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儒藏论孟精义二十二

孟子精义卷一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352–355 段

民养生防死无憾者,仁心仁闻而已,未及为政也。故为王道之始,自五亩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饥不寒,此制民之产,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后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政,是谓徒善,徒善不足以为政。行先王之道而无仁心仁闻,是谓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举也,故曰:尧舜之道,不行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之谓也。

译百姓在养生送死方面没有遗憾的,只不过是因为君主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罢了,这还没有涉及到真正的政治措施。所以,施行王道的开端,从五亩宅地开始,一直到使百姓不挨饿受冻,这是规定百姓的产业,是古代圣王的政治措施。像这样之后王道才能成就,所以说:不施行王道而能成就王业的,从来没有过。如果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却不施行古代圣王的政治措施,这就叫做仅有善心,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如果施行古代圣王的政治措施却没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这就叫做仅有法令,仅有法令不能自动施行。这两方面不可以偏废,所以说:尧舜之道,不依靠仁政来施行,就不能使天下太平治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尹曰:「孟子所言,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不知出于王道,而欲民之多于邻国,又归罪于凶岁,其不知本也甚矣。反以孟子为迂濶,而不见用,哀哉!」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章

杨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迁,道宿僧舎。坐处背塑像,先生今转椅勿背。霖问曰:岂不以其徒敬之故,亦当敬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当慢。因赏此语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盖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无所不用其敬,见似人者不忽,则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轻忽人。

尹曰:“为政之不善,一至于此,不能遵王道,故也。恶在其为民父母?”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章

尹曰:「古之圣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据有大国,而反败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无敌,岂力不足哉?惑而不为焉耳。」

  孟子见梁襄王章

尹曰:「战国之际,干戈相胜,非救民于乱者也,杀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于一,可乎?」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章

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迳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説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于道而莫之御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于霸者哉?

伊川曰:「孔子之时,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礼虽甚废壊,然未泯絶也。故齐晋之霸,非挟尊王之义则不能自立。至孟子时则异矣,天下之大国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泽竭矣。夫王者,天下之义主也。民以为王,则谓之天王;天子民不以为王,则独夫也。故孟子勉齐梁以王者,与孔子之所以告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时行而已矣。」又曰:「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诸侯尚知尊周为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涂炭,诸侯是时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故孟子所以劝齐之可以王者,此也。」又曰:「古人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此特告齐王云尔。圣人则不待推。」

杨曰:齐宣见孟子于雪宫,曰:「贤者亦有此乐乎?」而孟子对以晏子之言,则霸者之事非无传也。孟子务引其君于当道,则桓文事不足为也已。大匠不为拙工改废其绳墨,故曰:「无已,则王乎?」又曰:「管仲为政于齐,足以合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録也。然学当为王者事,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者。」嬖奚与王良乘,王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为之。然管仲之功,诡遇也。诡遇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曾西羞比管仲,正类是与?又曰:「为天下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其王也,孰御焉?」然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产告之,使民不饥不寒,而后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孟子与人君言,皆所以扩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论事。如齐王之爱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论王之好乐,而使与百姓同乐;论王之好货、好勇、好色,而陈周之先王之事。若使为人臣者论事,毎如此,而其君肯听,岂不能尧舜其君?」又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术。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极好。心术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学者须是就心上做工夫。」问:「将顺其美,后世之説或成阿谀,恐是引其君以当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谓:「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则非其情;以为见牛未见羊

译尹氏说:“孟子所说的,是实行王道的开端。梁惠王不知道王道才是根本,却希望百姓比邻国多,又将原因归咎于荒年,他不知根本的毛病太严重了。反而认为孟子迂阔,不任用他,真是可悲啊!”

梁惠王说“我乐意安心接受教导”这一章。

杨氏说:翟霖护送伊川先生西迁,途中借宿在僧舍。坐的地方背对着塑像,先生便转过椅子,不要背对着塑像。翟霖问说:“难道不是因为那些弟子尊敬他,所以我们也应当尊敬吗?”伊川先生说:“只要具备人的形貌,就不应当轻慢。”因此赞赏这句话说:孔子说:“最早制作俑来殉葬的人,大概没有后代了吧?”因为那是模拟人的样子来使用它。大概模拟人的样子来使用,其流弊必然发展到使用真人。君子无处不表现出恭敬,见到像人的东西不忽视,那么对人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对像人的东西产生轻慢之心,其流弊必然发展到轻忽人。

尹氏说:“为政不善,竟到了这种地步,是不能遵循王道的缘故。哪里还配做百姓的父母呢?”

梁惠王说“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这一章。

尹氏说:“古代的圣人,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如今惠王占据大国,反而遭受败辱,是不能施行仁政、遵循王道的缘故。仁者无敌,难道是力量不足吗?只是迷惑而不去做罢了。”

孟子见梁襄王这一章。

尹氏说:“战国时期,兵器互相攻伐,并不是拯救百姓于乱世,只是杀人罢了。想要天下统一安定,可能吗?”

齐宣王问“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这一章。

明道先生说:“获得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极致,这是尧舜之道。运用私心,依循仁义的偏颇,这是霸者的作为。王道像磨刀石一样平直,本于人情,出于礼义,如同走在宽阔的大路上,没有曲折。霸者则在弯曲的小路上崎岖反复,最终不能进入尧舜之道。所以诚心实行王道,就能称王;假借仁义实行霸道,就能称霸。这两者的道路不同,在于审察其初心罢了。《易经》所说的‘差错毫厘,谬以千里’,其初心不可不审察。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确立志向。端正的志向先确立,邪说就不能动摇,异端就不能迷惑,所以努力进取于道而没有谁能阻挡。如果用霸者的心去求取王道的成功,这是把石头当作玉啊。所以孔子的门徒不谈桓公、文公的事迹,曾西以与管仲相比为耻,是道义上不允许的。何况低于霸者呢?”

伊川先生说:“孔子的时候,诸侯非常强大,但都是周朝分封的。周朝的礼典虽然严重废坏,但还没有完全断绝。所以齐、晋的称霸,如果不挟持尊崇周王的义名,就不能自立。到了孟子的时候就不同了,天下的大国七个,不是周朝任命的有四个。先王的政教断绝,恩泽枯竭了。所谓王者,是天下的义主。百姓认为他是王,就称他为天王;天子如果百姓不认为他是王,那就是独夫。所以孟子勉励齐、梁实行王道,与孔子告诫诸侯的不同。君子救世,顺应时势而行罢了。”又说:“孔子的时候,周王室虽然衰微,天下诸侯还知道尊崇周室是美德,所以《春秋》的法度以尊崇周室为根本。到了孟子的时候,七国争雄,天下不知道有周室。然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诸侯这时如果能实行王道,就可以称王了。因为王者是天下的义主。所以孟子劝告齐国可以称王,就是这个原因。”又说:“古人善于推究他们的作为罢了,这只是告诉齐王而已。圣人则不需要推究。”

杨氏说: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说:“贤者也有这种快乐吗?”而孟子用晏子的话回答,那么霸者的事迹并非没有流传。孟子致力于引导他的君主走上正道,那么桓公、文公的事迹就不足为法了。高明的工匠不为拙劣的工人改变废弃他的绳墨,所以说:“如果不这样,那么就是称王了吗?”又说:“管仲在齐国执政,足以会合诸侯而匡正天下,他的功劳值得记录。但学问应当做王者的事,所以孔子的门徒不谈桓公、文公的事迹。”嬖奚和王良驾车,王良说:“我按照规矩驰骋,整天得不到一只猎物;按照投机取巧的方式,一个早晨就得到十只。”管仲的功劳,曾西未必能做到。但管仲的功劳,是投机取巧得到的。投机取巧而得到禽兽,即使多如丘陵也不做。曾西以与管仲相比为耻,正是这类原因吧?又说:“为天下举荐这种心并加诸于彼,他的称王,谁能阻挡呢?”然而虽然有仁心仁闻,而百姓不能蒙受其恩泽,是不实行先王之道的缘故。所以又用制定百姓产业的方法告诉他,使百姓不饥不寒,然后说:“不称王的,从来没有过。”又说:“孟子与君主交谈,都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善心而纠正他们的错误,不止就事论事。如齐王爱牛,就说:‘这种心足以称王’;论述王喜欢音乐,就让他与百姓同乐;论述王喜欢财货、勇力、美色,就陈述周朝先王的事迹。如果作为臣子的人论事,每次都这样,而他的君主肯听,难道不能使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吗?”又说:“孟子的道,关键在心术。‘这种心足以称王’,这句话极好。心术光明且端正,做什么不可呢?做学问的人必须在心上用功。”问:“顺承其美德,后世的说法或许成为阿谀,恐怕是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回答说:“是的,这正如孟子所说的:‘这种心足以称王。’如果说:‘以小换大,不符合实情;认为看见牛没看见羊”

,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为仁。」引之使之王,政之可为,是谓将顺。」又曰:「详味此一章,可见古人事君之心。」又曰:「善推其所为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防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则无待乎推矣。」又曰:「中庸发明忠恕之理,正孟子所谓善推其所为者,乃是参彼已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为仁之方,不谓之仁,则知此意。」

译(齐宣王)却想用羊替换牛,这正是他仁爱之心的体现。”引导他走向王道,政治是可以施行的,这就叫做顺势而为。”又说:“仔细体味这一章,可以看出古人侍奉君主的心态。”又说:“善于推己及人,就是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进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孔子说:‘使老年人得到安养,使朋友信任我,使年轻人得到关怀’,那么就不需要刻意去推演了。”又说:“《中庸》阐发忠恕的道理,正是孟子所说的善于推己及人,这是从彼此关系的角度来论述的。如果知道孔子以就近取譬作为实行仁的方法,不把它称为仁,那么就能明白这个意思了。”

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务本而求末故也。」观此一章,曲尽其理,患不能推而行之耳。孟子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者,率此类也。夫亦在乎为之而已矣。

  孟子精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精义卷二

  宋 朱子 撰

  梁惠王章句下

  庄暴见孟子章

杨曰:魏文侯曰:“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则今乐与古乐固异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盖乐者天地之和也。而乐以和为主,人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使人闻钟皷管▯之音,举疾首蹙额,虽奏以咸音、韶、濩,无补于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尹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己之心以及民,与民同乐,则王天下也,孰御哉!」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章

尹曰:「文王之囿与齐宣王之囿一也。不与民共之,则是害民而已矣。」

  齐宣王问曰交隣国有道乎章

伊川曰:「凡人有所计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恶,不计较小大强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较,亦乐天顺理者也。

吕曰:「畏天者,以人畏天;天人未合,乐天者,天人已合。天道在己。」

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谋也。以大事小,则乐天而无不覆载;以小事大,则狭隘而私于一国。仁者之心,知者之心,于此殊矣。能法文武之用心,则民惟恐君之不好勇也。若夫按劔疾视,则其小勇陋矣。”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章

杨曰: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出乎尔者,反乎尔,理之固然也。又曰:角为民,徴为事,廵所守,述所职,省耕敛,皆民事也。故齐景公作君臣相説之乐,曰「征招」「角招」也。

尹曰:「君之与民,贵贱虽不同,而心则未始有异也。」孟子所以力陈其説,使晓然易知,其言可谓深切矣。齐宣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章?」

或谓孔子尊周,孟子欲齐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树,有可栽培之理,则栽培之;不然,须别种。圣贤何心,视天命之改与未改尔。」

杨曰:智仁勇,天下之逹徳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阙一焉,非逹德也。则人君固不可无勇矣。而齐王以是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则安天下无足为者矣。若夫好货好色,则生于人君之邪心,不可为也。然而孟子不以为不可者,盖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于决溢。因其势而利导之,则庻乎其通诸海也。故以公刘太王之事告之,陈古之善而闭其邪心,引之于当道也。其自谓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暌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谓也【阙】谓以上合下便,执得继述两字牢更不可易。予谓继述两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当时自合説与真个道理。且好货好色,孟子犹不鄙其説而推明之。况上有继述之意,岂容无所开道而使小人乗间谬为邪説以进?则其末流激成今日之▯不足怪矣。夫继述之説,始于记所称武王周公。今且举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则更而为彻。文王关市讥而不征,周公则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旧。逮周公七年,制礼作乐。昔者武王所由之政安在?圣人作处,惟求一个是底道理。若果是,虽纣之政有所不革。果非,虽文武之政有所不因。圣人何所容心?因时乗理,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间,艰难勤苦,制为法度,盖欲以救时▯便百姓也。便百姓则其志,救时▯则其事。此独不当继述乎?今继述足以救时▯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释此不务,乃欲一二以循熙丰之迹,不然则为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天下,百有余年,海内安乐,其法度岂不皆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知要是而已。谓之不孝可乎?自唐宋至五代,祸乱极矣。太祖太宗顺人心定天下,传数世而无变,岂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者,时使之然

译尹氏说:“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霸业的人,因为他们不致力于根本而追求枝节。”看这一章,道理阐述得极为详尽,只怕人们不能推行实践罢了。孟子致力于引导他的君主走上正道,立志于仁德的人,大抵都是这类人。这也就在于去实行罢了。

孟子精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精义卷二

宋 朱子 撰

梁惠王章句下

庄暴见孟子章

杨氏说:“魏文侯说:‘戴着礼帽穿着礼服听古代音乐,就只怕打瞌睡;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就不觉得疲倦。那么现在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确实不同了。’而孟子这样说,大概是因为音乐是天地和谐的体现。而音乐以和谐为主,人与人和谐则气息和谐,气息和谐则天地的和谐就会应和。如果让人听到钟、鼓、管、磬的声音,都头痛皱眉,即使演奏《咸池》、《韶》、《濩》这样的古乐,对治理国家也没有补益。所以孟子用这些话告诉他,只是先端正根本罢了。”

尹氏说:“王者之所以成为王者,只是得到了民心罢了。推己及人,与百姓同乐,就能称王天下,谁还能抵挡呢!”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章

尹氏说:“文王的园林与齐宣王的园林是一样的。不与百姓共享,那就是害民罢了。”

齐宣王问曰交隣国有道乎章

程颐说:“凡是人有所计较的,都是私意。”孟子说:“只有仁者才能以大国侍奉小国。仁者,希望别人向善,怜悯别人的恶,不计较大小强弱而侍奉他们,所以能保全天下。”受到侵犯而不计较,也是乐天顺理的人。

吕氏说:“畏惧天道的人,是因为人畏惧天道;天人尚未合一,乐天的人,天人已经合一。天道就在自己身上。”

尹氏说:“仁者的心,极其公正;智者的心,运用谋略。以大国侍奉小国,就乐天而无所不包容;以小国侍奉大国,就狭隘而只私心于一国。仁者的心,智者的心,在这里就不同了。能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用心,那么百姓只怕君主不好勇。至于按剑瞪眼,那这种小勇就鄙陋了。”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章

杨氏说:“担忧百姓的忧患,百姓也担忧他的忧患;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回报你,这是理所当然的。又说:角音代表百姓,徵音代表事务,巡视所守,陈述所职,省察耕种收获,都是百姓的事务。所以齐景公创作君臣相悦的音乐,叫‘征招’‘角招’。”

尹氏说:“君主与百姓,虽然贵贱不同,但心却从未有差异。”孟子极力陈述他的学说,使人们明白易懂,他的话可以说是深切了。齐宣王不能推行运用,可惜啊。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章?”

有人说孔子尊崇周朝,孟子想让齐王实行王道政治,为什么呢?程颐说:“譬如一棵树,有可以栽培的道理,就栽培它;不然,就必须另种。圣贤有什么私心,只看天命是否改变罢了。”

杨氏说:“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德行。智是知道,仁是坚守,勇是实行。三者缺一,就不是通行的德行。那么君主固然不可没有勇。而齐王认为这是有毛病,所以孟子用周文王、周武王的事告诉他,使他开阔心胸,那么安定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了。至于贪财好色,是生于君主的邪心,不可以做的。然而孟子不认为不可做,大概好比水逆流中流而阻挡它,祸患必定导致决堤泛滥。顺着它的趋势而引导它,大概就能通到大海。所以用公刘、太王的事告诉他,陈述古代的善行而关闭他的邪心,引导他走上正道。他自称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敬重王者,用这个来改变他。《易经》说:在巷子里遇到主人,也是这个意思【缺】说以上合下便,执得继述两字牢更不可易。我说继述两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当时自合説与真个道理。且好货好色,孟子犹不鄙其説而推明之。况上有继述之意,岂容无所开道而使小人乗间谬为邪説以进?则其末流激成今日之〇不足怪矣。夫继述之説,始于记所称武王周公。今且举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则更而为彻。文王关市讥而不征,周公则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旧。逮周公七年,制礼作乐。昔者武王所由之政安在?圣人作处,惟求一个是底道理。若果是,虽纣之政有所不革。果非,虽文武之政有所不因。圣人何所容心?因时乗理,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间,艰难勤苦,制为法度,盖欲以救时〇便百姓也。便百姓则其志,救时〇则其事。此独不当继述乎?今继述足以救时〇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释此不务,乃欲一二以循熙丰之迹,不然则为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天下,百有余年,海内安乐,其法度岂不皆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知要是而已。谓之不孝可乎?自唐宋至五代,祸乱极矣。太祖太宗顺人心定天下,传数世而无变,岂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〇者,时使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