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二十五

译蔡国人把国家献给楚国，楚国的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以及蔡国的朝吴率领陈、蔡、不羹、许、叶的军队，凭借这四族的部众攻入楚国。到达郊外时，蔡公派须务牟和史黈先进入都城，利用正仆人的身份杀死了太子禄和公子罢敌。公子比即位为王，公子黑肱担任令尹，驻扎在鱼陂。公子弃疾担任司马，先清理王宫，派观从跟随军队到干溪，并宣告说：“先回去恢复原职的，割掉鼻子。”军队到达訾梁时溃散。灵王听说众位公子被杀，自己跳下车，说：“人们爱他们的儿子，也像我这样吗？”侍从说：“比您更甚。小人年老没有儿子，知道自己将死在沟壑之中了。”灵王说：“我杀别人的儿子太多了，能不落到这个地步吗？”右尹子革说：“请停留在郊外，等待国人的意见。”灵王说：“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子革说：“如果进入大都，向诸侯请求援军。”灵王说：“他们都背叛了。”子革说：“如果逃亡到诸侯那里，听任大国谋划您的命运。”灵王说：“大福不会再来，只会招致耻辱。”于是然丹回到楚国。灵王防备夏天将要进入鄢地，芋尹无宇的儿子申亥寻找灵王，在棘围遇到他并带他回家，灵王在芋尹申亥家自缢而死。申亥用他的两个女儿殉葬并安葬了灵王。弃疾即位，杀了囚犯，穿上灵王的衣服，流放到汉水，然后取回灵王的遗体安葬，以安抚国人。后来，申亥用灵王的棺木告知众人，于是改葬灵王。《公羊传》说：灵王无道，建造干溪的台，三年没有建成，百姓苦不堪言，诸侯怨恨他。楚公子弃疾主持方城之外的军队，用君陈蔡胁迫公子比而立他为王，然后在干溪的役使中说：“比已经立为王了，后回去的不得恢复他的田里。”众人疲惫而离开他。灵王经过而死。杜氏说：“干溪在谯国城父县南。”我按：唐宋属亳州，今在汝宁府之南。

译楚军讨伐徐国，楚灵王驻扎在干谿，作为公子弃疾的后援。公子弃疾镇守陈、蔡两地，主持方城之外的防务。有个叫观从的人，率领一群失势的人，假借弃疾的命令，从晋国召回了公子比。公子比到达后，观从胁迫他并拥立他为君。观从在干谿下令说：“先到达的人，恢复他的田地和住宅。”军队溃散而返回。楚灵王自缢而死。

有人说，昭公元年，楚灵王弑杀郏敖而拥立公子比，公子比出奔晋国。十三年后，公子比回国，而灵王在棘围自缢。那么公子比未曾有一天北面事奉灵王作为臣子，灵王又是弑君自立，本来就不是公子比的君主。然而《春秋》记载说“公子比弑杀了他的君主灵王”，为什么呢？回答说：“凡是离开国家出奔，而君主不把他当作臣子，那么晋国对待栾盈就是这样；臣子不把对方当作君主，那么公子鱄对待卫国就是这样。如果离开国家虽然很久，但爵位俸禄在朝廷仍有名分，出入国家仍有诏令通报，不扫除他的坟墓，不没收他的田地和住宅，不囚禁他的宗族，那么君臣的名分仍然存在。公子比虽然出奔晋国，但晋国人以羁旅之礼对待他，以国家的俸禄供养他，他本来就是楚国的流亡公子。楚国又未曾像晋国对待栾盈那样禁锢他，公子比也未曾像子鲜对待卫国那样背向楚国而坐，怎么能认为公子比不是楚国的臣子而灵王不是公子比的君主呢？《春秋》记载‘公子比弑杀了他的君主灵王’，是为了明确君臣的大义。”

有人说：“灵王弑杀郏敖而拥立公子比，公子比获罪，难道他没有讨伐贼人的心思而只是贪图那个位置吗？”回答说：“《春秋》谴责公子比，是因为他不明白君臣的大义，并不责备他没有讨伐贼人的心思。公子比虽然处在继承顺序之中，但弃疾也居于楚国的常位。从夺取国家来说，公子比具备五种困难，而弃疾有五种有利条件，这是事变的变故。对于公子比来说，适宜效死而不即位。如果国家有所归属，像曹子臧、鲁叔肸那样，不也很好吗？不然，身居令尹都、贵戚之卿，作为社稷的镇乱者，不自己即位也可以。现在却胁迫于权势而忘记操守，诱惑于利益而忘记道义，蒙受大恶，想要推辞也来不及了。作为人臣而不懂《春秋》，守持常事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像这类人就是如此。可悲啊，圣人垂示警戒的意思很明确了。”

译如果享受了篡位的利益，那么后世奸邪之人只要找到借口来成全私欲，没有不极力去做的。所以圣人纠正名分，将楚比的行为等同于弑君，是为了断绝后世奸人的祸患。家氏说：楚防虽然是弑君之贼，但是贼可以讨伐却不可以取代。如果取代了他，就和他一起成为弑君之人了。《春秋》的大义，必定有所不容许。起初楚防弑君时，如果有能够秉持大义而杀掉他，寻求郏敖的后代并拥立他，那么杀防的人就是行义，弑君的人就是贼，可以遵循讨伐州吁、无知那样的先例。等到现在才杀他，又取代占据他的位置，就不能称为讨伐贼人了。楚比虽然不曾侍奉楚防，但是楚防是兄长，楚比是弟弟。楚防做楚国的君主，楚比从国外回来做君主，而楚防死了，不说是弑君，可以吗？○我按：《公羊传》说：“归国没有弑君立君的恶行。”弑逆是大恶，圣人不会随意加给人，难道因为无恶而称弑吗？《谷梁传》也说：“说归国就不是弑君。”弑君者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楚比不弑君。然而里克、商人、陈乞的弑君都不记日期，难道他们都不算弑君吗？《谷梁传》对于许买弑君则说：“记日期是弑正卒，正卒就停止不称弑。”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都说不是弑君，怎么来阐明呢？现在考察经文：齐国的连称、管至父弑杀诸儿而立无知做君主，就记载为“无知弑君”；晋国的夷臯、州蒲已经弑君之后，公子黒臀、公孙周回到晋国做君主，就不记载黒臀和周为弑君。《春秋》将弑防的罪责归于楚比，大概是因为楚共王的儿子中长子为康王，次子为防，次子为比，次子为黒肱，次子为弃疾。弃疾因为防无道而谋划取代他的位置，因为自己排行年幼，不足以使国人信服，所以胁迫楚比让他做君主，而楚防的死亡，实际上是在楚比即位之后。叔向说楚比经历五难而弑杀旧君，当时大概也把楚比作为首恶了。隋炀帝无道，他的臣子司马德戡、裴虔通等人与宇文智及弑杀皇帝，推举智及的哥哥化及而立他为帝，虽然化及听到阴谋时变色流汗，迎接进入朝堂战栗不能说话，而邵雍的《经世书》、朱熹的《纲目》都记载“化及弑君”，而且不把炀帝作为弑杀君父的贼人而减轻处罚，这就得到了《春秋》记载楚比的义理】

译楚公子弃疾杀死了公子比。（“杀”字应作“弑”。《左传》记载，观从对子干说：“如果不杀弃疾，即使得到了国家，还是会遭受祸患。”子干说：“我不忍心。”子玉说：“别人将忍心对你下手，我不忍心，只能等待罢了。”于是他们出发了。国内每夜都惊骇地说：“大王进来了。”弃疾让周走并在城中呼喊：“大王到了。”国人非常惊恐。弃疾派蔓成然跑去告诉子干、子晳说：“大王到了，国人要杀君主，司马将要来了。君主如果早点自杀，就可以免于受辱。众人的愤怒像水火一样，无法为他们谋划。”又有边跑边喊的人来到说：“众人到了。”这两个人都自杀了。弃疾即位，名叫熊居。将子干葬在訾地，谥号为訾敖。《公羊传》说：比已经即位了，为什么还称他为公子？因为他的心意不正当。心意不正当，那么为什么要加上“弑”字呢？比的道义，应当是效死而不即位。大夫之间互相杀害称“人”，这里称名氏而用“弑”，是什么意思？因为从此他要成为君主了。《谷梁传》说：公子弃疾杀公子比，是合乎上位的言辞。）

弃疾立比为王，而自己担任司马，本来已经是比的下属了，却又杀了他，那么史书应当记载为“弃疾弑其君比”，却说“杀公子比”，为什么呢？起初，子干从晋国回来，观从假借弃疾的命令召他，来了就来了，杀牲加书而强迫他盟誓，他就盟誓，率领四族众人让他进入楚国，他就进入，杀太子禄而立他为王，他就为王，在国都中边跑边呼喊，说众人愤怒如水火而逼迫他自杀，他就自杀，他的行动、停止、迟缓、迅速、去留、生死，都是观从和国人所为，而比未曾表示赞同或反对，怎么能成为弃疾的君主呢？（比未能成为楚国的君主，所以不作为弃疾的君主。）然而比是兄长，黑肱是弟弟，弃疾是最小的弟弟，立比为王，肱担任令尹，疾担任司马，大概是国人按照长幼的顺序立他的，那么史书应当记载为“楚人杀比”，而《春秋》改变文字将罪责归于弃疾，是惩罚他的本意在于取代比而不是讨伐他。（比篡位成为君主，而弃疾不以讨伐贼人的名义讨伐比，那么就是杀比而夺取他的位置，虽然《左传》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所谓轻重权衡、曲直绳墨，而心怀恶念的人也无法隐藏他的实情了。（《通防》问：弃疾杀比为什么都称公子？回答说：比杀兄，弃疾也杀兄，没有骨肉之爱。赵氏说：弃疾假立为君，国人心也未服，比虽然立了也未如君主，所以用两下相杀的言辞来说。不说弃疾杀其兄，比也杀兄，都没有骨肉之爱。张氏说：公子比已为王，弃疾为司马，那么君臣似乎已定了，等到弃疾杀比，却不以弑君记载，是因为君臣的名分未定，而弃疾诡诈地杀了他。比贪图为王的利益，不能效死不立，不得不伏首恶之罪。至于名分未正，而以诡诈杀之于暧昧之中，目之为两下相杀是可以的，还不可以称弑君。高氏说：比复称公子，而不以讨贼的言辞加之，是因为不是讨贼，而是杀而代之。怜悯比落入弃疾的圈套，以深罪弃疾。弃疾本图谋君位而胁迫立比，比既立就杀而埋之，改名曰居，大概弑君的人名在诸侯之防，所以公子围改名防，公子弃疾改名居。陈氏说：比蒙受首恶之名，那么杀他应当称人，他说“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为什么呢？灵王之弑，是弃疾所为，那么这就是以公子杀公子罢了，不是讨贼。书“弑其君比”，那么比就疑似齐舍；书“楚人杀比”，那么弃疾就疑似石碏。雍廪认为不然，这是两下的罪责，不书也可以。《春秋》的修辞，谨慎啊。我按：《公羊》作“弑公子比”，“弑”是下杀上的言辞，所以即使里克弑君之子，还书曰“杀”，哪有书“公子某弑公子某”的文字呢？）

秋天，鲁公与刘子（献）、晋侯（昭）、齐侯（景）、宋公（元）、卫侯（灵）、郑伯（定）、曹伯（武）、莒子（着丘）、邾子（庄）、滕子（悼）、薛伯（献）、杞伯（平）、小邾子（穆）在平丘会盟。（杜氏说：刘子献公，是王的卿士。平丘在陈留长垣县南。张氏说：今开封府封丘县，在东汉志尚为平丘县。我按：王季子食采于刘，子爵，卒谥康公，献公名挚，大概是康公的孙子。封丘县今属汴梁路。）按《左氏传》：晋国建成虒祁宫，诸侯朝见而回去的，都有二心。齐侯前往晋国朝见，宴饮时投壶说：“我中这个与君代兴。”晋国人知道他也将有二心。叔向说：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于是并征防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于是会合诸侯于平丘。正当这时，楚人暴横，凌蔑中华，在宋之盟，争晋先歃，及虢之会，仍读旧书，于是召诸侯为申之举，迁赖于鄢县，陈灭蔡。这是敌国外患，临深履薄，恐惧省戒之时，其君应当倚靠法家拂士，以德修国政，其臣应当急于责难陈善。

译用礼义来端正国君的心志，对内结好中原盟国，对外抵御寇乱，恢复悼公的霸业，好像还来不及似的。如今却施施然自满自得，安于不能争胜的局面，没有愤耻自强的志向，只知崇尚和修饰宫室台榭，等到诸侯都产生二心，才想显示威势、征讨防备，并用兵甲来炫耀，这难道不是舍本逐末吗？《春秋》的法制，在祸乱未发生时就加以治理，在国家未危殆时就加以保全，重视事先的预防，以苟且成功而不符合正道为耻。因此深深地厌恶这次平丘之会，如下文所贬斥的那样（根据《左传》中关于同盟的记载，言辞繁多，不删减，因为这是厌恶的重大之处），明白了它的义理，然后才知道孔子作《春秋》，对于建造一座台囿、修筑一座宫室门观，必定谨慎地记载，以重视民力，他平息祸乱、持守危局、巩固人心的考虑真是深远啊【张氏说：晋平公主持盟会，对内被宠幸的嬖臣迷惑，用女色蛊惑他的心，对外崇尚建造宫室，用奢侈华丽来夸耀诸侯，所以楚共王召集诸侯而肆意吞并宗族王亲，坐视不救。等到平公去世，昭公即位而楚共王去世，才侥幸遇到楚国混乱，想要立威以服诸侯，却不知道大势已去，只知亲近亲昵之人，本末倒置，内外离心，诸侯更加二心。这就是平丘之会之所以更加败坏霸业的原因。陈氏说：晋国在主持盟会时不自强，自从重丘之后，都是大夫主事。于是又联合诸侯，叔向请求，刘子临会，中原各国还尚有归属，但齐人不肯，郑人争着承接，鲁国不参与盟会。列国的国君和大夫都到楚国朝见，晋国联合诸侯从此停止。鄟陵之后，参盟再次兴起，晋国已不是盟主了。我按：晋国主持中原盟会，不能与楚国争胜已经很久了。因为诸侯都产生二心，所以在平丘会盟，然而不能修养德行来感动人心，却只展示甲兵的威势；不能明辨名分来使人心信服，却去与天子的老臣结盟。因此虽然大规模会合十三国的国君，并且用刘献公、文悼公的会盟来威临他们，盟会没有像这样盛大的，但最终失去霸业，是因为没有根本而专事末节的原因。晋昭公在位仅六年，开始会合八国的大夫，却不能救蔡；接着会合十三国的诸侯，却不能振兴霸业，这也值得称赞吗】

译八月甲戌日，诸侯在平丘会盟。《左传》认为这是为了制服齐国；《谷梁传》认为“同”字意味着有共同的立场，即共同排斥楚国；程子的传注说：楚平王弃疾即位，诸侯畏惧他，因此举行同盟。

按照《左传》的记载，晋国打算再次会盟，齐国不同意。晋侯派叔向告诉刘献公说：“齐国人不肯会盟，该怎么办？”刘献公回答说：“会盟是为了确立信用，您如果有信用，诸侯就不会有二心，担心什么呢？用文辞去告知他们，用军队去督促他们，即使齐国不允许，您也占理了。天子的老臣，请求率领天子的赋税军队，战车十乘，作为先锋出发，快慢由您决定。”叔向对齐国使者说：“诸侯请求会盟，已经在这里了。现在您认为不利，我们国君为此请求。”齐国使者回答说：“诸侯讨伐有贰心的人，才需要再次会盟。如果大家都听从命令，何必再次会盟？”叔向说：“圣王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隔年朝见以讲习礼仪，再次朝见时检阅军队以显示威严，再次检阅时举行会盟以昭示神明。在友好中记录功业，在等级中讲习礼仪，在众人面前显示威严，在神明面前昭示光明。自古以来，没有谁违背这些原则的。”晋国主持会盟，担心有不顺从的情况，捧着齐国进献的牺牲分给各位诸侯，以求事情圆满。齐国使者说：“我们国君说：‘我一定要废除这个盟约，齐国有什么好怕的？请您考虑。’”齐国人害怕了，回答说：“小国提出意见，大国制定规则，怎敢不听从？”叔向说：“诸侯之间有了嫌隙，不能不向众人展示（军威）。辛未日，整顿军队，树立旌旗但不拖曳旌旗的飘带；壬申日，重新拖曳旌旗，诸侯感到畏惧。对鲁国使者说：‘我们国君有四千辆兵车在此，即使以无道的方式行事，也必定令人畏惧。牛虽然瘦弱，但摔倒在猪身上，它也会害怕不死。南蒯和子仲的忧患，难道可以抛弃吗？如果率领晋国的军队，趁他们两方的忧患，有什么要求不能达成？请国君不要劳累，鲁国人会听从命令。’甲戌日，在平丘举行同盟。史书之所以记载‘同盟’，是因为刘子参与会盟，共同畏惧楚国。我认为：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没有参与，所以记载为‘诸侯盟’。这里不记载‘诸侯’而只说‘同盟’，那么刘子也参与了这次会盟。楚弃疾即位，重新封立陈、蔡两国，中原各国恐惧，诸侯共同怀有畏惧楚国之心，所以记载为‘同盟’。防地与盟地相同，再次记载平丘，是因为史书重视词语的重复，其中必定有褒贬之意。显示行事深切明显，所以词语繁多而不删减。这次会盟大概有人认为是善举，我却认为是恶行，为什么呢？我认为：刘氏《意林》说平丘之盟复兴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的世系，推崇其美德，几乎与葵丘之盟彰显王禁没有区别，所以都防盟同地而再次提及。现在考察陈、蔡复国，实际上是由于楚国，而晋昭公并没有超越常人的美德善行。说《春秋》赞美平丘之盟，太过分了。会盟虽然是衰世的事情，但有确定人伦大道的，如僖公五年的首止之盟；有防备天子明令禁止的，如僖公九年的葵丘之盟；有束牲不歃血，互相命令而信用自明的，如上述；有接纳斥候，禁止侵掠，诚心感化而不再叛乱的，如襄公十一年的萧鱼之盟。其次还有用盟书辞命相互约束于大神，而不敢超越的。却没听说主持中原会盟，捧着齐国牺牲，却夸耀威力，恐吓胁迫诸侯，又相信蛮夷的诉状，断绝兄弟之欢，追求发泄私愤，离间忧患猜疑像这样的。会盟发展到战国时期，强国互相夸耀，恫吓胁迫，肆意欺凌暴虐，死者十之八九，积习所致，由来已久。《春秋》是礼义的根本，难道会认为这是善举吗？词语繁多而不删减，是为了厌恶他们竞逐武力、不合道义，作为后世的鉴戒。

鲁公没有参与会盟。《左传》记载：邾人、莒人向晋国诉苦说：“鲁国早晚攻打我们，我们几乎灭亡了。我们不进贡，是因为鲁国的缘故。”因为晋侯不见鲁公，派叔向来辞行说：“诸侯将在甲戌日会盟，我们国君知道不能侍奉您了，请您不要劳累。”子服惠伯回答说：“您相信蛮夷的诉状，断绝兄弟之国，抛弃周公的后代，只由您做主。”我们国君听到命令了。《公羊传》说：鲁公没有被允许参与会盟，君子不以不被允许为耻。《程子传》说：晋国指责鲁公，不让他参与会盟，虽然想侮辱鲁公，但得以不承担参与同盟的罪责，实际上是幸运的。

臣子对于君父，隐瞒其耻辱，是礼制的要求。

译在平丘会盟，十二国都前往，唯独鲁昭公被辞谢，未能参与盟誓，这确实是可耻的。为什么直书其事而不为鲁君隐讳呢？杜氏说：因为这不是国家的恶行，所以不避讳。晋国主持这次盟会，德行不能竞争，却夸耀兵甲的威力，肆意使用胁迫的手段，以诸侯的身份胁迫天子的大臣，并歃血立誓，使中原各国与夷狄一同感到恐惧。所拥立的主盟者，在结盟时没有礼义、忠信、诚恳之心，而是用威势和欺诈来统治，具备这五种不正确的行为，鲁国不参与，是幸运的事。圣人修撰《春秋》，凡是鲁君可耻的事，必定为之隐讳。至于在沙随会盟而鲁君不得相见，在平丘会盟而鲁君不得参与，按照常人的感情，必定会深深沮丧，认为这是耻辱。孔子推究阐明其中的缘故，自我反省而理直，即使晋国的威严也无法企及。他们凭借威势，我们凭借道理；他们凭借权势，我们凭借道义，有什么遗憾呢？直书其事，是向后世展示立身行己的道理，其垂示训诫的作用很大。高氏说：这是晋侯听从邾、莒两国的控诉而羞辱鲁君，使得鲁君不能参与盟誓。晋侯与鲁君同属周室宗亲，应当同心协力以抵御夷狄，而诸侯都前来会盟，晋侯却听从邾、莒的妄言控诉，与众人一起抛弃鲁君，不把他列入同列。孙氏说：与鲁君共同行事却不共同结盟，这不是用来尊崇诸侯的做法，天下谁不离心离德？所以从此直到召陵之会，诸侯不再出兵的有二十四年，像鄟陵之会，晋国自己都不出席，它不足以尊崇诸侯了。刘氏说：《谷梁传》说可以参与而不参与，讥讽在于鲁君，这是不对的。鲁君对于晋国只是听从命令，难道他能独自违背众人不结盟吗？推测《谷梁传》的意思，把“与”理解为相互给予的“与”；推测《春秋》的意思，把“与”理解为参与、及到的“与”。我认为：有人说《春秋》把鲁君列在“不与盟”之上，那么不与盟的意思主要在于鲁国，这是不对的。沙随之会不见鲁君，不能说鲁君不见；而平丘之会不与盟，不能说诸侯不盟鲁君，这是措辞的体例。如果说：“鲁昭公不肯参与盟誓，那么他在平丘会盟诸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译晋国人拘捕了季孙意如，将他带回晋国。

经文称“人”而不言具体官职，是因为这并非霸主对罪人的正式讨伐。自鲁文公以来，鲁国公室势力微弱，三桓家族专擅鲁国政事，其中季氏的罪责最为严重。季孙宿和季孙意如尤其强横逼迫，鲁昭公元年攻打莒国以争夺郓地，十年又攻打莒国夺取郠地，将鲁国国土分割以扩充自己的私邑，致使国君和百姓都依附于私家生存，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为什么说不算是霸主的讨伐呢？如果晋国人能够根据邾国、莒国的控告，查明是否有罪，追究南蒯、子仲叛逃的原因，向诸侯宣告，以其罪行拘捕他，并向周天子请示，以大义废黜他，在鲁国卿大夫中另选一人取代季孙意如的位置，将私邑收归公室，使政令归于国君，三家臣服顺从，那么方伯（霸主）的职责才算修明。如今鲁国与邾国通好，并非朝夕之事，攻打莒国夺取郓、郠两地，也不是鲁昭公的本意。仅仅因为邾国、莒国说：“我们未能向晋国进贡，是因为鲁国的缘故”，晋国就推辞鲁君而拘捕季孙意如，这说明晋国的意图在于货财，而不责备其无君臣大义。这怎么能算是霸主的讨伐呢？称“人”而拘捕，是谴责晋国的苟且偷安。

鲁昭公从平丘之会回国。

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

楚灵王将六个小国（许、胡、沈、道、房、申）迁徙到荆山，又灭掉陈、蔡两国并将它们设为县邑。等到楚平王弃疾即位，恢复了被迁徙的国家，重新封立蔡国和陈国。蔡灵公的太子有之子庐回到蔡国，陈悼公太子偃师之子吴回到陈国。称“归”是顺应的辞令，陈、蔡两国此前都被灭掉了，不称“复归”，是不认可楚灵王有灭国的权力。称“归于”，是因为国家应当回归其主。庐和吴都是流亡世子的儿子，弃疾封立他们，可以说是有所奉承。不写“自楚”，是不认可楚子有封立诸侯的权力。称他们为“侯”，是因为爵位是他们原本就有的。陈国是陈圣王的后裔，蔡国是周王室的亲属，被楚灵王所灭，而诸侯不能救援恢复；被封于弃疾，而诸侯不能参与。因此蛮夷荆楚控制了中原诸夏。圣人对此非常担忧，实有不得已之处。制定《春秋》作为后世的法则，大体上都是天子的事。其义理是以公天下为心，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不同于自私其身、想要独占天下的人。所以书法如此，为天下国家而不实行封建制度，想要恢复先王的治理就难了。

冬天十月，安葬蔡灵公。

译楚国灭亡了，并且成就了诸侯的功业，这是不对的。楚国本来就不应当灭亡蔡国，那么蔡国虽然被灭，其实也不算真正被灭。不替诸侯行事却成就了他们的事。通防夫不跟随楚国去灭蔡，使得蔡侯能够按照礼制安葬他的祖先，这才是可信的。安葬之事由内史记录，我国有人前往就记载下来。而灵公就是世子般，先前安葬了他的父亲，现在安葬他自己，在这里可以看出恩意施加于般非常深厚。不认为他有罪是很明显的。竟然把这当作成就诸侯的功业，恐怕不是《春秋》的本意吧？○鲁昭公前往晋国【昭公】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左传》记载：鲁昭公前往晋国，荀吴对韩宣子说：“诸侯互相朝见，是为了讲习旧日的情谊。拘禁他们的卿大夫却朝见他们的国君，这是不好的。不如推辞他。”于是派士景伯在黄河边推辞鲁昭公。我按：鲁昭公前往晋国，大概是为了请求引渡季孙。既然不能参与平丘的同盟，却还想借亲身朝见的礼节来请求他的臣子，他违背进退之道的过错也太严重了。难怪被晋国推辞而不能入境】○吴国【夷末】灭亡了州来【《左传》记载：吴国灭亡了州来，令尹子期请求讨伐吴国，楚王不允许，说：“我还没有安抚百姓，没有侍奉鬼神，没有修好守备，没有安定国家，却动用民力，失败了就不可后悔。州来在吴国和在楚国是一样的。你姑且等待时机。”高氏说：成公六年吴国进入州来，州来本来是楚国的属国。到这时被吴国夺取。《春秋》详细记载楚国讨伐吴国，简略记载吴国讨伐楚国，而记录其严重事件的就是灭亡州来。吴人把州来封给季札的后代，又用来迁徙蔡国。王氏说：州来本是靠近楚国的一个小国，楚国曾经夺取它作为附庸，等到这时楚国动乱，吴国就出其不意地灭亡了它。不记载率领军队，不记载入侵讨伐，以显示它灭亡州来的容易】

译【癸景王十酉七年】鲁昭公十四年【晋昭公四年，齐景公二十年，卫灵公七年，蔡平公二年，郑定公二年，曹武公二十七年去世，陈惠公二年，陈平公八年，宋元公四年，秦哀公九年，楚平王即位元年，吴夷末十六年】春天，季孙意如从晋国回来。《谷梁传》说：“大夫被拘捕就要报告，报告就要称名，意如厌恶这种情况却仍然报告，这是为了显示君臣之礼。”

按照《左传》的记载，季孙当时还在晋国，子服惠伯私下对中行穆子说：“鲁国侍奉晋国，为什么还不如夷那样小的国家？鲁国的土地还很大，所命令的事情都能备办。如果因为夷的缘故抛弃鲁国，让鲁国去侍奉齐国、楚国，这对晋国有什么好处呢？”于是晋国送回了季孙。起初拘捕他，是因为缺乏邾国和莒国的供应，并不是有什么扶助弱小、打击强暴的道义。最终释放他，是因为鲁国土地还很大，所命令的事情都能备办，并不是有什么因为不能救援蔡国而被夷拘捕亲人的悔恨。穆子告诉韩宣子说：“楚国灭掉了陈国、蔡国，不能救援，却为夷的缘故拘捕亲人，这有什么用呢？”既然这样，那么晋人的喜怒都因利益而发动，他们的鼓励或阻止都因利益而施行，违背道义太严重了。所以平丘之会，深加贬斥，从此以后诸侯不再会盟二十多年，到了召陵之会，又因为贿赂而败坏【定公四年，荀寅向蔡侯索取财物，没有得到，于是辞退了蔡侯】十八个国家的诸侯，并记载“侵楚”来讥讽他。于是晋国日益衰败，外部离心【指齐、郑、鲁、卫】，内部叛乱【赵鞅、荀寅、士吉射】，不再振兴了。利益能够败坏人的国家，竟然如此，这是《春秋》的深刻警戒。陈氏说：“大夫不报告，一定是被拘捕后才报告，这也是表示危险。”孙氏说：“回来称名不称氏，是因为之前已经被拘捕过。”刘氏说：“《左传》认为舍弃族氏是尊贵，晋国的罪过已经不对了，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最终只称名。鲁国本来没有罪，有什么罪过呢？”

三月，曹伯滕去世【武公，在位二十七年，儿子须继位，这就是平公】。夏天四月。秋天，安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去世【去，读作起吕，着丘公在位十四年，儿子郊公继位】。去世，是从外部记录的事情，莒国人来报丧，所以鲁国史官记载他的去世。安葬，是从内部记录的事情，鲁国人没有去，所以缺载他的安葬。自从昭公以来，即使是薛这样微小的国家，没有不防备其安葬的【六年安葬文公，二十四年安葬平公，三十一年安葬薛献公】。为什么唯独对莒国不去呢？当时，季孙意如专权，而莒国曾经向方伯控告他侵占郓地、夺取郠地的罪行而被拘捕。因此恼怒莒国，所以唯独不去防备其安葬。怨恨不抛弃道义，厌恶不忘记亲善，愤怒不废弃礼仪。在桓公时，虽然与卫国交战，但宣公去世就前去安葬【襄公十八年一同围攻齐国，十九年仍然安葬灵公】，不因私故断绝吉凶庆吊往来施报的常礼。由此可以看出季孙意如的专横恣肆。像季孙意如这样的人，他的傲慢狠毒、蓄意报复，敢于施加于昭公和莒子。等到他在晋国，听说要除去西河的馆舍，就恐惧逃回【《左传》记载，子服惠伯说：会合诸侯而拘捕其老臣，如果还有罪，死命是可以的；如果说无罪而惠免他，请从君惠于防，韩宣子担忧这件事，对叔向说：你能送回季孙吗？回答说：鲋也能，于是派叔鱼，叔鱼见到季孙说：过去鲋也得罪于晋君，自己归于鲁君，防武子的恩赐不至于今天，敢不尽情？送回你而不回，鲋也听说官吏将为你除去西河的馆舍，那怎么办？并且哭泣，平子恐惧，先回去，惠伯等待礼仪】。他就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小人无礼，喜怒勇怯都不合节度，都是这样的。如果不远离他们，怎么能治理国家呢？

冬天，莒国杀了其公子意恢【恢，读作苦回】。《左传》记载：着丘公去世，郊公不悲伤，国人不服从，想要立着丘公的弟弟庚舆。蒲余侯厌恶公子意恢而喜欢庚舆，郊公厌恶公子铎而喜欢意恢。公子铎通过蒲余侯与他谋划说：“你杀意恢，我驱逐国君而接纳庚舆。”蒲余侯答应了他。蒲余侯兹夫杀了公子意恢。郊公逃奔到齐国。公子铎到齐国迎接庚舆，齐国的隰党、公子鉏送他，有贿赂。”《谷梁传》说：莒国没有大夫，却说“公子意恢”，是因为意恢贤德。”高邮孙氏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曹、莒没有大夫。大概曹、莒是小国，他们的大夫之位才相当于大国的士。《春秋》诸侯的士都不称名，所以曹、莒大夫的名字不见于经文。那些有事系于惩劝法应当记载的，即使地位低贱也称名：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就是这样的。”陈氏说：“记载‘杀意恢’，是因为他无罪。”工氏说：“意恢的死，罪累及上级，所以用‘国杀’作为文辞，而不除去他的族氏。”襄陵许氏说：“公子铎首乱而没有被记载。”韩愈说：“《春秋》记载王法，不诛杀其人身，这类都是用来表明王道。像铎不被记载的很多。”

【甲景王十戌八年】鲁昭公十五年【晋昭公五年，齐景公二十一年，卫灵公八年，蔡平公三年，郑定公三年，曹平公须元年，陈惠公三年，陈平公九年，宋元公五年，秦哀公十年，楚平公二年，吴夷末十七年去世】春天，周历正月，吴子夷末去世【《公羊传》作夷昧，在位十七年，儿子僚继位】。

译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籥舞乐工进入，叔弓去世，撤去音乐，完成了祭祀之事。

译左氏说：在武宫举行禘祭【杜氏说：武宫，是鲁武公的庙。成公六年重新建立】，叔弓主持事务，籥舞进入时他就去世了。撤去音乐完成祭祀。在宗庙举行祭祀，听说大夫去世，就撤去音乐然后祭祀可以吗？查考《曾子问》：国君在祭祀时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孔子详细地论述过了【《曾子问》：诸侯祭祀社稷，俎豆已经摆好，听说天子去世、后去世、国君去世、夫人去世，孔子说：废止祭祀】，而没有涉及到大臣的情况。由此可知，祭祀时撤去音乐是不可以的。在宗庙举行祭祀，遭遇大夫的变故，那么报告国君可以吗？查考礼制：卫国的大夫柳庄病重，国君说：“如果病情危急，即使正在祭祀，也必须报告【见《檀弓》】”，由此可知，祭祀时报告国君是不可以的。礼制没有比正在祭祀时更重要的，大夫有变故却不报告，那么对内能在宗庙中竭尽诚敬之心，对外能保全对大臣的隐恤之意，这是两全其美的。那么在宗庙举行祭祀，大臣主持事务，籥舞进入时他在原地去世，该怎么办呢？礼制虽然以前没有过，可以根据道义来创立【《礼运》：礼制虽然先王没有过，可以根据道义来创立】。在宗庙举行祭祀，大臣主持事务，籥舞进入时他在原地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这是可以的。推想先祖的心意，看到大臣去世，必定听到音乐也不快乐；推想孝子的心意，看到已经摆设好的祭品，必定不忍心轻易撤去。所以撤去音乐完成祭祀，这是可以的。宗庙中符合礼制的常规事情不记载，如果认为可以，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呢？这是记载礼制的变通而记载下来的【家氏说：祭祀主要在于诚笃不贰，所以正在祭祀时即使是大夫去世，也不能报告。卫臣柳庄病危，国君一定要让他报告，这是为变通常规。叔弓参与祭祀，突然生病去世，那么国君为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是可以的。如果叔弓死在自己家里，像柳庄那样，就应当等祭祀完毕后再报告，不应当因为地位低而废弃尊贵的祭祀。《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记录礼制的变通，这是常规。这与襄仲去世时撤去籥舞的礼制不同，不能引用作为证据。高氏说：成公六年建立武宫，是不合礼制的。这次在武宫举行祭祀，就知道自立庙之后，祭祀它如同亲庙。正在祭祀时，叔弓主持事务，籥舞进入时他就去世了，这难道是雉鼎那样的变故而已吗？○啖氏说：《谷梁传》说大夫去世，即使正在祭祀，礼制都应当向国君报告。查考宗庙大事，大夫去世是小事，按理说，应当等祭祀完毕。又《礼记》记载卫侯说：柳庄不是我的臣子，是社稷的臣子。如果他去世，即使正在祭祀，也必须报告。据此足以说明常规礼制不报告。刘氏说：‘《公羊传》说：国君在庙中举行祭祀，听说大夫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这是不对的。’《曾子问》：‘国君在祭祀，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几种？’孔子详细地论述过了，而没有涉及这种情况，所以知道这是不对的。赵氏说：‘左氏说：在武宫、僖宫、襄宫举行禘祭，大概是看到经文中“在庄公庙举行禘祭”，认为各庙合并举行，所以胡乱这样说。’我查考：在武宫举行祭祀，是春季的祠祭，而不记载祭祀名称，是因为叔弓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变通礼制而记载，不是时祭的失误，所以只说有事，而不说祠。左氏把禘当作四季的祭祀，于是错误地认为是禘祭】

夏天，蔡国的朝吴出逃到郑国【朝读如字，公羊作昭，没有出字。《左传》：楚国的费无极害朝吴在蔡国，想除掉他，就对他说：“大王只信任你，所以让你待在蔡国。你也年长了，却在低位，受辱必定会谋求改变，我帮你请求。”又对他的上级说：“大王只信任吴，所以把他放在蔡国。你们这些人不如他，却在他上面，不也很难吗？不图谋他，必定会遭受祸难。”蔡国人驱逐朝吴，朝吴出逃到郑国。大王愤怒地说：“我只信任吴，所以把他放在蔡国。而且如果没有吴，我达不到这个地位，你们为什么除掉他？”费无极回答说：“吴在蔡国，蔡国必定迅速飞走。除掉吴是为了剪断他的翅膀。”杜氏说：“朝吴，是原蔡国大夫公孙声子归生的儿子”】

朝吴是蔡国的忠臣，虽然不能保全蔡国，但能恢复蔡国，他跟随弃疾，是认为蔡国灭亡后弃疾必定能封给他土地。弃疾因为他忠于旧君而信任他，让他居住在旧国，可以说是知道信任谁了。那么为什么出逃呢？费无极嫉妒他的宠幸。费无极，是楚国的谗人，除掉朝吴，出逃蔡侯朱【昭公二十一年】，杀害太子建，杀死连尹奢【都在昭公二十年】，屏蔽国君耳目，使国君不聪明【昭公二十七年，沈尹戌说，平王的温良恭俭，有过成王庄王，没有不及的，所以不能获得诸侯，是因为亲近费无极】，最终导致吴国军队进入郢都，侮辱波及宗庙，谗人作乱，能不畏惧吗？治理国家有九条准则，而尊重贤人是首要的；劝勉贤人有四件事，而除去谗人是第一【本于《中庸》】。记载朝吴出逃而吴国军队进入郢都，征兆已经出现了。然而朝吴身居旧国，处在危险可疑的地方，如果有进谗言的人，那么国君不能不动心。如果能以忠信自任，而杜绝谗佞的阴谋，那就好了。而费无极却对他说：“你也年长了，却在低位，受辱。想为你谋求，请用名利拖累他的心，而他却没有察觉，不智慧也太严重了。”所以特别记载他出逃，以

译惩罚吴国，是为了给后人留下警戒。

译六月丁巳朔，发生日食。○秋季，晋国荀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晋国灭掉潞氏、甲氏以及再次讨伐鲜虞，都任用大夫作为主将，但有时称“人”，有时称“国”，有时称其姓名，为什么呢？以彻底消灭为目的，而没有怜悯之意，就称“人”；见利忘义，用诡计欺诈行事，就称“国”；以正规军队攻打敌人，且不接纳叛臣，就称姓名。称其姓名，并非褒扬他，只是才免于贬斥罢了。而《春秋》用兵抵御外侮的策略，全都显现出来了。

冬季，鲁君前往晋国。

【乙亥年，周景王九年】鲁昭公十六年。春季，齐侯讨伐徐国。○楚子诱骗戎蛮子并杀了他。

楚子诱骗一事，有时称名，有时不称名，是因为楚子想要灭掉中原国家，而弃疾讨伐蛮氏，是为了谨守中国与外族的界限。蔡侯与蛮子被杀一事，有时称名，有时不称名，是因为蔡般弑父与君，蛮氏动乱且没有信义，他们罪行的轻重也有差别。

夏季，鲁君从晋国回来。

左氏说：“鲁君前往晋国，是因为平丘之盟的缘故。到这时才回来，是因为晋国人扣留了鲁君，史书不记载，是出于避讳。”昭公多次朝见晋国，三次到达黄河边却不得入内，两次得以见到晋侯，晋国又想讨伐他的罪过而扣留他。五年间前往晋国，莒国人控告鲁国接受牟夷，想要扣留鲁君，范献子劝谏，才让鲁君回国。他的困窘受辱也太过分了。在《易经》的困卦中说：“困亨，是因为困穷而达到亨通。内心困顿，思虑横塞，然后征验于面色，发于声音，然后被人理解，这正是愤悱自强的时候，就像夏少康、卫文公……”

译三百辆兵车。越王句践（史书记载：句践退守会稽，卧薪尝胆以报复吴国），燕昭王（史书记载：昭王在燕国被攻破之后，降低身份，用丰厚的礼物招揽贤才，任用乐毅打败了齐国），这四位君子，是从中选拔出来的（指在同类人中最优秀）啊。如今昭公安于危险和屈辱，没有奋发图强、自我勉励的志向，这就是所谓的自甘堕落、自暴自弃，无法与他一起有所作为，而人们也不会再去劝告他了，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因为忌讳而不记载，是对他深深的贬斥啊。（我按：《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次，只有僖公十七年十二月前往淮地，次年九月记载到达；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前往楚国，次年五月记载到达；昭公去年冬天前往晋国，今年夏天记载到达，这些都是受制于大国，超过三个月才返回，虽然不记载，但晋国人扣留了昭公，考察其时间，则细微的传述而事情显著了）

译秋季八月己亥日，晋昭公夷去世【昭公在位六年，儿子去疾继位，这就是晋顷公】。九月，举行大雩祭【《左传》：因为大旱】。季孙意如前往晋国【临川吴氏说：卿大夫共同办理丧事，是畏惧晋国】。冬季十月，安葬晋昭公【杜氏说：三个月就下葬，速度很快】。

【周景王二子十年】鲁昭公十七年【晋顷公去疾元年，齐景公二十三年，卫灵公十年，蔡平侯五年，郑定公五年，曹平公三年，陈惠公五年，宋平公十一年，宋元公七年，秦哀公十二年，楚平王四年，吴王僚二年】。春季，小邾子【穆公】来朝见【《左传》：小邾穆公来朝见，昭公设宴招待他。我按：三年前小邾穆公来朝见，到现在十五年，再次朝见昭公】。夏季六月甲戌日初一，发生日食【《左传》：祝史请示用什么祭品，叔孙昭子说：‘发生日食，天子不举乐，在社庙击鼓；诸侯在社庙用币祭祀，在朝廷击鼓，这是礼制。’季平子阻止说：‘停止吧，只有正月朔日邪气未作，发生日食，才击鼓用币，其他时候则不。’太史说：‘就在这个月。’平子不听，昭子退下说：‘夫子将有异心，不再尊重君主了。’杜氏说：‘正月建巳，是正阳之月，在周历是六月，在夏历是四月’】。秋季，郯子来朝见【《左传》：昭公设宴招待他，昭子问道：‘少皥氏用鸟名来命名官职，是什么原因？’郯子说：‘这是我的祖先，我知道。从前黄帝氏用云来纪事，所以设云师而用云命名；炎帝氏用火来纪事，所以设火师而用火命名；共工氏用水来纪事，所以设水师而用水命名；太皥氏用龙来纪事，所以设龙师而用龙命名。我的高祖少皥挚即位时，凤鸟恰好到来，所以用鸟来纪事，设鸟师而用鸟命名。自从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于是纪近，设民师而用民事命名，这是因为不能做到那样了。’孔子听说后，去见郯子并向他学习，说：‘天子失去官职，学问在四方蛮夷之中，确实如此。’家氏说：‘周、鲁都衰微，典章制度残缺败坏，而远方小国的君主却知道前代官名的沿革，大概是因为他们有所记录。’王氏说：‘世道混乱礼制废弛，而博学多识的人仍然存在，如果有王者兴起，都可以用来治理政事，所以孔子感叹中原地区浅陋，礼制失传而向荒野寻求’】。八月，晋国【顷公】荀吴率领军队灭掉陆浑之戎【浑音户门反。《左传》：晋侯派屠蒯到周王室，请求在洛水与三涂山举行祭祀。苌弘对刘子说：‘客人神色凶猛，不是祭祀，大概是讨伐戎人吧？陆浑氏与楚国关系和睦，一定是这个原因。君王要防备。’于是警戒防备。晋荀吴率领军队从棘津渡河，派祝史先在洛水用牲祭祀，陆浑人不知道，率领军队跟随他们，于是灭掉陆浑，列举他们背叛晋国亲近楚国的罪状。陆浑子逃奔楚国，他的部众逃奔甘鹿，周王室大获全胜。宣子梦见晋文公带着荀吴，把陆浑交给他，所以派穆子率领军队在文宫献俘】。

中行林父讨伐潞氏【宣公十五年】，士燮讨伐甲氏【宣公十六年】，荀吴讨伐陆浑戎，都是灭掉他们。而林父、士燮称师、称人，荀吴却举其名氏，为什么呢？京畿附近应当肃清，陆浑之戎，靠近王室，却放纵他们杂居，就不符合尊崇王朝、区别内外的道义。这与开拓土地、征服远方以图谋强霸不同。然而举其名氏，不是褒扬的词，只是才德没有贬损罢了。那么穷兵黩武于远方，空虚内部而从事外事就可以知道了【高氏说：宣公三年，楚子讨伐陆浑之戎，从此陆浑与楚国和睦，成为内地之害。到这里，荀吴灭掉他们。我按：戎人居住在诸夏地区，本来是中国的大害。晋武帝不能迁徙戎人，最终导致神州陆沉，那么中行穆子灭掉陆浑，似乎可以褒扬了。然而陆浑之戎本居秦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从僖公二十二年，晋国才与秦国把他们迁到伊川，侵逼王畿，这是晋人起初谋划不善的过错。现在与楚国争强，趁其不备而灭掉他们，大概不足以赎前过，哪里可以褒扬呢】。

冬季有彗星出现在大辰【孛音佩，又音勃。《左传》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天象常与人事相应，现在除去火，火出必布焉。诸侯恐怕有火灾吧？’梓慎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历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皥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不过其见之月。’《公羊传》孛者何？彗星也。大辰者，大火也。何以书记？异也。《谷梁传》滥于大辰也】。

大辰，就是心宿【《左传·襄公九年》：心为大火。《尔雅》：大火谓之大辰。孔氏正义：大火，苍龙宿心，以四时，故曰辰】。心宿是明堂，天子的象征。前面的星是太子，后面的星是庶子【《春秋元命包》：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宫。《史记·天官书》：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汉书·五行志》：心，天子】

译这是天象的征兆。《天文志》记载：心宿三星，是天王正位。中间的星叫明堂，是天子的位置，称为大辰；前面的星代表太子，后面的星代表庶子。孛星侵入心宿，象征天子宠幸庶子，将要发生争夺。何氏说：心宿是天子的明堂。孛星和彗星是邪乱之气，是扫除旧制、建立新序的象征，因此后周分裂为两个天下，出现两位君主。五年之后，景王去世，王室发生动乱，刘子和单子拥立王子猛，王猛和尹氏、召伯拥立王子朝，经过多年之后才平定。到哀公十三年，有孛星出现在东方，没有提及所属星宿名称，是因为它没有侵入特定星宿。当时，吴国人僭越作乱，欺凌中原大国，每日沉溺于军事暴行，百姓痛苦不堪，如同在荒野中挣扎。这种邪气所感召的，本来就是要阻塞吴国并降下惩罚。所以天象凶兆所指，在于东方，借越人之手，吴国于是灭亡。上天向世人显示的征兆，非常明显。史书中有占验，也非常清楚。宋氏说：大辰即大火，周朝属木德，火将出现，木将被焚，这是扫除旧制、布建新序的象征，天人感应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译楚平王与吴王僚在长岸交战。《左传》记载：吴国攻打楚国，阳匄担任令尹，占卜战事不吉利。司马子鱼说：“我们占据上游，为什么不吉利？我请求重新占卜，命令说：‘鲂（子鱼）将率领他的部属战死，楚军随后跟进，还能大获全胜。’”结果吉利。在长岸交战，子鱼首先战死，楚军随后跟进，大败吴军，俘获了吴国先王的乘舟“余皇”，派随国人以及后到的人看守它。吴公子光向众人请求说：“丢失先王的乘舟，难道只是我的罪过吗？大家也有责任。请借给我去取回它，以挽救死罪。”他让三个长胡须的人潜伏在船侧，说：“我呼叫‘余皇’，他们就应答。”楚军夜里跟随他们，三次呼叫都依次应答，楚人追赶并杀死了他们，楚军混乱，吴人大败楚军，取回余皇回国。《公羊传》说：欺诈作战不称“战”，这里称“战”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杜氏说：长岸是楚地。张氏说：这是水战。

经文说“战”而不说“败”，是因为双方胜负相当。楚先胜吴，吴后又胜楚。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披甲士兵数十万，战胜诸侯，威服天下，本来就不是吴国的对手。只是不能去除谗言、轻视财货，致使费无极因谗言得势，囊瓦因贪财行事，而防备士人奇才被敌国所用（如屈巫、伍员之类），所以国力日益侵削。到了鸡父之战，七国都战败；柏举之战，国家破败，国君出逃，几乎灭亡。吴国日益强大，而楚国日益削弱。因此治理国家，必须以得到贤才为根本，劝勉贤才必须以去除谗言、轻视财货为先，不然即使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也不足以依靠。考察其记载的本末强弱缘由，作为后世的警戒十分明显。陈氏说：这里楚令尹阳匄世代记载，吴公子光也记载，是省略国名的写法。楚国的君主和大夫有十八年不见于《春秋》，而吴国已经攻入郢都。五年吴国曾在鹊岸败楚不记载，六年败楚于房钟也不记载，只记载伐吴。这时开始记载“战”，是因为将吴楚视为敌手而言。刘氏说：《谷梁传》说因为进称楚子所以称战，不对。战就称战，败就称败，难道在吴楚之间有所选择吗？况且楚国与中国并列已久，难道到这时才进称楚子吗？

周景王二年，丑年十一年。鲁十八年。晋顷公二年，齐景公二十四年，卫灵公十一年，蔡平公六年，郑定公六年，曹平公四年去世，陈惠公六年，鲁平公十二年，宋元公八年，秦哀公十三年，楚平公五年，吴僚三年。

春季，周历三月，曹平公须去世。平公在位四年，儿子午继位，这就是悼公。

夏季，五月壬午日，宋、卫、陈、郑发生火灾。《左传》记载：五月火星黄昏时出现，丙子日刮风，梓慎说：“这叫融风，是火的开始。七天后火灾会发生吗？”戊寅日风很大，壬午日风更大，宋、卫、陈、郑都发生火灾，几天后都来报告火灾。《公羊传》说：记载异常现象，是因为同日受灾而异常。外国的异常不记载，这是为天下记载异常。《谷梁传》说：志在同日，日期也在于同日。

按《左氏》记载，郑国发生火灾，子产临事而防备，至于记载焚烧的室舍而宽免赋税，给予木材，哭丧三天，国内停止市场交易，派使者向诸侯报告。宋、卫都这样做，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因此知道陈、许会先灭亡。起初，禆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将同日发生火灾，如果我用瓘、斝、玉瓒来禳火，郑国必定不会发生火灾。”子产不同意。等到郑国已经发生火灾，禆灶说：“不听从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郑人请求使用禆灶的方法，子产不允许，说：“天道遥远，人道切近，不是所能涉及的。怎么知道的呢？”《谷梁传》子产说：“天是神，怎么知道呢？这是人。”郑国不再发生火灾。禆灶所说的，大概是根据象数推演，并非虚妄。而郑国不再发生火灾，是因为子产执政，正有善政，这是以德消灾的验证。由此知道吉凶祸福本来有可以转移的道理，古人之所以先讲人事而后言天命。刘氏说：四国同日受灾，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其顺序宋、卫、陈、郑，是《春秋》的正统。同德则崇尚爵位，同爵则崇尚亲疏。

六月，邾人攻入鄅国。鄅音禹。《左传》记载：鄅人借稻，邾人袭击鄅国。鄅人将要关门，邾人羊罗抓住他的头，于是攻入鄅国，全部俘虏带回。鄅子说：“我没有归处了。”带着家眷到了邾国。邾庄公归还鄅夫人，而留下他的女儿。杜氏说：鄅，妘姓国，在琅琊开阳县。张氏说：今沂州临沂县。我按：沂州今属益都路。记载此事是为了厌恶邾国，并且为宋公伐邾作铺垫。意义见明年宋伐邾。

秋季，安葬曹平公。

冬季，许国迁到白羽。《左传》记载：楚左尹王子胜对楚王说：“许国是郑国的仇敌，却居住在楚地，对郑国无礼。晋、郑正和睦，郑如果伐许，而晋国援助，楚国就丧失土地了。君王何不迁许？许不专属于楚国，叶在楚国方城外的屏障。”楚王高兴，派王子胜迁许到析，即白羽。张氏说：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邓州内乡县。杜氏说：从叶迁来，畏惧郑国而乐于迁徙，所以用自迁的文辞。《通防》本意是为了保存许国，并非强迫。高氏说：许国至此三次迁徙。我按：昭公九年许迁到夷，十三年楚平王立，复封陈、蔡，而许也迁到叶，所以现在从叶迁来。邓州今属汴梁路。

周景王二年，寅年十二年。鲁十九年。晋顷公三年，齐景公二十五年，卫灵公十二年，蔡平公七年，郑定公七年，曹悼公午元年，陈惠公七年，杞平公十三年，宋元公九年，秦哀公十四年，楚平公六年，吴僚四年。

春季，宋元公伐邾庄公。

译查考《左传》记载，宋公攻打邾国，包围虫邑，攻取该地，但《春秋》经文却不记载“围”与“取”，这是为什么呢？起初，鄅国人向邾国借稻谷，邾国人袭击鄅国，将鄅国人全部俘虏。鄅国国君说：“我没有地方可去了。”于是带着家眷逃往邾国。邾国国君将夫人送回，却扣留了其他女子，这位夫人是宋国向戌的女儿。因此，向宁（向戌的儿子）请求出兵，包围虫邑，攻取该地，将鄅国的俘虏全部归还（邾国人、郳国人、徐国人，宋公在虫邑与同盟会盟）。这就是所谓声张罪状、阐明理由的军队，归还鄅国的俘虏，体现了他的善意。所以《春秋》只记载“伐邾”，而宽恕了他攻取城邑的罪过。这也体现了褒扬善行使其长久、贬斥恶行使其短促的原则（《公羊传》说：君子褒扬善行使其长久，贬斥恶行使其短促。高氏说：天下没有霸主，而宋元在此一事上合乎正道，介入鄅国的动乱，因此《春秋》记录并褒奖他。家氏说：凡是记载爵位而记载侵伐的，大多含有贬义。这里紧接邾国人入侵鄅国之后，记载宋公攻打邾国，那么宋公的讨伐是有罪的。王氏说：因为他的臣子私下请求而兴兵攻打别国，这是因为当时列国的政令，多由大夫专断的缘故）。

译夏季五月戊辰日，许国世子止杀害了他的国君买。《公羊传》说：“世子止进献药物，结果药物导致国君死亡。为什么加上‘弑’字？是讥讽他作为儿子的道义没有尽到。乐正子春侍奉病人时，增加一顿饭，病人就立刻痊愈；减少一顿饭，病人也立刻痊愈；增加一件衣服，病人就立刻痊愈；减少一件衣服，病人也立刻痊愈。世子止进献药物导致国君死亡，因此君子加上‘弑’字。”《谷梁传》说：“记载‘弑’，是因为国君是正常死亡。既然是正常死亡，世子止就没有弑君。没有弑君却记载为‘弑’，是责备世子止。世子止说：‘我和那些弑君的人不同，我没有占据国君的位置，而是和弟弟虺一起哭泣，喝稀粥，喉咙里连一粒米都咽不下。’国君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所以君子就顺着世子止自责的意思来责备他。”我按：许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的弟弟斯即位，这就是许元公。

按照《左传》记载，许悼公患疟疾，戊辰日，喝了世子止进献的药后去世（世子止逃奔晋国）。《春秋》记载说：“弑其君者止，是因为没有尝药（《文王世子》说：君王生病，药物一定要亲自尝过）。古代医生如果不是三代行医，就不服用他的药（见于《曲礼》）。孔子谨慎对待的有三件事，疾病是其中之一（朱子注：‘疾病关乎我的生死存亡，不可以不谨慎。’）。季康子赠送药物，孔子说：‘我不了解这药，不敢尝。’（杨氏说：‘这是谨慎对待疾病。’）孔子对自身如此敬慎，对于君父难道可以忽视吗？君父有病喝药，臣子先尝药；父亲有病喝药，儿子先尝药（《曲礼》）。这说的是谨慎。世子止不选择医生而轻率用药，药没有先尝就误进给国君，这是有忽视君父之心而不谨慎了（《通防》说：悼公病重不起，是因为喝了不该喝的药而导致死亡。世子止不尝药，是有忽视君父之心而不敬。乐正子春下堂伤了脚而有忧色，半步之间都不敢忘记父母，何况父母的疾病可以轻视吗？）。从小人的情态来揣度，世子弑君，是想尽快得到君位（《襄公二十六年》，宋国伊戾诬陷太子将要作乱，宋公说：‘他是我的儿子，想求什么？’伊戾回答说：‘想尽快得到君位。’）而世子止没有这种心思，所以说：‘我和那些弑君的人不同，没有占据君位。’哭泣喝稀粥，喉咙里连一粒米都咽不下，国君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世子止没有这种心思，所以被加上大恶之名而不接受。从君子听治的角度来看，世子止不尝药，是忽视君父的尊贵而不谨慎。而世子止有这种心思，忽视君父的尊贵而不谨慎，这是弑君的萌芽，是坚冰形成的渐进过程，是《春秋》所谨慎对待的。有这种心思，所以加上大恶之名而不得推辞。记载许世子止弑君，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而有的人却认为持刀杀人，与不亲自进药，以及进药而不尝，这三种罪行应当区别对待，怀疑三传的说法，那就错了（欧阳修在《辨三传论》中认为世子止是真弑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人都能作《春秋》，何必等待圣人的笔呢？墨翟主张兼爱，难道他没有父亲吗？杨朱主张为我，难道他没有君主吗？孟子辩驳并排斥他们，认为他们是禽兽，逼迫人们将互相残杀，后世推崇阐明他们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韩愈文），没有讥讽他们过错的。知道这个说法，就知道世子止不尝药，《春秋》认为是弑君的原因了（陆氏说：‘世子，是君主的副手。’）。如果宽恕世子止进药的行为，那么乱臣贼子就能容许他们的奸邪了，所以圣人只定罪世子止一人以断绝万世的祸患。张氏说：药剂导致人死亡的原因，不止一种，暂且以疟疾来说。现在治疗疟疾用砒霜煆制后服用，大多能痊愈，然而煆制不得法反而杀人的也很多。悼公的死，一定是这类情况。然而世子止被记载为弑君，为什么呢？孟子说：用木棍杀人和用刀杀人，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没有不同。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没有不同。进药而药物致死，可以不称为弑君吗？他与商臣、蔡般不同的地方，在于过失与故意不同罢了。心思虽然不同，而《春秋》的文字是一样的，施行者认为臣子对于君父不可以有过失。苏氏说：现在的法律，和御药误不如法者处死，大概是《春秋》的遗意。鄱阳万氏说：许止的事情虽然似乎可以宽恕，万一后世臣子侥幸君父生病，进药致死，而自附于不知道尝药的道理，这是开启作乱的根源。陈氏说：哀姜、庆父弑杀闵公，记载说：‘公薨，夫人姜氏逃到邾，公子庆父出奔莒’，那么罪人就得到了。许悼公喝了世子止的药而死，世子止逃奔晋国，世子止确实是不尝药罢了。《春秋》将为后人警戒，记载说：‘世子止弑其君，不记载逃奔也可以。’○刘氏说：《谷梁传》说‘记载日弑是正卒’，不对。州吁、无知、督万、商臣、赵盾、归生、夏徵舒、崔杼、庆喜弑君，都记载了日，能说都是正卒吗？《春秋》的褒贬难道不明显吗？依赖日月而后显现，这是拘泥而不通达。”

己卯日发生地震（我按：《春秋》记载地震有五次，昭公时代出现两次，这一年和二十三年是。大地之道安静，以震动为反常的异象；臣子之道恭顺，以悖逆为犯上的恶行。这时季孙氏强横僭越已经非常严重，上天显示变异，是想让国君有所警戒而以德行消弭它。昭公完全不反省，很快遭遇灾难，可悲啊。）○秋季，齐国高发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参照《左传》：齐国高发攻打莒国，莒子逃奔纪鄣，派孙书攻打莒国之初。

译莒国有个妇人，莒子杀了她的丈夫，她成了寡妇，等到年老时寄居在纪鄣，在那里纺线来测量绳索的长度并把它扔出去。等到齐军到达，就把绳索扔到城外，有人把它献给子占。子占让军队在夜里用绳索吊着登上城墙，登上城墙的有六十人，绳索断了，军队击鼓呐喊，城上的人也跟着呐喊。莒共公害怕，打开西门逃跑。齐军进入纪鄣。高氏说：莒国不侍奉齐国，所以我认为：齐景公争夺霸权的心不亚于齐僖公和齐桓公，却只计较眼前的功利，急切地在徐、莒两国兴师动众，有贤能的晏子作为辅佐，却也不能有所匡正，那么所谓因君主而显赫的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冬天，安葬许悼公【《公羊传》：凶手没有讨伐，为什么记载安葬？因为许世子止弑君这件事没有完成。说：许世子止弑杀他的君主许悼公，这是君子宽恕许世子止的表现。安葬许悼公，这是君子赦免许世子止的表现。赦免许世子止，是免除许世子止罪过的言辞。程子传：蔡般、许止的情况相似，所以记载安葬】

译为什么要记载许悼公的葬礼？谷梁子说：是为了不让世子止被定为弑父之罪。他的解释是：孩子出生后，不能避免水火的危险，这是母亲的罪过。孩子到了成童的年纪，却不让他拜师求学，这是父亲的罪过。拜师求学却不得法，心志不能通达，这是自身的罪过。心志已经通达，但名声不被世人知晓，这是朋友的罪过。名声已经显扬，主管官员却不举荐，这是主管官员的罪过。主管官员举荐了，君王却不任用，这是君王的过错。也许世子止不知道尝药这件事会连累到许悼公，他停止自责，可以说具有超过常人的品质了。然而最终因弑君之罪获罪，这是身为臣子却不明白《春秋》大义的表现。古代太子从出生开始，就按照礼仪来养育，主管官员穿戴礼服朝冠来见他，经过南郊和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小步快走。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的教育就已经有了整齐、严肃、恭敬、谨慎的端倪了。这是《春秋》教导臣子，在邪恶萌芽时就加以清除，在善行初现时就加以积累的意思。

鲁宣公二十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曹国的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出逃没有说“自”的，这里说“自”是什么意思？这是为了公子喜时的后代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喜时有什么贤德呢？是因为他让出国位。贤德喜时，那么为什么要为公孙防避讳呢？君子崇尚善行，厌恶恶行；崇尚善行要长久，厌恶恶行要短暂；厌恶恶行只限于本人，崇尚善行则惠及子孙。因为他是贤者的后代，所以君子为他避讳。《谷梁传》说：“自梦”是指专指梦地。曹国没有大夫，这里称他为公孙，是说他凭借尊贵身份取得地位，而不是因为叛乱。古代大夫有罪，在边境等待放逐三年，君王赐给他玉环就回来，赐给他玉玦就离开。越过边境就设灵位面向祖国哭泣，穿着素色衣裳，帽子不脱，人们认为他没有罪过，这是离开国家的礼仪。曹国没有大夫，称他为公孙，是认为他贤德。等待放逐后才出逃，这是臣子的常礼，免于贬责就足够了，为什么要认为他贤德呢？因为他是公子喜时的后代，所以认为他贤德。喜时是曹国的社稷镇公子，能够让出国位，不谋求成为诸侯，就是所谓的子臧。《春秋》的大义是崇尚善行要长久，厌恶恶行要短暂；崇尚善行惠及子孙，厌恶恶行只限于本人。因为他是贤者的后代，如果可以做善事，就提拔他。这是《舜典》中“惩罚不波及后代，奖赏延及子孙”的意思。后世议论的人有请求录用贤者的同类、功臣的世系，大概得到了《春秋》的旨意了。

秋季，强盗杀死了卫灵公的哥哥絷。

译（前文省略）将要作乱，便对宗鲁说：“公孟的坏，你是知道的。不要和他同车，我将要杀他。”宗鲁回答说：“我通过您侍奉公孟，您借用了我的名义，所以他不疏远我。虽然他的坏，我也知道。但也是因为利益的关系，不能离开他，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听到危难就逃跑，这是辜负您。您去行事吧，我将为他而死。”用周礼侍奉您，然后为国君而死，这是可以的。

卫侯在平夀，公孟在盖获门外举行祭祀。齐子氏在门外张设帷帐并埋伏甲兵，派祝鼃把戈放在车薪中用来挡门，派一辆车跟随公孟出去，派华齐给公孟驾车，宗鲁陪乘。到达闳中时，齐氏用戈攻击公孟，宗鲁用背抵挡，手臂被砍断，戈击中公孟的肩膀，两人都被杀了。

卫侯听说发生叛乱，乘坐驱车从阅门出来，人庆比给卫侯驾车，公南楚陪乘。派华寅乘坐副车，到达公宫时，鸿駠魋给卫侯驾车。卫侯带着宝物出去，禇师子申在马路的十字路口遇到卫侯，于是跟随他经过齐氏。派华寅赤身露体拿着伞盖挡在缺口处，齐氏射卫侯，箭射中公南楚的背，卫侯于是得以脱身。华寅关闭郭门，翻墙跟随卫侯。卫侯逃到死鸟，析朱鉏连夜从墙洞出来，步行跟随卫侯。

齐氏的家臣渠子召见北宫子，北宫氏的家臣没有参与谋划，杀了渠子，于是攻打齐氏，灭掉了齐氏。卫侯回国，与北宫喜在彭水之上结盟，于是与国人结盟。公子朝、禇师、国子、玉霄、子髙、鲂出逃到晋国。

《公羊传》说：“母亲兄长称为兄，兄长为什么不即位？因为有恶疾。”《谷梁传》说：“‘盗’是卑贱的意思，这里说‘兄’，是指母亲的兄长。称‘卫侯’，是因为卫侯受累。那么为什么不即位？因为国君有严重的疾病，不能进入宗庙。”“‘輙’，是指两脚不能互相越过。齐国称为‘綦’，楚国称为‘踙’，卫国称为‘輙’。”

译左氏认为齐豹杀了孟絷。齐豹担任卫国司寇，是继任的大夫，史书称他为盗贼，这就是所谓追求名声却未能得到的人。如果让他身处艰难，去危害地位尊贵的人，而那些有名望、能攻克难关的士人，将会为他奔走效劳。我私下认为，孔子在此案中判定罪名，罪责在于宗鲁，宗鲁是孟絷的车右。按照法律，应当记载为盗贼，并非追求名声而未能得到的人。天下哪有想要获得危害尊贵者的恶名，而圣人又吝惜这个名声而不给予他的呢？那么齐豹是首谋作乱的人，宗鲁虽然参与了行动，又以身殉难了。现在却释放齐豹不诛杀，而将罪责归于宗鲁，难道不是偏颇吗？回答说：齐豹的不义，人人都知道。至于宗鲁想要周全地侍奉齐豹却死于公孟之手，大概没有人知道他的罪过。所以琴张听说他死了，打算去吊唁。孔子说：“齐豹是盗贼，孟絷是贼臣，你去吊唁什么呢？”（君子不食用奸邪之物，不接受叛乱之礼，不为利益而损害正道，不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待人苛刻，不掩盖不义之事，不触犯非礼之举）并非圣人（〇其食用奸邪之物，接受叛乱之礼，掩盖不义之事，触犯非礼之举的罪过，记载于《春秋》，那么齐豹所豢养的盗贼，孟絷所见杀的贼臣，他们的大恶就隐藏了）【家氏说：宗鲁起初因为齐豹而侍奉公孟，齐豹将要作乱，告诉宗鲁让他先离开，宗鲁不能离开，也不告诉他的君主，后来竟然和公孟一起死于齐豹之难。他自认为对孟絷忠诚，对齐豹守信，而对这两者都失当了。知道公孟的恶行而侍奉他，不能早早离开，是贪恋俸禄；听说齐豹将要作乱，不告诉他的君主，是不忠。虽然和公孟一起死，但死得不值得记录，这就是所谓追求名声而未能得到的人。文定的说法符合圣人的心意。陆氏说：称盗贼，是蔑视罪人的卑贱者。临川吴氏说：凡是称盗贼，大概都是卑贱者，本应当称人，因为他们所作所为不义，所以不称人而称盗贼。范氏说：诸侯尊贵，兄弟不能用亲属关系通称，不记载卫公子而斥言卫侯的兄长，是厌恶他不能保护他的兄长，竟然被盗贼所杀，所以称最卑贱的杀最尊贵的。孙氏说：因为卫侯的母兄被盗贼杀害，说明卫侯没有刑罚政令。像这样，所以记载以彰显他的恶行。张氏说：孟絷因为有病不能列入宗庙而被废黜，因此灵公得以即位，那么侍奉他的兄长使他保全性命，必定无所不用其极。他极其亲爱兄长，却使兄长不能在卫国有所作为，这就是舜对兄弟尽恩情的原因。灵公从有病的兄长那里继承国家，却听任他对大夫无礼，并且让他参与政事，又不能防范他的母亲，以致预先制造祸乱，使盗贼窃发，兄长死亡，自身危险，几乎亡国。所以记载‘盗贼杀害卫侯的兄长孟絷’，以深重地谴责他。陈氏说：盗贼，是卑贱者。用卑贱者杀害君主的兄长，卫国失政严重了。〇刘氏说：左氏说‘齐豹杀了他，追求名声而灭亡’，不对。齐豹挟怨积愤，发泄为叛乱罢了，本来没有不畏强暴的名声。不畏强暴的名声，也不是齐豹所追求的。估计齐豹作乱，不能不内心惭愧，这正是想要掩盖而非追求名声。又说：危害尊贵者而有名望，能攻克难关的士人将会为他奔走。假设《春秋》记载‘齐豹杀害卫侯的兄长孟絷’，其贬斥比称盗贼更甚。人们也不会肯为他的名声奔走】

　　冬十月，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出逃到陈国【华音户化反，向音舒亮反，宁音公作〇后同左传宋元公无信多私而厌恶华向华定华亥与向宁谋划说逃亡比死好，先走吧。华亥假装生病以引诱众公子，杀了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公如华氏请求，不许，于是胁迫他，取太子栾、母弟辰、公子地为质。公也取华亥之子无慼、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与华氏盟以为质。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疆、向宜、向郑、楚建、郳申出逃到郑国。他们的徒众与华氏战于鬼阎。公请于华费，遂将攻华氏，说：‘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訽杀华向之质而攻之。’华向奔陈，华登奔吴。向宁欲杀太子，华亥说：‘干君而出，又杀其子，其谁纳我？且归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归。孙氏说：三卿并出，危之。家氏说：春秋书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诛华向，其君亦有责焉尔。陈氏说：于是公子城、公孙忌八子奔郑，华亥、向宁、华定奔陈，其但书三子何？凡奔罪也，众不可胜罪，则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叛，乞师于楚，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庐卒【庐左作卢，平公也。子朱嗣，平公之弟东国逐朱而自立，是为悼公。左传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叔孙昭子曰：蔡侯其亡乎？今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

【庚景王二辰十四年】二十有一年【晋顷五齐景二十七卫灵十四蔡悼公东国元年郑定九曹悼三陈惠九〇平十五宋元十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吴僚六】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晋侯【顷】使士鞅来聘【书聘止此】左传叔孙为政，季孙欲恶诸晋，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鞅怒曰：“鲍国之位下，其国小，而使鞅从其

译“牢礼，这是轻视敝国啊。”将要向寡君复命，鲁国人感到恐惧，又增加了四牢，共为十一牢。杜氏说：“晋顷公即位，与继位的国君在襄陵互通聘问。”许氏说：“如果礼数喜好而不结盟，而财物索取没有限度，那么聘问的意义就丧失了。”大概从此以后，聘问就不再记载了。我按：二十三年晋国拘捕舍，大概源于士鞅的愤怒。晋国聘问鲁国的有十一次，始于荀庚，终于士鞅。开始时傲慢而要求盟誓，结束时愤怒而责备礼数。霸主的臣子之所以对望国的鲁国修聘问，这并非邦交的旧例，也太过分了。

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发动叛乱。

《左传》记载：宋国华费遂生了华防、华多僚、华登，华防担任少司马，华多僚担任御士，两人互相憎恶，于是华多僚向国君进谗言说：“华防将要接纳逃亡的人。”国君害怕，派使者告诉司马，司马叹息说：“一定是华多僚。我有进谗言的儿子而不能杀他，我又不肯死，况且国君有命令，能怎么办呢？”于是与国君谋划驱逐华防。张匄想要杀华多僚，子皮说：“司马老了，华登已经过分，如果再加重，不如让他逃亡。”将要拜见司马然后离开，却遇到华多僚驾着司马的车上朝，张匄无法抑制愤怒，于是与子皮杀了华多僚，胁迫司马发动叛乱，并召来逃亡的人。华氏、向氏进入乐大心、丰愆、华牼在横地抵御他们。华氏占据卢门以南，在南里发动叛乱，宋国修筑旧鄘城墙，进入桑林之门防守。华登率领吴国军队救援华氏，齐国军队、宋国军队在鸿口击败吴国军队。华登率领残兵击败宋国军队。国君想要出逃，厨人濮请求等待。齐国乌枝鸣说：“用兵少不如齐国拼死作战。”请求都用剑，听从了他。华氏向北，齐军随即追击，于是在新里击败华氏。公子城率领晋国军队到达，曹翰胡防，晋国荀吴、齐国苑何忌、卫国公子朝救援宋国，与华氏在赭丘交战，大败华氏，将他们围困在南里。华亥捶胸呼喊，见到华防说：“我成了栾氏了。”华登到楚国请求援军，楚国防越率领军队。

《谷梁传》说：从陈国，陈国有供给，你进入是因为内部不接受，用“以”字表示不应当。杜氏说：“南里，是宋国城内的里名。”

译查考《左传》，起初宋元公缺乏信用且私心多，又厌恶华氏、向氏的三位大夫，谋划说：“逃亡比死好，先下手为强。”于是诱骗众公子并杀死了他们。元公到华氏家中请求和解，华氏不答应，于是劫持了元公，夺取太子和他的同母弟作为人质。元公愤怒，攻打华氏。华氏、向氏逃亡到陈国。到了这时，他们进入南里发动叛乱。凡是史书记载“叛”，有进入戚地的却不提及卫国（襄公二十六年孙林父），有进入朝歌的却不提及晋国（定公十三年荀寅、士吉射），有进入萧地的却不提及宋国（定公十一年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唯独这里称宋国南里，为什么呢？戚、朝歌和萧，都是他们各自封食的私邑。至于南里，则是宋国都城内的里巷名。《左传》记载华氏占据卢门、南里发动叛乱，而宋国军队占据旧鄘城和桑林门进行防守。这是华氏与宋国分庭抗礼、各自占据一方，所以他们进出都以南里来系属。这是《春秋》对叛臣逼迫胁迫君主极为严重的谴责之辞。

秋季七月壬午朔日发生日食。

八月乙亥日，叔輙去世。

冬季，蔡侯朱出逃到楚国。

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

春季，齐侯攻打莒国。

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