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第九

译道理精微，仁道的境界宏大，都是孔子很少谈论的。」又《语录》中说：「孔子很少谈论利，并不是让人舍弃利而走向害。大概是因为人不应当以利作为内心的追求。《易经》说：『利，是义的和谐。』以义来求得利，这样就可以了。很少谈论仁，是因为仁道宏大。《论语》全书，谈论仁的话难道少吗？大概因为仁是重大的事，弟子们一一记录，孔子毕生所说的话就像这样，也不为多了。」有人问：「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所说的利是指什么？」回答说：「不仅仅是财利之利，凡是有利心就不行。比如做一件事，必须寻找自己安稳便利的地方，这都是利心。圣人以义为利，义所安处就是利。比如佛教的学说，都基于利，所以就不对了。」

译横渠先生张载说：“以德行来爱人，谈论义理的人曾经很多，所以很少涉及利益。只有穷尽本性的人，才能通达天命。对尚未通达的人告知这些没有益处，所以不急于多言。仁德广大难以命名，人们不容易达到，所以谈论它的也很少。”

范祖禹说：“利，是义的和谐。它大的方面，就像天地对于万物一样，无所不利。所以谈论它很难。如果是小人所说的利，那么君子是不谈论的。命，是穷究事理、穷尽本性之后，才能到达的。仁作为器物是沉重的，作为道路是遥远的。这三者都是君子努力践行的，但不可以轻易谈论。学者还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所以不告诉他们。”

谢良佐说：“一定要像‘利用出入’、‘行师利’、‘御寇’那样，才可以说是谈论利。像没有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才可以说是谈论命。像‘近仁’、‘仁的方法’那样，才可以说是谈论仁。知道这些，那么孔子对于这三者确实很少谈论了。”杨时说：“知道义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利，知道本性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命，尽心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仁。中等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这些，所以很少谈论。然而回答问仁的人很多，也说很少谈论，大概孔子所说的，只是求仁的方法罢了，仁本身却没有谈论过。问：孔子很少谈论仁，为什么呢？答：孔子告诉弟子们，只是说求仁的方法，大概引导他们从这条路走以至于达到仁。至于仁的本体，却没有谈论过。又问：很少谈论利，是什么样的利？答：一般像利用出入那样的利，都是。问：《论语》中谈论仁的地方，哪句话最为亲切？答：都是求仁的方法。至于真正说什么是仁，确实没有谈论过。所以说：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要讲得亲切，只有孟子说‘仁，人心也’最为亲切。又说：现在的学者把仁看得太小，所以不知道求仁。孔子说：‘至于圣和仁，那我怎么敢当呢？’孔子尚且不敢当，并且很少谈论，那么仁的道不也很大吗？然而所谓合起来说的道，怎么样？答：由仁义而行动，而不是去践行仁义，这就是所谓的合。”尹焞说：“君子以义为利，计较利益就会损害义。穷究事理、穷尽本性，然后到达命；尽人道，然后到达仁，这些都是难以谈论的，所以很少谈论。”

达巷党的人说：“伟大啊孔子！博学而没有以某一专长成名。”孔子听到这话，对门人弟子说：“我专精哪一样呢？专精驾车呢？专精射箭呢？我专精驾车吧。”

伊川先生程颐解释说：“常人的学问，大多凭借一技之长而获得称誉，这就是成名。达巷党的人推崇孔子的博学，却奇怪他不以一善成名于世，大概是不了解圣人。所以孔子听到这话，对门人说：‘想要我专精哪一样？专精驾车吗？专精射箭吗？我专精驾车吧。’驾车是技艺中最低下的。”

范祖禹说：“没有什么不学的，叫博学；没有可以命名的，叫无所成名；圣人的道，没有不通达的，所以人们没有可以见到的。达巷党的人，名字没有流传，却知道圣人如此，这是见而知之的人。孔子不敢居圣人的名位，所以自称是驾车的人，称其大而已，处于小事的适宜位置。”

吕大临说：“无所成名，是圣人的表现；不想自居圣名，所以愿意以一项技艺成名。”

谢良佐说：“没有不能的，所以不以名称来限定。”王安石说：“谦虚而不敢专精。”杨时说：“达巷党的人只知道孔子博学罢了，不知道有所谓一以贯之的道理，所以孔子听到这话，对门人弟子说：‘我专精哪一样？专精驾车吗？专精射箭吗？我专精驾车吧。’驾车是技艺的末流，自称专精驾车成名，也是给予我不以多学为意的意思。”

尹焞说：“圣人道全而德备，不可以偏长来称呼他。”达巷党的人看到孔子的大意，他所学的是博大的，却怀疑他无所成名，认为他不以一善成名于世，大概是仰慕圣人却不了解他。所以孔子说：“想要我专精哪一样而获得名声呢？那么我将专精驾车。”驾车是技艺中低下的。

孔子说：“麻冕，是礼的规定。现在用丝，节俭，我跟随众人。拜下，是礼的规定。现在在上拜，傲慢。虽然违背众人，我跟随在下拜。”

伊川先生程颐解释说：“麻冕用丝是节俭而无害，跟随众人可以。在上拜，是傲慢。傲慢指简慢对待君主，不可以傲慢。宁可违背众人。君子处世，事情无害于义的，跟随习俗可以；害于义则不可以跟随。”范祖禹说：“众人所做的事，君子斟酌，有时跟随，有时违背，只以正确为标准。把众人当作公义而全部跟随，是不对的；把众人当作流俗而全部违背，也是不对的。圣人的道，像权衡轻重，不可以分两欺骗。所以丝虽不及礼但可以跟随，拜上则亏损君臣之义，举世实行，也不可以跟随。”

谢良佐说：“王安石说，众人节俭就跟随众人，众人傲慢就遵循礼，这是知道礼的根本的缘故。”

杨时说：“礼只要适宜罢了。丝节俭而适宜，就不因违背礼而与众人不同；拜上而傲慢，就不因同众人而废弃礼。”

尹焞说：“圣人处世，可见于此。大概不是有意于从或违，合乎义罢了。”

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

伊川先生程颐解释说：“任意与私己，必行与固执，各自不同。”又说：“意，是任意；必，是必行；固，是固执；我，是私己。”又说：“没有自任私意，没有必为，没有固执，没有自我。”又说：“恭敬就没有自我可以克服。学习的开始就是”

译必须从“绝四”中去除。又说：君子为学，在于去除“意、必、固、我”。在“意、必、固、我”都已消亡之后，回归到喜怒哀乐尚未发动之前的状态，这就是为学的极致。又说：“意、必、固、我”都已消亡之后，一定要有所作为，这是求学之人应当尽心去做的。又说：不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对待外物，而是顺应外物的本性去对待外物，这就是“无我”。又说：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然渺小的身躯存在于天地之间，却与天地没有差异，还有什么阻碍呢？佛教徒厌恶苦难，执着于根尘，这只是自利罢了。又说：“毋意”，就是不妄加揣测；“毋我”，就是遵循天理，不可固执于自我。又说：没有私意，没有执必，没有固滞，没有彼此之分，这是曾子所说的。又说：“毋”并不是禁止之词。圣人断绝这四种毛病，哪里用得着禁止？“意”与“我”相近，“固”与“必”相近，必须分辨出它们的不同之处。“意”与“志”不同，“志”是心志存留之处，“意”是心志发动之处，就像“先意承志”那样，自然可以区分。意念发动得当，就是天理；发动不当，就是私意。问：圣人莫非是顺应天理而不顺从意念吗？答：是的。

译横渠先生说：在杜绝了意、必、固、我这四者之外，心才有存留之处。大概必须有所作为，而圣人的境界是不可知的。又说：不得已应当去做而去做，即使是杀人也是合乎义的。有心机去做，即使是善行也都是私意。端正自己而万物自然端正，这是大人。端正自己去端正万物，还难免有意志的牵累。有意为善，是求利，是假借。无意为善，是本性，是顺从。有意于善，尚且做得不尽，何况有意于不善呢？孔子杜绝四者，从开始学习到成就德行，是穷尽了两种极端教化的道理。又说：意有私心，必有期待，固守不变，我有方所。这四者有一项存在，就与天地不相似。又说：天理贯通，就没有意、必、固、我的造作。又说：意、必、固、我，有一物存在其中，就不是真诚。四者全部去除，就能直接涵养而无害了。又说：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后才能没有方所形体；没有方所形体，然后才能无我。

范氏说：这四者都产生于心，固近于必，我近于意。有意则有我，有必则有固。然而意与必主导于外，固与我主导于内，这就是分为四者的原因。意，是己之私欲在内发动，而系于事物，就有必。必就坚守而不改变，所以有固。固就不能忘记自己，所以有我。这三者都出于意，所以意是它们的先导。这是知道圣人精微之处的人。吕氏说：意就没有义理，必就没有天命，固就没有时变，我就没有天道。又说：孔子杜绝四者，都是私意。有一物存在其中，就与天地不相似，也与孟子不同了。

谢氏说：“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就是意。必如、必信、必果，固就是所过不化，我就是不能与万物大同。”张先生说：“四者有一项存在，就与天地不相似。”

杨氏说：“毋意，就是没有私意罢了。如果是诚意，则不可没有。毋必，就是只以义理为准。无固，就是与时偕行。毋我，就是道通为一。不是智慧足以知晓，圣人详细观察而默记于心，不足以记住这些。”

尹氏说：“圣人杜绝四者，不是禁止它们的言辞，而是没有它们。”张载说：“四者有一项存在，就与天地不相似。”

孔子在匡地受到围困，说：“文王已经去世，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明道先生说：“天如果不想要平治天下，如果想要平治天下，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这是有所受命的言语。如果孔子说“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防乃我防，未防乃我未防，我自己做着天里的圣贤之言，气象自然不同【谢氏所记说：“在‘天之将防斯文’下面，就说‘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那么文化的兴衰就在孔子与天为一了。大概圣人德盛，与天为一，说出这样的话自然是不愿意的。孟子地位未达到此，所以说‘天如果不想要平治天下，如果想要平治天下，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听从天命，未能合一】又说：“文王已经去世，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这是圣人极其果断地以理判断。又说：“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文化未曾灭亡。”说道在孔子，圣人以之为己任。又说：“孔子免除匡人的围困，也是侥幸逃脱。”

范氏说：《易经》说困卦以致命，遂志。君子遇难则有所不满足，道不可屈服，命可躲避，所以如此。圣人乐天知命，所以不忧虑。如果恶人能害己，这是天意，不是人为。如果天命不害人，岂能违背它呢？

吕氏说：畏，是有戒心的意思。孔子自认为能传文王之文章。文章，是前后圣人所修。道出于天而自己拥有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得以保存，在于天。匡人有什么关系呢？又说：道有兴有废，文有得有失。道出于天，非圣人不兴，无圣人则废而已。所以孔子以道的废兴付诸天命，以文的得失任诸己。等到秦灭学，焚书，礼坏乐崩，数千百年没有人能恢复，大概是天要毁灭这种文化。然而道未曾毁灭，如果有作者，这种文化大概会复兴吧？谢氏说：孔子师法文王，所以说文不在兹。道的显者称为文。畏于匡，其死不死，夫子不敢，必然命有在我者。夫子犹自必也。防斯文，天也；未防斯文，亦天也。圣人，天之所不能违也。其言天之将防斯文，犹曰我之将防斯文也。使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天之未防斯文，犹曰我之未防斯文也。故曰：其如予何？

杨氏说：这种文化的兴起，在于天。文实在这里，人又能怎么样呢？尹氏说：文王已经去世，而文王所以为文者，其道固未尝亡也。孔子以为己任，所以说：“不在兹乎？”那么文的防与未防，皆未也。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君子当患难，断以理而已。

太宰问子贡说：“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他如此多能呢？”子贡说：“固然是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听到后说：“

译太宰了解我吗？我年少时地位低贱，所以会许多粗浅的技艺。君子会具备许多技艺吗？不会的。”牢说：“孔子曾说：‘我没有被任用做官，所以学会了这些技艺。’”

译横渠说：“如果功业没有机会施展，那么人们所看到的就只是技艺罢了。”

范说：孔子不把自己当作圣人，而只认为自己多能，这是谦虚。圣人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不通晓的，所以周公也自称多才多艺。然而多能，并不是用来引导他人的。所以孔子自称因为年少时地位卑微，又因为没有机会施展君子的大志，志向在于宏大深远的目标，而舍弃了细小近便的事情，所以不必多能。学者所担忧的，是得不到根本而去追求末节。如果是君主的职责，就应当任用人才来治理，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而坐，哪里在乎多能呢！

谢说：“多能不损害成为君子，但成为君子不必多能。孔子因为身处下位，所以多能。他的用意是担心学者把多能当作君子的标准，所以说：‘君子多能吗？并不多。’”

杨说：多能，不是圣人应该做的事。子贡说：“本来就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又多能。”多能只是他的余事罢了。大概有大人（君子）的事，有小人的事。君子所应当致力于的，只是大人的事罢了。鄙陋的事，本来就不是君子所能做的。因为地位卑微，所以多能。鄙陋的事，君子多能吗？并不多。接着引用牢的话说：“我不被任用，所以多艺。”这大概是进一步解释。

侯说：“孔子曾经说过，要游习于六艺。孔子的多能，属于技艺范畴。”子贡说：“本来就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又多能。”技艺，是圣人的余事。所以孔子听到太宰的话，担心太宰认为君子一定多能，所以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年少时地位卑微，所以多能鄙事。君子多能吗？并不多。’又说：‘我不被任用，所以多艺。’这也是圣人教导人，让人明白他之所以多能，是因为不被任用所以多艺罢了。”

尹说：“君子固然有多能的，但他之所以成为君子，在于明晓大道，不在于多能。”所以太宰怀疑地问：“您果然是圣人吗？为什么多能呢？”所以孔子说：“太宰了解我吗？我的多能，是鄙陋的事，大概是因为年少时地位卑微的缘故。而之所以成为君子，实在不在于多能。”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有个鄙陋的人向我提问，我心里空空如也，我从他问题的两端穷究到底。”

伊川说：“孔子说：‘你们几个人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这就是无知的意思。圣人教导人，如此俯就迁就，还担心众人认为高深遥远而不亲近。圣人之道，必须降低姿态自处谦卑，不这样人们就不亲近。贤人的言论，则提升格调自处崇高，不这样道就不尊贵。观察孔子、孟子，就可以看到了。”又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这是把全部道理都告诉人，他本身没有知识，与‘吾无隐乎尔’意思相同。”有人问：“横渠说圣人无知，因为有人问才有知，怎么理解？”回答说：“才说无知，就不堪了。这是说圣人当人们不问时，与木石相同。”又说：“叩，就是就着的意思。两端，就是两头，指从始至终告诉鄙陋的人。孔子常常俯就迁就人，不就迁就人们就不亲近。孟子常常抬高他的学说，不高人们就不尊重道。”又说：“叩其两端，比如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问智，孔子说：‘知人。’举出近处的，是众人所知道的，推至极高远处，即使是圣人也这样。他与别人说话，没有不是这样的，始终两端，都穷尽透彻。”

横渠说：“有不知道才有知道，没有不知道就没有知道。因此鄙陋的人有问，仲尼叩问两端而内心空空。《易经》说无思无为，接受天命就像回声一样。”又说：“圣人一句话穷尽天下的道理，即使是鄙陋的人有问，也一定叩问两端而告诉他。然而提问者随着才分各自满足，未必能穷尽两端。”又说：“洪钟本来没有声音，因为敲击才有声音；圣人本来没有知识，因为有人问才有知识。”又说：“仲尼回答提问，虽然叩问两端而穷尽，但言语一定根据人的情况而变化。圣人的言辞可贵，就在于他懂得变化。”范说：“圣人对贤人和愚者从未不竭尽诚意，所以说：‘你们几个人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不仅门人如此，鄙陋的人提问也一定俯就迁就，唯恐人们苦于高深遥远而不亲近。圣人与贤人说话，推演向下，匹夫匹妇也可以知道；与不肖的人说话，推演向上，即使是圣人也无法超越。这就叫两端。”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问智，孔子说：“知人。”仁者爱人，智者知人，这是众人所能知道、所能做到的。然而舜举用皋陶，汤举用伊尹，这也是爱人、知人罢了。孔子的话，低处樊迟可以实行，高处舜、汤也不过如此，超过这个就没有多余的知识了。所以说：“叩问两端而穷尽。”

吕说：“空空无知，有感必应。即使是鄙陋的人有问，也没有不尽的。”谢说：“不穷尽上下两端，不是圣人的言论。所以即使是谈论下位，形而上的道理，也没有不尽的。”

杨说：善于回答提问的人，就像撞钟，钟本身没有声音，敲击它就鸣响。圣人的无知，因为有人问而有知，也是这样罢了。有个鄙陋的人向我提问，我心里空空如也，我从他问题的两端穷究到底，这也是“吾无隐乎尔”的意思。然而因为空空如也，所以告诉他。如果是怀着成见来问，就不告诉他了。尹说：圣人的言论，上下都穷尽，就其近处则众人都可以知道，极

译他所说的道理达到极致，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再增添什么，这就叫做“两端”。就像回答樊迟关于仁与知的提问那样，将两端的道理穷尽无遗，没有遗漏。至于只谈论高深而忽略浅近，只谈论义理而忽略事物，这难道是圣人的言论吗？即使是鄙陋之人的提问，也会将两端的道理全部告知他。

译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大概完了吧。”

伊川先生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大概完了吧。’这句话的意思是，嗜欲将要到来，有所开启必定有先兆。”有人问：“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不知道符瑞之事真的存在吗？”回答说：“存在。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吉祥的征兆。人有喜事，喜气会表现在面容上。圣人不看重祥瑞，是因为因为灾祸而修德则没有损害，因为祥瑞而自恃则有害处。”

横渠先生说：“凤凰到来，河图出现，是文明昌盛的祥瑞；是伏羲、舜、文王的瑞兆。凤凰不来，那么孔子的文章也就到此为止了。”

范氏说：“天下有道，圣人在上位，那么凤凰就会来，河图就会出。孔子哀怜天下百姓不得其所，悲伤自己没赶上太平盛世，所以说：‘我大概完了。’意思是终究不能见到了。”

谢氏说：“凤凰到来，河图出现，这也是偶然的现象。即使是明王在位的时候也未必会有。他的意思只是说明王不兴起罢了。”

杨氏说：“这种文德不兴盛，那么孔子也就完了。”

尹氏说：“天下有道，圣人在上位，那么凤凰就会来，河图就会出。孔子哀伤天下无道，不能见到伏羲、尧、舜那样的治世，所以说：‘我大概完了吧！’”

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穿礼服戴礼帽的人，以及盲人，见到他们，即使他们年轻，也必定站起身来；经过他们面前，必定快步走过。

范氏说：“哀怜有丧事的人，是用来教导百姓体恤穷困的；尊敬有爵位的人，是用来教导百姓敬畏上级的；怜悯不成器的人，是用来教导百姓慎独的。凡是天下的穷困百姓，众人所轻视的，正是圣人所看重的。所以帝尧不虐待无助的人，不废弃困穷的人；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必定先照顾鳏寡孤独。孔子见到这些人，必定为他们改变态度。如果孔子与帝尧、文王互换位置，也都是这样做的。”

谢氏说：“元泽说：孔子在这里有爱敬之道。冕衣裳，是尊贵者的服饰。”

杨氏说：“对于这三类人，见到他们即使年轻，也必定站起身来；经过必定快步走过，这是为了推广爱敬之心。盲人，人们容易因为他们看不见而轻视；圣人不因为他们看不见而减少敬意。这是因为他的爱敬出于诚心，而粗暴傲慢之气不显露在身体上。凡此种种都是尽自己本分而已，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侯氏说：“圣人的道理，就是明白事理。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尊敬他们的道理。顺应事理罢了。”

尹氏说：“哀怜有丧事，尊重有爵位，不欺骗那些看不见的人，都是圣人的诚心，内外一致。”

颜渊感叹地说：“仰望它更加高远，钻研它更加坚固；看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夫子善于一步步地诱导人，用文献丰富我的知识，用礼制约束我的行为，想停止也不能。已经竭尽我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那样卓越，虽然想追随他，却没有途径了。”

明道先生说：“仰望它更加高远，钻研它更加坚固，这是深知道的无穷无尽。看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别人离孔子很远，颜子看它只在前后，只是不在中间罢了。如果孔子在其中，这是还没达到那一步。”

伊川先生说：“看它在前面，是赶不上；忽然又在后面，是超过了。好像有所树立那样卓越，是圣人的中道。”又说：“在前面是赶不上，在后面是超过了。这超过和赶不上很细微，只有颜子自己知道，别人不参与。卓越是圣人立身处世的地方，颜子看到了，但还没达到。”又说：“颜子感叹孔子说：‘仰望它更加高远，直到没有途径。’这是颜子善于学习孔子而深知孔子的原因。”有人问：“用文献丰富我的知识，用礼制约束我的行为，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颜子称赞圣人最恰当的地方。圣人教人只是这样，既用文献丰富他的知识，又用礼制约束他的行为。所谓博学而详细解说，是为了反过来说明简约。博与约正相对，圣人教人只有这两个字。博是博学多识多闻多见的说法，约只是让他知道要领。博学于文，用礼制约束，虽然没能知道道，大概可以不背离道。这是说善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礼的人，不是颜子向孔子学习的意思。”又说：“仰望它更加高远，看见它的高远而没能达到；钻研它更加坚固，测量它的坚固而没能通达。这是颜子知道圣人的学问而完全形容出来的。”又说：“得到这个义理，有什么事不尽？还有什么事超出？看世间的功名事业，真好像闲事；看世间的仁义者，真像小恩小惠，像匹夫匹妇那样固执。日常看天大的事，用这个义理又曾何足论？如果知道这个义理，就有进步的地方；如果不知道，那么怎么会仰望高远钻研坚固，在前面在后面，竭尽我的才能又看见它的卓越呢？”

横渠先生说：“大中至正的极致，文必定能发挥其用；约必定能感应而通达。没达到这个境界，看圣人，恍惚前后不可捉摸的形象。这是颜子的感叹吗？”又说：“高明不可穷尽，博厚不可穷极，那么中道不可认识。这是颜子的感叹。”又说：“穷尽它的大，然后中道可以寻求；止于中道，然后大可以有。”又说：“颜氏寻求龙德正中，没看到它的止息，所以选择中庸得一善，牢牢记住，感叹夫子的忽然在后面。”

范氏说：“仰望它更加高远，不可估量；钻研它更加坚固，不可达到；看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不可测度。”这四者，

译说孔子的道，循序渐进地善于引导人，这是颜回根据自己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而言的。看到孔子善于引导，所以不断进步而不止息，学习而能够达到境界。“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法来约束我的行为”，这也是颜回所学的内容。文献希望它广博，所以用“博”；礼法希望它简约，所以用“约”。“想要停止而不能停止”，是因为看到孔子的境界可以努力而达到。“已经竭尽了我的才能”，最终还是不能达到。好像有所树立而卓然独立，这是颜回所不及的。扬雄所说的“只差一步未能达到”就是这样。宰我认为孔子比尧舜更贤德，子贡认为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这并不是不尊崇圣人。然而以自己的学问来了解孔子的高深，却没有像颜回那样的，这就是他几乎达到圣人境界的原因吧？

译吕氏说：“孔子之道高深坚厚，前后恍惚，无法用形象来描绘，也没有固定的趋向可以追寻。先生循序渐进地善于诱导，用广博的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用简约的礼仪来约束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有了进入德行的途径。我们竭尽才力去进取，自以为已经到达了顶点，却又看到更加卓越的地方，好像无法企及。这些都是先生循序渐进、善于诱导的结果。”

谢氏说：“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仰望那高深的境界，钻研那坚厚的道理，看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这个道理只有颜回知道。知道不足而能够自我反省，所以说：‘虽然想追随他，却找不到途径。’那么颜回的学问，难道是迎合外在的吗？不过是为了探求本性中的道理罢了。又说：颜回学得真切，就像孟子说的‘仰望它更加高深，钻研它更加坚厚’，没有极限。由此可以看出圣人之道广大，看它在前面，还来不及赶上，忽然又在后面，又错过了，由此可以看出圣人之道中正。观察这一章，就知道颜回看得极其真切，‘用广博的文献来丰富我’，是让我见识广博；‘用简约的礼仪来约束我’，是让我有所归宿。张载教人把礼放在首位，大旨是想让人端正仪容、谨慎节度，他的意思是世人放纵没有操守，就应当以礼为基础，教人在上面下功夫。然而他的门人中下等的颇为沉溺于形式名目和度数之间，实行起来感到困顿，没有所见之处，就像吃木片一样，更没有滋味，于是产生厌倦，所以他的学问没有传承下来。程颢先生则不然，先让学者有知识，然后从恭敬入手。”

杨氏说：“孔子神圣而不可测知，不是钻仰所能达到的，所以看他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只见他卓然独立的样子罢了。说‘好像’，就不是完全看清了。大概是从可欲的善充实而至，大力实行的积累。大而化之，就不是力行所能达到的，所以虽然想追随他，却找不到途径。已经到了，如果不是穷尽神妙、通晓变化，谁能看见呢？所以只有颜渊足以达到这个境界，其他人不能参与。”

侯氏说：“‘用广博的文献来丰富我’，是致知格物；‘用简约的礼仪来约束我’，是克己复礼。”颜回自得如此，孔子赞许他。也是这样，也是感应而随即通晓天下的缘故。“用简约的礼仪来约束我”，这是颜回诚恳牢记而不失守的事情。孔子则不勉强而合乎中道，不需要说约束。

尹氏说：“仰望它更加高深，无法达到；钻研它更加坚厚，无法进入。看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没有得着中道，却已经这样了。不是颜回就不能知道。因为他虽然有得着却未得着止境，所以想停止也不能。看见他卓然独立，想追随却找不到途径。他距离通达只差一间吗？”

孔子病重，子路让门人充当家臣。病稍好转后说：“仲由行诈已经很久了！没有家臣却装作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况且我与其死在家臣手里，不如死在你们几个学生手里呢？况且我即使不能得到隆重的葬礼，难道会死在道路上吗？”

范氏说：“曾子将要去世，起身更换席子，说：‘我得以正命而死，这就够了。’子路想要尊崇夫子，却不知道没有家臣不可装作有家臣，这是由他心术的失误造成的。心一旦不正，就会无所不至，因此防备于行诈，罪过达到欺骗上天。君子对于言谈举动，即使细微也不可不小心。夫子严厉惩戒子路，是为了警戒学者，端正他们的心。”

谢氏说：“子路的意思，确实是尊崇圣人，却不知道如何尊崇。假使真的有家臣，夫子尚且不会增加；何况没有家臣却装作有家臣呢？”

杨氏说：“孔子没有家臣，这是人所共知的，不可欺骗。没有家臣却装作有家臣，这只是欺骗上天罢了。天难道可以欺骗吗？大概不是知识达到极致而意念真诚，运用智巧出于私心，不知道做无事之事，往往自陷于行诈，而自己却不知道。说的就是子路吧？”

侯氏说：“没有家臣却装作有家臣，欺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孔子所以说子路行诈。

尹氏说：“子路因为夫子曾经担任大夫，所以让门人行家臣的礼仪。孔子厌恶他不诚实，所以严厉责备他。”

子贡说：“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寻求好价钱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在等待好价钱的人。”

范氏说：“君子未尝不想做官，但又厌恶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士人等待礼遇，就像美玉等待好价钱一样。孔子、孟子周游天下，难道不想实行道吗？然而君主不致敬尽礼，就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终身像旅人一样而没有遇到明主，这就是天命。如果伊尹在田野耕作，太公、伯夷住在海边，世上没有成汤、文王，也就终老在那里罢了。没有歪曲道义去顺从别人，玷污美玉以求售出的。孔子、孟子也是这样。

谢氏说：“圣人不是怀藏宝物而迷失国家的人，然而他的道广大而不被容纳。赐以为如果最终停留在这里，难道不就像藏玉吗？意思是他一定会有不同于常人的寻求者，希望他的道得以实行。卖掉吧，卖掉吧！是说一定要卖掉。我在等待好价钱的人，是说不是主动去求。”

杨氏说：“君子把器物藏在身上，等待时机而动，就像这里有块美玉，藏在柜子里而不卖，只是等待好价钱的人罢了。如果寻求好价钱而卖，那是取贱之道，圣人不这样做。”

侯氏说：“像子贡这样的问话，不是了解圣人的人，一定是子贡年轻时候，如果后来对叔孙武叔的话，难道不知道圣人是等待好价钱的人吗？”尹氏说：“子贡用美玉比喻夫子，所以夫子说‘我不是不想卖，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自己主动去求售，那是不可以的’。”

孔子想居住到九夷去。有人说：“那里简陋，

译怎么办？」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张载说：「孔子想要居住到九夷之地，是因为在中国不得志，希望在九夷之地能得志。中国的简陋，由此可以知晓。」又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为敦厚恭敬，即使在蛮貊之地也可以实行，有什么简陋的呢？」

译范氏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那样的边远之地，也能行得通。君子居住的地方就能教化百姓，道没有内外之分，不选择地方而居住，那么即使是九夷之地也可以居住。孔子最终不居住在那里，而是把它告诉别人，是为了阐明道。

谢氏说：素来处于夷狄之中，就在夷狄之中行事。

杨氏说：“君子居住在那里，就能用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夷狄，有什么简陋的呢？”

尹氏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那样的边远之地也能行得通。君子居住的地方就能教化百姓，有什么简陋的呢？”这番话，也含有乘木筏浮游海外的那种意思。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了音乐，雅乐和颂乐都各自归于恰当的位置。”

范氏说：君子学习到了音乐的极致，从而废除了郑国的靡靡之音，那么音乐就纯正而不淫邪，所以雅乐和颂乐都各自归于恰当的位置。学习达到这个境界，能够做的事也就完成了。圣人如果有相应的地位，就制定礼乐；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就只是校正雅颂罢了。

谢氏说：“《诗经》在未被删减之前，不符合礼义的篇章大概很多。从师挚开始演奏，到《关雎》结束，就可以看出来了。”

游氏说：“雅乐和颂乐都各自归于恰当的位置，却没有提到礼和风，为什么呢？”回答说：“有相应的德行，却没有相应的地位，不敢制作礼乐。那么礼乐就不是孔子的事。所谓雅乐和颂乐都各自归于恰当的位置，是依据原有的基础加以校正，并不是有所创作，所以没有提到礼。‘《关雎》结束’，师挚本来就已经治理过了，所以没有提到风。”

杨氏说：“周朝衰微，礼乐虽然崩坏消亡，但鲁国还足以作为凭证。所以从卫国回到鲁国，音乐得以校正，雅乐和颂乐都各自归于恰当的位置。”

侯氏说：“韩宣子到鲁国，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齐桓公问高子说：‘鲁国可以攻取吗？’高子说：‘不可以攻取。’鲁国还秉持着周朝的礼制。像这样，那么周朝的礼乐都在鲁国了，只是残缺不全罢了。孔子周游天下，知道道最终不能实行。于是回到鲁国，修补缺失，补正简陋，然后音乐得以校正，雅乐和颂乐都各自归于恰当的位置。”

尹氏说：“鲁哀公十年，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孔子删定《诗经》、校正音乐，是在回到鲁国的那一年，之后才治理完成。”

孔子说：“出门就侍奉公卿，回家就侍奉父兄。对于职事不敢不尽力，不被酒所困扰。这些对我有什么难的呢？”

明道先生说：“职事，是人们不尽力之处；酒，是人们所困扰之处。孔子在这两者之间处理，做得恰当。”又说：“圣人越是谦卑，道就越高远；贤人不谦卑，道就不尊贵。这是圣人与贤人的区别。不被酒所困扰，就是这样。”

伊川先生解释说：“圣人的道，如同天然形成，与普通人的见识非常遥远。门人弟子既然亲身受到熏陶，然后更加知道它的高远。既然好像无法企及，那么追求向往的心就会懈怠。所以圣人的教导，常常降低标准来迎合，因为人们无法揣度。以至于说：‘你们这些人，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又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忠诚守信的人。’侍奉上级、面对职事，不敢不尽力，这是君子的常规行为；不被酒所困扰，尤其接近日常。用这些自己处理的事情来教导，不仅使资质低下的人努力思考并企及，而且才能使高的人也不敢轻视这些近便的道理。”范氏说：“出门侍奉公卿，是尽忠；回家侍奉父兄，是尽孝；对于职事不敢不尽力，是尽敬；不被酒所困扰，是兼有谨慎而不混乱。这四者，是孔子的常规行为，所以告诉别人并自称拥有这些。”吕氏说：“谨慎地从事平常的行为，这才是难以做到的。”

谢氏说：“侍奉公卿、父兄，尽力于职事。能够完成事务，容易做到；道很难。像孔子侍奉鲁国、卫国的君主，才开始可以说侍奉公卿。像曾参、闵子骞那样，才开始可以说侍奉父兄。必须真诚必须守信，不要有悔恨，才开始可以担当大事。齐圣温克，才开始可以说是不被酒所困扰。”

杨氏说：“爵位、年龄、德行这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尊贵。即使是圣人，也不敢拥有其中一项而轻视另一项。所以出门必定侍奉长辈上级，何况是公卿呢？职事不一定在自己身上，凡是有职事的人，都是如此。凶险的事人们忌讳而远离，所以在所尽力。按照礼仪饮酒，开始时治理有序，结束时混乱，所以多被酒所困扰。圣人难道与人不同吗？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也不过如此罢了。”

尹氏说：“我听说师颐说：‘圣人用自己的处境来降低标准以教导人，使资质低下的人可以努力思考并企及，才能使才能高的人不敢忽视这些近便的道理。’”

孔子在河边说：“消逝的时光就像这流水一样，日夜不停。”

明道先生说：“孔子在河边说：‘消逝的时光就像这流水一样，日夜不停。’自从汉朝以来，儒者都不明白这个意义。这体现了圣人的心，纯粹而且不停息。这就是天德。有了天德，就可以谈论王道。其关键，只在于慎独。”

伊川先生说：“消逝的时光就像这流水一样，是说道的本体如此。这里必须是自己体会到的。张绎说：‘这就是无穷。’伊川先生说：‘固然道是无穷的，然而怎么能用一个无穷就把道说尽了呢？’”

范氏说：“程颐说：这是道的本体。我认为天运行而不止，太阳去了月亮就来，寒冷去了暑热就来，水流而不停息，万物生长而无穷尽，都与道为本体，运行于昼夜之间，未曾停止。所以君子自强不息，以天厚德载物，以地见大，水必定要观察，因为它像道。”谢氏说：“已经过去的就过去了，万物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其理可以窥探，容易看到的没有

译如同河水奔流，因此圣人在这里发出感叹来展示这个道理。”杨氏说：“人从幼年到壮年，直到衰老死亡，逝去而不再返回。这就像河水奔流，不分昼夜不停歇一样。《易经》说：‘万物品类形成形态，流动消逝而不再返回。’知道逝去的事物就像这样，那么就知道有不会逝去的事物，与这是不同的。”

译尹氏说：“我听说师程某说过：‘这是道的本体。天道运行永不停息，太阳落下月亮就升起，寒冷离去暑热就来，水流不断，万物生长无穷无尽。可以窥见且容易看见的，没有比河水流动更明显的了。君子效法它，自强不息。达到极致时，纯粹也是永不停息的。’”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

范氏说：“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自我欺骗。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喜欢美好的颜色那样。爱好善行像爱好美色，厌恶恶行像厌恶恶臭，这是圣人的本性。如果用爱好美色那样去爱好德行，就可以进入圣人的境界了。所以孔子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谢氏说：“像喜欢美色那样真诚地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这才算是真诚地爱好德行。然而百姓很少有人能做到。”

杨氏说：这是说爱好德行缺乏诚心。所以《大学》说：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自我欺骗。像厌恶恶臭，像喜欢美色。像喜欢美色那样，就有诚意了。

尹氏说：“如果爱好德行像保存美色那样，厌恶不善像厌恶恶臭那样，还担心学问达不到吗？”

孔子说：“比如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没完成，停止了，是我自己停止的；比如在平地上堆土，虽然只倒了一筐土，继续前进，是我自己前往的。”

横渠先生（张载）说：“堆山和平地，这是孔子之所以惋惜颜渊进取没有停止，并且赞许互乡那个孩子进步的原因。”

范氏说：“求学的人自强不息，就能积少成多；中途停止，之前的功劳就都废弃了。圣人希望人进取，不希望人停止。他的进取，即使微小，必定给予肯定；他的停止，即使成就很大，必定抛弃。”召公告诫周武王说：“不注重细微的行为，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堆山九仞，功亏一篑。君子不因为善事小而不做，不因为恶事小而去做。积累小善，必定成就大功；做小恶，必定损害大德，就是这个道理。”

谢氏说：“进取就不可限量，停止就完了。学问达到大人境界，如果不追求达到化境，也不妨碍他成为上等的人。”

杨氏说：“只差一筐土没完成，停止是我自己停止的，这是时机该停止就停止。虽然只倒了一筐土，前进是我自己前往的，这是时机该行动就行动。也只是各自符合恰当的程度罢了。”

尹氏说：“做学问的人，比如堆山，虽然只差一筐土没到，还是没完成。”孟子说：“挖井九仞却挖不到泉水，还是废弃的井，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告诉他道理而不懈怠的，大概只有颜回吧？”

明道先生（程颢）说：“颜回不怠惰，是因为恭敬。”

伊川先生（程颐）说：“告诉他道理而恭敬，所以不怠惰；这是说好学。”

范氏说：“颜回听到孔子的话，心里理解并努力实行，所以告诉他道理他不怠惰。其他人有时不理解孔子的话，所以告诉他道理有时就怠惰了。子路终身诵读，没能实行，只怕听到更多。子张把话写在衣带上，不是不努力实行，不是不接受言语，然而孔子唯独称赞颜回好学，告诉他道理而不怠惰的，只有颜回罢了。大概颜回听到言语道理，一进入心里，就片刻不离，仓促匆忙、颠沛流离时，不曾违背它。他听到孔子的话，就像万物得到及时雨的滋润，发芽繁荣滋长，哪会有怠惰呢？这就是门人赶不上的原因。”

吕氏说：“怠惰就是志向不在这里，而转向别处。不怠惰的人，只是专心致志罢了。礼制规定，父母有病，说话不怠惰，大概是因为正担忧父母的疾病，所谈论的是切要的事务，没空谈论别的事情。”

谢氏说：“不怠惰和不厌倦的意思不同，声音进入而心里不违背，是用精神去接受它。”

游氏说：“上等的人听到道，勤奋地实行它。颜回对于孔子的话，没有不喜悦的，这不是不怠惰又是什么呢？”

杨氏说：对于孔子的话没有不喜悦的缘故。

孔子对颜渊说：“可惜啊！我只见他进取，没见他停止。”

横渠先生说：“中正然后能贯通天下的道，这是君子所以大居正的原因。大概得到正就得到所止之处，得到所止之处就可以安然自得而达到大乐。正子（乐正子）颜回知道想要仁了，乐正子不能致力于学问，足以成为善人、信人，志向在于仁，没有恶罢了。颜回好学不倦，兼备仁与智，具体具备圣人的样子，只是没达到圣人的止境罢了。”又说：“求学的人在中道站立，就有位置来安顿它；没有中道而安顿，就穷究大而失去居所。失去居所就没有地方来崇高他的德行，与达不到的人相同。这就是颜回克制自己、研究细微，必定想要用到极致的原因。没达到圣人而不止息，所以孔子赞赏他的进取；没得到中道而不居止，所以惋惜没看见他停止。”

谢氏说：“我看见他进取，没看见他停止。”张先生说：“没得到中道而不止。”杨氏说：“知道至善，将用来停止，就看见他进取了。没达到最终的缘故，没看见他停止。”颜渊知道至善了，没达到最终就死了，所以孔子惋惜他。

尹氏说：“告诉他道理而心里理解，努力实行，仓促匆忙、颠沛流离，不曾违背它，这是不怠惰。可惜啊，我只见他进取，没看见他所止的地方。”孔子之所以感叹，就是这个原因。

孔子说：“庄稼长了苗却不吐穗的，有啊！吐了穗却不结实的，有啊！”

范氏说：五谷生长，长了苗却不吐穗的有，吐了穗却不结实的有。人的资质虽然美好，但不能学习，就像长了苗却不吐穗；虽然学习但不能成就德行，就像吐了穗却不结实。苗一定要到结实，然后才能吃；学习一定要到收获，然后才成为贤人。万物都是这样，有生长却不长大的，有长大却不成就的。人的学习，必定追求成就，不可以像长了苗却不吐穗，吐了穗却不结实。谢氏说：像《礼记》所说“耕而不种，种而不

译“除草，除草却得不到收获”的比喻。杨氏说：不忘记照料，也不拔苗助长，那么禾苗就会茂盛，茂盛就会结实了。如果舍弃而不加耕耘，或者反而去拔苗，那么禾苗只长不茂盛、只茂盛不结实的情况就会出现了。懂得这个道理，也就知道如何养护了。

译子贡说：“庄稼只长苗而不吐穗，是本质美好却不学习的人；吐穗而不结实，是学习却不能达到大道的人。”因此孔子用下文来进一步阐明。

尹氏说：“五谷生长，有只长苗不吐穗的，也有只吐穗不结实的。然而苗必须长到结实才算完成，君子对于学习也是如此。所以厌恶那种半途而废的人。”孟子说：“仁德在于成熟罢了。”

孔子说：“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人呢？如果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声，那也就不足敬畏了。”

范氏说：“凡人增进德行，一定在年少的时候。舜二十岁就因孝闻名，颜回十八岁，天下人都归附他的仁德。这就是圣人敬畏年轻人的原因。如果不能努力学习，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名声，他的最终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不足敬畏了。”杨氏说：“冬至以及半夜以后，是接近‘中’的象征；夏至以及正午以后，是远离‘中’的象征。年轻人学习，就像冬至及半夜以后一样；已经壮年却没有名声，就像夏至及正午以后一样。”

吕氏说：“四十、五十岁，血气充盈而将要衰退，喜好厌恶的习惯已经形成本性，善恶已经确定，几乎难以改变。所以没有名声的人不足敬畏，见到恶行的人会一直这样到终老。”谢氏说：“听闻道理没有先后之分，达到大道的极致，路上的普通人也可以和尧、禹并列。所以说：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人？四十、五十岁，血气趋向衰退，还不听闻道理，那就终于此罢了。”

杨氏说：“有听闻然后才能增进德行，年轻人虽然值得敬畏，但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名声，也就不足敬畏了。”大概圣人与人为善，又厌恶他们懈怠而停止，所以用这种抑扬辞藻来说话。

侯氏说：“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有所作为的人也是这样。所以说：‘年轻人值得敬畏’。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名声，像这样罢了，所以说不足敬畏。”尹氏说：“年少时不勤勉，年老时没有名声，也就罢了。从年少时进取的人，怎么知道他不能达到极致呢？这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说：“合乎法度的话，能不听从吗？改正错误才是宝贵的。顺从心意、令人愉悦的话，能不高兴吗？推究其理才是宝贵的。高兴却不推究，听从却不改正，我对这样的人也没办法了。”范氏说：“齐景公问政，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这是合乎法度的话。景公知道其中的祸患却不图谋改变，这是听从却不改正。齐宣王想拆毁明堂，孟子回答说：‘想要实行王道政治，就不要拆毁它’，这是顺从心意、令人愉悦的话。宣王说：‘好极了，这话！’然而最终不能实行，这是高兴却不推究。君主的祸患，在于有过错却不改正，听闻善言却不实行，这就是孔子、孟子没办法的原因。”

谢氏说：“因为它是顺从心意的话，所以一定高兴；因为它是合乎法度的话，所以一定听从。高兴而听从，只是进入耳朵罢了。直到高兴而推究，听从而改正，然后才真正拥有于己。听闻别人的话，是用来充实自己。没有真正拥有于己【阙文】”

杨氏说：“合乎法度的话，是正直的言论。像孟子论述实行王道政治之类就是如此。顺从心意、令人愉悦的话，像孟子论述好色、好货之类就是如此。说了而没通达，拒绝而不接受，还罢了。最终或许能明白，那还差不多能改正推究。如果听从了，高兴了，却不改正推究，这是最终不改正推究。即使是圣人，又能怎么样呢！”

侯氏说：“合乎法度的话，是正直的。听闻正直言论的人，一定表面听从；君子则一定改正，小人则不能。顺从心意、令人愉悦的话，是顺着事理而言。听闻顺从言论的人，一定高兴；君子则思考推究，小人则不能。高兴却不推究，听从却不改正，是自暴自弃的人。即使是圣人，也没办法。”

尹氏说：“合乎法度的话，是正直的言论；顺从心意的话，是委婉地引导。不违背他的话，不如就改正他的行为；喜欢他的话，不如推究他的意思。”

孔子说：“以忠信为主，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范氏说：“这是夫子经常说的话，弟子各自根据所听到的记录下来，所以又出现在这里。”

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却不能被夺去。”

伊川先生说：“人的身体有形有体，未必能作主。如果有人被俘虏带走，随其所处，已经有不能自主的了。只有心，三军之众也不能夺去。如果把心作为主宰，就没有什么能夺去的了。”

范氏说：“力量不能胜过德行，勇力不能胜过道义。所以三军的主帅，众人可以夺去；普通人的志向，即使是万乘之国的君主，也不能使他屈服，何况能夺去呢？”孟子论述北宫黝、孟施舍培养勇气，以阐明君子的道义。志士都培养自己的志向，谁能夺去呢？

谢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只有不可夺去的，才叫做志。可以夺去的，不是志。山岳可以移动，志向不可移动。死可以夺去，志向则不可夺去。”

杨氏说：“三军的强大，可以用力量夺去它的主帅；普通人的志向，用道义引导，因为内心认同，然后才顺从；不可以用力量夺去。”

侯氏说：“三军的勇力在于众人，所以可以夺去它的主帅；普通人的志向在于自己，所以不可夺去。如果可以夺去，那就不是志，而是虚伪。”

尹氏说：“人有了志向，谁能夺去呢？”

孔子说：“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和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觉得羞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不嫉妒，不贪求，有什么不美好的呢？子路终身诵读这句话。孔子说：

译「这种道，怎么算得上是善呢？」

横渠说：「不僭越，不伤害，大概说的就是不嫉妒、不贪求吧？」

译范氏说：“子路立志于道，不以粗衣劣食为耻，所以孔子称赞他。如果以不如别人为耻，就会产生嫉妒憎恶之心，这是伤害他人且贪婪的表现。人如果能没有贪婪的欲望，怎么会做不善的事呢？然而不嫉妒、不贪求，只是不做不善的事罢了，还不足以称为善。子路的学问，可以引导他进步。孔子担心他因此自满，所以勉励他进取，使他达到更高的境界。圣人教导人，就像使用秤一样，轻的压低，重的减轻。子路在此处自满，所以压制他；在那处不足，所以增加他，这是为了引导他达到道的境界。”

吕氏说：“贫穷与富有，交往中强者必然嫉妒，弱者必然贪求。”

谢氏说：“以粗衣劣食为耻，是求学修道者的弊病，善心不存，大概就产生于此。穿着破旧的丝棉袍，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以为耻，他的志向远远超过常人，那么嫉妒伤害、贪婪求取之心，又在哪里施展呢？所以说：‘不嫉妒、不贪求，怎么会不好呢？’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但有改过向善之心的人，听到这话，终身诵读，还不至于忘记初心。已经达到这种境界，还终身诵读，那就接近小成了。”又说：“子路穿着破旧的丝棉袍，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以为耻，孔子大加称赞子路，只是因为他心中没有杂念，这类事情能处理得当，不怕此心因事而显露，正好可以下功夫。不见可欲之物，却没有下功夫的地方。”

杨氏说：“如果不是立志于道而不以粗衣劣食为耻，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又说：“能够克制愤怒就不嫉妒，能够堵塞欲望就不贪求。像这样，怎么会不好呢？”然而这只是修养品德的事，而子路终身诵读，就局限了。这不是用来使自己日日更新的方法。孔子说：“这样的道理，怎么足以称为好呢？”大概是激励他进取。

侯氏说：“子路勇于进取，立志于道，不以粗衣劣食为耻，所以孔子称赞他。嫉妒是伤害，贪求是贪婪。立志于道，就是仁，所以没有贪婪求取之心来损害他的仁德，没有用处而不好的。子路喜爱善道，所以终身诵读。孔子又担心他固执不通，所以说：‘这样的道理，怎么足以称为好呢？’大概是因为不嫉妒不贪求，还不足以穷尽善道。”

尹氏说：“穿着破旧的丝棉袍，与穿着华美衣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以为耻，这是有操守的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孔子称赞他。”子路诵读“不嫉妒不贪求”的话，认为这是至善，所以孔子又说：“怎么足以称为好呢？”这是为了激励他进取。

孔子说：“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范氏说：“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世道混乱，才知道君子。小人在太平盛世，与君子没有区别。那么怎么区分他们呢？君主只有先端正内心，那么邪正、是非呈现在面前，就不能用诚实来欺骗。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考察他面临利害、遭遇变故时，君子和小人的实情就显现了。”

谢氏说：“士人在困窘时显现节义，世道混乱时识别忠臣。”

杨氏说：“如果不是经历险恶与平安的不同，无法显现君子的操守。”

侯氏说：“君子的节义，越久越坚定，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明辨善道。”

尹氏说：“面临利害时才知道坚守什么。”

孔子说：“聪明人不迷惑，仁德人不忧虑，勇敢人不畏惧。”

王彦霖问道：“心只有一个，有说仁德人不忧虑，有说聪明人不迷惑，有说勇敢人不畏惧，为什么呢？”明道先生说：“这是命名他们的德行罢了，其理则是统一的。得到此道而不忧虑的，是仁德的事，因为不忧虑，所以说这是仁德。智和勇也是这样，怎么能反过来把不忧虑称为智，不迷惑称为仁呢？凡是命名德行，千百种都是这样，只是这三者是通达德行的最大者。”伊川先生说：“仁德人不忧虑，聪明人不迷惑，勇敢人不畏惧，这是德行的次序。聪明人不迷惑，仁德人不忧虑，勇敢人不畏惧，这是学习的次序。用智慧来认知，用仁德来坚守，用勇敢来实行。”

范氏说：“《中庸》说：‘喜好学习接近于智，努力实行接近于仁，知道羞耻接近于勇，这是学习的次序。’又说：‘智、仁、勇三者，是天下通达的德行。’聪明人，明晓事理，所以不迷惑；仁德人，没有不爱的，所以不忧虑；勇敢人，果断于德行，所以不畏惧。《中庸》又说：‘知道这三者，就知道如何修身；知道如何修身，就知道如何治理他人；知道如何治理他人，就知道如何治理天下国家了。’”

吕氏说：“不忧虑，是指没有私人的忧虑；为天下而忧虑，不称为忧虑。”

谢氏说：“天下的事，如果一二根本无可迷惑，考察事理不彻底就迷惑，根本无可忧虑，有利害之心就忧虑，即使生死也是分内的事，根本无可畏惧，心中没有主宰就畏惧。大概从他不迷惑，就用智来命名；从他无处不自得，就用仁来命名；从他无恐惧之心，就用勇来命名。名称虽然不同，总之其道则是统一的。”

杨氏说：“明晓善道，所以不迷惑；存养心性，以侍奉上天，所以不忧虑；见到义必做，所以不畏惧。”

尹氏说：“明晓所以无所迷惑，安适所以无所忧虑，决断所以无所畏惧。”

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的，未必可以一起追求道。可以一起追求道的，未必可以一起坚守。可以一起坚守的，未必可以一起权衡变通。唐棣的花，翩翩摇曳。难道不想念你吗？只是家室太远。孔子说：‘没有真正思念罢了，哪里有什么远呢？’”

王彦霖问：“立德进

译“德行的修养是‘立’在先，还是‘进’在先？”明道说：“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确立根基而后有所进步，另一种是不断进步直至确立根基。先确立根基而后有所进步，那就是在卓然坚定之后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立’，指的是三十岁能自立；‘进’，指的是我见他不断进取。至于不断进步直至确立根基，那就是在进取的过程中达到确立的境界。这种‘进’，是指能够引导他走向正道；这种‘立’，是指能够使他坚守正道。”

译伊川先生说：有了追求成为圣人的心志，才可以和他共同学习。学习并且善于思考，才可以和他一同走向大道。思考并且有所收获，才可以和他一起确立志向。确立了志向并能融会贯通，才可以和他一起权衡变通。又说：可以共同学习，是因为知道如何追求；可以一同走向大道，是因为知道所去的方向；可以确立志向，是因为意志坚定执着而不改变。这里的“权”与衡量轻重的“权衡”之“权”相同，是指称量物体而知其轻重。人如果没有权衡，就不能知道轻重。圣人则不需要借助权衡就知道轻重了。圣人本身就是权衡。又说：人们大多把违背常理却符合大道叫做“权”，其实并没有真正违背常理。权就像秤杆，轻重平衡才是权的含义。又说：古今很多人错误地使用“权”字，一提到权就认为是变诈，或者是权术，不知道权只是常理所不能涵盖的部分。权衡轻重，使之符合道义，一旦符合道义，那就是常理了。权只是秤锤，用来称量轻重，所以说可以确立志向，却未必能权衡变通。又说：唐棣的花，就是现在的郁李，观察郁李就可以明白《诗经》中兴起兄弟情谊的意思。又说：唐棣的花，就是现在的千叶郁李，本来不是用偏斜反转来比喻兄弟，现在用偏斜反转来比喻兄弟失和。兄弟失和，是说难道不想念吗，只是因为居住的地方相距遥远罢了。孔子说：是没有真正思念罢了，有什么遥远的呢？这是说权衡变通其实并不遥远。权只是秤锤的权，能运用权才懂得大道，但也不能说权就是大道。自汉代以来，再也没有人认识“权”字的真意了。又说：唐棣的花，偏斜而又反转，是因为谈到权而说的，这是一首逸诗。有人问圣人之道，知道它很难。孔子说：圣人不曾说容易，以骄纵人的心志；也不曾说困难，以阻碍人的进取。圣人之道不能用难易来衡量，所以孔子只说：是没有真正思念罢了，有什么遥远的呢？这句话蕴含的意思极其深远。孟子说：大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知道吗？用一个“岂”字就显露出筋骨。圣人的话不是这样，人们的问题在于不寻求罢了。你回去寻求，就有足够的老师了。这句话很好。孔子和孟子的言论有差异之处，必须自己识别。横渠先生说：立志学习之后才可以一同走向大道，努力践行礼制之后才可以确立志向，不迷惑之后才可以权衡变通。又说：唐棣的花，就是现在的郁李，观察郁李就可以明白《诗经》中兴起兄弟情谊的意思。又说：唐棣的花，就是现在的千叶郁李，本来不是用偏斜反转来比喻兄弟，现在用偏斜反转来比喻兄弟失和。兄弟失和，是说难道不想念吗，只是因为居住的地方相距遥远罢了。孔子说：是没有真正思念罢了，有什么遥远的呢？这是说权衡变通其实并不遥远。权只是秤锤的权，能运用权才懂得大道，但也不能说权就是大道。自汉代以来，再也没有人认识“权”字的真意了。又说：唐棣的花，偏斜而又反转，是因为谈到权而说的，这是一首逸诗。有人问圣人之道，知道它很难。孔子说：圣人不曾说容易，以骄纵人的心志；也不曾说困难，以阻碍人的进取。圣人之道不能用难易来衡量，所以孔子只说：是没有真正思念罢了，有什么遥远的呢？这句话蕴含的意思极其深远。孟子说：大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知道吗？用一个“岂”字就显露出筋骨。圣人的话不是这样，人们的问题在于不寻求罢了。你回去寻求，就有足够的老师了。这句话很好。孔子和孟子的言论有差异之处，必须自己识别。横渠先生说：立志学习之后才可以一同走向大道，努力践行礼制之后才可以确立志向，不迷惑之后才可以权衡变通。又说：唐棣的枝条像〇枝，随着节段弯曲，所以它的花一边偏斜一边反转，左右相互矫正，从而得到整体的均衡端正。偏斜比喻管叔、蔡叔失道，反转比喻周公诛杀他们。说的是我难道不想念兄弟之爱，为了权衡变通以符合道义，主要在于远离他们罢了。唐棣本是周文王的诗，这一章是周公创作，叙述自己的情感而加上去的。孔子认为不必常存而删去了它。

范先生说：“可以共同学习的人，是从事相同学业的人。求学的人未必有志于大道，所以不能和他一同走向大道。有志于大道的人，未必能够确立志向，所以不能和他一起确立志向。能够确立志向了，而权衡变通是困难的，因为那是大道的运用。只有圣人能穷尽它。自汉代以来，儒者谈论权，多认为是违背常理却符合大道，太不了解权了。常理是大道的常规，既然违背了，哪有先以不正而能符合大道的呢？”孟子说：“用秤称量才知道轻重，圣人的心就像秤，然后事物到来就不会被细微的重量欺骗，因此轻重恰好得到均衡。”事情有大小，没有不使用权衡的。尧舜因为能权衡，给予儿子不如给予贤人，所以把天下传给舜和禹，而后世没有不认为这是公正的。周公因为权衡亲戚不可私爱，所以诛杀管叔、蔡叔而天下不认为他不仁。直躬因为不能权衡父子亲情与信用的轻重，所以以告发父亲为正直。微生高因为不能权衡给予与拒绝之间的轻重，所以以乞讨醋为仁德。所以说：“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有权衡的，只有圣人能穷尽它，所以成为人伦的极致。”又说：“这是孔子不采纳的诗。唐棣的花，美丽啊，因为它反转而没有人喜爱，贤人值得思念啊，因为它高远而不能亲近，这也是不好贤罢了。”孔子删诗，他不采纳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一类吧。

吕先生说：本质美好，所以可以共同学习；不知道喜好，所以不能一同走向大道；志向未定，所以不能确立志向；道义未精，所以不能权衡变通。又说：学习的开始，知道大道在我自身，就可以一同走向大道；学习的中间，见到道的全体，就可以确立志向；学习的终结，造诣大道而上达，就可以权衡变通。

谢先生说：“可以共同学习，是本质美好的人。然而未必能实行，所以不能一同走向大道。能实行才可以一同走向大道。然而有时做有时停的人，是有的，所以不能确立志向。能坚强确立而不违背了，未必能体察常规而穷尽变化，所以不能权衡变通。权不是机巧，是权衡变通的意思，就像权衡的权，用它称量物体得到中道罢了。不及就仰起，超过就俯下，适中就平衡。学习达到权的境界，叫做时中。唐棣的花，枝叶曲节，都相互映照比喻，权衡变通而得到中道。”

杨先生说：知道为自己而学，就可以共同学习了。学习足以明辨善道，然后可以一同走向大道；信道坚定，然后可以确立志向；知道因时制宜的适宜，然后可以权衡变通。世上的解说者，认为权是违背常理而符合大道。从他们的学问推演而上，达到与权，似乎很遥远了。所以用唐棣的花来比喻。大概唐棣的花，反转之后才符合。不知道所谓的权，就像权衡的权，只是称量物体的轻重而取中道罢了，没有反转。所以夫子说：是没有真正思念罢了，有什么遥远的呢？以此纠正他们不懂权的过失，也以此显示删诗的意思。有人问：中用来确立常规，权用来穷尽变化。

译如果不通晓权变，就不足以应对事物；通晓权变，那么“中”有时也不必使用吗？是这样吗？杨氏说：通晓“中”就是通晓权变，不通晓权变就是不通晓“中”。（有人）说：既然称之为“中”，这就有了固定的处所，必然存在权变。这样看来，“中”与“权”本来是不同的。（又有人）说：好比坐在这间屋子里，屋子自然有它的中心；移动位置坐在厅堂里，那么先前所说的中心现在就不在中心了。厅堂自然也有它的中心。把厅堂和屋子合起来看，大概又有厅堂和屋子整体的中心。如果固守现在的居所，先前认定的中心就是不通晓权变，这难道不是不通晓“中”吗？再拿一尺长的物体为例，大约取五寸来把握它的中心。如果这一尺物体厚薄、大小不同，那么所把握的轻重就不一样了。仍然固执地以五寸作为中心，这就是没有权变。大概五寸的把握，只是长短多寡的中心，而不是厚薄大小的中心。想要寻求厚薄大小的中心，就要舍弃五寸的固定标准，只根据轻重来知晓，这样中心就得到了。所以权变用来践行“中”，“中”依靠权变而确立。《中庸》这本书没有提到权变，它说“君子而时中”，这就是所谓的权变。

译尹氏说：“孟子曾说：‘坚持中道却不知权变，就像固执一端一样。’所谓权变，就是权衡衡量后归于恰当，如同秤杆平衡。有权变并非世人所说的诡诈之术。唐棣的花，一偏一正，如同秤杆那样必然合乎道。所以说：‘道在哪里呢？并不遥远。’”

《论语精义》卷五上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精义》卷五下

宋 朱子 撰

《乡党》第十

伊川先生说：“孔子的道，表现在行为上，就像《乡党》篇所记载的那样，这是从真诚自然达到明理的过程。通过《乡党》篇所记载的内容来学习，从而到达孔子那样的境界，这是从明理达到真诚的过程。等到达到最高境界，两者是一样的。”又说：“《论语》这本书，传授道统、确立言论，深得圣人之学的精髓。像《乡党》篇形容圣人，不了解的人，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又说：“《乡党》篇所记载的，善于形容圣人啊！阅读并体味它，想象并保存它，就像看见那个人一样。”又说：“《乡党》篇，分明画出了一个圣人。”

吕氏说：从孔子在乡党到“訚訚如也”，说的是孔子言语的变化；从“君在踧踖如也”到“私觌愉愉如也”，说的是孔子仪容举止的变化；从“君子不以绀緅饰”到“齐必有明衣布”，说的是孔子服饰的变化；从“齐必变食”到“必齐如也”，说的是孔子饮食的变化；从“席不正不坐”到“不亲指”，说的是孔子应对事物的变化。谢氏说：容貌、服饰、饮食休息之间，是道的征验。圣人在这方面，本来没有刻意去符合节度，大概就像日月有光明，随着接受光照而照耀一样。有志向的人稍微在这里观察道，大概就差不多了吧？

杨氏说：圣人遵循礼而行，并不是为了行礼而行礼。即使在言语沉默、饮食休息的片刻，升降俯仰，各有仪容节度，没有不合乎礼的。这难道是用心于仪容辞令的末节吗？大概是因为他的身心与道同在，所以面色润泽、背部丰满，从容自然合乎中道。世上的议论者说：先王制定礼法，诱导天下的愚民并束缚他们，那么礼就与智者的事情无关了。所以士人以通达超脱自居，并在天下相信这种说法，往往把自己抛弃在无准则的民众中，却没有人醒悟其中的危害，这难道只是浅薄的吗？庄子说：狂妄乱行，反而踏入了大道。既然已经踏入大道，就不能说是狂妄乱行。有狂妄乱行的名声，那么超越大道就必然了。这些都是荒唐虚妄的言辞。至于圣人所说的道，不离日常用度之间，并不是刻意抛弃形体、隔绝事物。离开这些来谈论道，都是日常使用却不知道的人。所以孔子在乡党，一举一动，门人都仔细审视并详细记载。他们了解圣人啊！学者只要深入考察这一篇，对于道大概就差不多了。

尹氏说：“孔子弟子的好学程度太深了！对于圣人的容貌神色、言语行动，没有不谨慎书写并详细记录的，以此留给后世。现在读他们的记载，结合那些事情，圣人的形象宛然在目。虽然如此，圣人难道是拘泥刻板地去做这些的吗？大概是因为盛德达到极致，仪容举止自然合乎礼罢了。学者想要潜心追求圣人，应该从这里寻求。”

孔子在乡党温和恭顺的样子，好像不善言辞的人。

杨氏说：恂恂，是一心真诚。与国人交往，止于诚信。所以在乡党首先表现这样。好像不善言辞，是谦卑以自我修养，不凭借贤能智慧领先于人。大概乡党崇尚年长，所以他自我修养如此。

侯氏说：“乡党尊敬长辈而重视老人，以诚信为根本，所以温和恭顺。好像不善言辞，那么圣人的真诚就可以知道了。”

他在宗庙朝廷，言辞辩明，只是谨慎罢了。

杨氏说：宗庙朝廷，以恭敬为根本，所以言辞辩明，只是谨慎罢了。便便，是不挑事而安然处之。言辞只是谨慎，是尽到恭敬。

侯氏说：“宗庙朝廷，崇尚严肃而明辨是非，所以言辞辩明，只是谨慎罢了。”

在朝廷与下大夫说话，温和快乐的样子；与上大夫说话，正直和悦的样子。吕氏说：这一章说的是孔子言语的变化。乡党崇尚年长，温和恭顺好像不善言辞，所以侍奉长辈而重视谦让；宗庙朝廷崇尚尊贵，言辞辩明而谨慎，所以禀承命令而做事【从孔子在乡党到这里】

谢氏说：恂恂，是诚信。人们亲近信任他，是因为他温和恭敬的缘故。好像不善言辞，是不用言辞气势压人。大概推演严肃恭敬不用于侍奉亲人的心意，而用于侍奉长辈、宗庙、朝廷，崇尚严肃，所以言辞辩明而谨慎。侃侃是和乐，訚訚是中正。上大夫是在我上面的人，下大夫是在我下面的人【从孔子在乡党到这里】

杨氏说：“向上交往则恭敬而不谄媚，所以正直和悦。訚訚，是恭敬；向下交往则和乐而不轻慢，所以温和快乐。侃侃，是和乐。”

侯氏说：“訚訚，是中正而恭敬；侃侃，是和乐而恭敬。恭敬是一致的，訚訚、侃侃，是上下交往。”

君主在时，恭敬不安的样子，庄重自得的样子。

横渠先生说：“庄重自得的样子。君主如果在朝堂，在宗庙，仪容神色不忘面向君主。”范氏说：“乡党是父兄宗族所在的地方，以温和恭敬为主。宗庙是礼法所在的地方，朝廷是政事发出的地方。言语不可以不明辨，所以辩明而只是谨慎罢了。”与下大夫说话和乐，与上大夫说话中正，不是轻视下大夫而屈服于上大夫。乡党没有比年长更重要的，所以教导百姓相亲；朝廷没有比爵位更重要的，所以教导百姓尊敬上级。君主视朝则极其恭敬，所以恭敬不安。恭敬过度则劳累，“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