，别人了解或不了解自己，都不会增加或减损什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不了解别人，那么偏颇、邪恶、淫邪、逃避的言辞，足以妨碍正道而败坏德行，这种祸患，还有什么更严重的呢？”

侯氏说：“了解别人，是明智哲人的事，不是学问达到精深境界的人不能做到。所以君子所担心的，是担心学问没有达到精深，道理认识不明确，至于别人不了解自己，并不是所担心的。虽然如此，自己既然明智哲人且能了解别人了，难道还有人会不了解吗？”

尹氏说：“君子追求的是自身具备的品德，所以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那些不了解别人的人，是因为是非邪正，或许不能分辨，所以把这当作祸患。”

论语精义卷一上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精义卷一下

宋 朱子 撰

为政第二

孔子说：“以德行来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都环绕着它。”

伊川先生说：以德行治理政事，然后才能无为而治。

横渠先生说：“治理政事如果不以德行，人们就不会归附，而且会劳苦。”

范氏说：“人君想要天下归附自己，没有比致力于德行更好的了。自己以德行治理政事，那么不用行动就能感化，不用说话就能取信，不用作为就能成功。就像北极星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拱卫它。因此，所坚守的极其简约，却能驾驭繁杂；所防备的极其宁静，却能制伏躁动；所致力于的极其少，却能使众人信服。”

吕氏说：以德行治理政事，是自我治理的方法。完备了就不向百姓索取，而百姓自然归附。所以大人的政事，端正自己罢了。

谢氏说：“北极星，是天体的枢纽。因为它居于中央，所以称为北极；因为它所建立的位置，周遍于十二辰的宿位，所以称为北辰。在这里可以看到无为而治的道理了。所以以德行治理政事的人，也是这样。学习用来成就自己，政事用来成就万物，虽然有内外的区别，等到时机恰当而施行时，道理是一样的。以德行治理政事的人，只是推广自己所有的德行让百姓遵循罢了。所以在自己方面不劳苦，在百姓方面就容易顺从。如果不这样，将会弊病丛生。依靠外物来做事，然后才能使百姓顺从自己的，那么那些居住在陋巷、积累仁义的君子，一旦居于天下之中而执政，未必能做出禹稷那样的功业。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未必能平定天下。不出家门而在国家成就教化，这话未必可信。”

杨氏说：政，就是正。君王内心无为，以坚守至正，而天下顺从。所以就像北极星，辰，就是极星。居于中央所以称为极，居中而不迁移，所以称为辰。

尹氏说：“以德行治理政事，那么不用行动就能感化，不用作为就能治理，人们归附它，就像众星环绕北极星。治理政事如果不以德行，那么人们就不会归附，而且会劳苦。”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伊川先生说：“思无邪，就是真诚。”又说：“蔽，就是恰当。”《诗经》三百篇，只有“思无邪”这一句话能恰当概括它。

范氏说：《诗经》的意义，主要在于端正自己罢了。所以一句话可以概括它，“思无邪”就是。求学的人务必知道要领，知道要领就能坚守简约，坚守简约就足以穷尽广博了。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说“无不恭敬”。又说：“君王内心无为，以坚守至正。”

谢氏说：《诗经》，是百姓情性的正道，出自先王的恩泽。先王的恩泽既然消亡，而《诗经》也就随之消亡。它的流派出现在楚汉时期，还有屈原、宋玉、苏武、李陵；魏晋齐梁之间，还有鲍照、谢灵运、曹操、刘桢。谁说在春秋时代就立刻消亡了呢？大概寻求其止于礼义，是没有的。止于礼义，不是改变心意然后说话的人不能做到。那么思无邪，可以说是一句话概括了。君子对于《诗经》，不只是诵读它的言辞，也将要考察它的情性。不只是考察它的情性，还将要考察先王的恩泽。大概法度礼乐虽然在这里消亡了，还能连同它深远的意义一起传承下来。所以它的言辞，大都是快乐而不淫荡，忧愁而不困顿，怨恨而不愤怒，衰败而不愁苦。像《绿衣》那首伤己的诗，它的言辞不过说：“我想念古人，使我没有过错啊。”《击鼓》那首怨上的诗，它的言辞不过说：“筑城漕邑，我独自南行。”至于军旅多次兴起，大夫长期服役，只说：“自找麻烦，服役没有期限。”思念其危难，用来讽喻，不过说：“只要没有饥渴罢了。”至于谈论天下大事，赞美圣德的形容，固然不用多说就知道了。它与忧愁思虑的作品相比，谁能从容不迫呢？孔子之所以有所取。作诗的人如此，读诗的人可以用邪心去读吗？

杨氏说：《诗经》发于人情，止于礼义，固然只有思无邪这一句话足以概括它。有人问：“苏子瞻说：有思都是邪的，无思就是土木。思无邪者，只有有思而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