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儒藏论孟精义十二

论语精义卷六上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204–221 段

门也。德行:顔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译这四个方面,就是孔门的四个科目。德行方面: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方面:宰我、子贡;政事方面:冉有、季路;文学方面:子游、子夏。

明道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言此时皆无及孔子之门者,思其人,故类顔子已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语文学者,皆从于陈蔡者也。」又曰:「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知十哲世俗论也。」

伊川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学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范曰:自顔子以下,皆从夫子厄于陈蔡者也。时无在夫子之门者,故曰「不及门」也。有德行者,有言语者,有政事者,有文学者,葢思之而言也。夫子之门人,顔、闵、伯牛可以为辅相,仲弓可以为诸侯,宰我、子贡可以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赋,子路可以为将帅,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不免厄于陈蔡,此则天也。

谢曰:「孔子思当时相从于陈蔡之间者,今不在此,故下云德行:顔、闵、冉、雍;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杨曰:「从我于陈、蔡者,适不至其门,故言之,因以第其学。」孔子谓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賔客言,宜在言语之科,而不与焉。葢以七十子之贤,宜在此列者,未易以一二数也。适不从于陈、蔡之行,故不及也。如顔渊、季路之徒,皆从于陈、蔡者,而説者谓于陈、蔡者皆不及门,无升堂者,失其防矣。

侯曰:「从孔子于陈、蔡者,当时皆不在门,故各言其所学。」

尹曰:「顔渊已下从孔子于陈、蔡之间者,时皆不在夫子之门,故思其人而言曰:『德行有顔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有宰我、子贡;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学有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説。」

伊川曰:「于吾言无所不説与圣人同耳。」

横渠曰:「回非助我者无?疑问也有疑问,则吾得以感通其故,而达夫异同者矣。」

范曰:夫子所与言者,皆其未知者,则疑而问,问则有以起夫子之意而发其言。若子夏之言《诗》,助也;顔子无所不知,语之则心説而躬行之,夫子所与同道,故曰:「非助我者也。」

谢曰:「答问之间,疑则问,教学所以相长也。説则不复问矣,故谓之非助我者。」

杨曰:理有因疑问而发者,若子夏之起予是也。无疑问,则无相长之义,故曰:「非助我者」。

尹曰:疑则问焉。回于圣人之言,心通黙识,故説而无问难也。助者,犹起予也。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伊川曰:「闵子于父母昆弟尽其道以处之,故人无非间之言也。」

范曰:「子骞之行,能使其父母昆弟,人无间言,此难能也。舜之父母兄弟,以顽嚚傲闻于天下,然则闵子贤于舜乎?」曰:「舜以谐顽嚚瞽瞍底豫为孝,闵子以善父母兄弟为孝。」

吕曰:至行诚笃,取信于父母昆弟,人不得而间焉。非成身之至,不足以及是,故曰:孝子成身。

谢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故以道行于父母昆弟,为孝。」

杨曰:孝,是以成亲之名。则人谓之君子之子矣。夫谁间言之有?

尹曰:「父母兄弟之间,人无间言。闵子之行,可谓至矣。」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范曰:“南容欲慎其言,则必慎其行。此邦有道,所以不废;邦无道,所以免于刑戮也。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实。未有易其言而能谨于行者。”

  谢曰三复白圭诚于慎言也

杨曰:「三复白圭,则寡尤悔必矣。此邦无道,所以免于刑戮,是则可妻也。」

侯曰:「君子慎于言,而敏于行。南容知所慎矣,故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尹曰:「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容读此而三复焉,则其慎言可知。慎于言,则其行可知。此所以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顔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明道曰:「顔子短命之类,以一人言之,谓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观之,天地

译明道说:“跟随我在陈、蔡受困的人,如今都不在门下。意思是说,当时这些人都不在孔子门下,我思念他们,所以列举了颜回以下十位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才能的人,他们都曾跟随我在陈、蔡受困。”又说:“四科人才都是跟随孔子在陈、蔡受困的人,门人中贤能的人本来不止这些,曾子传承道统却不在其中,所以知道十哲是世俗的议论。”

伊川说:“孔子教导人,各自根据他们的才能。有通过文学入门的,有通过政事入门的,有通过言语入门的,有通过德行入门的。”

范氏说:从颜回以下,都是跟随孔子在陈、蔡受困的人。当时没有人在孔子门下,所以说“不及门”。有德行的人,有言语的人,有政事的人,有文学的人,大概是思念他们而说的。孔子的门人中,颜回、闵子骞、冉伯牛可以做辅相,仲弓可以做诸侯,宰我、子贡可以出使四方,冉有可以治理兵赋,子路可以做将帅,子游、子夏可以建立制度,却免不了在陈、蔡受困,这是天命啊。

谢氏说:“孔子思念当时在陈、蔡之间跟随他的人,现在不在这里,所以下面说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杨氏说:“跟随我在陈、蔡的人,恰好没到他的门下,所以这样说,借此来排列他们的学问。”孔子说赤(子张),束带立于朝堂,可以让他与宾客交谈,应该列在言语科,却没有列入。大概因为七十位贤人中,应该列在此处的,不容易用一两个人来数说。恰好没有跟随陈、蔡之行,所以没被列入。像颜渊、季路这些人,都跟随了陈、蔡之行,而解说者说在陈、蔡的人都未到门下,没有升堂入室的人,这就失之偏颇了。

侯氏说:“跟随孔子在陈、蔡的人,当时都不在门下,所以各自说出他们的学问。”

尹氏说:“颜回以下跟随孔子在陈、蔡之间的人,当时都不在孔子门下,所以思念他们而说:‘德行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有宰我、子贡;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学有子游、子夏。’”

孔子说:“颜回啊,不是帮助我的人。对于我的话,没有不喜悦的。”

伊川说:“对于我的话没有不喜悦的,与圣人相同罢了。”

横渠说:“颜回不是帮助我的人吗?有疑问,那么我就能感通其中的缘故,而通达异同之处了。”

范氏说:孔子所与之交谈的人,都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就会疑惑而提问,提问就有兴起孔子之意而发表言论的作用。像子夏谈论《诗经》,就是帮助;颜回没有不知道的,告诉他就心里喜悦并亲身实行,孔子与他同道,所以说:“不是帮助我的人。”

谢氏说:“在回答提问之间,有疑惑就提问,教学因此互相促进。喜悦就不再提问了,所以称为不是帮助我的人。”

杨氏说:道理有因疑问而阐发的,像子夏启发我就是这样。没有疑问,就没有互相促进的意义,所以说:“不是帮助我的人”。

尹氏说:有疑惑就提问。颜回对于圣人的话,心里通达默默识知,所以喜悦而没有疑问诘难。帮助,就像启发我一样。

孔子说:“孝啊,闵子骞!人们对他父母兄弟的话没有非议。”

伊川说:“闵子骞对父母兄弟尽道而相处,所以人们没有非议的话。”

范氏说:“子骞的行为,能使他的父母兄弟,人们没有非议,这很难做到。舜的父母兄弟,以顽劣傲慢闻名天下,那么闵子骞比舜贤吗?”回答说:“舜以调和顽劣的瞽瞍使其快乐为孝,闵子骞以善待父母兄弟为孝。”

吕氏说:至高的行为真诚笃实,取得父母兄弟的信任,人们不能非议。如果不是修身达到极致,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所以说:孝子成就自身。

谢氏说:“得不到父母的认可,不可以做人。所以以道行于父母兄弟,才是孝。”

杨氏说:孝,是用来成就亲人名声的。那么人们就会称他为君子之子了。谁会有非议的话呢?

尹氏说:“父母兄弟之间,人们没有非议。闵子骞的行为,可以说是极致了。”

南容反复诵读《白圭》篇,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范氏说:“南容想要谨慎他的言语,就必然谨慎他的行为。这就是国家有道时,不被废弃;国家无道时,能免于刑戮的原因。言语,是行为的表象;行为,是言语的实质。没有轻易言语而能谨慎行为的。”

谢氏说:反复诵读《白圭》,是真诚地谨慎言语。

杨氏说:“反复诵读《白圭》,那么减少过失和悔恨是必然的。这就是国家无道时,能免于刑戮,这是可以嫁女儿的原因。”

侯氏说:“君子谨慎言语,而敏捷行动。南容知道该谨慎什么了,所以反复诵读‘白圭’。”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尹氏说:“《诗经》说:‘白圭上的瑕疵,还可以磨去;言语上的瑕疵,就无法挽回了。’南容读到这里而反复诵读,那么他谨慎言语就可知了。谨慎言语,那么他的行为就可知了。这就是国家有道时不被废弃,国家无道时免于刑戮的原因。所以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季康子问弟子中谁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了。”

明道说:“颜回短命之类的事,从一个人来说,称之为不幸是可以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天地

之间,无损益,无进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且贵,而二人贫且贱。以二人言之,则不足以父母言之,则美且多矣。若以孔子之至德,而又处乎盛位,则是化工之全耳。以孔顔言之,于一人有所不足;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羣圣人言之,天地亦云富有也【惠迪吉,从逆凶,常行之理也】

译在这期间,没有增减,也没有进退。好比一家之事,有五个儿子,其中三人富贵,而两人贫贱。单从这两人来看,似乎有所不足;但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则美好且众多。如果以孔子至高的德行,又身处显赫的地位,这就是造化之功的圆满了。以孔子和颜回来说,对某一个人而言有所不足;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以及众位圣人来说,天地也堪称富足了【顺从正道则吉祥,违背正道则凶险,这是常行的道理】

范曰:“孙觉曰:‘夫子之对季康子与哀公同,而有畧有详,于臣畧,于君详者也。臣以为人臣之对君,不可以不尽,如哀公以下,不能问,则不以告也。故对哀公则言顔子所以为好学,而于康子则畧焉。若康子者,必待其能问,乃告之,此教诲之道。’”

  谢曰与哀公问同

杨曰:「孔子以顔回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葢非克己不足以与此,故问好学必以顔回告之。自闵子而下,皆不与焉,葢克己之难也如是。学者知此,则知所学矣。世儒以博闻彊记为好学,非圣人所谓学也。」尹曰:「不迁怒、不贰过,如顔子者,可谓好学也已矣。」

顔渊死,顔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范曰:「夫子之视顔渊,犹子也,与鲤均而已矣。若夫自矫以过情,圣人所不为也。」

吕曰:「防称家之有无,不以子之才而加厚。」

谢曰:「圣人脱骖于旧馆,而不与顔路之请,则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强勉以副之,岂吾心也?」

杨曰: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防,入而哭之,偶于一哀而出涕。恶夫涕之无从也。説骖赙之。顔渊死,子哭之恸,岂特一哀而出涕乎?顔路请子之车,而夫子不与。何也?曰:哀之有赙,犹恭敬之有币也。苟无其实,君子不可虚拘。故恶夫涕之无从也。説骖赙之所以致其实也。若顔渊则异乎此矣。其视夫子犹父也。父之于子,岂以才不才为之厚薄哉?鲤也死,夫子以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不以车而为椁,岂以顔子之贤而与之乎?防具称家有无而已。虽无椁可也。故不与。侯曰:才不才,贤不贤,在人固有异。至父母之恩,则己之子与人之子不同。若以车为顔子之椁,则失父子之仁矣。况从大夫之后可徒行乎?此圣人之制也。使鲤之死初有椁以葬,则顔路之请,夫子必有以处。尹曰:送死之具,称其有无而已。孔子言鲤之才,固不可以并顔子。然吾视子之心,犹顔路之视渊也。若鲤之死有棺而无椁,亦以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故也。使其有余也,虽旧馆人之防有为脱骖者矣。

  顔渊死子曰噫天防予天防予

范曰:顔子与夫子同道,天防予者,痛道之无传也。杨曰:孔子斯文之所在,顔渊死,斯文不传,则天实防予也。防予者,防斯文之谓也。

顔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爲恸,而谁为?」

范曰:「哀发于诚心,是以恸而不自知。」

杨曰:「顔渊死,孔子谓之天防。予则其存亡与之为一矣。其恸也,亦不自知其恸也。故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侯曰:「孔子之防,顔渊知斯文之不与也。故曰:『天防予,天防予』,其哭之恸也。不知其恸而恸矣。」

尹曰:「孔子于顔渊之死,自伤道之无传,若天之防己,而重惜之曰:『有恸乎』?哀伤之至,不自知其恸也。」

顔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范曰:“防具当称家之有无,家贫而厚葬,不循理也。顔子箪食瓢饮,无求于外,死而薄葬,则称其德矣。”门人以厚葬为朋友之恩,而不知于义为不可,故夫子非之。

谢曰:“元泽曰:不与之车,以为之椁者,义也;哭之恸者,恩也;不得视犹子者,分也。”

杨曰:「子路曰:『伤哉,贫也!死无以为礼。』孔子曰:「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故无财不可以为悦。顔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则无财可知矣。门人欲厚葬之,非礼也。夫顔渊视夫子犹父也,而其死也,夫子谓之天防。予则哀之至矣,岂吝一车而不与之哉?葢爱之以德,欲其以礼葬故也。观顔路请车之意,则欲厚葬,非其门人而已【疑】故夫子不得视犹子而止之,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言非我,则其失有任其责者矣。

侯曰:“门人厚葬顔渊,非所以葬顔渊也。观其在陋巷

译范氏说:“孙觉说:‘孔子回答季康子与回答鲁哀公的内容相同,但有的简略,有的详细,对臣子简略,对君主详细。我认为人臣回答君主,不可以不尽言,像鲁哀公以下的人,如果不能提问,就不告诉他们。所以回答鲁哀公就说颜回之所以是好学的原因,而对季康子就简略了。像季康子这样的人,一定要等他能够提问,才告诉他,这是教诲的方法。’”

谢氏说:与鲁哀公的提问相同。

杨氏说:“孔子认为颜回不迁怒、不贰过是好学,大概不能克制自己就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问好学必定用颜回来回答。从闵子骞以下的人,都不包括在内,大概克制自己的困难就是这样。求学的人知道这一点,就知道所学的了。世间的儒者把博闻强记当作好学,这不是圣人所说的学。”尹氏说:“不迁怒、不贰过,像颜回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好学了。”

颜渊死了,颜路请求孔子的车来给他做外棺。孔子说:“有才还是没才,各自说的是他们的儿子。鲤死了,有内棺而没有外棺,我不步行来为他做外棺。因为我跟随在大夫之后,不可以步行。”

范氏说:“孔子看待颜渊,就像看待儿子一样,与孔鲤是平等的。至于自我矫饰以超过情理,是圣人所不做的。”

吕氏说:“丧葬用品应当根据家庭的贫富来决定,不因为儿子的才能而加厚。”

谢氏说:“圣人在旧馆人儿子死时解下车马作为赙赠,却不答应颜路的请求,如果是为了那些认识且贫困的人感激我,而勉强去做以符合他们的期望,这难道是我的本心吗?”

杨氏说:孔子到卫国,遇到旧馆人的儿子死了,进去哭他,偶然因为一次哀痛而流泪。厌恶那眼泪没有缘由。解下车马作为赙赠。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难道仅仅是因为一次哀痛而流泪吗?颜路请求孔子的车,而孔子不给他。为什么呢?回答说:哀痛有赙赠,就像恭敬有礼物一样。如果没有实际的内容,君子不可以虚守礼节。所以厌恶那眼泪没有缘由。解下车马作为赙赠是为了表达实际的情意。至于颜渊则不同于此。他看待孔子就像父亲一样。父亲对于儿子,难道会因为才能的高低而决定厚薄吗?孔鲤死了,孔子因为跟随在大夫之后,不可以步行。不用车来做外棺,难道是因为颜回的贤能而给他吗?旧馆人的儿子丧葬用品根据家庭的贫富来决定而已。即使没有外棺也可以。所以不给他。侯氏说:有才没才,贤能不贤能,在人本来就有差异。至于父母的恩情,自己的儿子与别人的儿子是不同的。如果用颜渊的车做外棺,就失去了父子之间的仁爱了。何况跟随在大夫之后可以步行吗?这是圣人的制度。假使孔鲤死时最初有外棺来安葬,那么颜路的请求,孔子一定有办法处理。尹氏说:送死的用品,根据家庭的贫富来决定而已。孔子说孔鲤的才能,本来就不能与颜回相比。然而我看待儿子的心,就像颜路看待颜渊一样。如果孔鲤死时有内棺而没有外棺,也是因为跟随在大夫之后不可以步行的缘故。假使他有余力,即使是旧馆人的儿子也有解下车马作为赙赠的人了。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要亡我啊!天要亡我啊!”

范氏说:颜回与孔子同道,天要亡我,是痛惜道统没有传人。杨氏说:孔子是斯文所在,颜渊死了,斯文不传,那么天实在要亡我。亡我,就是亡斯文的意思。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的人说:“您悲痛过度了。”孔子说:“我悲痛过度了吗?不为这个人悲痛,还为谁悲痛?”

范氏说:“哀痛发自诚心,所以悲痛而不自知。”

杨氏说:“颜渊死了,孔子说天要亡我。我则他的存亡与我为一体了。他的悲痛,也不自知自己的悲痛。所以说:‘我悲痛过度了吗?不为这个人悲痛,还为谁悲痛?’”

侯氏说:“孔子的悲痛,颜渊知道斯文不传了。所以说:‘天要亡我,天要亡我’,他哭得极其悲痛。不知道自己的悲痛而悲痛了。”

尹氏说:“孔子对于颜渊的死,自伤道统没有传人,好像天要亡己,而重重惋惜地说:‘我悲痛过度了吗?’哀伤到了极点,不自知自己的悲痛。”

颜渊死了,门人想要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门人厚葬了他。孔子说:“颜回啊,看待我就像父亲一样,我却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些门人的过错。”范氏说:“丧葬用品应当根据家庭的贫富来决定,家贫而厚葬,是不合道理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向外求,死了薄葬,就符合他的德行。”门人认为厚葬是朋友的情谊,而不知道在道义上是不可以的,所以孔子批评他们。

谢氏说:“元泽说:不给他车,让他做外棺,是道义;哭得极其悲痛,是恩情;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是名分。”

杨氏说:“子路说:‘可悲啊,贫穷!死了没有用来行礼的东西。’孔子说:‘收敛手脚形体,回来安葬而没有外棺,根据财力,这就叫礼。’所以没有财力不可以用来取悦。颜路请求孔子的车来给他做外棺,那么没有财力就可以知道了。门人想要厚葬他,是不合礼的。颜渊看待孔子就像父亲一样,而他死了,孔子说天要亡我。我则哀痛到了极点,难道吝惜一辆车而不给他吗?大概是用德行爱护他,想要他按礼安葬的缘故。看颜路请求车的意思,就是想要厚葬,不只是他的门人而已【疑】所以孔子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而制止他,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些门人的过错。’说不是我,那么过失就有承担责任的人了。”

侯氏说:“门人厚葬颜渊,不是用来安葬颜渊的方法。看他在陋巷

,不改其乐之心,则顔渊岂以厚葬为美也?夫子不得而止之,故曰:‘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尹曰:“防具称家之有无,顔渊贫而门人厚葬之,非也。回之于孔子,犹父也。以顔路而不得专其事,叹不如葬鲤之得宜也。”

译如果不改变安贫乐道的本心,那么颜渊难道会认为厚葬是美好的吗?孔子没能阻止他们,所以说:“我不能把他当作儿子看待,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是那些弟子的过错。”尹氏说:“葬礼应当根据家庭的贫富状况来决定,颜渊贫穷,而门人却厚葬他,这是不对的。颜回对于孔子,如同父亲一般。因为颜路没能独自决定这件事,所以感叹不如安葬孔鲤那样得体适宜。”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伊川曰:「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曰:「子路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只此便是深告之也。《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説。』葢人能原始而知生理,便能要终,知得死理。若不明得,则虽千万般安排着,亦不济事。」又曰:「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胷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葢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无别理。或问:「佛言死生轮廻,果否?」曰:「此事説有説无,皆难,须自见得。圣人只一句断尽了,故对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

范曰:事人者,为臣则忠,为子则孝。则忠孝可以事鬼神。忠信至诚,鬼神飨之。能事人,则能事神矣。君子为善,惟日不足,修身以俟死。死非所当问也。圣人教人,能尽人道,则可以事神。能知生,则可以知死。问死,非学之序,故不以告也。

吕曰:能尽人之道,则事鬼之道备;知所以生之理,则死之理明。葢通乎昼夜之道,则人鬼无异,事生死为一贯尔。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辞。

谢曰:「此夫子深语子路以死与鬼神之理也。天下之事,虽在八荒之外,犹有见闻之验。独死与鬼神之情状,从古以来,不见以闻见验。特知者以理考之。故欲知死,莫如知生;欲知鬼神,莫如知人也。」

杨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人鬼死生当源源自见,初无二致也。故问事鬼,告以事人;问死,告以知生。所以发子路之问而不隐也。葢圣人之言常近矣,探索之则赜隐存焉。」

尹曰:「能事人,则能事鬼;知生,则知死。葢一理也。」所以深告子路,或以为学不躐等,失其义矣。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伊川曰:「子乐者,弟子各尽其诚实,不少加饰。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范曰:「闵子恭敬,故其貎中正;子路勇果,故其貎刚强;冉有、子贡善为説辞,故其貎和乐。凡子事父母,臣事君,门弟子事师,惟至诚而不可以欺。闵子不能为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贡亦不能为闵子之訚訚也。四子各尽其性以事夫子,夫子各因其才而教之,此所以乐也。若由也,不得其死,以其刚强而知之也。」

谢曰:「三子之情性不同,皆不害其为自得,故夫子乐之。行行不害,为直然,非涉世之道。使子路由此少知进也,何不得其死之有?」

杨曰:四子侍侧,天下之英才也。形于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乐夫君子,所谓得其死者,非必考终命而后为得也,死于义而已。若比干諌而死,孔子谓之仁人,是也。子路为孔子宰,食焉而不避其难,义也。孔悝被劫而盟,子路往救之,救之而不获,亦可以死矣。然以孔子不为卫君言之,亦可以无死矣。可以死,可以无死,而死之,伤勇故也。故孔子闻卫乱曰:「嗟乎!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则圣人以其行行得之于眉睫之间,而知之如是其审也。然由之不得其死,亦志于仁而已,无恶也。虽不足以成仁,与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间矣。故孔子于其死也,若防子然,其哀伤之也至矣。

侯曰:「若顺也,谓子路只顺长而不进于温恭,故不得其死。非谓行行便不得其死也。」

尹曰:「四子之容,有诸中而见乎外者也,各尽其诚,略无伪饰,夫子所以乐之。子路刚强,有不得死之理也,故因以戒之云尔。」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范曰:《论语》弟子之言,闵子葢鲜焉。言而必中者,有德之言也。

谢曰:「事有当改,岂以仍旧贯为善?然当是时,其有不必改者乎?」

杨曰:「三代相因,有所损益而已,无意于改作。故天下之事,非极弊,不如仍旧贯之为愈。」

侯曰:「

译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还未能侍奉好人,怎么能侍奉鬼呢?”子路又问关于死的事,孔子说:“还不懂得生的道理,怎么能懂得死呢?”

程颐说:“昼夜交替,就是生死的大道。懂得了生的道理,也就懂得了死的道理;竭尽侍奉人的道理,也就竭尽了侍奉鬼的道理。生死、人鬼,是一分为二,又是合二为一的。”又说:“子路问死,孔子说:‘还不懂得生,怎么能懂得死?’人们多说是孔子不告诉子路,其实这恰恰是深深地告诉了他。《易经》说:‘推究事物的本原,返归事物的终结,所以能懂得生死的道理。’大概人如果能推究本原而懂得生的道理,就能把握终结,懂得死的道理。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即使有千万种安排,也无济于事。”又说:“生死存亡,都知道它们的来源,心中清澈明朗没有疑惑,不过就是这个道理罢了。”孔子说:“还不懂得生,怎么能懂得死”,这是简略的说法,死的事情其实就是生的延续,并没有别的道理。有人问:“佛家说生死轮回,是真的吗?”回答说:“这件事说它有说它无,都很难,必须自己有所体悟。圣人只用一句话就断尽了,所以对子路说:‘还不懂得生,怎么能懂得死?’”

范氏说:侍奉人,做臣子就忠诚,做儿子就孝顺。那么忠诚孝顺就可以侍奉鬼神。忠诚信实达到至诚,鬼神就会享用祭品。能侍奉人,就能侍奉神了。君子行善,唯恐时间不够,修养自身以等待死亡。死是不应当去问的。圣人教导人,能尽到做人的道理,就可以侍奉神。能懂得生,就可以懂得死。问死,不符合学习的次序,所以不告诉他。

吕氏说:能尽到做人的道理,那么侍奉鬼的道理就完备了;懂得生的道理,那么死的道理就明白了。大概通达昼夜的大道,那么人和鬼就没有区别,侍奉生和死就是一贯的了。这就是回答子路的话,并不是拒绝他的言辞。

谢氏说:“这是孔子用深奥的话告诉子路关于死和鬼神的道理。天下的事情,即使在八方荒远之地,还有见闻可以验证。唯独死和鬼神的情形,从古以来,没有用见闻来验证的。只有智者用道理来考察。所以想要知道死,不如先知道生;想要知道鬼神,不如先知道人。”

杨氏说:“通达昼夜的大道而有所知,那么人鬼生死应当自然显现,起初就没有两样。所以问侍奉鬼,就告诉他侍奉人;问死,就告诉他懂得生。这是为了启发子路的疑问而不隐瞒。大概圣人的言语常常是浅近的,深入探索其中,精微隐奥的道理就存在了。”

尹氏说:“能侍奉人,就能侍奉鬼;懂得生,就懂得死。大概是一个道理。”所以深深地告诉子路,有人认为是学习不能超越等级,这是失掉了它的真义。

闵子骞侍立在旁边,温和恭顺的样子。子路刚强勇武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很高兴。“像子路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好死吧。”

程颐说:“孔子高兴,是因为弟子们各自竭尽他们的诚实,一点也不加以修饰。孔子知道子路不得好死。”

范氏说:“闵子骞恭敬,所以他的容貌中正;子路勇猛果敢,所以他的容貌刚强;冉有、子贡善于言辞,所以他们的容貌和乐。凡是儿子侍奉父母,臣子侍奉君主,门弟子侍奉老师,只有至诚而不能欺骗。闵子骞不能做出子路那样的刚强样子,冉有、子贡也不能做出闵子骞那样的温和样子。四位弟子各自竭尽他们的本性来侍奉孔子,孔子各自根据他们的才能来教导他们,这就是孔子高兴的原因。至于子路不得好死,是因为他刚强,孔子由此知道。”

谢氏说:“三位弟子的情性不同,都不妨碍他们自得,所以孔子为他们高兴。刚强勇武的样子不妨碍正直,但这不是处世之道。假使子路由此稍微懂得进取,怎么会有不得好死的结果呢?”

杨氏说:四位弟子侍立在旁边,是天下的人才。表现在外,都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所以孔子高兴。所谓“得其死”,不一定非要寿终正寝才算是“得其死”,死于大义罢了。比如比干进谏而死,孔子称他为仁人,就是这样。子路做孔子的家臣,吃着孔子的俸禄而不躲避危难,这是义。孔悝被劫持而盟誓,子路去救他,救他却没有成功,也可以死了。然而因为孔子不为卫君说话,也可以不死。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却去死了,这是伤害了勇德。所以孔子听说卫国动乱时说:“唉!柴大概会来吧?由大概会死吧!”那么圣人从子路刚强的样子在眉眼之间就看出他的命运,而且知道得如此确切。然而子路不得好死,也只是志在仁罢了,没有恶行。虽然不足以成就仁德,但与那些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的人相比,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孔子对于他的死,像对待防叔一样,他的哀伤到了极点。

侯氏说:“‘若顺也’,是说子路只是顺从长辈而不进于温顺恭敬,所以不得好死。不是说刚强勇武的样子就不得好死。”

尹氏说:“四位弟子的容貌,是内心有而表现在外的,各自竭尽他们的诚意,几乎没有虚伪装饰,这就是孔子为他们高兴的原因。子路刚强,有不得好死的道理,所以借此告诫他罢了。”

鲁国人为长府翻修。闵子骞说:“照旧的样子,怎么样?何必重新建造呢?”孔子说:“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

范氏说:《论语》中弟子的言论,闵子骞大概是很少的。说话一定切中要害,这是有德之人的言论。

谢氏说:“事情有应当改变的,难道以照旧为好吗?然而在当时,大概有不必改变的情况吧?”

杨氏说:“夏商周三代相沿袭,只是有所增减罢了,没有刻意去改变。所以天下的事情,如果不是弊病到了极点,不如照旧更好。”

侯氏说:“

古之改作,必不得已者也。鲁人为长府,岂非可以无改者乎?」故夫子善闵子之言。

译古代的变革,一定是迫不得已才进行的。鲁国人改建长府,难道不是可以不改变的吗?所以孔子称赞闵子骞的话。

尹曰:「先儒谓长府者,藏财货之府也。言必有中,善闵子言之,当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伊川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此子路于圣人之门有不和处。然学能至于升堂者,子路未见圣人时乃暴悍之人,虽学至升堂,终有不和处。

范曰: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合言其声之相和。仲由学于夫子,虽则勇矣,毎不达圣人之意,而非之,是其不能和也。故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而门人以为夫子不取于子路,故不敬之。夫子释之曰:「由也升堂矣,而未入于室。」此所以不能和也。若琴瑟之和者,唯顔子而已。如子路,亦未可以不敬也。

谢曰:「由立矣,和顺于道德则未也。」故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以是而不敬,不唯不知仲由,且昧于入道之浅深,故夫子语之以此。

杨曰:「子谓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而门人由是不敬。」子路则是十里之足以,一跌而废也。故夫子进之曰:「由也升堂矣。」使知责贤者如是。或问孔子:「许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见?」曰:「观其死犹不忘结缨,非其所养素定,何能尔耶?苟非其人,则遑遽急迫之际,方寸乱矣。」

尹曰:「由之于道,未能和顺而已,门人遂有不敬之意矣。子所以释之。」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明道曰:「过犹不及,如琴张、曽晳之狂,皆过也,然而行不掩焉,是无实也。」又曰:「才高者过,过则一出一入;卑者不及,不及则怠惰废弛。」

伊川曰:「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过则渐至兼爱矣,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原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于杨墨。如杨墨亦未易【疑】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葢其差必至于是也。」或问:「师也过,商也不及,于论交处可见否?」曰:「气象间亦可见。」又曰:「师商过不及,其弊为杨墨。杨出于义,墨出于仁。仁义虽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范曰:“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夫中庸之不可能,唯有过与不及也。是故过不及,其失则均,皆不入于中也。圣人之道,若权衡,其所以教人,唯抑其过而引其不及者也。”

谢曰:「德以中庸为至,旣曰过矣,何愈于不及也?」后世杨、墨之学,意其源流出于二子。

杨曰:道主于中而已,贤知者过之,愚不肖者不及。则过疑于愈矣,然而道同归于不明,不行则其失一也。故曰:过犹不及。

侯曰:「过与不及,皆非中庸。故夫子曰:『过犹不及。』后世杨墨之学,源流其出于二子乎?」

尹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夫过与不及,均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圣人之教人,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范曰:「冉有以其政事之才施于季氏之家,故为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术不明,不能反求诸身,而以仕为急,故也。」

谢曰:「心以势利移,则何所不至?鸣鼓而攻之,所以深窒其源。」

杨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以附益。与有若告哀公以盍彻,异矣。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侯曰:“以聚敛为心,而为人之臣,岂君子之存心哉?”孔子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见冉子之陋也。大人讵以聚敛为事乎?

尹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圣人所深恶也。”夫季氏,鲁卿也,而富于周公。冉有无能改于其德,复附益之。鸣鼓而攻之,以罪大而深责之也。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译尹氏说:“以前的儒者说,长府是储藏财货的地方。‘言必有中’,称赞闵子骞说话得当,是因为他说话合乎情理。”

孔子说:“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孔门弟子因此对子路不敬。孔子说:“仲由嘛,已经升堂了,只是还没有入室罢了。”

伊川先生说:“‘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这是说子路在圣人门下有不和谐的地方。然而学问能达到升堂境界的,子路在未见到圣人时本是暴戾强悍之人,虽然学问达到了升堂的程度,终究还有不和谐的地方。”

范氏说:“《诗经》说‘夫妻和睦,如同鼓瑟弹琴’,是说声音相互和谐。仲由在夫子门下学习,虽然勇敢,但常常不能通达圣人的心意,甚至加以非议,这就是他不能和谐的原因。所以说:‘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门人认为夫子不赞许子路,因此不敬他。夫子解释说:‘仲由已经升堂了,只是还没有入室。’这就是他不能和谐的原因。如果像琴瑟那样和谐,只有颜回而已。像子路这样的人,也不可以不敬重。”

谢氏说:“仲由已经自立了,但在道德上未能和顺。”所以说:“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门人因此不敬他,这不仅是不了解仲由,而且也不明白进入大道的深浅程度,所以夫子用这话来告诉他们。

杨氏说:“孔子说‘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门人因此不敬他。”子路就像是走了十里路却只够走一步的人,一旦跌倒就废了。所以夫子鼓励他说:“仲由已经升堂了。”让他知道对贤者的责备应当如此。有人问孔子:“许子路升堂,他的品级很高,从哪里可以看出?”回答说:“看他死时还不忘结好帽带,如果不是平时修养就已确定,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那么在仓促急迫之际,内心就会乱了。”

尹氏说:“仲由对于道,只是未能和顺罢了,门人于是产生了不敬的意思。孔子之所以解释,就是为了消除这种误解。”

子贡问:“师与商,谁更贤能?”孔子说:“师过分,商不够。”子贡说:“那么师更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够是一样的。”

明道先生说:“过分和不够是一样的,比如琴张、曾晳的狂放,都是过分,然而行为不能掩盖真实,这是没有实质。”又说:“才能高的人容易过分,过分就会忽进忽退;才能低的人容易不够,不够就会怠惰废弛。”

伊川先生说:“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丝毫差错。起初非常细微,最终则不可挽救。比如师过分,商不够。在圣人的中道来看,师只是过于厚重一些,商只是不够一些。然而过分就会逐渐走向兼爱,不够就会走向为我。它们的本源都出于儒者,最终却走到了杨朱和墨翟的地步。像杨朱、墨翟也不容易达到无父无君的地步,孟子推演下去才到了这一步。大概差错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有人问:“师过分,商不够,在谈论交友的地方可以看出吗?”回答说:“在气象上也可以看出。”又说:“师、商过分与不够,其弊端就是杨朱和墨翟。杨朱出于义,墨翟出于仁。仁义虽然是天下美好的品德,但像这样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范氏说:“《中庸》说:‘道不能实行,我知道了。聪明人过分,愚笨人不够。道不能显明,我知道了。贤能人过分,不贤能人不够。’中庸之所以难以做到,就是因为有过分和不够。所以过分和不够,其过失是相同的,都不符合中道。圣人的道,就像权衡一样,他用来教导人,只是抑制过分而引导不够罢了。”

谢氏说:“德以中庸为最高,既然说过分了,怎么比不够好呢?”后世的杨朱、墨翟之学,大概其源流出于这两个人。

杨氏说:“道以中为主,贤能聪明的人过分,愚笨不贤能的人不够。那么过分似乎比不够好,然而道同样归于不明,不能实行,其过失是一样的。所以说:过分和不够是一样的。”

侯氏说:“过分与不够,都不是中庸。所以夫子说:‘过分和不够是一样的。’后世的杨朱、墨翟之学,源流大概出于这两个人吧?”

尹氏说:“中庸作为德行,是最高的了!过分与不够,是相同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圣人教导人,抑制过分,引导不够,归于中道罢了。”

季氏比周公还要富有,而冉求却为他聚敛财富以增加他的财产。孔子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敲着鼓去进攻他。”

范氏说:“冉有把他的政事才能用在季氏家里,所以做了不好的事,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他的心术不明,不能反求诸己,而以做官为急,所以如此。”

谢氏说:“心被势利所移,那么什么事做不出来?敲鼓进攻他,是为了深深堵塞其根源。”

杨氏说:“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为他聚敛,以增加他的财产。这与有若告诉哀公何不实行彻法,大不相同了。所以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敲着鼓去进攻他。’”

侯氏说:“以聚敛为心,而做别人的臣子,这难道是君子存有的心吗?”孔子所以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敲着鼓去进攻他。”这是看到冉有的浅陋。大人怎么会以聚敛为事呢?

尹氏说:“与其有聚敛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这是圣人所深深厌恶的。”季氏是鲁国的卿大夫,却比周公还富有。冉有不能改变他的德行,反而增加他的财产。敲鼓进攻他,是因为罪大而且深责他。

柴愚,参鲁,师辟,由喭。

明道曰:「曾子少孔子,始也鲁,观其后,明道岂鲁也哉?」又曰:「参也竟以鲁得之也。」

译明道说:“曾子比孔子年轻,起初他显得很迟钝,但看他的后来,明道难道迟钝吗?”又说:“曾参最终还是因为迟钝而得到了它。”

伊川曰:参也鲁,然顔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啓手足之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又曰:曾子传圣人学,只是一个诚。笃语曰:参也鲁。如圣人之门,子游、子夏之言语,子贡、子张之才辨聪明者甚多,卒传圣人之道者,乃质鲁之人。人要一个诚,贯圣人説忠信处最多。曾子于孔子在时甚少,后来所学不可测。且如易箦之事,非大贤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后有子思,便可见。又曰:传圣人之道以笃实者,曽子是也。易箦之际,非几于圣人者不及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优为也。易箦之际,心即理,理即心,声为律,身为度。仲尼没,得其传之正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范曰:四子之才性,各有所偏,教者知其偏,然后能救其失也。曾子之鲁,葢质多而文少,其学守约,贤于游夏逺矣,故传夫子之道也。

吕曰:“愚谓专而少变,鲁谓质而少文,辟谓便而少诚,喭谓俗而少学。”传称:“喭者,俗论也。”

谢曰:「愚与鲁,其质厚,不害为信道,故柴也。执防有过人者,学于圣人,未有如曾子也。」

杨曰:「愚则不明,鲁则不敏,辟则未能,弗畔喭则御人以口给,皆其性之偏蔽,故语之使知自励也。」

尹曰:「四子之才,各有所偏,知其偏,则有以教之也。然而曾子之才鲁,故其为学也确,所以能深造乎道者,以其鲁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明道曰:「顔子屡空,空心受道。子贡不受天命而货殖,亿则屡中,役聪明,亿度而知。」此子贡始时事,至于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乃后来事。其言如此,则必不至于不受命而货殖也。

伊川曰:「屡空,兼两意。唯其能虚中,所以能屡空。货殖便生计,校才计校,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顺受正命也。」

或问顔子如何学?孔子到此深邃处曰:顔子所以大过人者,只是得一善,拳拳服膺,与能屡空耳。去骄吝可以为屡空否?曰:然。骄吝最是不善之总要。骄只是为有已,吝如不能改过,皆是与叔解作。如货殖先生云:传记中言子贡货殖处,亦多。又曰:孔子弟子顔渊而下有子贡,后人多以货殖短之。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世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又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命谓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货殖者,以见其私于利之深,而足以明顔子屡空之贤也。门人有习他经,旣而舍之,习戴记,问其故,曰:决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于尧舜之道矣。夫子贡之高识,曷尝规规于货利哉?特于丰约之间,不能无留情耳。且贫富有命,彼乃留情于其间,多见其不信道也。故圣人谓之不受命。有志于道者,要当去此心,而后可语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沟县事,伊川侍行,谢显道将归应举,伊川曰:何不止试于太学?显道对曰:蔡人尠习礼记,决科之利也。先生云云,显道乃止,是歳登第。注云:尹子言详如此】

范曰:“屡空者,箪食飘饮,屡絶而不改其乐也。天下之物,岂有动其中者哉?贫富在天,而子贡以货殖为心,则不能安命,是不受天之命也。其言而中者,亿而已,非穷理乐天者也。夫子尝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也。’圣人之不贵言也,如是。”

吕曰:货殖之学,聚所闻见,而闻见有数,故从亿亿度,可以屡中,而不能悉中。空空无知,则无所不达,自得自生,岂见闻之比乎?不受命者,货殖之学,聚闻见以度物,以己知求中,而不受命于天。空空无知,则未始有已,所以应物如响,一受于天而已,吾何与乎?然屡空而未能常空,所以几圣而未至。又曰:货殖之学,不殖则穷,空空无知,则道所由出。虽屡而未久,亦庶乎前定而不穷矣。

谢曰:「説者以为子贡与时转贩,必不如此。要之于货,未能忘意耳。受命则顺天而无意必也,屡中不免于亿,未可谓知。」

杨曰:大而化之,则形色天性无二致也。无物不空矣

译伊川先生说:曾参性格迟钝,然而颜回去世后,最终能够继承圣人之道的是曾子。观察他在临终时关于“启手足”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了。他所传授的学问,由子思、孟子继承,都是他的学说。又说:曾子传承圣人的学问,核心只是一个“诚”字。《论语》说:“参也鲁。”在圣人的门下,像子游、子夏那样善于言辞,子贡、子张那样才辩聪明的人很多,最终能够传承圣人之道的人,却是质朴迟钝的人。人需要的是一个“诚”字,圣人所说的忠信之处最多。曾子在孔子在世时表现很少,后来所学深不可测。比如“易箦”这件事,不是大贤以上的人做不到的。曾子之后有子思,这就可见一斑。又说:以笃实来传承圣人之道,是曾子。在“易箦”之际,如果不是接近圣人的人是做不到的。推究这种志向,禹和稷那样的功业,也是他所能轻易做到的。在“易箦”之际,心即是理,理即是心,声音合乎音律,身体合乎法度。孔子去世后,得到其正统传承的,只有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到了孟子,圣人的道更加尊崇。

范氏说:四位弟子的才性,各自有所偏颇,教育者知道他们的偏颇,然后才能纠正他们的过失。曾子的迟钝,大概是质朴多而文采少,他的学问坚守简约,比子游、子夏高明得多,所以能传承孔子的道。

吕氏说:“我认为‘愚’是专一而少变化,‘鲁’是质朴而少文采,‘辟’是便巧而少真诚,‘喭’是世俗而少学问。”传记中说:“喭,就是世俗的言论。”

谢氏说:“愚和鲁,本质厚重,不妨碍他们信道,所以柴(仲由)执着,防(申枨)有过人之处,向圣人学习,没有比得上曾子的。”

杨氏说:“愚就是不明达,鲁就是不敏捷,辟就是未能做到,喭就是用口才应付人,这些都是他们性情的偏颇遮蔽,所以孔子对他们说话,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我勉励。”

尹氏说:“四位弟子的才能,各自有所偏颇,知道他们的偏颇,就有办法教育他们。然而曾子的才能迟钝,所以他做学问坚定,之所以能深入造诣于道,正是因为他迟钝。”

孔子说:“颜回啊,他的道德差不多了,却常常贫困。”端木赐不接受天命而经商获利,猜测往往屡次命中。明道先生说:“颜回常常贫困,是内心虚空而接受道。子贡不接受天命而经商,猜测屡次命中,是役使聪明,靠猜测而知。”这是子贡早年的事,至于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那是后来的事。他的言论如此,就一定不至于不接受天命而经商获利了。

伊川先生说:“屡空,兼有两层意思。只有他能虚怀若谷,所以能常常贫困。经商获利就是经营生计,计较才力,计较得失,就是不顺应天命。不接受天命的人,是不能顺受正命的。”

有人问颜回如何学习?孔子讲到这深邃的地方说:颜回之所以大大超过别人,只是因为他得到一种善,就牢牢地放在心上,并且能够常常保持内心的虚空。去掉骄傲和吝啬,就可以做到常常虚空吗?回答说:是的。骄傲和吝啬是最不善的总根源。骄傲只是因为有自我,吝啬就像不能改过,这些都是与叔解释的。比如关于经商获利,先生说:传记中说到子贡经商获利的地方,也很多。又说:孔子的弟子中,颜渊之下有子贡,后人多因经商获利而诋毁他。子贡的经商获利,不像后世那样积聚财富,只是此心尚未忘记罢了。又说:端木赐不接受天命而经商获利。命指的是爵位天命。说不接受爵位天命而经商获利,是为了显示他对于利的私心之深,从而彰显颜回常常贫困的贤德。门人中有学习其他经书的,后来放弃,学习《戴记》,问其原因,说:是为了科举考试有利。先生说:你的这种心,已经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了。像子贡那样的高明见识,何曾规规于货利呢?只是在丰裕与简约之间,不能不有所留情罢了。况且贫富有命,他却在这中间留情,多见他不信道。所以圣人称他不接受天命。有志于道的人,应当去掉这种心,然后才可以谈论道【另一版本说:明道任扶沟县知县,伊川随行,谢显道将回家应试,伊川说:为何不在太学应试?显道回答说:蔡地人很少学习《礼记》,科举考试有利。先生说……,显道于是停止,这一年考中。注说:尹子的话详细如此】

范氏说:“屡空,是指一箪食,一瓢饮,常常断绝而不改变他的快乐。天下的事物,哪有能打动他内心的呢?贫富在天,而子贡以经商获利为心,就不能安于天命,这是不接受天命。他说话而命中,只是猜测罢了,不是穷究天理、乐天知命的人。孔子曾说:‘赐不幸而言中,是使赐多言也。’圣人不看重言语,就是这样。”

吕氏说:经商获利的学问,聚集所闻所见,而闻见有定数,所以靠猜测,可以屡次命中,但不能全部命中。空空无知,则无所不达,自得自生,哪里是见闻所能比拟的呢?不接受天命的人,经商获利的学问,聚集闻见以推测事物,以己知求中,而不接受天命。空空无知,则未曾有自我,所以应对事物如响,一切接受于天,我有什么参与呢?然而常常虚空而未能恒常虚空,所以接近圣人而未达到。又说:经商获利的学问,不积聚则穷困,空空无知,则是道所由出的地方。虽然常常虚空而未长久,也差不多是前定而不穷困了。

谢氏说:“解说者认为子贡与时转贩,必定不是这样。总之,对于货利,未能忘记心意罢了。接受天命则顺天而无意必,屡次命中不免于猜测,不能说是知。”

杨氏说:大而化之,则形色天性无二致。无物不空了。

。顔渊大而未化,而其复不逺,则其空也屡而已,故止于殆庶几也。知存心养性以事天,然后能受命。未能受命,则物或累之,故有至于货殖焉。然孔门所谓货殖,岂若世之营营者耶?特于物未能忘之耳。夫君子不亿不信,一于诚而已。亿虽屡中,非所善也。言屡中,则其不中亦多矣。或问:何谓屡空?曰:此顔子所以殆庶几也。学至于圣人,则一物不留于胷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屡空而已。谓之屡空,则有时乎不空。或问:空必谓之屡,何如?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则葢有时而违也。然而其复不逺,则其空也屡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贡货殖,未能忘物也。孔门所谓货殖者,岂若世之营营者耶?特于物未能忘焉耳。或问:子贡货殖,诚如史迁之言否?曰:孔门所谓货

译颜渊境界宏大但尚未完全化境,而他回归本心的距离不远,所以他达到内心空明的次数很多,因此只停留在接近大道的程度。懂得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来侍奉上天,然后才能承受天命。如果不能承受天命,那么外物或许会拖累他,所以有人甚至从事货殖之事。然而孔子门下所说的货殖,难道像世俗之人那样忙碌钻营吗?只是对于外物还不能完全忘却罢了。君子不凭空揣测也不轻信,只是一心保持真诚罢了。凭空揣测虽然屡次猜中,也不是值得称赞的。说屡次猜中,那么猜不中的情况也很多。有人问:什么叫屡次空明?回答说:这是颜子之所以接近大道的缘故。学问达到圣人的境界,那么心中不留任何一物,才是常态。颜回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只是屡次达到空明罢了。称为屡次空明,那么有时就不空明。有人问:空明一定要说屡次,怎么样?回答说: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德,那么大概有时也会违背。然而他回归本心的距离不远,所以他达到空明的次数就很多了。空明,就是不把任何一物放在心中。子贡从事货殖,是不能完全忘却外物。孔子门下所说的货殖,难道像世俗之人那样忙碌钻营吗?只是对于外物还不能完全忘却罢了。有人问:子贡从事货殖,真的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吗?回答说:孔子门下所说的货

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岂若商贾之为哉?曰:“樊迟请学稼、学圃,如何?”曰:“此亦非为利也。其所愿学,正许子并耕之意,而命之为小人者,葢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所当务者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又曰:“亿则屡中,非至诚前知也,故不足取。”

尹曰:「顔子箪食瓢饮,不以累其心,空心而受其道也。贫富有命焉。子贡之初,犹役心于货殖,苟以货殖累其心,是不受命也。其言之屡中者,亿度而中耳,非夫子所尚也。」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明道曰:「善人,非豪杰特立之士不能自达者也。苟不履圣贤之迹,则亦不入其奥。故为邦,必至于百年,乃可以胜残去杀也。」孟子以乐正子为善人,「信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可以至于圣神。然其始必循辙迹,而后能入也。」

伊川解曰:「所谓善人者,不为不善也,故不止践旧迹而已,有不善则能改之矣。」虽然,亦不能造道之逺奥也。苟能之,则贤逺也,不止为善人而已。若规旧迹,虽有不善而不能改也,则昏柔无立之人,安能为善人乎?乃今所谓善人也。善人者,笃厚长者之谓也。又《语録》曰:「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之人也。不践迹,是不践已前为恶之迹,然亦未入道也。」又曰:「践迹,如言循途守辙。善人虽不循守旧迹,亦不能入圣人之室也。」

横渠曰:「善人,欲仁而未至于学者也。欲仁,故虽不践成法,亦不防于恶。有诸己,也不入于室。由不学,故无自而入圣人之室也。」

范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善人者,君子之次也。为邦百年,乃可以胜残去杀。治民之效如此其迟也。践迹者,蹈古人已成之迹而行之,已不能自立也。善人不止如是,然亦不能入室,覩圣人之奥也。孟子,可欲之谓善,知善之可欲,故诚心好之,如乐正子是善人也。”

吕曰:「子张于行有所未至,而问善人之道。孔子以为善人之德,虽曰未优,苟不践其迹,亦不能入其室也,况圣人乎?」

杨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善而无诸己,则非善人也。」故孟子谓乐正子「善人也」,而两言之。葢谓之善人,是亦信人也。夫践迹而已,非有诸己也。故以不践迹为善人之道,非充而上之于入室,则未也。尹曰:「所谓善人者,不为不善者也。不至于循辙而为非,亦不能深造而至逺奥也。」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明道曰:「论笃,言之笃厚者也。取于人者,唯言之笃厚者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论笃遂与之,必观其行事乃可也。」

伊川曰:「不可以言取人。今以其论笃而与之,是谓君子者乎?徒能色庄者乎?」又曰:「言论笃实,时与君子与色庄。」

范曰:论笃者,言必笃厚也。不求之于心,而求之于言,此君子小人所以难辨也。色庄者,色厉而内荏者也。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言其未可知也。人君以此辨之,则君子小人之情可见矣。

谢曰:「践迹止于色庄,君子者不必色庄,以其能躬行也。善人虽未能有诸己,然未必循迹而遗意。论笃,是与君子者乎?与色庄者乎?则不践迹者在所取矣。故圣人思其不得而见之。」

尹曰:「若以言论之笃而与之,与其为君子者乎,与其为色庄者乎?」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伊川曰:“子路果于行,有闻而未能行,唯恐有闻也,故退之。”

范曰:「礼,税人则以父兄之命。如此者不可专也。若为仁由己,当仁不让于师,此则不待父母之命而行者也。使冉求有闻斯行之,其当听于父兄者,不待教;使子路听于父兄,其有勇于行者,亦不待教也。

译所谓从事货殖的人,只是他们心中未能完全忘记利益罢了。哪里像商贾那样呢?有人问:“樊迟请求学习耕种和园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不是为了求利。他所愿意学习的,正是许子主张君民并耕的意思,而称他为小人,大概是因为耕种园艺是小人的事务,而不是君子所应当致力追求的。君子操劳心智,小人操劳体力。”又说:“猜测而屡次猜中,并不是至诚而预先知晓,所以不值得效法。”

尹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因此使内心感到累赘,是虚静其心而接受大道。贫富有命运注定。子贡起初,心还役使于货殖,如果因为货殖使内心感到累赘,这就是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说话屡次猜中,只是推测而猜中罢了,并不是孔子所推崇的。”

子张问善人的处世之道,孔子说:“不遵循前人的足迹,也就不能进入圣人的堂奥。”

明道先生说:“善人,不是豪杰特立独行的人就不能自我通达。如果不遵循圣贤的足迹,也就不能进入其深奥之处。所以治理国家,一定要经过百年,才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孟子以乐正子为善人,“令人喜爱叫做善;自身具备叫做信,充实之就可以达到圣神。然而开始一定要遵循前人的足迹,然后才能进入其中。”

伊川先生解释说:“所谓善人,是不做不善之事的人,所以不仅仅遵循旧有的足迹而已,有了不善就能改正它。”虽然如此,也不能达到道的深远奥妙之处。如果能做到,那就远远超过贤人了,不仅仅是善人而已。如果只规规矩矩遵循旧迹,即使有不善也不能改正,那么昏庸柔弱没有主见的人,怎么能成为善人呢?这才是现在所说的善人。善人,是指敦厚长者。又《语录》说:“善人,是不遵循前人足迹,也不能进入圣人堂奥的人。不遵循前人足迹,是不遵循以前作恶的足迹,然而也没有进入道中。”又说:“遵循足迹,就像说话遵循路途、守住车辙。善人虽然不遵循守住旧迹,也不能进入圣人的堂奥。”

横渠先生说:“善人,是向往仁德但还没有达到学习境界的人。向往仁德,所以虽然不遵循成法,也不至于陷入恶行。自身具备,但不能进入堂奥。因为不学习,所以没有途径进入圣人的堂奥。”

范氏说:“善人,我见不到了。能见到有恒心的人,也就不错了。善人,是仅次于君子的人。治理国家百年,才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治理百姓的效果如此迟缓。遵循足迹的人,是踏着古人已经形成的足迹而行动,自己不能独立。善人不止于此,然而也不能进入堂奥,目睹圣人的深奥。孟子说,令人喜爱叫做善,知道善值得喜爱,所以诚心喜好它,像乐正子就是善人。”

吕氏说:“子张在行为上有所未至,而问善人的处世之道。孔子认为善人的德行,虽然说不够优秀,如果不遵循其足迹,也不能进入其堂奥,何况圣人呢?”

杨氏说:“令人喜爱叫做善,自身具备叫做信。善而自身不具备,就不是善人。”所以孟子称乐正子“是善人”,并且两次提到他。大概称他为善人,也就是称他为信人。如果仅仅遵循足迹,就不是自身具备。所以以不遵循足迹为善人的处世之道,如果不充实而上升到进入堂奥,那就还不够。尹氏说:“所谓善人,是不做不善之事的人。不至于遵循车辙而做坏事,也不能深造而达到深远奥妙之处。”

孔子说:“言论笃实就赞许他吗?是君子吗?还是外表庄重的人吗?”

明道先生说:“言论笃实,是说言语笃厚。从别人那里选取优点,只赞许言语笃厚的人吗?是君子吗?还是外表庄重的人吗?还不可知。不可以因为言论笃实就赞许他,一定要观察他的行为才可以。”

伊川先生说:“不可以凭言语取人。现在因为他的言论笃实而赞许他,这是君子吗?还是徒有外表庄重的人吗?”又说:“言论笃实,当时赞许君子与外表庄重的人。”

范氏说:言论笃实的人,言语必定笃厚。不从内心探求,而从言语探求,这就是君子和小人难以分辨的原因。外表庄重的人,是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的人。是君子吗?还是外表庄重的人吗?说的是还不可知。君主以此辨别,那么君子和小人的实情就可以看出来了。

谢氏说:“遵循足迹只停留在外表庄重,君子不一定外表庄重,因为他能亲身实践。善人虽然未能自身具备,但未必遵循足迹而违背本意。言论笃实,是赞许君子呢?还是赞许外表庄重的人呢?那么不遵循足迹的人就在被选取之列了。所以圣人思慕却见不到善人。”

尹氏说:“如果因为言论的笃实而赞许他,与其说是君子呢,还是与其说是外表庄重的人呢?”

子路问:“听到就该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冉有问:“听到就该去做吗?”孔子说:“听到就去做。”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就该去做吗’,您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就该去做吗’,您说‘听到就去做’。我迷惑了,大胆请问。”孔子说:“冉求退缩,所以鼓励他;仲由胆量过人,所以抑制他。”伊川先生说:“子路行事果断,有听到而未能实行的,只怕听到,所以抑制他。”

范氏说:“礼制,征发百姓要凭父兄的命令。像这样的事不可以专断。如果是为仁由己,当仁不让于师,这就不等待父母的命令而行动了。假使冉求听到就去做,那些应当听从父兄的,不用教导;假使子路听从父兄,那些勇于实行的,也不用教导。”

圣人进退如此,所以成德达才也。」

译圣人进退如此,所以成德达才也。」

谢曰:「有父兄在,苟在于义,非不可专辄也。然勇者或徒行而未必中义,故在所退。有父兄在,其势苟得以禀命,胡为而专辄也?然弱者虽义,有时而不为也,故在所进。」

杨曰:「闻之而义在必行,虽父兄在,闻斯行之可也。虽然,禀之父兄何伤乎?」故由、求之问,随其偏弊而救之,所以两言也。然闻而不行,学者之所病,而夫子以是退由者,葢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则固能闻斯行之矣,以其兼人也,故退之。葢圣人之于人,犹天之生物也,其进之退之,亦各因其材而笃之耳。尹曰:「圣人之为教,各救其所偏而已,孟子所谓成德达才者是也。」

子畏于匡,顔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伊川曰:「死字当为先字。子在回,何敢先死者?非回之所当为也。当为者,上足以告天子,下足以告方伯,以讨其罪耳。」又曰:「死当为先,谓先往也。顔渊亲在,岂得为孔子死乎?」或曰:「设使孔子遇难,顔渊有可死之理否?」曰:「无可死之理,除非是鬬死。然鬬死非顔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当言敢不敢。」又问:「使孔子遇害,顔子死之否?」曰:「岂特顔子之于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难,自可相死也。」又曰:「亲在则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尽,须当同去用力。如执干戈卫社稷,到急处便逃去之言,我有亲是大不义。当此时,岂问有亲无亲?但当预先谓吾有亲不可行则止,岂到临时却自规避也?」曰:「亲在不许友以死,如何?」曰:「有亲在,有可许友以死者,二人同行之事是也。有亲不在,不可许友以死者,如侠士以亲不在而为人报讐,甚非理也。」

范曰:「父母存,不许友以死;未有不许师以死者也。若夫子死,顔渊亦死之。」

吕曰:「顔渊志道,以孔子之存亡为己存亡。死,谓死战。谢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犹言必死也。』其意谓:夫子不免,则回必死难矣。」

  杨曰临难有相死之义

尹曰:「臣闻师程颐曰:『死当为先,传写误也。』回何敢先于理为顺?」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曽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范曰:“大臣者,不必在上位也。齐鲁二生,虽为布衣,扬雄谓之大臣。事君,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明于进退之义,则可谓大臣矣。仲由、冉求仕于季氏之朝,进不能谏,退不能去,故夫子以为具臣。二子虽不能以义正君,然君若为大恶,亦不从也。弑父与君,甚季氏之恶也。”

谢曰:「有大人之德,然后可以为大臣之事。进退行藏,不系于利。故不可则止。二子事事,非事道者,气不足以扶颠持危,其可谓之大臣乎?」

杨曰:由求为季氏宰,故季子然以由求为问,意其为大臣,可与共成事功也。季氏旅于太山,而不能救,将伐颛臾,二臣皆不欲而不能諌,是谓具臣矣。非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然季氏至僭,用天子之礼,则其篡逆之心已兆矣,故对以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又曰:孔子言由求为具臣,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与君,言其大者,葢小者不能不从故也。若季氏旅太山,伐颛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则或许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从,但自弑父与君而下,或从一事,则不得为不从。若弑父与君则决不从矣。进此一等,便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虽当乱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过。侯曰:观季氏旅泰山而不能救,伐颛臾而不能止,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以附益之,非具臣而何?事道者如是乎?虽然,以子路之勇而好义,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尹曰:「季氏执国命,仲由、冉求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谓备数之臣而已。季氏有无君之心

译谢氏说:“有父兄在世,如果事情合乎道义,并非不可以独自决断。然而勇敢的人有时只凭血气行事,未必符合道义,所以应当退让。有父兄在世,如果情势允许禀承命令,为什么还要独自决断呢?然而软弱的人即使合乎道义,有时也不敢去做,所以应当进取。”

杨氏说:“听到道义就必定去实行,即使有父兄在世,听到就去做也是可以的。虽然如此,向父兄禀承命令有什么妨害呢?”所以子路和冉求的提问,孔子是顺着他们各自的偏颇弊病来补救,因此说了两种不同的话。然而听到道义却不实行,是求学者的通病,而孔子因此退让子路,大概是因为子路听到道义却未能实行,唯恐再听到新的道理,那么他本来就能听到就实行了,因为他才能出众,所以让他退让。大概圣人对人,就像天生万物一样,他们的进取或退让,也都是根据各自的资质来使之笃实罢了。尹氏说:“圣人施行教化,只是各自补救人们的偏颇罢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成就德行、通达才能的意思。”

孔子在匡地遭遇危险,颜渊落在后面。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

伊川先生说:“‘死’字应当是‘先’字。老师在,我怎么敢先死呢?这不是颜渊应当做的。应当做的,是向上足以向天子禀告,向下足以向方伯禀告,去讨伐他们的罪过罢了。”又说:“‘死’应当是‘先’,意思是先前往。颜渊有双亲在世,怎么能替孔子去死呢?”有人问:“假如孔子遭遇危难,颜渊有可以赴死的道理吗?”回答说:“没有可以赴死的道理,除非是战死。然而战死不是颜渊的事。如果说遭遇杀害,又不该说敢不敢。”又问:“假如孔子遭遇杀害,颜渊会去死吗?”回答说:“岂止是颜渊对孔子?如果两人同行遭遇危难,自然可以互相为对方而死。”又说:“有双亲在世又该怎么办?”回答说:“暂且比如两人捕虎,一人力气用尽,应当一同出力。如果拿着武器保卫国家,到了危急时刻却逃跑,说我有双亲,这是极大的不义。在这个时候,哪里还问有没有双亲?只应当在事先说我有双亲不能去,那就停止,难道到了临时却自己规避吗?”问:“有双亲在世不允许朋友为自己赴死,为什么呢?”回答说:“有双亲在世,有可以允许朋友为自己赴死的情况,两人同行的事就是。没有双亲在世,不可以允许朋友为自己赴死的情况,比如侠士因为双亲不在世而替人报仇,是非常不合道理的。”

范氏说:“父母健在,不允许朋友为自己赴死;没有不允许老师为自己赴死的。如果孔子死了,颜渊也会为他而死。”

吕氏说:“颜渊立志于道,把孔子的存亡当作自己的存亡。死,是指战死。谢氏说:‘敢不是不敢的敢,而是果敢的敢,就是说必定赴死。’他的意思是:如果孔子不能幸免,那么颜渊必定赴难。”

杨氏说临难有互相为对方赴死的道义。

尹氏说:“我听说程颐老师说:‘死应当是先,是传抄错误。’颜渊怎么敢先于老师呢?这样才合乎情理。”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为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会问别的事情,原来是问由和求啊。所谓大臣,是用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现在由和求,只能称为备位的臣子罢了。”季子然说:“那么他们是顺从君主的人吗?”孔子说:“杀害父亲和君主,他们也不会顺从。”

范氏说:“大臣,不一定在高位。齐、鲁两位先生,虽然是平民,扬雄称他们为大臣。侍奉君主,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明白进退的道义,就可以称为大臣了。仲由、冉求在季氏朝廷做官,进不能劝谏,退不能离去,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是备位的臣子。这两人虽然不能用道义匡正君主,但君主如果做大恶,他们也不会顺从。杀害父亲和君主,是比季氏更恶劣的恶行。”

谢氏说:“有大人之德,然后可以做大臣之事。进退行藏,不取决于利益。所以行不通就辞职。这两人做事,不是侍奉道义的人,气节不足以扶正倾危,他们能称为大臣吗?”

杨氏说:由和求做季氏的家臣,所以季子然拿由和求来问,意思是他们是大臣,可以共同成就事功。季氏在泰山祭祀,而不能挽救,将要讨伐颛臾,两位臣子都不愿意而不能劝谏,这就是备位的臣子。不是大臣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然而季氏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仪,那么他篡逆的心思已经显露了,所以回答说杀害父亲和君主他们也不会顺从,大概这两人可以免祸了。又说:孔子说由和求是备位的臣子,说:杀害父亲和君主他们也不会顺从,由和求就是这样而已吗?回答说:杀害父亲和君主,说的是大恶,大概小恶不能不跟随的缘故。如果季氏在泰山祭祀,讨伐颛臾而不能挽救的事情,是已经发生的,那么或许他们升堂入室,都在政事的范畴,为什么呢?回答说:小事的过失也未必都跟随,但从杀害父亲和君主往下,如果跟随了一件事,就不能说不跟随。如果杀害父亲和君主就决然不跟随了。再进一等,就是大臣,像孔子、孟子侍奉君主就是这样。所以孔子、孟子虽然处在乱世,遇到平庸昏暗的君主,一丝一毫也不放过。侯氏说:看季氏在泰山祭祀而不能挽救,讨伐颛臾而不能制止,富有超过周公而冉求却为他聚敛财富以增益他,不是备位的臣子是什么?侍奉道义的人是这样吗?虽然如此,以子路的勇敢和好义,杀害父亲和君主他们也不会顺从。

尹氏说:“季氏掌握国家命脉,仲由、冉求在他家做官,而不能匡正。知道不可,而不能辞职,只能称为凑数的臣子罢了。季氏有无君之心”

,自多得其人意,其可使从己也。故又曰:『若弑逆之恶,必不从也。』」

译自己多能体察众人的心意,他们便可能顺从自己。所以又说:“如果是弑君叛道的恶行,必定不会顺从。”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范曰:「古者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也。道之本在于修身,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圣人之道在方册,读而求之者将行之也。尧、舜、禹必稽古而行,臯陶亦稽古而言,何可以不读书也?先学而后可以治民,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为学,失先后本末之序,而不知其过,故夫子以为佞。吕曰:「子路之御人以口给而已,有美锦犹不使学制,况民人乎?」

谢曰:「学固有不必读书者,然非子羔之事。子路使之仕,所谓贼夫人之子也。子路『民人社稷』之语,则是于贼夫人之子之意有未喻也。是知尊所闻而不稽其弊者,不复求益也。是以夫子特恶其御人以口给而已。」

杨曰:「三代而上,六经未具,其学有不待读书者。有民人,有社稷,固足以学矣。而子羔之才不足以与此,遽使之仕,是贼之也。」子路以「何必读书」为辞,是口给以御人也。故孔子曰:「恶夫佞者!」

侯曰:「夫子尝告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民人社稷,固可学也,其在学诗、学礼之后乎?」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是子羔未尝学而使之,从故也。子路问「民人社稷,何必读书?」以拒夫子,故夫子曰:「是故恶夫佞者。」以子路不知学之先后故也。《左传》:子皮使尹何为邑,曰:「使往而学焉。」子产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于美锦,不亦多乎?」侨闻之:「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亦此义。

尹曰:「子羔学未至,而使之治人,是贼夫子羔也。学固有不待读书者矣,然岂子羔所能及哉?子路必为之辞,故夫子恶其口给也。」

子路、曽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防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防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防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防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明道曰:“孔子与防葢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二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是以哂之。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又曰:“子路、冉有、公西华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防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防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防也。’”又曰:“曾防漆雕开已见大意。”

伊川曰:「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之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塲话説,务高而已。尝爱杜元凯语:『如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氷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

译子路让子羔去做费地的长官,孔子说:“这会害了那孩子。”子路说:“那里有百姓,有社稷,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是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巧言善辩的人。”范氏说:“古人都是先学习然后才从政,没听说过通过从政来学习的。道的根本在于修养自身,懂得修养自身就懂得如何治理他人,懂得如何治理他人就懂得如何治理天下和国家了。”圣人的道理记载在典籍中,阅读并探求它的人是为了践行它。尧、舜、禹必定考察古制而后行动,皋陶也必定考察古制而后发言,怎么能不读书呢?先学习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子路却想让子羔通过从政来学习,颠倒了先后本末的顺序,而且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孔子认为他是巧言善辩。吕氏说:“子路只是用伶牙俐齿来应付别人罢了,有珍贵的锦缎尚且不让别人边做边学,何况是治理百姓呢?”

谢氏说:“学习固然有不必读书的情况,但这不是子羔该做的事。子路让他做官,这就是所谓害了那孩子。子路说‘有百姓,有社稷’,这是对害那孩子的意思没有理解。由此可知,尊重所听到的话而不考察其弊端的人,不会再求得进步了。因此孔子特别讨厌他那种用伶牙俐齿应付别人的行为。”

杨氏说:“夏、商、周三代以前,六经尚未完备,那时的学习有不依赖读书的。有百姓,有社稷,确实足以用来学习了。但子羔的才能不足以胜任此事,就让他做官,这是害了他。”子路用“何必读书”作为借口,这是用伶牙俐齿来应付别人。所以孔子说:“讨厌那些巧言善辩的人!”

侯氏说:“孔子曾经告诉伯鱼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不学礼,就无法立足。’又说:‘人如果不学《周南》《召南》,那就像面墙站着一样吗?’又说:‘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又说:‘熟读《诗》三百篇,让他处理政事,却不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百姓和社稷,固然可以用来学习,但这应该是在学《诗》、学礼之后吧?”子路让子羔做费地的长官,孔子说:“这会害了那孩子!”这是因为子羔没有经过学习就让他从政。子路问“有百姓,有社稷,何必读书?”以此来反驳孔子,所以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巧言善辩的人。”这是因为子路不知道学习的先后顺序。《左传》记载:子皮让尹何管理封邑,说:“让他去那里学习。”子产说:“你有珍贵的锦缎,不会让别人边做边学。大的官职和大的封邑,是自身赖以庇护的,却让学习的人去管理,这比起珍贵的锦缎,不是更严重吗?”我听说:“先学习然后才从政,没听说过通过从政来学习的。”也是这个意思。

尹氏说:“子羔的学问还没有达到,就让他治理百姓,这是害了子羔。学习固然有不依赖读书的情况,但这难道是子羔能做到的吗?子路一定要为他找借口,所以孔子讨厌他那种伶牙俐齿。”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侍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些,就不敢说话。你们平时常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你们打算怎么做呢?”子路轻率地回答说:“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加上军队的侵扰,接着又遭遇饥荒,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百姓勇敢,而且懂得道义。”孔子微微一笑。孔子问:“冉求,你怎么样?”冉求回答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那就等待君子了。”孔子问:“公西赤,你怎么样?”公西赤回答说:“我不敢说能做到,但愿意学习。宗庙祭祀的事务,或者诸侯会盟,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曾皙怎么样?(这时)弹瑟的声音渐渐稀疏,铿的一声,放下瑟站起来,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人的才能不同。”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定,我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在沂水中洗澡,在舞雩台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来。”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皙啊。”那三个人出去了,曾皙最后走。曾皙问:“他们三个人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问:“老师为什么笑子路呢?”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究礼,他的话毫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难道冉求说的就不是国家吗?哪里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难道公西赤说的就不是国家吗?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不是诸侯的事又是什么?公西赤如果只能做小相,那谁能做大相呢?”明道先生说:“孔子赞同曾皙,大概是与圣人的志向相同,这就是尧舜的气象。确实不同于其他三人的才能,只是行为有所不足罢了。这就是所谓的狂者。子路等人所见较小,子路只是因为不通达‘治理国家要讲究礼’的道理,所以孔子笑他。如果通达了,就是这种气象了。”又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想得到国家来治理,所以孔子不取。曾皙是狂者,未必能做圣人的事,但能知道孔子的志向,所以说‘在沂水中洗澡,在舞雩台上吹风,唱着歌回来’,意思是快乐而得其所。孔子的志向在于使老年人安适,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怀念,使万物都能顺遂其本性。曾皙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孔子长叹说:‘我赞同曾皙啊。’”又说:“曾皙和漆雕开已经看到了大意。”

伊川先生说:“古代的学者,从容宽缓,充分浸润,有先后的顺序;现在的学者,却只做一场空谈,追求高深罢了。我曾经喜欢杜预的话:‘像江海浸润,像雨露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才算有所得。’”

也。』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许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译罢了。』现在的求学之人,常常认为子游、子夏的学问浅小,不值得学习,然而子游、子夏的一言一行,却总是切实的。比如子路、公西赤陈述志向,孔子如此赞许他们,也是因为这是切实的事情。后来的求学之人喜好高谈阔论,如同人的心神游荡在千里之外,然而自身却只停留在原地。」

范曰:夫子教人修身之事,皆所以治人也。故使门弟子各言其志,视其所学,而其所以及天下,从可知焉。夫子谓子路可治千乘之赋,冉有可为百乘之宰,公西华可与賔客言。葢三子之志与其所学,未尝不在此,而夫子亦以称之。是以三子之对,不出如夫子所言也。至如曾晳,夫子所谓狂也。狂者进取,志于大道,故治国之事有不足言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亦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皆得其所,夫其有不治者哉?

吕曰:「三子皆有诸侯之志,愿试其能,而冉有、公西华言稍加让,至于曾晳有志乐道,不希近用,故孔子取之。」

谢曰:「子路、冉有、公西华未识道体,未免于意必者也。乃若曾防之意,果何在乎?道以无所倚为至,夫子与之,非止乐其不愿仕。推曾防之学,虽禹稷之事,固可以优为,特其志不存焉。」又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若指鸢鱼为言,则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曾防之意。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怀此意在胷中。在曾防看着,正可笑尔。学者不可着一事在胷中,才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防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于忘。」又曰:「吕晋伯兄弟中皆有见处,一人作诗咏曾防事曰:『函丈从容问且酬,展才无不至。诸侯可怜曾防,惟鸣瑟独对春风咏不休。』」

杨曰:“三子言志,而防之鼓瑟自如初,若不闻者。孔子问之,而后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则防之自适,异乎三子者之撰,槩可见矣。”此记者所以详着之也。夫充防之志,则顔子之事也。故夫子与之。然防之言未必能践之,亦志于进取而已。此防所以为狂与?

尹曰:「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赋,冉有可为百乘之宰,公西华可与賔客言。」孔子固已知之矣。今使之言志者,岂徒欲较其事业,亦以观其自得之深浅,可推于人者厚薄故也。三子者竞言其所能,故夫子不与之。至若曾晳,则异乎三子者之撰,方且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以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吟咏情性以归。」非深有所得于中者,其能志于是乎?故夫子叹美而与之也。如防之志,虽圣人何以异哉?然防狂者也,言之则是矣,行之则有不掩焉。

  论语精义卷六上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精义卷六下

  宋 朱子 撰

  顔渊第十二

顔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顔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明道尝论克己复礼。韩持国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错否?”曰:“如公所言,只是説道也。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更无别处。克己复礼之为道,亦何伤乎?公之所谓道也,如公所言,则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少本无可克者,知道与已未尝相离,则若不克己,何以体道?道在己,不是与己各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复礼,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可离非道’,理甚分明。”持国又曰:“道无真假。”曰:“旣无真无假,却是都无物也。到底须是,是者为真,不是者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又韩持国尝论克己复礼,以谓“克却不是道”。先生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国又言:“道则不须克。”先生言:“道则不消克,却不是。”持国事在圣人则无事可克,今日持国须克得己然后复礼。又曰:“非礼勿视,非礼勿聴,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积习尽有功。礼在何处?”又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于礼,非有异也。”又曰:“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己得。”又曰:“多惊多怒多忧,只去一事所偏处自克。克得一件,其余自止。”又曰

译范氏说:孔子教导人们修身的事,都是为了治理他人。所以让门人弟子各自陈述志向,观察他们的学问,而由此推知他们治理天下的能力,是可以知道的。孔子说子路可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的赋税,冉有可以做拥有百辆兵车的国家的家臣,公西华可以接待宾客。大概三位弟子的志向和他们的学问,没有不在此处的,而孔子也以此称赞他们。因此三位弟子的回答,没有超出孔子所说的范围。至于曾皙,是孔子所说的狂者。狂者进取,志在大道,所以治理国家的事在他看来就不值得说了。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上吹风,唱着歌回家,也不过是让老年人安适,让朋友信任,让年轻人得到关怀罢了。天下的事物都各得其所,难道还有治理不好的吗?

吕氏说:“三位弟子都有治理诸侯国的志向,愿意尝试自己的才能,而冉有、公西华说话稍微谦让一些,至于曾皙有志于乐于道,不希求近于被任用,所以孔子赞同他。”

谢氏说:“子路、冉有、公西华没有认识道的本体,难免有意必之病。至于曾皙的意思,究竟在哪里呢?道以无所倚靠为最高,孔子赞同他,不只是乐于他不愿做官。推究曾皙的学问,即使是禹、稷那样的事业,本来也可以从容胜任,只是他的志向不在于此罢了。”又说:“鸢鸟高飞至天,鱼儿跳跃于深渊,没有一丝私意,上下明察以显明道的本体无处不在,这并不是单指鸢鸟和鱼儿而言。如果单指鸢鸟和鱼儿而言,那么上面还有天,下面还有地。知道‘勿忘勿助长’,就知道这个意思,知道这个意思就知道孔子赞同曾皙的用意。子路、冉求谈论志向的事,不是大才做不了,然而常怀此意在胸中。在曾皙看来,正可笑罢了。学者不可将一件事挂在胸中,才挂上些事便不得其正。且说曾皙有什么事?列子御风的事接近于此,然而容易做,只是无心接近于忘。”又说:“吕晋伯兄弟中都有见解,一人作诗咏叹曾皙的事说:‘函丈从容问且酬,展才无不至。诸侯可怜曾皙,惟鸣瑟独对春风咏不休。’”

杨氏说:“三位弟子谈论志向,而曾皙鼓瑟像起初一样,好像没听见似的。孔子问他,然后鼓瑟声渐渐稀疏,铿的一声,放下瑟站起来。那么曾皙的自我适意,与三位弟子的陈述不同,大概可以看出。”这是记录者之所以详细记载的原因。扩充曾皙的志向,就是颜回所做的事。所以孔子赞同他。然而曾皙的话未必能实行,也只是志在进取罢了。这就是曾皙之所以为狂者的原因吗?

尹氏说:“子路可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的赋税,冉有可以做拥有百辆兵车的国家的家臣,公西华可以接待宾客。”孔子本来就已经知道了。现在让他们谈论志向,难道只是为了比较他们的事业,也是为了观察他们自得程度的深浅,可以推及他人的厚薄缘故。三位弟子竞相陈述他们的才能,所以孔子不赞同他们。至于曾皙,则与三位弟子的陈述不同,正在鼓瑟,声音渐渐稀疏,铿的一声,放下瑟站起来,回答说在沂水沐浴,在水上吹风,在舞雩台下,吟咏性情而回家。”不是内心有深刻所得的人,能志在于此吗?所以孔子赞叹赞美而赞同他。像曾皙的志向,即使是圣人又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曾皙是狂者,说的话是对的,实行起来就有不能掩盖的缺点了。

论语精义卷六上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精义卷六下

宋 朱子 撰

颜渊第十二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都会归向于仁。实行仁德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条目。”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敏,请让我实行这些话。”

明道曾经讨论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韩持国说:“道上还有什么可克的?难道错了吗?”明道说:“像您所说的,只是说道罢了。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才是道的做法,没有别的地方。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作为道,又有什么损害呢?您所说的道,像您所说的,就是一个人指着前面一个物体说‘这是道’。本来没有什么可克的,知道道与自己未曾分离,那么如果不克制自己,怎么体现道呢?道在自己身上,不是与自己各为一个物体可以跳出身体进入的。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不是道又是什么?至于像您所说,克制自己不是道,也是道,实际上未曾分离。所以说‘可离就不是道’,道理非常分明。”持国又说:“道没有真假。”明道说:“既然没有真没有假,却是什么都没有。到底必须是,是的就是真,不是的就是假,这就是道,大小非常分明。”又韩持国曾经讨论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认为“克却不是道”。先生说:“克就是克之道。”持国又说:“道则不需要克。”先生说:“道则不需要克,却不是这样。”持国的事在圣人则无事可克,今日持国必须克制自己然后才能符合礼。又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积累习惯尽有功效。礼在哪里?”又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专一于礼就是仁。仁对于礼,没有不同。”又说:“克制自己则私心去除,自然能符合礼。虽然不学习文章,而礼的意思已经得到。”又说:“多惊多怒多忧,只去一事所偏处自己克制。克制了一件,其余自然停止。”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