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二十八

译我得罪了鲁侯，该怎么办？晏子说：“君子用实质来谢罪，小人用言辞来谢罪。齐国曾经侵占鲁国四座城邑，请全部归还。”孔子一句话，威严胜过三军，不过是顺应道理罢了。所以天下没有比道理更大的，而强权众力不参与其中。刘氏说：“如果鲁国增加车马士兵，扩充兵器甲胄，以结怨连祸、攻打齐国为事，未必能保住原有的土地。如果加重币帛，厚待使者，用繁复的礼仪和巧妙的言辞向齐国请求，也未必能保住原有的土地。孔子只是一句话，威严胜过三军，利益超过万乘之国，难道有其他办法吗？是因为顺应道理的缘故。天下的事情常常服从于顺理而违背于逆理，所以齐国虽然强大，因为逆理而夺取，鲁国虽然弱小，因为顺理而得到，得失不在于强弱，而在于道罢了。不用行动而到达，不用言语而取信，不快速而迅速，说的就是这个。朱子问：‘夹谷会盟时，孔子几句话为什么能退却莱人的军队？’回答说：‘毕竟齐国常常欺负鲁国，鲁国常常不敢与之争辩，忽然有一个人用礼来质问他们，他们怎么会不动容呢？就像蔺相如让秦王击缶，也是因为秦国常常欺负赵国，忽然有一个人这样强硬地触犯他，怎么会不动容呢？’家氏说：‘犁弥的奸诈，莱夷的劫持，如果不是我们的圣人主持礼仪，端正容貌，发出言辞，有办法遏制齐人的强暴，那么定公恐怕不能幸免，鲁国的危险就严重了，这是导致危险的原因。刘氏说：‘《谷梁传》认为因为割让土地导致危险，这是不对的。两国会盟，都拿出土地，这是常例罢了。’”

译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齐国人前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

齐国人此前曾经归还过济西的田地，后来也曾归还过讙和阐两地，而这里唯独记载为“来归”，为什么呢？回答说：“归”，是鲁国请求而得到的；“来归”，是齐人心悦诚服而主动归还的。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孔子代理相礼的事务，准备了左右司马的武备随行。到达会盟之地，是为了以礼相见。孔子拒绝了齐国俘虏和兵车的命令，并取消了享礼，在野外设立礼仪。因此齐侯归还三邑以谢罪，所以扬雄《法言》说：“孔子在鲁国被任用，齐国人纷纷归还其侵占的疆土。”桓公以道义责备楚国，楚国人请求结盟；孔子以礼责备齐国，齐国人归还土地，都记载为“来”，这是为了叙述功绩。《春秋》是孔子的笔削之作，自己叙述自己的功绩，可以吗？圣人将万物集于一身，万象形态不同但本体相同，贯通古今于一息之间，百代君王虽然时代不同但精神相通。对于土地，都安于其位而没有避讳；对于我，都是真实的而没有遗忘。他说：“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就无法参与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因此，上天自处其位，又有什么嫌疑呢？而让大国失守，悔过效顺，这是不可阻挡的。这是修养诚意的极致，崇尚德行的根本，感化了人的天性，譬如干羽舞而有苗来格，不是依靠智谋的人所能推测的。左氏所载，没有还的对答，浅陋啊。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秋天，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

译没有事情做，肯定是不行的。您何不向齐国谋求职位以便治理百姓，否则将要叛乱。”侯犯听从了他的建议。齐国的使者到来，驷赤和郈地的人一起在郈地宣告说：“侯犯打算用郈地交换齐国的土地，齐国人将要迁移郈地的百姓。”众人惊恐畏惧。驷赤对侯犯说：“众人的议论已经不同了，您不如把郈地交换给齐国，与其等死，还是郈地，但处境将会缓和，何必一定要留在这里呢？齐国人想借此逼迫鲁国，一定会加倍给您土地，何不多布置一些铠甲在您家门用来防备意外？”侯犯说：“好。”于是大量存放铠甲，并向齐国请求交换土地。齐国的官员观察郈地即将到达，驷赤派周人奔跑呼喊说：“齐国的军队到了！”郈地的人非常惊慌，穿上侯犯门上的铠甲包围了侯犯。驷赤将要射箭，侯犯制止他说：“谋划让我脱身，我请求离开。”驷赤答应了。驷赤先到宿地，侯犯断后，每经过一个城门，郈地的人就关闭城门。到达外城门，郈人阻止他说：“您带着叔孙氏的铠甲出去，如果官员诛杀他们，群臣会害怕死。”驷赤说：“叔孙氏的铠甲有标记，我不敢带出去。”侯犯说：“您停下并给他们计数。”驷赤停下并接纳鲁国人，侯犯逃奔齐国。齐国人于是把郈地归还给鲁国。

译郈是叔孙氏的封邑【依据杜预注】。侯犯凭借郈邑叛乱，史书不记载他逃往防地，而记载围攻郈邑，那么他的叛乱就显而易见了。两次记载两位卿大夫率领军队围攻郈邑，那么他们的强势也就显而易见了。天子背离正道，征伐之事由诸侯发起，而后大夫变得强势；诸侯背离正道，征伐之事由大夫发起，而后家臣变得强势。悖逆越严重，败亡就越迅速。所以征伐由诸侯发起，十代很少有不败亡的；由大夫发起，五代很少有不败亡的；陪臣掌控国家命脉，三代很少有不败亡的【《论语》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起；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发起。”等等。又说：“禄位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令由大夫制定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衰微了。”朱熹注这两章怀疑都是定公时期的言论】。三家专权鲁国已经很久，到此时家臣争相叛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春秋》制定书法本于忠恕之道，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也不要施加给别人。所以厌恶上级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用来对待下级；厌恶下级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用来侍奉上级。几位卿大夫只知道倾覆公室以壮大自己，却不知道家臣将在后面效仿他们。凡是这类情况，都是依据事实直接记载，深刻而显明了【蜀地杜氏说：“大夫攻打叛乱的封邑，从夏天到秋天两次用兵围攻，《春秋》分开文辞来记载，不需要贬斥，贬斥之意已经显现。”朱熹语：“《春秋》初期只是诸侯相互抗衡，后来诸侯无可奈何，就被大夫专权；等到大夫稍感无可奈何，又被陪臣擅权。如同唐朝的藩镇，起初是节度使相互抗衡，后来牙将、孔目官、虞侯之类的人都杀了节度使，也来掌权。孔子说‘礼乐征伐由天子发起’这一章非常明白。我按：鲁国作为诸侯却僭越天子，三桓作为大夫却专权鲁国，侯犯作为家臣却叛乱，叔孙氏都是上行下效。叔孙氏不知道改过向善，退守臣子的节操，使家臣受到感化，反而率领重兵去围攻他的封邑；又不防备暴明其罪而讨伐诛杀他，却让侯犯的僚属驷赤多方施展欺诈诡诈的计谋，诱使他出走，这是教唆全国的人习惯于欺瞒上级的行为，世道失去了政令刑罚。恢诡欺诳，诬伪不诚，下级拿这个来背叛上级，上级拿这个来危害下级。即使侥幸战胜了他，难道可以保有国家吗】

宋景公的乐大心出逃到曹国【阳】。《左传》记载：“宋公派乐大心在晋国结盟，并且迎接乐祁的尸骨，乐大心推辞说假装生病，于是宋公派向巢去晋国结盟，并且迎接子梁的尸骨。子明对桐门右师说：‘我还穿着丧服，你却敲钟，为什么呢？’左师说：‘防不在这里，所以如此。’随后告诉别人说：‘已经穿着丧服却生了儿子，我为什么要舍弃钟乐？’子明与他争斗，愤怒地向宋公进言说：‘右师将对戴氏不利，不肯去晋国，将要作乱。不然的话，没有病，却驱逐桐门右师。’髙氏说：‘推辞出使并非重大谴责，而谗言乘虚而入，罪责累及上级了。’王氏说：‘宋公听信谗言而刑罚没有章法，本来就有罪。但是大心不防备承担家国的危难，而进退没有依据，并且挟持诈术来逃避事务，哪里能求得自身安宁呢？所以经文也直接记载，以记录他的过错】。宋景公的公子地出逃到陈国【闵地公作池，后同。传见下。王氏说：‘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像地这样的人，也是骄横傲慢了，所以《春秋》用‘自奔’的措辞】。冬天，齐景公、卫灵公、郑声公在安甫会盟【安甫，公作鞌。张氏说：‘安甫，齐地，现在属于郓州平阴县。’我按：平阴现在属于东平路。家氏说：‘此前齐国与郑、卫在咸盟沙结盟，现在三国再次举行这次会盟，不再依附晋国了。此前鲁国接受晋国命令而对卫国用兵，现在在夹谷结盟，抛弃晋国不再顾念了。然而诸侯虽然背叛晋国，齐国也不能因为诸侯的顺从而恢复霸业】。叔孙州仇前往齐国【景】。《左传》记载：“武叔出使齐国，齐侯设宴款待他，说：‘您叔孙氏，如果郈邑在君主的其它边境，寡人哪里知道呢？它属于敝邑的边界，所以敢帮助君主担忧。’叔孙州仇回答说：‘这不是寡君的期望，用来侍奉君主，划定疆界社稷，因此敢以家臣的劳苦烦扰君主的执事。那些不贤的臣子，是天下所厌恶的，君主难道认为这是寡君的恩赐吗？’杜氏说：‘这是感谢齐国归还郈邑。’髙氏说：‘夹谷会盟归来，齐国归还了郓、讙、龟阴田地，侯犯凭借郈邑逃往齐国，齐人又归还郈邑，所以叔孙前往齐国致谢】。宋景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暨字下，公羊、谷梁有宋字。彄，音苦侯】。

根据《左氏传》，宋公子地【地宠信富猎，十分之一分给他家产，而把五分给他】有四匹白马，宋公把它们给了桓魋【徒回反】。地愤怒，鞭打桓魋，夺回了马。桓魋害怕，将要逃跑。宋公哭泣挽留他。同母弟辰说【子分家产给富猎，却唯独轻视桓魋，也有偏颇】。你作为君主，礼制规定不出国境，君主一定要阻止他。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宋公没有阻止。辰为他请求，宋公不听。辰说：“这是欺骗我的兄长，我带着国人驱逐君主，谁与我相处？”经文记载：“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称他为弟弟，是归罪宋公因为宠信桓魋的缘故，而失去了两个弟弟，没有亲近亲属的界限。称“以及”，是归罪辰因为兄长的缘故，率领其

译大夫出逃，没有尊重国君的道义。【家氏说：辰对于国君是同母弟弟，而地位则是众公子之一。景公因为宠臣的缘故出逃他的两个弟弟，辰因为地氏的缘故自己断绝与国君的关系。兄长又率领仲佗、石彄与他们一起出走。佗、彄身为卿的辅佐，有国君不侍奉，却与辰一起出逃。兄长不友爱，弟弟不敬顺，臣子不忠诚，这一条记载而一并贬斥他们。】“暨”字，是不得已的措辞。【《公羊传·隐公元年》】又可以看出仲佗、石彄被辰胁迫，不能自立，没有大臣的气节。【孙氏说：佗、彄是宋国的大臣，不以防备之道侍奉国君，被辰强行牵拉而去，所以说“暨”，是共同讥讽他们。刘氏说：何休说，辰说“暨”，是表明佗、彄被强迫一起出走，这是不对的。如果这样，辰的罪过就轻了，为什么反而排在上面呢？又为什么在萧地记载“及”呢？《公羊传》说：暨就是暨暨，是不得已的意思。不知道是说他自己不得已呢？还是说别人不得已呢？以我看来，则是“暨”使得别人不得已。暨的意思，是强迫，是亲近。所以说暨暨，因为暨暨的缘故，别人不得已跟随他，这就可以知道了。】

译【壬敬王二寅十一年】鲁定公十一年【晋定公十三年，齐景公四十九年，卫灵公三十六年，蔡昭公二十年，郑声公二年，曹阳公三年，陈闵公三年，杞僖公七年，宋景公十八年，秦惠公二年，楚昭公十七年，吴阖庐十六年】春天，宋景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谷梁传》说：“‘自陈’，是因为陈国给予了他们支持。‘入’，表示国内不接纳他们。‘以’，表示并非本意。‘叛’，是直接叛乱。”刘氏说：“《谷梁传》认为辰没有失去做弟弟的本分，这是错误的。公子没有离开国家，而辰却抛弃亲人出逃，勾结党羽作乱，还说他没有失去做弟弟的本分，这太荒谬了。”】夏天四月，秋天，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左传》说：“宋景公的母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进入萧地发动叛乱，乐大心跟随他们。成为宋国的大患，是因为宠信向魋的缘故。”杜氏说：“萧，是宋国的城邑。”】

出奔陈国时称“暨”，进入萧地发动叛乱时称“及”。“及”不是迫不得已的措辞，而是能够停止却不停止的意思。侍奉君主的人，可以贫穷，可以卑贱，可以被杀，但不能让他作乱【参见《表记》，孔氏疏说：侍奉君主可以让他卑贱，可以让他贫穷，可以让他死去，但不能让他作乱。作乱是指废弃侍奉君主的礼制。】现在迫不得已而轻易离开国家，还可以说得过去。能够停止却不停止而果断背叛君主，就没有首犯和从犯的区别，他们的罪行同等对待，所以不称“暨”而称“及”【刘氏说：“暨”表示不是自愿的，有迫不得已的情况。迫不得已的不是大臣，何况是能够停止却不停止的人呢？他们出逃时称为“暨”，他们进入时称为“及”。“及”不是迫不得已的说法，而是能够停止却不停止的说法。侍奉君主的人可以贫穷，可以卑贱，可以被杀，但不能让他作乱。对于君亲不能有叛逆的念头，有了念头就要诛杀。何况占据城邑攻打君主的人呢？他们的罪行同等对待。”】四位卿大夫在萧地发动叛乱，而乐大心从曹国跟随他们，他的叛乱意图可想而知。所以不记载“叛”而说“进入萧地”【杜氏说：“进入萧地跟随叛乱的人，叛乱意图可知，所以不记载‘叛’。”】“入”是违背常理的措辞。记载“自陈”、“自曹”，是为了表明勾结邻国进入叛乱，陈国和曹国的罪责也就显明了【范氏说：“自陈，陈国以武力相助。”】

冬天，与郑国讲和，叔还前往郑国主持盟誓【“还”音旋，“涖”，《公羊传》《谷梁传》作“莅”。《左传》说开始背叛晋国。杜氏说：平定六年侵郑夺取匡地的怨恨，鲁国自从僖公以来就服从晋国，到现在才开始背叛。还叔是曾孙家氏的后代。马耳临川吴氏说：“与郑国讲和，是我方想要这样，所以郑国的卿大夫不来盟誓，而我方的卿大夫前往主持盟誓。”陈氏说：“记载‘输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联合，记载‘及郑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离散，这就是《春秋》的始终之道。防陵许氏说：晋国作为晋国，依然如故，定公也没有其他恶行，而诸侯离心离德，是因为政令出自多门，贿赂谗言混淆其中，就无法号令天下，极端到拘捕乐祁犂的地步。”】

【癸敬王二夘十二年】鲁定公十二年【晋定公十四年，齐景公五十年，卫灵公三十七年，蔡昭公二十一年，郑声公三年，曹阳公四年，陈闵公四年，杞僖公八年，宋景公十九年，秦惠公三年，楚昭公十八年，吴阖庐十七年】春天，薛伯定去世【防公也在位十三年，儿子比继位】夏天，安葬薛防公【髙氏说：《春秋》记载薛国国君去世三次，安葬时不记日期和月份，是史官文字简略的缘故。】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邑【“堕”音许规反，后同】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攻打曹国【阳彄音苦侯反，《左传》说卫国公孟彄攻打曹国，攻克了郊邑。杜氏说：彄是孟絷的儿子。家氏说：这里和十三年再次记载卫彄攻打曹国，是为了彰显中原没有盟主。】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费”音秘，下同。《公羊传》说：为什么率领军队拆毁郈邑和费邑？孔子在季孙氏门下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主张，说：大夫家中不收藏兵器，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于是率领军队拆毁郈邑，率领军队拆毁费邑。雉是什么？五块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百雉为一座城。何氏说：八尺称为板，百雉总共两万尺，周长十里三十三步二尺，这是公侯的规制。《谷梁传》说：堕就是取。范氏说：堕不训释为取，应当训释为毁，意思是现在只毁坏它们的城墙，那么郈、费就永远属于鲁国了；如果再去夺取其他城邑，那就不同了。】

根据《左传》，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将要拆毁三座城邑。于是叔孙氏拆毁了郈邑，季氏将要拆毁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輙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鲁定公和三位卿大夫进入季氏的宫室，登上武子的台，费邑人攻打他们，一直攻到鲁定公身边。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去攻打他们【费邑人向北逃跑，鲁国国人追击他们，在姑蔑打败了他们】这两个人逃奔齐国，于是拆毁了费邑【杜氏说：堕，就是毁坏，毁坏它们的城墙。】《礼记》说：国家的兵车不超过千辆，都城的城墙不超过百雉，大夫的财富不超过百辆兵车，以此来防范百姓，诸侯中还是有叛乱的人【参见《坊记》】所以大夫家中不收藏兵器，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这是礼制所应当谨慎遵守的。郈、费、成，是三家大夫的城邑，政令出自大夫，三位卿大夫超越礼制，各自加固他们的城墙，公室想要扩张势力却做不到。三桓已经衰微，家臣擅自发号施令，倚仗他们的城墙，多次发生叛乱，三家大夫也不能控制【常山刘氏说：费邑、郈邑、成邑，是三家大夫的城邑，政令出自大夫，三家大夫超越礼制，各自加固他们的城墙，多次发生叛乱，所以三家大夫也不能控制。直到多次围攻而不能攻克】

译率领军队攻打郈邑和费邑，然后才将其摧毁；成邑强大而不顺从，定公围攻却未能攻克。拥有天下却不谨慎于礼制，末世的祸患难道能尽数防备吗？于是向仲尼询问，于是摧毁了三座城邑【何氏说：郈邑和费邑，是叔孙氏和季孙氏的封地，两位大夫的家臣屡次叛乱，因此担忧此事而向孔子请教，孔子说：家臣掌控国家命脉，封地长官屡次叛乱，是因为城邑有城墙的坚固，家中藏有甲兵的缘故。季氏赞同他的话，于是摧毁了这些城邑】这叫做以礼治国，可以以此作为开端。推广并实行于鲁国作为准则，方圆五百里的地方，凡是侵吞小国而获得的土地，必定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的意义，诸侯和大夫各自谨慎于礼制，不把上面所厌恶的事情，让下面的人也用上面所厌恶的事情来侍奉上面，上下互相顺从而王道政治得以施行。所以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有所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成功【朱子说：摧毁城邑的事情，孔子趁着时机而做，如果逐渐扫除去除，其势力自然削弱，可以恢复正道。又说：他一开始只说透了季桓子，桓子事事信任他，所以做得后来被公敛处父一说破，桓子便不再信任他。高氏说：摧毁城邑以至于率领军队，是因为城邑的力量足以抵抗。王氏说：摧毁郈邑用了一位卿，摧毁费邑用了两位卿，是因为费邑比郈邑强大。陈氏说：记载叔孙氏摧毁郈邑，季孙氏摧毁费邑，是因为这是这两家的愿望。三家专权于鲁国，已经驱逐了昭公。于是愿意摧毁他们的城邑，就认为孔子辅助鲁国，说春秋时期的大夫不足以用来行善，这不是顺应人心的言论。苏氏说：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孔子以羁旅之臣的身份执政，一年就可以有所成效，用治世的礼制来约束衰世的臣子，摧毁名城，收缴藏甲，而三桓不怀疑他危害自己。这里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境界。孔子的圣德，在行事上体现到如此程度，是没有疑问的。张氏说：摧毁他们所依赖以为坚固的东西，是用来制约家臣，抑制私家，而恢复强干弱枝的局势。仲由提出这个建议，大概是因为南蒯、侯犯的叛乱，而为三家出谋划策，使强大的臣子不敢依仗强权而叛君，家臣不凭借坚固的城邑而抗拒，而上下都顺从。然而南蒯、侯犯都是因为叛乱成为季孙氏、叔孙氏的祸害，所以费邑、郈邑都被摧毁。只有公敛处父正依仗强权而击败阳虎，而孟孙氏任用他，所以成邑唯独不顺从。虽然定公围攻它，但最终没有攻克。圣人虽然在鲁国被任用，但季孙氏接受女乐而违背孔子，孟孙氏被伪不知的说法迷惑，暗中与公敛处父勾结。成邑已经违抗命令，而圣人离开鲁国，难道不是天意吗？永嘉吕氏说：三家修筑他们的城邑，是为了自利。而家臣占据城邑叛乱，难道也是三家的利益吗？南蒯叛乱，侯犯叛乱，公山不狃叛乱，叛乱者接踵而至，难道只是鲁国厌恶他们，三家也厌恶他们。孔子顺应天理而言，恰好触动了三家的心，所以摧毁郈邑、摧毁费邑，是三家自己摧毁的。成邑不摧毁以至于围攻，是孟氏不想摧毁。两家听到孔子的话而摧毁他们的城邑，是他们天理的萌芽。孟氏听到公敛的话而不肯摧毁，是他们人欲的蒙蔽。天理的萌芽不足以战胜人欲的蒙蔽，然后不肯摧毁。假使圣人得志在鲁国施行，那么将有不需要兵革而自己摧毁的，如鲁国不能始终任用孔子怎么办？胡氏认为围攻成邑之后，然后孔子代理相事，道理或许如此。我按：《史记》、《家语》说：孔子对定公说，而让季氏的家臣仲由摧毁三座城邑。《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氏那里行动，告诉季孙氏而摧毁两座城邑。《左传》又说：仲由做季氏的家臣，将要摧毁三座城邑，叔孙氏自己摧毁。后来季氏将要摧毁费邑，费人袭击鲁国，仲尼命令攻打他们，于是摧毁了费邑。我怀疑那时定公失政，难道会命令大夫摧毁城邑。大概是孔子以礼制感化季孙，并且让子路做他的家臣，然后才摧毁的。所记载的不同，而认为是圣人教化之功，则是一样的。有人说叔孙氏、季孙氏自己摧毁他们的私邑，与圣人无关。然而昭公十三年，南蒯以费邑叛乱，此前十年，侯犯以郈邑叛乱。为什么不在这时摧毁，而一定要等到圣人在鲁国被任用，然后才摧毁呢】

译秋天举行大雩祭。冬季十月癸亥日，鲁定公与齐侯在黄地结盟。（齐公作晋，杜氏说这是结盟背叛晋国，张氏说黄是齐国的地方，《公羊传》作晋侯是错误的。我按：隐公六年盟于艾，是齐鲁结盟的开始，接着有瓦屋的参盟、幽地的同盟，于是齐国的霸业成就。这次在黄地结盟，是齐鲁结盟的终结，巩固了背叛晋国的交情，而晋国不再参与霸业了。）十一年十一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鲁定公从黄地回来。（特地互相结盟，往来称地名。）十二月，鲁定公围攻成邑，鲁定公从围攻成邑回来。（《谷梁传》说：为什么记载他回来呢？是因为处境危险。）

按照《左传》，将要拆毁成邑时，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拆毁成邑，齐国人必定到达北门，而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了。”您假装不知道，我将不拆毁成邑。史书说鲁定公围攻成邑，是因为鲁定公强势。（高氏说：天子的命令通行于天下，诸侯的命令通行于一国，所以天子不曾讨伐诸侯，诸侯也不曾讨伐自己国内的城邑，因为他们的命令一下达就有人服从。天下没有天子，而诸侯擅自发号施令，所以有周天子讨伐郑国的事。家臣掌控国家而权力在私家，所以有鲁定公围攻成邑的事。叔孙氏和季孙氏已经拆毁了郈邑和费邑，将要拆毁成邑而孟氏的家臣不服从，鲁定公亲自围攻它。经文书写三子拆毁郈邑和费邑，而单独书写鲁定公围攻成邑，彰显鲁定公的软弱，不能拆毁成邑。）他回来是因为处境危险。（何氏说：诸侯不亲自征讨叛乱的城邑，鲁定公亲自围攻成邑，不能使对方服从，不能以一国为家，非常危险。如果是从别的国家回来，所以记载他回来是因为危险。许氏说：国境之内不记载回来，记载围攻成邑回来，是鲁国把成邑当作列国对待了。高氏说：春秋初期，天下的动乱还不严重，所以隐公虽然有会盟侵伐，不曾记载回来。成公和襄公之间，晋楚争霸，诸侯天天寻找干戈，所以会盟侵伐很少不记载回来的。这虽然是讨伐城邑，也记载回来，可以说是危险动乱的世道了。）仲由做季氏的家宰，孔子做鲁国的司寇，却不能拆毁成邑，为什么呢？按照这一年的冬天，鲁定公围攻成邑没有攻克，到了第二年，孔子由大司寇代理相事，然后诛杀少正卯并参与国家政事，三个月后商人在市场上守信，男女在路上有别。等到齐人赠送女乐，孔子于是离开。（史书《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鲁定公围攻成邑没有攻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代理相事，于是诛杀鲁国大夫中扰乱政事的少正卯并参与国家政事，三个月后卖小羊小猪的不抬高价格，男女行路人在路上有别，路上不拾遗。齐人听说后害怕，于是挑选女子中漂亮的八十人，都穿着彩衣跳康乐舞，送给鲁君。鲁君对政事懈怠，孔子于是离开。”）那么围攻成邑的时候，孔子虽然掌权，未能完全掌握鲁国的政事，而巧言乱政像少正卯等人，必定在其中肆意阻挠。成邑虽然没有拆毁，没有人与它结盟，也不能成为祸患。（苏氏说：虽然他们不服从，也不能成为祸患。）如果圣人得志在鲁国推行，等到满一年，就不需要动用兵革而自然拆毁了。（陈氏说：当初设立三军时，把公室分成三份而各占一份，季氏全部征收赋税，叔孙氏使子弟臣服，孟氏取走一半。三家的强大，孟氏还算是尊重国君。最难的是拆毁郈邑、费邑和成邑，拆毁容易罢了，而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围攻成邑，没有攻克，这是不足以有所作为的。先师说：叔孙武叔是毁谤圣人的人，孟懿子是向圣人学习的人。夫子在鲁国被任用，而叔孙首先拆毁郈邑，孟氏却不肯拆毁成邑，那么圣人的道理在难以推行的地方没有喜悦，而在容易推行的地方不能推行，这是可惜的。五峰胡氏说：孔子做鲁国司寇，拆毁三都，等到成邑没有拆毁，三家的顾虑改变了，所以经文不说三家，直接书写国君。江阴陆氏说：圣人的教化已经施行，成邑虽然在鲁国没有拆毁，有什么需要拖延一年的？公敛阳情势显露势力屈服，拆毁它很容易。定公为什么贪图速胜，亲自驾车以政事轻率地出巡，无功而返，这一战啊。我知道他没有咨询仲尼，而且季路也不一定在这次行动中。我按：《谷梁传》说：围攻成邑，是鲁定公的伟大。让千乘之尊屈尊亲自围攻国内的一个城邑，他的弱小很严重了，反而认为是伟大吗？又说：为什么危险呢？因为靠近齐国。这时刚在夹谷结盟，黄地齐鲁交好，不足以危险。认为危险的，是定公被家臣羞辱，以能回来为庆幸罢了。）

【甲敬王二辰十三年】十三年【晋定公十五年、齐景公五十一年、卫灵公三十八年、蔡昭公二十二年、郑声公四年、曹阳公五年、陈闵公五年、杞僖公九年、宋景公二十年、秦惠公四年、楚昭公十九年、吴阖庐十八年】春季，齐侯【景公】、卫侯【灵公】驻扎在垂葭【凝无卫侯字，葭公作暇。《左传》：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派军队讨伐曹国，将要渡河，众大夫都说不可，邴意兹说可以，于是军队讨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终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乃伐河内。齐侯想与卫侯一起乘车，与他宴饮而驾乘车，装载铠甲，派人报告说晋军到了。齐侯说：等到您的车驾好，寡人请代劳。于是披甲与他一起乘车，驱驰而去。有人报告说没有晋军，于是停止。杜氏说：二君将派军队讨伐晋国，驻扎在垂葭作为支援。垂葭一名郥氏，高平钜野县西南有郥亭。张氏说：现在属于济州。我按：现在在济宁路钜野县。高氏说：书写驻扎在垂葭，与九年驻扎在五氏相同。】

译夏天，鲁国在蛇渊修筑苑囿。杜氏说：“《春秋》记载此事，是因为不合时宜。”我按：昭公九年，修筑郎囿虽然正值水星昏沉、农闲之时，但《春秋》在“防”地记载此事以示警戒；何况盛夏时节，除草培土等农事正忙，却役使百姓兴修苑囿，不必等到贬斥断绝，其罪过已经昭著了。从前叔孙昭子说：“没有苑囿还可以，难道可以没有百姓吗？”由此可以看出鲁国无人道的情形更加严重了。襄陵许氏说：“鲁国政治不修明，不合时宜地役使百姓修筑苑囿，只是为了奉养自己，其志向不及国家。”既然围攻成地未能攻克，回国后却致力于此事，还有什么振兴国家的作为呢？高氏说：“鲁国的苑囿只有一个，成地修筑鹿囿，昭公修筑郎囿，防地修筑蛇渊囿，为什么苑囿这么多呢？”

在比蒲举行大搜。比，音毗。高氏说：“苑囿是用来捕获禽兽、供畋猎使用的。在蛇渊修筑苑囿，如今却在比蒲举行大搜，那么苑囿有何用？防地，鲁国既然背叛晋国，而三桓日益害怕别人图谋自己，所以多次举行大搜。”五峰胡氏说：“修筑苑囿、举行大搜，与堕毁都邑的意思截然不同，圣人对此已显出愤慨之色。”司马迁记载孔子的言行，得不到真实情况的地方尤其多，其义又见于定公四年。

卫国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阳高氏说：“卫国屡次讨伐曹国，是因为曹国没有背叛晋国。灵公志在军事，而不知道以礼治国，所以如此频繁地作战。”

秋天，晋国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谷梁传》说：“‘以’字表示不认可，叛就是直截了当地叛乱。”张氏说：“晋阳……”

译唐代的太原府，即现在的并州。我按察：晋阳就是太原的别名。

查考《左传》，赵鞅对邯郸午说：“把卫国进贡的五百户人家交给我，我把他们安置在晋阳。”邯郸午答应下来，回去告诉他的父兄，都不允许。赵孟（赵鞅）发怒，于是杀了邯郸午，包围了邯郸。邯郸午的儿子赵稷和他的家臣涉宾凭借邯郸反叛，上军司马籍秦包围了他们。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是士吉射的姻亲，他们彼此和睦，于是攻打赵氏。赵鞅逃到晋阳，晋国人包围了他。赵鞅进入晋阳，是为了抗拒范氏和中行氏，但《春秋》却直书为“叛”，为什么呢？刘氏说：范氏、中行氏攻打赵氏的宫室，赵鞅逃往晋阳，那么赵鞅并没有反叛，只是范氏、中行氏逼迫他罢了。《春秋》为什么说是反叛？《春秋》推究情由、防范罪恶，本来就是这样。人臣独占土地，与君主做交易，这就是篡位弑君的阶梯，是“履冰”的警戒，难道没有“不要自以为有”的道理吗？《家语》说：不要自以为有，做儿子的不要厌恶自己，做臣子的不要自以为有。赵氏说：赵鞅进入晋阳，是为了抗拒范氏和中行氏，而《春秋》记载为“叛”，是因为人臣不应当独占土地。后世的大臣有被困在边境，拖延时间驻守在外，不敢放下武器，最终因忧虑而死的人，也是因为没有明白人臣的道义才这样的。所以直书“进入晋阳以叛”，“入”是不顺从的措辞，“叛”是不赦免的罪行。高氏说：占据土地背离君主叫做叛，赵鞅进入晋阳以抗拒范氏和中行氏，却不懂得投奔君主、忌讳专权的道理，所以圣人直接命名为叛，以彰显他不凭君命而独占土地、兴兵作乱的罪行。陈氏说：赵鞅不是挑起祸端的人，为什么都把他记载为叛？春秋末期，大夫家族私藏甲兵，都邑都是百雉之城了。赵鞅必然逃往晋阳，荀寅、士吉射必然逃往朝歌，那么他们都是反叛。

冬季，晋国的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以叛。荀寅下面有“公”字和“及”字，朝歌读如字。杜氏说：朝歌属于汲郡。张氏说：晋地卫州卫县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我按察：朝歌是卫国的旧都，卫国迁都到楚丘后，朝歌后来归属晋国，现在属于卫辉路新乡县。

查考《左传》，知文子（荀跞）、韩简子（韩不信）、魏襄子（魏曼多）与荀寅、范吉射互相厌恶，准备驱逐荀寅和范氏。他们对晋侯说：“君命大臣，谁先挑起祸端谁就死，盟书在黄河边。现在三位大臣先挑起祸端，却只驱逐赵鞅，刑罚不公正。请都驱逐他们。”于是奉晋侯去攻打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战败逃往朝歌。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威服天下，等到大夫专政，贿赂公行，内外离心离德，在平丘示威而齐国反叛，在召陵请求召见而蔡国反叛，在沙咸结盟而郑国反叛，在五氏驻扎而卫国反叛，在郑国莅止而鲁国反叛，在夹谷会盟而鲁国反叛，在黄地歃血而鲁国反叛。诸侯在外面反叛，大夫在里面反叛，所以赵鞅逃往晋阳而反叛，荀寅和士吉射进入朝歌而反叛。凭借晋国这样的大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住。《春秋》对于晋国的事，有时省略而不详述，有时贬低而称“人”，有时记载“侵”来鄙视他们，责备已经很完备了。到了这三卿内部反叛，直书于史册，显现其后果，所以臧哀伯说：“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彰明。”晋卿挑起祸端，是因为卫国进贡的事；乐祁被拘捕，是因为献杨楯的事；蔡侯跟随吴国，是因为荀吴受贿的事；昭公不被接纳，是因为范鞅行贿的事。而晋国从此不再能主持盟会了。所以治理国家靠道义而不靠利益，这是《春秋》的大法。体现在行事上，也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王氏说：赵鞅进入晋阳是私邑，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是公邑。三个人的罪行，似乎有差别，都记载为“叛”，是因为臣子的封邑，是君主赐予的。占据私邑，就是独占俸禄来周旋了。赵鞅贪婪愤怒，专断

译杀戮，其罪行应当被放逐。寅、吉射因为午的缘故兴兵挑起祸端，这就又构成了无君之罪。所以这三位大臣的出逃，《春秋》都将其记载为叛乱。」家氏说：“做臣子的不忌惮他的君主，没有不最终走向叛乱的。晋国的大夫不忌惮他们的君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卫国孙林父驱逐国君，晋国大夫就跟随并帮助他；鲁国季孙意如驱逐国君，晋国大夫又跟随并帮助他。庇护他国叛乱之臣的人，都有想要作乱的心思。而他们的君主却安然自若，毫无察觉，一切听任他们作为。等到这时三位卿大夫都叛变了，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吗？”

译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定公时期】。

按照《左传》的记载，荀氏、范氏逃奔到朝歌，韩氏、魏氏替赵氏请求赦免，赵鞅进入绛都，在公宫结盟。既然如此，史书用“归”字，是委婉的说法。韩氏、魏氏替他请求，晋侯答应了他，随后荀寅和吉射离开国家出逃，就没有人再为难他了，所以他回归就容易了。这三个人叛乱，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赵鞅因为有援助所以得以复位；荀寅、吉射因为没有帮助，所以最终叛逃。《春秋》记载“赵鞅归于晋”，并不是赞许他，而是归罪于晋侯放纵过失，有罪却不用政令刑罚。叛逆，是人臣最大的罪恶，起初祸乱晋国的盟书，既然不能对赵鞅执行刑罚，奉行上天的讨伐以警戒乱臣，反而顺从韩氏、魏氏的请求而答应他复位，这是没有政令刑罚了，这样的国家还能治理好吗？以前的儒者有人说“说归”是因为用封地来匡正国家，赵鞅夺取晋阳的军队，用来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用封地来匡正国家就可以，那么君主就可以被胁迫，人臣擅自发动无罪之兵进行劝谏，这才是真正爱护他的君主。假使后世的贼臣举兵指向朝廷，以诛杀君主身边恶人的名义，而实际上想要胁迫君主夺取国家，这种说法就是开启这种端绪的，大大违背了《春秋》的本意。

薛国弑杀了他的国君，比【比如字，指比弑惠公，夷立】。

称国名来记载弑君，是当国大臣的罪责。孙复认为全国的人都可以诛杀，这是不对的。三晋拥有国家，占据天下的一半，如果都可以诛杀，刀锯之刑不是太滥了吗？颍川常秩说：孙复对于《春秋》，动不动就认为有罪，这大概是商鞅叛乱的法律罢了。在道路上倒灰的人被诛杀，走路超过六尺的人受罚，这离人心太远了。王回认为常秩善于评论孙复。

译对此，史防说：“您必定会遭祸了。您富有而国君贪婪，罪责恐怕会波及到您身上吧？”文子说：“那该怎么办呢？”史防说：“我可以通过免除富有来避免灾祸，而您能免于难吗？公叔戌骄傲，他大概会逃亡吧？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我只在您身上见过，骄傲而不逃亡的人从未有过。公叔戌必定会参与其中。”后来文子去世，卫侯开始厌恶公叔戌，是因为他富有。赵阳（赵黡的孙子）、北宫结都是公叔戌的党羽，所以也都出逃（以上均依据《左传》）。而卫灵公无道，不能端正家风，因此他大臣的罪过就显明了。公叔戌又因为富有而被卫侯厌恶。富有，是怨恨的聚集地。假如公叔戌能积累财富并加以防范，用财富来修养自身，不成为贪婪之人所怨恨的对象，以此来保全爵位，或许还能稍微避免灾祸吧。（家氏说：卫灵公不像君主，南子不像妇人，两者合在一起，祸患已经成熟了。公叔戌作为宗族国家的元老，起来纠正国君，这是公叔戌所能做的，而不是公叔戌所应做的。人臣想要纠正国君，必须先端正自身，自身端正之后，然后才能匡正国君心中的错误，使其归于善道。如今公叔戌依仗富有而骄傲，平时在国中没有好名声，却想以纠正国君为己任，事情刚做就招致灾祸，是理所当然的。《春秋》记载三位大夫出逃，是为了表明卫国动乱的开端。）

译二月辛巳日，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亡了顿国，把顿国国君牂俘虏回国。

夏天，卫国北宫结来投奔鲁国。

五月，于越国在檇李打败了吴国，吴国国君光去世。

根据《左传》记载，吴国攻打越国，句践亲自抵御，吴军担心越军阵势严整，便让三名罪人排成三行，将剑架在脖子上，说：“我们二人有罪，在君前行军时未能尽职，不敢逃避刑罚，甘愿赴死。”于是自刎。吴军注视这一幕，越军因此溃乱，吴军趁机进攻。阖闾受伤而死。记载“败”字，是因为这是诈战。定公五年，于越国攻入吴国，至此在檇李打败吴国。黄池会盟那年，越国又攻入吴国，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中，是因为越国向鲁国告捷。哀公元年，吴国打败越国，把句践围困在会稽山上。越国与吴国讲和。难道只有不告捷而史册不记载的吗？怀疑是孔子删削了。吴国国君光去世，夫差让人站在庭院里，只要他出入，那人必定对他说：“您忘了越王要杀您的父亲吗？”夫差就回答说：“不敢忘。”三年后才报复越国。那么会稽之战，是为父报仇，不是报私怨。《春秋》删削而不记载，认为这是常事。其旨意微妙啊。

鲁公在牵地会见齐侯、卫侯。鲁公从会见之地回国。

秋天，齐侯、宋公在洮地会见。

译这世道至此发生剧变，春秋降为战国，景公对此也有责任。《春秋》记载这两件事，都是贬斥。

周天子【敬王】派石尚来送祭肉【“脤”音市轸反。周鲁两国交往，到此为止；《春秋》记载“天王”，也到此为止。《公羊传》说：石尚是天子的士。脤是什么？是盛在俎上的祭肉。生的叫脤，熟的叫膰。《谷梁传》说：脤是什么？是祭祀用的肉。生的叫脤，熟的叫膰。石尚是士。天子的大夫不称名。杜预说：石尚是天子的士，石氏名尚。脤是祭祀社神的肉，盛在专用的器皿中，用来赐给同姓诸侯，亲近兄弟之国，与之共享福佑。《周礼》大宗伯用脤膰之礼亲近兄弟之国；大行人归脤以交流诸侯的福佑。通旨说：祭肉叫脤。礼制规定，诸侯朝见天子，在宗庙助祭后，然后接受俎实。当时鲁国没有助祭却接受脤，是不合礼的。刘氏说：接受脤是合礼的，赠送脤是不合礼的。高氏说：周自王季子来聘之后，王命就不再加于诸侯了。如今敬王在社神前祭祀，鲁国未曾有抵御外敌的功劳，而天王特意派石尚突然这样做，虽然是天子极大地减损了礼制，但圣人对于周室如此眷顾，大概是说：天子存在的意义，仅在于祭祀和名号罢了。我按：成公、肃公在社神前接受脤，是助祭而接受俎实。襄王派宰孔赐给齐侯胙肉，是因为齐桓公有尊王之功，而给予特殊礼遇。如今定公即位，意如执政十四年，既不朝见天子，又不派使者前往聘问，却突然赐予社神之肉，如果不是因为助祭于京师，难道是合乎礼制的吗？春秋之初，宰咺送祭肉给仲子，是宠妾媵而亵渎三纲；春秋之终，石尚送脤给定公，是亵渎宗社而轻慢五礼。大概夫妇是三纲的根本，祭祀是五礼的首位，所以记载以示贬斥。然而送祭肉给仲子是礼制的变通，所以宰咺作为冢宰而称名；送脤给定公是礼制的常规，所以石尚作为天子的士而称姓氏，直书其事而意义自见。如果认为石尚是被贬斥，那么刘夏作为官师而称姓氏，大概就不是贬斥了。刘氏说：《谷梁传》说，石尚想记录《春秋》，劝谏说：“周室很久不在鲁国行礼了，请施行送脤之礼。”不知道石尚想记录孔子的《春秋》呢，还是鲁国的《春秋》呢？如果是孔子的《春秋》，当时尚未写成，石尚怎能记录？如果是鲁国的《春秋》，王人到来就记录，有什么值得荣耀的呢？】

卫国【灵公】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蒯”音苦怪反，“瞆”音五怪反。《左传》说：卫侯为了夫人南子，召宋朝在洮地相会。太子蒯聩向齐国献盂，路过宋国野外，野人歌唱道：“既然定了你的娄猪，何不归还我的艾豭。”太子感到羞耻，对戏阳速说：“跟着我去朝见少君，少君见我，我回头你就杀她。”戏阳速说：“好。”于是朝见夫人，夫人看见太子，太子三次回头看，戏阳速不前进，夫人看见他的神色，哭着逃跑，说：“蒯聩要杀我。”公抓住她的手登上台，太子逃奔宋国。太子告诉人说：“戏阳速祸害我。”戏阳速告诉人说：“太子祸害我。太子无道，让我杀他的母亲，我不答应，他将杀害我。如果杀了夫人，他将拿我取乐，所以我答应却不行动，以延缓我的死亡。”】

世子是国家的根本，因为宠爱南子，不能保护世子而让他离开国家；因为想杀南子，不能安顿自身，以至于出逃，这是轻视宗庙社稷的托付，而恣意行为了。《春秋》两下记载其罪，所以特意书写“世子”，其意义不在于是否让蒯聩继承国家，而在于灵公无道，不能端正家庭，从而危及国家根本，以至于父子相残，毁灭天理所由彰显的地方【《文集》说：记载卫世子奔宋，是为了归罪灵公；记载赵鞅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是为了归罪蒯聩；记载齐国夏、卫石曼姑率师围戚，是为了归罪辄。刘氏说：《左传》叙述蒯聩的事说……，蒯聩虽然不善谋划，难道有这种事吗？况且要杀夫人，蒯聩独自能保全吗？他所羞耻的，是因为夫人名声不好，如果杀了母亲，罪恶更大，反而不知道羞耻吗？大概蒯聩听到野人的歌，心中惭愧，就认为是夫人，夫人厌恶他斥责自己的淫乱，就哭着逃跑，说太子要杀她来诬陷他。灵公被南子的话迷惑，必定相信，固然不难驱逐蒯聩，不应当像《左氏》所记载的那样。又宋是南子的娘家，蒯聩背负杀南子的罪名，又逃入其娘家，敢吗？常山刘氏说：灵公听信南子的谗言，说蒯聩要弑母，不为他辨明，以致他出逃，这是灵公的罪过。张氏说：自古以来，妇人诬陷其子的很多，考察二刘的话，足以知道《左氏》所记载的是南子的谗言，而不是当时的实录。我按：二刘、张氏的说法固然好，但都拘泥于书写“世子”的意义，所以怀疑《左氏》的说法。然而楚商臣、蔡般杀君而书写“世子”，难道是因为给他们吗？我考察蒯聩违背父命，而致使他人指使，才违背子之亲，至于逼迫以兵而必夺其位，其于人伦天理灭绝殆尽，那么他羞耻南子的淫行而想杀她，本来有这种事。朱子《集注》于《论语》二章，都以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那么《左传》未可尽废。详观经文书赵鞅率师纳卫世子于戚，不说世子复归，而书写“纳”，那么蒯聩有罪是明显的。何休却说：蒯聩虽然被驱逐，没有离开父亲的义理，舍其大而论其细，这是什么道理】

译卫灵公的卿孟彄出逃到郑国。宋景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在比蒲举行大规模阅兵。邾隐公来与鲁君相会。修筑莒父和霄两座城邑。

鲁定公十五年，即周敬王二十五年。春季，周历正月，邾隐公来朝见。小鼠啃食了用于郊祭的牛，牛死了，于是重新占卜选牛。二月辛丑日，楚昭王灭掉胡国，将胡君胡子豹俘虏带回。

根据《左传》，吴国攻打楚国时，胡君将靠近胡国的楚国城邑全部俘获。后来楚国平定局势，胡君又不侍奉楚国，说：“国家的存亡自有天命，侍奉楚国做什么呢？”因此楚国灭掉了胡国。灭人国家，罪过极大。然而胡君趁着楚国的盟约，将靠近胡国的楚国城邑全部俘获。所谓国家必定先自我毁灭，然后别人才会灭它，并非只有灭人国家者有罪。国君应创造命运，不可推诿于天命；既然认为有天命，却又贪生怕死、忍受屈辱，不为国家社稷而死，这就是不懂天命了。史书将胡子豹名字写出，是归罪于他不能为国君之位而死，而是被俘归楚。所以楚昭王书爵位，而胡子豹书其名。

夏季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

译鲁定公十四年，鲁国举行郊祭，没有将祭肉分赠给众人。如今《春秋》不记载十四年举行郊祭，那么郊祭不见于经文的就很多了。只是因为在失礼之中，又有更失礼的行为，所以记载下来，以示贬斥，从而显示出鲁国郊祭的僭越。

壬申日，定公在高寝去世。《谷梁传》说：高寝不是正寝。杜预说：高寝是宫名，不在路寝去世，是失去了应有的场所。襄陵许氏说：在内宫去世，凡是十四年得正而去世的，可以推举庄公、宣公、成公。

郑国的罕达率领军队讨伐宋国。景公时罕达写作轩。《左传》说：郑国罕达在老丘打败宋国军队。杜预说：老丘是宋国的地方。宋国公子地逃奔到郑国，郑国人为了他讨伐宋国，想要夺取土地来安置他。这件事见于哀公十二年。襄陵许氏说：宋国是大国，到了景公时，郑国却能困住它，这是桓魋造成的。没有竞争的人，难道不确实吗？王氏说：郑国接纳宋国的叛臣，已经可以定罪了，又讨伐大国来安置叛臣，这不需要贬斥就已经有罪了。

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渠蒢，公作蘧蒢。《左传》原文作蘧挐。《左传》说：谋划救援宋国。杜预说：没有成功救援，所以记载为驻扎。襄陵许氏说：齐、卫新近与宋、郑结盟背叛晋国，所以为宋国出面请求，为郑国驻扎停止。不说是救援，是因为他们救援不真诚。我认为：讨伐之后驻扎，驻扎是善的；驻扎之后讨伐，驻扎是讥讽的。救援而驻扎也是讥讽的。然而记载驻扎、记载救援，是讥讽他们怠于救援祸患；记载驻扎不记载救援，是讥讽他们无名妄动，不是救援。齐、卫在五氏的驻扎，《左传》说讨伐夷、仪、垂、葭的驻扎，《左传》说讨伐河内，都是派遣军队讨伐晋国，而两位君主驻扎作为后援。这里说救援宋国却最终没有救援成功，那么记载齐、卫三次驻扎都是贬斥。楚、蔡驻扎在厥貉，之后有讨伐麋国的事；齐、卫驻扎在五氏、垂葭、渠蒢，而第二年有讨伐晋国的事，都是谋划做坏事。比较这些事来观察，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

邾子来奔丧。诸侯开始奔丧，《谷梁传》说：情况紧急，所以用“奔”字来说。《公羊传》说：说“来奔丧”是什么意思？奔丧是不合礼的。何休说：礼制，天子去世，诸侯奔丧并参加葬礼，通称奔丧。诸侯为天王服斩衰之丧，天子去世就奔丧并参加葬礼。如果诸侯有的结盟，有的同位，有的有外姻关系，告终易代，吊唁、赠送财物，固然不可迟缓，但奔丧则是不合礼的。直接记载在简策上，过失自然明白。常山刘氏说：当周朝衰微时，天子去世，诸侯都没有奔丧参加葬礼的事，而邾、滕反而在强大的国家实行，不合礼是明显的。

秋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姒，谷作弋，下文相同。《公羊传》说：姒氏是哀公的母亲。不称夫人，因为哀公尚未即位。《谷梁传》说：是妾的称呼，哀公的母亲。炎氏说：自从成风之后，妾母都僭用夫人的礼仪，所以不记载“薨”，彰显其不合礼。哀公母亲定姒去世时，儿子尚未逾年，虽然举行葬礼，不可加于儿子之上，所以记载“卒”。儿子既未成君，所以不称夫人。通称，姒氏不称夫人是正名。孟子不称夫人是隐恶，姒氏是定公的妾。《公羊传》是根据鲁国失礼来说的。论《春秋》的法度，哀公虽然已经即位，难道能称夫人吗？来〇仲子葬礼戍风，深深贬斥天王，而名冢宰，就知道哀公虽然已经即位，也不能称夫人了。陈氏说：自从成风直到宣公，儿子如果为君，那么他的母亲就是夫人。记载葬礼定姒，那么就是哀公以夫人的礼仪安葬他的母亲，如同宣公、襄公一样。那么为什么去世不称夫人？葬礼不称小君？只是因为葬礼在殡期间，来不及尊崇他的母亲罢了。刘氏说：《左传》说不称夫人，是不赴告且不祔庙，不对。哪有夫人去世而不书夫人的？凡是夫人刚去世，史官就记载，记载固然是说夫人了，不等待赴告祔庙就记载其为夫人。姒氏终究是妾母，哀公未成君，所以也不敢称他的母亲为夫人。我认为：成风、哀嬴、齐归尚且以妾母称夫人、小君，难道因为定公是正夫人反而不称夫人、小君吗？大概僖公、宣公、昭公即位久，于是尊崇妾母为夫人，哀公初立未逾年，所以仍用其本号。

八月庚辰朔，发生日食。九月，滕子来参加葬礼。杜预说：“诸侯参加葬礼，不合礼。”范氏说：“邾、滕、鲁是盟国，近的就来奔丧，远的就来参加葬礼。”自从王者开始记载不合礼的事。薛氏说：“鲁国最弱，而两位君主为不合礼的葬礼，何况强大的国家呢？”氏说：“周朝衰微，小国以侍奉王者的礼仪侍奉大国，鲁君曾经奔齐、晋的丧，参加楚的葬礼。《春秋》不记载，是避讳。邾、滕两位君主来奔丧参加葬礼，都记载，不是嘉奖他们来，是记录他们礼仪的僭越。”

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昃，谷作稷。《谷梁传》说：“葬礼已有日期，不因雨停止，是合礼的。下雨没能安葬，是不以制度约束葬礼。通称，葬礼快则不怀恋，超过期限则僭越。下雨经月不止的也有，到了期限遇到雨将停，等待它，是僭越。”孙氏说：“下雨没能安葬，讥讽不按时安葬。”高氏说：“下雨没能安葬，准备不足得很严重。”〇敬嬴：“说日中而安葬，这里说日下昃才安葬，日中比日昃宽裕。君子对于亲人，不忍心

译因为只隔了一天，所以安葬当天就举行虞祭，这是为了安抚亲人的哀痛。如果太阳偏西才举行，就错过了虞祭的吉时了。」传文的义理详见《春秋》宣公八年。赵氏说：「《谷梁传》说：『这是急于表达哀辞。』按凡是迟缓的情况才称『乃』，不能说急迫，详细考察经文的本意，是讥讽臣子行动缓慢罢了。」辛巳日，安葬定姒。

译《公羊传》说：有儿子就建宗庙，建了宗庙就记载安葬。《谷梁传·隐公五年》说：礼制规定，庶子继位为君，要为其母亲修建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到儿子这一代祭祀，到孙子一代就停止。《礼记》说：妾母不世代祭祀。曾子问：“如果同时遭遇两种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安葬时先轻后重，祭奠和虞祭时先重后轻。”《礼记·曾子问》注说：同时遭遇父母或祖父母的丧事，安葬时先安葬母亲后安葬父亲，祭奠时先祭奠父亲后祭奠母亲。安葬是夺情之事，所以先处理较轻的；祭奠是奉养之事，所以先处理较重的；虞祭也属于祭奠一类。刘氏说：《左传》说“不称小君，不成丧礼”，这是不对的。如果姒氏确实是夫人，本来应当记载“夫人姒氏薨”。后来记载“安葬定姒”，不称“小君”，明确不成丧礼，以此来责备臣子是可以的。现在记载“姒氏卒”，说明她不是夫人，这哪里足以看出不成丧礼呢？想要责备不成丧礼却不称夫人，恰好足以贬低小君的尊贵，却不足以显示臣子的罪过。

冬天，修筑漆邑城墙。杜氏说：这是邾国庶其的城邑。余氏说：前年冬天，修筑莒父和霄邑；这一年秋天，安葬定公，又安葬定姒；冬天，修筑漆邑，劳役百姓太严重了。张氏说：修筑漆邑，是谋划讨伐邾国。定公时，邾国在来地战败，投奔鲁国，行事谨慎。哀公刚即位，不致力于搞好邻国关系，却为了土地的缘故，劳役民力，激起民怨。二年夺取其田地，七年俘虏其国君，最终让吴国人趁虚而入讨伐其国。齐国人问罪，夺取了讙阐。利益没得到，祸害却随之而来。这样谋划国事，不能善终，是理所当然的。我按：《左传》说：“记载不及时，是因为他国有事，或者过时了才向鲁国报告。”难道鲁国修筑城邑，过时了才向宗庙报告，就能掩盖其罪过吗？这不符合人之常情。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十九

元 汪克宽 撰

哀公上【公名蒋，定公之子，母亲是定姒。四岁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天，《春秋》绝笔】

【下接周敬王二未十六年】元年【晋定公十八年，齐景公五十四年，卫灵公四十一年，蔡昭公二十五年，郑声公七年，曹阳公八年，陈闵公八年，杞僖公十二年，宋景公二十三年，秦惠公七年，楚昭王二十二年，吴夫差二年】春天，周王正月，哀公即位。《传》例说：继承先君的国家，就记载即位，以区别于内部反复无所继承的，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就是这样。○楚子【昭王】、陈侯【闵公】、随侯、许男【元公】包围蔡国【昭公】。杜氏说：随国在义阳随县，随国世代服侍楚国，不与中原交往。吴国进入楚国时，昭王逃到随国，随国人救了他，最终恢复了楚国，楚国人感激他，将他列入诸侯。所以出现在经文中。定公六年，郑国灭掉许国，这里再次出现，大概是楚国重新封立许国。我按：随国在今天荆州路随州，楚国重新封立许国，《春秋》不认可楚国有权封立，所以只以自行恢复来记载，也就像蔡平公、陈惠公被楚国封立，不以自行归附来记载一样。按《左传》说：这是报复柏举之战。蔡国人男女分别被捆绑押送投降。【杜氏说：男女各自分别被捆绑押送而出降】让蔡国在长江和汝水之间划定疆界。【杜氏说：楚国想让蔡国迁都到长江以北、汝水以南，寻求田地来自保，蔡国听从命令，所以楚军撤退】既然男女分别被捆绑，那就是投降；划定江汝之间的疆界，就是迁移其国都。那么为什么只记载“包围蔡国”呢？蔡国曾经借助吴国军队进入郢都，昭王逃到随国，毁坏宗庙，迁移陈设的乐器，鞭打平王的坟墓了。【《谷梁传·定公四年》】到这时楚国恢复安宁，率领军队包围蔡国，使蔡国众人投降，迁移其国都，而《春秋》记载简略，是因为蔡国应当得到报复，而楚子复仇的事情可以宽恕。王氏说：这一年吴国在夫椒打败越国，《春秋》也削去不记载，也是这个意思。圣人本心没有怨恨，而怨恨出于没有怨恨之处。我按：谓圣人本心没有怨恨，因为缺失怨恨而怨恨，并非有心于怨恨，就像缺失一样。【意思与程子所说的舜诛杀四凶，可怒在缺失，略相似。非君庄子的“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的异端学说】所以议论仇怨的轻重，有达到不共戴天的程度。现在楚国人祸及宗庙，耻辱波及父母，如果包羞忍耻而不能洗刷一次，那就不能立身，而天理就灭绝了。所以特别记载“包围蔡国”而称爵位，是宽恕楚国罪过的措辞。襄陵许氏说：蔡侯怨恨缺失修德以等待时机，【对于大国来说，这是增加祸患，所以蔡昭公的志向愧对缺失。】家氏说：进入郢都的是吴国，鞭打平王坟墓的也是吴国。楚国不能向强大的吴国报复，却趁着中原没有霸主，搂抱两三个小国来向蔡国发泄怨恨，称之为复仇，而仇怨最终不能报复。前年灭掉顿国，去年灭掉胡国，现在又对蔡国用兵，其志向在于蚕食小国以获取利益。《春秋》取什么呢？我按：楚昭王包围蔡国，不足以认为是善举。文定因为宋高宗不报复金国的仇怨，所以恳切地以复仇为说，这是朱子所说的以义理穿凿。

鼷鼠吃郊祭的牛，改卜另一头牛。夏天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郊牛下面，谷梁传有“角”字，字书“郊”字只此一处。《谷梁传》：鼷鼠吃郊祭牛的角，改卜牛，记录不敬。郊祭的牛叫展斛，角知道受伤，展道就尽了。郊祭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祭的时节。夏天四月郊祭，是不合时宜。五月郊祭，是不合时宜】

鼷鼠吃郊祭的牛，改卜另一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