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精义卷八下
子孙忧，皆过论也。而二臣者不能救此，孔子所以谓之具臣与？」然冉求为季氏聚敛矣，葢用事之臣也，故独责之。
译子孙的忧虑，都是过分的议论。而这两位臣子不能挽救这种局面，这就是孔子称他们为“具臣”的原因吗？然而冉求为季氏搜刮聚敛，大概是因为他是当权的臣子，所以孔子唯独责备他。
侯曰：「孔子反覆语二臣者，责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居其位也。器识窄狭，故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尹曰：颛臾主祀东防，东防鲁地也，则是已在邦域之中矣，是吾社稷臣也。当是时，季氏已强，公室益弱，冉求为相而不能救之，又为之辞。孔子所以罪其言也，虎兕喻季氏，▯玉喻公室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庻人不议。」
范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十世矣。天子希不失其天下者矣。自大夫出者，五世；诸侯希不失其国者矣。陪臣执国命者，三世；大夫希不失其家者矣。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必乆而后失之。力有大小，徳有厚薄，其理然也。葢周自昭王，故其世短，道微缺，至幽王而亡，十世矣。鲁自宣公，三家始强，季氏自武子至桓子，制于家臣，四世矣。希不失者，不必皆如之，其大略不过此矣。」又曰：「天子之政，未尝不在公卿；诸侯之政，未尝不在大夫。公卿大夫皆贤也，则政出于君矣。惟其非贤，是以君弱臣强，政出于下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古者上诵箴课士，▯民语，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未尝不议也。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惟民言得达于上，则下无所议也。』」
杨曰：变礼易乐，革制度衣服，而流讨之刑不能加，然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徳又下衰，而礼乐征伐出于大夫，国命执于陪臣，则极矣。故其衰愈甚，则其失益近，理势然也。又曰：庻人不议者，百姓谓我自然，莫知为之者，何议之有？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范曰：「鲁自宣公禄去公室，至定公五世矣。禄之初去公室，大夫犹有未専政者也。政逮于大夫，无不専者，四世矣。陪臣执国命，而大夫又失之，故三桓之子孙亦微矣。」
吕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葢所出不顺，物理之所不容，其乆近之效，随大小而为等。庶人不议，直谓民自无可议，非不使之议。”
谢曰：「诸侯聴命于天子，大夫聴命于诸侯。如天无二日，所谓理也。故礼乐惟天子専之。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葢如灾异，何可常也？故愈逆理，则其失愈近。政逮于大夫，至如今四世矣。三桓子孙不微，何待冉有、季路不知也？而犹欲强之。」
杨曰所以徴前説也
侯曰：「世道交防，君不君，臣不臣，其能乆乎？」
尹曰：「礼乐征伐，出于天子者也。诸侯専之，逆天理也。未有能过十世而不亡者。愈逆于理，则其亡愈近。故大夫不过五世，陪臣不过三世。唯天子有道，则政不在下，而众庻无得而议。当时三家窃国，已四世矣，其子孙安得不微乎？」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横渠曰：「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范曰：自天子至于庻人，友之损益皆同。书曰：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益友也。巧言令色，便辟侧媚，损友也。人君所友，系一身之安危，天下之治乱，可不慎哉！吕曰：友直，则知过；友谅，则进于诚；友多闻，则进于明。便辟习于容，善柔能为卑屈，便佞习于口才。友便辟，则徳不修；友善柔，则志不立；友便佞，则过不闻。谢曰：志无所惮，则满。谓人莫己若，则亡。有志于道者，可自省也。友直谅多闻，则心常歉然矣。友便辟、善柔、便佞，则必自满。
杨曰：直则不回，谅则不欺，多闻则畜徳，故可资以为益。便辟则不正，善柔则无责善之义，便佞则御人以口给，皆非能忠告而善道之者也，故损。
尹曰：「便辟，足恭也；善柔，令色也；便佞，巧言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而其为损益，有如是者，可不慎择哉！」
孔子曰：「
译侯氏说：“孔子反复告诫冉有、季路两位臣子，是责备他们不能以正道侍奉君主却占据着高位。他们器量见识狭隘，所以孔子说：‘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鲁国的宫廷内部。’”
尹氏说：“颛臾主持祭祀东蒙山，东蒙山是鲁国的土地，那么颛臾已经在鲁国的疆域之内了，这是我们的社稷之臣。当时，季氏已经强大，公室更加衰弱，冉求身为家臣却不能挽救，反而为季氏找借口。孔子因此谴责他们的言论，虎兕比喻季氏，〇玉比喻公室。”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礼乐的制作和征伐的发动都由天子决定；天下政治黑暗，那么礼乐征伐都由诸侯决定。由诸侯决定，大概经过十代很少有不丧失天下的；由大夫决定，经过五代很少有不丧失国家的；家臣掌握国家命脉，经过三代很少有不丧失家族的。天下政治清明，那么政权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那么庶民就不会议论朝政。”
范氏说：“礼乐征伐由诸侯决定，已经十代了。天子很少有不丧失天下的了。由大夫决定，五代；诸侯很少有不丧失国家的了。家臣掌握国家命脉，三代；大夫很少有不丧失家族的。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国家，大夫拥有家族，必定经过很长时间才会丧失。力量有大小，德行有厚薄，道理就是这样。大概周朝自昭王以后，世代短促，道义衰微残缺，到幽王时灭亡，经历了十代。鲁国自宣公以后，三家开始强大，季氏从武子到桓子，被家臣控制，经历了四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并不是说都完全如此，大致不过如此罢了。”又说：“天子的政令，未曾不在公卿手中；诸侯的政令，未曾不在大夫手中。公卿大夫都是贤人，那么政令就出自君主了。正因为他们不贤，所以君主衰弱臣子强大，政令出自下级。《诗经》说：‘古人有句话，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古代君主诵读箴言来考核士人，〇听取民众的言论，庶民在路上批评，商人在市场上议论，未曾没有议论。孔子说：‘君主斟酌采纳民众的言论，那么下级就会像仰视上天一样顺从君主的施为。只有民众的言论能上达君主，那么下级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
杨氏说：“改变礼制、更易音乐，变革制度和服饰，而流放的刑罚不能施加，然后礼乐征伐就由诸侯决定了。德行又进一步衰败，礼乐征伐出于大夫，国家命脉掌握在家臣手中，那就到了极点。所以衰败越严重，丧失就越快，这是理势使然。又说：‘庶民不议论，是因为百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不知道是谁做的，有什么可议论的呢？’”
孔子说：“政权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衰微了。”
范氏说：“鲁国自宣公时政权离开公室，到定公时已经五代了。政权刚离开公室时，大夫中还有没有专权的。政令落到大夫手中，没有不专权的，已经四代了。家臣掌握国家命脉，大夫又丧失了权力，所以三桓的子孙也衰微了。”
吕氏说：“十代、五代、三代，大概是因为权力来源不顺，物理所不容，其长久或短暂的效应，随着势力大小而分等级。庶民不议论，只是说民众自然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并不是不让他们议论。”
谢氏说：“诸侯听命于天子，大夫听命于诸侯。就像天没有两个太阳，这就是所谓的理。所以礼乐只有天子专有。由诸侯决定，由大夫决定，大概就像灾异一样，怎么能长久呢？所以越违背常理，丧失就越快。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到现在已经四代了。三桓的子孙不衰微，何须等到冉有、季路不知道呢？却还要强行去做。”
杨氏说：“这是用来证明前面的说法。”
侯氏说：“世道交错混乱，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他们能长久吗？”
尹氏说：“礼乐征伐，是出自天子的。诸侯专有，是违背天理的。没有能超过十代而不灭亡的。越违背常理，灭亡就越快。所以大夫不超过五代，家臣不超过三代。只有天子有道，那么政权不在下级，而众庶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当时三家窃取国家政权，已经四代了，他们的子孙怎么能不衰微呢？”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信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同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同表面柔顺内心奸诈的人交朋友，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横渠先生（张载）说：“便辟，是装出恭敬的样子；善柔，是装出和善的脸色；便佞，是巧言令色。”
范氏说：“从天子到庶民，朋友的益损道理都是一样的。《尚书》说：‘侍奉左右的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这是益友。巧言令色，谄媚侧媚，这是损友。君主所结交的朋友，关系到一身的安危，天下的治乱，能不慎重吗！’吕氏说：‘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就能知道过错；同诚信的人交朋友，就能增进真诚；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就能增进明智。便辟习惯于修饰仪容，善柔能做出卑屈的样子，便佞习惯于口才。同便辟的人交朋友，德行就不能修养；同善柔的人交朋友，志向就不能树立；同便佞的人交朋友，过错就听不到。’谢氏说：‘志向没有忌惮，就会自满。认为没有人比自己强，就会灭亡。有志于道的人，可以自我反省。同正直、诚信、多闻的人交朋友，内心就会常常感到不足。同便辟、善柔、便佞的人交朋友，就一定会自满。’”
杨氏说：“正直就不会邪曲，诚信就不会欺骗，多闻就能蓄积德行，所以可以凭借他们获得益处。便辟就不端正，善柔就没有劝人向善的意义，便佞就用口才应付人，都不是能忠诚告谏并善于引导的人，所以有害。”
尹氏说：“便辟，就是装出恭敬的样子；善柔，就是装出和善的脸色；便佞，就是巧言令色。从天子到庶民，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自己的，而其中的益损，就是这样，能不慎重选择吗！”
孔子说：
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译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以礼乐来节制自己为快乐，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为快乐，以多结交贤德的朋友为快乐，这是有益的。以骄纵淫逸为快乐，以安逸游乐为快乐，以宴饮享乐为快乐，这是有害的。
横渠曰：「节礼乐，不使流离相胜，能进反以为文也。」骄乐、侈靡、宴乐、宴安。又曰：「乐骄乐、佚游、宴乐，则不能徙义。」
范曰：自天子至于庻人，乐之损益皆同。礼所以修外，主于敬；乐所以修内，主于和。外貌荘敬，则作事可法；中心和乐，则鄙诈不生。动必以礼乐为节，此益者之乐也。乐道人之善，则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故舜隠恶而扬善，大有之世，遏恶而扬善，所以顺天休命也。人君有天下，则当友天下之善士。故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乐多贤友也。丹朱慢游，是好傲虐，是作骄乐也。太康逰畋，十旬不反，佚逰也。桀、纣、幽、厉以酒亡国，宴乐也。人君所乐，系一身之安危，天下之存亡，可不慎哉！
吕曰：「节礼乐，则义精；通道人善，则道▯；多贤友，则徳有辅；骄乐，则淫佚；游则荒；宴乐，则惰。」
谢曰：「节礼以乐，节乐以礼，则常庄和。能乐道人之善，则必不伐善。乐多贤友，则志在成徳，而不在圣【误】人骄乐、佚逰、宴乐，皆所谓酖毒，不可懐也。」
杨曰：节礼乐以进，反为文，则无销放之▯。乐道人之善，则与人为善者也。乐多贤友，则乐取人以为善者也。故益骄乐则傲，佚逰则荒，宴乐则怠，宴安也。故损。尹曰：礼有节则不离，乐有节则不流。乐道人之善，是与人为善。乐多贤友，以成己之徳。骄乐侈靡也，佚逰也，宴安也。三者其为损益也如此。君子之于好乐，其可不慎乎？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隠；未见顔色而言，谓之瞽。」
范曰：「君子养其内心，故言无不中理。欲无此三愆者，在修其内而已矣。」
吕曰：「躁则不重，隠则不忠，瞽则不强。」
谢曰：「时然后言，所谓时，当其可也。」
杨曰：「君子有徳位之通称也。躁者以言餂之，隠者以不言餂之，皆穿窬之类也。瞽者则人言皆失矣，愆孰甚焉？」
侯曰：“愆过不及也。言得其时，则无过不及矣。”
尹曰：「时然后言，则无侍君子之过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或问孔子言血气如何？伊川曰：「此只大凡言血气，如説南方之强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谓强者，是礼义之强，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强悍，所谓强者，是血气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气，要须以义理胜之也。」
范曰：「圣人同于人者，血气也；异于人者，志气也。血▯有时而衰，故舜耄期亦倦于勤；志气无时而衰，故曽子将死曰：『吾得正而毙焉，斯己矣。』其少未定，其壮方刚，其老既衰者，血气也；戒之在色，在鬭，在得者，志气也。君子养其志气，故不为血气之所动。是以孟子养浩然之气，孔子年弥髙而徳弥邵也。」
吕曰：少则动，壮则好胜，老则收敛，皆气使然。唯君子以徳胜气。
谢曰：「胜徳者不为血气所使，故持其志，无暴其气。以食之，箪食豆羮，呼尔而与之，有所不受；蹴尔而与之，有所不屑。此非义心胜，血气胜故也。万钟与不得则死，逺矣。有不辨礼义而受之者，血气衰故也。知所以戒，则不随血气盛衰。血气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杨曰：血气之刚，故盛则强，衰则弱。强则尚气，故戒在鬭；弱则屈于物欲，故戒在得。若夫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矣。尚何盛衰之有？
侯曰：「君子以义制事，以礼制心，终日兢兢，尚何血气盛衰之可戒哉？此成徳也。」学者则当恐惧修省，无终食之间违仁，故有为此三戒。
尹曰：「君子之学，在乎不为血气所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伊川曰：「畏天命，则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严，亦自可畏；畏圣人之言，则可以进徳
范曰：君子修其在己者，而听其在天者，故畏天命。大人者，王公卿大
译横渠说：“节制礼乐，不让它们偏废或过度，能够进取并返归正道，这就叫做文饰。”骄纵的音乐、奢侈浪费、宴饮作乐、安逸享乐。又说：“喜好骄纵的音乐、放纵的游乐、宴饮作乐，就不能迁善改过。”
范氏说：从天子到平民，礼乐的增减原则都是相同的。礼是用来修养外在行为的，以恭敬为主；乐是用来修养内在心性的，以和谐为主。外表庄重恭敬，做事就可以成为法则；内心平和快乐，鄙陋欺诈就不会产生。行动一定以礼乐为节制，这就是有益的快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那么行善的人就会受到鼓励，作恶的人就会受到抑制。所以舜隐藏别人的恶行而宣扬善行，大有卦的世道，遏制恶行而宣扬善行，这都是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君主拥有天下，就应当与天下的善士交友。所以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这就是乐于拥有众多贤良的朋友。丹朱傲慢游乐，喜好傲慢暴虐，这就是骄纵的音乐。太康外出打猎，十天不回来，这是放纵的游乐。桀、纣、幽王、厉王因为酗酒而亡国，这是宴饮作乐。君主所喜好快乐的事情，关系到自身的安危、天下的存亡，能不谨慎吗！
吕氏说：“节制礼乐，那么义理就精纯；通达人性向善，那么道就广大；拥有众多贤良的朋友，那么德行就有辅佐；骄纵的音乐，就会淫乱放荡；游乐，就会荒废；宴饮作乐，就会懒惰。”
谢氏说：“用礼来节制乐，用乐来节制礼，就能经常保持庄重和谐。能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就一定不会夸耀自己的善行。乐于拥有众多贤良的朋友，那么志向就在于成就德行，而不在于圣人。骄纵的音乐、放纵的游乐、宴饮作乐，都是所谓的毒酒，不可怀恋。”
杨氏说：节制礼乐以进取，返归正道作为文饰，就没有放纵的弊端。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乐于拥有众多贤良的朋友，就是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所以增益骄纵的音乐就会傲慢，放纵的游乐就会荒废，宴饮作乐就会懈怠，这就是安逸享乐。所以这是损害。尹氏说：礼有节制就不偏离，乐有节制就不流荡。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乐于拥有众多贤良的朋友，用来成就自己的德行。骄纵的音乐是奢侈浪费，放纵的游乐，安逸的享乐。这三者对于损益的影响就是这样。君子对于喜好快乐，能不谨慎吗？
孔子说：“侍奉君子有三种过失：话还没轮到自己就说，叫做急躁；话轮到自己却不说，叫做隐瞒；没看脸色就说，叫做盲目。”
范氏说：“君子修养他的内心，所以说话没有不合道理的。想要没有这三种过失，在于修养内心罢了。”
吕氏说：“急躁就不庄重，隐瞒就不忠诚，盲目就不明察。”
谢氏说：“时机到了才说话，所谓的时机，就是恰当的时候。”
杨氏说：“君子是德行和地位的通称。急躁的人用言语来试探，隐瞒的人用不说话来试探，都是像挖墙洞偷窃之类的人。盲目的人则是别人的话都听错了，过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侯氏说：“过失就是过度和不足。说话合乎时机，就没有过度和不足了。”
尹氏说：“时机到了才说话，就没有侍奉君子的过失了。”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警戒：年轻的时候，血气还没有稳定，要警戒女色；等到壮年，血气正旺盛，要警戒争斗；等到老年，血气已经衰退，要警戒贪得。”
有人问孔子说血气是什么意思？伊川说：“这只是大致说血气，就像说南方的强一样。南方人柔弱，所谓的强，是礼义的强，所以君子处于其中。北方人强悍，所谓的强，是血气的强，所以小人处于其中。凡人的血气，必须用义理来战胜它。”
范氏说：“圣人与普通人相同的是血气，不同的是志气。血气有时而衰，所以舜到了高龄也疲倦于勤劳；志气无时不衰，所以曾子将死时说：‘我能够正当地死去，这就够了。’年轻未定，壮年方刚，老年既衰，这是血气；警戒女色，警戒争斗，警戒贪得，这是志气。君子修养他的志气，所以不被血气所动摇。因此孟子修养浩然之气，孔子年龄越高德行越美好。”
吕氏说：年少就躁动，壮年就喜好争胜，年老就收敛，都是气的作用。只有君子用德行战胜气。
谢氏说：“战胜德行的人不被血气所驱使，所以保持他的志向，不暴戾他的血气。用食物给他，一筐饭一碗汤，呼喝着给他，有所不接受；用脚踢着给他，有所不屑。这不是义心战胜了，而是血气战胜了。万钟的俸禄和不得就会死，相差很远。有不辨别礼义就接受的人，是血气衰退的缘故。知道警戒的方法，就不随血气的盛衰而改变。血气是本性，有命运在其中。君子不认为这是本性。”
杨氏说：血气的刚强，所以盛时就强，衰时就弱。强就崇尚意气，所以警戒在争斗；弱就屈服于物欲，所以警戒在贪得。至于至大至刚，用正直来培养而不损害，就充满天地之间了。还有什么盛衰呢？
侯氏说：“君子用义理来处事，用礼来制心，整天兢兢业业，还有什么血气盛衰需要警戒的呢？这是成就德行的表现。学者就应当恐惧反省，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德，所以有这三种警戒。”
尹氏说：“君子的学习，在于不被血气所驱使。”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话。小人不知道天命而不敬畏，轻慢大人，侮辱圣人的话。”
伊川说：“敬畏天命，就可以不辜负上天赋予的重任；敬畏大人，像这样尊严，自然也可以敬畏；敬畏圣人的话，就可以增进德行。”
范氏说：君子修养自己所能做的，而听任上天所决定的，所以敬畏天命。大人，是王公卿大夫
夫之在位者也。孔子见冕衣裳者，虽少必趋，故畏大人。圣人之言天也，故畏圣人之言。小人行险以徼幸，故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不明于人伦，不严于君臣，故狎大人。浅不可以测深，小不可以知大，故侮圣人之言。
译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孔子见到戴着礼帽、穿着礼服的人，即使年轻也一定快步表示敬意，所以敬畏位高权重的人。圣人谈论天道，所以敬畏圣人的言论。小人冒险行事以求取侥幸，所以不了解天命而不敬畏。不通晓人伦道理，不严肃对待君臣关系，所以轻慢位高权重的人。浅薄无法测度深远，狭隘无法认知宏大，所以轻侮圣人的言论。
吕曰：心服曰畏。畏天命者，吾命之所由出；大人者，吾身之所以制；圣人言者，吾徳之所以入。无大于三者。大人乃王公大人之称。
谢曰：「天命不僭，大人若天者也。圣言谈天者也，畏之故。事之小人所以不畏，特不知此故也。」
杨曰：「畏天命，所以事天；畏大人，所以贵徳；畏圣人之言，所以尊道。」
尹曰：「三畏者，修己之诚，当然也。小人不务修身，诚已，则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伊川曰：「生而知之，学而知之，才也。」
范曰：此言圣贤之性分，所以戒困而不学者之为下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所以勉困而能学者之为上也。圣人之于人，或戒之，或勉之，皆所以导人为善，是以言各有当也。
谢曰：「生而知不待学；学而知不待困。人皆有圣质，特念不念，敏不敏，异尔。困而学者，知困，然后能勉强以求复其初。及其知之，一也。」
杨曰：「生而知之者，不思而得也；学而知者，思而后得也；困而学之，则出于强勉而已。虽其▯不同，及其知之，则一也。故君子惟学之为贵，困而不学，然后为下。」侯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然圣人未尝不学焉，学之能【阙】
范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夫子之门人葢不为少矣。隠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伯夷、伊尹是也。」
尹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孔子之门人为不少矣，至于隠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非伊尹、傅説之徒则不能。故曰：「未见其人也。」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伊川曰：「诚不以富，亦祗以异。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范曰：知景公之富不如伯夷之饿，则可谓志士仁人矣。程颐疑此错简，当属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谢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质美者也。隠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不累于穷达者也。隠居以求其志，非爱身以自佚；行义以达其道，非志于功名。杨曰：汤之不可探，人之所知也。世非婴孺狂疾，未闻有探汤，则宁复有为不善者乎？此明乎善者之所及也。故闻其语，又见其人焉。隠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非达可行于天下者不能及也。充此道者，其惟伯夷叔齐乎？是故当时孔子闻其语而未见也。
侯曰：「民不称其徳也。富而无徳，虽有千驷，何足道哉？」尹曰：「知伯夷之饿可称，则景公之富不足道矣。」臣师曰：「疑此错简，当在『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之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逺其子也。」
伊川曰：「孔子之教，未尝私厚其子。学诗、学礼，止可告之如此。学必待其自肯。」
范曰：“兴于诗，故不学诗，无以言；立于礼，故不学礼，无以立。夫子之教伯鱼，无异于门人，故陈亢以为逺其子也。”
吕曰君子之教其子其法如是
谢曰：「心气和则能言，知分定则能立。」
杨曰：陈亢闻伯鱼之言，而知君子之逺其子也。引而伸之，如此然后为善学。又曰：君子之逺其子，若使孔子与鲤常相亲，则必知其学诗、学礼之谓，不待今因其过庭，乃曰：「学诗乎？学礼乎？」则其未尝私相之也，故陈亢以是知之。
侯曰：“学者当以圣人为标准。学而不得圣人之心，皆外驰私意也。何以见之？吾于陈亢问伯鱼及退而喜之心见之矣。孔子，圣人也。圣人之心，如天地四时，万物生于其中，
译吕氏说：内心信服叫做畏。畏惧天命，是因为天命是我们命运所由出的根源；畏惧大人，是因为大人是我们行为所当效法的准则；畏惧圣人的言论，是因为圣人的言论是我们德行所当遵循的途径。没有比这三者更重大的了。大人是王公贵人的称谓。
谢氏说：“天命不会差错，大人就像天一样。圣人的言论谈论的是天道，所以要畏惧它。侍奉它，小人之所以不畏惧，只是不知道这个缘故罢了。”
杨氏说：“畏惧天命，是用来侍奉天的；畏惧大人，是用来尊崇德行的；畏惧圣人的言论，是用来尊崇大道的。”
尹氏说：“这三种畏惧，是修养自身的真诚，是理所当然的。小人致力于修身，真诚已尽，那么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才去学习的人，又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的人，百姓中这就是最下等的了。”
伊川先生说：“生来就知道，通过学习才知道，这是才质不同。”
范氏说：这是论说圣贤的天性分际，用来警戒那些遇到困难却不学习的人，使他们处于下等。《中庸》说：“有的人生来就知道，有的人通过学习才知道，有的人遇到困难才知道，等到他们知道了，是一样的。”这是用来勉励那些遇到困难而能学习的人，使他们成为上等。圣人对于人，有的警戒他，有的勉励他，都是为了引导人向善，所以言语各有其恰当之处。
谢氏说：“生来就知道，不需要等待学习；通过学习才知道，不需要等待遇到困难。人都有圣人的资质，只是念头是否专注，反应是否敏捷，有所不同罢了。遇到困难而学习的人，知道困难，然后能勉强自己去寻求恢复本初。等到他们知道了，是一样的。”
杨氏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不思考就得到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是思考后才得到的；遇到困难而学习，则是出于勉强罢了。虽然他们的途径不同，等到他们知道了，则是一样的。所以君子只以学习为贵，遇到困难而不学习，然后才成为下等。”侯氏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的。然而圣人未曾不学习，学习能够【此处原文缺失】”
范氏说：“见到善行就像怕赶不上一样，见到不善就像手探沸水一样。孔夫子的门人大概不少了。隐居来寻求自己的志向，践行道义来通达自己的主张，伯夷、伊尹就是这样的人。”
尹氏说：“见到善行就像怕赶不上一样，见到不善就像手探沸水一样。”孔子的门人不少了，至于隐居来寻求自己的志向，践行道义来通达自己的主张，不是伊尹、傅说这类人就不能做到。所以说：“没见到这样的人。”
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可称颂他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伊川先生说：“确实不是因为富有，也只是因为特异罢了。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可称颂他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范氏说：知道景公的富有不如伯夷的饿死值得称道，就可以说是志士仁人了。程颐怀疑这是错简，应当属于“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之下。谢氏说：见到善行就像怕赶不上一样，见到不善就像手探沸水一样，这是本质美好的人。隐居来寻求自己的志向，践行道义来通达自己的主张，是不受困顿显达牵累的人。隐居来寻求自己的志向，不是爱惜身体来自我安逸；践行道义来通达自己的主张，不是志在功名。杨氏说：沸水不可探，这是人所共知的。世间除了婴儿和疯病人，没听说有去探沸水的，那么难道还会有做不善之事的人吗？这是明白善道的人所达到的境界。所以听到这种话，又见到这样的人。隐居来寻求自己的志向，践行道义来通达自己的主张，不是通达可行于天下的人不能达到。充实这种道的人，大概只有伯夷、叔齐吧？所以当时孔子听到这种话却没见到这样的人。
侯氏说：“百姓不称颂他的德行。富有而没有德行，即使有千驷马，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尹氏说：“知道伯夷的饿死值得称颂，那么景公的富有就不值得称道了。”臣师说：“怀疑这是错简，应当在‘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之下。”
陈亢问伯鱼说：“你在父亲那里也有特别的听闻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曾经独自站立，伯鱼快步走过庭院，孔子说：“学《诗》了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伯鱼退回去就学《诗》。有一天孔子又独自站立，伯鱼快步走过庭院，孔子说：“学礼了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身。”伯鱼退回去就学礼。听到这两件事，陈亢退回去高兴地说：“问一件事得到三个收获，听到了《诗》的道理，听到了礼的道理，又听到了君子疏远他的儿子的道理。”
伊川先生说：“孔子的教导，未曾私下厚待他的儿子。学《诗》、学礼，只可以这样告诉他。学习必须等待他自己愿意。”
范氏说：“兴起于《诗》，所以不学《诗》，就无法说话；立身于礼，所以不学礼，就无法立身。夫子教导伯鱼，与教导门人没有不同，所以陈亢认为他疏远自己的儿子。”
吕氏说：君子教导他的儿子，方法就是这样。
谢氏说：“心气平和就能说话，知道本分确定就能立身。”
杨氏说：陈亢听到伯鱼的话，就知道君子疏远他的儿子了。引申扩展，像这样然后才是善于学习。又说：君子疏远他的儿子，如果让孔子与伯鱼常常亲近，那么必定知道学《诗》、学礼的意思，不必等到今天因为他过庭，才说：“学《诗》了吗？学礼了吗？”那么他未曾私下厚待儿子，所以陈亢由此知道了。
侯氏说：“学者应当以圣人为标准。学习而不能得到圣人的心意，都是向外驰求私意。怎么见得呢？我从陈亢问伯鱼以及退而高兴的心态中看到了。孔子，是圣人。圣人的心意，像天地四时，万物在其中生长，”
未尝物物而雕刻之。其畣子贡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圣人之心也。’陈亢以私己之心期孔子，故以异闻问伯鱼。而伯鱼曰：‘未也，闻诗，闻礼耳。’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是亦私意也。’异闻是陈亢以常人爱子之心问也，退而喜以常人自私之心喜也。圣人之于子，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未尝迩也，未尝逺也。亲亲之道，亦人伦之理，尽其道而已。故曰：圣人，人伦之至。若充陈亢之心以学圣人，日见其离道矣。”尹曰：“夫子之教其子，亦何以异于门人哉？故陈亢以为逺其子也。”
译（孔子）不曾对每件事都刻意雕琢。他回答子贡说：“四季运行，万物生长，这就是圣人的心意。”陈亢以私心揣度孔子，所以向伯鱼询问有没有特殊的教诲。而伯鱼说：“没有，只听到他讲诗，讲礼罢了。”陈亢回去后高兴地说：“问一件事得到三点收获，这也是出于私意啊。”所谓“异闻”，是陈亢以常人疼爱儿子的心去探问；回去后高兴，也是以常人自私的心去高兴。圣人对待儿子，无论有才无才，也都只是称其为儿子罢了，不曾亲近，也不曾疏远。亲爱亲人的道理，也是人伦的常理，尽到这种道理罢了。所以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如果扩充陈亢的心思来学习圣人，就会一天天地背离正道了。”尹氏说：“孔子教导他的儿子，又怎么和教导门人不同呢？所以陈亢认为孔子疏远了自己的儿子。”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范曰：夫子之所正名者，此其类也。夫妇人，伦之始也。由此而正之，则父子君臣莫不正矣。有其名，不可以无实。故夫夫妇妇，正家而天下定矣。
谢曰欲以正名分也
杨曰：「当是时，称谓不正，而孔子以正名为先，故尝言之。」
侯曰：“名正则分定。孔子之时，或以妾母为夫人、小君者多矣，故如此言之。”
尹曰此亦正名分之意也
论语精义卷八下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精义卷九上
宋 朱子 撰
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伊川曰：「孔子与恶人言，故以逊词免祸。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此之谓也。然而孔子未尝不欲仕，但仕于阳货之时则不可。曰『吾将仕矣』，亦未为非信也。」又曰：「阳货欲见孔子，馈孔子豚。意不可馈豚也，故孔子亦时其亡而往拜之。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君子之仕不可缓也，故孔子曰：『吾将仕矣。』欲仕，固孔子之心也。其言『诺』，此与孟子言『燕可伐』同意。」
范曰：「孟子曰：『阳货矙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烝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然则时其亡者，答其礼也。』程颐以为孔子苟不欲见货，必终避之，不至于遇。夫往而不遇者，圣人之所能必也。然而不必于遇，而欲与之言，孔子之于阳货，亦不能絶也。臣以为公山弗扰以费畔，佛肸以中牟畔，召之皆欲往。南子当见则见之。孔子之于恶人，未尝絶也。如天地之于万物，无不欲其生，此圣人之徳也。故为仁不富之言，孟子取之。及其窃宝玉大弓，则《春秋》书之曰『盗』。」
谢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不仁也。然夫子则非怀宝而迷邦者，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不知也。然夫子则非好从事而亟失时者。吾将仕矣。夫子岂不欲仕者？葢非苟然诺以避祸，与人言当如此。」杨曰：「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矙其亡也而归之豚。孔子亦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不得不见者为礼也，遇诸涂者无意避之，使知所以矙亡者求称而已，亦取瑟而歌之意。怀其宝而迷其邦，不可谓仁；好从事而亟失时，不可谓知。故孔子皆曰：「不可也。」日月逝矣，嵗不我与，则不可以不仕。故孔子曰：「诺，吾将仕矣。」皆随所问而应，无所绌也。此与孟子对伐燕同义。扬雄谓孔子于阳货也，敬所不敬，为绌身以伸道，非知孔子者。身绌矣，而可以伸道，未之有也。侯曰：「阳货无礼于孔子，孔子曰：「诺，吾将仕。」是未尝许之以仕也，但曰「吾将仕」，则仕在我也。」
尹曰：「孔子之于恶人，未尝絶也。阳货疑其不见已，故矙亡而馈焉。孔子之往也，葢阳货先之，岂得不见？然于邦无道，危行言孙，其待恶人亦犹是也。」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逺也
明道曰性相近也生质之性
伊川曰：「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若言其本，岂可谓相近？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言性之本，则无不善；言所禀之性，则有善有不善。性即是理，理无不善；所禀之性，才也。才禀于气，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
范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孟子曰：「人之性善，皆可以为尭舜，言相近也。」服尭之服，诵尭之言，行尭之行，是尭而已；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相逺也，人君可不慎所习哉！
吕曰：人性均善，其以同然理义而已。然不能无浅深厚薄，此所谓相近，习而成性，则善恶殊途。
尹曰：「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葢由习则逺，而为言。」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伊川曰：「
译国君的夫人，国君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则称小童。国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其他国家的人面前称她为寡小君。其他国家的人称她也为君夫人。
范氏说：孔子所正名的，就是这类情况。夫妇是人伦的开端。从这里开始匡正，那么父子、君臣的关系就没有不端正的了。有了名分，就不能没有相应的实质。所以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家庭端正了，天下也就安定了。
谢氏说：这是想要端正名分。
杨氏说：“当时称谓不正，而孔子把正名放在首位，所以曾经谈到这一点。”
侯氏说：“名分端正了，界限就确定了。孔子的时代，把妾母称为夫人、小君的很多，所以孔子这样说。”
尹氏说：这也是端正名分的意思。
《论语精义》卷八下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精义》卷九上
宋 朱子 撰
阳货第十七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他。阳货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趁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却在路上遇见了阳货。阳货对孔子说：“来，我跟你说话。”说：“怀藏着才能却使国家迷乱，这可以叫作仁吗？”说：“不可以。”“喜欢做事却屡次错过时机，这可以叫作智吗？”说：“不可以。”时光流逝啊，岁月不等待我。孔子说：“好，我打算做官了。”
伊川先生说：“孔子与恶人说话，所以用谦逊的言辞来避免祸患。说话不必一定守信，行动不必一定果断，只要合乎义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孔子并非不想做官，只是当时在阳货手下做官是不可以的。说‘我打算做官了’，也不算是不守信。”又说：“阳货想见孔子，送给孔子小猪。按理不该送小猪，所以孔子也趁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时光流逝啊，岁月不等待我。君子出仕不可迟缓，所以孔子说：‘我打算做官了。’想做官，本来就是孔子的本心。他说‘好’，这与孟子说‘燕国可以讨伐’的意思相同。”
范氏说：“孟子说：‘阳货窥探孔子不在家，送给孔子蒸小猪。孔子也窥探他不在家，而去拜谢。那么趁他不在家去，是回应他的礼节。’程颐认为孔子如果不想见阳货，必定始终躲避他，不至于相遇。去了而没有遇见，是圣人能够必然做到的。然而不必一定要遇见，而想与他说话，孔子对于阳货，也不能断绝关系。我认为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叛乱，佛肸凭借中牟叛乱，召请孔子时孔子都想前往。南子该见就见。孔子对于恶人，未曾断绝关系。就像天地对于万物，无不希望它们生存，这是圣人的德行。所以‘为仁不富’的话，孟子采纳了。等到阳货窃取宝玉和大弓时，《春秋》记载说‘盗’。”
谢氏说：“怀藏着才能却使国家迷乱，可以叫作仁吗？不仁。然而孔子并非怀藏才能而使国家迷乱的人。喜欢做事却屡次错过时机，可以叫作智吗？不智。然而孔子并非喜欢做事而屡次错过时机的人。我打算做官了。孔子难道不想做官吗？大概不是苟且答应来躲避祸患，与人说话应当如此。”杨氏说：“阳货想见孔子，而厌恶无礼，窥探孔子不在家时送给他小猪。孔子也趁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当时，阳货先做不该见的事是出于礼节，在路上遇见是无意躲避，让他知道之所以窥探不在家是为了求取称誉罢了，也有取瑟而歌的意思。怀藏着才能却使国家迷乱，不可以叫作仁；喜欢做事却屡次错过时机，不可以叫作智。所以孔子都说：‘不可以。’时光流逝啊，岁月不等待我，那么不可以不做官。所以孔子说：‘好，我打算做官了。’都随着所问而回答，没有贬抑。这与孟子回答讨伐燕国意思相同。扬雄说孔子对于阳货，尊敬所不尊敬的，是贬抑自身来伸张道义，这不是了解孔子的人。自身贬抑了，却可以伸张道义，是没有的事。”侯氏说：“阳货对孔子无礼，孔子说：‘好，我打算做官。’这是未曾许诺给他做官，只是说‘我打算做官’，那么做官与否在于我自己。”
尹氏说：“孔子对于恶人，未曾断绝关系。阳货怀疑孔子不见他，所以窥探他不在家时送给他礼物。孔子前往，大概是因为阳货先有举动，岂能不见？然而在邦国无道时，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他对待恶人也是这样。”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由于习染不同而相差很远。
明道先生说：本性相近，是指天生的资质。
伊川先生说：“本性相近，这是说所禀受的本性，不是说本性的本源。如果说本源，怎么可以说相近呢？孟子所说的，正是说本性的本源。说本性的本源，就没有不善的；说所禀受的本性，就有善有不善。本性就是理，理没有不善的；所禀受的本性，是才。才禀受于气，禀受清气的是贤人，禀受浊气的是愚人。”
范氏说：“人生而安静，是天之性。”孟子说：“人的本性善良，都可以成为尧舜，说的是相近。”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行尧的行为，就是尧；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行桀的行为，就是桀。相差很远，人君能不慎重所习染的吗！
吕氏说：人性都善良，在于共同的理义罢了。然而不能没有浅深厚薄的区别，这就是所谓相近，习染而成性，那么善恶就殊途了。
尹氏说：“本性是一样的，为什么说相近？大概是因为习染而相差很远，所以才这样说。”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是不可改变的。
伊川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