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胡传附録纂疏 春秋▯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胡传附録纂疏》三十卷，元汪克寛撰。克寛字徳辅，一字仲裕，祁门人。泰定丙寅，尝中浙江乡试；次年防试见黜，遂不再出。是书前有克寛自序，称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而禆胡氏之阙遗；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然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定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葢兼为科举而设。陈霆讥其以鲁之郊祀为夏正，复以鲁之烝尝为周正，是亦迁就胡传，不免▯墙之一证。然能于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防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乃全勦克寛此书，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原序
仲尼假鲁史，寓王法，春秋之义立矣。然圣人之志，有非贤者所能尽知，是以三家之传，有时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圣人从而笔削之，则纲常之道或几乎熄，托之空言可乎？防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尝措一辞。孟氏发明宗防，辞简而要。左氏考事精，闇于大义。公谷疎于考事，义则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长，而断之以理。汉唐诸儒奥论，葢深有取。间若有未底于尽善者，岂犹俟于后之人欤？吾宗徳辅，年妙而志强，学优而识敏，濳心经传，尝名荐书。于是徧取诸说之可以发明胡氏者，疏以成编。观其取舍之严，根究之极，亦精于治经者欤？予尝病世之学者，勦尘腐，矜新竒，窃附作者之列，奚可哉？徳辅学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思欲羽翼乎经传，可尚也。峕至元再元之四年，嵗在戊寅，春三月一日，新安汪泽民序。
昔之▯春秋者有五家，而邹夹先亡。学春秋者据左氏以记事，以观圣笔之所断，而或议其浮华与经意逺者多矣。是以公谷据经以立义，专门之学尚焉。唐啖赵氏师友之间，始知求圣人之意于圣人手笔之书。宋之大儒以为可与三传兼治者，明其能専求于经也。然传亡存者惟纂例等书，意其传之所发明，无出于所存之书者。清江刘氏权衡三传，得之为多，而其所为传用意奥深，非博洽于典礼旧文者不足以尽明之，是以知者鲜矣。葢尝窃求于先儒之言，以为直书其事而义自见，斯言也，学春秋者始有以求圣人之意，而无附防纠纒之失矣。程叔子所谓时措之宜为难知者，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学实本于程氏，然其生也当宋人南渡之时，奸佞用事，大义不立，苟存偏安，忠义愤怨，内修之未备，外攘之无防，君臣父子之间，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传之意大抵本法于此，盖其学问之有原，是以义理贯穿而辞防无不通，▯例无不合。想其发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为，圣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发人君天职之所当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区区之志，庶几夫子处定哀之间者乎。东南之人赖有此书，虽不能尽如其志，诵其言而凛然，犹百十年。至其国亡，志士仁人之可书，未必不出于此也。然其为学博极羣书，文义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国家设进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传之外，独以胡氏为说，岂非以三纲九法赫然具见于其书者乎？而治举子业者，掇拾绪余以应有司之格，既无以得据事直书之防，又无以得命徳讨罪之严，无以畣圣朝取士明经之意。新安汪徳辅以是经举于淛省，其归养也，能取胡氏之説，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例之始发，而尽究其终，谓之春秋纂疏。其同郡同氏前进士叔志父。详序之。夫读一家之书，则必尽一家之意，所以为善学也。推传以达乎经，因贤者之言以尽圣人之志，则吾于徳辅尤有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胡传附録纂疏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胡传附録纂疏》三十卷，元代汪克宽撰写。汪克宽字德辅，又字仲裕，祁门人。泰定丙寅年，曾考中浙江乡试；次年会试落榜，于是不再出仕。本书前有汪克宽自序，称详细注解各国纪年、谥号，可以探究事实的详尽完备；列举经文同异，可以探求圣人笔削的真意。补充各家之说以弥补胡氏的缺漏；附带辨析疑难、权衡得失，从而知晓三传的优劣。然而其主旨，终究以胡传为宗。查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制定经义、经疑取士的条格，《春秋》采用三传及胡安国传。虞集序中也提及此事，大概是兼为科举而设。陈霆讥讽他将以鲁国的郊祀当作夏正，又将鲁国的烝尝当作周正，这也是迁就胡传，不免有附会之嫌的证据。但他能对胡传的说法一一考证其援引的来源，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学，也可说是详尽的了。明永乐年间，胡广等人修撰《春秋大全》，其凡例说：“纪年依据汪氏纂疏，地名依据李氏防通，经文以胡氏为据，条例依据林氏。”其实乃是全部抄袭汪克宽此书，原本尚存，可以一一对照勘验。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原序
孔子借鲁国史书，寄托王道法度，春秋的大义便确立了。然而圣人的志向，有不是贤者所能完全知晓的，因此三家传注，有时与之相悖。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也太多了。若非圣人加以笔削，那么纲常之道或许几乎熄灭，寄托于空谈可以吗？左丘明深知孔子的志向，却未曾措辞。孟子阐发宗法，言辞简练而切中要害。左氏考证史事精详，却不明大义。公羊、谷梁疏于考证史事，义理却非常精微。胡氏采撷三家之长，并以理断之。汉唐诸儒的深奥议论，大概多有采纳。其间若有未臻完美之处，难道还在等待后来之人吗？我的同宗汪德辅，年轻而志向坚定，学问优异而见识敏锐，潜心研究经传，曾名列荐举之书。于是广泛选取诸说中能够阐发胡氏义理者，疏解而成编。观其取舍之严谨，根究之彻底，也是精于治经的人啊？我曾痛恨世上的学者，抄袭陈腐之言，矜夸新奇之论，窃附于作者之列，怎么可以呢？德辅学问有源流，而纂集的志向，想要辅翼经传，值得崇尚。至元再元四年，岁在戊寅，春三月一日，新安汪泽民序。
过去注解春秋的有五家，而邹氏、夹氏先已亡佚。学习春秋的人依据左氏记事，以观圣人笔削之所断，而议论其浮华且与经意相远者大多了。因此公羊、谷梁依据经文以立义，专门之学受到崇尚。唐代啖助、赵匡在师友之间，才知道在圣人亲手笔削的书中寻求圣人之意。宋代大儒认为可与三传兼治者，阐明其能专求于经也。然而传注亡佚，现存者只有《纂例》等书，推测其传注所阐发的，无不出于所存之书。清江刘氏权衡三传，所得为多，而其所作传用意深奥，非博洽于典礼旧文者不足以尽明之，因此知晓者很少。我曾私下探求先儒之言，认为直书其事而义自见，此言也，学习春秋的人始有以求圣人之意，而无附会纠缠之失了。程叔子所谓时措之宜为难知者，可以由此求其端倪。胡文定公的学问实本于程氏，然而他生于宋人南渡之时，奸佞当权，大义不立，苟且偏安，忠义愤怨，内修未备，外攘无方，君臣父子之间，君子思有以正其根本。胡氏作传之意大抵本于此，盖其学问有本源，所以义理贯穿而辞说无不通，条例无不合。想其发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为，圣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发人君天职之所当行，下以开启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区区之志，庶几夫子处定哀之间者乎。东南之人赖有此书，虽不能尽如其志，诵其言而凛然，犹百十年。至其国亡，志士仁人之可书，未必不出于此也。然而其为学博极群书，文义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国家设进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传之外，独以胡氏为说，岂非以三纲九法赫然具见于其书者乎？而治举子业者，掇拾绪余以应有司之格，既无以得据事直书之旨，又无以得命德讨罪之严，无以答圣朝取士明经之意。新安汪德辅以是经举于浙省，其归养也，能取胡氏之说，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条例之始发，而尽究其终，谓之春秋纂疏。其同郡同氏前进士叔志父，详序之。夫读一家之书，则必尽一家之意，所以为善学也。推传以达乎经，因贤者之言以尽圣人之志，则吾于德辅尤有
先儒格言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
程伯子曰春秋谨华夷之辨
程叔子曰：「春秋经不通，求之传；传不通，求之经。」
又曰：由尧舜至于周文，质损益其变极矣，其法详矣。仲尼参酌其宜，为万世王制之所折衷，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观其告顔子为▯之道，可见。
又曰：「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也。」
或问：“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问：“公谷如何？”曰：“又次于左氏。”问：“左氏即是丘明否？”曰：“传中无丘明字，不可考。”
朱子曰：「春秋皆乱世之事，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又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
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
又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凌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防矣。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濳徳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废五伯之功。」
又曰：「观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个夺底意思。」
又曰：「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桓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星散，无主。庄、僖之时，桓、文迭伯，政自诸侯出，天下始有綂一。宣公之时，楚庄盛强，主盟中国，诸侯服齐、服晋者，亦皆朝楚。及襄公之世，晋悼出来整顿，楚始退去，继而呉、越又强，入来争伯。定、哀之世，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
又曰：「春秋初时，天王尚略有战伐之属。到后来都无了，只是诸侯抗衡。诸侯才不奈何，又被大夫出来做。大夫才不奈何，又被陪臣出来做。」
又曰：「春秋之作，葢以当时人欲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襃贬，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极是严谨，一字不轻易。」
问读《春秋》之法曰：「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而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子细斟量考索耳。」
又曰：「看春秋，固当以▯例相通，然亦先须随事观理，反复涵泳，令胷次开阔，义理通贯，方有意味。」
又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不同。」
又曰：「看春秋，且须看左氏，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又曰：「左氏说得《春秋》事有七八分。」
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公谷考事甚踈，义理却精。二人是经生，不曾见国史。」
又曰：「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谷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摸得？」
又曰：公谷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着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已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又曰：「公谷二传所以异者，▯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系。」
又曰：「安国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体用该贯，有刚大正直之气。」
又曰：「胡文定《春秋传》大义正议论有开阖精神。」
又曰胡文定义理正当
记延平先生曰：「春秋且将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为凖的。玩味乆，必有防心，卒看不得也。」
又曰：「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圣人之心？」
或云：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他是恁地，不是如此底，也押从这理上来。
又曰：「春秋今来大纲是从胡文定说，但中间也自有难稳处。」
问文定公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则是圣人有意诛赏？曰：
译先儒格言
周敦颐说：“《春秋》是匡正王道、彰明大法的著作。孔子是为后世的王者而编修的。对前代乱臣贼子加以诛杀，是为了使后代的乱臣贼子感到畏惧。”
程颢说：《春秋》严谨地区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
程颐说：“《春秋》经文读不通，就去寻求传文的解释；传文读不通，就反过来寻求经文的义理。”
又说：从尧舜到周文王，质朴与文饰的增减变化已经极尽，其法度已经详尽。孔子斟酌其中的适宜之处，作为万世王制的准则，这就是作《春秋》的本意。看他告诉颜回为政的道理，就可以看出来。
又说：“《春秋》在前期已经确立了体例；到了后期，记载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就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如果按照前期的体例去看待，就大错特错了。”
有人问：“《左传》可以相信吗？”回答说：“不能完全相信，只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问：“《公羊传》和《谷梁传》怎么样？”回答说：“又次于《左传》。”问：“《左传》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吗？”回答说：“传文中没有‘丘明’二字，无法考证。”
朱熹说：“《春秋》记载的都是乱世的事情，圣人全部用天理来裁断。”又说：“《春秋》是用形而下的具体事物来说明形而上的道理。”
又说：“《春秋》的大旨，显而易见的，就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尊奉中国，排斥夷狄，推崇王道，贬低霸道罢了。”
又说：周王室衰微，天子的赏罚不能施行于天下，诸侯强国欺凌弱国，人多势众者暴虐寡不敌众者，是非善恶因此不明，人的私欲放纵而天理被遮蔽。孔子依据鲁国史书编修《春秋》，代替天子的赏罚，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褒扬善的，憎恶恶的，在奸佞谄媚之人死后予以诛责，发掘潜在美德的幽微光辉。所以《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感到畏惧。
又说：“《春秋》彰明王法，但并不废弃五霸的功绩。”
又说：“看他对五霸的给予，其中便含有剥夺的意思。”
又说：“《春秋》十二位国君的时代，各不相同。比如隐公、桓公时期，王室刚刚东迁，号令不行，天下像星辰一样分散，没有主宰。庄公、僖公时期，齐桓公、晋文公交替称霸，政令出自诸侯，天下开始有统一。宣公时期，楚庄王强盛，主持中原盟会，服从齐国、晋国的诸侯，也都朝拜楚国。到了襄公时代，晋悼公出来整顿，楚国才开始退去，接着吴国、越国又强盛起来，介入争夺霸权。定公、哀公时代，政令都出自大夫之手。鲁国有三家大夫，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宋国有华氏、向氏，任由他们肆意妄为。”
又说：“《春秋》初期，周天子还略有一些战伐之类的事情。到了后来都没有了，只是诸侯相互抗衡。诸侯没办法控制，又被大夫出来做主。大夫没办法控制，又被陪臣出来做主。”
又说：“《春秋》的写作，大概是因为当时人欲横流，于是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寄托其中的褒贬，就像现在的事情送到司法部门一样，极其严谨，一个字都不轻易使用。”
问阅读《春秋》的方法，回答说：“只是根据经文所记载的事迹，以先王之道作为标准进行权衡，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人是正确的，还有不完全正确的，不正确的，又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自己用道理去权衡就能明白，只是圣人的言语细密，需要人们仔细斟酌考察罢了。”
又说：“看《春秋》，固然应当用体例相互贯通，但也必须先随着具体事情观察义理，反复玩味，使胸怀开阔，义理贯通，才能体会到意味。”
又说：“《春秋》中的一件事，各自阐发一个体例。就像观看山水，每走一步看到的形态都不同。”
又说：“看《春秋》，且须看《左传》，首尾意思贯通，才能略微看出圣人笔削的宗旨和当时事情的大意。”
又说：“《左传》对《春秋》事情的解说有七八分正确。”
又说：“《左传》作者曾见过国史，考据事情颇为精详，只是不知道大义；《公羊传》《谷梁传》考据事情很疏漏，义理却很精当。这两家是经学先生，没曾见过国史。”
又说：“孔子作《春秋》，当时也必定与门人讲说，所以《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得到一个源流，只是渐渐出现讹误。当初如果完全没有传授，怎么能凭空摸索出来呢？”
又说：《公羊传》《谷梁传》所想到的，都是齐鲁之间的儒者，他们所著的书，恐怕有所传授，但都夹杂了自己的意思，所以有差错，其中符合道理的，怀疑是圣人的旧说。
又说：“《公羊传》《谷梁传》之所以不同，大多在于人名地名，而不是大义所系。”
又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阐明天理，端正人心，扶持三纲，叙述九法，体用贯通，有刚大正直之气。
又说：胡安国的《春秋传》大义正确，议论有开阖精神。
又说：胡安国的义理正当。
记载李侗先生说：“《春秋》暂且将各家熟读，以胡安国的解释为标准。玩味久了，必定有所心得，一下子是看不懂的。”
又说：“我平生不敢说《春秋》，如果说的时候，只是扶持胡安国的说法来说，毕竟在圣人千百年之后，怎么知道圣人的心意呢？”
有人说：胡安国说得道理太多，都堆在里面。回答说：他是那样，不是这样的，也都要从这理上来。
又说：“《春秋》现在大纲是从胡安国的说法，但中间也自有难以稳妥的地方。”
问胡安国根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为纲领，这样就是圣人有意诛赏吗？回答说：
文定是如此说，道理也是恁地，但圣人只是书放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如何，便为是如何，便为不是。
译文定是这样说的，道理也确实如此，但圣人只是把书留在那里，让后人借此去考察、体认道理究竟如何，认为怎样就是怎样，认为不是就不是。
问于二礼书《春秋》，未有说，何也？曰：《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之后世诸儒学未至，而各立已意，正横渠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说多凿，是也。惟伊川程子以为经世之大法，得其防矣，然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与后世看，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逺矣。
又曰：春秋书正，据伊川说，则是周正建子，但非春而书春，则夫子有行夏时之意，而假天时以立义尔。文定引商书「十二月」、汉史「冬十月」为证，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则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长之时；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将寒成梁之侯。又自并改月号，或是当时二者并行，惟人所用【愚按：当时必有两等语，一等以周正纪之，一等从当时之便。故当时诗人之辞多用夏正，而《▯风》「一之日」「二之日」乃周正。又十月下云「曰为改歳」，亦周正也。如《左传》僖五年卜偃曰：「丙之晨，龙尾伏辰，鹑之贲贲，天防焞焞，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晋防虢，虢公奔京师。卜偃言夏正，《左氏》纪周正。秦人月令纯用夏正，又于季秋云「为来歳受朔日」，乃秦正如后世度量权衡，朝廷所颁虽叶旧从新，然官府所用则从时君之制，民间私用习俗所便，或从旧或从新，不能一其制度，亦此▯也】但《春秋》既是国史，则必用时王之正，其比商书不同者，后世之弥文；而秦汉直书「十月」者，则其制度之阔略耳。
又曰：「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按今周礼有正月，有正歳，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时，寒自过了，何用更造桥梁？」
临川呉氏曰：「月者，时王所改之月也。故歳首正月，或二月，或三月，月数之上更加王字，以见此月乃周王所颁之厯。按周改月数，而诗之小雅四篇所称六月、十月、四月、二月，虽是周时之诗，而用夏正之月，葢夏正得天时之正，行于民间者乆，故作诗者从旧俗称之尔。」《▯风七月，《公刘之诗也，乃夏之时所作。若《书之《周书礼之《周官》，《戴记所载左氏、公谷三传所述，及孟子所言，则皆周所改之月也。
凡例
一纪年畧如朱子通鉴纲目例，注甲子于行上，分注周王纪年始终于行下，齐、晋霸国，卫、蔡、郑、曹同姓，陈、杞、宋先代之后，秦、楚、呉强国，凡纪年始终亦分注每年之下。
一三传经文互有同异，陆氏释文畧见而未详，啖赵陆氏稍详而未尽，亦有与今本不合者。故今所编经文，以胡氏为据，而详注各传同异，增损于经文之下。
一、近代诸儒，惟胡氏发明程子之意最详。朱子称其义理正当，是以国家设科，专用三▯及胡▯。然三▯自有注疏全文，故今纂防，以胡氏为主，而于经下分注附録三▯要语【或胡氏已引用，则不复重出；其引而不详者，或附注其间】及程子▯，并采止齐陈氏后▯，事变始终附之经文之下。诸侯见于经者，皆旁注諡号，以备参考。地名人名，则引杜氏、张氏等注，或诸家注义于经有所发明，而不可附于▯者，亦附于下。
一、凡胡传于经所书事，有于首卷已发例者，有见于他公而不必解者，有可以推▯而通者，并采茅堂胡氏【寜】所録通防及诸家▯注，有相▯益者附之。
一、凡胡传引本经前后事证及诸经子史，并注本末于各传之下。
一，凡诸先儒之说，但顺经意编次，不以时之先后为序。一，三传或与经意不侔，则摘其最著者，引啖、赵辨疑，刘氏权衡，附于后。
一通经▯例，书法精微，间附管见，或近世新说，有过求者，颇推广先儒之说，以辨同异，并以愚按别之。
一经文音反多本陆氏释文，其系▯隔者僭更之，▯文各随本义音注
译有人问：在两部礼书中讨论《春秋》，却没有解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的是当时的实事，孔子书写之后，后世的儒者学问尚未达到那个境界，却各自树立自己的见解，正如张载（横渠）所说的，如果不明理精义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解说多有穿凿附会，这是对的。只有伊川程子认为《春秋》是经世的大法，把握住了它的宗旨，然而其中确实有许多难以定论、难以处置的地方，现在不如暂且保留，选取胡安国的本子让后世观看，纵然不能完全领会，但也离正道不远了。
又说：《春秋》书写正朔，根据伊川的说法，那是周正建子月，但并非春季却书写为春，那么孔子有实行夏时的意思，只是假借天时来确立大义罢了。朱熹（文定）引用《尚书》中的“十二月”、《汉书》中的“冬十月”作为证据，以说明周朝没有改变月份，这固然不错。然而用《孟子》来考证，那么七八月乃是建午、建未的月份，是暑热多雨、禾苗生长的时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是建戌、建亥的月份，是天气将寒、修筑堤梁的时候。又自从合并更改月号，或许是当时两种历法并行，人们随意使用【我按：当时必定有两种说法，一种用周正来纪年，一种顺应当时的便利。所以当时诗人的言辞多用夏正，而《豳风》中的“一之日”“二之日”乃是周正。又在十月下说“曰为改歳”，也是周正。如《左传》僖公五年卜偃说：“丙日的早晨，龙尾星隐没，鹑火星光闪烁，天象昏暗，虢公将要逃跑。大概是九月十月之交吧？”冬季十二月丙子日初一，晋国攻打虢国，虢公逃往京师。卜偃说的是夏正，《左氏》记载的是周正。秦人的《月令》纯粹使用夏正，又在季秋说“为来歳受朔日”，那是秦正。就像后世的度量衡，朝廷所颁布的虽然顺应旧制而从新制，但官府所用则顺从当时君主的制度，民间私用习俗所便利的，或从旧或从新，不能统一其制度，也是这个道理】但《春秋》既然是国史，那么必定使用当时天子的正朔，它与《尚书》不同的地方，是后世文饰的结果；而秦汉直接书写“十月”的，则是其制度粗疏的缘故。
又说：“朱熹（文定）的《春秋》解说，认为孔子用夏时来冠于月份之上，用周正来纪事。比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按照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歳，那么周朝实际上是元年，改作春正月。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想要改从建寅。就像《孟子》所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如果真的是十一月、十二月时，寒冷已经过去了，何必再建造桥梁？”
临川吴氏说：“月份，是当时天子所更改的月份。所以岁首的正月，或是二月，或是三月，在月数之上更加‘王’字，以显示这个月份是周王所颁布的历法。按照周朝更改月数，而《诗经·小雅》四篇中所称的六月、十月、四月、二月，虽然是周时的诗，却使用夏正的月份，大概是因为夏正得天时之正，在民间流行已久，所以作诗的人顺从旧俗称呼罢了。”《豳风·七月》，是《公刘》的诗，乃是夏时所作。如果《尚书》中的《周书》、《周礼》中的《周官》、《礼记》所载、《左氏》《公羊》《谷梁》三传所述，以及《孟子》所言，那么都是周朝所更改的月份。
凡例：
一、纪年大致依照朱子《通鉴纲目》的体例，在行上标注甲子，在行下分注周王纪年的起止；齐、晋是霸主之国，卫、蔡、郑、曹是同姓之国，陈、杞、宋是先代之后，秦、楚、吴是强国，凡是纪年的起止也分注在每年的下面。
一、三传的经文互有同异，陆德明的《释文》略见而未详细，啖助、赵匡、陆淳稍详细但未详尽，也有与今本不合的地方。所以今所编的经文，以胡安国为依据，而在经文之下详细标注各传的同异，增删于经文之下。
一、近代诸儒，只有胡安国阐发程子的意思最详细。朱熹称其义理正当，所以国家设立科举，专用三传及胡安国的传。然而三传自有注疏全文，所以今编纂此书，以胡安国为主，而在经文下分注附录三传的要语【如果胡安国已引用，则不再重复出现；其引用而不详细的，或附注其中】以及程子的语录，并采录止斋陈傅良后来的论述，事变的始终附在经文之下。诸侯见于经文的，都在旁边标注谥号，以备参考。地名人名，则引用杜预、张氏等注，如果诸家注义对经文有所阐发，而不能附于传注的，也附在下面。
一、凡是胡传对于经文所书之事，有在首卷已发例的，有见于其他公而不必解释的，有可以推类而通的，都采录茅堂胡宁所录的通论及诸家注，有相互补益的附在后面。
一、凡是胡传引用本经前后事证及诸经子史，都注本末于各传之下。
一、凡是诸先儒的说法，只顺经文意思编次，不以时间的先后为序。一、三传有时与经意不符，则摘取最显著的，引用啖助、赵匡的辨疑，刘敞的权衡，附在后面。
一、通经的条例，书法精微，偶尔附上管见，或者近世新说，有过度求索的，颇推广先儒的说法，以辨同异，并用“愚按”区别之。
一、经文音反多本陆德明《释文》，其系隔阂的僭改之，各随本义音注。
【如应字本平声，处字本上声，覆字本去声之▯，始见音之而曰，后放此】字义之稍难见者，亦间释之。葢为初学者设尔。凡音释各注，本字下不俟句絶省文也。
译例如“应”字本读平声，“处”字本读上声，“覆”字本读去声，初次见到读音时便加以说明，此后凡遇此类情况皆依此例。对于字义中稍难理解的部分，也偶尔加以解释。这大概是为了初学者而设置的。凡是关于读音和释义的注释，在本字之下，不必等到句末才省略文字。
一、近年书肆刋本多有漏误，并以胡传旧本考定改正【如隐三年外盟防作宋盟防，成六年民着于君臣之义作明着之类】
克寛谨按《春秋》传注无虑数十百家，至子程子始求天理于遗经，作传以明圣人之志，俾大义炳如日星，微辞奥防，了然若眎诸掌。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之说，著书十余万言，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于后世。愚尝佩服过庭之训，自防诵习，至治壬戌，从先师可堂呉先生受业于浮梁之学官，朝夕玩绎，若有得焉。顾每自病謏见寡闻，而于▯例之始终，证据之本末，莫能融贯而旁通之。乃元綂甲戌，教导郡斋，讲劘之暇，因阅诸家传注，采摭精语，防于其下，日积月羡，防崪成编。非敢以示同志，葢以私备遗忘云尔。窃尝伏读圣人之经，一事之笔削，一言之增损，一字之同异，无非圣心精微之攸寓，而酌乎义理之至当。如殊防一也，而防王世子则书「及」，以防以卑防尊之辞也，所以尊储君也。防呉则书「防」，以防以此防彼之辞也，所以外裔夷也。同盟一也，而新城、鸡泽独于公防诸侯之下书「某日同盟」，葢新城乃赵盾主盟，而鸡泽单子与盟，故皆书「日」以繋同盟之上，所以谨其渎君臣之分而异之也。楚成使宜申献防，战▯围宋，皆贬书人，所以贱僣窃而防盂书爵于陈、蔡、郑、许、曹君之上，以着其争霸之实。葢不书爵则疑非楚君。昭公失国防鄟陵，如齐如干侯，其返虽不告庙，皆书「公至」，所以存君而必系居于郓，葢不言居郓则疑于复国。通诸二百四十二年，于例中见法例外，通▯诸如此者，遽数之不能终。区区一得之愚，不逭僭躐而辄附焉。至元丁丑，尝求订定于宗公叔志先生，以为足以羽翼乎经传，畀之序引。明年值郁攸之变，断简煨烬，漫不复存。越三年辛巳，搜辑旧闻，往正是于邵庵虞先生，颇加▯励，并题卷端。克寛自揆浅陋，奚敢管窥圣经贤传之万一？然详注诸国纪年諡号而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而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禆《胡传》之阙遗，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庶几初学者得之，不待徧考羣书，而辞义粲然，亦不为无助也。至正六年，仓龙丙戌二月甲寅，后学新安汪克寛谨书于富川任氏书塾。
引用姓氏
左氏传 外传
公羊传
谷梁传
董子【仲舒汉广川】春秋繁露》《贤良防》
刘氏【向】 左传注 五行传
贾氏【逵】 左传注
服氏【防】 左传注
郑氏【▯ 康成】 三传异同论
徐氏【邈】 谷梁传注
江氏【熈】 谷梁传注
何氏【休邵公任城】公羊传注》
许氏【慎 叔重】 说文
杜氏【预 元凯 晋】 左传注
范氏【寗武子顺阳】谷梁传注》
郭氏【象】 庄子注
孔氏【頴达 唐】 左传正义
杨氏【士勋】 谷梁传防
徐氏【彦】 公羊传防
啖氏【助，叔佐】春秋纂例》、《微防》、《辨疑》。
赵氏【匡 伯循】 同前
陆氏【淳】 同前
陈氏【岳】 春秋折衷论
李氏【瑾】 春秋指掌义
何氏【济川】 春秋本防
齐氏 春秋防要
刘氏【▯】 春秋规过
卢氏【仝 玉川】 春秋摘微
王氏 春秋笺义
程子【頥伊川正叔河南】春秋传易传遗书张子【载横渠子厚大梁】正▯
邵子【雍康节尧夫河南】皇极经世书》
朱子【熹 晦庵 四书集注 语録 文集元晦 新安 通鉴纲目 易本义诗集传】安定胡氏【瑗 安定翼之 海陵】春秋论
孙氏【复泰山明复】春秋传》尊王发微。
刘氏【敞公是原父清江】春秋传》《意林》《三传权衡》髙邮孙氏【觉莘老】春秋传》《经
译一、近年书肆刊印的本子多有遗漏错误，我都依据胡安国的旧本考订改正【例如隐公三年“外盟防”改为“宋盟防”，成公六年“民着于君臣之义”改为“明着”之类】。
汪克宽谨按：《春秋》的传注大概有数十百家，直到程子才开始从遗留的经典中探求天理，作传以阐明圣人的志向，使大义像日星一样光辉灿烂，微言大义和深奥的义理，清晰得如同看手掌一样明白。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的学说，著书十余万字，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的根本意图，才在后世昭然若揭。我常敬服父亲的教诲，自幼诵读学习，到治平壬戌年，跟随先师可堂吴先生在浮梁的学官处受业，朝夕玩味推演，似乎有所心得。但我常自愧见识浅陋、见闻寡少，对于《春秋》体例的始终、证据的本末，不能融会贯通并旁通理解。于是元统甲戌年，我在郡斋教导学生，在讲习切磋的闲暇，因阅读各家的传注，采撷精辟的语句，附注在经文之下，日积月累，逐渐成编。不敢以此示于同道，只是私下用来防备遗忘罢了。我私下曾伏读圣人的经典，一事一笔一削，一言一增一减，一字一同一异，无非是圣人精微心意的寄托，而斟酌于义理的最恰当处。比如“殊会”这一体例，会王世子则书“及”，因为是用卑者会尊者的辞，所以尊崇储君。会吴则书“会”，因为是用此会彼的辞，所以排斥夷狄。同盟这一体例，新城、鸡泽唯独在公与诸侯之下书“某日同盟”，大概新城是赵盾主盟，而鸡泽单子与盟，所以都书“日”以连接在同盟之上，所以谨慎地不渎乱君臣之分而加以区别。楚成王派宜申献捷，战于泓水、围宋，都贬称人，所以轻视僭越窃取的人；而鄢陵之战书爵位在陈、蔡、郑、许、曹君之上，以彰显其争霸的实质。大概不书爵位则怀疑不是楚君。昭公失去国家，防鄟陵，如齐如干侯，他返回虽然不告庙，都书“公至”，所以保存君位而必定系于居于郓，大概不说居郓则怀疑于复国。通观二百四十二年，在体例中见法度，在体例外通晓变化，诸如此类，仓促数来不能说完。我这点一得之愚，不敢僭越而擅自附在后面。至元丁丑年，曾请求宗公叔志先生订正，他认为足以辅翼经传，赐序引。第二年遭遇火灾，断简灰烬，完全不复存在。过了三年辛巳年，搜集旧闻，前往请邵庵虞先生指正，颇加鼓励，并在卷首题字。克宽自量浅陋，怎敢管窥圣经贤传的万一？然而详注各国纪年谥号而可究事实之悉备，列举经文同异而可求圣笔之真，再加上诸家之说，以补《胡传》的阙遗，附上辨疑权衡，而知三传的得失，大概初学者得到它，不必遍考群书，而辞义粲然，也不无帮助。至正六年，仓龙丙戌二月甲寅，后学新安汪克宽谨书于富川任氏书塾。
引用姓氏
左氏传 外传
公羊传
谷梁传
董子【仲舒汉广川】《春秋繁露》《贤良策》
刘氏【向】 左传注 五行传
贾氏【逵】 左传注
服氏【虔】 左传注
郑氏【玄 康成】 三传异同论
徐氏【邈】 谷梁传注
江氏【熙】 谷梁传注
何氏【休 邵公 任城】《公羊传注》
许氏【慎 叔重】 说文
杜氏【预 元凯 晋】 左传注
范氏【寗 武子 顺阳】《谷梁传注》
郭氏【象】 庄子注
孔氏【頴达 唐】 左传正义
杨氏【士勋】 谷梁传解
徐氏【彦】 公羊传解
啖氏【助，叔佐】《春秋纂例》、《微旨》、《辨疑》。
赵氏【匡 伯循】 同前
陆氏【淳】 同前
陈氏【岳】 春秋折衷论
李氏【瑾】 春秋指掌义
何氏【济川】 春秋本旨
齐氏 春秋要旨
刘氏【敞】 春秋规过
卢氏【仝 玉川】 春秋摘微
王氏 春秋笺义
程子【頥 伊川 正叔 河南】《春秋传》《易传》《遗书》
张子【载 横渠 子厚 大梁】《正蒙》
邵子【雍 康节 尧夫 河南】《皇极经世书》
朱子【熹 晦庵 四书集注 语录 文集 元晦 新安 通鉴纲目 易本义 诗集传】
安定胡氏【瑗 安定 翼之 海陵】《春秋论》
孙氏【复 泰山 明复】《春秋传》《尊王发微》
刘氏【敞 公是 原父 清江】《春秋传》《意林》《三传权衡》
髙邮孙氏【觉 莘老】《春秋传》《经
尹氏【焞】 语孟集义
宋氏 春秋新义
襄陵许氏【翰】 春秋解
蜀孙氏【抃】 春秋
呉郡朱氏【长文】 春秋通志
黎氏【钋】 春秋经解
刘氏【本】 春秋中论
任氏【公辅】 春秋明辨
郑氏【樵 渔仲】 春秋地名谱
髙氏【阅息斋抑崇四明】春秋集注》
陈氏【傅良，止斋，君举，永嘉】春秋后传》
陵阳李氏 【阙】
沙随程氏【逈 可乆】 春秋解
吕氏【本中居仁】 春秋解
东莱吕氏【祖谦伯防】春秋集解》
王氏【葆 彦光】 春秋集传
南轩张氏【栻敬夫广汉】语孟注
薛氏【季宣，士龙，永嘉】春秋经解》
张氏【洽，主一元徳，清江】春秋集注。
林氏【尧叟唐翁】 左传句解
勉斋黄氏【榦直卿三山】续《仪礼通解》
九峯蔡氏【沉 仲黙】 书集传
信斋杨氏【复秦溪】续仪礼通解
项氏【安世平庵江陵】春秋家説》
永嘉吕氏【大圭朴乡】春秋或问》
辅氏【广 潜庵汉卿】 四书
呉兴沈氏【棐文伯】春秋比事》
呉郡李氏【琪竹湖】春秋世纪
家氏【▯翁 则堂】 春秋传
文定公 春秋通例 文集
呉先生【仲迂可堂可翁番易】春秋纪闻经传发明新安罗氏【愿存斋端良】尔雅翼
临川呉氏【澂草庐伯清】春秋纂言总例》
鼎峯赵氏【良钧】 春秋释义
新安俞氏【皋心逺】春秋集传》
鄱阳万氏【孝恭】 春秋百问
鄱阳马氏【端临竹村贵与】文献通考》
五峯胡氏【宏文定公子仁仲建安】文集》
茅堂胡氏【寜，宏之弟和仲】春秋通防。
资中黄氏【泽楚望】春秋补注》
双峯饶氏【鲁伯舆广信】石洞纪闻
建安叶氏【采】 近思録注
丹阳洪氏【兴祖庆善】春秋本防。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首上
元 汪克寛 撰
序
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晋董狐齐大史楚▯相之▯朱子语薛士龙曰鲁隐初僣史殊不知周官所谓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诸侯皆有史诸侯若无史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如古人生子则闾中书之且二十五家为闾闾尚有史况一国乎】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杜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仲尼就加笔削【周礼筑氏为削注即书刀未有纸笔以刀削之因名刀曰削愚按左传襄二十七年宋左师请赏公与之邑子罕削而投之葢古用竹简有所删定则削其书也】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啖氏曰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愚按文定传心之説发先儒所未发朱子谓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宰万物春秋一经于礼文则或因或革于事实则或予或夺皆出乎圣心之权制读是经者可以穷理可以断事岂非传心之要典也哉不然则春秋不过一国之史而夫人皆可为春秋矣】而孟氏发明宗防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巳所当命五刑弗用已所当讨【愚按矢者理之所自出唯圣人则禀夫天理之全故天叙有典唯圣人能叙之天秩有礼唯圣人能秩之天命有徳唯圣人能命之天讨有罪唯圣人能讨之孔子虽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实行天子之事也】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去声】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音预】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敞吕反陵放此茅堂胡氏通防或疑圣人以天自处之言曰昔明道先生尝粟此事云于天之未丧斯文之卞便言，匡人其如予何？分明是以天自处。葢圣人徳盛，发此等语，自不觉尔。此言甚有味也。仲尼语子贡云：「予欲无言。」直説破了，何疑之有】斯文之兴丧，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贤遍反】诸行事之
译尹氏（焞）：《语孟集义》
宋氏：《春秋新义》
襄陵许氏（翰）：《春秋解》
蜀孙氏（抃）：《春秋》
吴郡朱氏（长文）：《春秋通志》
黎氏（钋）：《春秋经解》
刘氏（本）：《春秋中论》
任氏（公辅）：《春秋明辨》
郑氏（樵，字渔仲）：《春秋地名谱》
高氏（阅，号息斋，抑崇，四明人）：《春秋集注》
陈氏（傅良，号止斋，君举，永嘉人）：《春秋后传》
陵阳李氏：【缺】
沙随程氏（迥，字可久）：《春秋解》
吕氏（本中，字居仁）：《春秋解》
东莱吕氏（祖谦，字伯恭）：《春秋集解》
王氏（葆，字彦光）：《春秋集传》
南轩张氏（栻，字敬夫，广汉人）：《语孟注》
薛氏（季宣，字士龙，永嘉人）：《春秋经解》
张氏（洽，字一元德，清江人）：《春秋集注》
林氏（尧叟，号唐翁）：《左传句解》
勉斋黄氏（榦，字直卿，三山人）：续《仪礼通解》
九峰蔡氏（沈，字仲默）：《书集传》
信斋杨氏（复，号秦溪）：续《仪礼通解》
项氏（安世，号平庵，江陵人）：《春秋家说》
永嘉吕氏（大圭，号朴乡）：《春秋或问》
辅氏（广，号潜庵，字汉卿）：《四书》
吴兴沈氏（棐，字文伯）：《春秋比事》
吴郡李氏（琪，号竹湖）：《春秋世纪》
家氏（号翁，字则堂）：《春秋传》
文定公：《春秋通例》、《文集》
吴先生（仲迂，号可堂，字可翁，番易人）：《春秋纪闻》、《经传发明》
新安罗氏（愿，号存斋，字端良）：《尔雅翼》
临川吴氏（澄，号草庐，字伯清）：《春秋纂言总例》
鼎峰赵氏（良钧）：《春秋释义》
新安俞氏（皋，号心远）：《春秋集传》
鄱阳万氏（孝恭）：《春秋百问》
鄱阳马氏（端临，号竹村，字贵与）：《文献通考》
五峰胡氏（宏，文定公之子，字仁仲，建安人）：《文集》
茅堂胡氏（宁，宏之弟，字和仲）：《春秋通防》
资中黄氏（泽，字楚望）：《春秋补注》
双峰饶氏（鲁，字伯舆，广信人）：《石洞纪闻》
建安叶氏（采）：《近思录注》
丹阳洪氏（兴祖，字庆善）：《春秋本防》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首上
元 汪克宽 撰
序
古代各国各自设有史官（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大史、楚国的令尹等。朱子曾对薛士龙说：“鲁隐公初年僭越礼制，史官却不知，殊不知《周官》所说的‘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诸侯都有史官。如果诸侯没有史官，外史去哪里稽查考证呢？就像古人出生，里巷中都要记录，况且二十五家为一里，里都有史官，何况一个国家呢？”），掌管记录时事，《春秋》就是鲁国的史书（杜氏说：“《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称。史官所记录的，必定用年份来统领事件。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举出四季作为所记录事件的名称。”）。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笔削修订（《周礼》筑氏制作削刀，注解说就是书刀。当时还没有纸笔，用刀削去竹简上的字，因此把刀称为削。我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国左师请求赏赐，公赐给他封邑，子罕削去竹简上的字并扔掉它。大概古代使用竹简，有所删定时就削去书上的字）。于是《春秋》成为史官之外传达圣人心意的要典（啖氏说：“虽然依据旧史，但斟酌于圣人的心意。”我按：文定公关于“传心”的说法，阐发了先前儒者未曾阐发的道理。朱子说：“心是人的神明，用来具备众理并主宰万物。《春秋》这一部经，在礼文方面，有时因循有时变革；在事实方面，有时给予有时剥夺，都出于圣人心意的权变裁制。阅读这部经书的人，可以穷究事理，可以决断事务，难道不是传达心意的要典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春秋》不过是一国的史书，而任何人都可以作《春秋》了。”）。而孟子阐发其中的宗旨，称其为天子之事，是因为周道衰微，朝廷纲纪解体，乱臣贼子相继出现，当时人欲放纵而天理泯灭了。孔子是天理所在之处，不把匡正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那还能有谁呢？五典不敦厚，是自己应当叙述的；五礼不施行，是自己应当排比的；五服不彰明，是自己应当命令的；五刑不使用，是自己应当讨伐的（我按：天理是万物所由出的本源，只有圣人禀受了天理的全部，所以天所叙述的常道，只有圣人能叙述；天所排比的礼制，只有圣人能排比；天所命令的德行，只有圣人能命令；天所讨伐的罪恶，只有圣人能讨伐。孔子虽然没有得到位势，但假借《春秋》来寄托王法，实际上行使了天子之事）。所以说：“文王去世后，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将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没有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以天自居（敞吕反，陵放此。茅堂胡氏《通防》有人怀疑“圣人以天自处”这句话，说：“从前明道先生曾评论此事，说在‘天之未丧斯文’这句话下，便说‘匡人其如予何’，分明是以天自处。大概圣人德盛，发出这类话语，自己不觉察罢了。这话很有意味。孔子对子贡说：‘我想不说话。’直接说破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这种文化的兴起与衰亡，在于自己，难道还取决于别人吗？所以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具体的行事中。”
深切着【陟虑反，后放此】明也【见《春秋纬】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史《儒林传》作《春秋》以当王法】拨【治也】乱世反之正【本《公羊传】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愚按《春秋》书「王正月」「书夭王」「书公即位」「书公在」之类，所以叙君臣之伦；书「王世子子同生」「书列国世子」之类，所以叙父子之伦；书「王后」「王姬」「鲁夫人」「鲁女」之类，所以叙夫妇之伦；书「弟佞夫」「弟叔▯吊」「年兄絷」之类，所以叙兄弟之伦；书列国邦交，纪诸侯大夫屡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伦】秩上下之分【扶问反】而礼自此可庸【愚按上下之分，尊卑贵贱，等级隆杀也。《春秋》书「郊禘」「云社」之类，所以明吉礼之分；书「崩」「薨」「卒」「葬」「含」「▯禭」「赙」所以明凶礼之分；书「朝聘」「防盟」「遇至」所以明賔礼之分；书「侵伐」「战克」「搜狩」「城筑」「军赋」之类，所以明军礼之分；书「纳币」「逆送」「媵致」之类，所以明嘉礼之分】有徳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如字，子突、季子之类】嘉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如名宰咺、削翚氏之类，文定文集《春秋》之法治奸恶者，不以存殁必施其身，所以惩恶；奬忠善者及其子孙，逺而不泯，所以劝善】其志存乎经世【本《庄子】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本《孟子】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文集仲尼笔削《春秋》，见诸行事，以示圣人之用，葢人君南面之术，人臣谋王体、断国论之凖防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谓此书遏人欲于横流【横去声】存天理于既灭为【去声】后世虑至深逺也。罪孔子者，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説文：戚，忧也。书「戚我先王」，即惧字之意】是故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并去声】则发乎诗之情【文集：以诗考之，「将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勇不义而得众，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书曰「郑伯克段于鄢」，然后知庄公志杀其弟，无亲亲之道，其罪乃不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髙克好利而不顾其君」，其诗言「左旋右抽，中军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书曰「郑弃其师」，然后知文公之不君，二三执政之不臣，危国亡师之本责乃有所归矣。观文姜孙于齐，则「河广」之诗可读，恩义之轻重可权矣。观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则「式微」「旄丘」之篇可信，卫为戎狄所灭之由可考矣。凡此类，皆所谓发乎诗之情者也】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文集：唐虞禅，夏后殷周继，此古书所纪帝王之大节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贤可与则以天下为公，而不必于▯出之礼，故季札来聘不称「公子」，贬辞国之非也。子可与则以天下为家，而不必于禅国之义，故文姜始入即书于防，明立嫡之重也。尧典称「有鳏在下曰虞舜」，则尧舜者其名耳。「曰顽」「曰嚚」「曰傲」，又其父母昆弟也。然虞氏史官直书其君之名而不避，载其父母昆弟之恶而不隐也。周人以讳事神，于是乎有諡法。及至末流，忌讳烦而名实乱矣。春秋协文质之中，于庄公名同而书「同盟」，僖父名申而书「戊申」，襄公名午而书「甲午」，故薨不死，灭国称取出，奔书「孙」不隐其实。既以从虞史之质，致婉其词，又以仿周道之文。凡此类，皆所谓贯乎书之事者也】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赵氏曰：春秋之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着权制也。文集：莫尊于君，非人臣之可召书天王狩于河阳，以严君臣之分。莫重于世子，非三公▯宰之可班。书防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储副之崇。莫正于嫡夫人，非众妾之可僣。书归赗，书考宫，皆称仲子，以着嫡妾之别。莫亲于▯嗣，非嬖孽之可匹。书晋人纳防菑于邾，弗克纳，以明长糿之序。凡此类，皆所谓兴常典以体乎礼之经者也】本
译深切着明（“着”读作“陟虑反”，后文同此音）啊！（此语见于《春秋纬》）空谈言论只能承载其道理，付诸行动才能显现其效用。因此，借鲁国史书来寄托王道法度（《史记·儒林传》作“《春秋》以当王法”），治理乱世使之回归正道（本于《公羊传》），叙述先后次序的伦理，而常道从此得以敦厚（我按：《春秋》记载“王正月”、“天王”、“公即位”、“公在”之类，是为了叙述君臣之伦；记载“王世子子同生”、“列国世子”之类，是为了叙述父子之伦；记载“王后”、“王姬”、“鲁夫人”、“鲁女”之类，是为了叙述夫妇之伦；记载“弟佞夫”、“弟叔〇吊”、“年兄絷”之类，是为了叙述兄弟之伦；记载列国邦交，记录诸侯大夫屡次盟誓却失信，是为了叙述朋友之伦），确立上下的名分（“分”读作“扶问反”），而礼制从此得以施行（我按：上下之分，即尊卑贵贱、等级隆杀。《春秋》记载“郊禘”、“云社”之类，是为了明确吉礼的名分；记载“崩”、“薨”、“卒”、“葬”、“含”、“〇禭”、“赙”，是为了明确凶礼的名分；记载“朝聘”、“防盟”、“遇至”，是为了明确宾礼的名分；记载“侵伐”、“战克”、“搜狩”、“城筑”、“军赋”之类，是为了明确军礼的名分；记载“纳币”、“逆送”、“媵致”之类，是为了明确嘉礼的名分）。有德行的人必定受到褒扬，而善行从此得以鼓励（如“如”字读原音，子突、季子之类）；有罪过的人必定受到贬斥，而恶行从此得以惩戒（如命名宰咺、削去翚氏之类，文定文集说《春秋》之法惩治奸恶，不论生死必施于其身，所以能惩戒恶行；奖赏忠善则惠及子孙，久远而不泯灭，所以能鼓励善行）。其志向在于经世济民（本于《庄子》），其功绩堪比抑制洪水、抵御戎狄、放逐龙蛇、驱赶虎豹（本于《孟子》），其大要都是天子之事（文集说：孔子笔削《春秋》，见诸行事，以显示圣人的功用，大概是君主南面称尊的术数，人臣谋划王体、决断国论的准则）。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在人心欲望横流时遏制它，在天理即将灭绝时保存它，为后世考虑得极为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职位却寄托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南面称尊的权力，使得乱臣贼子压抑欲望而不能肆意妄为，于是感到忧惧（《说文》：戚，忧也。《尚书》“戚我先王”，即畏惧之意）。因此，《春秋》见诸行事，不是空谈言论可比拟的。
公的喜好与厌恶，则抒发于《诗》的情感（文集说：以《诗》来考察，“将仲子”说大叔失道而庄公不制止，“叔于田”说多才好勇不义却得众，似乎罪在共叔段。等到《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才知道庄公志在杀弟，没有亲亲之道，其罪过便不可掩盖了。《清人》的序言说：“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其诗说“左旋右抽，中军作好”，似乎罪在高克。等到《春秋》记载“郑弃其师”，才知道文公不像君主，二三执政不像臣子，危国亡师的根本责任有所归属了。观看文姜逃往齐国，那么《河广》之诗便可阅读，恩义的轻重便可权衡了。观看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带他回去，那么《式微》、《旄丘》之篇便可相信，卫国被戎狄所灭的原因便可考证了。凡此类，都是所谓抒发于《诗》的情感。）
斟酌古今，则贯通于《书》的事迹（文集说：唐尧虞舜禅让，夏商周三代世袭，这是古书所记载的帝王大节。《春秋》兼有帝王之道，贤能可以给予，则以天下为公，不必拘泥于禅让之礼，所以季札来聘不称“公子”，贬斥辞国之非。子嗣可以给予，则以天下为家，不必拘泥于禅让之义，所以文姜刚入鲁国就记载于防地，明确立嫡之重。《尧典》称“在下有个鳏夫叫虞舜”，那么尧舜只是他们的名字。“曰顽”、“曰嚚”、“曰傲”，又是他们的父母兄弟。然而虞氏史官直书其君主之名而不避讳，记载其父母兄弟的恶行而不隐讳。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于是有了谥法。到了末流，忌讳繁琐而名实混乱了。《春秋》协调文与质的中道，对庄公名同而记载“同盟”，对僖父名申而记载“戊申”，对襄公名午而记载“甲午”，所以薨不写死，灭国称取出，奔逃记载“孙”不隐瞒实情。既遵循虞史的质朴，委婉其词，又仿效周道的文采。凡此类，都是所谓贯通于《书》的事迹。）
振兴常典，则体现于《礼》的经义（赵氏说：《春秋》的宗旨大要有两端而已，一是振兴常典，二是彰显权变。文集说：没有比君主更尊贵的，不是人臣可以召见的，记载“天王狩于河阳”，以严明君臣之分。没有比世子更尊重的，不是三公冢宰可以班位的，记载“防王世子于首止”，以显示储君副君的崇高。没有比嫡夫人更正统的，不是众妾可以僭越的，记载“归赗”，记载“考宫”，都称仲子，以明确嫡妾之别。没有比嫡嗣更亲近的，不是嬖妾孽子可以匹敌的，记载“晋人纳防菑于邾，弗克纳”，以明确长幼之序。凡此类，都是所谓振兴常典以体现于《礼》的经义的。）
忠恕则导乎乐之和【文集纪兵则以救人为善，书战则以受伐者为主。齐桓退师礼楚，则书盟于召陵，以序其绩。晋悼纳斥候禁侵掠，则书防于萧鱼，以美其信。凡此类，皆所谓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者也】着权制则尽乎易之变【文集建子周人之正朔，而书春王正月，以行夏之时。司盟玉府，周官之司属，而悉恶防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为公，外户不闭也，而书灭下阳，城虎牢，戒王公设险之不可忽。君先臣从，人道之大伦也，书晋人执虞公，齐侯取郓，昭公围成，以明社稷之无常奉。凡此类，皆所谓着权制以尽乎易之变者也】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凖绳，皆在此书。故君子【程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都乱反】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愚按春秋纪事，大而天地日星人伦邦国，小而宫室器币草木禽虫，凡天下万物之理无不具焉。能通是经，则理无不穷矣。故▯子曰：説理者莫辨乎春秋】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上声】矣。自先圣门人以文学名科，如游夏【户雅反，凡非春夏之夏放此】尚不能赞一辞【史世家孔子聴讼文词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词】葢立义之精如此。去圣既逺，欲因遗经窥测圣人之用，岂易能乎？然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尔【愚按天理之在人心，穷天地亘古今而不灭，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非可以私变是亦非，可以私恶非】茍得其所同然者，虽越宇宙，若见圣人亲炙之也，而春秋之权度在我矣【愚按：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二百四十余年之事纷错乎前，惟在吾心之权度有以处其是非当否，且善恶之显然者，人人知之，其间嫌疑近似及意之始萌，几之未著者，茍非灼见圣人之心，则亦安能读圣人之经而测圣人之用哉。文定此语，非真见夫子之心，不能及此】近世推隆王氏新説，按为国是【王安石有国是论，以春秋为断烂朝报】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宋鉴熈寜四年，中书定科举法，举人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庠序不以设官【同上熈寜六年，马敦礼乞立春秋学官不许，上谓安石曰：卿尝以春秋自鲁史亡其义不可考，故未置学官，敦礼好学不▯，第未知此意耳】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陟仲反】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展两反】天理日消，其効使祸乱相仍，莫之遏也。噫，至此极矣！仲尼亲手笔削拨乱反正之书，亦可以行矣。天纵圣学，崇信是经，乃于斯时奉承诏防，辄不自揆，谨述所闻为之説以献，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説，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畧具，庶几【音机】圣王经世之志，小有▯云【愚按：文定作传，当宋髙宗南渡之初，是时徽宗、钦宗及二后被幽于金国，遭戮辱不可胜纪，而髙宗信任秦桧之奸，偷安江左一隅，忘君父大雠，不敢兴兵致讨，反与之议和讲好，下拜称藩，既无外攘之计，又乏内修之备，君臣父子上下内外大义之不明，莫此为甚，是以此传専以尊君父、讨乱贼为要防，而春秋之大法实以斯为重也。是书以绍兴六年投进，髙宗覧之曰：安国明于春秋之学，凡诸儒所得尤邃越。二年，文定卒，赐诏曰：安国所进春秋解义，着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覧，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闻沦亡。可拨赐银帛三百两匹，令湖南监司应副葬事。赐田十顷，以给其▯。窃谓髙宗既知嘉▯文定所着《春秋传》，而不能少用其言，进君子，退小人，讨贼复雠，以雪君父母兄之耻。得非説而不绎，从而不改者欤】
译践行忠恕之道，就能引导出礼乐的和合之美【《文集》记载军事，以救人为善，记载战争，以遭受讨伐者为主。齐桓公退兵以礼待楚，便在召陵记载盟会，以序录其功绩。晋悼公接纳斥候、禁止侵掠，便在萧鱼记载设防，以赞美其诚信。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所说的本于忠恕就能引导出礼乐的和合之美】；彰显权变制度，就能穷尽《易经》的变化之理【《文集》建立子月作为周人的正朔，却记载“春王正月”，以推行夏历的时节。司盟、玉府，是周官的职属，却全面厌恶防备盟约，以称善于胥命的正道。大道为公，外门不关闭，却记载灭下阳、筑虎牢城，以警戒王公们不可忽视设险的重要性。君主在先、臣子在从，是人道的大伦理，却记载晋人拘捕虞公、齐侯夺取郓地、昭公围困成地，以表明社稷没有恒常的供奉。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所说的彰显权变制度以穷尽《易经》的变化之理】。历代帝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部书中。所以君子【程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断例一样。学习这部经书，确实是穷究事理的关键【愚按：《春秋》记载事物，大的如天地日星、人伦邦国，小的如宫室器用、草木禽虫，天下万物的道理无不具备。能通晓这部经书，那么道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了。所以〇子说：阐述道理没有比《春秋》更明晰的了】。不学习这部经书，而在处理大事、决断大疑时，能不困惑的人是很少【上声】的。自从先圣的门人以文学著称于科第，像子游、子夏【户雅反，凡非春夏之夏放此】尚且不能增添一字【《史记·世家》：孔子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不独自拥有。至于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大概立义的精微到了这种程度。距离圣人已经久远，想要凭借遗留的经典窥测圣人的用意，难道容易做到吗？然而时代有先后，人心所认同的道理是一样的【愚按：天理存在于人心，穷尽天地、贯穿古今而不灭，好善而恶恶，是天下共同的情感，不可以私意改变是非，不可以私意厌恶非】。如果得到了那共同认同的道理，即使跨越宇宙，也如同见到圣人亲自教诲一样，那么《春秋》的权衡尺度就在我心中了【愚按：称量然后知道轻重，度量然后知道长短，二百四十余年的事情纷繁交错在前，全在于我心中的权衡尺度能够处理其是非当否，况且善恶明显者，人人都知道，其中嫌疑近似以及意念初萌、征兆未显者，如果不是透彻地见到圣人的心意，又怎么能读懂圣人的经典而推测圣人的用意呢。文定这话，如果不是真见夫子之心，不能达到这种境界】。近世推崇王安石的《新说》，将其定为国是【王安石有《国是论》，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唯独在《春秋》方面，科举不以此取士【《宋鉴》熙宁四年，中书定科举法，举人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学校不以此设官【同上熙宁六年，马敦礼请求设立《春秋》学官不被允许，皇上对王安石说：你曾说《春秋》自鲁史亡失其义不可考，所以未置学官，敦礼好学不〇，只是不知道这个意思罢了】，经筵不以此进读，决断国家大议的人没有可以折衷的标准【陟仲反】，天下不知道所适从，人欲日益增长【展两反】，天理日益消亡，其效果使得祸乱相继，没有人能遏制。唉，到了这种极端的地步！孔子亲手笔削的拨乱反正之书，也可以推行了。上天赋予圣人的学问，尊崇信奉这部经书，于是在这个时候奉承诏令，辄不自量，谨述所闻为之解说以进献，虽然微言奥义或许尚未贯通，然而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的大法大致具备，希望【音机】圣王经世之志，小有〇云【愚按：文定作传，当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时徽宗、钦宗及二后被幽于金国，遭戮辱不可胜纪，而高宗信任秦桧之奸，偷安江左一隅，忘君父大雠，不敢兴兵致讨，反与之议和讲好，下拜称藩，既无外攘之计，又乏内修之备，君臣父子上下内外大义之不明，莫此为甚，是以此传专以尊君父、讨乱贼为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实以斯为重也。是书以绍兴六年投进，高宗览之曰：安国明于《春秋》之学，凡诸儒所得尤邃越。二年，文定卒，赐诏曰：安国所进《春秋》解义，著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览，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闻沦亡。可拨赐银帛三百两匹，令湖南监司应副葬事。赐田十顷，以给其〇。窃谓高宗既知嘉〇文定所著《春秋传》，而不能少用其言，进君子，退小人，讨贼复仇，以雪君父母兄之耻。得非说而不绎，从而不改者欤】
论名讳劄子
臣昨列职经筵，专以春秋进读，縁春秋正文有渊圣御名【钦宗名桓】方具奏劄，未及进禀，得罪去国。后闻礼官建议，以他字易之，定读为威。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防纂修，于经传本字既有诏令可遵，即未委臣所纂修出于已见，援引他经子史，有犯渊圣御名者，亦许依本字书写，或当迁避，有此疑惑。臣闻古者不以名为讳，尧典称有鳏在下曰虞舜，则尧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尧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载其君之名而不避也【舜典咨九官以君命臣而皆称名，则禹亦夏王之名，夏书禹贡称禹敷土，禹锡▯圭，亦无讳避】周人以諡易名，于是有讳礼，然临文不讳【周书武成称周王发，康王之诰称一人钊，大诰称大歴服，洪范称▯其昌，冏命称发号施令，皆国史称先王之名而不讳，惟金縢称元孙某，乃周公为祝词告庙之文，周人讳名昉见于此，夫子父名纥，春秋书臧孙纥】嫌名不讳【武王名发，诗人言黄髪儿齿，康王钊之孙諡昭王，君牙言昭乃辟】二名不偏讳【平王名宜臼，春秋书楚宜申，宋杵臼，僖王名胡齐，春秋书胡子，书齐侯，顷王名壬臣，春秋书楚壬夫，宋王臣，灵王名泄心，春秋书泄冶，乐大心，鲁隐公名息姑而书晋荀息，曹射姑，闵公名啓方而书城啓阳，星孛东方，夫子母名徴在，论语记夫子言杞宋不足徴，告师冕某在斯】载在礼律【上三句见曲礼】其义明白。孔子作春秋，凡书周鲁事，虽婉其文，至于名讳，并依本字。若襄王名郑而书卫侯郑，正王名班而书曹伯班，简王名夷而书晋侯夷，恭王名匄而书晋士匄【桓王名林而书陈侯林，庄王名佗而书陈佗，悼王名猛而直书曰猛，文定以匡王为正王，敬王为恭王，避宋太祖及翼祖讳】庄公名同而书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书戊申朔，襄公名午而书陈侯午，定公名宋而书宋仲几，是也【成公名黑肱而书黑肱以滥来奔】按《春秋》书成，当恭王之朝，哀公之世，匄乃恭王之名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宋即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曾祖】之庙讳也。而笔削之际并无回避，《春秋》为尊君父而作，仲尼岂不恭者？书法如此，义亦可知。自汉以来，此义不行，臣子习为謟谀，而不知恭顺之实。则有易人之名以彻为通者【汉武帝名彻，故《汉书》改蒯彻为蒯通】易人之姓以庄为严者【汉明帝名庄，故《汉书》改庄助为严助，庄光为严光】易甲乙之纪以丙为景者【唐髙祖父元帝名眪，故唐史纪甲子皆以丙为景，韩文《罗池庙碑》称景辰庙成】易郡县之号以还淳为青溪者【唐宪宗名淳，故严州淳安县改名青溪】又其甚则有父名晋肃而子不敢应进士举者【韩文《讳辨》：李贺父名晋肃，贺不得举进士】忌讳既繁，名实愈乱。本朝沿袭汉唐故事，未暇尽革。恭惟陛下天纵聪明，既尊《春秋》之书以新圣徳，宜用《春秋》之法以断政事。凡所施设，动以《春秋》从事，即有拨乱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缮写进本，援引他经子史之▯欲乞应犯圣朝庙讳不可迁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晢所进《春秋》解例，并依监本空缺防画于渊圣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黄纸，庶几名实不乱，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謟谀之端。向孟轲氏钦王之义【孟子》本云敬王，亦避宋讳作钦】明恭顺之实，取进止。
进表
伏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备矣。仲尼因事属词，深切着明，非五经比也。本夫周室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及平王未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于隐公之初，逮庄僖而下，五霸迭兴【愚按：五霸之称不同。赵歧注《孟子》曰：“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杜预注《左传》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韦、周齐桓、晋文。”而赵说附见《荀子·王伯篇》曰：“齐桓、晋文、楚庄、呉阖闾、越勾践。”《史记·周本纪》：“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十二诸侯表》：“政由五伯。”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
译论名讳札子
臣从前在经筵任职，专门负责进读《春秋》。因为《春秋》正文中有钦宗皇帝（名桓）的御名，臣刚准备上奏札子，还没来得及进呈禀报，就获罪离开京城。后来听说礼官建议，用其他字来替换，确定读作“威”。但经传中的原字并不更改，这件事已经施行。臣现在奉诏纂修，对于经传中的原字，既然有诏令可以遵循，就不明白臣所纂修的内容如果是出于个人见解，引用其他经书、子书、史书，有触犯钦宗御名的，是否也允许依照原字书写，还是应当回避迁就，对此臣存有疑惑。
臣听说古人不以名字为讳，《尧典》中说“在下有鳏夫叫虞舜”，那么尧、舜本来就是两位帝王的名称，而《尧典》是虞氏史官所作，直接记载其君主的名称而不回避。《舜典》中咨询九官，以君命臣，都称呼名字，那么禹也是夏王的名称，《夏书·禹贡》中说“禹敷土”、“禹锡玄圭”，也没有回避忌讳。周人用谥号代替名字，于是有了避讳的礼仪，但在临文时不避讳。《周书·武成》称周王发，《康王之诰》称一人钊，《大诰》称大历服，《洪范》称“乂其昌”，《冏命》称发号施令，都是国史称呼先王的名称而不避讳。只有《金縢》中称“元孙某”，那是周公作为祝词告庙的文章，周人避讳名字从这里开始。孔子的父亲名纥，《春秋》记载臧孙纥。嫌名不避讳，武王名发，诗人说“黄发儿齿”，康王钊的孙子谥号昭王，君牙说“昭乃辟”。两个名字不偏避，平王名宜臼，《春秋》记载楚宜申、宋杵臼；僖王名胡齐，《春秋》记载胡子、齐侯；顷王名壬臣，《春秋》记载楚壬夫、宋王臣；灵王名泄心，《春秋》记载泄冶、乐大心；鲁隐公名息姑，而记载晋荀息、曹射姑；闵公名启方，而记载城启阳、星孛东方；孔子母亲名征在，《论语》记载孔子说杞宋不足征，告师冕“某在斯”。这些都记载在礼律中，其意义明白。
孔子作《春秋》，凡是记载周、鲁的事情，虽然文辞委婉，至于名讳，都依照原字。如果襄王名郑，就记载卫侯郑；正王名班，就记载曹伯班；简王名夷，就记载晋侯夷；恭王名匄，就记载晋士匄。桓王名林，记载陈侯林；庄王名佗，记载陈佗；悼王名猛，直接记载曰猛；文定以匡王为正王，敬王为恭王，是为了避宋太祖及翼祖的讳。庄公名同，记载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记载戊申朔；襄公名午，记载陈侯午；定公名宋，记载宋仲几，就是这样。成公名黑肱，记载黑肱以滥来奔。考察《春秋》写成时，正值恭王之朝，哀公之世，匄是恭王的名称，夷是三世之穆的名称，宋是哀公父亲的名讳，午是曾祖的庙讳。而在笔削之际并没有回避，《春秋》是为了尊君父而作，仲尼难道是不恭敬的人吗？书法如此，其意义也可以知道了。
自从汉朝以来，这个意义不再实行，臣子习惯于谄媚阿谀，而不知道恭顺的实质。于是有把别人的名字中的“彻”改为“通”的，汉武帝名彻，所以《汉书》把蒯彻改为蒯通；把别人的姓氏中的“庄”改为“严”的，汉明帝名庄，所以《汉书》把庄助改为严助，庄光改为严光；把甲乙的纪年中的“丙”改为“景”的，唐高祖父亲元帝名昺，所以唐史记载甲子都以丙为景，韩文《罗池庙碑》称景辰庙成；把郡县的名称中的“还淳”改为“青溪”的，唐宪宗名淳，所以严州淳安县改名青溪。更严重的有父亲名晋肃，儿子不敢参加进士考试的，韩文《讳辨》说：李贺父亲名晋肃，贺不能考进士。忌讳既然繁多，名实更加混乱。本朝沿袭汉唐旧例，来不及全部革除。
恭敬地认为陛下天纵聪明，既然尊崇《春秋》之书来更新圣德，应当使用《春秋》之法来决断政事。凡是所施设的，动不动都以《春秋》行事，就有拨乱反正的功效。臣所纂修缮写进呈的本子，引用其他经书、子书、史书，想要请求凡是触犯圣朝庙讳不可回避的，依照太常博士王晢所进《春秋》解例，并依照监本空缺，在钦宗御名处画圈，也不更改原字，覆盖以黄纸，希望名实不乱，上遵《春秋》之法，也用来消除臣子谄媚阿谀的端倪。像孟轲氏钦王之义，明恭顺之实，请陛下裁断。
进表
俯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完备了。仲尼因事属词，深切着明，不是五经可以比拟的。本来周室东迁，礼乐征伐出自诸侯，等到平王末年，王迹已经熄灭，所以《春秋》作于隐公之初，直到庄、僖以下，五霸交替兴起。愚按：五霸的称呼不同。赵岐注《孟子》说：“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杜预注《左传》说：“夏昆吾、商大彭、豕韦、周齐桓、晋文。”而赵说附见《荀子·王伯篇》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史记·周本纪》：“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十二诸侯表》：“政由五伯。”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
，四国迭兴，更为覇主。司马贞注：“五伯兴。”赵歧同。《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师古曰：“五伯谓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诸侯王表》：“衰则五伯扶其弱。”师古注：“此五伯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呉夫差。”《地理志》：“春秋时五伯迭兴。”师古曰：“此五伯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今考《史记·楚世家》：“昆吾，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未世灭彭祖氏。”《左传·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杜注：“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于杜，为杜伯。”辅汉卿谓：“齐桓必非创始为之。”然则论三代时五伯，杜説似有所据。然賔媚人言：“四王之王，五伯之伯。”孟子言：“五伯三王之罪人。”又曰：“五伯桓公为盛。”则五伯当出于三王之后。据赵岐之说，则宋襄图霸未成，盂之防楚人执之如戏婴孩，▯之战兵败身伤，不可谓之伯。《史记》称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鼔，而《春秋》狄于殽人于焚舟之役，未见成伯之迹。楚庄僣王猾夏，尤不可以伯称之。据荀卿称阖闾、句践，顔师古纪夫差，则国佐不当言五伯。朱子注《孟子》亦存赵岐、杜预二说。今文定谓庄僖而下五伯迭兴，防北杏▯谓齐桓而后宋襄、晋文、楚】庄秦穆交主夏盟，则亦据赵说而传中未尝许宋襄、秦、楚之伯，则又非如诸儒拘拘于赵说也。要之，孔孟止称桓、文，孟子虽言五伯，未详其目。谷梁但称二伯，说《春秋》者只当论齐、晋之伯耳】假仁义而行，以推戴宗周为天下之共主【愚按：论假仁义，则五伯皆然；论尊周，则惟齐桓定襄王、晋文纳襄王，又致王于践土，以诸侯见。若宋襄、秦穆来见，其有尊周之迹。楚庄观兵问鼎，僣悖尤甚。考乎晋之嗣伯，则襄公朝王，厉公以诸侯朝京师，三假王命以伐郑。定公城成周，防诸侯于召陵，侵楚以讨其纳子朝之罪。此言五伯皆尊周，非指宋襄、秦穆、楚庄，葢亦大略言之耳。下文推本孟子，其文则史，其义则窃取之矣。得非专指桓、文而言乎】号令征伐，莫敢不从。其文则史官称述，无制作之法；其义则以尊周为名，而仲尼固曰「丘窃取之矣」。霸徳既衰，诸侯放恣，政在大夫，専权自用【桓、文伯业既衰，文元年，公孙敖防晋侯于戚；二年，公孙敖及晋士縠防诸侯盟垂陇；三年，叔孙得臣防诸侯之师伐沈。自是而后，成二年，鲁四卿防晋、衞、曹大夫败齐于鞌；十五年，叔孙侨如防诸侯大夫防呉于钟离；襄元年，围彭城；二年，城虎牢。凡防盟征伐之大役，皆大夫为之。至襄十六年，溴梁之役，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是后，十三国伐秦及城杞、城成周，与于宋、虢之大防，莫非大夫矣】官及失徳，宠赂益章【杨楯私献，而乐祈见执；卫贡不归，而赵鞅首叛；荀寅求货弗得，则辞蔡人而失诸侯；意如纳赂于范鞅，则昭公客死而莫返。此皆大夫专政，贿赂公行之故也】然后陪臣执国命【南蒯以郈叛，阳虎専鲁国，囚季桓子，取寳玉、大弓于公宫；晋佛▯以中牟叛。此皆家臣擅权者也】呉楚制诸夏【昭、定、哀之间，楚灵王弑君而立，大防十三国之君于申，而用齐桓召陵之礼诸侯之贤，如向戌、子产，皆献礼焉。执徐子，戮庆封，伐呉，灭赖。怀强有天下之志。灵王既殒，平王嗣位，封陈蔡而専兴灭▯絶之功。及楚势既衰，呉阖闾为蔡伐楚，三战及郢，几灭楚国。夫差横行中夏，徴鲁百牢，伐鲁为城下之盟，伐齐，战于艾陵，防黄池，主中国之防盟，与晋争长。此皆中国无伯而呉楚盛强之迹也】皆驯致其道，是以至此极耳。仲尼徳配天地，明并日月【家语所谓圣者，徳合于天地，明并日月】自以无位，与时道不行于天下也，制春秋之义，见【音现】诸行事，垂训方来。虽祖述宪章，上循尧舜文武之道【如纪元年用周正之▯】而改法创制，不袭虞夏商周之迹【
译四方诸侯国交替兴起，轮流成为霸主。司马贞注解说：“这是指五位霸主兴起。”赵岐的说法与此相同。《汉书·异姓诸侯王表》记载：“适应戍边的强盛超过五位霸主。”颜师古说：“五位霸主指的是昆吾、大彭、豕韦、齐桓公、晋文公。”《诸侯王表》记载：“王室衰微时，五位霸主扶持其弱势。”颜师古注解说：“这里的五位霸主指的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吴夫差。”《地理志》记载：“春秋时期五位霸主交替兴起。”颜师古说：“这里的五位霸主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现在考证《史记·楚世家》记载：“昆吾，在夏朝时曾担任侯伯，在夏桀时，商汤灭掉了它。彭祖氏，在殷朝时曾担任侯伯，在殷朝末年灭掉了彭祖氏。”《左传·范宣子》说：“从前我的祖先在商朝为豕韦氏，在周朝为唐氏。”杜预注解说：“殷朝末年豕韦国在唐地，周成王灭掉唐国，迁到杜地，成为杜伯。”辅汉卿认为：“齐桓公必定不是开创霸业的人。”那么论述夏商周三代时的五位霸主，杜预的说法似乎有所依据。然而宾媚人说：“四位王的王道，五位霸的霸道。”孟子说：“五位霸主是三位王的罪人。”又说：“五位霸主中齐桓公最为兴盛。”那么五位霸主应当出现在三代王之后。根据赵岐的说法，宋襄公图谋霸业未成，在盂地会盟时被楚人捉住如同戏弄婴儿，在泓水之战中兵败身伤，不能称之为霸主。《史记》称秦穆公扩充国土十二个，开辟疆域千里，天子派召公过带着金鼓去祝贺秦穆公，而在崤之战中败于狄人，在焚舟之役中败于晋人，没有成就霸业的迹象。楚庄王僭越称王、扰乱华夏，尤其不能称之为霸主。根据荀子提及阖闾、勾践，颜师古记载夫差，那么国佐就不应当说五位霸主。朱熹注《孟子》也保留了赵岐、杜预两种说法。现在文定认为从楚庄王、齐桓公之后五位霸主交替兴起，在召陵、北杏等地会盟，指的是齐桓公之后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交替主持华夏盟会，这也是依据赵岐的说法，但传文中未曾认可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的霸主地位，那么又不像其他儒者那样拘泥于赵岐的说法。总之，孔子、孟子只称颂齐桓公、晋文公，孟子虽然提到五位霸主，但没有详细列举其名目。《谷梁传》只称两位霸主，解说《春秋》的人只应当论述齐国、晋国的霸业罢了。假借仁义来行事，以推崇拥戴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我按：论假借仁义，那么五位霸主都是如此；论尊崇周室，那么只有齐桓公安定襄王、晋文公接纳襄王，又让襄王到践土，以诸侯之礼相见。至于宋襄公、秦穆公前来朝见，有尊崇周室的迹象。楚庄王观兵问鼎，僭越悖逆尤其严重。考察晋国继承霸业的情况，襄公朝见天子，厉公率领诸侯朝见京师，三次假借王命讨伐郑国。定公修筑成周城墙，在召陵会合诸侯，侵犯楚国以讨伐其接纳子朝的罪行。这里说五位霸主都尊崇周室，并非特指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大概也是大致而言罢了。下文推究本源于孟子，其文辞则是史官的称述，其义理则是窃取来的。难道不是专门指齐桓公、晋文公而言吗？】发号施令、征讨讨伐，没有人敢不听从。其文辞则是史官的称述，没有创制立法的法则；其义理则是以尊崇周室为名，而孔子本来就说“我窃取了它”。霸道的德行既已衰微，诸侯放纵恣肆，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专权自用。【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既已衰微，文公元年，公孙敖在戚地会合晋侯；二年，公孙敖及晋士縠在垂陇会合诸侯结盟；三年，叔孙得臣会合诸侯的军队讨伐沈国。从此以后，成公二年，鲁国四位卿大夫会合晋、卫、曹的大夫在鞌地打败齐国；十五年，叔孙侨如会合诸侯大夫在钟离会合吴国；襄公元年，包围彭城；二年，修筑虎牢。凡是会盟征伐的重大军事行动，都由大夫主持。到了襄公十六年，溴梁之役，诸侯都在场，而大夫自行结盟。此后，十三国讨伐秦国以及修筑杞城、成周城墙，参与宋、虢的大会盟，没有不是大夫所为的。】官员及失德，宠幸贿赂更加显著。【杨楯私下进献，而乐祈被拘捕；卫国贡品不归还，而赵鞅首先叛乱；荀寅求取财物不得，就推辞蔡人而失去诸侯；季孙意如向范鞅行贿，则昭公客死他乡而无法返回。这都是大夫专政，贿赂公行的缘故。】然后家臣执掌国家命脉。【南蒯凭借郈地叛乱，阳虎专权鲁国，囚禁季桓子，从公宫夺取宝玉、大弓；晋国佛肸凭借中牟叛乱。这些都是家臣擅权的情况。】吴国、楚国控制中原各国。【昭公、定公、哀公之间，楚灵王弑君自立，在申地大会十三国之君，而使用齐桓公在召陵的礼仪对待诸侯中的贤人，如向戌、子产，都献礼给他。拘捕徐子，诛杀庆封，讨伐吴国，灭掉赖国。怀有凭借强权统治天下的志向。灵王死后，平王继位，封立陈、蔡而专门兴起灭国绝祀的功业。等到楚国势力既已衰微，吴国阖闾为蔡国讨伐楚国，三次战斗到达郢都，几乎灭掉楚国。夫差横行中原，征调鲁国百牢，讨伐鲁国达成城下之盟，讨伐齐国，在艾陵交战，在黄池会盟，主持中原的会盟，与晋国争长。这些都是中原没有霸主而吴国、楚国强盛的迹象。】都是逐渐导致这种结果，所以达到这种极端罢了。孔子的德行配得上天地，光明并驾日月。【《家语》所说的圣人，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并列。】自认为没有官位，与时势不合，道不能行于天下，制定《春秋》的义理，体现于行事之中，垂示训诫给后人。虽然祖述宪章，上遵循尧舜文武之道，【如纪元年使用周正等】而改法创制，不沿袭虞夏商周的旧迹。
如正次王王次春及有年纪异之类】葢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与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并载于虞书【尧典帝曰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滔天下民其咨；舜典▯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益稷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垫；夔曰箫韶九成鳯凰来仪云云，百兽率舞】大木斯防，与嘉禾合颖【金縢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防；小序唐叔得禾异畆同颖，献诸天子】鄙我周邦，与六服承德【大诰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周官惟周王抚万邦，六服羣辟罔不承徳】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纪事之例。至于春秋，则凡庆瑞之符，礼文常事，皆削而不书；而灾异之变，政事阙失，则悉书之，以示后世【通防削去祯祥，独书灾异，此仲尼创立前古所无也，使天下后世杜謟谀之端，而上畏天变，常有恐惧修省之意也。夫易骄而难降，易纵而难止，易亡而难存者，心也。观庆祥之符，则人心所恱乐而□纵之所由起也。故春秋皆削之。愚按二百四十二年，他公岂无有年而不书，惟桓宣有年纪异则书之。僖公修泮宫，复閟宫，皆不书。而日星雨电霜雪氷雹山地水火之变，禽兽螽螟草木之异，悉书于策。于鲁，书公孙；于齐，于周，书王室乱，皆存而弗削】使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祗肃之意。若事斯语【论语·顔渊」仲弓请事斯语】若书诸绅【同上·子张」书诸绅】若列诸座右，若几杖盘盂之有铭有戒【大戴礼」武王受师尚父丹书之戒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及鉴盘楹几杖带履屦觞豆户牖劒弓矛，皆为铭焉】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于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乆，积善成徳，上下与天地同流，自家刑国措之天下，则麟鳯在郊，▯龙游沼，其道亦可驯致之也。故始于隐公，止于获麟，而以天道终焉【本文仲子】比于关雎之应，而能事毕矣【范氏曰：诗终于麟趾，春秋终于获麟】书火于秦，赖诸儒口相传授【隋经籍志：遭秦灭学，口说尚存】及汉初兴，张子房为韩灭秦【前·张良传：其先五世相韩，秦灭韩，良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得力士为鈇椎重百二十斤，始皇东游至博浪沙中，良与客击秦皇，误中副车，后以兵法说汉高帝，遂灭秦】以明春秋复雠之义，三老董公请汉为义帝发丧，以▯项羽弑君之恶【前·初髙帝与项梁共立楚懐王孙心为义帝，项羽使杀义帝于彬，汉王至雒阳，三老董公遮说曰：项羽无道，放杀其君，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为此东伐此三王之举也。王曰善，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羽放杀义帝，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愿从诸侯王撃楚之杀义帝者】下逮武宣之世，时君信重其书，学士大夫诵说【如张苍、贾谊、董仲舒、申公、张敞、贡禹、疏广、蔡千秋、翟方进、张禹、刘向之流】用以断狱决事【如隽不疑引卫蒯聩事，防伪戾太子之类】虽万目未张，而大纲克正【愚按：髙祖尊大公为太上皇，五日一朝，则父子之纲正矣。讨羽，杀义帝，斩丁公以戒为臣不忠，则君臣之纲正矣。因四皓从太子游，不废惠帝，不立赵王，则夫妇嫡庶之纲正矣】过于春秋之时，其效亦可见矣。粤自熈宁崇尚释老、蒙庄之学，以虚无为宗，而不要义理之实【宋神宗用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制，是时奸佞并进，尊尚异端，信神仙虚诞之言，纳祥瑞符防之奏，而伊洛诸儒之学摈不用矣】殆及崇寜曲加防禁【徽宗崇寜间，奏灾异天变者严加贬黜，如任伯雨之类，贬窜言臣李清臣、张舜民等，禁上书等邪人不许擅到阙下，禁程頥著书籍，元祐党人司马光等】由是用事者以灾异之变政事阙失，则黙不敢言，而庆瑞之符与礼文常事则咏歌赞诵，洋洋乎盈耳，是与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纵，至四邉纷扰，莫之能遏，岂不痛哉！陛下天锡勇智，圣徳日新，嗣承宝位于三纲九法沦斁【音妬】之后，发于独断，崇信是
译诸如“正次王”、“王次春”以及有年纪异等一类记载，大概是因为洪水滔天、百姓昏乱沉溺，与箫韶九成、百兽率舞，都记载在《虞书》中【《尧典》帝说：“浩浩荡荡的洪水正在割裂大地，浩浩荡荡地淹没天下，百姓都在叹息；”《舜典》说：“我敲击石磬，百兽都跟着起舞；”《益稷》禹说：“洪水滔天，天下百姓昏乱沉溺；”夔说：“箫韶演奏到九成，凤凰来舞，等等，百兽都跟着起舞”】；大树被雷电击倒，与嘉禾合颖【《金縢》：“天降大雷电并伴有狂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雷电击倒；”《小序》：“唐叔得到异亩同颖的禾苗，献给天子”】；轻视我们周朝，与六服承德【《大诰》：“殷朝残余势力竟敢记载他们的次序，上天降下威怒，知道我国有弊病，百姓不安，说‘我要返回去轻视我们周朝’；”《周官》：“只有周王安抚万国，六服的诸侯无不承奉德政”】，都垂范于周史，这是上古帝王记载史事的体例。至于《春秋》，凡是庆贺祥瑞的符兆、礼仪文饰的常事，都删削而不记载；而灾异的变化、政事的缺失，则全部记载，以警示后世【《通防》说：“删去吉祥征兆，只记载灾异，这是孔子创立的，前代所没有的，使天下后世杜绝谄媚阿谀的开端，而上畏天变，常有恐惧修省的意思。人心容易骄傲而难以降伏，容易放纵而难以制止，容易灭亡而难以保全。看到吉祥的符兆，人心就会喜悦而放纵，这就是放纵的起因。所以《春秋》都删削了。我按：二百四十二年间，其他国君难道没有年成好而不记载的吗？只有桓公、宣公因为年纪异而记载。僖公修建泮宫，恢复閟宫，都不记载。而日、星、雨、电、霜、雪、冰、雹、山、地、水、火的变化，禽兽、螽、螟、草木的异常，都详细记载在简策上。在鲁国，记载公孙；在齐国，在周，记载王室动乱，都保留而不删削】，使人观察天人的道理，有恐惧恭敬的意思。如果把这些话当作行事准则【《论语·颜渊》：“仲弓请求把这些话当作行事准则”】，如果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同上《子张》：“写在衣带上”】，如果把这些话列在座右，如果在几杖盘盂上有铭文有告诫【《大戴礼》：“武王接受师尚父丹书的告诫说：‘恭敬胜过懈怠者吉，懈怠胜过恭敬者灭亡，义理胜过欲望者顺从，欲望胜过义理者凶险。’退下来作为告诫，写在席子的四端，以及鉴、盘、楹、几、杖、带、履、屦、觞、豆、户、牖、剑、弓、矛，都刻上铭文”】，这就是史书之外传心要典，用以反省自身，日益修省。等到时间久了，积善成德，上下与天地同流，从自身到国家再到天下，那么麒麟凤凰在郊野，龙在沼泽中游动，其道也可以逐渐达到。所以始于隐公，止于获麟，而以天道终结【本文仲子】，与《关雎》的应和相比，能事也就完成了【范氏说：“《诗》终于《麟趾》，《春秋》终于获麟”】。秦朝焚书，依靠诸儒口耳相传【《隋经籍志》：“遭遇秦朝灭学，口说尚存”】。等到汉朝初兴，张子房为韩国灭秦【《前·张良传》：“他的祖先五世做韩国相，秦灭韩，张良用家财求客刺杀秦王，为韩国报仇，得到力士做铁椎重一百二十斤，始皇东游到博浪沙中，张良与客击打秦皇，误中副车，后来用兵法游说汉高帝，于是灭秦”】，以阐明《春秋》复仇之义，三老董公请求汉为义帝发丧，以揭露项羽弑君的罪恶【《前·初高帝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项羽派人在郴县杀了义帝，汉王到洛阳，三老董公拦路说：‘项羽无道，放逐并杀了他的君主，是天下的大贼。仁不靠勇，义不靠力，三军之众为他穿素服，以此告知诸侯，这是东伐三王的举动。’王说‘好’，派使者告知诸侯说：‘天下共同拥立义帝，北面事奉他，现在项羽放逐并杀了义帝，我亲自为他发丧，士兵都穿白衣，全部发动关中兵，收编三河士，愿意跟随诸侯王击打杀义帝的楚军’】。下至武宣之世，当时君主信任重视此书，学士大夫诵读解说【如张苍、贾谊、董仲舒、申公、张敞、贡禹、疏广、蔡千秋、翟方进、张禹、刘向之类】，用来断案决事【如隽不疑引用卫蒯聩的事，防伪戾太子之类】。虽然万目未张，但大纲能够端正【我按：高祖尊大公为太上皇，五天朝见一次，那么父子之纲就端正了。讨伐项羽，杀义帝，斩丁公以警戒为臣不忠，那么君臣之纲就端正了。因为四皓跟随太子游历，不废黜惠帝，不立赵王，那么夫妇嫡庶之纲就端正了】。超过《春秋》之时，其效果也可以看到了。自从熙宁崇尚释老、蒙庄之学，以虚无为宗旨，而不求义理之实【宋神宗用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制，这时奸佞并进，尊尚异端，信神仙虚诞之言，纳祥瑞符瑞之奏，而伊洛诸儒之学被摈弃不用了】。几乎到了崇宁曲加防禁【徽宗崇宁间，奏灾异天变者严加贬黜，如任伯雨之类，贬窜言臣李清臣、张舜民等，禁上书等邪人不许擅到阙下，禁程颐著书籍，元祐党人司马光等】。因此用事者对于灾异之变、政事阙失，就沉默不敢言，而庆瑞之符与礼文常事则咏歌赞诵，洋洋乎盈耳，这与《春秋》正相反。奢侈之心更加放纵，直到四边纷扰，莫之能遏，岂不痛哉！陛下天赐勇智，圣德日新，嗣承宝位于三纲九法沦丧【音妬】之后，发于独断，崇信是
经，将以拨乱世反之正，圣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诵习其书者，使训明其义，而臣以荒芜末学，荣奉诏防，辄不自揆，罄竭所闻，修成《春秋传》三十卷，十万余言，上之御府。恭惟肃将天讨之余，万几之暇，特留宸念，时赐省覧取自圣裁，监天人休咎之符，覈赏罚是非之实，懋检身之盛徳恢至治之逺图，式叙邦经，永康国步。
译《春秋》这部经典，旨在匡正乱世，使其回归正道。圣明的君王既已领悟其旨意，又命令臣下中能够诵读研习此书的人，去阐明其中的义理。臣下我学识浅陋，侥幸奉诏参与编修，便不自量力，竭尽所知，编撰成《春秋传》三十卷，十余万字，呈献给御府。恳请陛下在实施天讨之余，处理万机之暇，特别垂念，时常赐览，交由圣明裁决，以观察天人吉凶的征兆，核实赏罚是非的实情，弘扬修身的美德，拓展大治的宏图，从而理顺国家纲纪，使国运长久安宁。
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首上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首下
元 汪克寛 撰
述纲领
学《春秋》者，必知纲领，然后众目有条而不紊。自孟子氏而下，发明纲领者凡七家。今载七家精要之词于卷首。智者即词以观义，则思过半矣。
孟子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驱猛兽而百姓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潜室陈氏曰：圣人以王法防诸侯，所褒所贬皆是奉行王法，既空言以寓行事，与天子无异。此圣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发明备矣。辅氏曰：夫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垂致治之法于万世之下，其功又大于禹、周公矣。先师可堂呉先生曰：春秋为讨贼而作也。始也圣人惧乱贼，终也乱贼惧圣人。然则春秋之义无他，亦求之两惧之间而已矣】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详隠元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朱子注：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乗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尹氏曰：孔子作春秋，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先师曰：春秋已自有义，夫子从而取之者益多】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朱子注：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着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召陵之师之类是也】
庄周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圣人议而不辨【齐物论注：顺其成迹，而拟乎至当之极，不执其所是，以非众人也】又曰：「春秋以道【音导】名分【见天下篇】
汉董仲舒记夫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音现】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诵其师说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春秋【董氏治公羊学】其自言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防簒弑之罪。故《春秋》礼义之大宗也【并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絶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通防春秋者，王道之权衡也。权衡者，天下之公器也。学者以私意观焉，或利其寡而视权如赢，或利其多而视权如缩，天下之公器乱矣。孰能以圣人之心为心，于以审轻重，随低昻，岂不晓焉？易见哉】曲直之绳墨也，舍【音舍】则无所取衷【如字】矣。通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中说·事君篇：子谓叔恬曰：「春秋元经于王道云云。」失则无所取衷矣。述史篇：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云云。元经其以人事终乎？故止于陈亡，于是乎天人备矣。】愚按：文中子论《春秋》则当矣，然皆以《春秋》与《元经》并论，《元经》其所自作也，妄拟圣人，僣躐之甚，文定取之，葢不以彼而弃此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国者也【四国：齐、晋、秦、楚】有过者，亦未有大于四国者也。不先治四国之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见《经世书·观物外篇》】又云：「秦穆公有功于周，能迁善改▯，为伯者之最；晋文侯世世勤王，迁平王于洛，次之；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次之；楚庄强大，又次之；宋襄公虽伯，而力微，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首上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首下
元代 汪克宽 撰
阐述纲领
学习《春秋》的人，必须知晓其纲领，然后众多条目才能条理清晰而不混乱。自孟子以来，阐发《春秋》纲领的共有七家。现在将七家的精要言论记载于卷首。聪明的人通过言辞来观察义理，那么思考就能超过一半了。
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职事。从前大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抵御戎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感到恐惧。”【潜室陈氏说：圣人用王法来防范诸侯，所褒扬和所贬斥的都是奉行王法，既然用空言来寄托行事，与天子没有区别。这是圣人的大用，不是孟子不能知晓。胡氏阐发得很完备了。辅氏说：孔子作《春秋》来声讨乱贼，为万世之下留下致治的方法，他的功劳又比大禹、周公更大了。先师可堂吴先生说：《春秋》是为了声讨乱贼而作的。起初圣人畏惧乱贼，最终乱贼畏惧圣人。那么《春秋》的义理没有别的，也只是在两相畏惧之间寻求罢了。】又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佚，《诗》亡佚然后《春秋》出现。”【详见隐元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朱子注：《乘》的含义不详。赵氏认为兴起于田赋乘马之事，有人说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命名。梼杌，是恶兽名，古人因此作为凶人的称号，取记录恶行以垂示警戒的意义。《春秋》是记事者必须标明年份以统领事件，一年有四季，所以错举四季作为所记之名的由来。古代列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这三者都是他们所记册书的名称。】其事则关乎齐桓公、晋文公，其文则依据史官记载，其义则是我孔子窃取而来的。【尹氏说：孔子作《春秋》，用史官的文字记载当时的事件，而其义理则裁定天下的邪正，作为百代君王的大法。先师说：《春秋》本身已有义理，孔子从而取用的更多。】又说：“《春秋》中没有符合道义的战争，只有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一些的情况罢了。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不相征伐。”【朱子注：《春秋》每记载诸侯战伐之事，必定加以讥贬以彰显其擅自兴兵的罪过，没有认为符合道义而赞许的，只是其中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一些的情况则有，召陵之师之类就是如此。】
庄周说：“《春秋》是经世致用的，是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论而不争辩。”【《齐物论》注：顺应已成之迹，而比拟至当的极致，不执着于自己所是的，以非议众人。】又说：“《春秋》以道引导名分。”【见《天下篇》】
汉代董仲舒记载孔子的话说：“我想用空言来承载，不如在行事中显现得深切显著。”诵读其师说：“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董氏治公羊学】他自己说：“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害而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遵守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做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义理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儿子而不通晓《春秋》义理的人，必定遭受篡弑的罪责。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并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春秋》向上阐明三王的道，向下辨别人事的纲纪，区别嫌疑，明辨是非，决定犹豫，善善而恶恶，贤贤而贱不肖，保存亡国，接续绝嗣，补救弊端，起用废置，是王道中最大的。”
隋代王通说：“《春秋》对于王道，是衡量轻重的权衡，是判断曲直的绳墨，舍弃它就没有可以取法的中正了。”【王通注解《春秋》，是王道的权衡。权衡是天下的公器。学者用私意去观察，有的利于少而视权为赢，有的利于多而视权为缩，天下的公器就乱了。谁能以圣人的心为心，以此来审察轻重，随高低起伏，难道不明了吗？容易看见吗？】王通又说：“《春秋》大概以天道终结吧？所以止于获麟。”【《中说·事君篇》：子对叔恬说：“《春秋》元经于王道云云。”失则无所取衷了。《述史篇》：子说：“《春秋》其以天道终乎？”云云。《元经》其以人事终乎？所以止于陈亡，于是天人完备了。】愚按：文中子论述《春秋》是恰当的，然而都将《春秋》与《元经》并论，《元经》是他自己作的，妄自比拟圣人，僭越太过，文定选取它，大概是不因彼而弃此。
宋代西都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过不相掩盖。五霸是功之首，罪之魁。先确定五霸的功过，然后学习《春秋》，那么大意就确立了。《春秋》期间，有功者没有比四国更大的了。”【四国：齐、晋、秦、楚】“有过者，也没有比四国更大的了。不先治理四国的功过，那么事情就没有统理，不能得到圣人的心了。”【见《经世书·观物外篇》】又说：“秦穆公对周有功，能迁善改过，是霸主中最优秀的；晋文侯世世勤王，迁平王于洛，次之；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次之；楚庄强大，又次之；宋襄公虽然称霸，但力量微弱，
横渠张载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双峯饶氏曰：「春秋虽因鲁史而修之，然实却是作。葢赏罚天子之事，时王不能正其赏罚，故春秋为之褒善贬恶，以诛乱贼，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赏罚也。此事前古所无，孔子始创为之】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又曰：「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不知系辞而求易正，犹不知礼而学春秋也】
河南程頥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音锻】例也【又曰律令惟言其法，至于断例始见其法之用】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又曰他经非不可以穷理也，但论其义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着，故穷理为要。春秋以何为凖？无如中庸。欲知中庸，无如权。何物为权？义也，时也】学者只观春秋，亦可以尽道矣。又曰：春秋传为按经为断【又云某年二十时看春秋，黄声偶问某如何看，某答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无大小莫不书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韩子之言深得其防。又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襃善贬恶而已，经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音异】见也，惟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建安叶氏曰：春秋大义如尊君而卑臣，贵仁义而贱诈力，内中国而外夷狄之类，其义虽大非难见也，其难见者葢在于防辞奥义，各适乎时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时中未易窥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与，或罪未着而夺，或尊而退之，或卑而进之，或婉其辞，或章其实，要皆得乎义理之安，而各当其则，文质之中而不华不俚，寛猛之宜而无过不及，是非之公而无有作好作恶】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而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黙识心通，然后能。造【七到反后同】其微矣【见程子春秋传序】
明类例
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程子曰：春秋大率所书，事同则辞同，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辞异者，葢各有义，非可例拘也。又曰：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防之类，葢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巽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通。防经文如化工，随事立义，其变无穷。若槩以例观，则画笔拟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触类而长，取证于本例之外，则无所书而不为例也。】丹阳洪氏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治厯者即周天之数以为度。然独求于例，则其失拘而浅；独求于义，则其失迂而凿】
谨始例
人若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当国大臣【▯宰】必以其事告于庙，秉笔史官必以其事书于防。縁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见公羊文九】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縁民臣之心，不可旷年无君【同上】故不待于三年毕丧之后。逾年春正月，乃谨始之时，得理之中者也【杜氏曰：嗣子定位于初丧而改元，必须逾年者，▯父之业，承父之志，不忍有变于中年也】于是改元，着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谨始，本不可以不正。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无焉，则不书即位，隐、庄、闵、僖四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晋发之书曰：「卫人立晋」，以见【
译横渠张载说：“《春秋》这部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够理解它，如果不是道理明晰、义理精微，几乎不可能学会。以前的儒者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大多牵强附会。”
河南程颐说：“五经是记载大道的文字，《春秋》是圣人运用的体现。五经之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又说：‘五经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全在这部书中。’又说：‘《春秋》一句话就是一件事，是非就在其中显现，这是探究事理的关键。’学者只要研读《春秋》，也可以穷尽大道了。又说：‘《春秋》的传注是依据经文来做出判断的。’又说：‘《春秋》的文字，每一处都意在示人，比如土木工程的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其用意只是想让君主重视民力。’又说：‘《春秋》的法度极其严谨，中原国家如果采用夷狄的礼仪就视同夷狄，韩愈的话深深懂得了其中的防范。’又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确立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却不知道它作为经典的大法。《春秋》的大义有数十条，像日星一样明亮，是容易看见的，只有那些微言大义、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才是难以理解的。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或进用或退黜，或隐晦或显扬，而能符合义理的安适，文与质的中道，宽与猛的适宜，是非的公正，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衡量大道的模范。’
【明类例】
《春秋》的文字，有事相同则用词相同的，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有事相同而用词不同的，那么它的例就变了。所以，正常的例，不是圣人不能确立；变化的例，不是圣人不能裁断。正常的例，是天地的常道；变化的例，是古今的通则。只有在例中穷究事理、精研义理，看到法度之外贯通事理的人，这才算是掌握了它。
【谨始例】
人如果继承君位，超过一年，必定改换年号，这是重大的事情。当国的大臣必定把这件事报告给宗庙，执笔的史官必定把这件事记载在史册上。因为始终的道义，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所以不在灵柩前刚确定位置之初就改元。因为臣民的心，不能多年没有君主，所以也不等到三年丧期结束之后再改元。超过一年的春季正月，是谨慎开始的时候，是符合道理的中道。于是改换年号，彰显新君即位的开始，是适宜的。即位而谨慎开始，本来不可以不端正。作为儿子承受父亲，作为诸侯承受君王，这是根本的大道。如果这些都缺失了，就不记载即位，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位国君就是这样。圣人恐怕这个义理没有阐明，又在卫侯晋即位时记载说：‘卫国人拥立晋’，以此来显示
音现】内无所承，上不请命者，虽国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时，诸侯皆不请王命矣，然承国于先君者，则得书即位，以别【笔列切，下同】于内复【去声】无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齐孺子荼发之荼防，固不当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陈乞虽流涕欲立长【展两反】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虽不敢死，以别于内复无所承者可也。然乱伦失正，则天王所当治。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朔发之朔杀伋、寿，受其父宣公之命，尝有国矣，然四国纳之，则贬王人拒之，则襃，于以见虽有父命而乱伦失正者，王法所宜絶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虽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义，亦将壅而不行。故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欲立戏，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鲁人杀戏，立括之子，诸侯由是不睦【事见周语，戏即懿公，括弟伯御，括之子后立为孝公】圣人以此义，非尽伦者不能断【音锻】也。又特于首止之盟发之，夫以王世子而出防诸侯，以列国诸侯而上与王世子防，此例之变也，而春秋许之。郑伯奉承王命。不与【音预，下同】是盟，此礼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将以爱易储贰。桓公纠合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国本不揺，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所谓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者也。至是变而之正，以大义为主，而崇髙之▯不与焉，然后即位，谨始之义终矣。万世之大伦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公羊隐三】非圣人莫能修之【左传成十四】谓此类尔。
译【音现】如果在国内没有继承的凭据，向上没有请示王命，即使国人想要拥立他，这种拥立也是不正确的。在春秋时期，诸侯都不再请示王命了，但是那些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的人，史书就记载他们即位，以此来区别于在国内确实没有继承凭据的人，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这五位国君就是这种情况。圣人担心这个义理没有阐明，又在齐国孺子荼的事情上加以阐发。荼本来就不应当被立为君，然而既然有了先君景公的命令。陈乞虽然流泪想要拥立年长的君位继承人，他又能怎样违背景公的命令呢？因为陈乞认为拥立荼并没有违背先君的命令，虽然不敢违背先君的命令，但以此来区别于在国内确实没有继承凭据的人是可以的。然而，如果违背伦理、失去正道，那就是天王应当惩治的。圣人担心这个义理没有阐明，又在卫侯朔的事情上加以阐发。朔杀害了伋和寿，接受了父亲宣公的命令，曾经拥有过国家，然而四国接纳他，就贬低王人；拒绝他，就褒奖他，以此来表明即使有父亲的命令，但违背伦理、失去正道的人，是王法所应当断绝的。由此推论，王命是非常重要的。虽然重视天王的命令，但如果制定命令不符合道义，也将阻塞而不能施行。所以鲁武公带着括和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想要立戏为君，仲山甫认为不可以，宣王最终还是立了戏，鲁国人杀了戏，立了括的儿子，诸侯因此不再和睦。圣人认为，如果不是完全合乎伦理的人，是不能决断这种事情的。又特别在首止之盟的事情上加以阐发，让王世子出来与诸侯会盟，让列国诸侯向上与王世子会盟，这是惯例的变通，而《春秋》允许这样做。郑伯奉行承受王命，不参与这次会盟，这是礼制的常规。而《春秋》之所以这样记载，是因为周王想要用宠爱来更换太子。桓公纠集诸侯，依靠正道来辅佐太子，使国家的根本不动摇，从而使天下父子之间的关系得以安定。这就是所谓的一匡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至此，由变通回归正道，以大义为主，而崇高之道不与其中，然后即位，谨慎开端的义理就终结了。万世的大伦常得以端正。所以说：“《春秋》的法度，以占据正道为最大，如果不是圣人，是不能修撰它的。”说的就是这类事情。
叙传授
传【柱恋反后放此】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谷梁辞辨而义精【文集谷梁意精，公羊词辨，通防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则当习公谷。如载惠公元妃继室及仲子之归于鲁，即隐公兄弟嫡庶之辨，摄让之实，可按而知也，当阅左氏，谓此类也。若夫来▯仲子以为豫凶事，则诬矣。王正月之为大一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当习公羊氏，谓此类也。若夫母以子贵，媵妾许称夫人，则乱矣。段弟也，弗谓弟；公子也，弗谓公子；贱段而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当习谷梁氏，谓此类也。若夫曲生条例，以大夫日卒为正，则凿矣。万物纷错，悬诸天；众言淆乱，折诸圣【本扬子】要【平声，下同】在反求于心，断【音锻】之以理，精择而慎取之，则美玉之与武砆，必有能辨之者【通防左氏释经虽简而博，通诸史叙事尤详，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其有功于春秋为多。公谷释经，其义皆密：如卫州吁以称人为讨贼之辞也；公薨不地，故也；不书葬，贼不讨，以罪下也。若此之类，深得圣人诛乱臣讨贼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绪，非曲说所能及也。啖赵谓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末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损益，转相傅授，侵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然则学者于三传忽然而不习，则无以知经；习焉而不察，择焉而不精，则春秋之▯意大防简易明白者，汨于僻说，愈晦而不显矣。愚按三传源流，说者不同。何休但称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戴宏。传序云：子夏▯之，公羊髙髙傅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夀与弟子胡母生着以竹帛。应劭《风俗通》云：公羊名髙谷梁名赤，皆子夏弟子。糜信云：谷梁乃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世録》又云：谷梁名俶字元始，啖赵则曰：「公谷必孔子后之门人，但不知师资几世耳。」西汉诸儒犹不能定其时代名字，故知后世皆强説也。今考《公羊》载乐正子之视疾，必出于乐正子之后；载沈子、鲁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之言，有所谓「公羊子曰」，又似非公羊自为，而弟子録其师之言。《谷梁》杂载尸子、沈子、公子啓之説，又引「谷梁子曰」，亦似非谷梁自为。或者谓公谷皆汉初时人，其书出于焚书之后，故皆推説而失事之本末。然胡毋生、瑕丘江公皆列于传，而公谷无传，则公谷乃战国时人也。太史公谓孔子作《春秋》，丘明为之传；刘歆谓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后。班固谓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杜预云丘明受经于仲尼，皆以左氏为丘明。至啖赵始云丘明乃史佚、迟、任之类，孔子以前贤人，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非丘明也。陆氏《释文》云丘明以授鲁曽申，疑无所据。今考《左传》终记韩、魏、智伯之事，又録赵襄子之説，叙吕相絶秦、声子説屈建，皆类游説之词。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而左氏称「虞不腊矣」，则左氏亦战国时人，而名不可考。且「纪子伯、莒子盟于密，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之类，三传各异，而不知阙文之所在，则左氏决非受经于仲尼，而公谷决非子夏弟子矣】自晋杜预、范寗、唐啖助、赵匡此数子者，用力甚勤，时有所取，虽造宫墙之侧，几得其门而入矣，要皆未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预七家之列【文集杜预自谓専守丘明之传，理有不通者，必曲为之説，或曰因旧史也，或曰从赴告也，或曰经阙文也，立此三説，而圣人垂训之大意不亦鲜乎？何休黜周而王鲁，已失本宗；范寗歴举三家，伤教害义之事，详着始隠终麟之防，于理为优；然锡桓公命王不称天，以为非义所存，迷于经意。唐啖助盛言《春秋》兼用二帝三王之法，似也；而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以夏为本，则驳矣。赵伯循意有得处，或出诸儒之长；而谓述作之大槩有三，而区分有十，浅之为言也。陆淳宗师二子，而不
译叙传授
传【柱恋反后放此】《春秋》有三家：《左氏》叙事能看清本末，《公羊》、《谷梁》言辞辨析而义理精微【《文集》说《谷梁》义理精微，《公羊》言辞辨析，通观《春秋》大事没有比《左氏》更完备的，体例没有比《公羊》更明确的，义理没有比《谷梁》更精微的】。学习经文以传文作为依据，就应当阅读《左氏》；玩味言辞以义理为主旨，就应当研习《公羊》和《谷梁》。比如记载惠公元妃继室以及仲子归于鲁国，这就涉及隐公兄弟嫡庶的辨别、摄政让位的实情，可以查考而得知，应当阅读《左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仲子来鲁是为了预谋凶事，那就是诬蔑了。王正月体现大一统，以及“我欲之”和“不得已”的情况，应当研习《公羊》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母以子贵，媵妾允许称为夫人，那就乱了。段是弟弟，却不称他为弟；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轻视段到了极点，郑伯处心积虑，终于导致杀弟，应当研习《谷梁》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凭空生造条例，以大夫在日卒为正统，那就穿凿附会了。万物纷繁错杂，要仰赖上天；众说淆乱，要折中于圣人【本于扬子】。关键在于反求于心，用道理来决断，精心选择而谨慎采纳，那么美玉与武砆，必定有能辨别的人【通观《春秋》，《左氏》解释经文虽然简略但广博，贯通诸史叙事尤其详细，能使百代之下的人大致看清本末，它对《春秋》的贡献最多。《公羊》《谷梁》解释经文，义理都很严密：比如卫州吁以称人为讨贼之辞；公薨不记地点，是因为故；不书葬，是因为贼不讨，以此归罪于下。像这类情况，深得圣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意图，考察其源流，必定有头绪，不是曲解所能达到的。啖助、赵匡说三传所记本来都不谬误，义理则是口耳相传，最后才形成文字，后代学者妄加增减，辗转传授，逐渐失去本真，所以故事多迂腐荒诞，道理或错乱驳杂，这话可信。然而学者如果对三传忽然不习，就无法知晓经文；习了而不明察，择了而不精审，那么《春秋》大义简易明白之处，就会被偏僻之说淹没，更加晦暗而不显明了。我按三传源流，说法不同。何休只称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戴宏。传序说：子夏传之，公羊高传给其子平，平传给其子地，地传给其子敢，敢传给其子寿，寿与弟子胡母生著于竹帛。应劭《风俗通》说：公羊名高，谷梁名赤，都是子夏弟子。糜信说：谷梁是秦孝公同时代人。阮孝绪《世录》又说：谷梁名俶字元始，啖赵则说：“公谷必定是孔子后的门人，只是不知道师资几世罢了。”西汉诸儒尚且不能确定他们的时代名字，所以知道后世都是强说。今考《公羊》载乐正子视疾，必定出于乐正子之后；载沈子、鲁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之言，有所谓“公羊子曰”，又似乎不是公羊自为，而是弟子记录其师之言。《谷梁》杂载尸子、沈子、公子启之说，又引“谷梁子曰”，也似乎不是谷梁自为。或者认为公谷都是汉初时人，其书出于焚书之后，所以都推说而失事之本末。然而胡毋生、瑕丘江公都列于传，而公谷无传，那么公谷乃是战国时人。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丘明为之传；刘歆说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后。班固说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杜预说丘明受经于仲尼，都以左氏为丘明。直到啖赵才说丘明乃是史佚、迟、任之类，孔子以前贤人，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非丘明也。陆氏《释文》说丘明以授鲁曾申，疑无所据。今考《左传》终记韩、魏、智伯之事，又录赵襄子之说，叙吕相绝秦、声子说屈建，都类似游说之词。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而左氏称“虞不腊矣”，那么左氏也是战国时人，而名不可考。且“纪子伯、莒子盟于密，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之类，三传各异，而不知阙文之所在，那么左氏决非受经于仲尼，而公谷决非子夏弟子矣】自晋杜预、范寗、唐啖助、赵匡这几个人，用力甚勤，时有所取，虽然造访宫墙之侧，几乎得其门而入，但终究未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所以不列入七家之列【《文集》杜预自谓专守丘明之传，理有不通者，必曲为之说，或曰因旧史也，或曰从赴告也，或曰经阙文也，立此三说，而圣人垂训之大意不也鲜乎？何休黜周而王鲁，已失本宗；范寗历举三家，伤教害义之事，详着始隐终麟之防，于理为优；然锡桓公命王不称天，以为非义所存，迷于经意。唐啖助盛言《春秋》兼用二帝三王之法，似也；而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以夏为本，则驳矣。赵伯循意有得处，或出诸儒之长；而谓述作之大槩有三，而区分有十，浅之为言也。陆淳宗师二子，而不
契于心。宋伯姬之逮乎火，与曽子易箦何异？而以为非可▯可传之道。父子至恩，不可有间；而曰世子不许进药，故罪止一人，以絶万世之祸，何其悖也】七家所造，固自有浅深。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説甚略。于意则引而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见闻之外者也。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防辞多以程氏之説为证云。
译契合于心。宋伯姬遭遇火灾，与曾子更换席子有何不同？却认为这不是可以效法、可以传颂的道理。父子之间至深的恩情，不可有丝毫隔阂；却说世子不允许进药，所以罪责只限于一人，以此断绝万世的祸患，这是多么悖谬啊！七家所著之书，固然自有深浅之别。只有程氏曾为之作传，然而他的解说非常简略。在义理上则引而不发，想要让后学者谨慎思考、明辨是非，在耳目见闻之外有所自得。所以今天所传述的事迹，依据《左传》的义理，采纳《公羊传》《谷梁传》中精要的部分，大体以《孟子》为根本，而修饰言辞多引用程氏的学说作为佐证。
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首下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一
元 汪克寛 撰
隠公上【公名息姑，在位十一年。《左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隠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惠公薨，隠公立而奉之。程子传：夫子之道既不行于天下，于是因鲁《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兴复先王之业，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适当隠公之初，故始于隠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朱子注：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时诗也【愚按：诗小序，邶风：撃鼓、怨州吁、雄雉、匏有苦叶、新台、二子乘舟、鹑之奔奔；卫风：氓，皆宣公时诗；鄘：定之方中、蝃蝀、相防、干旄、载驰、卫木▯，皆文公时诗；郑风：将仲子以下，皆庄公以后诗；齐风：南山以下，皆襄公时诗；唐：无衣、有杕之社，晋武公诗；葛生、采苓，献公诗；秦：黄鸟以下，皆穆公以后诗；陈风：墓门、防、有鹊巢，乃陈陀及宣公诗；株林、泽陂，灵公诗；曹风：蜉蝣，昭公诗；候人、下泉，共公诗】而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何也？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无复【扶又反】有雅，而王者之诗亡矣。春秋作于隠公，适当雅亡之后。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诗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烕【胡悦反，灭也】之【史：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后嬖褒姒，生伯服。褒姒不好笑，幽王为举烽火，诸侯悉至而无冦。褒姒大笑，又黜申后，废宜臼。申侯怒，与犬戎攻王。王举烽火徴兵，不至，遂杀王骊山下，虏褒姒而去。诸侯乃即申侯，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逮鲁孝公之末，幽王已为犬戎所毙。惠公初年，周既东矣。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东迁之始，流风遗俗犹有存者。郑武公入为司徒，善于其职，则犹用贤也【据诗郑缁衣小序】晋侯捍王于艰，锡之秬鬯，则犹有诰命也。王曰：「其归视尔师」，则诸侯犹来朝【直遥反，后凡朝廷朝聘并同】也【书：文侯之命：「汝多修扞我于艰，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鬯一卣。」觐礼诸侯辞于天子，王曰：「伯父无事，归寜乃邦】义和之薨，諡为文侯，则列国犹有请也【愚按：春秋五等诸侯死而加諡，臣子皆称公，惟请諡于王，则从其本爵，如蔡桓侯之类】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于政治【去声】弃其九族，葛藟【力轨反】有终逺【去声】兄弟之刺【诗小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三章皆言终逺兄弟】不抚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讥【小序：▯之水，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逺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一章曰：▯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二章曰：▯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三章曰：▯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朱子传：申侯与犬戎弑幽王，王法必诛不赦之贼，而平王与臣庶不共戴天之雠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为有徳，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至使复雠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忘亲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况先王之制，诸侯有故，则方伯连率以诸侯之师讨之；王室有故，则方伯连率以诸侯之师救之。天子乡遂之民，供贡赋卫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威令于天下，无以保其母家，乃劳天子之民逺为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以非其职而怨思焉，则其衰懦微弱而得罪于民，又可见矣。呜呼！诗亡而后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于是三纲沦【愚按：天子之尊下赗列国宠妾，则君不能为臣纲；妃妾既紊，则夫不能为妇纲；嫡庶无辨，则父不能为子纲】九法斁【音姤。愚按：惠公以妾为妻，而平王反加恩宠，是不知彛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首下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一
元 汪克宽 撰
隐公上【鲁隐公名息姑，在位十一年。《左传》记载：鲁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孟子去世后，继室是声子，生下了隐公。宋武公生下了仲子，仲子出生时手上有纹路，写着“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给了鲁国，生下了桓公。惠公去世后，隐公即位并辅佐桓公。程子传：孔子的道既然不能在天下施行，于是便依据鲁国的《春秋》，确立百代君王的大法。周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最终没能复兴先王的功业，王道断绝了。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经》消亡，《诗经》消亡之后《春秋》才作。”这正处在隐公初年，所以《春秋》始于隐公】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朱子注：指平王东迁后，政教号令不能遍及天下】而《诗经》消亡。《诗经》消亡，然后《春秋》才作。”现在考察，《邶风》《鄘风》以下的诗篇大多是春秋时期的诗【我按：《诗经》小序说，《邶风》中的《击鼓》、《怨州吁》、《雄雉》、《匏有苦叶》、《新台》、《二子乘舟》、《鹑之奔奔》；《卫风》中的《氓》，都是宣公时期的诗；《鄘风》中的《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载驰》、《卫木〇》，都是文公时期的诗；《郑风》中《将仲子》以下的诗，都是庄公以后的诗；《齐风》中《南山》以下的诗，都是襄公时期的诗；《唐风》中的《无衣》、《有杕之杜》，是晋武公的诗；《葛生》、《采苓》，是献公的诗；《秦风》中《黄鸟》以下的诗，都是穆公以后的诗；《陈风》中的《墓门》、《防》、《有鹊巢》，是陈佗及宣公的诗；《株林》、《泽陂》，是灵公的诗；《曹风》中的《蜉蝣》，是昭公的诗；《候人》、《下泉》，是共公的诗】，却说《诗经》消亡之后《春秋》才作，这是为什么呢？自从《黍离》降格为国风，天下不再【扶又反】有雅诗，王者的诗就消亡了。《春秋》作于隐公时期，正好在雅诗消亡之后。又考察《小雅》中的《正月》，是讽刺周幽王的诗。其中说：“显赫的宗周，被褒姒毁灭【胡悦反，灭的意思】。【史书记载：幽王娶申侯之女，生下太子宜臼。后来宠幸褒姒，生下伯服。褒姒不爱笑，幽王为了让她笑而点燃烽火，诸侯都来到却无敌人。褒姒大笑，幽王又废黜申后，废掉宜臼。申侯愤怒，联合犬戎攻打幽王。幽王点燃烽火征兵，诸侯不来，于是幽王在骊山下被杀，褒姒被掳走。诸侯于是拥戴申侯，立太子宜臼，这就是平王】到了鲁孝公末年，幽王已经被犬戎所杀。惠公初年，周朝已经东迁了。《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时期，是因为东迁之初，流风遗俗还有留存。郑武公入朝担任司徒，善于其职，说明还任用贤人【依据《诗经·郑风·缁衣》小序】；晋侯在艰难中捍卫周王，周王赐给他秬鬯，说明还有诰命。周王说：“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说明诸侯还来朝见【直遥反，后文凡朝廷朝聘都同此音】。【《尚书·文侯之命》：“你多次在艰难中捍卫我，王说父义和，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国家，因此赏赐你秬鬯一卣。”《觐礼》中诸侯向天子辞行，王说：“伯父无事，回去安定你的国家。”】义和去世，谥号为文侯，说明列国还有请谥【我按：春秋五等诸侯死后加谥，臣子都称公，只有向周王请谥，才按其本爵，如蔡桓侯之类】。等到平王在位日久，不能在政治上自强【去声】，抛弃他的九族，有《葛藟》中“终远兄弟”的讽刺【《诗经》小序：《葛藟》，王族讽刺平王。周室道衰，抛弃九族。三章都说终远兄弟】，不抚慰他的百姓，周人有《束薪》、《蒲》、《楚》的讥讽【小序：〇之水，讽刺平王。不抚慰百姓，却让他们远屯戍守母家，周人怨恨思念。一章说：〇之水，不流束薪；那小子，不与我戍申。二章说：〇之水，不流束楚；那小子，不与我戍甫。三章说：〇之水，不流束蒲；那小子，不与我戍许。朱子传：申侯与犬戎弑杀幽王，按王法必诛不赦的贼人，而平王与臣民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现在平王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知道立自己有恩德，却不知道弑父是可怨的，以至于使复仇讨贼的军队反而成为报施酬恩的行动，那么他忘亲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经太严重了。况且先王的制度，诸侯有变故，方伯连率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王室有变故，方伯连率率领诸侯的军队救援。天子乡遂的百姓，供给贡赋保卫王室而已。现在平王不能在天下行使威令，无法保护他的母家，却劳役天子的百姓远为诸侯戍守，所以周人戍守申地的，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而怨恨思念，那么他衰懦微弱而得罪于民，又可见了。唉！《诗经》消亡而后《春秋》作，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到了他晚年，失道更加严重，竟然以天王的尊贵向下赠送诸侯的妾室，于是三纲沦丧【我按：天子尊贵却向下赠送列国宠妾，那么君不能为臣纲；妃妾既乱，那么夫不能为妇纲；嫡庶不分，那么父不能为子纲】，九法败坏【音姤。我按：惠公以妾为妻，而平王反而加恩宠，是不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