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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论孟精义二十六

孟子精义卷五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378–381 段

井,不能就成处,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实田数则在。又或就不成一夫处,亦可计百亩之数而授之,无不可行者。如此则经界随山随河皆不害于画之也。苟如此画定,虽便使防君污吏,亦数百年壊不得。经界之壊,亦非専在秦时,其来亦逺矣。」伊川云:「至如鲁二吾犹不足,如何得十一也?」先生言:「百亩而彻,言彻取之,彻则无义,是透彻之彻。透彻而耕则功力均,且相驱率,无一家得惰者。及已收获,则计畆数衮分之,以衮分之数取十一之数亦可。」或谓:「井议不可轻示人,恐致笑及有议论。」先生谓:「有笑有议论则方有益也。」或曰:「若有人闻其説,取之以为已功,则如何?」先生云:「如有能者,则已愿受一廛而为氓,亦幸也。」明道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贫富均,则愿者众,不愿者寡。」伊川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论可不可尔,须使上下都无此怨怒,方可行。」伊川言:「议法既大备,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先生言:「岂敢,其止欲成书,庻有取之者。」伊川言:「不行于当时,行于后世,一也。」先生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须是有行之之道。又虽有仁心仁闻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须是法先王。」伊川言:「孟子于此善为言,只竭目力焉,能尽方员平直,须是要规矩。」二程又问:「官戸占田过制者如何?」先生云:「如又曾有田极多。」只消与五十亩采地,尽多。又问其他如何?今之公卿旧有田多者,与之采地多,槩与之,则无以别有田者。

译井田制,不必非要等到完全具备条件才去实行,有的地方可以划五七亩,有的三四亩,或者一夫之田,实际上田地的数量是确定的。又或许在那些凑不成一夫之田的地方,也可以按百亩的数量来计算并授予,没有不可行的。这样,经界就可以顺着山势、沿着河流来划定,都不会受到妨碍。如果这样划定,即使让那些贪官污吏来破坏,几百年也毁坏不了。经界的毁坏,也不仅仅是在秦朝,其由来已经很久了。」伊川说:「至于像鲁国那样,即使我仍然觉得不够,怎么能实行十一税呢?」先生回答说:「百亩而彻,是说彻底地征收,彻字没有别的含义,就是透彻的彻。透彻地耕作,那么劳力就均匀,而且互相督促率领,没有一家能够懒惰。等到收获之后,就计算田亩数量,按比例分配,按这个比例征收十一税也是可以的。」有人说:「井田的议论不可以轻易向人展示,恐怕会招致嘲笑和议论。」先生说:「有嘲笑和议论,这才真正有益处。」有人说:「如果有人听到这种说法,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那怎么办?」先生说:「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我愿意接受一宅之地成为平民,这也是幸运的事。」明道说:「井田制现在如果取用民田,使贫富平均,那么愿意的人多,不愿意的人少。」伊川说:「也不能说民情怨恨愤怒,只讨论可行不可行罢了,必须使上下都没有这种怨恨愤怒,才可以实行。」伊川说:「议论的法度既然已经完备,关键在于实行的方法。」先生说:「岂敢,我只是想完成这部书,希望有人采纳它。」伊川说:「不在当时实行,而在后世实行,是一样的。」先生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不能自行,必须有实行的方法。又虽然有仁心仁闻而政事不能实行的,是因为不遵循先王之道,必须效法先王。」伊川说:「孟子在这里善于言辞,只是竭尽目力,能够尽到方圆平直,必须依靠规矩。」二程又问:「官户占田超过制度的怎么办?」先生说:「像又曾有田极多的人,只给他五十亩采地,已经很多了。又问其他怎么办?现在公卿中旧有田多的人,给他们采地多,一概给他们,那么就没有其他田产的人了。」

先生行状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尝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冨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吾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方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吕曰:「古之取民,贡、助、彻三法而已。较数岁之中以为常,是为贡。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亩,同治公田百亩,是为助。不为公田,俟嵗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取于百亩,是为彻。」

杨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彻者,彻也。盖兼贡、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八家皆私百亩,其中为公田,所谓九一而助也。国中什一,使自赋,则贡法矣。此周人所以为彻也。郑氏谓周制畿内用贡法,邦国用助法,有得于此欤?」

尹曰:「傅説有言:『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説攸闻。』圣贤之用于世,其心一揆。使孟子之言得行,岂特善于一国而已?行而无助,类皆如此,可为兴叹也。」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伊川曰:「许行所为神农之言,乃后世称述当时羲农之事,失其义理者,犹之隂阳医方称黄帝之説是也。」又曰:「儒者其卒必多入异教,其志非愿也,其势自然。」

如此只为于已道无所得故不能安,虽曰闻道,终不曾实有之。又曰:气有盛则必有衰,衰则终必张。盛若冬不春,夜不昼,则气化息矣。圣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顺则当顺之,治则须治之。古之伏羲,岂不能垂衣裳?必得尧舜然后垂衣裳。据如此事,只是一个圣人都做得了,然必须数世然后成,亦因时而已。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也,须是先有溥博渊泉也,方始能时出。自无溥博渊泉,岂能时出之?大抵气化在人,一般圣人于其中只有功用。放勲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正须如此【一云尧之于民,匡直辅翼。圣贤于此间见些功用,举此数端可以常久者示人】

明道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子贡盖于是始有所得而叹之。以子贡之才,从夫子如此之久,方叹不可得而闻,亦可谓钝矣。然观其于孔子没,筑室于塲,三年然后归,则其志亦可见。他人如子贡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岂肯如此。」

伊川曰:「孔子门人,自孔子没后,各自离散。只有曾子,便别子夏、子张、子游,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独曾子便不可。自子贡以上,必皆不肯。」

吕曰:“言治者必曰太平,习闻其名而未见其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则劳佚平矣。富有天下不为有余,贫食百亩不为不足,则贫富均矣。至于禄厚者责重,禄薄者责轻;役重则赋轻,役轻则赋重。视其迹若参差不齐,要其实则其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国,以井田均万民,则又太平之着见者也。”

杨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孟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谓五臣者,孟子所称者是也。夫洪水横流,草木畅茂,禽兽偪人,则禹虽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论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泽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则命益若鸟兽草木,乃在臯陶之后。葢治人与若鸟兽草木,其先后之常序,宜如此也,不同亦时焉而已矣。问:舜之时,在廷臣多矣,至传禹以天下,而禹独推臯陶,何也?曰:舜徒得此两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摠百揆,而臯陶施刑,内外之治举矣。古者兵刑之官合为一,观舜之命臯陶「蛮夷猾夏」是其责也,

译先生行状中说:“先生感慨激昂,有志于实现夏商周三代的治世,渴望见到大道而想要实现它。谈论治理百姓的首要事务,没有不以划定田界为急务的,探究讲求法制,条理分明、完备具足。总之,这些制度可以在今天施行,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举起来施行就可以了。”先生曾经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贫富不均,教化养育没有法度,即使想要谈论治理,也都是苟且敷衍罢了。世人认为难以施行的原因,没有不以急切夺取富人的田地作为借口的。然而这种制度施行起来,喜悦它的人很多,如果处理得有方法,用几年的时间,不用惩罚一个人,就可以恢复我所担忧的状况,只是上面没有施行罢了。”于是先生说:“纵然不能在全国施行,还可以在乡间验证。正与学者们商议古代的制度,共同购买一块田地,划分为若干井田,向上不耽误公家的赋税徭役,退而利用私产,整顿田界,划分住宅里巷,建立征收法度,扩大储蓄,兴办学校,成就礼俗,救济灾荒体恤患难,崇尚根本抑制末节,足以推行先王的遗法,阐明当今可行的道理。”这些都是有志向但未完成的事业。

吕氏说:“古代向百姓征收赋税,只有贡、助、彻三种方法罢了。计算几年的平均值作为常法,这是贡法。一井之地,八户人家,八户人家各自私有一百亩田,共同耕种公田一百亩,这是助法。不设立公田,等到收成时,按照十分之一的税率从一百亩田中征收,这是彻法。”

杨氏说:“夏朝实行五十亩田而纳贡,商朝实行七十亩田而助耕,周朝实行百亩田而彻收。彻,就是贯通的意思。大概是兼用贡法和助法而通用。所以孟子请求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国都实行十分抽一,让百姓自行缴纳赋税。一平方里为一井,井田九百亩,八户人家各自私有一百亩田,中间一百亩为公田,这就是所谓的九分抽一的助法。国都实行十分抽一,让百姓自行缴纳赋税,那就是贡法了。这就是周朝之所以实行彻法的原因。郑氏认为周朝的制度在王畿内使用贡法,在诸侯国使用助法,大概是有道理的。”

尹氏说:“傅説有话说:‘做事不效法古人,想要永远保持盛世,这不是我所听过的。’圣贤在世上发挥作用,他们的心意是一致的。假使孟子的言论得以施行,难道只是使一个国家变好吗?施行却没有援助,大抵都是这样,真令人感叹啊。”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伊川先生说:“许行所宣扬的神农之言,乃是后世称述当时伏羲神农的事情,却失去了其中的义理,就像阴阳医方中称述黄帝的说法一样。”又说:“儒者最终大多会流入异端邪说,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形势使然。”

这样只是因为对自己的道没有真正的收获,所以内心不能安定,虽然说听到了道,终究没有真正拥有它。又说:气运有兴盛就必然有衰败,衰败之后最终必然又会兴盛。如果兴盛像冬天没有春天、夜晚没有白天那样,那么气化就停止了。圣人主导教化,就像大禹治水一样,顺应的就应当顺应,治理的就必须治理。古代的伏羲,难道不能垂衣裳而治天下吗?必须等到尧舜之后才能垂衣裳而治。根据这样的事,只是一个圣人就能做得了,但必须经过几代才能完成,也是因为时势的缘故。所谓广博深厚而适时地表现出来,必须先有广博深厚,才能适时地表现。如果没有广博深厚,怎么能适时地表现呢?大抵气化在人间,一般的圣人其中只有功用。《尚书·尧典》说:“慰劳他们,安抚他们,纠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保护他们。”正是需要这样【另一种说法是:尧对于百姓,纠正、辅助、保护。圣贤在这方面看到一些功用,列举这几项可以长久保持的来示人】

明道先生说:“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到,老师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听不到。’子贡大概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所心得而感叹。以子贡的才能,跟随老师这么久,才感叹听不到,也可以说是迟钝了。然而看他孔子去世后,在孔子讲学的堂上筑室居住,三年之后才回去,那么他的志向也可以看到了。其他人像子贡这样的才能,六年中可以做成多少事,难道肯这样吗。”

伊川先生说:“孔子的门人,自从孔子去世后,各自离散。只有曾子,便分别了子夏、子张、子游,想要用侍奉孔子的态度来侍奉有若。唯独曾子不可以。从子贡以上的人,一定都不肯这样做。”

吕氏说:“谈论治理的人必定说太平,习惯听到它的名字却没有见到它的景象。劳心的人治理别人,劳力的人被别人治理;被别人治理的人供养治理者,治理者被供养者供养,那么劳逸就平衡了。富有天下不算有余,贫穷只吃百亩田的收成不算不足,那么贫富就均衡了。至于俸禄厚的责任重,俸禄轻的责任轻;徭役重则赋税轻,徭役轻则赋税重。看它的表象似乎参差不齐,但它的实质则其道平坦如砥。如果用封建制度均衡诸侯国,用井田制度均衡万民,那么又是太平的明显表现。”

杨氏说:“舜的臣子有二十二人,而孟子说:舜有五位臣子而天下大治。所谓的五位臣子,就是孟子所称赞的那些人。洪水横流,草木茂盛,禽兽逼近人类,那么禹即使想要施展功绩,也不行。所以孟子论述这五人时,命令益放火烧山泽,这是在禹之前。天下已经平定,那么命令益治理鸟兽草木,这是在皋陶之后。大概治理人和治理鸟兽草木,其先后的常规次序,应当是这样,不同也只是时势罢了。问:舜的时候,在朝廷的臣子很多,等到把天下传给禹,而禹唯独推举皋陶,为什么呢?答:舜只得到这两个人天下就已经大治,所以如此。禹总领百官,而皋陶施行刑法,内外的治理都具备了。古代兵刑之官合为一职,看舜命令皋陶‘蛮夷扰乱华夏’是他的职责,

则臯陶之职所施于外者为详,故臯陶虽不可以无禹,而禹亦不可以无臯陶。是以当舜之欲传位禹,独推之,余人不与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为己忧。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选于众,举臯陶「不仁者逺矣」。盖有见乎此。

译那么皋陶在外任职时所施行的措施非常详尽,所以皋陶虽然不能没有禹,而禹也不能没有皋陶。因此当舜想要把帝位传给禹时,只单独推举他,其他人都不参与。孟子说:舜把得不到禹、皋陶当作自己的忧虑。而子夏也说: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不仁德的人就远离了”。大概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尹曰:“异端邪説,▯惑时君。各欲售其説者,岂有既哉?”孟子力辟许行之言,归之正道,可谓尽善尽美矣。虽然,古之为异端者,则亦自处于异端而已。至于后世,则又有学孔孟之道而志于异端邪説者,此道之所以益难明也,亦时之不幸也夫。

  墨者夷之章

伊川曰:「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隣之子。墨子书中未尝有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故直之也。」

横渠曰:「夷子谓爱无差等,则二本也。彼有取尔也。谓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尹曰:『老吾老以及人老,一本也。爱无差等,二本也。一本者,理也;二本者,伪也。』夷子之道,无孟子以命之,其为后世之惑,岂有既乎?」

  孟子精义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精义卷六

  宋 朱子 撰

  滕文公章句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章

伊川曰:「较事大小,其▯为枉尺直寻之病。」

杨曰:「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逺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可也。岂可枉已以求难必之功乎?』」

或曰:居今之世,其去就之际,不必一一中节。欲其皆中节,则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巳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如孔孟,虽在春秋战国之时,其进必正,终于不得行而死是矣。顾今之世,独不如战国之时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心懐匡君救世,焉有不欲道之行哉?或曰:以术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谓之君子。岂有心不正者?当论其所行之是否尔。且以术行道,未免枉已,与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尹曰:有枉尺而直寻之心,则亦必至于枉寻而直尺矣。趋利而不惮于枉,安能直人而正国家哉?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章

伊川曰:「广居、正位、大道,一也。所居者广,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又曰:「广居、正位、大道,一也。不处小节,即是广居。」

尹曰:“公孙衍、张仪,孟子以为妾妇之道,为其不以义而事君也。夫居正位而行大道,不以利害动其心者,岂仪、衍之敢望哉!”

  周霄问章

尹曰:“进不以义,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难之。不以其道而仕,直钻穴之徒欤?”

  彭更问章

尹曰:「志圣贤之志,行圣贤之道,而享圣贤之奉,士之所无媿也。非其道,则何可以受?如其道,则何足为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贵贱之心度之,何足以知圣贤也哉!」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章

尹曰:“为国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则天下皆将归徃之。恨其徃伐之不早也,尚何强国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强弱之势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谓戴不胜章

尹曰:「君子寡而小人众,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于其君,难矣哉!是以人君用贤,必察之审而用之众,不然,则是使孔、顔、盗跖相哄于前,孔、顔之不胜盗跖,无可疑矣。可不慎欤!」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章

杨曰:「▯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皆已甚也。」孔子不为已甚者,故阳货先不得不见。然阳货瞷孔子之亡而馈蒸豚,孔子亦瞷其亡而徃拜之。夫是之谓称。▯子谓:「诎身以伸道,非也。」

尹曰:「君子之所养,以义。苟非其义,则利心也。不可以不察。」

  戴盈之曰什一章

谢曰:「明知义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舍去,是不勇也。与月攘一鸡,何以异?」天下之逹道,三仁知勇而已。杨曰:「马周言事,每事须开人主一线路,终是不如魏徴之正。如諌太宗避暑,事亲之道甚善。然又曰:「銮舆之出有日,不可遽止,愿示还期。」若事非是,即从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谓月攘一鸡者,岂是以尧舜望其君乎?」

尹曰:「去害,改过,如救焚溺,犹恐其迟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辨,章。」

明道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

译尹氏说:“异端邪说,迷惑当时的君主。那些各自想要推行自己学说的人,难道有穷尽的时候吗?”孟子极力驳斥许行的言论,将其归引到正道上来,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虽然如此,古代那些持异端邪说的人,也只是把自己置于异端的立场罢了。至于后世,又出现了学习孔孟之道却心向异端邪说的人,这就是正道之所以越来越难以彰明的原因,也是时代的悲哀啊。

墨者夷之章

伊川先生说:“墨子爱自己哥哥的儿子,就像爱邻居家的孩子一样。墨子的书中从未有过这样的话。只是孟子从根本上堵塞异端邪说的源头,知道其流弊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所以直接予以纠正。”

横渠先生说:“夷子说爱没有等级差别,那就是有两个根本了。他有所取于此。他说婴儿爬着将要掉进井里,这不是婴儿的罪过。他所取的就是这一点。尹氏说:‘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尊敬别人的长辈,这是一个根本;爱没有等级差别,这是两个根本。一个根本,是理;两个根本,是伪。’夷子的学说,如果没有孟子来纠正它,它对后世的迷惑,难道有穷尽的时候吗?”

孟子精义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精义卷六

宋 朱子 撰

滕文公章句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章

伊川先生说:“比较事情的大小,其弊端就在于‘枉尺直寻’(委屈一尺而伸直八尺)。”

杨氏说:“孟子说:‘君子开创基业、确立法统,是为了让后人可以继承。至于能否成功,那是天命。臣子侍奉君主,或远或近,或离去或不离去,保持自身纯洁就可以了。怎么可以委屈自己来追求难以必然成功的功业呢?’”

有人说:在当今世道,去留之际,不必事事都符合节度。如果要求事事都符合节度,那么正道就无法推行了。回答说:怎么这样不尊重自己呢?委屈自己的人,能使别人正直吗?古人宁可正道不行,也不轻易决定去留。像孔子、孟子,虽然在春秋战国之时,他们出仕必定合乎正道,最终正道不能施行而死,这就是他们的态度。难道当今世道,还不如战国之时吗?如果不顾去留的节度就能推行正道,孔孟应当率先这样做了。孔孟心怀匡正君主、拯救世道的志向,哪有不想让正道施行的呢?有人说:用权术推行正道而内心正直,怎么样?回答说:这叫做君子。难道有内心不正直的人吗?应当讨论他所做的事是否正确罢了。况且用权术推行正道,难免会委屈自己,与其委屈自己,不如正道不能施行更好。尹氏说:有了‘枉尺直寻’的心思,就一定会发展到‘枉寻直尺’的地步。追求利益而不怕委屈自己,怎么能使人正直并匡正国家呢?”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章

伊川先生说:“广居、正位、大道,是一回事。所居之处广大,所立之位端正,所行之路宏大,是天下最中正、最宏大的所在。”又说:“广居、正位、大道,是一回事。不拘泥于小节,就是广居。”

尹氏说:“公孙衍、张仪,孟子认为他们是妾妇之道,因为他们不依仗道义来侍奉君主。那些居于正位而践行大道,不因利害而动摇内心的人,难道是张仪、公孙衍敢企及的吗!”

周霄问章

尹氏说:“进仕不依仗道义,没有能推行其道的。所以君子对此持谨慎态度。不通过正道而做官,简直就是钻洞爬墙的小人吗?”

彭更问章

尹氏说:“立志于圣贤的志向,践行圣贤的道,而享受圣贤的奉养,士人对此是没有愧疚的。如果不是正道,怎么可以接受?如果是正道,又有什么可觉得过分呢?而世上的人用利害、贵贱的心思去揣度,怎么足以了解圣贤呢!”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章

尹氏说:“治理国家的人,能够自我治理并获得民心,那么天下人都将归附他。只恨他们前来征伐得太晚了,还怕什么强国呢?如果不能自我治理,而只从强弱的形势来说,那确实值得畏惧罢了。”

孟子谓戴不胜章

尹氏说:“君子少而小人多,没有能确立正道的。而想要对君主有益,太难了!因此君主任用贤才,必须仔细考察而大量任用,不然,那就是让孔子、颜回和盗跖在面前争斗,孔子、颜回不敌盗跖,是毫无疑问的。能不慎重吗!”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章

杨氏说:“段干木翻墙躲避魏文侯,泄柳关门不让魏文侯进入,都太过分了。”孔子不做过分的事,所以阳货先前不得不拜见孔子。然而阳货趁孔子不在家时赠送蒸猪,孔子也趁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他。这就叫做合乎礼数。杨氏说:“委屈自身以伸展正道,是不对的。”

尹氏说:“君子所涵养的,是义。如果不合乎义,那就是利欲之心。不可以不仔细考察。”

戴盈之曰什一章

谢氏说:“明明知道义理上不可保留,却吝惜不肯舍弃,这是不勇敢。这和每月偷一只鸡有什么区别?”天下的通达之道,不过是仁、智、勇罢了。杨氏说:“马周议论政事,每件事都要给君主留一条退路,终究不如魏徵的正直。比如劝谏太宗避暑,事奉亲人的道理很好。然而又说:‘銮舆出巡已有日期,不可突然停止,希望明示回宫日期。’如果事情不对,就顺从地停止,何必如此?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月攘一鸡’,难道是把尧舜那样的期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吗?”

尹氏说:“去除祸害,改正过错,如同救火救溺,还怕太迟呢。”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辨,章。」

明道先生说:“杨墨的危害,比申韩更严重;佛老的危害,比杨墨更严重。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