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精义卷十下
。食以阜其生，防祭以厚其徃，为天下之急务也。寛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皆所以结民心而维持之。盖其道当如此，非违道以干天下之说而归已也。」
译用饮食来丰富百姓的生活，用祭祀来厚待逝者，这是天下的紧急要务。宽厚就能得到民众，诚信就能让百姓信任，勤勉就能建立功业，公正就能使人喜悦，这些都是用来凝聚民心并加以维系的方法。大概治国之道应当如此，而不是违背正道去迎合天下的赞誉而归于自己。
杨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三圣之相授，汤武之征伐，其事不同，其道则趋于中而已。夫《论语》之书，皆圣人防言，而其徒▯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者一，于是而已。所以着明二十篇之大防也。孟子于终篇，亦歴叙由尧舜至汤，由汤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或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皆此意也。五器始于权，终于量，法度所从出也。任官所以行法度也，则人存而政举矣。故四方之政行焉。夫有国有家以▯其后，皆有徳在民，而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继之，因民之望而举之，故天下归心焉。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车而封者，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墓，用此道也。夫民为重，以食为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防祭所以厚其死，使民养生送死而无憾，王道之始也。居上不寛，则下无所措手足，故寛则得众。未信而劳其民，则民以为厉已，故信则民任焉。因循而弗励，则虽尽力而事不举，故敏则有功。以徳行仁则公，以力假仁则私而已。民虽驩虞，非心说也。故公则说，公则王道成矣。传曰：「公乃王」，此之谓也。
尹曰：「孔子当周之末，不得见二帝三王之治，故尝讽诵其言而思其人。弟子所以类而记之，使夫子之得邦家，其治道当有表见于世，岂徒咏其言而已乎？」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恵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恵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恵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明道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耕稼陶渔，皆因其顺利而道之。”
范曰：“程颐曰：‘子张之问，孔子必敷陈而告之。臣以为尊五美，屏四恶，不惟以告子张，人君为政，皆当以为法也。’亦犹齐景公之问政，司马牛之问君子，所告者虽一人，而凡为政者与君子者皆然也。”
谢曰：为人上者，有土地，有人民，有财赋，有赏罚，皆所谓有崇髙之利势也。可以恵人，可以劳人，可以从欲，可以骄泰，可以责成，可以取予。虽以无道行之，犹可以虐蒸民，暴天物。然为政之道，不如是故。为政之方，必以尊五美，屏四恶为至要之。不累于一已，而存物之所为乎？恵而不免于费者，其府库之财乎？以府库之财与人焉，得人人而给之。至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四时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财，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饥不寒者，何费之有？劳而不免于怨者，其劳人自安乎？择可劳而劳之者，以佚道使之故也。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何怨之有？欲不免于贪，非杀人以求土地，则敛以殖货财也。若夫非仁无欲也，则害人而可养人者，犹且不为，况咈百姓以从已之欲乎？不侮鳏寡，故得百姓之欢心，文王所以造周也。在人上，故谓可以骄人，其可以得人乎？然为政之道，不尊则民不信，不信则民弗从。必欲使人仰之如日月，尊之如神明，故虽不骄也，而有泰存焉。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成汤所以宅商也。在人上，故谓可以威人，其可以得人乎？然为政之道，必使进退可度，容止可观，望之似人君，有以则象，畏爱可也。故虽不猛也，而有威存焉。敎之不改，则过在下；不教而诛，则过在上。是罔民也与？匿为物而愚不识者同，故谓之虐。古之人以五戒，然后刑罚，所以警昏愚，惩怠慢也。于此可以责成矣。未尝戒，则彼且乌知先后缓急之所向？遽以视成，岂不暴乎？令严者，欲其
译杨氏说：中道，是天下的根本。三位圣人相互传授，商汤和周武王的征伐，他们的事情虽然不同，但他们的道理都趋向于中道罢了。《论语》这本书，都是圣人防范偏颇的言论，而他的弟子们坚守这些言论，用来阐明这个道。所以在书的结尾，详细记载了尧舜咨询命令的言语，商汤周武王作为老师的意旨，以及施行于政事的内容，用来表明圣人所追求的道是一致的，就在这里罢了。这是为了彰显二十篇的大纲要。孟子在书的结尾，也历数从尧舜到商汤，从商汤到文王，从文王到孔子，有的亲眼见到而知道，有的听到而知道，都是这个意思。五种器物始于权，终于量，这是法度产生的来源。任命官员是为了推行法度，那么人存在而政事就能举行了。所以四方的政令得以施行。拥有国家或家族的人，以此安定他们的后代，都有德行存在于百姓之中，而百姓不能忘记。隐逸的贤人也是百姓所仰望的。顺着百姓不能忘记的心情而继承，顺着百姓的仰望而举用，所以天下人心归附。周武王攻克商朝，有还没下车就分封的，释放箕子的囚禁，表彰商容的坟墓，就是运用这个道。百姓是重要的，以粮食为天，重视百姓的粮食是为了厚待他们的生存，重视祭祀是为了厚待他们的死亡，让百姓养生送死没有遗憾，这是王道的基础。居上位者如果不宽厚，那么下位者就无处安放手脚，所以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没有取得信任就役使百姓，那么百姓就会认为这是祸害自己，所以有信用百姓就会任用。因循守旧而不激励，那么即使尽力事情也不能成功，所以敏捷就能有功。以德行施行仁政就是公正，以武力假借仁政就是私心罢了。百姓虽然欢乐，但不是内心喜悦。所以公正就能使人喜悦，公正就能成就王道。传书说：“公正就能称王”，说的就是这个。
尹氏说：“孔子处在周朝的末年，没能看到二帝三王的治理，所以曾经讽诵他们的言语而思念他们的人。弟子们因此分类记录，使得夫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家族，他的治理之道应当有表现于世间，难道只是咏叹他们的言语而已吗？”
子张向孔子问道：“怎么样才可以从政呢？”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从政了。”子张说：“什么是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恩惠而不浪费，役使百姓而不引起怨恨，追求而不贪婪，安泰而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子张说：“什么是恩惠而不浪费？”孔子说：“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去使他们获利，这不就是恩惠而不浪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他们，又有谁会怨恨？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怎么会贪婪？君子不论人多还是人少，不论国大国小，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他的衣冠，庄重他的目光，庄严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说：“什么是四种恶政？”孔子说：“不教育就杀戮，叫做虐；不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命令迟缓却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样给予别人，却在出纳时吝啬，叫做有司。”明道先生说：“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去使他们获利，比如耕种、制陶、捕鱼，都是顺着他们的便利而引导他们。”
范氏说：“程颐说：‘子张的提问，孔子必定详细陈述而告诉他。我认为尊崇五美，摒弃四恶，不只是告诉子张，君主治理政事，都应当以此为法则。’这也如同齐景公问政，司马牛问君子，所告诉的虽然是一个人，但凡是治理政事的人和君子都是这样的。”
谢氏说：作为上位者，有土地，有人民，有财赋，有赏罚，这些都是所谓拥有崇高利益权势的表现。可以恩惠别人，可以役使别人，可以顺从欲望，可以骄傲安泰，可以要求成功，可以取予。即使以无道的方式施行，仍然可以虐待百姓，暴殄天物。然而治理政事的道理，不是这样的。治理政事的方法，必须以尊崇五美，摒弃四恶为最紧要的。不局限于一己之私，而存心于万物之所为吗？恩惠而不免于浪费的，是府库的财物吗？用府库的财物给予别人，能够人人给予。至于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去使他们获利，顺应四时的和顺，顺应原野的低洼便利，顺应五方的财物，来丰富物产，来厚待生活，使百姓不饥不寒，有什么浪费呢？役使而不免于怨恨的，是役使百姓自我安适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他们，是因为用安逸之道使他们啊。只有喜欢康乐，不常居于一地是可以的。最终安定居所，百堵墙都建造是可以的。这样，有什么怨恨呢？欲望不免于贪婪，不是杀人以求取土地，就是聚敛以增殖货财。至于非仁德就没有欲望，那么害人而可以养人的，尚且不做，何况违背百姓以顺从自己的欲望呢？不侮辱鳏寡，所以得到百姓的欢心，这是周文王建立周朝的原因。在人们之上，所以说可以骄傲别人，难道可以得到人心吗？然而治理政事的道理，不尊贵百姓就不信任，不信任百姓就不服从。必定要使人们仰望他如同日月，尊崇他如同神明，所以虽然不骄傲，而有安泰存在。能够宽厚能够仁德，昭示信用给亿万百姓，这是商汤安住商朝的原因。在人们之上，所以说可以威严别人，难道可以得到人心吗？然而治理政事的道理，必定要使进退有度，仪容举止可观，望之像君主，有所效法，敬畏喜爱是可以的。所以虽然不凶猛，而有威严存在。教育后不改正，过错在下位；不教育就诛杀，过错在上位。这是欺骗百姓吗？隐藏事物而愚弄不识者相同，所以叫做虐。古代的人用五种告诫，然后刑罚，用来警戒昏庸愚昧，惩罚怠慢。在这里可以要求成功了。未曾告诫，那么他们怎么知道先后缓急的方向？突然要求成功，难道不暴虐吗？命令严厉，想要
不犯，故聚众而▯之，垂象以晓之，读法以喻之。令下慢而欲上之严，其可得乎？是以谓之贼。贼仁故也。为上之道，取予可以自専，可以无予则不疑，可以予则不吝。犹之与人，疑也。出纳之吝，吝也。此之谓谨出纳则可，为政则不可。故谓之有司。
译没有触犯禁令，所以聚集众人来〇他们，展示天象来晓谕他们，宣读法令来开导他们。命令下达时迟缓，却希望上级严厉，这怎么可能呢？因此称他们为贼。这是因为他们残害仁德。身为上位者的道理，在给予和索取上可以独自专断，可以不给就不犹豫，可以给就不吝啬。像这样对待他人，就是犹豫。在财物收支上吝啬，就是吝啬。这叫做谨慎管理财物是可以的，用来治理政事则不可以。因此称他们为有司。
杨曰：恵而知为政，故不费；以佚道劳之，故不怨。欲仁则求诸已，故不贪；敬而无敢慢，故虽泰而不骄。庄以莅之而民敬，故虽威而不猛。不教而杀，非仁民也，故谓之虐。未尝戒而责事之成，非为之以渐也，故谓之暴。令以示期也，令慢矣而致期焉，不至则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上，罔民而可为也，故谓之贼。贼者，贼人之谓也。非其义，一介不以与人，不为吝；义在可与，而惟出纳之吝，在有司则为善，在为上则为恶。天下之事，亦惟当其可而已。
尹曰：“问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备者也。故记以继帝王之治，则夫子之从政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伊川曰：「易曰：『乐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之也。』圣人乐天，则不须言知命。言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尔。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是己命者，所以辅义。一循于义，则何庸断之以命哉？若夫圣人之知天命，则异乎此。」又曰：「不知命，见患难必避，遇得丧必动，见利必趋，则何以为君子？然圣人言命，盖为中人以上者设。中人以上，于得丧之际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说，然后能安。若上知之人，更不言命，惟安于义。借使求则得之，然非义则不求，此乐天之事也。上知之人安于义，中知以上安于命。」又曰：「知言之善恶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必有诸已然后知言。知言则能格物而穷理。」
范曰：知命，所以事天也；知礼，所以修身也；知言，所以治人也。知所以事天，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则君子之事备矣。此所以为终也。
谢曰：知命，知礼，知言，此进徳修业之大要，阙一不可也。知命，非君子之成名与？五十而知天命，立言则同，其要则异。犹言学君子者，不可以不知命也。富贵可滛不知命故也。使知富贵在天，则安得而滛之？威武可屈，不知命也。使知死生有命，则安得而屈之？其为君子，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礼者，理也。知之则为知，知崇天也；履之则为礼，礼卑地也。一退一进，一俯一仰，耳目所加，手足所措，盖有妙理存焉。理可行也，谁得而止之？理可止也，谁得而行之？此之谓立。苟不知理之所在，则谓地盖厚，将何所措而可？圣人患不知人。或谓学当自知而已，何汲汲于知人也？是不然。仁人固可亲也，彼且不知人，乌知仁人何如也？佞人固可逺也，彼且不知人，乌知佞人何如也？君不知人，不可以择臣；臣不知人，不可以择士；士不知人，不可以取友。知人如此其急，然不可以智巧知也。盖人之才识，因言以宣，故惟知言者可以知之。古人有行年四十而不见知，乃公者，使乃公事上接下，与人交尽如知子也，岂不殆哉？此与无目同。如晏婴知矣，不足以知仲尼。盖仲尼之言，婴所不知故也。淳于髠得齐王眉睫之间，而不知孟子，盖孟子之言，髠所不知故也。至于求知言之道，则不可以规矩凖防论，系其所养如何耳。又曰：不知礼，无以立。使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
无乱
杨曰：命非尽心知性不足以知之。不知命，则治身行己，人欲之私得以乱之也。何以为君子？知礼则不疑其所行，故立。孟子不与王驩言礼也。不知朝廷，不歴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则居之不安矣，尚能有立乎？诐辞不知其所蔽，滛辞不知其所陷，邪辞不知其所离，遁辞不知其所穷，则人之心术隠矣，其能知人也难矣哉！《易》曰：知崇礼卑。盖知足以知性、知天，故崇；礼可履而行，故卑。崇卑其犹天地设位乎？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知礼成性，而道义出。其义一也。夫《论语》之书，盖圣贤之防言，为学之大方也。其言性与天道备矣。学道而不蕲于上逹，不足为善；学道而不知礼以行之，是以苟知而已，非己有也。故言知命，则亦维知礼【疑】以知崇礼卑之意，为此道者，其本在乎知言。知言之要，而于此书力求之，则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可考而知也。学道而不
译杨氏说：仁爱而懂得如何施政，所以不耗费；用安逸的方法去役使百姓，所以百姓不怨恨。追求仁德就反求诸己，所以不贪婪；恭敬而不敢怠慢，所以即使身处安泰也不骄傲。以庄重严肃的态度临民，所以百姓敬畏，因此即使有威严也不凶猛。不教化百姓就加以杀戮，这不是仁爱百姓，所以称为虐政。没有事先告诫就要求事情成功，这不是循序渐进的做法，所以称为暴政。法令是用来规定期限的，法令已经懈怠了却还要求按期完成，达不到就施加刑罚，这是欺骗百姓。哪有仁爱的人在上位，却可以欺骗百姓呢，所以称为贼害。贼害，就是残害百姓的意思。不符合道义，一丝一毫也不给予别人，这不叫吝啬；道义上可以给予，却只在出纳上吝啬，对于主管官员来说是善行，对于在上位者来说则是恶行。天下的事情，也只有合乎恰当的分寸罢了。
尹氏说：“询问政事的人很多了，没有像这样完备的。所以记载下来以继承帝王的治理，那么孔子从政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
孔子说：“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了解礼制，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不了解言语，就无法了解人。”
伊川先生（程颐）说：“《易经》说：‘乐于天命，了解天命，这是贯通上下而言的。’圣人乐于天命，就不需要再说了解天命了。说了解天命，是指知道有天命而相信它罢了。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这是说自己的天命，是用来辅助道义的。完全遵循道义，哪里还需要用天命来决断呢？至于圣人了解天命，则与此不同。”又说：“不了解天命，见到患难必定逃避，遇到得失必定心动，见到利益必定趋附，那怎么能成为君子呢？然而圣人谈论天命，大概是为中等资质以上的人设立的。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在得失之际不能不困惑，所以有了天命的说法，然后才能心安。如果是上等智慧的人，就不再谈论天命，只是安于道义。假使追求就能得到，但如果不符合道义就不去追求，这是乐于天命的事。上等智慧的人安于道义，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安于天命。”又说：“知道言语的善恶是非，才可以了解人。孟子所说的知言就是这个意思。必须自身具备这些道理，然后才能了解言语。了解言语就能推究事物原理而穷尽道理。”
范氏说：了解天命，是用来侍奉上天的；了解礼制，是用来修养身心的；了解言语，是用来治理百姓的。知道如何侍奉上天，知道如何修养身心，知道如何治理百姓，那么君子的事情就完备了。这就是作为结尾的原因。
谢氏说：了解天命，了解礼制，了解言语，这是增进道德、修习学业的大要，缺少一样都不行。了解天命，难道不是君子成就名声吗？五十岁了解天命，立言则相同，其要点则不同。就像说学习成为君子的人，不可以不了解天命。富贵可以使人迷惑，是因为不了解天命；如果知道富贵在于天命，那么怎么会迷惑呢？威武可以使人屈服，是因为不了解天命；如果知道生死在于天命，那么怎么会屈服呢？他作为君子，难道不是宽绰从容、游刃有余吗？礼，就是理。了解它就是知，知崇高如天；践行它就是礼，礼谦卑如地。一进一退，一俯一仰，耳目所接触，手足所动作，其中都有微妙的道理存在。理可以施行，谁能阻止它？理可以停止，谁能推行它？这就叫做立足。如果不知道理在哪里，那么说地很厚，将把脚放在哪里才合适呢？圣人担忧不了解人。有人说学习应当自知罢了，为什么急切于了解人呢？这不是正确的。仁人固然可以亲近，他如果不了解人，怎么知道仁人怎么样呢？佞人固然可以疏远，他如果不了解人，怎么知道佞人怎么样呢？君主不了解人，就不能选择臣子；臣子不了解人，就不能选择士人；士人不了解人，就不能结交朋友。了解人如此紧急，然而不能用智巧去了解。大概人的才识，通过言语来宣示，所以只有了解言语的人才可以了解他。古人有活到四十岁而不被了解的，叫乃公，如果让乃公事奉上级、接待下级，与人交往都像了解儿子一样，难道不危险吗？这和没有眼睛一样。像晏婴那样聪明，不足以了解孔子。大概是因为孔子的言语，是晏婴所不了解的缘故。淳于髡能从齐王的眉眼之间察知心意，却不知孟子，大概是因为孟子的言语，是淳于髡所不了解的缘故。至于探求了解言语的方法，就不能用规矩准绳来讨论，取决于他的修养如何罢了。又说：不了解礼制，就无法立足。如果使人们都能有所立足，天下就有治理而没有混乱。
杨氏说：天命，不是尽心了解本性不足以知道的。不了解天命，那么治理自身、行为处世，人的私欲就会扰乱它。怎么能成为君子呢？了解礼制就不怀疑自己的行为，所以能立足。孟子不和王驩谈论礼制。不了解朝廷礼仪，不经过位次就互相交谈，不越过台阶就互相作揖，那么居住其中就不安了，还能有所立足吗？偏颇的言辞不知道它的蒙蔽，过分的言辞不知道它的沉溺，邪僻的言辞不知道它的背离，躲闪的言辞不知道它的穷尽，那么人的心术就隐蔽了，想要了解人就难了！《易经》说：知崇高，礼谦卑。大概知足以了解本性、了解上天，所以崇高；礼可以践行而行，所以谦卑。崇高与谦卑，难道不像天地设立位置吗？天尊贵地卑下，而乾坤确定；知礼成就本性，而道义产生。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论语》这本书，大概是圣贤的格言，是学习的大方向。它关于本性和天道的论述很完备。学习道而不期望向上通达，不足以称为善；学习道而不知道用礼来践行，这只是苟且知道罢了，不是自己拥有的。所以说了解天命，也就是只有了解礼制，【疑】以知崇高礼谦卑的意思，从事这道的人，其根本在于了解言语。了解言语的要领，在这本书中努力探求，那么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贤人之所以为贤人，就可以考察而知道了。学习道而不
尹曰：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穷通得丧，无所动其心，故可为君子。知礼，则动不违于理，故能立。知言，则得其情实，故能知人。知所以事天，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记此以终篇，得无意乎？今之学者，少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不几于侮圣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论语精义巻十下
<经部,四书类,论孟精义__孟子精义》>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精义卷一
宋 朱子 撰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见梁惠王章
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可与语道矣。世之所论于义者，多外之。不然，则混而无别，非知仁义之説者也。」又曰：「万取千焉，千取百焉。《齐语》谓某处取某处逺。」
近
伊川曰：「君子未尝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又曰：「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盖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専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怨仇。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餍，诚哉是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専利。上九以刚而求益之极，众人之所共恶，于是莫有益之，而或攻击之矣。故圣人戒之曰：『立心勿恒，乃凶之道也。』谓当速改也。」伊川先生论范尧夫对上之词，言「陛下富国强兵后待做甚」，以为非是，此言安足谕人主？如《周礼》岂不是冨国之术存焉？横渠先生曰：「尧夫抑上冨强之説，正犹为汉武帝言神仙之学，长年不足惜。言岂可入圣贤之晓？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问『何以利国』，则説利不可言之理，极言之以至不夺不餍。」杨曰：「君子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使民不后其君亲，则国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尹曰：「梁惠王以利国为言，而孟子对以仁义者，苟以利为事，则不夺不餍矣。知仁而不遗其亲，知义而不后其君，则为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此圣贤之心也。彼以利而不知仁义，其害岂有既乎？」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章
横渠曰：「不贤者，民将去之，故不保其乐也。」
杨曰：人君当乐民之乐，台池鸟兽，岂足乐哉？又曰：梁王顾鸿雁麋鹿以问孟子，孟子因以为贤者而后乐此。至其论文王、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沼苑囿之观，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是纵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惟孟子之言，常于毫髪之间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则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尹曰：「麋鹿鱼鼈皆遂其性，则与民偕乐也，可知矣。」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告君之道，当然其意深切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章
伊川曰：古者百步为亩，百亩当今之四十一亩也。古以今之四十一亩之田，八口之家可以无饥。今以古之二百五十亩，犹不足。农之勤惰相悬，乃如此。问：古者百亩，今四十一亩，若以地土计之所収，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亩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计之，则亦少有一家九人者，只十六已别受田，其余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补助之政，又有郷党赒救之义，故亦可足。又曰：孟子论王道，便实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从养生上説将去。既庻既冨，然后以饱食暖衣而无教为不可，故教之也。杨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废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为尽心，宜孟子之不与也。夫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故曰：自不违农时而下至使
译尹氏说：懂得命运的人，是知道命运而安然处之，无论是困厄还是通达，得到还是丧失，都不能动摇他的心，所以可以成为君子。懂得礼，那么行动就不违背事理，所以能够立身。懂得言辞，就能把握其中的真情实理，所以能够了解人。懂得侍奉天的道理，懂得修养身心的道理，懂得治理百姓的道理，那么君子的事务就完备了。弟子们记下这些作为篇末，难道没有深意吗？现在的学者，年轻时诵读这些，年老时却不懂，只认为一句话有用，这不几乎是在侮辱圣人的言语吗？这是孔夫子的罪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论语精义》卷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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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精义》卷一
宋 朱子 撰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见梁惠王章
明道先生说：“孔子谈论仁，未曾将义与之并列。唯独在《易经》中说：‘确立做人的道理，就是仁与义。’而孟子谈论仁，必定以义与之相配。大概仁是本体，义是作用。知道义作为作用而不外求，就可以和他谈论道了。世人所谈论的义，大多将其视为外在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混淆而没有区别，这不是懂得仁义学说的人。”又说：“万中取千，千中取百。《齐语》说某处取某处很远。”
近
伊川先生说：“君子并非不想求利。孟子说‘何必说利’，大概是因为如果只把利当作心思，就会有害。比如上下互相争夺利益而导致国家危亡，就是有害。没有施行仁却遗弃亲人，没有施行义却怠慢君主，这就是利。仁义未曾不利。”又说：“《易经》益卦的上九爻辞说：‘没有人增益他，或许会有人攻击他。’立心不恒久，凶险。大概利是众人共同想要的，专门想增益自己，危害就大了。欲望太盛就会昏昧遮蔽而忘记义理，追求到了极点就会侵夺而招致怨恨仇敌。孔子说：‘依据利而行事，多招怨恨。’孟子说先求利就会不掠夺不满足，这话确实如此。大凡人的存心，不可以专门求利。上九以刚强而追求增益到了极点，是众人共同厌恶的，于是没有人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所以圣人告诫说：‘立心不恒久，是走向凶险的道路。’是说应当迅速改正。”伊川先生评论范尧夫对皇上说的话，说“陛下富国强兵之后打算做什么”，认为这是不对的，这话怎么足以晓谕君主？像《周礼》难道不是存有富国的方法吗？横渠先生说：“尧夫压制富国强兵的说法，正如同对汉武帝谈论神仙之学，长寿不值得吝惜。这话怎么能进入圣贤的耳中？人不会如此笨拙。像梁惠王问‘怎样使国家得利’，就应当说明利不可说的道理，极力陈述直到不掠夺不满足为止。”杨氏说：“君子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使百姓不怠慢他们的君主和亲人，那么国家就治理好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利呢？所以说：‘只要有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尹氏说：“梁惠王以利于国家为言，而孟子用仁义来回答，如果以利为事，那么不掠夺就不会满足。懂得仁而不遗弃亲人，懂得义而不怠慢君主，那么得到的利就广博了。孟子之所以要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来挽救这种弊病，这是圣贤的心意。那些只知求利而不懂仁义的人，他们的危害难道有尽头吗？”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章
横渠先生说：“不贤明的人，百姓将会离开他，所以不能保有他的快乐。”
杨氏说：君主应当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楼台池沼、鸟兽，哪里值得快乐呢？又说：梁惠王看着鸿雁麋鹿来问孟子，孟子因此说只有贤明的人才能享受这些快乐。等到他论述周文王和夏桀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就说独自快乐是不行的。世间的君子，如果是贤明的人，必定会告诉君主忧虑百姓，不要建造楼台池沼苑囿来观赏，这是违背君主的欲望；如果是谄媚的人，必定会告诉君主独自享乐，而扩大他的奢侈之心，这是放纵君主的欲望。这两种都不对，能够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只有孟子的言论，常常在毫发之间剖析利害所在，使君主潜移默化而不知不觉。像这样，他在朝廷上，就可以纠正君心的错误，而他的言论就容易实行了。
尹氏说：“麋鹿鱼鳖都能顺遂它们的本性，那么就能与百姓共同快乐，这是可以知道的。”说：“只有贤明的人才能享受这些快乐，不贤明的人即使有这些也不快乐。”告诫君主的道理，当然如此，其用意深切啊。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章
伊川先生说：古代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四十亩。古代用现在的一百四十亩田地，八口之家可以不挨饿。现在用古代的两百五十亩，仍然不够。农民的勤劳与懒惰相差如此之大。问：古代一百亩，现在一百四十亩，如果按土地计算收成，似乎不足以供养九个人的食物。答：一百亩供养九个人，固然不够。通盘计算天下，也很少有家庭有九个人，十六岁以上的已经另外受田，其余都是老人小孩，所以可以供养。有不足的地方，又有补助的政策，又有乡党救济的道义，所以也可以充足。又说：孟子论述王道，便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令不能自行实施，便先从养生方面说起。人口众多且富裕之后，然后认为吃饱穿暖而没有教化是不行的，所以进行教化。杨氏说：移民移粟，是荒政所不废弃的。不施行先王的道而只把这当作尽心，难怪孟子不赞同。有仁心仁名而百姓不能蒙受恩泽的，是因为不施行先王的道，所以说：从“不违背农时”以下直到“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