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精义卷十上

译不足以包容事物。信仰道义不坚定，不足以明辨是非。不能包容，那么浅陋欺诈就会乘虚而入。不能明辨，那么邪说谬论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既不能成就存在，也不能避免消亡，最终必定走向消亡罢了。」

译谢氏说：“持守德行不专一，心量就不能宽广；信奉大道不笃实，意志就必然动摇。持守德行专一，所以外物不能战胜它；信奉大道笃实，所以即使死亡也不改变。能够拥有，就像称颂有道有德的人，能够拥有它而不舍弃；能够舍弃，就像称颂无意无必的人，能够舍弃它而不占有。大概就像有时出现，有时隐没，不敢认为它是有的，也不敢认为它是无的。”

杨氏说：“持守德行不专一，那么宏大就不足以包容；信奉大道不笃实，那么刚毅就不足以达成果决。这对于承担重任、到达远方来说，就困难了。”所以说：“怎么能说是拥有，怎么能说是没有？说拥有或没有，都不足以构成损益。”

侯氏说：“持守德行不专一就无所包容，信奉大道不笃实就无所收获，这样就是若存若亡，只是欺骗人罢了。”

尹氏说：“持守德行不专一，心量就不宽广；信奉大道不笃实，意志就不坚定。他的求学，有时进有时退？那么怎么能说是拥有，怎么能说是没有。”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子张说：“子夏怎么说？”回答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子张说：“这与我听到的不同。君子尊重贤人而包容众人，赞美善人而怜悯无能的人。如果我是大贤人，对于别人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如果我不是贤人，别人将拒绝我，我又怎么能拒绝别人呢？”

明道先生说：“子夏、子张论交友，二人告诉别人的话，各有其道理。初学者和德行有成的人，事情是不同的。”又说：“与人交际的道理，子张更为广博，圣人也没有拒绝过任何人。”

伊川先生说：“子夏、子张都论交友。子张所说的，是成人的交友；子夏所说的，是小人的交友。”

范氏说：子夏、子张都有圣人的一种礼，所以他们听到的不同。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那么有所交往，也有所拒绝。”然而子夏不能反求诸己，而是以己度人，以己拒人，不如子张所说的道理广博。孔子见到互乡童子，不断绝原壤的夷俟，那么与人交往也是广博的。

谢氏说：“交际之道，不同于求友。除非像犬马那样与我不同类，没有不可交往的。交际的道理，应当像子张所说：尊重贤人而包容众人，赞美善人而怜悯无能的人，是可以的。大概对于别人有什么不能包容的？不是大贤人不能像天那样无所不覆。其中动植物中不美好的，固然很多；但对于和气有什么妨害呢？”

杨氏说：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这是用来告诫初学者的。至于子张，则又将扩大它。所以告诉他的话是这样，言语各有恰当之处。尹氏说：交际之道不同，选择朋友应当像子夏那样是可以的，泛泛交往应当像子张那样是可以的。二者都有恰当之处，不可以用是非来论断。

子夏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值得看的地方。但恐怕陷入泥沼而不能致远，所以君子不从事它。”

明道先生说：致远恐泥，是说不能行得远。

范氏说：“小技艺对于圣人来说，就像小土堆对于泰山，积水对于河海。河流虽然弯曲，有通向大海的就顺着它；道路虽然弯曲，而通向中原的就顺着它。小技艺不能通向圣道，所以不可从事。”

谢氏说：“旁门小径，都是平坦大路的分支，所以并非不可走，只是不能致远罢了。如果是大路，那么哪里有阻碍呢？庄老释氏之道，并非没有值得看的地方，只是不能进入尧舜之道罢了。尧舜之道，万世不变，有什么泥沼呢？学者看到它值得看，就认为它与尧舜之道相同，也是错误的。”

杨氏说：“百家众技，就像耳目鼻口，都有所明白，而不能相通。并非没有值得看的地方，致远就会陷入泥沼。所以君子不从事它。”

侯氏说：“异端曲学，并非没有值得看的地方。只是不可以进入尧舜之道。不是天下的正道，必然不能致远，所以如此。”

尹氏说：“小技艺，不能行得远，所以君子不从事它。然而，一定有值得看的地方，足以迷惑人，学者尤其应当谨慎。”

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所能做的，可以说是好学了。”范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是知新；每月不忘记自己所能做的，是温故。温故而知新，可以做老师，所以可以说是好学了。”谢氏说：“这论求学，不是指读书。温故而知新，是不息的人。只有不息，所以能体认常道而穷尽变化。穷尽变化那么日常应用就不穷尽，这是他所不知道的；体认常道而不离大体，这是他能做的。大概不是为人者能做到的。”

杨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所能做的，那么日益进步了。”所以是好学，不学习而明察，怎么能做到这样？

侯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所能做的，那么日益进步了。”所以说：“可以说是好学。”

尹氏说：好学的人每天更新而不失。

子夏说：“广泛学习而坚定志向，恳切提问而思考当前，仁就在其中了。”

明道先生说：“广泛学习而坚定志向，恳切提问而思考当前，为什么说仁就在其中了？学者要思考得到它，明白了这个就是彻上彻下的道理。”又说：“求学要在敬和诚，中间便有一个仁。广泛学习而坚定志向，恳切提问而思考当前，仁就在其中的意思【敬主事】又说：“求学要鞭辟近里，切己而已，所以恳切提问而思考当前，那么仁就在其中了。说话忠信，行为笃敬，即使在蛮貊之地也行得通；说话

译如果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乡里之中，能行得通吗？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面前；乘车时，看见它倚靠在车辕横木上。这样之后才去行事，这也就是学习。资质美好的人，能完全明白道理，渣滓便完全消融，与天地融为一体；次一等的人，只有庄重恭敬地持守涵养，等到达到极致时，也就是一样的了。」伊川先生说：「学习不广博，就不能坚守简约；志向不笃实，就不能努力践行。恳切地询问，就近地思考，在自己身上的修养，仁德就在其中了。」有人问：「什么是就近思考？」回答说：「根据同类事物进行推演。」

译范氏说：学习要追求广博，不广博就不能有所约束；志向要追求坚定，不坚定就不能有所卓越；提问要追求恳切，所以能明察；思考要追求切近，所以能有所收获。学习用来汇聚道义，志向用来培育德行，提问用来推究意旨，思考用来通达事理。努力做好这四点，就是仁的途径。谢氏说：坚定志向、切近思考，都是指心思不向外驰逐。那么广博学习，难道是为了追求多闻多识吗？而是想要成就我们恳切提问、切近思考的道理。所以仁就在其中了。

杨氏说：“实践仁德在于自己，不是向远处寻求。所以广博学习而坚定志向，恳切提问而切近思考，那么仁就在其中了。”

尹氏说：恳切提问、切近思考，那么心思就不向外驰逐；广博学习，难道只是为了追求多闻多识吗？而是想要成就我们的仁德，所以说：仁就在其中了。

子夏说：“各种工匠在作坊里工作以完成他们的事业，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道义。”

范氏说：君子对于学习，专精而不杂。就像工匠在作坊里，早晚都在那里。工匠不住在作坊，事业就不能完成；君子不专注于学习，事业就不能完成【衍文】君子不专注于学习，道义就不能达到。圣人虽然有生来就知晓的本性，想要达到道义，没有不通过学习而达到的。

谢氏说：“学习一定要达到道义，学习如果不能达到道义，就和工匠不遵守法度一样，同样是安逸居住而没有事情做，这就是一样的了。大概正是因为没有事情做，才不免于放纵邪僻。”

杨氏说：“君子的学习，就像工匠住在作坊一样。工匠不住在作坊，不足以完成他的事业；君子不学习，不足以达到他的道义。住在作坊的人，是把心思专一于他的事业。如果一心以为天鹅将要到来，即使是小技艺也不能熟练，何况是通过学习来达到道义呢？”

侯氏说：“君子的学习，就像工匠住在作坊一样。工匠住在作坊，讲求那些尚未达到的地方，所以能完成他们的事业；君子的学习，也是磨练那些尚未中肯的地方，所以能达到道义。所说的道，就是中肯罢了。”

尹氏说：“学习是用来达到道义的。工匠住在作坊，务必完成他们的事业。君子对于学习，能不知道他所务必做的事情吗？”

子夏说：“小人的过错必定加以掩饰。”

范氏说：“君子有过错就改正，小人有过错就掩饰。商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是没有掩饰的极致；商纣欺诈足以文饰错误，是掩饰的极致。傅说告诫高宗不要因羞耻而掩饰过错、制造错误。孟子说：‘进而为之辩解，都是掩饰。’”

谢氏说：“吝惜于改正过错，所以必定要掩饰。能够改正，那么过去的过错现在就不是了，何必掩饰呢？”

杨氏说：“君子改正过错，所以自我责备；小人羞耻于过错，所以必定要掩饰。”

侯氏说：“君子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有什么可掩饰的呢？小人羞耻于过错而制造错误，所以必定要掩饰。”

尹氏说：“君子把改正过错当作善行，坚持错误的人是小人。”

子夏说：“君子有三种变化，远看庄严可畏，接近温和可亲，听他说话严厉。”明道先生说：“远看庄严可畏，秉持天阳高明的气象；接近温和可亲，内心平和容易而接待事物，温和具备人道；听他说话严厉，就像东西南北四方端正安定，是地道。大概是不符合礼的不说。君子的道，三才都具备了。”又说：“将要说话时犹豫不决，如果合开口时要他开头，必须开口【如荆轲对樊于期】必须是听他说话严厉。”

伊川先生说：“别人温和就不严厉，庄严就不温和，只有孔子兼备。”范氏说：“远看庄严可畏，是天；接近温和可亲，是人；听他说话严厉，是地。以恭敬端正内心，所以庄严；以义理规范外在，所以说话严厉。恭敬和义理确立而德行不孤立，所以温和就是仁。”

谢氏说：“这不是有意于变化，大概是并行而不相违背。就像美玉温润而坚实。”又说：“圣人把谨慎言语当作善学。君子的话，听起来严厉。必须把这种味道存在胸中，早晚玩味，不需要轻易对人说。不说不是吝惜，轻易对人说，别人未必相信，况且使人生出鄙陋悖逆之心，却是自己的不对。必须留在胸中，且看平常有些自得在胸中，别才说了又别。只看那个不言不语的人，做出恶来也毒。”

杨氏说：远看庄严可畏，虽然可畏，接近温和可亲，虽然可亲，听他说话严厉，这叫做三种变化，这是君子的成德吗？尹氏说：世上的人，庄严就不温和，温和就说话不能严厉，君子不是有意于外在，仁义礼智根植于心，其生发的色泽润泽，表现在脸上，充盈在背上，施行于四肢，四肢不言而喻，也是自然的道理。

子夏说：“君子取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没有取得信任就认为是在虐待自己；取得信任后才进谏，没有取得信任就认为是在诽谤自己。”

伊川先生说：“取得信任后才进谏，只有信任才能激发人的意志。”

范氏说：“君子对自己守信，对百姓守信，然后役使他们。对自己守信，对君主守信，然后进谏。在自己方面守信，而百姓没有信任，就不役使他们。在自己方面守信，而君主没有信任，就不进谏。像商汤、周武王役使百姓，可以说是取得信任后才役使他们了。伊尹、傅说进谏君主，可以说是取得信任后才进谏了。”

谢氏说：“让百姓知道所以安逸的原因，就信任了。所以虽然劳苦也不怨恨。没有信任，那么即使是盘庚迁都，以喜好安乐为事，还有不听从的。取得信任后才进谏，不是用来揣度君主，而是衡量后才进入。古人所以重视有道，而获得上级的信任。”

杨氏说：“所以侍奉上级，所以使用下级，没有信任

译用来抒发志向，是不可以做的。”尹说：“侍奉上级、役使下级，都应以诚信为主。人们之所以不听从，都是因为自己的诚信不足以取信于人罢了。”

译子夏说：“在大节上不可逾越界限，在小节上稍有出入是可以的。”

程颢说：“大节和小节，就像大节和小节一样。”有人问：“小节上可以有出入，但偏离后最终必须回归正道。”

程颐说：“大节不逾越界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大义；小节比如救人溺水之类的事，还可以进一步推广。”有人问：“大节不逾越界限，小节可以有出入，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大节是大的方面，小节是小的方面，出入就像‘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类情况。”又问：“‘说话不一定守信，行动不一定果断’，这属于小节上的出入吗？”回答说：“也是。然而，不守信正是为了真正的守信，不果断正是为了真正的果断。”

张载说：“大节不逾越界限，小节可以有出入。大节是有定规的，那么小节就不拘泥于定规了。”又说：“礼的器物不固执于细微之处，那么就没有不合礼的礼，没有不合义的义。因为大节有定规，所以小节可以有出入；小节没有不合乎时宜和中和的道理。”子夏说：“大节不逾越界限，小节可以有出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范祖禹说：“大节难道不像规矩、水准、堤防吗？行动形成法度，所以不逾越界限。小节难道不像器物吗？等待法度来成就，所以可以有出入。”

谢良佐说：“与小节如河流般流动，大节如敦厚化育，都未达到圣人的境界，那么所谓的河流流动，必然会有出入。然而，做学问的人贵在懂得大体，大体端正了，小节即使有出入，也不会脱离礼义的范畴。如果不懂得大体，那么即使选择地方行走，适时说话，也是君子所不取的，何况是有所出入呢？”杨时也说：“有时远有时近，有时离开有时不离开，不曾相同，这是小节可以有出入的缘故。至于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做，这是大节不逾越界限的缘故。”

尹焞说：“不逾越界限，是因为不逾越法度。如果大节像小节一样，那么就有出入了。”

子游说：“子夏门下的学生，在洒水扫地、应答进退方面，是可以的，但这只是末节，根本方面就无能为力了。”子夏听说后说：“唉！言游说错了。君子的道，哪样先教哪样后教而使人疲倦呢？拿草木来作比喻，它们是有类别区别的。君子的道，怎么能歪曲呢？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程颢说：“洒水扫地、应答进退，就是形而上的道理。因为理没有大小之分。所以君子只在慎独上下功夫。”又说：“洒水扫地、应答进退与佛家默然静坐的道理相合。”又说：“先教什么后教什么使人疲倦，君子教人是有次序的。先教近处、小处，然后教远处、大处，并不是先传授近处小处，然后就不教远处大处了。”

程颐说：“圣人的道没有精粗之分，从洒水扫地、应答进退到精研义理、通达神明，只是同一个理。即使是洒水扫地、应答进退，也要看其所以然是什么。”又说：“万物都有本末，不能把本末分为两件事。洒水扫地、应答进退是现象，必然有其原因。”又说：“舞蹈射箭就能看出人的诚心，古人教人，无非是让人做到诚。从洒水扫地、应答进退上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有人问：“古人教人，一定先从洒水扫地、应答进退开始，为什么呢？”回答说：“下学而上达，即使是愚笨的夫妇也能知道，但到了极致，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知。日常恭敬，做事认真，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做到。那些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难道是在这些之外吗？但最终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因为普通人习而不察，不能上达。终身遵循却不知其道，所以说：‘人没有不饮食的，但很少能知道味道。’”又说：“尽性至命，必须以孝悌为根本。后人多把性命看作一件高远的事，却不知道性命与孝悌是同一件事，在孝悌中就可以尽性至命。洒水扫地、应答进退与尽性至命也是同一件事，没有精粗之分，没有本末之别。孝悌是因为对人切近的缘故。”子夏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圣人能够穷尽两端罢了。现在并非没有孝悌的人，而不能尽性至命的，是因为遵循却不知其道。

张载说：“教人的人必须知道学问的难易，知道人的美恶，应当知道谁可以先教这些，谁将后教这些而使人疲倦。至于洒水扫地、应答进退，是防范和顺从弟长的事，后教的人一定会疲倦。只有圣人在大节上有始有终，所做的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达到极致的。现在初学的人未必能继承，妄图用大道教他们，这是歪曲。知道学问的难易，如德行一样；知道人的美恶，是知人；知道人且知道德行，所以能教人使人进入德行。孔子之所以问同样的问题却给出不同的回答，就是这个原因。”

范祖禹说：“道不可以片刻离开，仓促匆忙、颠沛流离时，无不由它，何况是洒水扫地、应答进退呢？先教什么则像蜡祭一样，后教什么则中途废弃，都不符合次序，所以不能成材。人都有接受道的资质，拿草木来作比喻，接受天地之气，小的成为小的，大的成为大的，是有类别区别的。怎么能因为洒水扫地、应答进退是末节而不学呢？圣人的资质，如同天地，所以有始有终，而没有先后大小的区别。教人的人，怎么能用圣人的标准去期望他们呢？”谢良佐说：“下学而穷尽其道，就能上达了。然而上达，老师是无法参与的。洒水扫地、应答进退，是仪容表情、言辞气息的事，必须正心诚意后才能与酬酢鬼神的事有什么不同？谁认为可以而先教，谁认为不可以而后教，就像草木有类别区别一样，其曲直

译道理是统一的。因此圣人能够勤勉于细微的事物，并且一定有始有终，这是因为根本和枝节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又说：道必须通过下层的学问而向上通达，才能不被遮蔽，古人就是从洒扫应对这些小事做起的。有人问：从洒扫应对这些小事上学，岂不是太琐碎而不能施展抱负吗？朱熹说：凡事不一定要追求高深的境界，姑且从小的地方去观察。就像把一块金子给别人，与把天下给别人，虽然大小不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我如果有轻视事物的心理，把天下给别人就如同把一块金子给别人一样；我如果有吝啬的心理，把一块金子给别人就如同把天下给别人一样。又如走在千尺高的悬崖边心里就会恐惧，走在平地上却安稳，我如果能去除恐惧的心理，即使踏上千仞高的险境，也和走在平地上一样。就像洒扫如果不专注此心，怎么能洒扫好？应对如果不专注此心，怎么能应对好？如同曾子想要做到仪容举止端正、脸色庄重、言辞语气得体，因此古人必须从洒扫应对这些小事中培养诚意出来。

译杨氏说：“进入德行的次序，有应当先做的，有后来才感到疲倦的。拿草木来作比喻，类别是不同的。这个次序是不可违背的。像洒扫、应对、进退这些礼仪，是弟子们应当先做的。如果等到成年后才让他们去做，或许就会感到疲倦了。虽然如此，圣人所说的性与天道，难道曾经离开过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日常事务吗？所以开始时，这就是学习；结束时，也不是离开这些日常事务去另寻大道。那些后来感到疲倦的，都是因为遵循这些日常事务却不知道其中蕴含的大道。所以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尹氏说：“学习有根本和枝末，有远有近。然而有了根本和枝末、远和近，却不能把它们分割成两回事。不能分割成两回事，那么教学也就没有优劣之分了。洒扫应对，是弟子的职责。道不可以片刻离开，那么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也就不能区分精粗了。子游认为洒扫应对是枝末而没有根本，这是不知道根本和枝末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子夏认为子游说得过分了，并且说：君子的教学，难道有认为应当先传授的吗？难道有认为应当后教而使人疲倦的吗？大小根本枝末，都是用来体现大道的。拿草木来作比喻，类别是不同的。大小虽然不同，实际上并没有草木本质的区别。君子的道，怎么可以违背呢！如果开始和结束都能做到，没有先后大小的次序，那就是圣人了。求学的人怎么能和圣人相提并论呢？”

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

伊川先生说：“学习有余力，就可以做官；做官有余力，就可以学习。优裕、优闲，意思是一样的。”

范氏说：“这是士人的常理。像颜回那样安于箪食瓢饮，漆雕开那样对自己能否胜任尚且没有信心，虽然有余力却不去做官，他们所存守的境界是很深远的。君子做官，未曾不学习；学习，未曾不想做官。学习是为了修养自己，做官是为了造福他人。必须自己有余力，然后才能惠及他人。所以做官有余力就学习，是勉励自己修养；学习有余力就做官，是实行造福他人的道理。”

吕氏说：“做官有余力却不学习，那么志向就会卑下而不能在文学上进取；学习有余力却不做官，那么志向就会过高而不能符合义理。”

谢氏说：“何必读书然后才叫学习？学习与做官是一回事。学习有余力就做官，也是优闲；做官有余力就学习，也是优闲。”

杨氏说：“念念不忘始终遵循学习，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不可一天忘记。所以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

侯氏说：优是指闲暇的时候。

尹氏说：“学习与做官是一回事。君子做官，未曾不学习；学习，未曾不想做官。这是念念不忘始终遵循学习的意思。”

子游说：“居丧，哀痛到了极点就停止。”

范氏说：“君子的行为是可以效仿的，哀痛到了极点就停止，是不敢超过真情实感。乐正子春的母亲去世，五天不吃东西，说：‘自从母亲去世，我就无法表达我的真情，我还能用什么来表达我的真情呢？’所以三年的丧期，贤者不超过，这是为了确立天下的通达之道。”

谢氏说：“丧礼，与其哀痛不足而礼仪有余，不如礼仪不足而哀痛有余。所以不追求文饰的极致，尽哀痛就可以了。”

杨氏说：“孔子说：‘居丧，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内心哀戚。’《礼记》说：‘居丧，与其礼仪有余而哀痛不足，不如哀痛有余而礼仪不足。’那么居丧哀痛到了极点就停止罢了。侯氏说：‘居丧止于哀痛。’”

尹氏说：“居丧，哀痛到了极点就停止，与其哀痛不足而礼仪有余，不如礼仪不足而哀痛有余。”

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他的行为很难做到，然而还没有达到仁。”

杨氏说：“子张行事过分，所以他的行为有难能之处。因为他过分，所以没有达到仁。”

曾子说：“子张仪表堂堂，很难和他一起实行仁德。”

明道先生说：“子张刚除去丧服去见孔子，孔子给他琴，他调和琴弦，弹奏出声音，站起来说：‘先王制定的礼仪，我不敢不尽力做到。’由此推论，子张过于淡薄，所以很难和他一起实行仁德。”

范氏说：“子张内在不足而外在有余，所以门人都不认为他能实行仁德。孔子说：‘刚毅木讷，接近仁。’只有外在不足而内在有余，或许才能实行仁德。”

谢氏说：“曾子的评论，不同于子游，是针对‘难与并为仁’而言的。仪表堂堂，不妨碍实行仁德，是说如果盛饰容貌以自满，那么谁还会告诉他善道呢？”杨氏说：“仪表堂堂，那么庄重而难以亲近，所以难与并为仁。”

尹氏说：子张的学问，毛病在于诚意不到。

曾子说：“我从夫子那里听说，人没有自己竭尽诚意的，必定是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吧？”伊川先生说：“送死，是天下最重大的事，人心如果能竭力尽此事，就可以担当天下的大事。奉养父母，是人的常情，这是相对而言。如果像舜、曾子那样奉养父母，心意如此，又怎么能不能担当大事呢？”

范氏说：“父母去世固然应当自己竭尽诚意。凡是行礼的人，还可以不尽孝，如果父母去世而不自尽诚意，那么诚意还有什么用呢！”

谢氏说：“自尽诚意，必定是真诚守信的意思，像这样而不使用诚意，诚意用在何处？其诚意……”

杨氏说：“只有送死足以担当大事，所以君子不为天下而节俭对待父母，而应当自己竭尽诚意的只有这件事。”

尹氏说：“父母去世，固然应当自己竭尽诚意。在这件事上不真诚，诚意还能用在何处？”

曾子说：“我从夫子那里听说，孟庄子的孝，其他方面可能做到，他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令，这是难能可贵的。”

范氏说：“父亲不义，儿子不可以不劝谏；父亲不善，儿子不可以不改正。这是道的常理。父母的过错……

译过错小，可以不改正；亲近之人的过错大，不可以不改正。如果天子不改正，就会失去天下；诸侯不改正，就会失去他的国家；大夫不改正，就会失去他的家族。即使是庄子那样的孝子，也无法做到（尽孝）。

译吕氏说：“人的孝道，不过是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罢了。孟庄子终身都不改变，所以说是难以做到的。”所谓“难以做到”，是称赞他善良而不允许他超过的言辞。谢氏说：“他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策，是因为来不及改变。”

杨氏说：“臣属的贤良，政策的善美，是子孙应当坚守而不改变的。”孔子说这是难以做到的，难道是因为应当改变而不改变吗？假使臣属中即使有不贤良的，也不能扰乱政治；政策中即使有不善美的，也不能危害事务，这才可以说是难以做到而值得称赞的。如果因为不改变而危害了政治事务，那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了，又怎么能算是孝呢？

侯氏说：“父亲的臣属，父亲的政策，并非不改变。臣属不能扰乱政治，政策不能危害事务，何必改变？然而能做到这样的，难道容易吗？所以说：这是难以做到的。”

尹氏说：“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策都是善美的，那么不改变是可以的。如果不善美而不改变，那么国家难道不危险吗？所以认为这是难以做到的罢了。”

孟氏任命阳肤做士师（司法官），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而不要高兴。”

范氏说：查明了案情就高兴，是做士师的人所不能谨慎对待的。即使是舜在上位，而皋陶严明刑罚，也哀怜同情，何况是在失去正道的时代，惩罚那些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呢？所以孔子做司寇时，有父子打官司的，拘禁他们而不判决。

谢氏说：“礼说：百姓的离散，是因为让他们无道可走，平时没有教化，所以他们犯法，不是迫于不得已，就是陷入于无知。所以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而不要高兴。”

杨氏说：“先王的政治，甚至尊敬寡人、属妇，其详尽到了极点。后世政治散乱，百姓流离，不能互相保全，等到陷入罪过，又接着惩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做士师的人，查明了案情，可以不哀怜同情而高兴吗？”

侯氏说：“王者的踪迹消失，政治散乱，百姓流离，上位者没有道德准则，下位者没有法律遵守，等到陷入罪过，然后接着惩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可以不哀怜同情吗？”尹氏说：“士师，是掌管狱讼的官员。士师如果能查明狱讼的实情，可以说是能干了。然而在失去正道的时代，使百姓陷入罪过，就应当哀怜同情罢了，不值得高兴。舜在上位，皋陶严明刑罚，尚且体恤他们，何况惩罚那些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呢？像曾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懂得这个道理了。”

子贡说：“商纣王的不好，不像这样严重。因此君子厌恶处于下流，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

范氏说：“武王列举商纣王的罪状，不是诬蔑他。后世说商纣王的恶行，有超过太过的地方。天下的善举，归于尧舜；天下的恶举，归于桀纣。这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

吕氏说：君子尊贵，下流卑贱。商纣王贵为天子，至为尊贵，却自己做了至为卑贱的、人情所厌恶的事，所以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谢氏说：不善都归到他身上，是因为他处于下流的缘故。因此君子崇尚努力行善，如果能修养自身显扬于世，那么别人即使想加给他不善的名声，也不可能。杨氏说：与人一起行善，那么天下的善名就归给他；与人一起做恶，所以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这就是所谓处于下流。

侯氏说：“商纣王的恶行固然已经满盈了，然而并不是尽天下的恶。而天下的恶都归到他身上，是因为他处于下位而众流归向他的缘故，君子崇尚努力行善。”

尹氏说：“因此君子不可以让恶名加到自己身上。”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慕他。”

范氏说：“日食月食，不损害光明；君子的过错，不损害德行。过错少，所以人人都看得见；改正后更加光明，所以人人都仰慕他。”《易经》说：“震卦没有灾祸，在于悔过。”所以孔子的门人谈论修养身行的行为，多以改过为美德。

谢氏说：“日月是阴阳的精华，不因为日食月食而损害它们的光明。人的过错到了改正的地步，那么对全德有什么伤害呢？所以德性是天赋的，过错不足以使其丧失。”杨氏说：“日月不因为蚀而损害它们的光明，君子不因为过错而遮蔽他们的善。《尚书》称颂商汤改过不吝惜，这不是人们仰慕他的原因吗？”

侯氏说：“商汤的德行止于至善，说改过不吝惜，能改就没有过错了。所以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等到他改正时，人人都仰慕他。小人以过错为耻而做坏事，而不能改正，有什么可仰慕的呢？”

尹氏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人人都看得见，而不损害他们的光明，是因为他们能改正。所以孔子的门人，都以改过为美德。”

卫国的公孙朝向子贡问道：“仲尼从哪里学习？”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道没有坠落在地上，而在人中间。贤能的人识记它的大处，不贤能的人识记它的小处，没有不含有文王、武王的道的。夫子哪里不学习？而又哪里有固定的老师呢？”

范氏说：“文王、武王的道，是尧舜所传下来的。”孔子在匡地受到围困，说：“文王死了，文王的道不在我这里吗？”这是说传承文王的道。子贡根据周朝来说，所以说：“文王、武王。”伊尹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道在哪里，圣人就向哪里学习，所以没有固定的老师。”

杨氏说：“从文王、武王到孔子五百多年，孔子是闻而知之的人，所以子贡用文王、武王的道来说。道没有哪里不是对的，只要有所取就能得到，哪里有固定的老师呢？

译侯说：“圣人的学问，不过是顺应天理罢了。天就是理，哪里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呢？又怎么会有不学习的时候呢？”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道统，并没有失传于世间。这是因为道并非由文王、武王所创造，他们只是将其阐明罢了。所以说：贤能的人了解其中重大的道理，不贤能的人了解其中细微的道理。”

译尹氏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老师，所以说没有固定。”

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子贡比仲尼贤能。”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拿宫墙来作比喻，我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能窥见屋内的美好。老师的墙有几仞高，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宏伟和百官的富丽。能找到门的人很少啊，老师所说的，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范氏说：“贤人，像地一样，靠近就容易看见；圣人，像天一样，遥远而难以知晓。所以西河的百姓怀疑子夏不如孔子，叔孙武叔认为子贡比仲尼贤能。然而圣人难道因为难以知晓就向世人自我标榜吗？只有向圣人门下学习，然后才知道他的高深。子贡之所以用宫墙来作比喻，就是这个原因。”

杨氏说：“君子所做的事，众人本来就不了解。叔孙武叔不了解，是理所当然的。”

侯氏说：“叔孙武叔不能认识到孔子是圣人。如果认识到了，怎么敢拿子贡来比较呢？”所以子贡用宫墙来作比喻。

叔孙武叔诋毁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不可诋毁的。其他人的贤能，像丘陵一样，还可以逾越。仲尼像日月一样，没有办法逾越。人即使想断绝与日月的关系，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多见其不知自己的分量罢了。”范氏说：“贤人容易看见，所以赞誉多；圣人难以知晓，所以诋毁多。所以在孔子的时候，诸侯有知道他的圣明而不任用的，也有不知道他的圣明而诋毁他的。赞誉不会增加他的荣耀，诋毁不会减损他的光辉，像日月的光明一样，人没有办法逾越。那些不想看见的人，只是自我断绝罢了。”

谢氏说：“公孙朝问孔子向谁学习？子贡回答说博学而没有固定的老师。叔孙武叔却直接诋毁他。这是因为从小看大，所以如此。虽然连门户都看不见，哪里知道屋内的美好？怎么能不诋毁呢？正因为诋毁他，才显现出夫子圣明高深而不可逾越。何止是丘陵，泰山也是如此？只有日月的光辉，充满宇宙而无穷无尽，然后才不可逾越。人想自我断绝，难道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吗？更加显现出他不知自己的分量罢了。”

杨氏说：“圣人光明与日月并列，不可逾越。诋毁他的人，也只是自我断绝罢了。”侯氏说：“胡乱产生诋毁和赞誉，而子贡告诉他圣人之道，德行像日月一样，不可诋毁而不可逾越。这样的人即使想自我断绝于日月，有什么损害呢！”

尹氏说：“叔孙武叔不足以了解孔子，他说的话像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既然不足以了解他的过错，又从而诋毁他。这对孔子有什么损害呢？只是更加显现出他不知自己的分量罢了。”

陈子禽对子贡说：“你是谦虚吧，仲尼难道比你贤能吗？”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可以显得明智，一句话可以显得不明智，说话不可不谨慎。夫子的高不可及，就像天不能搭梯子攀登一样。夫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家族来治理，那就是所说的，确立制度就能确立，引导百姓就能行动，安抚百姓就能来归，动员百姓就能和谐。他活着时荣耀，死后令人哀痛，怎么能赶得上他呢？”

伊川先生说：“子贡谈论性与天道，从夫子的聪明来说，安抚百姓就能来归，动员百姓就能和谐；从夫子的德性来说。”又说：“确立制度就能确立，引导百姓就能行动，安抚百姓就能来归，动员百姓就能和谐。圣人的神妙变化，上下与天地同流。”又说：“所经过的地方是化身所经历之处；所存留的地方是神，存主之处便神妙。像确立制度就能确立，引导百姓就能行动，安抚百姓就能来归，动员百姓就能和谐，这固然不是小补，是小补而已。”

横渠先生说：“确立就能确立，引导就能行动，安抚就能来归，动员就能和谐，自然都顺从欲望。风动而神化。”

范氏说：子贡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他的话起初比喻为宫墙，又比喻为日月，又说：就像天不能搭梯子攀登一样，也就没有可以添加的了。三章从小到大，从浅到深，所以记录者这样编排。确立就能确立，引导就能行动，安抚就能来归，动员就能和谐，远的没有不到的，近的没有不服的。孟子说：君子所经过的地方就教化，所存留的地方就神妙，上下与天地同流。尧的治理，天下和谐；舜的治理，四方风动；文王的教化，百姓普遍成为他的德行。他活着时，天下歌颂；他死后，像死了父母一样。这是夫子的教化。谢氏说：看子贡称赞圣人的话，才知道他晚年进德，大概达到了高远的境界。推测就屡次中肯，不接受任命而经商获利，那是他以前所做的事吗？夫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家族来治理，那鼓舞群动，比敲鼓还快，影响人虽然看见他的变化，但不知道他为什么变化。大概不离于圣，而有不可知的存在，这大概难以通过思勉达到。又说：夫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家族来治理，那就是所说的，确立就能确立，引导就能行动，安抚就能来归，动员就能和谐，这是变化风俗的事，只有圣人能做到。因为他与天合一，变化在手，就能做成这样的事。有人问：孟子说：如果想平治天下，在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如果孟子得志会怎样？回答说：他必须从法度上做起，变化风俗的事，恐怕也未能完成。像二南麟趾驺虞的感应，必须是文王才行。杨氏说：从可欲之善充实，而达到大力行所及，可以搭梯子攀登的。大而化之，达到不可知的神，不是力行可至的，不可搭梯子攀登的。孔子圣而不可知的，

译即使是颜回那样的贤人，也只能看见孔子所确立的道高不可攀罢了，何况其他人呢？叔孙武叔之类的人不能理解孔子，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确立它，它就确立；引导它，它就前行；安抚它，它就归顺；发动它，它就和谐”，大概是因为诚心在这里发动，那里就有所感应，真是神妙啊！

译尹氏说：“确立它，它就确立；引导它，它就前行；安抚它，百姓就归附；动员它，民众就和顺。这是圣人的神妙之处，上下与天地一同流转。子禽哪里足以认识这些呢？如果不是子贡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谁能如此形容呢！”

《论语精义》卷十上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精义》卷十下

宋 朱子 撰

尧曰第二十

尧说：“咨！你舜！上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身上了。诚实地执守中正之道，如果四海百姓陷入困穷，那么上天的福禄就永远终结了。”舜也用同样的话告诫禹。

伊川先生说：“‘诚实地执守中正’，中正怎么执守呢？认识了它，那么在事事物物上，都天然有一个中正在那里，那上面不需要人去安排。如果去安排，就不中正了。”

范氏说：“舜的德行，如同尧；禹的德行，如同舜。所以三位圣人相互传授，而使用同样的言辞。‘上天的历数落在你身上’，这是奉行天命；‘诚实地执守中正’，这是端正内心；‘四海困穷’，这是爱护百姓。尧传授给舜，舜传授给禹，都以百姓是否摆脱困穷作为寄托。如果四海百姓陷入困穷，不能得到安顿，那么上天的福禄就永远终结了。这是尧舜传授天下的关键法则。”

游氏说：“有一句话足以概括至善治理的要领，就是‘中’罢了。大概‘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哪里是说执持一端呢？不偏不倚，恰好适宜罢了。譬如权衡应对万物，曾经没有心机去轻重抑扬，高低称量万物，公平施用没有丝毫差错，这就是所谓的时中。与尧、舜、禹三位圣人传授之际，所坚守的是同一道理，诚实地执守其中的中正，乃是传授心法的秘密关键。”

（汤）说：“我小臣履，敢用纯色牡牛，敢向伟大的后帝昭告。有罪的人我不敢赦免，帝王的臣子我不遮蔽，（他们的善恶）简记在帝的心中。我自身有罪，不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一人。”

伊川先生说：“这里少了一个‘汤’字，应当说‘汤说：我小臣履’。”

横渠先生说：“‘帝臣不蔽’是说，桀有罪，我不敢违背。上天降下赦免，既然已经攻克了他。现在天下没有不是上帝臣民的，善恶都不能掩盖，只有上帝选择并命令，我不敢不听。”

范氏说：“汤的德行，没有比自责更突出的了。用纯色牡牛告祭上帝，是请求讨伐桀的罪行。‘有罪不敢赦’，是寻求自己的罪过。《尚书》说：‘罪责在我身上，不敢自我赦免。’又说：‘你有善行，我不敢遮蔽。’帝臣，就是贤人。贤人不敢遮蔽而任用他们，是用来侍奉上天的。这不是天子所能专断的。所以说‘帝臣’。人有善行不遮蔽，自己有罪不赦免，因为这些都简记在帝的心中，都不敢自私。一身的罪过，不牵连万方；万方的罪过，归于一身。这是汤的至高德行。”

周朝有大赏赐，善人因此富足。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

明道先生说：至亲不如仁贤

范氏说：“武王对四海有大赏赐，所赏赐的是善人，不是富淫之人。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这是天下的至公。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这也是武王的德行。”

谢氏说：“帝王的功业，是圣人的余事。有内圣的德行，必有外王的功业。他们存心的宗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公’罢了。尧、舜、禹、汤，有的禅让有的继承，考察上天，则历数有所归属；考察人间，则只辅佐有德之人。何尝一定要天下拥戴自己呢？所以孔子历数圣人的言语，以显示他们的用心。那么学者如果能够秉持‘行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去做’的心，那么帝王之道，难道还远吗？他们看待曹操、司马懿之类的人，真如同穿墙挖洞的小偷了。何况是锱铢不义的富贵呢？”

谨慎权衡度量，审察法度，修治废弛的官职，四方的政令就能施行。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贤人，天下的百姓就归心。所重视的是百姓、粮食、丧礼、祭祀，宽厚就能得到民众，诚信就能使民众信任。勤勉就能公正，公正就能使人喜悦。

明道先生说：“从‘尧说咨，你舜’到‘公正就能使人喜悦’，二帝三王的道理，后世无以超越。这是孔子经常谈论的，所以弟子编排并记录下来。孔子如果得到邦国或家族，也是这样做的。”

范氏说：“臣谨按《武成》篇说：‘重视百姓的五教，只有粮食、丧礼、祭祀，其余不见于经文。’臣私下认为这些都是《尚书》的文字。孔子编排《尚书》，断自《尧典》，推崇他以天下禅让。二帝三王的道理，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所以从《尧典》以下，又摘取其中的要语，并且曾经引述，以此作为圣人所学习的。如果有任用孔子的人，将举而施行于天下百姓；如果不任用，就传下来作为万世的法则。”

吕氏说：天命在自己身上，以相互传授尧、舜、禹。禀受上天的命令，承担天下的责任。汤，喜好仁爱奖赏善行，承担百姓的责任，修行政治厚待百姓，急办首要事务。武王也是。

谢氏说：“法度都产生于权衡度量，礼乐政事由此而出，所以不可不谨慎。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所以法度应当审察。没有人不足以与有作为，所以废弛的官职应当修治。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贤人，都是人心所希望的。灭亡的国家、断绝的世系，虽然是他们自取的，然而他们的祖先本来曾经对百姓有德，不能使他们断绝祭祀。爵位俸禄，是天下所公有的，贤人不宜让他们在野，所以隐逸的贤人不可不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