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二十七

译昭公死在干侯，未能以正当的方式结束其君位；定公受制于权臣，未能以正当的方式开始其君位。【唐代陈氏说：春秋时期各国国君即位的年份，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但都具备“五始”以谨慎对待开端。只有定公即位，只记载“定公元年春王”，而不记载“正月”。刘氏说：这难道不是不正的开端吗？定公是公子宋，昭公的弟弟。昭公死在干侯，季孙氏迎接灵柩回国，废黜太子衍和务人，而立公子宋。灵柩到达时，公子宋先进入国都主持社稷祭祀，这大概是接受季氏的拥立，而不是接受先君的遗命。定公即位不正，所以不记载“正月”，这是含蓄的笔法。】鲁国因此多年没有国君。【《公羊传·文公九年》】《春秋》想要谨慎对待却做不到。季氏废黜太子衍和务人，而立公子宋。公子宋是昭公的弟弟，他主持社稷，并非先君所任命，而是专断地接受自季孙意如。所以不记载“正月”，以显示鲁国没有国君。定公即位不正，如果国君熟读经文并询问传注，那么还不知道自己有罪呢。【何氏说：主人指定公、哀公，读指经文，传指训诂。假设定公、哀公熟读经文，询问传注的解释，那么他们就不会知道自己有罪。孙氏说：不记载“正月”，是因为定公尚未正式即位，不与季氏共同承受正朔，以此来贬斥权臣而保存公室。张氏说：昭公从去年十二月死在干侯，鲁国的政令听命于权臣。不记载“正月”，显示全国没有君主，正朔没有继承者。家氏说：子恶被杀，宣公即位，是襄仲拥立的，《春秋》还记载了“正月”。现在昭公去世，定公即位，是季氏拥立的却不记载“正月”。因为“正月”是周天子颁布正朔给诸侯，诸侯接受后颁布给国内。子恶被杀、宣公篡位，虽然属于篡位，但鲁国还有君主。现在昭公的灵柩尚未返回，公子宋尚未正式即位，鲁国没有君主。鲁国没有君主而季氏自以为是君主，在宗庙颁布正朔如同常礼。《春秋》贬斥他，所以记载“王”而不记载“正”。记载“王”，是用王法来治理季氏。不记载“正月”，是因为正朔不是季氏所能颁布的。此前国君虽然在外，但岁首必定记载，国君在位，是为了保存国君。保存国君所以颁布正朔。现在国君已死在国外，继承人被贼臣废黜，鲁国没有君主，所以不记载“正月”，显示鲁国没有正统，王朔在宗庙，不是贼臣所能颁布的。蜀地杜氏说：定公元年的正月，政令没有归属，所以不记载“正月”。但必定要记载“王”，是因为《春秋》树立王法，不可不记载“王”，以端正根本。况且王者是用来匡正天下的，天下不可没有王，所以不可以不保留。正朔是用来维系一国的，现在国政没有禀承的对象，所以不再出现“正月”的文字，以显示鲁国没有正统而不与季氏专权。薛氏说：元年记载“正”，以端正其开端。昭公已死，定公未能登上王位，这是昭公的末年，不能算是定公的始年。沙随程氏说：定公尚未即位，先记载“元年春”，是追记。我按：秦以前都是过一年才即位，汉惠帝以后即在先君去世那年即位，但仍然过一年改元。自从汉帝禅让，即位改元在昭烈帝去世的次月，此后都是一年两位君主而建立两个年号。然而朱熹《纲目》必定大字书写先君的年号，分注嗣君的改元，认为这与君臣父子的教化关系重大，都取法于《春秋》过一年改元的用意。这一年虽然定公尚未即位，而追记“元年春”，是因为昭公已死，这一年实际上是继承者的年份，不可不记载“元年春”。这也如同晋建武元年，愍帝已被废黜，元帝在三月才开始即晋王位，而《纲目》追记建武元年春正月。】

译三月，晋国人把宋国的仲几拘捕到京师。大夫擅自拘捕人，是从这时开始的。《左传》记载：正月，晋国的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准备修筑成周的城墙。魏子主持政务，把劳役分派给韩简子。魏子回国后，在寗地去世。庚寅日，开始筑城。宋国的仲几不接受劳役，说：“滕、薛、郳三国，本来就是我宋国的役使对象。”薛国的宰官说：“宋国无道，把我们小国从周王室隔绝开来，迫使我们依附楚国，所以我们常常跟随宋国。晋文公在践土订立盟约时说：‘各自恢复旧日的职分。’如果按照践土之盟，或者跟随宋国，我们都听命。”仲几说：“践土之盟本来就是这样规定的。”薛宰说：“薛国的先祖奚仲担任夏朝的车正，仲虺担任商汤的左相。如果恢复旧职，我们将承袭王室的官职，为什么还要役使诸侯呢？”仲几说：“夏、商、周三代制度各不相同，薛国哪里有什么旧职？为宋国服役，也是我们的职分。”士弥牟说：“晋国执政的人刚上任，您姑且接受劳役，回去后我们查阅旧日的档案。”仲几说：“纵然您忘记了，山川鬼神难道会忘记吗？”士伯发怒，对韩简子说：“宋国的罪过太大了，而且他们毫无辞令，反而用鬼神来压制我、诬蔑我，一定要把仲几处死。”于是拘捕了仲几带回来。三月，把他押送到京师。修筑城墙三十天完工，然后让诸侯的戍卒回去。《公羊传》问：仲几的罪过，为什么不让他参与筑城呢？经文说“于京师”，是什么意思？这是霸主征讨。既然是霸主征讨，为什么称“人”？这是贬低。为什么要贬低？不赞成大夫擅自拘捕人。为什么不赞成？实际上赞成，但文辞上不赞成。文辞上为什么不赞成？因为大夫的道义不允许擅自拘捕人。《谷梁传》问：这里是大夫，为什么称“人”？这是隐晦其辞。为什么要隐晦？因为他们在尊者的地方拘捕人是不正当的，不赞成大夫的霸主征讨。

按《左氏传》所说，诸侯在防城修筑成周，宋国的仲几不接受劳役（何氏说：礼制规定诸侯为天子筑城各有规定的丈尺，仲几不治理自己主管的部分），说：“滕、薛、郳三国，本来就是我宋国的役使对象。”（杜氏说：想让这三个国家代替宋国承担劳役。）因此拘捕他，是有罪的。但经文记载“晋人执仲几于京师”，则是贬低的措辞。以王室的事讨伐有罪的人，为什么要贬低呢？按《周礼》司圜掌管所有囚禁、拘捕人的事务，隶属于司寇。（《周礼》司圜是大司寇刑官的属官。）凡是诸侯的狱讼，依据邦典来定案；凡是卿大夫的狱讼，依据邦法来判决，这都是大司寇的职责。（见《大司寇》篇。）不告诉司寇，却在天子身边拘捕人（《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虽然是以王室的事讨伐有罪的人，仍然予以贬低。凡是这类事情，都是篡弑的萌芽、履霜的渐兆。拘捕人而记载地点（《春秋》记载拘捕共三十一次，都不记载地点），是谨慎的表现。每次在起初就谨慎，祸乱就会熄灭。（孙氏说：《春秋》的道义，诸侯不得擅自拘捕，何况大夫呢？宋仲几在防城修筑成周，韩不信是陪臣，没有天子的命令，在天子身边拘捕仲几，太过分了。所以说“晋人执于京师”，是痛恨他们。高邮孙氏说：各国的大夫率领众人修筑天子的都城，是合乎道义的；仲几不接受劳役，是不义的。以义讨伐不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尊者的旁边，请求命令然后拘捕是可以的；既不请求命令，那么把犯人交给王室也是可以的。诸侯拘捕人而自行处置，尚且认为不可。在尊者的旁边，既不请求命令，又不交给王室，这是非常无视王室的。称“人”，是因为虽然拘捕得有理，但不赞成他们的专断。我按：《左传》说“防城成周而执仲几”，是在成周拘捕的。不说成周而说京师，是为了尊崇王室并纠正晋国大夫无视王室的罪过。修筑成周不称京师，是为了显示周王室与列国相同，没有自尊的实质。拘捕仲几在成周，特意称京师，是为了诛责晋人，把周王室视同小国，失去了应当尊崇的分寸。地方不是两个地方，有时说成周，有时说京师，圣人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了。○啖氏说：前年冬十月修筑成周，《左氏传》说“在狄泉防城”，这一年正月又说“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按此说法重复了。一个用夏历，一个用周历，因此产生了错误。临川吴氏说：《左传》有“归于京师”四个字，根据经文所记载，只看到他在京师被拘捕，没看到他归于京师。）

夏季六月癸亥日，鲁定公的灵柩从干侯回来。戊辰日，鲁定公即位。《左传》记载：叔孙成子在干侯迎接鲁定公的灵柩。季孙说：“子家子多次对我说话，没有不符合我的心意的。我想让他参与政事，您一定要阻止他，并且听从他的命令。”子家子不见叔孙，换下丧服而哭泣。叔孙请求见子家子，子家子推辞说：“羁没能见到您，就跟随国君出去了。国君没有留下命令就去世了，羁不敢见您。”叔孙派人告诉他：“公衍、公为，确实让群臣不能侍奉国君。如果公子宋主持国家，那是群臣的愿望。凡是跟随国君出去而可以回来的人，将只听您的。子家氏没有后代，季孙愿意和您一起执政，这都是季孙的愿望。”使者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子家子回答说：“如果要立国君，那么有卿士大夫和占卜用的龟甲在，羁不敢知道。如果是跟随国君的人，那么因国君去世而出奔的可以回来，因敌寇而出奔的可以行动。至于羁，国君知道我的出奔，却不知道我的回来，羁将要逃跑了。”灵柩到达壊隤，公子宋先进入国都。跟随国君的人都从壊隤返回。六月癸亥日，鲁定公的灵柩从干侯回来。戊辰日，鲁定公即位。《公羊传》问：癸亥日，鲁定公的灵柩从干侯回来。为什么到戊辰日才即位？因为把棺材端正地放在两楹之间，然后才即位。子沈子说：“在国都安定国君，然后即位。即位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因为在内史那里记录。”《谷梁传》说：安葬先君然后即位。定公没有正当的终结，显示没有正当的开始。超过一年不说不即位，是有原因的国君。说即位，是没有原因的国君。即位是权力授受的规矩。先君没有正当的终结，那么后君就没有正当的开始。

译也。先君有善终，则后君有正始。戊辰，定公即位，这是谨慎的表现。定公的即位不可不仔细考察。即位为什么记日？国内的大事，记日即位，是君主的大事。那些不记日的，是以年决断的，不以日决断。这里记日，是为了彰显它。逾年即位，是勉励。在勉励之中又有义理。没有下葬，即使有天子的命令，尚且不敢，何况没有下葬就面对群臣呢？范氏说：“诸侯五天下葬，现在用君主刚死的礼仪处理，所以六天后才即位。”赵氏说：“即位都在朔日，所以不记日。定公等待昭公的灵柩到达，已经下葬后才即位，所以记日。”昭公去世，已经超过了安葬的期限，尚且未能返回，直到六月癸亥，灵柩才到。【我按】桓公死在齐国，二十二天后防地才到。昭公七月去世，灵柩才刚到，已经过了五个月安葬的期限，所以《春秋》详细记载日期，以谴责季氏。而定公的即位却在这个月的戊辰，大概快慢进退都被季孙意如控制，不能自主。【孙氏说：定公在昭公奔亡之后继位，受制于季氏，所以昭公的灵柩到六天后才开始即位，这受制于季氏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记载以彰显其罪恶。程子说：定公到六月才即位，以此显示季氏的控制。】用《周书·顾命》来考证，成王去世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就在当天，命令仲桓、南宫毛让齐侯吕伋，带着两个干戈虎贲百人迎接王世子钊在南门之外，引进翼室，居丧成为天下之主。【吕氏说：成王刚去世，太保以冢宰的身份命令桓、毛二臣，让齐侯吕伋迎接太子钊从端门进入，引进翼室，成为居丧的宗主，向天下显示不可一日没有统主。】不等天亮就确定了。现在昭公的灵柩到达，在安葬期限之后，公子宋从壊隤先入，尚且未能立，由此知道被意如控制，不能按时确定，不是说正棺在两楹之间。【《檀弓》：殷人在两楹之间停灵。注：两楹之间，南面朝向光明，是人君听政正坐的地方。】所以定公的即位不可不仔细考察。即位，是大事。宗嗣先确定，则变故不发生。大概代替君主享有国家而主持祭祀，应该悲哀应该恐惧。【《魏志》：辛毗女宪英说：太子代替君主主持宗庙社稷，代替君主不可以不悲哀，主持国家不可以不恐惧，应该悲哀应该恐惧。】一旦失去机防，或者萌生窥伺之心，以至于发生变故，就是不孝了。古人之所以重视早定国家的根本。现在昭公去世，定公即位，《春秋》在防地详细记载，不是为后世立法，而是显现这些行事作为永远的鉴戒。【张氏说：意如亲自驱逐他的君主，去世后暴露七月才返回国家，废黜嫡子而立不正。直到灵柩回来君主立，却想辨别细微的礼文而实行，岂不是所谓不能行三年之丧却察缌小功之礼吗？《春秋》详细记载以显示乱臣擅权，定公不正，三纲沦丧，鲁国的君臣没有不伤心的时候，根本已经失去，而进退举措还有什么礼可言呢？这就是所谓作为永鉴。高氏说：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昭公去世至今统纪断绝这么久，所以说以谨慎。季氏既驱逐他的君主，君主去世又不立即以国君丧礼迎接，现在又废黜嫡嗣而专立，他的弟弟宋不择所处污于伪，诱于利。昭公灵柩到五天下葬，就自己即位。这不是接受先君，而是专受意如。既被意如所立，所以不再讨伐意如的罪。家氏说：定公的立，不书即位，是正。现在书即位，因为他篡君之子，受位于贼，特书即位以正之。定公如果能像子臧、季札那样让位，逃而去之，然后于义为尽。现在受位于贼臣，竟不说‘先君有嫡子在，我不当立’，安然自以为己之所当得，这与篡位何远哉？《春秋》书即位，从桓、宣之例，夫岂与之，亦以诛之也。我按：定公为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讨贼，幸于祸而忘其仇，诱于利而忘其辱，所以虽内无所承，上不禀命，也如其意而书即位，以彰显其自立之罪。比于文、成、襄、昭、哀而无贬者，美恶不嫌，同词。】

译秋季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左传》记载：季孙派役人到阚公氏那里，打算开沟渠。荣鴐鹅说：“活着不能侍奉，死后又疏远他来自我标榜。即使您忍心这样做，后来人也一定会以此为耻。”于是停止。季孙问荣鴐鹅说：“我想为国君定谥号，让子孙知道。”荣鴐鹅回答说：“活着不能侍奉，死后又厌恶他来自我标榜，这有什么用呢？”于是停止。癸巳日，将昭公安葬在墓道南边。孔子担任司寇时，开沟渠并将昭公与墓道合并。杜氏说：“昭公在外去世，八月才安葬。高氏说：昭公去世半年多，才将灵柩运回，运回后刚过一个月就匆忙安葬，可见鲁国的臣子对先君没有恩情。”吕氏说：“安葬必定称‘我君’，是为了尊崇君父之恩，尽忠爱之义。到了此时仔细品味史书的笔法，然后才能对臣下产生巨大的警示作用】○九月举行大雩祭【薛氏说：“有三年丧期却举行大雩祭，可见三桓没有尊上之心。”○啖氏说：“《公羊传》《谷梁传》说按月雩祭，正秋冬大雩都不合正礼。先前的雨水未尽，人力未竭，不可以雩祭。按雩祭是为了祈雨，如果等到先前的雨水耗尽，人力枯竭，即使下雨又怎么救得了呢？大概是传文以日月为例，所以有此分别】○立炀宫【炀，音羊让。《左传》：昭公出逃，所以季平子在炀公庙祈祷。九月立炀宫。《公羊传》：炀公的宫庙，立是不应该立的，立炀宫不合礼制。《谷梁传》：是不应该立的】

炀公是伯禽的儿子【杜氏注】说“立”是不应该立的。丧事已经久远，只有进献而没有退废【见《檀弓》】宫庙已经久远，只有毁撤而没有建立【注见成公六年，张氏说：季氏胡乱祈祷而超越祭祀典制，建立久已毁撤的宫庙，圣人特意记载，必定有曾子感叹炀公不如林放的话吧？鄱阳万氏说：炀公是考公的弟弟，鲁国以弟继兄而立，大概始于炀公。昭公在鲁国时，已立公为太子，到他居郓时，又废黜公为而立公衍，那么国家本来就有嫡嗣了。季孙舍弃嫡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是昭公的弟弟。季孙怕人议论自己，于是立炀宫。他的意思好像是说：炀公以弟继兄，是鲁国一生一及制度的开始。现在定公以弟继昭公，也就是炀公以弟继考公那样。那么舍弃公衍、公为而立定公，不是我的私意，而是鲁国的旧制。我按：季孙行父立武宫，已经不合礼制，何况炀公到昭公已经二十世，庙早已毁撤，却又重新建立，意如得罪于鲁国的先祖，拔下头发也不够数，却还想谄媚炀宫以求福，我知道炀公不会享用他的祭祀】

冬季十月降霜杀死豆类【《公羊传》：这是豆类受灾，为什么作为异象记载？异象比灾害更严重】

谷梁子说：“豆类【何氏说：豆类，大豆】是举重而言，不该杀而杀，是举重【范氏说：建酉之月，降霜杀死豆类，是非常之灾，举杀豆则杀草可知】该杀而不杀，是举轻，其象征是刑罚不中的应验【陟仲反。刘氏说：周历十月，今历八月，阴气未到，君位而杀，诛罚不由君出，是臣下的象征。何氏说：八月微阳用事，不该杀豆类。定公得位，不念先君被废黜驱逐的耻辱，所以天示以应当早诛季氏。苏氏说：在不该杀时说草，是说其广；在该杀时说豆类，是说其所害。高氏说：豆类，是草中难杀的。说杀豆类则草都死了；说不杀草则知豆类也不死。○我按：有人说春秋用夏正，引孔氏正义说耐霜的豆类被霜所摧，所以作为异象。如果十月降霜，不应只杀豆苗不及其他谷物。今考僖公三十三年降霜不杀草，也只是举易杀者而言，不是霜杀其他苗而不杀草。这一年杀豆类，则举难杀者而言，其他苗也受伤可知。如果禾稼已收，耐霜晚熟的豆类被霜所杀，又何必烦劳圣人的笔呢？王莽地皇二年秋降霜杀死豆类，也能说只杀耐霜的豆类吗】

【癸敬王四十二年】二年【晋定四年齐景四十年卫灵二十七年蔡昭十一年郑献六年曹隐二年陈惠二十二年杞悼十年宋景九年秦哀二十九年楚昭八年吴阖庐七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观，音工唤。《公羊传》：记载灾害。杜氏说：雉门，是公宫南门；两观，是阙。天火叫灾。何氏说：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外阙一观。孔氏正义：雉门，是公宫南门的中门；观叫阙，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上面悬挂法令，象其状巍然高大，叫象魏，使人观看，叫观，两观。象魏，阙，一物而三名。观与雉门都发生火灾，则两观在雉门两旁。崔氏《古今注》：大概在门外建二台，作楼观于上，两观双植，中间不设门。蜀杜氏说：鲁因周公的缘故，立雉门两观，是僭越天子之礼。鲁的僭礼，圣人讥讽，必因其事而托义。这雉门两观僭越已久，如果不发生火灾则不可得而记录，现在发生火灾】

译等到记载这件事时，实际上是讥讽其僭越礼制。○刘氏说：《公羊传》认为两观的灾祸轻微，引发灾祸的是两观，这是不对的。灾祸有先有后，是根据所见到的情况来记载，又说为什么不写“雉门灾及两观”，其用意是以新近修建雉门及两观作为比照，这也是不对的。新修建的不可列在下方，灾祸不可列在上方，这也是常理罢了。《谷梁传》说：不写“雉门灾及两观”，为什么呢？因为灾祸是从两观开始的，这也是不对的。我认为：何休说：雉门和两观是僭越天子的礼制，不可言说，即使在春秋时期也不记载。现在考查延厩、南门的新建都作了记载，而郊祀、禘祭等僭越礼制的行为都不避讳，那么雉门和两观的修建大概是在春秋之前，所以没有记载罢了。或者难道所谓新建南门，就是雉门这一类吗？○秋季，楚国人攻打吴国。《左传》记载：桐国背叛楚国，吴国国君派舒鸠氏引诱楚国人说：“用军队逼近我，我攻打桐国，为我让桐国没有顾忌。”楚国令尹囊瓦在豫章攻打吴军，吴人在豫章展示船只，却暗中把军队埋伏在巢国，在豫章包围楚军，打败了他们，于是包围巢国，攻克了它，俘获了公子繁。襄陵许氏说：楚国地处南方的荒远之地，夷蛮相互攻伐，不可能全部记录。自从襄公三年记载“楚国攻打吴国”，七次记载“楚国攻打”，仅在朱方一次获胜，其他战事都失败无功，积累其欺凌暴虐、率先用兵的罪过，将导致祸败失国的结局。陈氏说：这是囊瓦，贬斥他人。○冬季十月，新建雉门及两观【《公羊传》：说“新建”是什么意思？是修缮得过于宏大。修缮旧物不记载，讥讽什么呢？讥讽不致力于公室的政务。《谷梁传》：说“新”意味着有旧的，说“作”意味着增加了其规格。何氏说：讥讽不遵循公室的礼制，这是委婉的言辞。遭遇天灾应当减损，按照诸侯的规制，却反而修缮得过于宏大，僭越天子的礼制，所以说“新建”】

译《春秋》记载“新作”，是讥讽僭越王制而不能革除。雉门和象魏之门【杜氏说：象魏是门阙，哀公三年季桓子拥立定公时在象魏之外，周礼规定在象魏悬挂治象之法】，其外是库门，而臯门在库门之外，其内是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这是天子的五座门【《明堂位》：库门属于天子，臯门雉门属于天子，应门注：天子有五门，即臯、库、雉、应、路，鲁国有库、雉、路三门，库门的规制类似天子，臯门雉门的规制类似天子，应门是说制度高大如同天子，不必事事都相同】。僖公曾经修筑泮宫，重建閟宫，并非不使用民力，而《春秋》不记载“新作南门”，那么单独记载的，就不是仅仅一座门，必定有不当为之处。子家驹认为设立两观是僭越天子【《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不是诸侯的规制【何氏原本中，防御廪、桓宫、僖宫、西宫、新宫、亳社灾、太室屋坏等都不说另行修缮，唯独雉门两观僭越王者法度，天灾示警，应当有所革除，反而扩大其规模，所以经文说“新作”，以显示其不正当】。拨乱反正的人，必定从自身做起，自身端正，事物必定端正。《春秋》对僭越的君主必定记载，是含有匡正的意思。假设定公遇到灾祸而恐惧，革除僭越的礼制，三家陪臣即使想僭越诸侯，执掌国政，他们敢吗？习以为常而不知道这是错的，怎么禁止季氏胁迫其君主呢？所以特别记载“新作”来讥讽他【孙氏说：定公不知道僭越的罪恶，记载“新作”是奢侈而扩大它。刘氏说：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仪，所以其库门属于天子，臯门雉门属于天子，应门而设立两观，僭越君主太严重了。习以为常而不知道这是错的，看到灾变而不知道以此为戒，难怪季氏胁迫其君主了。这是《春秋》微言大义的至意。高氏说：庄公二十九年新建延厩不说“作”，说“作”的是收回旧制而增大它。鲁国僭越天子的礼仪，上天示警以警示他，遇到灾祸而不知道以此为戒，反而更加新建，反而增加其规制，这是鲁国的僭越终究没有止境。特别记载“新作”，罪责在于定公。家氏说：定公从贼臣手中接受君位，举国听从贼臣所为，君主不能像君主。上天示警，灾祸波及雉门两观，诸侯用来临视臣民的地方，一朝化为灰烬，灾变也很骇人了，反而又新建它，比旧制更大，这是说天变不值得畏惧○刘氏说：《谷梁传》说“其以尊者，亲之何也？虽不正也，于美犹可也。”不对。雉门先受灾，不得不说是雉门及两观受灾。受灾之后，鲁人修缮旧制，理应先修门。门是出入的地方；观是门的装饰。各自顺着顺序记载罢了】

【甲敬王十五年】三年【晋定公五年齐景公四十一年卫灵公二十八年蔡昭公十二年郑献公七年曹隐公三年陈惠公二十三年杞悼公十一年宋景公十年秦哀公三十年楚昭公九年吴阖庐八年】春季周王正月，定公前往晋国【定公】，到达黄河就返回了【程子传：季孙意如上不向天子请示，下不告知方伯而立定公，所以晋国发怒而定公前往朝见，晋国辞谢定公而让他返回，所以第二年趁会盟之机在臯鼬请求结盟】○二月辛卯，邾子穿去世【庄公，在位三十三年，儿子益继位，是为隐公】○夏季四月○秋季安葬邾庄公【杜氏说：六月才安葬，太迟缓】○冬季仲孙何忌与邾子在防地结盟【防，公作枝，《左传》说在郯地结盟，修复与邾国的友好关系，杜氏说防地不详，郯即防，高氏说：邾子居丧而用吉礼与鲁国大夫结盟，其微弱可知，薛氏说：鲁国大夫而与诸侯结盟，邾国丧期未满一年而结盟，双方都有过失，襄陵许氏说：定公到黄河就返回，是晋国轻视鲁国；仲孙与邾子结盟，是鲁国轻视邾国。在昭公时，祲祥之会还未如此，我按：鲁国以大夫身份与邾君结盟，扰乱了君臣之分；邾隐公父亲去世才九个月就出防地结盟，淡薄了父子之亲；哀公二年夺取漷、沂田，州仇、何忌并书二卿与邾子结盟，句绎既夺取其地，而二大夫胁迫势力与其君结盟，就更严重了】

【乙敬王十六年】四年【晋定公六年齐景公四十二年卫灵公二十九年蔡昭公十三年郑献公八年曹隐公四年弑陈惠公二十四年卒杞悼公十二年卒宋景公十一年秦哀公三十一年楚昭公十年吴阖庐九年】春季周王二月癸巳，陈侯吴去世【惠公，在位二十四年，儿子栁继位，是为怀公】○三月，定公与刘子【文】、晋侯【定】、宋公【景】、蔡侯【昭】、卫侯【灵】、陈子【怀】、郑伯【献】、许男【隐】、曹伯【隐】、莒子【郊】、顿子、胡子、滕子【项】、薛伯【襄】、杞伯【悼】、小邾子、齐【景】、国夏在召陵会盟，侵犯楚国【昭，召音邵，晋楚兵交至此为止，《左传》：蔡昭侯带着两副佩玉和两件皮衣前往楚国，献上一副佩玉和一件皮衣给昭王，昭王穿着它们宴请蔡侯，蔡侯也穿着其中一副。子常想要，不给，三年扣留他。唐成公前往楚国有两匹肃爽马，子常想要，不给，也扣留他三年。唐人偷马献给子常，子常放回了唐侯。蔡人听说后，坚决请求献佩玉给子常，子常朝见蔡侯的随从，命令官吏说：蔡侯停留太久，官吏不供给，明天礼仪不完备将处死蔡侯。蔡侯回国，到达汉水，拿着玉沉入水中说：我所有渡过汉水以南的东西，都像这大川一样。蔡侯前往晋国，以其子元和其大夫之子作为人质，而请求伐楚。三月，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谋划伐楚。晋荀寅向蔡侯求取财物，没有得到，说于

译范献子说：“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诸侯们正有二心，想要趁机袭击敌人，不也太难了吗？雨水正下个不停，疟疾正流行，中山国不肯服从，背弃盟约只会招致怨恨，对楚国没有损害，却失去了中山国，不如辞谢蔡侯。自从我们退守方城以来，楚国尚且不能得逞，只会徒增辛劳罢了。”于是辞谢了蔡侯。晋国向郑国借取旗帜，郑国给了他们。第二天，有人把旗帜藏在防山，晋国因此失去了诸侯的信任。程子传：“楚国倚仗其强大，欺凌诸侯，晋国向上向天子请求，大规模会合诸侯去讨伐它，却不能明确揭露它的罪行以执行天子的讨伐，没有功效就回来了，所以史书用‘侵’字记载。”

译查考《左传》记载为“伐”，而《春秋》经文记载为“侵楚”，这是因为楚国无道，欺凌中原各国，为了索取一件皮衣和一匹马，就拘禁了唐、蔡两国的国君，过了三年才释放。蔡侯回国后，向晋国请求出兵，晋人向周天子请示命令，大规模会合诸侯，周天子的元老也在其中。如果能昭示楚国的罪状，恭敬地执行上天的讨伐，或许还能算是王者的军队，那么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绩就显得狭隘了。有个叫荀寅的人，向蔡侯索取财物，没有得到，于是劝阻晋国不要接纳蔡人的请求，晋国因此失去了诸侯的信任，没有立功就回来了。经文说“侵楚”，是鄙视晋国的行为。

夏季四月庚辰日，蔡昭公的孙子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掉了沈国，把沈国国君沈子嘉俘虏回来，杀了他。

沈国没有参加召陵之会，晋国人派蔡国去讨伐它。经文记载“灭沈”，是谴责公孙姓。记载“把沈子嘉带回来”，是谴责沈子嘉。记载“杀了他”，是谴责蔡侯。拿着辞令去讨伐，却颠覆了人家的国家，被敌人所俘获，不能死在位子上，这都是不仁义的行为。在前面所厌恶的，在后面不要先做出来，从你那里发出的，最终会回到你自己身上。蔡侯看待楚国，就像沈国看待蔡国一样。蔡昭公被拘禁在郢都三年后才回来，不就是因为国家弱小吗？沈国虽然没有参加召陵之会，但也没有大的罪恶，却倚仗强权杀死它，太过分了。能不招致公孙翩那样的祸患吗？沈国不参加召陵之会，是因为亲附楚国。亲附楚国的人不接受晋国的命令，所以晋国借机让蔡国发泄怨恨。蔡国屡次被楚国灭亡，现在放弃楚国是不容易的。晋定公不能弘扬霸业，寻求制服楚国并保护蔡国的方法，连一个沈国都不能容忍而加以杀害，把恶名归咎于蔡国，这是加重楚人对蔡国的愤怒，而让晋国变得容易受辱啊。

译（这）也是责备晋国的原因。晋国大规模会合诸侯，借口说是讨伐楚国，却没能损害楚国丝毫，于是以沈子没有防备为由，命令蔡国去讨伐他。讨伐他尚且可以，但蔡国行事不道，趁着沈子来不及设防，偷袭并灭掉了沈国，真是残忍啊。因此史书既记载“灭”又记载“杀”，以纠正他们的罪责。宋国将曹伯阳押解回国（《哀公八年》），蔡国将沈子嘉押解回国，都是被杀了，但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那些不记载的，是因为地位卑贱而简略了。【我按：沈子嘉势力微弱且靠近楚国，他不防备晋国，是形势使然，并非他的罪过，只是贬斥他不能为君位而死罢了，所以记载“杀”来彰显蔡昭的罪责。曹伯阳田猎射鸟荒淫无度，自取灭亡，所以地位卑贱而被简略，不记载宋国人杀他】

译五月，鲁定公与诸侯在皋鼬结盟。【“鼬”字音由又。“皋鼬”在《公羊传》中写作“浩油”。《左传》记载：在皋鼬之盟，晋国打算让蔡国排在卫国之前。卫国国君派祝佗私下对苌弘说：“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卫成公没有参加，夷叔是卫成公的同母弟弟，当时蔡国还是排在卫国之后。盟书上记载：‘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这份盟书收藏在周王室府库中，可以查证。”苌弘被说服，告知刘子并与范献子商议，于是让卫国国君在盟会上排在蔡国之前。”《谷梁传》认为：同一件事两次提到“防”（军事集结），是因为鲁定公志在第二次防会。”程子传解释：“鲁定公因为未能被晋国接见，所以借防会之机寻求结盟，因此这次结盟是鲁定公的本意。”所以史书写作“公及”。杜预说：“繁昌县东南有城皋亭。”郑玄说：“皋鼬，是郑国的地方，即城皋。”我按：属于今天的汴梁路郑州。】

鲁定公即位时，向上没有请示周天子，向下没有告知方伯，而是从季孙意如手中接受国家政权。因此，他在位第三年朝见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如今召集诸侯防会，寻求这次结盟，史书写作“公及”，是因为这是鲁国内部的意愿。【宋氏说：“及”意为急切。这是鲁国内部的意愿。鲁定公刚即位，急切地寻求与诸侯结盟。】召陵的防会，如果不列出十八国的诸侯，就无法显现出侵略楚国的浅陋。皋鼬的结盟，列出或不列出诸侯，并不关乎大义，那么用“凡”来概括就可以了。【陆氏说：重复说“诸侯”，是因为刘子没有参与结盟。陈氏说：史书写作“公及诸侯盟”，说明不是晋国主持结盟。从此以后，诸侯不再有共同的防会，只有单独相互结盟的情况了。我按：首止、葵丘的结盟，王世子、宰周公没有参与，所以防会和结盟同地而书“诸侯”。柯陵、鸡泽、平丘的结盟，尹子、单子、刘子参与了，所以不书“诸侯”。这里说“诸侯”，可知刘文公没有参与结盟。薄地的结盟，鲁公没有参与防会，但参与了结盟，所以书“公防诸侯盟于薄”。宋国的结盟，鲁公没有参与围宋，但参与了结盟，所以书“公防诸侯盟于宋”。扈地的结盟，鲁公后到，所以书“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这一年鲁公参与了召陵的防会，又参与了皋鼬的结盟，所以不是后到。防会和结盟，鲁公都参与了，而刘子没有参与，那么应当只书“诸侯盟于皋鼬”，如同祝柯、重丘防会与结盟不同地的例子，却又书“公及”，是为了彰显鲁定公急切于第二次防会，寻求这次结盟。蜀地的结盟，《春秋》不承认楚国主持结盟，所以书“公及”。这里书“公及”，也是为了彰显晋国不再能主持结盟。○陆氏说：《左传》说：“打算让蔡国排在卫国之前，祝佗私下对苌弘说。”意思是践土之盟，卫国排在蔡国之前。但按践土之盟先书蔡国结盟，此传是妄说。刘氏说：杜预说：“再次称公，是因为防会与结盟地点不同，所以不对。”但襄公二十五年防会在夷地，仪地在重丘结盟，也是防会与结盟地点不同。为什么不另外书“公及”呢？何休注：“再次说公，是因为昭公多次去晋国，没有得到答复，最终被季氏驱逐。定公刚即位，得以与诸侯结盟，所以欢喜记录，也不对。”《春秋》中诸侯的防会，是常事，并非王道的正道。《春秋》有什么可欢喜的呢？】

杞伯成在防会期间去世。【《公羊传》中“成”作“戊”，悼公在位十二年，世子乞继承，是为隐公。七月，他的弟弟过杀了隐公自立，是为僖公。高氏说：不说“卒于师”，是因为没有完成伐楚之事。】○六月，安葬陈惠公。【高氏说：这显示陈侯背离防会，离开防会。大概国君在殡期间可以推辞防会，虽然不得不听从晋国的命令，但齐国也派国夏来了。】○许国迁都到容城。【张氏说：容城的地点不详，任公辅认为是华容县，也是靠近折的地方。我按：今天的许州临颍县。高氏说：许国到这时大概已经四次迁都了。王氏说：许国四次迁都都是听从楚国的命令，经文全都以自行迁都来写，大概是违背危害、追求利益而愿意迁都，但不能修德巩固边防而迁徙无常，又有什么益处呢？圣人详细记载以作为后世的鉴戒。】○秋七月，鲁定公从防会返回。【襄陵许氏说：不记载侵楚，是讥讽没有功劳。高氏说：晋国以伐楚召集诸侯，而以防会结束，是因为没有完成伐楚之事。张氏说：不以侵楚来记载，是因为鲁公以能结盟为幸事，心意不在侵楚。】○刘文公刘卷去世。【“卷”音权。《公羊传》：刘卷是谁？是天子的臣子。外臣不记载死亡，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我国主持丧事。《谷梁传》：这是王畿内的诸侯，不是分封土地的诸侯，为什么记载死亡？因为贤德。杜预说：就是刘蚠。赵氏说：王畿内的诸侯不同于列国，所以不说“刘子卷卒”，也是讥讽他来报丧所以记载。刘氏说：天子的制度，内诸侯受禄，外诸侯继承，所以活着称爵位是因为受禄，去世称名字是遵循正礼，安葬称公是主人之事。高氏说：召陵防会结束后去世，可知皋鼬之盟是因为生病没有参与。庄公二十三年传：天子内臣不正规其外交，所以刘卷来报丧不书其爵位。○刘氏说：《谷梁传》说这不记载死亡而记载是因为贤德，天王去世为诸侯主持丧事。所谓天王去世，就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去世，为诸侯主持丧事就是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这说明王猛本是正统。《谷梁传》说他篡位是什么意思呢？我按：诸儒的说法，认为刘子平定内乱恢复周室，对王室有大功，所以特别记载死亡和安葬。然而单旗

译不记载（楚平王）去世，而尹氏专权也记载了去世，所以知道这是跟随赴告的礼节。○ 安葬杞悼公。○ 楚国人包围蔡国。【《左传》：楚国因为沈国的缘故包围蔡国。襄陵许氏说：包围蔡国不记载卿率领军队，是显示其骄横暴虐而不自我反省，溢出必然决堤，将要失败的征兆，因此用“围”字来征验它。】○ 晋国士鞅、卫国孔圉率领军队讨伐鲜虞。【《公》作“圄”。襄陵许氏说：谋划对付楚国却不能讨伐，盟会蔡国却不能救援，唯独讨伐中山，记载卿与军队，是彰显威势不能施行于强暴，却施行于寡弱。苏氏说：昭公十二年，楚国灭掉陈、蔡，晋国人不救援却讨伐鲜虞，称“晋”以夷狄视之。如今晋国既不为蔡国讨伐楚国，楚国人包围蔡国也不救援，而在讨伐鲜虞时称“晋士鞅、卫孔圉”，为什么呢？晋国虽然有抛弃诸侯的罪过，但蔡国没有国家灭亡的祸患，这是轻重的不同。我按：荀吴首先讨伐鲜虞，是因为他们挟持欺诈，所以用“狄”来称呼他们；这次不是欺诈偷袭，所以称将称师，以彰显其暴虐罢了。】○ 安葬刘文公。【《公羊传》：外国大夫不记载安葬，这为什么记载？是记录我国的主君。赵氏说：刘文公是天子畿内的诸侯，列国不应当与他进行交往的礼仪，如今参加他的葬礼，是不合礼的。高氏说：尹氏、王子虎都不记载安葬，这里记载安葬，是因为鲁国特意前往参加葬礼。】○ 冬季十有一月庚午，蔡侯昭公率领吴子阖庐与楚国人战于柏举，楚军大败，楚囊瓦出奔郑国。【柏举，《公》作“伯”，《谷》作“伯举”。吴国开始称“子”，记载“战”。《左传》：伍员担任吴国行人，以谋划楚国。楚国杀害郤宛时，伯氏的家族出逃，伯州犂的孙子嚭担任吴国太宰，以谋划楚国。楚国自从昭王即位，没有一年没有吴国的军队。蔡侯借机让他的儿子干和他的大夫的儿子在吴国做人质。蔡侯、吴子、唐侯讨伐楚国，把船停泊在淮水弯曲处，从豫章与楚国夹汉水对峙。左司马戍对子常说：“您沿汉水与他上下对峙，我尽出方城外的兵力来毁坏他的船只，回来堵塞大隧、直辕、冥阨，您渡过汉水而讨伐他，我从后面攻击他，必定大败他。”既谋划好而行军，武城黑对子常说：“吴国用木船，我们用皮革，不能持久，不如速战。”史皇对子常说：“楚国人厌恶您而喜欢司马，如果司马在淮水毁坏吴国船只，堵塞城口而入，这是独自能战胜吴国的。您必须速战，不然不免于祸。”于是渡过汉水而列阵，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三次交战，子常知道不可，想要逃跑。史皇说：“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您必须死战，起初的罪过必定全部说明。”两军列阵于柏举。阖庐的弟弟夫概王早晨请求阖庐说：“楚瓦不仁，他的臣下没有死战的意志，先讨伐他，他的士兵必定逃跑，然后大军继之，必定攻克。”阖庐不答应。夫概王说：“所谓臣子依义而行不等待命令，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今天我死，楚国可以攻入。”率领他的部属五千人先攻击子常的士兵，子常的士兵逃跑，楚军混乱，吴军大败楚军。子常逃奔郑国。《公羊传》：吴国为什么称“子”？是夷狄，却忧虑中国。他忧虑中国是怎样的？蔡昭公朝见楚国，有件美裘。囊瓦想要它，昭公不给，因此被拘禁在南郢数年，然后才放他回去。在他回去时，在黄河边祭祀，说：“天下诸侯如果有能讨伐楚国的，寡人请求做前锋。”楚国人听说后愤怒，因此兴师，派囊瓦率领而讨伐蔡国。蔡国向吴国请求救援。伍子胥说：“蔡国没有罪过，楚国人无道，君主如果有忧虑中国的心，那么这时可以了。”于是兴师而救援蔡国。《谷梁传》：吴国称“子”是什么意思？因为蔡侯率领他，举荐他的尊贵者。吴国信任中国而排斥夷狄，吴国进步了。蔡国向吴国请求救援，子胥说：“蔡国没有罪过，楚国无道。”因此兴师而讨伐楚国。为什么不说是“救”呢？救援是大事。杜氏说：柏举，是楚国的地方。】

译吴国为什么被尊称为“子”？是因为它善于讨伐楚国，解除了蔡国的围困。荆楚暴虐横行，盟主不能讨伐它，周天子不能传达他的命令，楚国长期作恶而不悔改，又兴兵包围蔡国。这是王法应当讨伐而不赦免的。吴国能够自谦卑下，听从蔡侯的道义，以传达天子的命令，兴师救援蔡国，在柏举交战，大败楚军，成就了霸主讨伐的功业，这是善举。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是中原各国所仰望的，就像嘉谷盼望雨水一样。向晋国请求援助，像那样困难。吴国在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不是诸侯所能左右的。向吴国请求援助，像这样容易。所以在召陵的盟会上，大会诸侯而记载吴国侵犯楚国。柏举之战，蔡国使用吴国的军队，特别记载为“以”（杜氏说：能够指挥军队叫“以”，吴国为蔡国讨伐楚国，听从蔡国的谋划，所以记载蔡侯“以”吴子，意思是蔡侯能指挥吴军），这是深深谴责晋国人保全私利而抛弃道义，难以救援蔡国。那么为什么不记载为“救”呢？“救”的意义太大了。阖庐、子胥、宰嚭都怀有谋楚之心。蔡国人前往请求，恰好碰上了这个偶然的机会（适，就是偶然，指恰好碰上了偶然的机会），并不是有救灾恤邻、遵从简书忧虑中原各国的实情。圣人道大德宏，乐于与人一同行善，所以趁着吴国听从蔡国特别进兵而记载其爵位（孙氏说：吴国称子，是因为大救蔡国，从此诸侯无论大小都尊奉吴国。王氏说：吴国进兵而记载为子，是为了谴责中原盟主不振作，诸侯不尊奉君主）。囊瓦贪婪而导致国家败亡，又不能为国而死，卑贱得很。所以记载他出逃，特别贬低而称他为“人”（杜氏说：囊瓦称人，是因为贪婪导致失败，不能为国难而死，是罪贱之人。氏说：自从楚昭王继位，把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囊瓦，他贪财无厌，杀人无忌，以至于内外离心背叛，没有人有斗志，因此有了吴军入郢的祸患，国家破败君主逃跑。囊瓦不能死节，又不能与君主一起出走，抱头鼠窜，以此作为苟且偷生的计策，罪过不可胜数。《春秋》在柏举战败之后，记载囊瓦出逃，是诛责大臣败坏国家而自身逃脱）。《春秋》的情意就显现出来了（愚按：《春秋》记载“以”师的有三处：桓公十四年，宋国以齐、蔡、卫、陈的军队伐郑，是以中原国家欺凌中原国家；僖公二十六年，鲁国以楚国的军队伐齐，是以蛮荆虐待中原国家；这一年，蔡国以吴子与楚国作战，是以蛮荒之邦讨伐蛮荒之邦而救援中原国家。三次记载“以”，只有柏举之战是善举，所以蔡侯、吴子都记载爵位，以此赞美他们）。

庚辰日，吴国（阖庐）进入郢都（郢，公羊传、谷梁传作楚。左传记载吴国跟随楚军五次交战到达郢都。楚昭王娶了妹妹季芈，让她出逃，吴军进入郢都，按等级占据宫室。子山占据了令尹的宫室。夫槩王想攻打他，子山害怕而离开。夫槩王进入了令尹的宫室。楚昭王渡过睢水，渡过长江，进入云中。盗贼攻打他，昭王逃到郧国。郧公斗辛和他的弟弟巢带着昭王逃到随国。吴人对随人说：“周朝子孙在汉水流域的，楚国实际上已经杀尽了。上天引导他们，降罚于楚国，而您又藏匿周室的子孙，有什么罪过？”随人拒绝了吴人，吴人才退兵。起初，伍员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员出亡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能复国。”申包胥说：“努力吧，你能复国，我一定能振兴它。”等到昭王在随国，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援军，说：“吴国像大猪长蛇，接连吞食上国，暴虐始于楚国。我们国君失去了社稷，流落在草莽之中，派下臣告急说：‘夷狄的贪欲没有满足，如果成为您疆界的祸患。’趁吴国还没有安定，您可以夺取一部分土地。如果楚国最终灭亡，那就是您的土地。如果凭借您的神灵安抚他们，让他们世代侍奉您，我将在庭院墙下哭泣，日夜不停，七天不喝一口水。秦哀公为他赋《无衣》诗，申包胥九次顿首，秦军才出动。五年，秦国的子蒲、子虎率领五百辆战车来救楚国。子蒲说：“我不熟悉吴国的道路，让楚国人先与吴军交战，我们在稷地设防。”在沂地大败夫槩王。吴军在柏举抓获了防射。他的儿子率领奔徒跟随。子西在军祥打败吴军。子期、子蒲灭了唐国。吴军驻扎在麇地，子期焚烧了它。又与吴军交战，吴军战败，又在公婿之溪交战，吴军大败。吴王于是回国。《公羊传》说：“君主住在君主的宫室，大夫住在大夫的宫室。”大概是娶了楚王的母亲。《谷梁传》说：“‘入’字容易，是因为没有楚国了，毁坏宗庙，迁移重器，鞭打平王的坟墓。君主住进君主的寝宫，而娶君主的妻子；大夫住进大夫的寝宫，而娶大夫的妻子。”大概有想娶楚王母亲的，不认为乘人之危是正当的，而深深地贪图利益愚昧。按：郢，是楚国的都城。文王迁都到郢，在今江陵路江陵县故郢城。平王时囊瓦修筑郢城，在今江陵路安陆府）。

与楚人作战时称吴君的爵位，进入郢都时举其国号，为什么呢？君主住在君主的宫室，大夫住在大夫的宫室，这是大乱。圣人谁毁谁誉？救灾恤邻就进兵而记载爵位，不是有心要与他交好，是顺从天命；乘人之危放纵淫乱就贬斥而举其国号，不是有心要贬低他，是奉行天讨。讨伐国家的人本来就是要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聚集他们罢了。杀死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移他们的重器，而扰乱男女的配偶。像水越来越深，像火越来越热，那么善小而恶大，功

译不足以掩盖他的罪行了。【孙氏说：吴子救援蔡国、讨伐楚国，这是善举。但趁着囊瓦战败的时机，长驱直入郢都，夷平楚国的宗庙，毁坏其宫室，这就过分了，所以《春秋》反而用对待狄人的笔法来贬斥他。】圣人的心中没有毁谤与赞誉的成见，就像镜子没有美丑的分别一样，只是根据事物的善恶来施加褒奖或贬斥，不刻意追求公正而自然公正。明白了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执掌赏罚的大权，掌握《春秋》的法则。【薛氏说：不写“楚”而写“郢”，显示出楚国虽然都城宏大，却仍然无法守住。陈氏说：进入他国通常不写具体城邑名，这里是进入楚国，却说“入郢”，这不是攻占国家的措辞。家氏说：前面记载吴子时是褒扬他，这里记载吴子则是贬斥他。吴国本是太伯的后裔，与楚国不同，如果吴国在攻入郢都之后停止军事行动、休整掠夺，命令蔡昭公、伍子胥等人分别划定楚地，安抚百姓，向周天子请示，公开声讨楚庄王、共王、灵王以来欺凌中原诸侯的罪行，削减并夺取其土地，将这些土地分封给有功的诸侯，而吴国自己并不占有，那么霸业就可以成就，即使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也是可以的。然而夷狄之人志向不在远大，骄傲之心容易滋生，所以失败接踵而至，实在可惜。○赵氏说：楚君不久就返回了国家，国家没有断绝祭祀，所以不写“灭”，《谷梁传》随意附会义理，不值得采纳。刘氏说：《谷梁传》问为什么不写“灭”？回答说想要保存楚国，这是不对的。楚国实际上并没有灭亡，应当只写“入”就可以了。凡是灭国，《春秋》从未不保存其祭祀，难道唯独对楚国才保存吗？我按：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侵犯曹国，丙午日攻入曹国；又过了十五年晋国郤缺讨伐蔡国，戊申日攻入蔡国，都书写国名而不书写地名。唯独这一年不写吴国攻入楚国，而是用楚国的国都地名来书写，恐怕是因为昭公三十一年吴国攻入郢都的记载而弄错了。《左传》在此后十五年楚国灭亡，所以也称吴国攻入楚国，而不说“入郢”，应当从《公羊传》《谷梁传》作“入楚”，在义理上颇为通达。】

译【鲁定公五年】五年【晋定公七年，齐景公四十三年，卫灵公三十年，蔡昭公十四年，郑献公九年，曹靖公露元年，陈怀公柳元年，杞僖公过元年，宋景公十二年，秦哀公三十二年，楚昭王十一年，吴阖庐十年】春季，周历三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鲁国以周历三月为正月】。夏季，鲁国向蔡国运送粮食【《左传》认为周王室屡次请求援助却无物资，杜预说蔡国被楚国围困，饥荒匮乏，所以鲁国给它粮食。《公羊传》问：谁给蔡国粮食？诸侯给的。为什么不写诸侯给？因为诸侯离散，无法按次序排列，所以写“我”（鲁国）。《谷梁传》说：诸侯没有粮食，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粮食是正当的。谁给蔡国粮食？诸侯给的。不写“给”字，是专用的辞令，表示义理相近。范氏说：这是近处的事，不值得详细列举诸侯共同谋划。两传都称诸侯给蔡国粮食，为何简略而不按次序排列？蔡国被楚国人围困，诸侯环视而不能救援，吴国已经打败楚国进入郢都，解除了蔡国的围困，然后诸侯才相率给蔡国送粮，这不是救灾恤邻、遵循简书的正道，所以特别记载鲁国而不按次序排列诸侯，表明这件事做得太晚了。我按：昭公二十五年输送粮食给周王，不记载是因为诸侯给周王送粮是常事；襄公三十年在澶渊会盟，谋划改变宋国所受的损害而归还其财物，则记载说“因为宋国灾荒，所以归还财物”，因为宋国灾荒，归还财物并非当务之急。这一年诸侯给蔡国送粮而不记载诸侯，是因为不能救援蔡国的危难，只是徒然给蔡国送粮罢了，所以简略记载，与“筑楚丘”、“戍陈”意义相同。有人认为诸侯给粮符合先王的制度，而《春秋》记载“归”是为了赞美它，这就错了。如果记载“归”都是美辞，那么“归含”、“归〇”也可以算是美辞吗？】。于越【允常】入侵吴国【阖庐。《左传》：吴国在楚国。《公羊传》：于越，是指还不能用其正式名称通行的越国；越，是指能用其正式名称通行的越国。杜预说：“于”是发声词。范氏说：于越是夷狄的语言，《春秋》就按照他们自称的名称来记载，显示他们不能仰慕中原文化，所以用本俗的名称来互通。刘氏说：于越是他们自称的名称，越是中原人称他们的名称。陈氏说：以前说越人，现在说于越，是恢复称呼其旧号。吴楚争霸之后，越国进入中原视野，昭公五年常寿过开始见于经书，且屡次被称为“人”，后三十年入侵吴国，不再被称为“人”了。高氏说：吴国讨伐楚国有安定中原的意思，越国却趁其士兵疲惫，乘虚入侵其国，到十四年又打败吴国，哀公十三年再次入侵吴国，像是为楚国复仇，所以君子厌恶它！唉！阖庐争夺进入郢都的利益，而于越入侵吴国；夫差谋取与晋国结盟的功劳，而于越又入侵吴国。心意有所追逐，而爱护有所遗忘。王氏说：“吴越互相攻伐，都不以中原的称号看待他们，大概是互相讥讽他们。”我按：《汲冢周书》王会篇有“东越”、“于越”，那么“于越”或许是当时的称呼吧。】。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去世【《左传》：“季平子去世，阳虎想用璵璠玉敛葬，仲梁怀不给，说：‘改变步武，就要改变玉佩。’阳虎想驱逐他，告诉公山不狃。不狃说：‘他为了君主，你怨恨什么？’既而，季桓子出行到东野和费地，子泄担任费宰，在郊外迎接慰劳。季桓子敬重他，慰劳仲梁怀，仲梁怀不敬重，子泄愤怒，对阳虎说：‘你行动吗？’阳虎囚禁季桓子和公父文伯，驱逐仲梁怀，杀死公何藐，在稷门内与季桓子盟誓，大诅咒驱逐公父歜和秦遄，他们都逃奔到齐国。】内部大夫有罪被讨伐，就不记载去世，公子翚就是这样。仲遂杀害恶及视，罪行与翚相同，而记载去世，是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而去世【因事情的变化，以表明卿大夫去世不举行绎祭的礼仪】。意如为什么记载去世显现定公不讨伐驱逐君主的贼人，认为大夫保全了始终的礼仪。定公虽然从季氏手中接受国家，如果有叔孙婼的见识，不奖赏私人的功劳【昭公四年，竖牛立叔孙昭子；五年，昭子早晨对家众说：‘竖牛杀嫡立庶，必须赶快杀他。’竖牛害怕逃奔到齐国】，将意如交付法办以明君臣之义，那么三纲可以端正，公室就强大了。现在如果贪图利益而忘记仇敌，三纲灭绝，公室更加被侵夺，家臣专命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意如记载去世，主人习惯于诵读经文而询问传文【〇恋反】，就不知道自己有过错了【刘氏说：“意如亲自驱逐他的君主而记载去世，与翚有什么不同？回答说：以定公为君，就不得不以意如为大夫。哪有大夫去世而君主不为他变礼的呢？意如驱逐昭公，盟誓翚遂弑君，隐公和叔仲惠伯掩盖罪恶，尚未显露。《春秋》本来有不等待贬绝而罪恶就显现的，说的就是这个。况且意如的罪行本来就很明显了，等到他去世而断绝他，那么他的罪行不是更加确凿吗？而《春秋》不这样做，认为定公不书正月，足以显示定公的不正，还不足以显示他接受国家于季氏，所以在这里再次明确意如是定公的大夫，假如定公真能明君臣之义，不奖赏私劳，讨伐先君的贼人，诛杀季氏，那么意如就不免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贪图利益而忘记耻辱，庆幸祸患而忘记仇敌，说意如是定公的大夫不也适宜吗？家氏说：《春秋》记载意如去世而不贬斥，正是为了深深贬斥他。蜀杜氏说：在桓公之年记载公子翚，是为了贬斥桓公；在宣公之年记载公子遂，是为了讥讽宣公；在这一年记载季孙意如去世，是为了痛恨定公。】

秋季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去世【叔孙婼的儿子，成子。子州仇继承为大夫，是为武叔。】冬季，晋国【定公】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左传》：三年秋季，鲜虞人】

译在平中击败晋军，俘获了晋国的观虎。五年冬天，士鞅围攻鲜虞，这是为了报复观虎那次战役。襄陵许氏说：晋国因为土地的缘故，放纵军队肆意攻打鲜虞却不能使其屈服，于是又去围攻它，军队更加愤怒，道义更加不能取胜。君子因此厌恶晋国。

译【鲁定公六年】六年【晋定公八年，齐景公四十四年，卫灵公三十一年，蔡昭公十五年，郑献公十年，曹靖公二年，陈怀公二年，杞僖公二年，宋景公十三年，秦哀公三十三年，楚昭公十二年，吴阖庐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癸亥日，郑国大夫游速率领军队灭掉许国，并将许国国君许男斯俘虏带回。

二月，鲁定公入侵郑国。

鲁定公从入侵郑国归来。

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出使晋国。

秋季，晋国人拘捕了宋国使者乐祁犂。

乐祁犂出使晋国，赵简子设酒宴招待他。乐祁犂进献了六十个杨木盾牌。当时范氏与赵氏正相互敌视。乐祁犂的家臣说：“从前您侍奉范氏，如今您侍奉赵氏，这是招致灾祸啊。”范献子果然发怒，对晋侯说：“凭借君主的命令越过国境，尚未传达使命就私下饮酒，这是对两国君主不敬，不可不讨伐。”于是拘捕了乐祁犂。

拘捕并非没有理由，为什么说这不是霸主应有的讨伐呢？假如范氏与赵氏和睦，双方都有进献，就不会拘捕他了。拘捕别国的使者，出自列卿的私意，威福的权柄已经转移了。后来三家分晋，而晋靖公被废为平民，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

译志，晋国混乱的政令急迫施行，霸业正统由此断绝。

译冬季，修缮内城。【杜氏说：鲁定公因为晋国入侵郑国，所以恐惧而修缮城池。《谷梁传》说：修缮内城，是因为三家势力扩张。有人说：这不是为了防备外敌。髙氏说：三家势力扩张，鲁公所有的只是内城罢了。成公九年已经修缮过，这次再次修缮，是因为外部有齐国、郑国的怨恨，所以恐惧而修缮。我按：当时政令在三家手中，公室没有民众，定公哪里会征发众多劳役修缮城池来防备外患呢？大概是因为阳虎想要除去三家，所以借口恐惧齐、郑而修缮内城，打算挟持鲁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杜氏说：郓地背叛鲁国而依附齐国，所以包围它。何忌不称“何”，是缺文。髙氏说：郓地从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夺取，用来安置昭公。三十年郓地溃散，于是背叛鲁国而依附齐国。到这时两位卿大夫包围它想要重新夺取。大概是因为阳虎想要倾覆季氏以谋取政权。季孙、仲孙包围郓地说：阳虎专权季氏，季氏专权鲁国。仲孙做什么呢？家氏说：齐国夺取郓地，固然不对，而两位卿大夫包围它也不对。作为定公，应当用善意的言辞告诉齐国说：我国先君失去宗庙社稷，您夺取郓地来安置他，鲁国确实受到您的恩赐。现在郓地溃散了，寡人想要恢复旧日的疆界，敢向执事请求。凭借景公的贤明，一定会归还，不应该立即动用军队。第二年，国夏讨伐西部边境，从此连年交战，大概始于这次战役。○刘氏说：《公羊传》说：仲孙忌讥讽双字名，意思是双字名难以避讳。古代君主的名字，臣子不避讳；父亲的名字，儿子不避讳。到了周朝，臣子避讳君主的名字，儿子避讳父亲的名字，然而还是避讳死后的名字，不避讳生前的名字；避讳相同的字，不避讳相近的字。双字名就不能偏避讳了。孔子不偏避讳双字名，何况其他呢？】

【戊 敬王四十七年】七年【晋定公九年 齐景公四十五年 卫灵公三十二年 蔡昭公十六年 郑献公十一年 曹靖公三年 陈怀公三年 杞僖公三年 宋景公十四年 秦哀公三十四年 楚昭王十三年 吴阖庐十二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四月。○秋季，齐侯【景公】、郑伯【献公】在咸地结盟。【诸侯开始单独结盟。《左传》记载齐郑在咸地结盟，在卫国征召会盟。杜氏说：“咸，是卫国的地方。”襄陵许氏说：“齐郑的结盟，是背叛晋国，霸业衰败，诸侯离散，盟会开始恢复。记载这件事大概从此中国没有盛大的会盟了。”陈氏说：单独相互结盟，自从齐桓公以来没有过。于是再次出现诸侯没有主盟者的情况。所以石门记载诸侯的聚合，在咸地记载诸侯的离散。家氏说：“在咸地，在沙地，是齐景公图谋霸业的开始。这时周天子躲避儋翩的祸难，出居姑莸，景公不伸张勤王的义举，反而今天向郑国在咸地结盟，明天向卫国在沙地结盟，都是强迫别人顺从我，而不是心悦诚服，哪里能像小大诸侯不约而同地聚集呢？】齐【景公】人拘捕卫【灵公】的使者北宫结，用来侵犯卫国。【《左传》记载：卫侯想要背叛晋国，众大夫不同意，派北宫结出使齐国，而私下对齐侯说：“拘捕北宫结来侵犯我国。”齐侯听从了。杜氏说：“称行人，不是使者的罪过。”刘氏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亲近而远信他，使内部依附而外部归顺。卫侯欺骗他的群臣来应付晋国，残害他的百姓来奉承齐国，齐国拘捕北宫结，固然不是霸主的讨伐，而卫国的不良更加严重。从此看来，孟子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不也是可信的吗？我按：齐侯称人，而又记载侵犯，所以重重贬斥他。挟诈恃力，哪里是图谋霸业之道呢？记载拘捕北宫结来侵犯卫国，与楚成王拘捕宋公来讨伐宋国的书法正相同，圣人的意见可见了。○刘氏说：《谷梁传》说“用重辞”，卫人重视北宫结，不对。拘捕他的使者讨伐他的国家，文中加上“以”字，难道是为了加重吗？】齐侯【景公】、卫侯【灵公】在沙地结盟。【《公羊传》作沙泽。《左传》记载于是结盟于琐。杜氏说：“北宫结背叛晋国，琐就是沙。阳平元城县东南有沙亭。”张氏说：“元城县现在属于大名府。”襄陵许氏说：“齐卫的结盟，是背叛晋国。晋定公末年，郑献公、卫灵公背叛而跟随齐国，齐国可以称霸，而景公不值得期望。”临川吴氏说：拘捕他的使者而与其君主结盟以背叛晋国，齐卫……】的罪过相等。髙氏说：拘捕他的使者，侵犯他的国家，以求结盟，这是胁迫结盟，哪里还有信用呢？○举行大雩祭。○齐【景公】国夏率领军队讨伐我国西部边境。【《左传》记载：齐国国夏讨伐我国，阳虎抵御季桓子，公敛处父抵御孟懿子，准备夜间袭击。齐军听到消息，埋伏等待。处父说：“阳虎不图谋祸害而必死。”苫夷说：“阳虎陷两位卿于危难，不等待有司，我必杀你。”阳虎恐惧，于是撤退没有失败。髙氏说：齐国背叛晋国，与郑国结盟，所以为郑国讨伐我国，并且报复两位卿大夫包围郓地。襄陵许氏说：东方诸侯，只有鲁国事奉晋国，所以齐国讨伐它。景公趁着晋国的衰败，不思考致力于德行，来怀柔诸侯，而想要用武力征伐，来确立霸业，这是知道时机或许可以，而不知道自己不可以。家氏说：昭公流离颠沛，只依赖齐景公，这样五六年，最终没能替他出一支偏师，向鲁国边境，问意如的罪过。现在却兴起无名之师，加于鲁国，应当做而不做，与不必讨伐而讨伐，失去作为方伯的道理。】

译这是伯道的准则啊。《春秋》在记载咸地、沙地两次盟会之后，又记载了夏国攻打我国，这些都是表示贬斥。○九月举行大雩祭【薛氏说：一个秋天举行两次大雩祭，僭越亵渎到了极点。我认为：《左传》认为再次举行雩祭是因为旱灾严重，〇记载雩祭共有二十一次，只有昭公二十五年和这一年记载了再次举行雩祭，这是灾祸严重且变故巨大的表现。昭公不能自我反省，因而有了阳州之孙的祸患；定公又不知警惕，因而有了宝玉被窃、世卿叛逆、陪臣专横的乱象，这些导致灾祸的原因是一致的，所以通过并列记载这些事件来书写，作为后世的鉴戒】○冬十月

译【已敬王十亥八年】八年【晋定公十年，齐景公四十六年，卫灵公三十三年，蔡昭公十七年，郑献公十二年，曹靖公四年去世，陈怀公四年去世，杞僖公四年，宋景公十五年，蔡哀公三十五年，楚昭王十四年，吴阖庐十三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国攻打齐国【景公】《左传》记载：攻打阳州。杜氏说：这是报复前年齐国攻打我国西部边境。高氏说：去年齐国攻打我国西部边境，现在鲁君又对齐国用兵，鲁国的政令不再由鲁君掌握，而是由三家大夫实际操控，他们想把怨恨归咎于鲁君，所以如此。张氏说：阳虎掌权，没有军政制度，用兵没有法度，所以用“侵”来记载。鲁君从攻打齐国回来【高氏说：攻打齐国本出于三家大夫，而三家大夫想把怨恨归咎于鲁君，所以不到一个月就记载鲁君回来，并且为下文再次攻打齐国做铺垫】二月，鲁国攻打齐国【《左传》记载：攻打廪丘的外城。杜氏说：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孙氏说：鲁君再次攻打齐国，以加重怨恨，太过分了】三月，鲁君从攻打齐国回来【高氏说：鲁君在一个月之内两次出兵攻打齐国，虽然是三家大夫所为，但这样忽去忽来，不得休息，可以看出鲁君进退更加不能自主了，所以两次记载“侵”和“至”来体现这一点。○刘氏说：《谷梁传》说：去时记载月份，回来也记载月份，是危险；去时记载月份，回来记载季节，是去时危险；去时记载月份，回来也记载月份，是厌恶。这是不对的。文公十三年冬天，鲁君前往晋国；十四年正月，鲁君从晋国回来。那时鲁君一出使就有三个国家依附，是最荣耀的了，为什么说危险？宣公十七年六月，在断道结盟；秋天，鲁君从防地回来。那时诸侯同心协力共同抵御楚国，中原各国统一，没有其他变故，为什么说去时危险？僖公四年正月，攻打蔡国，接着讨伐楚国；八月，鲁君从讨伐楚国回来。那时齐桓公主持诸侯盟会，《谷梁传》认为这是大规模讨伐楚国，为什么说厌恶呢】○曹伯露去世【这是曹靖公，自从曹声公即位五年后，他的弟弟通杀了他，代替他即位，这就是曹隐公。曹隐公即位四年，他的弟弟露又杀了他，代替他即位，总共在位四年，去世，儿子阳继承君位】○夏季，齐国【景公】国夏率领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左传》记载：齐国国夏、高张攻打我国西部边境。高氏说：因为鲁君没有参加咸沙的盟会，并且报复今年春季的两次入侵。这是昭公的孙子，齐国虽然没有成功让他即位，但有意保留他的性命。定公即位后，未曾与齐国修好，所以齐国连年攻打我国，而我国也两次入侵齐国。看《春秋》记载齐国“伐”、鲁君“侵”，那么谁是谁非就显而易见了。襄陵许氏说：《春秋》记载国内被“伐”十六次，宣公以后七次；国内“侵”七次，宣公以后六次；“伐我”二十一次，宣公以后十七次；“侵我”五次，宣公以后一次。用兵时“侵”多而“伐”少，被兵时“伐”多而“侵”少。大概鲁国自中期以来衰落了，却想与齐国结怨，用“侵”代替“伐”，能维持多久呢】鲁君在瓦地会见晋国【定公】军队【《左传》记载：晋国士鞅、赵鞅、荀寅来救援我国，鲁君在瓦地会见晋国军队。范献子拿着羔羊，赵简子、中行文子都拿着大雁。杜氏说：晋国将要来救援鲁国，鲁君前去迎接会见。救援不记载齐国军队已经离开。瓦，是卫国地方，东郡燕县东北有瓦亭。张氏说：今滑州白马县】按照《左传》，晋国士鞅、荀寅救援鲁国，那么记载鲁君会见晋国军队是什么意思呢？《春秋》的大法，虽然军队次于君主，但如果与大夫同等到达，动用大量军队，那么君主和大夫都以军队为重，不敢轻视【庄公八年围攻郕国，爱父请求讨伐齐国军队，鲁君说不可以。九年战于干时，鲁君在戎路会见戎军，这都是鲁君亲自率领军队，〇都记载“师”，不记载“公”】所以棐林的会见【宣公元年】不提及赵盾，而说晋国军队；瓦的会见提及晋国军队，而不记载士鞅【僖公二年里克、荀息灭下阳，记载晋国军队；宣公十五年荀林父灭潞，也记载晋国军队】由此可以看出【音现】臣子不可拥有民众，专断兵权的意思。陈氏在齐国厚施恩惠【式智反】，以转移民心【昭公二十六年晏子说：陈氏取代公室，是因为他们对公室薄敛，对民众厚施，后世如果稍微懈怠，那么国家就已经在陈氏手中了，施恩不及国家】季孙在鲁国征收全部赋税，以夺取民心【昭公五年三分公室，季氏征收全部赋税】这都是王法所禁止的。《春秋》的道义，实行起来就不能这样了【陈氏说：不说会见士鞅，说会见晋国军队，是重视军队。鞅之战，鲁君在上鄍会见晋国军队，不记载，是避讳。四卿同时带兵，而以禽郑自师迎接鲁君，三家势力的扩张在此时形成，所以避讳。这时齐国军队攻打我国，晋国士鞅、赵鞅、荀寅救援我国，鲁君会见晋国军队，不必避讳了。刘氏说：晋国人兴师救援鲁国，《春秋》不用“救”来记载，为什么呢？所谓“救”，是仗着大义来拯救别人的危急。鲁昭公流落在干侯边境，困顿到了极点。晋国的诸卿只追求贿赂，偏袒臣子而压制君主。现在齐国军队前来，起初并非危急的情况，而晋国三卿急忙带兵前往，这是与齐国争霸，而不是为鲁国宗庙社稷着想，所以《春秋》不认为这是救援】

鲁君从瓦地回来【高氏说：不记载“防至”，是因为鲁君不是出去会见。我按：这也是特意相见往来称呼地名的例子】○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这是陈怀公，在位四年，儿子越继承君位，这就是陈湣公】○晋国【定公】士鞅率领军队入侵郑国【献公】接着入侵卫国【灵公○士公作赵《左传》：起初，晋国军队将在鄟泽与卫侯结盟，赵简子说：“群臣中谁敢与卫君结盟？”涉佗、成何说：“我们与他结盟，卫国人请求执牛耳。

译成何说：“卫国是我的温原之地，怎么能把它当作诸侯来对待呢？”将要歃血为盟时，涉佗击打了卫侯的手和手腕，卫侯大怒。王孙贾快步上前说：“结盟是为了确立信义和礼仪，如果有像卫君这样的人，谁敢不遵循礼仪而接受这个盟约呢？”卫侯想要背叛晋国，但担心各位大夫。王孙贾让军队驻扎在郊外，大夫们询问原因，卫侯把晋国的侮辱告诉他们说：“卫国背叛了晋国，晋国五次讨伐我们，痛苦到了什么地步呢？”大夫们都说：“虽然五次讨伐我们，但还可以防备作战，于是我们就背叛了晋国。”晋国人请求更改盟约，卫侯不允许。晋国士鞅防备成桓公侵犯郑国，包围虫牢，以报复伊阙之战，于是侵犯卫国。高氏说：郑伯与齐国在咸地结盟，卫侯与齐国在沙地结盟，两国都为了齐国而背叛晋国，晋国因此侵犯郑国和卫国，目的是断绝齐国的盟友。晋国不声讨他们的罪行，不防备他们归服，所以两件事都记载为“侵”。襄陵许氏说：用礼仪招徕背离者，用德行安抚远方人，咸地和沙地的盟约，诸侯已经二心，晋国不致力于德行和礼仪，却想依靠武力强行征服，那么失去霸权的日子还远吗？陈氏说：这里说“遂”，是晋国开始讨伐盟友。襄公二十三年，齐国开始背叛晋国，夺取朝歌，去年郑国和卫国相继背叛晋国，于是侵犯郑国和卫国，又过了一年与齐国讲和，鲁国也背叛晋国了，所以全部记载下来。我按：齐国开始讨伐盟主就记载为“伐”，卫国于是讨伐晋国，晋国开始讨伐盟友就记载为“侵郑”，于是侵犯卫国，齐国记载为“伐”而晋国记载为“侵”，从这里可以看出晋国霸权的衰落非常严重。然而成公二年，楚国率领郑国军队侵犯卫国，不记载为“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犯郑国，不记载为“遂侵卫”，虽然十六年，知武子率领诸侯军队侵犯陈国，于是侵犯蔡国，也不记载。必定像郑国和卫国背叛晋国，晋国用军队同时侵犯他们，然后才记载，以彰显诸侯不再服从晋国。○安葬曹靖公○九月安葬陈怀公【杜氏说：三个月就安葬，速度很快】○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左传》说：军队侵犯卫国，是因为晋国的缘故。高氏说：因为他们是为晋国兴师，所以记载为“侵”。临川吴氏说：鲁国对卫国没有可以声讨的罪行，所以军队出动是没有名分的。我按：成公六年，蔑侨如侵犯宋国。《传》说：是晋国的命令。现在季孙斯、仲孙何忌侵犯卫国，《传》也说：是晋国的缘故。两位卿大夫共同领军，虐待有婚姻关系的国家，欺凌兄弟之邦，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图，而是迫于霸国的威势。所以《春秋》都记载为“侵”，以讥讽他们】○冬天，卫侯【灵公】、郑伯【献公】在曲濮结盟【杜氏说：结盟背叛晋国，曲濮是卫国地名。高氏说：去年鲁国侵犯郑国，今年两位卿大夫侵犯卫国，都是因为晋国的缘故，而士鞅又亲自率领军队侵犯卫国，所以两位君主共同订立这个盟约，以巩固他们的计谋】○顺祀先公【《左传》说：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都在季氏那里不得志；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宠；叔仲志在鲁国不得志。所以这五人依附阳虎。阳虎想除掉三桓，用季寤取代季氏，用叔孙辄取代叔孙氏，自己取代孟氏，顺祀先公并向他们祈祷。辛夘日，在僖公庙举行禘祭。《公羊传》说：从祀是什么意思？是顺祀。文公逆祀，被废除的有三人；定公顺祀，背叛的有五人。《谷梁传》说：重视恢复正统。杜氏说：从是顺的意思。先公，指闵公、僖公。将要纠正这两位公的位次，所顺的不仅一人，因为亲尽所以通称为先公】蜀人冯山说【冯山，字允南，普州人，著有《春秋通解》十二卷】昭公到这时才得以在太庙从祀，他的说法是对的。季氏驱逐国君，控制他的生死命运。昭公死在乾侯，不能死在正寝。死后七月，又不能按时归葬。安葬后，隔绝他的兆域，又不能与先君相同【杜氏说：挖沟隔绝他的兆域，不让他与先君相同】而在墓道的南面。直到孔子担任司寇，然后挖沟合并到墓中【《左传》定公元年】那么他的神主虽然很久未能按昭穆次序附祭，是适宜的【以上都是冯氏的说法】等到季孙意如死后，阳虎专权季氏，将要杀害季孙斯而扰乱鲁国，借正统之名来推行他的不正之举。开始让昭公的神主从祀太庙，大概是想彰显季氏的罪行，以取悦国人。然而这件事虽然顺理，其动机却是逆乱。《春秋》根据动机制定法则，所以不记载禘祭和日期【王氏笺义：从祀先公，是大事，不经过国君命令而由阳虎决定，所以不记载禘，又不记载日期。刘氏说：从祀先公，是正统。所以从祀先公，则动机不正。为什么不正呢？季氏专权鲁国，阳虎专权季氏，想除掉三桓而代之，从祀先公以取悦他们，不是能行正道的人。从祀是祫祭吗？应该叫大事于太庙；是禘祭吗？应该叫禘于太庙，是时享吗？应该叫有事于某宫。之所以不正当地记载，是因为这件事可耻，出于阳虎的缘故。阳虎将要作乱，而厌恶不得民心，所以在这里做小正统来推行他的大不正，立小义来遂行他的大不义。从祀先公，这件事顺理，其动机逆乱。《春秋》根据动机，动机确实善良而功绩邪恶，不诛杀；动机确实邪恶而功绩善良，不认可】特别在盗窃宝玉大弓之后记载从祀先公【李氏瑾说：这是两件事，中间没有其他文字，用同样的措辞记载】显示【音现】事情出于阳虎而不可详述，这也深切显明了【薛氏说：从祀是什么意思？是顺祀。鲁国的祭祀，提升僖公，排除昭公，从祀的祭祀才开始正统】

译这是合乎礼制的。高氏说：“从”就是顺的意思。不直接说“顺”，是因为事情表面上是顺的，但本意并非如此，所以变换措辞说“从”。鲁国祭祀不合礼制的情况很多，武公、炀公本应迁祧，僖公、闵公本应纠正次序，昭公则是应当祭祀却没有祭祀的。现在只称“先公”，就完全遵循了典礼，不仅仅为某一位先公而设。然而不列举所祭祀的先公名号，不指明祭祀的地点，是因为不合时宜的妄自祭祀，其事可耻，出自阳虎的矫命擅行，所以虽然礼制得以恢复正统，但圣人如实记载，并将其置于盗窃宝玉大弓的事件之前，以此来声讨阳虎的作乱。所谓定公、哀公时期多含微言大义，意在言外。唉，千年之后，奸邪虚伪的踪迹，祸乱的根源，那些假借名义以谋取私利的人，难道只有阳虎一个吗？○我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都将“从祔”视为顺祀，对于闵公、僖公，只有冯氏认为是祔祭昭公，而文定公引用他的说法，薛氏、高氏两人都采纳了。现在考证经文，昭公下葬时称谥号，怀疑已经祔祭于祖庙，但“从祀”不称昭公，与“禘于庄公”的书法不同，那么三传的说法似乎也可以讲通。或许有人认为提升闵公、降下僖公，并非当时的急务，然而阳虎虽然祔祭了昭公，但道南的墓穴却仍等待孔子担任司寇后才合乎先君的兆域，这又是为什么呢？刘原父说：阳虎厌恶季氏，以臣下凌驾君主，就像僖公以儿子排在父亲前面一样，所以先纠正逆祀，以此委婉地暗示他的意图，这个说法也很好，暂且记下以待后来的智者。

译盗窃宝玉大弓

【左传】阳虎打算在蒲圃宴请季氏并杀害他，便命令都城的车辆准备，成邑的宰官公敛处父告诉孟孙说：“季氏命令准备都城的车辆，是什么缘故？”孟孙说：“我没有听说。”处父说：“那么这是祸乱，一定会波及到您，先做好准备吧。”阳虎在前面开道，林楚为桓子驾车，虞人拿着铍和盾牌夹在两旁。阳越在后面殿后，将要前往蒲圃。桓子咬手指对林楚说：“你的祖先都是季氏的良臣，你以此继承他们。”林楚回答说：“臣听到了命令。”后来阳虎执政，鲁国人都服从他，违抗他就招致死亡，死了也对主人没有益处。桓子说：“你能带我到孟氏那里去吗？”孟氏挑选了三百名强壮的圉人，作为公期，在门外筑起房屋。林楚愤怒，马跑到十字路口便奔驰而去。阳越射他却没有射中，筑墙的人关闭了门，有人从门缝中射阳越，杀死了他。阳虎劫持鲁定公和武叔去攻打孟氏，公敛处父率领成邑的人从自东门进入，与阳氏在南门之内作战，没有取胜，又在棘下作战，阳氏战败。阳虎脱下铠甲进入公宫，取出宝玉和大弓出来，住在五父的十字路口，睡觉并进食。他的部属说：“追兵将要到了。”阳虎说：“鲁国人听说我出来，高兴于不再招致死亡，哪有空闲来追我？”随从说：“唉，快驾车。”公敛阳在，公敛阳请求追他。阳虎进入讙阳关叛逃。

【公羊传】盗窃者说的是谁？说的是阳虎。阳虎是季氏的家臣。季氏的家臣地位卑微，怎么能得到国家的宝物而窃取它呢？阳虎专权于季氏，季氏专权于鲁国。宝物是什么？是璋、判、白弓、绣质、龟、青纯。

【谷梁传】宝玉，是封圭。大弓，是武王的戎弓。周公受赐后藏在鲁国，不是他应该取的却取了，称之为盗。杜氏说：“盗指的是阳虎。”家臣地位低贱，名字不被记载，所以称为盗。孙氏说：“盗，是微贱的称呼。宝玉大弓，是国家的重器。国家的重器却被盗窃取，那么定公作为国君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常山刘氏说：“宝玉大弓，是天子所赐，先君的分器，藏在国家中，子孙世代保卫它，不可丢失，却被盗窃取，国家怠慢没有政事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记载‘窃’以记录不恭敬的重大过失。”苏氏说：“阳虎将要杀害季孙斯，没有取胜而逃跑，从公宫取出宝玉大弓带走。称他为‘盗’，是因为他是陪臣。宝玉大弓，是鲁国的分器。当时阳虎凭借郓、讙、龟、阴叛逃奔齐，十年侯犯凭借郈叛逃，以及昭公十二年南蒯凭借费叛逃，都因为地位低贱而不记载。记载‘窃宝玉大弓’为什么呢？分器比土地重要。分器比土地重要，是因为轻视货物而重视天命。”通论说，先王的分器不能谨慎守护而被盗窃取于公宫，这是没有政事的证据。所以失去土地则避讳，失去宝玉大弓则记载失去，记载得到，记载重视这件事。陈氏说：“阳虎是陪臣。取出周公的分器出来，竟然没有人禁止。记载说‘盗窃宝玉大弓’，是鲁国无人之辞。”因此陪臣都不记载，记载阳虎为盗，是治理陪臣。孔子作《春秋》，治理到了陪臣，这是极致了。传文见于明年。愚按：何休认为季氏驱逐昭公，取出宝玉藏在家中，阳虎拘禁季孙，夺取他的宝玉。然而昭公的经文中不记载失去宝玉，而这里记载盗窃，那么阳虎是从公宫窃取，而不是从季氏那里夺取。

【庚敬王十子九年】九年【晋定公十一年，齐景公四十七年，卫灵公三十四年，蔡昭公十八年，郑献公十三年去世，曹伯阳元年，陈闵公越元年，杞僖公五年，宋景公十六年，秦哀公三十六年去世，楚昭公十五年，吴阖庐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去世【虿，音敕迈，公作虿，献公，在位十三年，儿子胜继承，是为声公】

得到宝玉大弓【左传：阳虎归还宝玉大弓。六月，攻打阳关，阳虎派人焚烧莱门，军队惊慌，他趁机逃跑奔齐，请求军队攻打鲁国，说：“三次进攻必定能夺取。”齐侯将要答应，鲍文子劝谏说：“阳虎在季氏那里受宠，将要杀害季孙以不利于鲁国，从而求得容身之地。鲁国免除他的祸害，而您又收容他，恐怕有害吧？”齐侯逮捕阳虎，囚禁在西鄙，他逃跑，追上去又抓到他，他又逃跑奔宋，于是奔晋，投奔赵氏。仲尼说：“赵氏大概世代有祸乱吧？”公羊传：为什么记载？因为是国家宝物。防备记载得到，记载得到。谷梁传：宝玉大弓在家中则是羞耻，不目羞耻，厌恶得到它，得到它在堤下，有人说阳虎以此解除众人的疑虑】

谷梁说：宝玉是封圭，大弓是武王的戎弓【范氏说：封圭是始封的圭，戎弓是武王征伐的弓】周公受赐后藏在鲁国，有人说夏后氏的璜【音黄】，封父的繁【扶元反】弱【据左传定四年祝鮀所说，杜氏说：璜是美玉名，封父是古诸侯，繁弱是大弓名】子孙世代守护，怎敢丢失，以昭示先祖的德行，存有肃敬之心罢了。古者告终易代〇璧琬【焚阮反】琰【以冉反】天球夷玉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见书顾命，蔡氏说：都是先王所宝器物〇璧是大璧，琬琰是琬名，球是鸣球，夷是常，兊和都是古之巧工，垂是舜时共工，制作精巧中法度，所以历代宝传之】莫不陈列，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先王所宝，传及其身，能保全而归还，就可以免祸了。鲁国失去政事，陪臣擅权【陪重也，大夫为诸侯之臣，家臣又为大夫之臣，故曰陪臣】虽先公

译分（音扶问）器尚且不能守护，反而被家臣从公室中窃取，这样的国君还能保住国家吗？因此，丢失时记载它，获得时也记载它，这是为了讥讽国君和执政大臣见识浅陋、不恭敬的过错极大。陆氏说：国家的重器被家臣窃取，这是为了讥讽国君并归罪于执政大臣。这种义理得以施行，那么拥有天下和国家的君主就会各自知道所应坚守的职责，不敢疏忽了。蜀地杜氏说：鲁国不能保守国家重器，导致丢失，如今找回后又加以记载，并不是为了肯定其从盗贼手中获得，只是直书“得”字，以表明它是丢失后又找回来的。孙氏说：不称“盗”，也不称“归还宝玉大弓”，是因为盗贼势力微弱，不值得再次提及。赵氏说：《左传》中凡是获得器物用品称为“得”，获得并使用称为“获”。按照“得”是相对于“失”而言的，器物用品都应当说“得”，那么宋国的大鼎为什么不称“得”呢？《谷梁传》认为不记载地点是因为羞耻。按照情况，是因为尚未出境就找回了，所以只用“得”来命名，况且记载“窃”尚且不觉得羞耻，记载地点又有什么羞耻呢？鄱阳万氏说：关于宝玉大弓，三传的解说不同，然而圣人书法的大法不在于此，只是谨慎地记载盗窃与获得罢了。先王将宝玉分封给伯叔之国，应当世代守护而不丢失，而定公却被陪臣窃取，等到阳虎认为它对近用没有益处，只当作名义上的东西而自行归还。鲁国有四方疆界，却查究不到盗贼，盗贼凭借国家的典章刑罚，仅仅找回了宝玉大弓，政令刑罚的缺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岂不非常可怜吗？唉！收纳莒仆的宝玉，哪里比得上不丢失这分封的宝玉？返还楚灵王的大屈弓，哪里比得上不丢失这分封的大弓？起初贪图别人的所有，如今却不能保住自己的所有，所以《春秋》讥讽它。我按：杜预认为国家的分器，得到它足以成为荣耀，所以郑重地记载它。按照常理，丢失它固然足以成为耻辱，然而从盗贼手中得到，不能讨伐其罪，不足以成为荣耀，恰恰足以彰显丢失它的耻辱罢了。

译六月，安葬郑献公。杜氏说：三个月就下葬，速度很快。

秋季，齐侯（景公）和卫侯（灵公）在五氏驻扎。《左传》记载：齐侯攻打晋国的夷仪，晋国有一千辆战车在中牟。卫侯打算前往五氏，占卜是否经过中牟，龟甲烧焦了。卫侯说：可以。卫国的战车抵挡一半，我抵挡一半，力量相当。于是经过中牟。中牟人想要攻打卫国，卫国的褚师圃逃亡在中牟，说：卫国虽然小，但国君在那里，不能战胜。齐军攻克城池而骄傲，他们的统帅又地位低下，遇到卫国军队必定失败，不如跟随齐军。于是攻打齐军，击败了齐军。齐侯把禚、媚、杏三地送给卫国。杜氏说：五氏，是晋国的土地。齐侯在五氏，卫侯前往援助他。任氏说：这是攻打晋国，不记载“伐”而记载“次”，是因为晋国确实是强大的国家，不敢轻易攻打。开始在沙中结盟，在五氏驻扎，又在垂葭驻扎，又在蕖蒢驻扎，直到哀公元年才攻打，他们想要有所作为的愿望，已经很久了。

我按：杜预说忌讳攻打盟主，所以不记载“伐”。然而襄公二十三年记载齐侯于是攻打晋国，为什么不加忌讳呢？有人说中原没有霸主，《春秋》重视断绝与晋国的关系，所以不说“伐”。然而文公元年记载卫国人攻打晋国，为什么又不重视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呢？

秦伯去世。是秦哀公，在位三十六年，世子早逝，孙子惠公继位。

冬季，安葬秦哀公。襄陵许氏说：秦国自从晋悼公以后，逐渐不再出现在《春秋》中，就知道秦国更加退守西戎，军事和礼仪聘问的事情，不再与中原交往了。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十八

元 汪克宽 撰

定公下

【辛敬王二年丑十年】十年【晋定公十二年 齐景公四十八年 卫灵公三十五年 蔡昭公十九年 郑声公胜元年 曹阳公二年 陈闵公二年 杞僖公六年 宋景公十七年 秦惠公元年 楚昭公十六年 吴阖庐十五年】

春季，周历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杜氏说：平息前八年两次侵犯齐国的怨恨。

夏季，鲁公在夹谷会见齐侯（景公）。鲁公从夹谷回来。夹，公谷本作颊。《左传》记载：鲁公在祝会见齐侯，实际上是在夹谷。孔丘辅佐犁弥对齐侯说：孔丘懂礼但没有勇气，如果让莱人用武力胁迫鲁侯，一定能得逞。齐侯听从了。孔丘带着鲁公后退说：让士兵们戒备，两位君主和好，而边远夷狄的俘虏用武力扰乱，这不是齐君用来号令诸侯的方式。边远民族不图谋华夏，夷狄不扰乱中华，俘虏不干扰盟约，武力不胁迫友好。对神灵是不祥，对道德是违背道义，对人是不合礼仪，您一定不会这样。齐侯听了，立刻斥退他们。将要结盟时，齐人在盟书上附加说：齐军出境而不让三百辆甲车跟随我的，有如这盟誓。孔丘让兹无回回答说：如果不归还我汶阳的田地，我用来共同奉命的，也如同这盟誓。齐侯将要宴请鲁公，孔丘对梁丘据说：祭祀用的象尊不出门，美好的音乐不在野外合奏。宴请如果具备，是抛弃礼仪。如果不具备，就是使用秕稗。使用秕稗，是侮辱君主，抛弃礼仪，名声恶劣。宴请是为了彰显德行，不彰显不如不做。于是没有举行宴请。《谷梁传》说：离开会盟地点不致祭，为什么致祭呢？表示危险。怎么危险呢？颊谷的会盟，孔子辅佐。两位君主登上祭坛，两位相国互相作揖。齐人鼓噪而起，想要抓住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到一级台阶，看着齐侯说：两位君主和好，夷狄的百姓为什么来这里？命令司马制止他们。齐侯退让谢罪说：这是我的过错。退下后告诫他的大夫说：那个人率领他的君主实行古人的道，你们却率领我进入夷狄的习俗，为什么？罢免会盟。齐人让优施在鲁君的帐幕下跳舞。孔子说：嘲笑君主的人，罪当死。命令司马执行法律，首足从不同的门抬出。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因此可以看出，虽然有文事，也必须有武备。孔子在颊谷的会盟中体现了这一点。何氏说：致祭土地，是因为颊谷的会盟，齐侯作侏儒之乐，想要抓住定公。孔子说：匹夫而迷惑诸侯的诛杀，于是诛杀侏儒，首足分离。齐侯非常害怕，屈节听从教导，得意所以致祭。张氏说：夹谷，是鲁国的土地。汉代东海祝其县，有夹山，现在海州怀仁县。我按：怀仁县现在属于淮安路海宁州。

夹谷的会盟，孔子辅佐。犁弥对齐侯说：孔丘懂礼但没有勇气，如果让莱人用武力胁迫鲁侯，一定能得逞。齐侯听从了。两位君主登上祭坛，两位相国互相作揖。齐人鼓噪而起，想要抓住鲁君。孔子历阶而升，不到一级台阶，看着齐侯说：两位君主和好，而边远夷狄的俘虏用武力扰乱，这不是齐君用来号令诸侯的方式。边远民族不图谋华夏，夷狄不扰乱中华，俘虏不干扰盟约，武力不胁迫友好。对神灵是不祥，对道德是违背道义，对人是不合礼仪。齐侯立刻制止他们，并告诫他的臣子说：那个人率领他的君主实行古人的道，你们却率领我进入夷狄的习俗，使我得罪于鲁侯，怎么办？晏子说：小人谢罪用文饰，君子谢罪用实质。您已经知道过错，就用实质谢罪罢了。于是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何氏说：齐侯回来对晏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