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八

译说：谷梁认为“无知”被省略姓氏是因为嫌疑，称“人”来杀大夫，是杀有罪之人，这是不对的。无知弑君以取代其位，不能再称他为公子，上面有齐人，下面有无知，明确无知是齐人的贼，也不必再称他的姓氏。国家又因为无知不是大夫，而用杀大夫的例子来解释，就失去了本意。

译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

“及”字，表示这是鲁国国君的意愿；不称齐国大夫的名字，是因为道义上关联的是齐国整体，而不关联于大夫个人的名氏。说“庄公与齐国大夫结盟”，是讥讽庄公释怀了对父亲的怨恨，亲近仇敌。有人说：这是以德报怨，宽厚仁爱的表现。为何要讥讽他呢？回答说：德有轻重之分，怨有深浅之别。怨恨没有比父母之仇更深的，而德没有比安定国家、谋划后代更重的。有杀父之仇却不知怨恨，反而想用重德来报答，那么人伦就废弛了，天理就灭绝了。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应当以公正回报怨恨，以德回报恩德。

夏季，庄公讨伐齐国，拥立公子纠。齐国小白进入齐国。

左氏记载为“子纠”，《公羊传》和《谷梁传》说：“讨伐齐国，拥立公子纠。”君子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纳”，是指对方不接受而强行送去的说法。“入”，是表示艰难的措辞。

译子纠和卫朔的进入，是不应当进入的。齐阳生进入齐国，这与这里的书法虽然相同，但下文记载陈乞弑杀齐荼，就知道阳生进入是为了篡夺齐荼之位。读《春秋》应当结合上下文来观察。子纠不称“子”，是为了表明子纠不应当被立为国君。将小白系于齐国，是为了表明小白适宜拥有齐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齐襄公被杀，子纠和小白都以庶子的身份出奔，而子纠是弟弟，又未曾做过世子。按照史书记载，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周朝，齐桓公杀死他的弟弟以回国即位，这是子纠年幼而小白年长，小白拥有齐国是适宜的。适宜却为什么不称他为公子？因为他在国内没有继承的依据，向上没有禀告天命，所以用王法断绝他。桓公在王法上虽然可以被断绝，但相对于子纠来说，他是应当被立的，所以管仲辅佐桓公是改过迁善，圣人称赞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召忽死于子纠，是因为过于崇尚勇烈，这好比匹夫匹妇的固执信义，自缢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

杜氏注解说：小白是齐僖公的庶子；子纠是小白的庶兄。《公羊传》说小白称“入”是篡位的辞令；《谷梁传》说小白不谦让子纠。太史公司马迁将小白排在子纠之后，都认为子纠是哥哥，小白是弟弟，并且说他们都是齐僖公的儿子。韩宣子也说齐桓公是卫姬所生，受齐僖公宠爱，而程子说齐襄公的儿子似乎是根据《左传》中公子小白、公子纠蒙受齐襄公之命而立而言。现在考证小白与子纠，他们是齐僖公还是齐襄公的儿子，则不可考。然而根据经书来考察：忽系于郑国，而突不系于郑国；羁系于曹国，而赤不系于曹国，这是嫡庶的区别。邾国的庶子不系于邾国，而记载“弗克纳”，这是长幼的区别。现在小白系于齐国，这是郑忽、曹羁的例子；子纠不称“子”而称“纳”，这是邾国庶子的例子。这样看来，小白应当被立，而子纠不应当被立，是很明显的。用经书来辨别传文的真伪，那么《公羊传》、《谷梁传》和杜氏的注解是不可信的。况且孔子大力称赞管仲的功劳而不责备他忘记君主、侍奉仇敌，区分长幼是非，难道不是很清楚可见吗？鲁庄公忘记仇敌而接纳齐国的公子，扶植年幼的而夺取年长的，兴师动众来辅助不正当的行为，最终导致失败。记载“公伐”，记载“纳”，罪恶就显明了。鲁庄公为齐国接纳子纠，已经断绝了父子君臣的伦理。鲁国的臣子效法他，所以子般、闵公都不得好死，而鲁国几乎断绝。孔子对此感到恐惧，一次记载，再次记载，屡次记载特别记载，而且每次记载必定加以贬斥断绝，以彰显他释怨忘仇的罪过。

刘氏说：“《公羊传》说‘纳是进入的辞令’，不对。纳是接纳的辞令，能否进入还不可知，不是进入的辞令。又说‘子纠不称公子，是因为在君主面前称臣名’，也不对。子纠失去国家在鲁国，本来不是鲁国的臣子，为什么要用君主面前称臣名的规矩来责备他呢？”

译秋季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杜氏说：九月才安葬，是因为动乱。张氏说：无知已经被诛杀，可以安葬了。

八月庚申日，鲁军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干音干，《左传》记载：“鲁军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鲁庄公丢弃了戎路车，换乘别的车返回。秦子、梁子拿着鲁庄公的旗帜在下道躲避，因此都停了下来。《公羊传》说：“国内不记载战败，这里记载战败是什么意思？是因为讨伐仇敌而战败。为什么说是讨伐仇敌？是为了复仇。这是向大国复仇吗？为什么让地位低微的人出战？因为是国君。为什么不提国君？是不赞成国君复仇。为什么不赞成复仇的人？因为他在下位。”《谷梁传》宣公十二年的传文说：“绩是功，功是事。”程子的传文说：“及齐师，说明不是卿大夫出战。国君作战忌讳记载战败。凡是说败绩，就是大败。小小的胜负不记载。”杜氏说：“干时是齐国的地方，时水在乐安境内，水流分岔，干旱时就枯竭，所以叫干时。”我按：在今益都路乐安县。

国内不记载战败，这里记载战败，是因为与仇敌作战，即使战败也是光荣的。何氏说：复仇以战死或战败为光荣；刘氏说：认为活着受辱，不如战死光荣。根据《左传》，在干时作战，鲁庄公丢弃了戎路车，换乘别的车返回，那么战败的是鲁庄公。能与仇敌作战，即使战败也是光荣，为什么不说鲁庄公？是为了贬斥他。鲁庄公本来忘记了亲人，释放了怨恨，想要接纳仇敌的儿子，谋划安定国家，不是为了复仇而与他作战。因此隐去鲁庄公以显示贬斥。何氏说：当时实际上是因为不能接纳公子纠，伐齐的大夫认为不如以复仇的名义去伐齐，于是以复仇的名义伐齐，并非诚心诚意，所以不赞成。如果以复仇的名义起事，那么这场战争就是义战，应当在“败绩”之上记载鲁庄公，就像鄢陵之战记载楚子战败一样，与沙随、平丘不记载参与盟会相比，以示光荣。沙随、平丘都不是鲁国的罪过，所以不忌讳耻辱，见成公十六年、昭公十三年。正因为不是为了复仇而作战，所以隐去鲁庄公以加重贬斥他忘记亲人、释放怨恨的罪过，其义理深切而明显。我按：记载齐师、记载我师，说明不是兵力少。上文记载鲁庄公与齐国大夫结盟，鲁庄公伐齐，那么这场战争就是鲁庄公参与的战争，不必考证传文就知道了。然而不记载鲁庄公，而用地位低微者的辞令“及战”，是为了彰显鲁庄公的志向在于接纳公子纠，而不在于敌对仇敌。经文中记载国内作战的有三处，记载战败外敌的有八处，说战败的是胜方。那些说作战的是被对方战胜。国内忌讳战败，说作战就是战败了，所以奚、升陉都不说败绩。升陉隐去鲁庄公不记载，是为鲁庄公忌讳战败。唯独这里记载败绩，是因为与仇敌作战，所以即使战败，也不认为是耻辱。况且详略之间，都是圣人的微言大义。

九月，齐国人捉拿了公子纠，杀了他。《左传》记载：鲍叔牙率领军队来说：“公子纠是您的亲人，请您讨伐他。管仲、召忽是仇敌，请让我接受他们以解心头之恨。”于是在生窦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请求被囚禁，鲍叔牙接受了他。回国后报告说：“管夷吾治理高傒，让他做相国是可以的。”齐桓公听从了。《公羊传》说：为什么用“取”？是胁迫我们，让我们杀了他。《谷梁传》说：就像说“取了他的公子纠而杀了他”一样。

“取”是不义的措辞。我按：《说文解字》说，取，是捕取。意思是义理上不可取而强行取之。前文记载接纳公子纠不称“子”，是为了说明他不应当被立为国君。这里记载杀公子纠又称“子”，是为了说明他不应当被杀。双峰饶氏说：《春秋》在公子纠上一处没有“子”字，一处有“子”字，开始以接纳他为非，所以去掉“子”以说明他不应当被接纳；最终以杀他为非，所以又称“子”以说明他不应当被杀。或剥夺或给予，在义理上各得其所，这是《春秋》的精微意旨。仁爱的人对于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爱他们罢了。公子纠虽然争夺君位，但越在他国，置之不问也可以。一定要向鲁国请求杀了他，然后才心里痛快，他的不仁也太厉害了。后世以禅让为名而夺取国家的人，必定杀掉前朝君主以统一人心，防止后患，意图与此相同，流毒岂不深远吗？《通鉴》记载：宋高祖刘裕接受晋朝禅让，杀了晋恭帝；齐太祖萧道成接受宋朝禅让，杀了宋顺帝，灭尽他的家族；梁武帝萧衍接受齐朝禅让，杀了齐和帝；陈武帝霸先接受梁朝禅让，杀了梁敬帝；隋文帝杨坚接受周朝禅让，杀了周静帝；后梁高祖朱晃接受唐朝禅让，杀了唐昭宣帝。所以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情的。高氏说：齐桓公杀公子纠，记载“齐人”，是连同他的国人一起谴责。记载“取”，是加重杀他的罪责。张氏说：公子纠是齐桓公的兄弟。因为他不应当争夺而争夺君位，就是罪过；因为他是骨肉至亲，就不可以杀。作为齐桓公，应当列举他的罪过告诉鲁国人，并且明示亲爱亲人的义理而保全他的生命，那么恩义两全了。杀兄弟，应当称君而称“齐人”，是因为废立之际，杀生予夺，寄托在当国大臣手中。现在齐国大夫起初因为公子纠是先君之子而结盟想要立他，等到齐桓公得到国家，又不体恤君主的天然亲情之恩，听从议亲的辟法，以赦免他的罪过，而一定要杀他。废兴生死，轻率太甚了。所以在公子纠上加“子”，又

译记载齐国人，记载夺取，记载杀害，以此来谴责他们举国君臣忘却亲情、丧失道义的罪过。圣人用这种极端的公理昭示后世，以区别于将天下视为私有、想要断绝动乱祸患的根本，却对先君的后代施加刀斧的人。我按：王者的正道，从修养自身、端正家庭，进而扩展到治理国家。齐桓公杀害公子纠，晋文公杀害怀公，以此来夺取国家。从公子纠、怀公的长幼次序来看，他们虽然不应当被立为国君，但桓公、文公的杀害行为，也是不对的。凭借这种方式得到国家并称霸诸侯，其根本就已经不正了。这就是孔子门下五尺高的孩童，都羞于称颂五霸的原因。杀害怀公这件事，没有记载在经文中，并不是删削了它，而是旧史没有记载罢了。○赵氏说：《左传》认为是鲁国杀害了公子纠，按照《论语》所说“桓公杀公子纠”，就知道是齐国自己杀害的，不是鲁国杀害的。如果确实是鲁国杀害，应当说“齐国人让我杀公子纠”，不应该说“取”。刘氏说：《谷梁传》说“说‘取’，是责备内国”，这是不对的。说“取”，是责备齐国罢了。内国有什么可责备的呢？

译冬天疏浚洙水。【洙音殊。《公羊传》说：浚，就是加深的意思。为什么要加深它？是因为畏惧齐国。《谷梁传》说：加深洙水，是因为用力不足。杜氏说：洙水在鲁国都城以北，向下汇入泗水，疏浚加深它，是为了防备齐国。】

巩固国家以保护百姓为根本，如果轻率地使用民力，胡乱兴办大工程，国家的根本一旦动摇，即使有长江、巨川环绕作为疆域的界限，有洞庭、彭蠡、黄河、汉水那样的险要，仍然不足以依靠，何况是洙水呢？《尚书》记载疏浚洙水，【现音现】是为了显示在守国的末节事务上劳民，却不知根本，作为后世的警戒。【张氏说：洙水在鲁国北部，是齐国攻打鲁国的道路。鲁国虽然杀了公子纠，仍然存有畏惧齐国的心思，所以疏浚加深它，以防备齐军到来。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鲁国不能明察政令刑罚、团结人心，使大国畏惧它，反而重重地劳役民力，致力于用深险的地势来自守，不知道这是在无益的事情上困扰百姓。古人“剥取桑皮，修补门窗”的意思，不像这样浅陋。王氏说：隋国有季梁，楚国不敢攻打；郑国有子产，晋国不能使其屈服。如果没有君子，国家能存在吗？庄公接纳公子纠却不懂大义，洙水近在城北，却劳民于末节事务，这不过是儿戏罢了。我按：城墙护城河，是有国家的人不可废弃的，但有应当守而不可不守的，也有不必仅仅依靠防守的。《春秋》记载“灭下阳”、“筑城虎牢”，是责备虢国、郑国不能防守；记载“浚洙”、“记载在国内修筑城邑共二十四次”，是用来责备鲁国仅仅依靠防守而重重困扰民力。】

【丁庄王十酉三年】十年【齐桓公二年，晋缗公二十一年，卫惠公十六年，蔡哀侯十一年，郑厉公十七年，子仪十年，曹庄公十八年，陈宣公九年，杞靖公二十年，宋闵公八年，秦武公十四年，楚文公六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败，必迈反，后同，勺上酌反。《谷梁传》说：不记日期，是怀疑是交战，怀疑是交战却说是败胜，是因为发生在鲁国境内。杜氏说：长勺，是鲁国的地方。】

齐军攻打鲁国，经文不记载“伐”，意在责备鲁国。用欺诈手段交战称为败。【《左传》十一年传说：双方都列阵称为战，敌人未列阵称为败。某师法王氏说：不约定日期而战，以欺诈互相袭击。】打败对方的一方为主语。【啖氏说：凡是鲁国获胜就称为败某师。】有人说：长勺是鲁地，齐军来到这里，所谓敌人加害于己，不得已而后回应，【去声】【刘氏说：交战是仁人所厌恶的，有不得已而应战的情况。】看起来似乎没有罪过，凭什么显示责备呢？善于治国的人不兴师，善于兴师的人不列阵，善于列阵的人不交战。【《谷梁传》庄公八年】所以出使则有文告的辞令，而边境则有防守的预备。至于善于列阵，德行已经衰微了，何况兵刃相接，又用欺诈谋略取胜呢？所以记载鲁国为主语来责备它，这都是扰乱的道理，减少怨恨的方法，是王者的事业。【张氏说：记载败而不记载战，是厌恶欺诈交战。使用民力去战争，古代有司马车战的方法，约定日期时刻，两军列阵相对，以决胜负。即使败逃，也没有多杀的祸患。如果用欺诈交战出其不意，或者一举歼灭对方，那就是极不仁了。庄公政令刑罚不修明，治军没有法度，齐军到来，用欺诈谋略侥幸取胜一次，《春秋》深加讥讽。我按：《春秋》记载外败的有八次，不是外域打败中国，就是中国打败外域，外域对于中国不足以责备，中国对于外域不能用常法制止，用欺诈取胜还可以。至于中国对于中国而用欺诈取胜，那罪过就深了。经文记载内败外域的有一次，败中国的有七次，而庄公占其中三次。为什么庄公习惯于欺诈取胜到这种地步呢？有人说庄公与仇敌国家为敌，圣人庆幸他胜利而记载。唉！如果庄公在刚即位时，尽搜罗疲惫的赋税去问罪于齐，而有再战再胜的功劳，那就是善了。现在却挟持不能接纳公子纠的愤恨，而逞其狡诈，对仇敌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认为是仇敌，那么侵宋再败宋军，宋就不是仇敌了。刘氏说：《左传》说：齐军攻打我们，曹刿请求进见，庄公和他同车战于长勺。庄公将要击鼓，曹刿说：不行。齐人三次击鼓，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杜氏注：齐人虽然列阵，鲁国用权谋诡计使齐阵列成而不能用，所以以未列阵为文，不对。传本设立“都列阵称为战，未列阵称为败”的条例，是为了显示正与不正。这里既然都列阵了，是正的，也要是《〇》所载者，是当时的杂记，妄出曹刿及战事，不足为据。】

二月，鲁庄公侵宋。【这是记载侵的开始。《左传》说：凡是军队有钟鼓称为伐，没有称为侵，轻称为袭。《公羊传》说：粗鲁的称为侵，精心的称为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谷梁传》说：加深对齐国的怨恨，又退而侵宋以增多敌人，厌恶它。裹挟人民，驱赶牛马称为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称为伐。王氏说：宋闵公在庄公二年即位，两位君主不曾有嫌隙，为什么侵宋呢？用欺诈打败齐国，乘胜侵宋，都是招致兵祸的道理，不是保国的谋略。张氏说：庄公因为侥幸在齐国得志，于是举无名之师去掠夺宋国边境，这就是导致郎之战的原因。蜀杜氏说：周官九伐之法，负固不服则侵之，这大概是天子命令诸侯去侵，不是列

译国家可以被独自专断。春秋时期，侵犯、讨伐、战争、围困的事情非常多，必须详细记录它们，以显示讥讽之意。○我按：赵氏编撰条例驳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关于“侵”“伐”的说法，认为称罪而讨伐叫做“伐”，没有名义而兴兵叫做“侵”。然而齐桓公侵蔡，刘文公侵楚，难道可以说没有名义而兴兵吗？文定修改说：秘密行军掠夺边境叫做“侵”，这个意义才恰当。详见十五年】○三月宋国人迁移宿国【这是迁移国家的开始。《公羊传》僖公元年〇说：主动迁移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被迁移则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谷梁传》说：“迁”是灭亡的措辞，不记载宿国的地点，是因为宿国不再出现。所谓“迁”，是指还没有失去国家就迁往他处】

译所谓迁宿，是指宿国本不想迁徙，是被宋人强行迁徙的【杜氏说：宋人强行迁徙它并夺取其土地；赵氏说：迁徙并使之臣服称为迁；某陆氏说：移入封地以内作为附庸】安土重迁，是常人的普遍情感；迁徙国家，是重大的事情。即使是避害就利，离开危险趋向安全，尚且有人担心沉溺于众人之中，不肯顺从【《尚书·盘庚》注：自从祖乙定都于耿，耿地被河水冲毁，盘庚想迁都到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迁，互相煽动以流言，担心用祸患恐吓他们，使他们陷入罪恶，于是告诫民众不要不顺从】更何况是被横逆逼迫，并非他们愿意，抛弃长久居住的田里，割除新迁徙之地的蓬蒿【《左传》昭公十六年：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路途的劳顿，营建的辛劳，激起怨恨，损伤和气，难道不令人恻然隐痛吗？却肆意妄为不顾及这些，其不仁也太严重了。凡是记载“迁”字不再贬斥，但恶行已经显现【高氏说：宿介于宋鲁之间，属于宋而亲近鲁，宋人认为它二心于鲁而迁徙它；王氏说：驱赶它使之归属作为附庸，从此宿不再出现，也就灭亡了。宋闵公这样做，过了三年而被贼臣所杀，难道不是说天道好还吗？通防问：圣人厌恶人迁徙国家，序书为何取盘庚说“有不利焉”？意思如果是自己迁徙又为何厌恶呢？或者是介于大国之间，或者是被戎狄逼迫，被人所迁徙的，春秋怜悯他们。襄陵许氏说：迁徙它使之没有失去国家以往，其义尚有所难，这是王泽未竭的缘故。僖公、文公以后有灭国没有迁国了。愚按：记载迁国邑的有三处，记载自己迁徙的有七处。宋迁宿，齐迁纪、郱、鄑、郚、迁阳，都是强行迁徙并夺取其土地的。邢迁夷仪，卫迁帝丘，许迁叶、夷、白羽、容城，蔡迁州来，都是以自己迁徙为文的。然而只有邢、卫是迫于狄人而自己迁徙，蔡、许是被吴、楚所迁徙，也记载为自己迁徙，大概虽然是被强暴所迁徙，但迁徙而没有灭亡就说某国迁于某，迁徙而随即灭亡就说某人迁某国。邢迁如归，齐桓公得以兴起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是春秋二百多年中最善的，后来没有人能继承他○赵氏说：《公羊传》说：把土地归还给他们。据此是将自己的土地绕给他们，不是迁徙他们的意思】

夏天六月，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驻扎在郎。鲁国在乘丘打败了宋国的军队【乘，绳证反。《左传》：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驻扎在郎，公子偃说：“宋国的军队不整齐，可以打败。宋国败了，齐国必定回国，请攻击他们。”鲁公不允许。从雩门偷偷出来，蒙上虎皮先攻击他们。鲁公跟随他，在乘丘大败宋国的军队。齐国的军队于是回国。】《谷梁传》：“次，停止。害怕我们。不记日期，是怀疑战斗。”杜氏说：“乘丘，是鲁国的土地。”张氏说：“现在兴仁府乘氏县。”愚按：“乘氏县现在属于东昌路曹州】

齐、宋两国轻易出动大军【根据两国称师】深入他国境内【根据郎、乘丘都是鲁国土地】肆意发泄报复之心【齐国报复长勺之战的失败，宋国报复鲁公的侵犯】确实有罪。鲁国人如果能不使用诈谋，奉行他们的辞令，两国就会离去。偷得一时的防备，而积累四邻的怨恨，这是小人的做法。所以驻扎者不以其事【根据不记载伐】，战胜者不以其理【根据不记载战而只记载败】，互相讥讽【刘氏说：齐、宋轻易使用他们的军队，〇整顿军队，直接进入别人的国家而不指明所伐的对象，想要窥探利益乘便，快意于攻取之意，使鲁国人恫疑忧恐，出奇计诈谋以自救，覆灭其军队，百姓父子无辜陷没。这是人君贪利轻用其众的罪过。鲁国人如果能不使用诈谋，推忠信奉辞令，以停止齐、宋的军队，齐、宋就会离去。他们所以弭患止乱，安国便民，不更加坚固且长久吗？偷得一时的胜利，而忘记长世的考虑，这是小人衅于勇，啬于祸的过错。所以驻扎者不以义，战胜者不以道，互相讥讽。防陵许氏说：齐桓公刚入国未安抚其民而轻用之，所以再不得志于鲁。晋文公入国五年而后用其民，大概是鉴戒于此。陈氏说：记载次于郎，显示齐称霸的艰难；记载次于厥貉，显示楚称霸的艰难。不轻易随从齐，是人心尚知有周；不轻易随从楚，是人心尚知有晋。愚按：齐、宋记载师，显示兵力的强大；记载次，显示其师出无名。鲁记载公，记载败，显示其以千乘之君而胜人不以其道。记载称战于乘丘，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则虽然能胜宋，鲁也危险了。这是春秋所以目公而讥之的缘故吗？○赵氏说：《公羊传》说：伐则其言次何？齐与伐而不与战，所以说伐。按经文实未伐而败，所以不说伐罢了。又说：我能败之，所以说次。如果这样则只记载败，义不明吗？何假言次】

秋天九月，荆在莘打败蔡国的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莘，所巾反。舞，谷作武。这是荆扰乱华夏的开始。】《左传》：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也娶于陈。息妫将要回娘家，经过蔡国，蔡侯留住并见她，不把她当作宾客。息侯听说后，愤怒，派人告诉楚文王说：“攻打我，我求救于蔡国而攻打它。”九月，楚国在莘打败蔡国的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

译《公羊传》说：荆是什么？是州的名称。州的称谓不如国，国的称谓不如氏，氏的称谓不如人，人的称谓不如名，名的称谓不如字，字的称谓不如子。蔡侯为什么称名？是因为被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他？因为他被俘获。为什么不直接说俘获？是不认可夷狄俘获中原诸侯。《谷梁传》说：荆，就是楚国。称它为荆，是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圣人兴起，一定最后到达；天子衰弱，一定最先背叛。蔡侯为什么称名？是因为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他？因为他被俘获。中原诸侯不说败，这里说败，是为了解释蔡侯被俘获的情况。杜氏说：莘，是蔡国的地。楚国在今天南郡枝江县。张氏说：荆楚是旧称。周成王封熊绎在丹阳，即今天江陵的枝江县。我按：莘在今天河南府路裕州莘县。

译蔡侯为什么被直书其名？凡是史书记载战败、被灭、被攻入而国君被俘归来的，都直书其名，是因为他们沦为臣虏，所以断绝了与他们的君臣名分。【刘氏说：被俘归来，大概是因为就范为虏而不以为耻。薛氏说：记载“以蔡侯献舞归”，为什么是逮捕他而不让他回国呢？不写“执”，是不认可蛮夷逮捕中原诸侯；不写“获”，是不忍心诸侯被蛮夷所获。临川吴氏说：蔡侯被楚国抓获而带回去，留在楚国，九年之后，到鲁庄公十九年才去世】像蔡献舞、潞婴儿、沈嘉、许男斯、顿子牂、胡子豹、曹伯阳、邾子益这些人就是如此。【鲁宣公十五年，晋灭潞，把潞子婴儿带回去；鲁定公四年，蔡灭沈，把沈子嘉带回去；鲁定公六年，郑灭许，把许男斯带回去；鲁定公十四年，楚、陈灭顿，把顿子牂带回去；鲁定公十五年，楚灭胡，把胡子豹带回去；鲁哀公八年，宋攻入曹，把曹伯阳带回去；鲁哀公七年，宋攻入邾，把邾子益带回来】国君为社稷而死，是正道；逃跑虽然是有罪，但还有羞耻之心；沦为俘虏就太严重了。楚人灭夔，把夔子带回去【鲁僖公二十六年】，唯独没有直书其名，是因为夔子无罪而被讨伐，虽然国灭身为臣虏，但他理直气壮，言辞起初并不屈服。【夔子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楚人责备他，他回答说：我的先王熊挚有病，鬼神不赦免他，自己逃窜到夔，我们因此失去了楚国，又祭祀什么呢？】所以唯独给予他爵位而不直书其名。《春秋》的法度，诸侯不直书其名；失去土地就直书其名，把他比作卑贱的人，是想让拥有国家的君主战战兢兢，长久地保持富贵，没有危险和过分的举动。【《孝经》说：满而不溢，所以能长久保持富有；高而不危，所以能长久保持尊贵。】鲁庄公二十三年的传文，荆以州名来称呼，是厌恶它扰乱华夏、不恭敬，所以把它当作狄夷看待。【刘氏说：楚是祝融的后代，其祖先有显著的德行和功绩，与周王室相通，与中原戴冠束带的君主没有区别，僭越称王，所以把它排除在外。张氏说：因为是外域的缘故，不称军队和人马去掠夺它。直书献舞的名并记载被带回去，是责备他不死守君位，活着投降强楚。诸侯不直书其名，直书其名就意味着君位已经断绝。周王室的政令不行，外族侵凌中原，楚国从此得志，中原地区二百多年间，周王的子孙日益衰微，这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高氏说：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齐桓公开始介入，但威令不行，所以荆人强暴，敢在中原肆虐。临川吴氏说：荆成为中原的祸患，周宣王时已经讨伐过它，进入春秋时期危害更加严重，这些事鲁国没有听闻，所以不记载蔡与齐、鲁、宋、卫、陈、郑。这些都是中原的望国，蔡首先遭受祸患。这是经书记载荆蛮内侵的开始。陈氏说：荆在莘地打败蔡军，是扰乱华夏的开始。吴在鸡父打败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那么诸夏不灭亡的就很少了。所以记载荆从此开始，而《春秋》以吴结束。在邓地设防，诸侯害怕楚国了。但打败邓不记载，打败随不记载，打败郧不记载，即使灭申、灭邓、灭息，也不记载。打败蔡军并把献舞带回去，于是开始记载。《春秋》的法度，被灭国的国君说“以归”，仅仅是战败罢了，而说“以归”，那就是蔡服于楚，这是夷夏的大变。○我按：《史记》记载周文王封祝融的后裔熊绎于楚，给予蛮族子男等级的田地。夷王的时候，王室衰微，熊渠很得到江汉间百姓的拥护。熊渠自立为王，厉王暴虐，熊渠害怕被讨伐，去掉了王号。十一世传到熊通，讨伐随国，请求王室尊他为王，王不听，于是自立为武王。儿子文王开始强盛，欺凌江汉间的小国，打败蔡国，就是这个时候。《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记载荆以州名来称呼，杜预说荆是本来的称号，后来改为楚。现在考证《檀弓》说孔子将去荆地，《晋语》叔向说荆打败我们，那么荆可能是楚原来的称号。然而《商颂》称荆楚，那么荆改号楚已经很久了。或者像郳改号小邾但仍称郳，申称滕、薛、郳，大概《春秋》简略，所以举其原来的称号罢了。曾经考证靠近楚国的国家，自从申、息等国灭亡后，只有陈、蔡最为邻近，所以两国屡次遭受侵伐，且被灭，而仅存。蔡的国君从献舞以后，死在楚国的有三个。《春秋》的记载，楚患开始于荆打败蔡，而结束于楚公子申伐陈，圣人大概是哀伤这件事。

冬天十月，齐军灭谭。谭子逃奔到莒。【这是灭亡小国的开始。《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出国？灭亡就没有地方可出。”杜氏说：“谭国在济南平陵县西南。”张氏说：“现在济南府历城县”】

灭亡而记载逃奔，是责备他不死守君位。【范氏说：凡是记载逃奔，是责备他不死守社稷】不记载“出”，是因为国亡无处可出。国灭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贵，为什么还记载爵位呢？因为他没有取灭亡的罪过，是被横逆所加，而力量不能取胜，以至于出奔，那也是不幸罢了。他的道义大概还没有断绝。【根据《公羊传》和《谷梁传》，蔡献舞直书其名是断绝他】查考《左传》：齐侯出逃时，经过谭国，谭国不礼遇他。等他回国时，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没有到，责备他失掉侍奉大国的礼仪是可以的，因此被灭可以吗？【张氏说：齐桓公正有志于在天下执政，不仅不能兴灭继绝，反而因私怨覆灭小国，他的罪过太大了】齐军灭谭，谭子奔莒；楚子灭〇，〇子奔黄【鲁僖公五年

译狄人灭掉温国，温国国君逃往卫国。三国之所以都保留其爵位，不把他们当作失去国土的国君而直呼其名，是因为他们无罪。孙氏说：逃往莒国而不直呼其名，是因为谭国本来没有过错。然而吴国灭掉徐国，徐国国君章羽逃往楚国，为什么唯独直呼其名？根据《左传》记载：吴国攻打徐国，徐国国君割断自己的头发，带着夫人去迎接吴国国君，既然已经屈服之后才逃跑，哪里还有复兴国家的志向呢？唯独直呼其名，是为了断绝与他的关系。以上都依据啖氏的《纂例》。家氏说：国家灭亡而逃亡的人，道义上不愿侍奉仇敌，心存复兴国家的志向，还算是《春秋》所赞许的；如果甘心侍奉仇敌，不以为耻，或者被俘获而带回，那就是《春秋》所鄙视厌恶的人。以此来警示万世，那些国家灭亡不能殉节，甘心做陈禅、孙皓、宋钦宗、南唐后主那样的人，唉，真是可叹啊！《春秋》的道义，虽然在于抑制强权、扶持弱小，但又责备弱小者不自我奋发向善，所以它的笔法如此。通旨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只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像谭国有怨恨就灭掉它，鄣国可以夺取就迫使它投降。如果效法圣人，那么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张氏说：这是管仲攻占瑕邑的计谋。薛氏说：五霸之中，齐桓公最为强盛，威压诸侯，以图谋霸业，首先灭掉天子分封的诸侯，以炫耀威风，儒者不称道他，是理所当然的。陈氏说：为什么以首先灭国的罪责归咎于齐国？如果没有齐桓公，那么灭国的祸患不会接连不断地发生在天下。《春秋》记载的三十六个被灭的国家，都是五霸造成的。我按：齐桓公图谋霸业之初，灭掉谭国、灭掉遂国、迫使鄣国投降、迁徙阳国，专门以威力欺凌暴虐弱小，使天下的诸侯感到恐惧，他后来虽然能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但功劳不足以掩盖过错。有人竟然引用《仲虺之诰》，说兼并弱小、攻打愚昧、夺取混乱、侮辱灭亡，成汤凭借道义来匡正天下，圣人赞许齐桓公向楚国示威，所以记载“师”。把五霸和三王的罪人，拿他虐待小国的行为作为憎恶邪恶的类比，不也很迷惑吗？《春秋》记载“荆军在莘地打败蔡军，把蔡侯献舞带回”，齐军灭掉谭国，谭国国君逃往莒国，那么齐桓公也就是熊赀那样的人罢了，不需要贬斥断绝，他的恶行自然显现。

译【鲁庄王十年】十一年【齐桓公三年，晋缗侯二十六年，卫惠公十七年，蔡哀侯十二年，郑厉公十八年，子仪十一年，曹庄公十九年，陈宣公十年，杞靖公二十一年，宋闵公九年，秦武公十五年，楚文公七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五月戊寅日，鲁庄公在鄑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鄑，音子斯。《左传》记载：宋国因为乘丘之战的缘故，所以入侵我国，鲁庄公率军抵御，宋军还未列好阵势就迫近攻击，在鄑地打败了他们。《谷梁传》说：国内的事不记载“战”，只举其大事。杜预说：鄑，是鲁国的地方。张氏说：宋军两次来犯，两次战败，兵祸随即波及他们的国君，鲁国虽然两次获胜，国家也因战争而困顿了。王氏说：宋国战败却不知惩戒，鲁国战胜却不知停止，他们滥用武力的行为太严重了。经文记载了“日”，是为了表示谨慎。我按：〇说入侵我国，经文不书“侵”，与长勺之战的意义相同】○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左传》记载：宋国大水灾，鲁庄公派使者去慰问，说：“上天降下淫雨，损害了祭祀的谷物，怎么能不慰问呢？”宋国使者回答说：“我确实不敬，上天降下灾难，又让您担忧，拜谢您的慰问。”《谷梁传》说：高低处都有水灾称为“大水”】

凡是外国的灾祸，如果来告急就记载【本陆氏辨疑，杜预说因为鲁庄公派使者去慰问所以记载】所说的灾祸，是指危害百姓和物资的，如水灾、火灾、兵祸、寇乱等。诸侯对于邻国有救济病痛、救助急难的道义，那么来告急是符合礼制的，而不可以不慰问【张氏说：连年交战，怨恨不废礼，大概是古意尚存而未泯灭】所以四国同遭灾祸，许国不去慰问，君子因此知道许国会最先灭亡【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凡是记载灾祸，显示《春秋》有警惕天戒、体恤民间疾苦的心意，这是王者做的事【刘氏说：怪异现象，是上天用来谴责君主，使其修德的，所以怪异出现就应当内自省而已，不是等待外部的，不应当告急，告急就是失礼；失礼就记载。灾祸，是危害百姓和物资的。诸侯对于邻国固有救济病痛、救助急难的道义，这是等待外部的，不可不慰问，慰问是符合礼制的；符合礼制就记载。《公羊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除非波及我国。按《春秋》内视本国而外视诸夏，如果水灾波及鲁国，自然可以记载鲁国的灾祸，没有必要详记宋国而略记我国。《谷梁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因为是王者的后代。不对，杞国也是王者的后代，未曾记载其灾祸，为什么呢】

冬季，王姬嫁到齐国【《左传》记载：齐侯来迎娶共姬】

按周朝制度，王姬嫁给诸侯，车马服饰不降低其丈夫的等级，只比王后低一等【《诗经·召南·何彼秾矣》小序，朱熹传：周王的女儿姓姬，所以叫王姬。王姬虽然嫁给诸侯，但其车马服饰制度与其他国家的夫人不同，极言其尊贵显赫。郑玄说：比王后低一等，指车乘用厌翟，勒面绘缯，服饰用褕翟】，礼仪也很隆重。《春秋》的大义是尊君抑臣，它记载王姬下嫁，为什么与列国的女子用同样的措辞而不加区别呢？回答说：阳主动而阴顺从【去声，《诗经·郑风·羔羊》小序】，丈夫先行而妻子跟随【《士昏礼》：宾客出门，妻子跟随，新郎乘坐他的车先行】，这是天理。阐述天理以训诫后世，那么即使是尊贵的王姬，她应当遵守妇道，与公侯大夫士庶人的女儿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舜作为平民，娶帝尧的两个女儿，而记载说她们“嫔”于虞【见《尧典》注，嫔，妇也，使她们在虞氏家行妇道】，西周的王姬嫁给齐侯【据《诗经》称齐侯之子】，也遵守妇道，成就肃雍之德【同上，《召南》小序】，其诗说：“曷不肃雍，王姬之车”【雍，诗作雝，朱熹〇肃，敬也；雝，和也。说这为何肃肃而敬、雍雍而和呢？是王姬的车。大概王姬如此尊贵显赫，却不敢挟贵以骄其夫家，所以看见她的车的人知道她能敬且和以行妇道】。自秦朝以后，尤其想要尊君抑臣以治理天下，却不得其道，以至于认为列侯尚【尊也】公主【《初学记》：周末以天子嫁女于诸侯，使诸侯同姓者主之，始谓之公主，秦因之。汉制：帝女为公主，姊妹为长公主，诸王女为翁主】，使男事女，丈夫屈从于妻子，颠倒了阴阳之位，所以王阳条奏世务，指出这是过失【《前汉书·王吉传》：吉字子阳，上疏言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宣帝以其言迂阔，不甚〇异】，而长乐王回也认为这种弊端导致父母不敢养育【许六反，下同】他们的儿子，公婆不敢养育他们的媳妇【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长乐人，举进士不仕，隐居著述】。推究其本意，虽然想要尊君抑臣以治理天下，但使人伦在上层悖乱，风俗在下层败坏，这又怎么能算是治理呢【去声】？流弊至此，然后才知道《春秋》记载王姬与诸侯之女同词而不加区别，垂训的意义重大了【髙氏说：鲁公不可主齐国的婚事，所以重而重见之。王氏说：主襄公的婚事，其罪大，所以记载详细；主桓公的婚事，其罪小，所以记载简略。张氏说：王姬即齐侯的夫人，王姬是也。鲁国与齐国为仇，但已易世，所以齐侯来迎不书，只书王姬之归而已。王女下嫁，无异于诸侯之女适人者，盖夫妇之道乃三纲之所系，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于诸侯女归之辞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礼不可紊也。我按：后世公主出嫁，无王姬执妇道之风，莫不庸奴其夫，虽尚主者极有才名，而势屈于崇贵，吞悲茹气，无所逃诉，故

译晋代有“无事取官府”的说法。到了六朝时期，这种弊端更加严重，江斆在《尚临海公主让婚表》中说：“朝廷的强制命令比对待奴仆还要严厉”，那么它的弊病就可以知道了。《春秋》记载王姬出嫁，与《诗经》相互印证，确实是万世的法则。○陆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是为了记载鲁国的过错。按：记载王姬出嫁，只是为了表明鲁国为主婚人罢了，《谷梁传》在其他地方就说“作为中间人的人送她回去”，这与前面的说法自然相互矛盾了。

译【庄王十年崩】鲁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四年，晋缗公二十三年，卫惠公十八年，蔡哀侯十三年，郑厉公十九年，子仪十二年，曹庄公二十年，陈宣公十一年，杞靖公三十二年，宋闵公十年被弑，秦武公十六年，楚文公八年】，春季，周历三月，纪叔姬回到〇地。【〇音“公”。《公羊传》认为这是隐讳的说法，因为她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啖氏说，她不是出嫁后回娘家，所以加上“纪”字。何氏说，〇地不隶属于齐国，是因为当时齐国听从了五庙的建议，所以保留了这个国家的名称。】庄公四年，纪侯离开国家【到此时已经九年】，叔姬到这时才开始回到〇地。这是因为纪侯刚刚去世，所以叔姬到这时才回去。所谓“归”，是顺从的措辞，因为宗庙在〇地，她回去是为了侍奉祭祀。【叔姬虽然是伯姬的陪嫁妹妹，但诸侯的夫人去世后，次妃就代理治理内务，所以叔姬虽然是陪嫁妾室，也应当侍奉纪国的祭祀。】鲁国是宗国，妇女有回到宗国的道理。纪国既然已经灭亡，她不回到鲁国，【家氏说，丈夫去世没有儿子，最终死在父母家是不正常的，死在夫家才是正常的。】这就是所谓的保全节操、坚守道义，不因国家灭亡而亏欠妇道。【杜氏说，叔姬保全并坚守节义，以终了妇道，所以将她系于纪国，是赞美她。】鲁国人推崇她的节义，恩惠和礼遇格外丰厚。【我按：当时一定有馈赠、问候、吊唁、安葬的礼节，所以史册记载了这件事。】因此，她回到〇地，她的去世，她的安葬，史册都详细记载。孔子修订《春秋》，保留而没有删削，使她与卫国的共姜一同流传不朽。【《诗经·鄘风·柏舟》小序说：共姜自我发誓。卫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坚守道义，父母想强迫她改嫁，她发誓不允许。】作为后世的劝诫，就像夏侯令女，曹爽的弟媳，寡居坚守志向，父母想强迫她改嫁，她发誓不允许，说：“曹氏全盛的时候，我还想保全始终，何况现在衰亡，怎么忍心抛弃他们？”【《魏志·曹爽传》注：夏侯文宁的女儿名叫令女，嫁给曹爽的弟弟曹文叔。曹文叔早死，家里想让她改嫁，她用刀割掉两只耳朵。居住时常常依靠曹爽。曹爽被诛杀，曹氏全部死尽。夏侯文宁因为曹氏没有遗留的人，希望她心意沮丧，派人暗示她。令女用刀割断鼻子。有人说：“夫家夷灭殆尽，守在这里想给谁看呢？”令女说：“仁人不因盛衰改变节操，义人不因存亡改变心意。禽兽的行为，我怎么做得出来？”】听到的人都被她感动。那些听说叔姬的风范而兴起的人，大概就是这样吧。【刘氏说，纪侯去世不记载，叔姬为什么能记载？《春秋》因为叔姬的行为，来表明纪季将〇地献给齐国，不是为了利益，而是想保存国家。试问，如果纪季看到宗国危险，分割土地以求利，这与邾庶其、莒牟夷有什么区别？《春秋》应当断绝他们。张氏说：叔姬是伯姬的陪嫁妹妹，隐公七年嫁给纪国。伯姬死后，叔姬实际代理内务，能够不因国家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职责。君子的心，不因自身的荣辱改变侍奉宗庙的志向，所以一定要回到〇地以终其身。《易经》说：“目力微弱但能视物，利于幽居者的贞正”，在叔姬身上可以看到。《春秋》能不记录她的始末，以显示妇道的正当吗？陈氏说，纪国灭亡了，为什么还称她为纪叔姬？叔姬保存了纪国。国家灭亡后又出现，是善意的措辞。所以纪国灭亡，记载纪叔姬；陈国灭亡，记载陈灾。刘氏说，《谷梁传》说“国家而说‘归’，这是邑”，为什么说“归”呢？我们的女儿，失去国家，喜得其所，所以说“归”，这是不对的。邑为什么不能说“归”呢？〇地，是纪国的别称，是纪叔姬的家。人回到自己的家，难道不能说“归”吗？认为喜得其所才说“归”，这是什么道理？家氏说，《公羊传》认为“归于〇，是归于她的叔父”，叔父可以归吗？大概是因为纪国的宗庙在那里，道义上应当回去。我按：有人说叔姬归于叔父，不是她应当归的地方，是混乱的。夫叔姬归于〇，〇是纪国五庙的所在地，叔姬回去是为了侍奉祭祀，而不是归于纪季。夏侯令女依靠曹爽与叔姬正相同，难道也可以责备她依靠她的伯父吗？《春秋》记载本国的女子，只有纪叔姬、宋伯姬记录始末非常详细，不是贤德的人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吗】

夏季，四月。秋季，八月甲午日，宋万弑杀了他的君主宋闵公，以及他的大夫仇牧。【闵公作“接”。《左传》：乘丘之战，宋公用金仆姑箭射南宫万，宋公右边的歂孙生挡箭。宋人请求释放他，宋公请求说：“起初我尊敬你，现在你是鲁国的囚犯，我不再尊敬你了。”南宫万怨恨。宋万在蒙泽弑杀闵公，在门口遇到仇牧，击打并杀死了他，在东宫西边遇到大宰督，又杀死了他。《公羊传》：“‘及’是什么意思？是连累。弑君的人很多，除了这个没有连累的吗？孔父、荀息都连累了，除了孔父、荀息没有连累的吗？”回答说：“有，有，那么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贤德。仇牧有什么贤德？宋万搏打闵公，折断他的脖子。仇牧听说君主被弑，快步赶到，在门口遇到他，手持剑呵斥他。宋万用手臂击打仇牧，打碎他的头，牙齿嵌在门扇上。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谷梁传》：“记载‘及’，是以尊及卑。仇牧是贤人。】

君主被弑，大夫死于这场灾难，【“乃”字反切，下同】《春秋》记载它，是因为它所选取的。大夫死于弑君之难，有不记载的【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死于齐桓公被弑，荡意诸死于宋昭公被弑，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防伊、娄堙死于齐庄公被弑，都不记载】，所以知道孔父、仇牧、荀息都是所选取的。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然而只是杀死了自己，不能抓住贼人，对事情没有益处，也值得选取吗？享受俸禄不躲避灾难，【哀公十五年，子路说……】是道义。只是杀死了自己，不能抓住贼人，也足以成为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灾难的人的教训了。为什么说没有益处呢？夫

译审察事物的轻重，这是权变。根据权变来衡量轻重并处理得恰当，这是义。大宰督也死在闵公的祸难中，被削去名字而不记载，是因为他自身有罪（桓公二年，督弑杀殇公）。惠伯死在子恶的祸难中，也被削去名字而不记载，是因为那不是君主的命令（文公十八年，襄仲杀子恶，以君主的命令召见惠伯，他的家臣阻止他说：“进去必定死。”惠伯说：“为君主的命令而死是可以的。”家臣说：“如果是君主的命令就死，不是君主的命令为什么要听从而进去？”于是杀了他并埋掉。通旨：董卓召皇甫嵩去见，抓住他后逃脱，汉朝与惠伯同死，不得其所。如果知道春秋的大义，就不去就可以了）。召忽死在子纠的祸难中，孔子把他比作匹夫匹妇的固执诚信，自缢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是因为他所侍奉的人不正当（根据子纠不应当被立为君）。崔杼弑杀君主，晏平仲说：“人有君主而别人弑杀了他，我哪里能替他死，又哪里能逃亡呢？”君子不因此责备晏子，是因为齐庄公不是为社稷而死，而晏子也不是他的私昵之臣（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如果像仇牧、荀息那样立于君主的大朝，执掌国家的政事，而君主被弑杀，不是因为私情，即使想不死，怎么能不死呢？圣人记载而不削去名字，是为了劝勉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祸难的人。只有这种大义不施行，然后才有把抛弃君主看得像土偶、帽带一样，竟然没有人反省，而三纲断绝了（我按：《春秋》褒奖为节义而死的臣子，是为了千万世侍奉君主的人的劝勉，后世《春秋》的大义不施行，因此乱贼篡弑，而将相大臣，都党同邪恶、朋比为凶，恬不知耻。如汉王舜等侍奉王莽，魏王沈、王业侍奉司马昭，晋傅亮、谢晦等侍奉刘裕，宋褚渊、王俭侍奉萧道成，唐张文蔚、杨涉等侍奉朱温，甚至像冯道历事五代，都担任公师的高位，不以为辱，反而以为荣。比起明皇的象、昭宗的猿，还有愧色。这难道不是所说的抛弃君主像土偶、帽带而没有人反省吗？○王氏说：根据《左氏》，宋公相蕲之后，万怨恨他的话而肆意作恶。古代贤明的君主以礼对待臣子，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那么戏谑的谈话，意外的忧患，从哪里产生呢？闵公相反，所以招致祸患。临川吴氏说：《公羊》说庄公捕获万，把他安置在宫中，几个月后才放他回去，反而让他做大夫在宋国。万有力无德，战败免罪已经侥幸了，又让他做大夫。宋闵用人如此，他遭弑杀是自取的了）

译冬季十月，宋国的万出逃到陈国。【《左传》记载：宋国立子防为君，众位公子逃往萧地，公子御说逃往亳地，南宫牛、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亳地，萧叔大心联合戴、武、宣、穆、庄五族的族人，借曹国的军队讨伐他们，在军中杀死了南宫牛，在宋国杀死了子游，拥立桓公，猛获逃往卫国，南宫万逃往陈国】。按照《左氏传》的说法：宋万在蒙泽弑杀了闵公。【杜预说：蒙泽是宋国的地名】，然后逃往陈国。【范氏说：宋国长久不讨伐弑君之贼，导致他得以出逃；孙氏说：南宫万在八月弑君，十月才出逃，这说明宋国的臣子讨伐贼人迟缓】。宋国人用财物向陈国请求引渡南宫万，陈国人派妇人给南宫万喝下毒酒，并用犀牛皮包裹他的尸体，宋国人将南宫万剁成肉酱。既然弑君之贼已经讨伐，为什么《春秋》不记载“陈国人杀了南宫万并安葬闵公”呢？【根据州吁、无知已被杀死的先例，卫桓公、齐襄公都记载了安葬】。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左传》记载：卫国的石祁子说：“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在宋国作恶却庇护在我这里，庇护他有什么补益？”】陈国人不把南宫万当作弑君之贼而接纳他，又接受宋国人的贿赂才让妇人给他喝毒酒，这是与贼人同党，不符合政令刑罚的原则。特意记载“南宫万出逃到陈国”而“闵公不记载安葬”，是为了彰显陈国人与贼人同党的罪过，以及不能执行上天讨伐的正义，其法度是严厉的。所以说：“《春秋》编定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陈氏说：过去是联合四国国君之后，华督才免于讨伐，现在南宫万得以逃往陈国，从此就没有讨伐贼人的人了；张氏说：陈国容许他出逃，罪过已经很大了，接受贿赂后才将他交出，这与所谓“杀其人，污其宫而潴焉”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呢？临川吴氏说：陈国人应当像昔年拘捕州吁那样拘捕南宫万，现在却接受他的出逃，这是成为逆贼的窝主。宋国的臣子虽然能驱逐贼人并拥立新君，但贼人逃脱后才得以诛杀，与石碏讨伐州吁的道义相比，是有愧的，所以不记载“宋国人杀了南宫万”】。我按：《春秋》记载“逆贼出逃”，一是为了责备国人未能及时捉拿贼人，二是为了责备邻国不应当接纳贼人。陈国人既然接纳了贼人，又贪图贿赂，然后用欺诈手段杀害他，这就不是上天的讨伐了。庆父弑杀闵公逃往莒国，莒国人也是接受贿赂后才将他交出，在到达边境时将其缢死，事情与此相同，大概也是不能执行上天讨伐的正义，所以闵公也不记载安葬。里克、甯喜都已被杀，而卓子不记载安葬，大概是因为晋国、卫国讨伐乱臣没有依据其罪行，又不以君主的礼仪安葬卓子。蔡般未被讨伐而蔡景侯却记载安葬，这是变例，用来责备诸侯不能讨伐贼人。考察经文上下文与前后事件，其意义就显现了。通过连缀文辞、比较事件，这就是《春秋》的教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庚年，僖公之子元年】十三年【齐桓公五年，晋缗公二十四年，卫惠公十九年，蔡哀侯十四年，郑厉公二十年，子仪十三年，曹庄公二十一年，陈宣公十二年，杞靖公二十三年去世，宋桓公御说元年，秦武公十七年，楚文公九年】。春季，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左传》：在北杏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谷梁传》：这是齐侯和宋公。为什么称“人”呢？开始怀疑他。怀疑什么呢？桓公不是受命为霸主的人，而是将要授予他事务的人。举用众人之辞。杜预说：北杏是齐国的地名】。

桓公为什么能与四国的微弱诸侯会盟？这是宋公和邾子。【桓公率领诸侯平定宋国动乱，宋公决不会以微弱诸侯的身份与会盟，邾是小国，尤其不敢以微弱诸侯的身份与会盟公侯】。那么为什么称“人”呢？春秋时代，由诸侯主持天下的会盟政事，从北杏开始，后来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相继主持华夏的盟会，都是效法这个做法的。【五霸注见首卷进表下】。桓公不是受命为霸主的人。【孙氏说：《周礼》九命作伯，可以专征诸侯，像五霸这样的人都不是受命的伯，召伯赐齐侯命，尹氏策命晋侯，《春秋》都不记录，所以孟子说：他们是三王的罪人】。诸侯互相推戴以为盟主，这是无视君主了，所以四国称“人”以诛讨开始作乱者，这是为了端正王法。【杨氏《辨要》：春秋时代，由诸侯主持天下的会盟政事，从北杏之会开始；由大夫主持天下的会盟政事，从文公七年扈之盟开始；由诸侯主持天下的政事，是诸侯无视王权的表现，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而互相推戴，桓公为盟主，圣人如果不贬斥其开端，那么后世效法此例就会作乱，所以单独书“齐侯”，而宋、陈、蔡、邾的国君都称“人”，那么没有王命而推举齐侯为霸主的罪过就显明了。后来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争夺天下的盟主，王道断绝，是沿袭桓公的缘故。永嘉吕氏说：方伯图谋尚未兴起时，列国诸侯互相吞并，间或有像郑庄公、齐僖公这样的人，虽然能雄长于一时，但最终未能执掌霸主的权柄，天下纷乱无人统一，但心里还知道有周天子。等到霸业图谋兴起，就一致听从霸主，下以号令诸侯，上以胁迫天子，一时气势声威显赫，中原赖以稍得安宁，从此王命逐渐衰微了。所以有北杏之会，就有幽之盟；有幽之盟，而后有葵丘之盟，那么宰周公就在会盟中了。然而还不止于此，到了温之会，那么天王实际是去巡狩了。比较事件来观察，善恶自然显现】。齐侯称爵位，是赞许他吗？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有能会盟诸侯，安定中原，而使百姓免于沦为夷狄风俗的，那么即使赞许他也可以。诛伐诸侯的是正义，

译与桓公者权也【陈氏说：《春秋》不主张用兵，都是按照爵位排列的，在这里把齐国排在宋国之上，并且单独称齐国的爵位，是将要推举齐桓公为霸主的缘故。晋文公时的简册记载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这都是开始尊奉霸主的言辞。从此以后就没有特别互相防备的了。高氏说：‘齐桓公开始谋划会合诸侯，都称他们为“人”，而单独举出齐国的爵位，这是抑扬之辞。’从此以后，拘禁郑詹，讨伐山戎，拘禁辕涛涂，二十多年不给予齐桓公爵位】有人说：‘桓公开始平定宋国的动乱，于是得到诸侯的拥戴，所以四个国家称“人”，是说众人归附他【家氏说：‘齐桓公开创霸业以平定宋国的动乱，《春秋》赞许他，齐侯书写爵位，是褒奖他。诸侯书写“人”，是显明众人期望所共同归属的。周朝衰微，王纲败坏，诸侯放纵专权，齐桓公能够尊崇王室，匡正中原各国，抵御僭越窃位之事，所以《春秋》赞许他。’张氏说：‘王政不行，乱臣贼子得志，强暴肆意横行，天下渴望贤明霸主的兴起，齐桓公一次会盟，宋、陈、蔡、邾都来接受命令，可见天下归附他，几乎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然而桓公如果能在宋万刚弑君的时候举兵讨伐，那么就不必劳烦告谕，而天下就会一致尊奉齐国了】

译夏六月，齐国人灭掉了遂国。《左传》记载：在北杏会盟时，遂国人没有参加，齐国人于是灭掉遂国并派兵驻守；《谷梁传》认为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遂国是个小国。杜预说：遂国位于济北郡蛇丘县东北。张氏说：蛇丘属于汉代泰山郡的隧乡，所以是遂国。我按：现在属于济宁路钜野县。

灭掉别国与被灭掉，哪种罪责更重？夺取别国而史书称“灭”，是掠夺别人的土地，使其不能拥有那里的百姓；毁坏别人的宗庙，使其不能进行祭祀。如果不是极其不仁的人，没有人忍心这样做。被灭掉而史书称“灭”，是亡国的委婉说法，表明上下同心协力。这也太不幸了。古语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南轩张氏说：复兴灭亡的国家，是不想忘记祖先的功德；延续断绝的世系，是不忍心让人家的宗庙祭祀断绝。现在却灭掉别人的国家并断绝他们的世系，没有比这更重的罪过了。齐国人灭掉遂国，称“人”只是表示遂国微小罢了。凡是史书记载“灭”的，不需要再次贬斥，其恶行已经显现。家氏说：遂国人没有参加北杏之会，固然有罪，但还没有达到可以被灭的程度。霸主假借公义来满足私欲，灭了谭国，又灭了遂国，不过是扩张领土的计划。《春秋》在三年之间连续记载两次“灭”，以彰显齐桓公的罪过，功过不能相互掩盖。高氏说：齐桓公还没有看到拯救中原国家的功劳，却向小国示威并灭掉它们，以此胁迫大国，圣人对此深加责备。

秋七月。冬，鲁庄公与齐桓公在柯地会盟。《左传》说：这是开始与齐国讲和。《公羊传》说：桓公的盟誓不记载日期，是因为这次会盟没有达成信任。为什么不记载日期？从这次开始。庄公将要与桓公会盟，对曹刿说：“我活着还不如死了。”曹刿说：“那么请国君面对国君，臣下面对臣下。”庄公说：“好。”于是与桓公会盟。庄公登上盟坛，曹刿手持剑跟随。管仲上前说：“国君想要什么？”曹刿说：“城墙倒塌压到了边境，国君不打算处理吗？”管仲说：“那么国君想要什么？”曹刿说：“希望请求汶阳的田地。”管仲回头说：“国君答应了吗？”桓公说：“答应了。”曹刿请求结盟，桓公走下盟坛与他结盟。结盟后，曹刿挥剑离去。胁迫下的盟誓可以违背，但桓公不欺骗；曹刿可以结仇，但桓公不怨恨。桓公的诚信昭著于天下，是从柯地之盟开始的。《谷梁传》说：曹刿的盟誓，是信任齐侯。桓公的盟誓虽然在国内不记载日期，但也是诚信的。杜预说：柯是齐国的阿邑。张氏说：现在东平府东阿县。开始与齐国讲和。孙氏说：鲁公没有参加北杏之会，桓公已经灭了遂国，害怕被讨伐，所以在此结盟。王氏说：柯是齐地，而说“公防”，则这次会盟本是齐侯的意思。世代仇敌而讲和，可以吗？传记中有这样的话：“敌对的恩惠与怨恨，不在后代子孙。”《左传》文公六年，骈曰：前志有这样的话；宣公十八年，臧宣叔说：当时不能治理，后来的人有什么罪？鲁国对于襄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当庄公在位时，就释放怨恨不再报复，反而主持王姬在禚地狩猎，会盟讨伐卫国，共同围攻郕国，接纳子纠，所以圣人详细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他忘记亲仇的罪过。现在改朝换代了，而桓公开始会合诸侯，安定中原，排斥僭越混乱，尊崇天王，却想要修好怨恨、威胁邻国而危害自己的宗庙社稷，这能叫孝吗？所以长勺之战专门用来责备鲁国，而柯地之盟，鲁公与齐侯都记载他们的爵位，则认为释放怨恨而讲和是可以的。张氏说：鲁庄公自从齐桓公进入鲁国，屡次与他作战，虽然一两次胜利，但齐国正在整顿军政以图霸业，鲁国有被讨伐的担忧，至此才开始与齐国讲和。《公》《谷》所载曹子之事，齐桓公舍弃小利以收服鲁国，或许有之，都是霸术。但《公羊传》说得过于夸张。有人说齐襄公报了九世之仇而《春秋》认为他是贤能的，是真的吗？《公羊传》庄公四年。根据仲尼所记载的柯地之盟，其言辞没有贬斥，那么说报了九世之仇而《春秋》认为他是贤能的就是荒谬的了。那些传述者借襄公的事来深罪鲁庄公，当他在位时释放怨恨不报复吗？朱子语录问：庄公与齐桓公会盟，《春秋》不讥讽。回答说：凡事贵在谋划开始。庄公亲眼看见襄公杀了他的父亲，既不能报仇，反而与他宴饮会盟，又为他主持婚礼。岂止是不能报仇而已？既然亲自与仇人如此亲近，到桓公时，又隔了一代，怎么还能责备他去报仇？仇人在面前不曾报仇，更想报仇于他的子孙？不仅事情上不可能，自己也显得没气势。何况齐桓公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以义举行事。庄公虽然不想赴他的盟会，难道可以吗？事情应当权衡时势义理的轻重。如果桓公无事自来召集诸侯，庄公不赴可以。现在桓公名义上是尊崇王室，如果庄公不赴，不是背叛齐国，而是背叛周王室。我按：《公羊传》称齐襄公报了九世之仇，就失之过分。庄公当他在位时释放怨恨不报复，就失之不及。现在考察桓公到定公才八世，而孔子相助于定公在夹谷会齐侯，怎么能说九世还可以报仇呢？《春秋》在禚地狩猎，称“人齐侯”以贬斥庄公；在溺地会盟讨伐卫国，贬斥不书“公子”；在围攻郕国时，避讳不书“公”，屡次加以贬斥断绝，那么报仇的责任就尽了。所以柯地之盟不再加以贬斥，确实是因为齐桓公倡导霸业尊崇周王，安定华夏，不可以因为区区不能报仇的弱小，招致危险侮辱，从而获罪于先君。圣人轻重的权衡，难道不是深切明显吗？赵氏说：《公羊传》云云。按：桓公未曾侵犯鲁国土地，结盟后未曾归还鲁国田地。庄公与齐襄公还欢好不绝，不应到桓公时却产生仇怨。

【辛僖王丑二年】十四年【齐桓公六年，晋缗公二十五年，卫惠公二十年，蔡哀公十五年，郑厉公二十一年，子仪十四年被杀，曹庄公二十二年，陈宣公十三年，杞共公元年，宋桓公二年，秦武公十八年，楚文公十年】

译春季，齐国人、陈国人、曹国人攻打宋国。【《左传》说：宋国人违背了北杏之盟的约定，诸侯攻打宋国，达成和解后返回。程子传解释：《春秋》的笔法，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称为“某帅师”，将领卑贱但军队众多称为“某师”，将领卑贱且军队稀少称为“某人”，将领尊贵但军队稀少称为“某伐某”。齐国自从管仲执政以来，自庄公十一年以后未曾大规模兴兵，对诸侯征收的赋税也很少。在管仲的一生中，四十年让天下休养生息，恩德深厚。只有救援邢国时称“师”，是讥讽其驻扎的次序。至于秦国、晋国，只是让它们无法争强罢了，并不强行压制。因此它的功业看似卑微却容易成就】。宋国人违背【音佩】北杏之盟的约定【临川吴氏说：北杏之盟，齐侯本意是为了安定宋君的地位，而宋国随即违背，大概是假借仁义而非诚心，所以人心不服】。诸侯攻打宋国【杜氏说：经文书写“人”，传文中说“诸侯”，是总称众多国家。张氏说：陈、曹都是宋国的邻国，不调动远方的国家，这是简便的规模】。这里称“人”，是因为将领卑贱且军队稀少。齐国自从管仲掌握政权，在灭掉谭国之后，二十年间未曾派遣大夫担任主将，也未曾动员大量民众出征侵伐【十三年灭遂，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郑，十九年伐鲁，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卫救郑，三十年降鄣，闵公元年救邢，二年迁阳，僖公四年伐陈侵陈，七年伐郑，十七年伐英氏，都称“人”。只有驻扎在聂、北城、邢以及伐厉时书“师”，救徐时书“大夫”，其余侵蔡、伐楚、伐郑、围新城、伐北戎都书爵位，那是国君亲自出征。伐山戎书“人”，唯独不是因为将领卑贱军队稀少，是因为遇到鲁国在济水献防，书“齐侯”的缘故】。大概是因为节制用兵而对百姓征收的赋税微薄，所以能够向南挫败强大的楚国，向西抑制秦国、晋国，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锋。有人认为这是贬低齐国所以称“人”【高邮孙氏说：从灭遂到迁阳都是贬称“人”】，这是错误的【《通旨问》：桓公南征北伐，没听说劳民伤财，而兵粮充足，是什么策略？回答说：根据《春秋》考察，管仲辅佐桓公数十年，未曾动员大量民众出征讨伐，也未曾任命大夫为将帅，这正是足食足兵的根本】。

译夏季，单伯会合诸侯讨伐宋国。

隐公四年，诸侯讨伐郑国，翚率领军队会合讨伐，于是再次列举宋、陈、蔡、卫四国的名称。如今诸侯讨伐宋国，而单伯会合讨伐，不再列举三国名称，为什么呢？宋国人违背了北杏的盟约，会合诸侯讨伐他们的是齐桓公，会合讨伐没有贬斥的意思，所以用词平和；主谋讨伐郑国而想向诸侯求取宠幸以安定自己地位的是州吁，会合讨伐的人是结党附逆贼了，所以用词繁复而不简略，这是深恶痛绝他们的表现。再次列举并分列书写的，是极其痛恨四国的用词。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再次提及，圣人的情感就显现出来了。【孙氏说：桓公率领诸侯讨伐宋国，本来没有约定鲁国，鲁国自己畏惧桓公，所以派遣单伯会合讨伐。髙氏说：不是已经约定而后来迟到吗？与袁侨会合讨伐相同。张氏说：鲁国自从柯地结盟已经与齐国讲和，而没有跟随他们的军事行动，所以趁着齐国讨伐宋国，命令上卿率领军队前往会合讨伐，表示顺从霸主的意愿。齐桓公正在兴起，情理势态应当顺从，这确实不同于翚会合讨伐宋殇公、党同乱贼讨伐无罪者的情况，所以记载会合讨伐而不再次叙述各国。○刘氏说：《公羊传》说是后来会合。按讨伐宋国的时候，鲁国本来没有参与谋划，后来听说才派遣大夫前往会合，并不是迟到。《谷梁传》说是会合讨伐的事成功了，与《公羊传》相似。我按《左传》说齐国向周王室请求军队，单伯会合讨伐，所以研究《左传》的人都把单伯当作周大夫。现在考察成公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单子三次会合讨伐郑国，不记载会合讨伐，何况定四年？○说刘文公会合诸侯讨伐楚国，而《春秋》仍然记载公会合刘子，诸侯侵犯楚国。现在既然称卑伯会合讨伐，那么单伯是鲁国大夫就明显了。】

秋季七月，荆国侵入蔡国。【《左传》：蔡哀侯因为莘地战败的缘故，用绳索捆绑息妫来告诉楚子。楚子前往息国，以进食为名进入享宴，于是灭掉息国，带着息妫回国，生了堵敖和成王。没有说楚子询问她，回答说：我一个妇人侍奉两个丈夫，即使不能死节，又能说什么呢？楚子因为蔡侯灭掉息国，于是讨伐蔡国。七月，楚国侵入蔡国。《谷梁传》：说荆国，是举其州名。州不如国，国不如名，名不如字。张氏说：息国的灭亡，蔡国的被侵入，都是哀侯导致的。蔡国自从鄘地会盟、害怕楚国之后，不仅不做修筑城墙、加固门户的谋划，反而因为妇人的缘故再次招来楚军。起初自身被俘，接着国家破败。楚熊赀兴兵取悦妇人，这时齐桓公的霸业尚未成就，于是导致楚国在淮汉之间横行，逐渐波及中原。王氏说：荆国俘虏献舞回国，现在又侵入蔡国，邻国不能救援，方伯不再过问，小国依附盟主究竟依靠什么呢？记载此事是为了批评齐桓公。吕氏说：侵入，自《春秋》以来，蔡国曾经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那么是修习勤王的职责；在鄘地会盟，在折地结盟，在曹地会盟，那么还是交往诸侯的玉帛；讨伐郑国、讨伐戴国、讨伐卫国，那么还是共同诸侯兵车的会盟。自从莘地战败以来，五年内两次遭受楚军，哀侯蒙受耻辱没有返回，而蔡国的臣子甘心做楚国的向导。齐桓公倡导霸业，仅仅一次跟随北杏的会盟，从此折服而跟随楚国，会合讨伐、会合结盟都不参与了。所以召陵增加军队，仅仅足以使楚国人屈服，而不能改变蔡国人跟随楚国的决心。齐桓公死后，楚成公抗衡，盟会于齐，会盟于盂，包围宋国，那么蔡国没有不一起到的。至于晋文公城濮之战，楚国已经大受挫折，蔡国才开始改变计划，晋国的三次会盟，勉强周旋，晋文公死后，中原的盟会，蔡国又不参与了。厥貉的会盟，于是挟持楚穆王作为窥探宋国的谋略，郤缺、栾书讨伐他们、侵犯他们，他们也不服从。晋悼公再次称霸，各国惊恐听命，而蔡国安于楚国的统治之下。郑国人侵犯蔡国，抓获司马燮，而楚国又为蔡国的仇敌。郑国直到悼公的时代，也不能得到蔡国。后来再次跟随楚国讨伐郑国、宋国、虢国的会盟，公孙归生实际上位列各国大夫之上。楚国在防地、申地会盟，以及再次讨伐吴国，蔡灵公都跟随了。所以中原诸侯折服而跟随楚国的，没有比蔡国更早的；坚持侍奉楚国的，没有比蔡国更厉害的。般杀死有之，用庐被封，蔡国的存亡废兴都取决于楚国的命令。蔡朱东国的废置又受制于楚国的谗臣了。蔡昭公被拘禁三年，受不了耻辱，用爱子作为人质请求晋国，而召陵的战役，晋国人求取财物，却推辞蔡国；诸侯侵犯楚国没有功效，而楚国人包围蔡国更加暴虐。柏举之战，借吴国之手来发泄怨恨，而楚昭王报复，使蔡国在江、汝之间强大。蔡国害怕倾覆，谋划迁徙到州来，哭着迁葬祖墓。君臣互相残杀，以至于公孙翩的祸患。直到春秋之后，最终被楚国吞并。抛弃同好而亲近异类的错误，它的危害难道轻微吗？】○冬季，单伯在鄄地会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单，音善；鄄，音绢。《左传》：在鄄地会盟，是因为宋国顺服了。《谷梁传》：再次会盟。杜氏说：鄄，是卫国的地方，东郡鄄城。张氏说：现在的濮州鄄城县。我按：鄄城县现在属于东昌路。薛氏说：齐国在诸侯之前，是尊长他们的意思。髙氏说：诸侯讨伐宋国过了很长时间没有解除，到这时宋公才顺服，而举行这次会盟。临川吴氏说：春季，齐、陈、曹三国讨伐宋国，夏季，鲁国单伯正前往会合讨伐，当时宋国已经平定，而三国撤军，所以冬季单伯催促会合齐、宋的君主以结成盟约，而卫、郑的君主也来会盟。○刘氏说：《左传》看到周朝有单子，于是错误地把单伯也当作周大夫。凡是王人出访会合诸侯，没有不排在公侯之上的，宰周公、刘子之类就是这样。杜氏为他粉饰解说，想要证明单伯一定是周人，这不是解释经文的体例。】

【壬僖王寅三年】十五年【齐桓公七年，晋缗公二十六年，卫惠公二十一年，蔡哀侯十六年，郑厉公二十二年，曹庄公二十三年，陈宣公十四年，杞共公二年，宋桓公三年，秦武公十九年，楚文王十一年】春季，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左传》：再次会盟，齐国开始称霸。《谷梁传》：再次会盟。张氏说：传文说开始称霸，是指诸侯开始安定而言，然而鲁国尚未信服，此后宋人有时还主持军事，卫、郑未免……

译复叛，大概是因为齐国的霸业虽然迅速趋向安定，但诸侯的心意尚未统一。襄陵许氏说：十三年、十四年在防地会盟，到这时又在防地会盟，三次会合诸侯却不结盟，以显示慎重，因此一旦结盟，众人信服，没有人敢违背。杜氏说：陈国弱小，每次会盟都在卫国之下，齐桓公刚开始称霸，楚国也开始强大，陈国介于两大国之间，作为三恪之一，所以齐桓公从这一年提升陈国地位，排在卫国之上，直到春秋结束都是如此。我按：此后只有召陵侵楚时，陈国排在卫国之下，大概是因为陈国在防地会盟时称子爵的缘故。○夏季，夫人姜氏前往齐国。襄陵许氏说：鄄地第二次会盟时，鲁国尚未顺从，桓公未能亲近鲁国，无法以此显示对远方的影响，致力于与鲁国和好，所以接纳文姜，以彰显亲爱亲属之道，于是齐鲁之间的交往最终和好。然而礼制的堤防一旦失守，夫人便再次开启越境放纵的行为，最终酿成如莒那样的奸情。张氏说：文姜在齐桓公称霸时期散布恶行，不如齐国八年时那样，到这时才明白齐桓公想要谋求与鲁国友好以安定霸业，却不加以拒绝，难道是没有听说“做一件不义的事，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做”的准则吗？这就是孔门不称道霸者的原因，《春秋》特意记载此事以连累桓公。○秋季，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郳国。【郳，公作儿音。郳，左传记载诸侯为宋国攻打郳国】

译伯者（霸主）之先，是诸侯专主征伐，并非霸主而先于诸侯主兵【杜氏说：宋国主兵，所以排在齐国上面，排列上下以国家大小为次序，征伐则以主兵者为先，这是《春秋》的常例。张氏说：小邾，是宋国的附庸，不服从，宋桓公为宋国讨伐它，齐桓公霸业未成，正是为此役为宋国而起，宋国排在齐国上面，也如同讨伐宋国的军队，邾人做向导，而排在郑国上面一样】这是齐桓公的军队，为什么排在宋国下面？因为还未能成为霸主。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归顺他，然后才成为霸主【刘氏说：当时，桓公未能成为霸主，未能成为霸主而讨伐别人，还如同诸侯之间的相互讨伐，诸侯之间的相互讨伐则必定推举主兵者排在上面，所以宋国先于齐国。杜氏说：齐桓公对内不能率领诸侯朝见天子，对外不能抵御暴乱以拯救中原，为宋国讨伐一个附庸以求其服从，这是小德。我按：石氏认为郳有两个，郳〇来是小邾国，三国讨伐郳，是宋国的附庸，现在考证讨伐郳之后经书不记载郳，只记载小邾城，成周的战役，经书记载小邾人，而宋仲几说：郳是我的役使。昭公二十年的传称郳申，杜氏说是小邾穆公的儿子，必定有所依据，那么郳是小邾就明白了】

郑国人侵犯宋国【《左传》：郑国趁诸侯讨伐郳的机会，侵犯宋国。张氏说：趁诸侯讨伐郳而侵犯宋国，不诚心服从齐国，以违背两次鄄地会盟的盟约。郑国在齐、楚之间反复无常，大概从这里开始，所以记载“侵”以表示厌恶】

侵犯和讨伐的意义，三传不同【《公羊传》粗略的说侵犯，精微的说讨伐；《谷梁传》说掠夺人民、驱赶牛马叫侵犯，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讨伐】《左传》说有钟鼓声叫讨伐，没有钟鼓声叫侵犯。先儒有的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声张罪过、致讨叫讨伐，无名出兵叫侵犯【陆氏说：凡是军队声张罪过、致讨叫讨伐，无名出兵叫侵犯。根据《左传》的说法，那么齐侯侵犯蔡国、晋侯侵犯楚国之类，都是动用大军而总领各国，如果没有钟鼓，怎么能出兵？况且狄人的军队也有称为讨伐的，难道是有钟鼓吗？那么《左传》的体例就不对了。《公羊传》认为深的是精微，浅的是粗略，前后有侵犯的军队直到攻破其国，讨伐的军队不深的情况也很多，那么《公羊传》的体例也不对了。《谷梁传》说齐桓公讨伐楚国，不战而服，没有毁坏宫室、砍伐树木的事，又难道二百四十二年的出兵都如此暴乱吗？那么知道《谷梁传》也不对了】没有可以替代它的说法。然而考察五经，都称侵犯和讨伐。《易经》谦卦六五说：利于侵犯讨伐，征讨不服从的。《尚书》泰誓说：我的武力只侵犯他们的疆界。《诗经》皇矣说：依靠他在京，侵犯自阮的疆界。《周官》大司马用九伐之法正邦国，而说：贼害贤人、残害百姓的就讨伐他，负固不服的就侵犯他【郑氏注：讨伐是军队进入其境，侵犯是军队加临其境而已】而认为无名出兵可以吗【我按：陆淳说不言罪名但行杀掠，并非说师出无名，然而语辞不明，有以引起后人的怀疑】那么有的说侵犯，有的说讨伐，为什么呢？声张罪过、致讨叫讨伐，潜师掠境叫侵犯。声张罪过是鸣钟击鼓、整众而行，兵法所谓正；潜师是衔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谓奇【《国语》说：备钟鼓，声其罪；袭侵无声，为暂事。我按：侵犯和讨伐二字必定都是当时出兵的名称，所以虽然外域也记载讨伐，而霸者的军队也记载侵犯，其义的是非系乎其事之得失，不以此作为褒贬。然而有应当记载讨伐而记载侵犯，应当记载侵犯而记载讨伐的，这是《春秋》的变例】

冬十月

【癸僖王卯四年】十六年【齐桓八年，晋武公称三十八年，卫惠公二十二年，蔡哀公十七年，郑厉公二十三年，曹庄公二十四年，陈宣公十五年，杞共公三年，宋桓公四年，秦武公二十年，楚文公十二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齐人、卫人讨伐郑国【南北争夺郑国，从这里开始。《左传》：诸侯讨伐郑国，是宋国的缘故。孙氏说：“郑国违背两次鄄地会盟的盟约，侵犯宋国，所以齐桓公率领诸侯讨伐它。齐国排在宋国下面，与讨伐郳相同。”张氏说：“讨伐郑国不仅是为了宋国，大概郑国不服从，那么诸侯的心就不统一了。”襄陵许氏说：“中国诸侯中宋国最大，既为它讨伐郳，又为它报复郑国，宋国大概从此与齐国成为一体，宋国亲近而中国诸侯安定。”家氏说：“郑突以庶子篡夺嫡子，昭公得以返回国家，突又占据栎地以逼迫他，昭公被弑死，是突所为。齐桓公刚开始称霸，应当声张突的旧恶，向天子请示以正其罪，宣示远近以警众听，现在为宋国而讨伐郑国，不是正名。”我按：这次讨伐郑国与二十六年讨伐徐国都以齐国排在宋国下面，齐国未能成为霸主而宋国还主兵】○秋荆国讨伐郑国【《左传》：郑伯从栎地进入，缓向楚国报告，楚国讨伐郑国到达栎地。师氏说：“自从桓公即位，荆国成为中国祸患了，十年败蔡师，十四年又入蔡，现在又讨伐郑国而桓公不能讨伐，圣人详细记载以累桓公。”王氏说：“齐国正图谋称霸，楚国也逐渐强大，北侵不已，陈、蔡、郑、许正当其冲，郑国的要害尤在所先，中国得到郑国就可以抵御楚国，楚国得到郑国就可以窥视中国，所以郑国是齐楚必争之地。从此郑国被中国军队攻击的有三十九次，被楚国攻击的有二十次，《春秋》全部记载以见中外之盛衰】○冬十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传》作公，许男下，《公羊传》《谷梁传》有曹伯。】

译《左传》认为这是郑国与诸侯达成和解。《公羊传》说：“同盟是什么意思？是共同的心愿。”《谷梁传》说：“同，是有共同之处，共同尊崇周王室。”程子的传文说：“齐桓公开始称霸，凭借道义来会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所以隐讳不称‘公’。当时上无圣明的周王，下无方伯，诸侯互相争斗，齐桓公开始称霸，天下都归附他，所以记载为‘同’。”杜氏说：“滑国的都城在费，位于河南缑氏县，是幽宋之地。”张氏说：“滑国就是今天的滑州。”薛氏说：“许男为什么排在曹、滑之前？是因为许国地位大，并非按照礼制的班次顺序。”齐桓公倡导霸业却扰乱了周朝的班次顺序，这不是统领诸侯的正确方法。

译防，就是鲁公。经文中不记载“公”字，是为了避讳。【陆氏说：防，是鲁公防。不记载“公”字，是为了给鲁公避讳。陈氏岳说：凡是只写“防”某侯，这是鲁公亲自到防地。诸侯都按次序排列，显然不是地位卑微的人。】为什么要避讳“公”字呢？程氏说：齐桓公开始称霸，凭借道义来会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所以避讳不称“公”，厌恶他失信。【根据鲁僖公十七年接受郑詹之事】为什么说“同盟”呢？程氏说：上面没有英明的周王，下面没有方伯，各国相互争斗，桓公开始称霸天下，赞同他，所以记载“同盟”，表示意愿相同。【何氏说：同心想要结盟。同心做善事，善事必定成功；同心做恶事，恶事也必定成功，所以郑重地称为“同盟”。我按：关于“同盟”的含义，议论者各不相同，但实际上都不超出《公羊传》的说法。杜预与服虔观点不同，大概是因为《左传》在幽地会盟时，一处说“郑国讲和”，一处说“陈国、郑国在新城臣服”，说“跟随楚国”的，是在虫牢臣服，在戏地说“郑国臣服”，在马陵说“而且莒国臣服”，所以如此。在鸡泽说“晋国使郑国臣服”，所以在重丘、平丘会合诸侯，说“齐国讲和”，说“齐国臣服”。由此推论，那么清丘、断道讨伐在蒲地怀有二心的诸侯，因为诸侯怀有二心，都是为了在戚地使异己者臣服，那么郑伯听从讲和而郑国已经臣服；柯陵、亳北讨伐郑国而结盟，那么郑国臣服就可以知道了。虚朾则是悼公刚即位，而诸侯新近臣服，这就是因为臣服异己者而说“同盟”。《谷梁传》在两次幽地会盟时，都说“共同尊崇周室”；在新城、断道、鸡泽、平丘，都说“共同排斥楚国”。杨士勋认为防地会盟时：鲁庄公时代，楚国还不强大，齐桓公刚称霸，只是取“共同尊崇周室”的意思罢了。鲁文公时，楚国强大，而中原各国畏惧它，新城记载“同”，传文说“排斥楚国”，那么清丘也是“排斥楚国”，传文省略了文字。举断道来概括上下，那么虫牢、马陵、蒲地与戚、柯陵、虚朾之类，也是省略文字。鸡泽再次解释传文，是因为楚国更加兴盛，中原各国排斥它更加严重，那么戏地会盟、京城会盟、重丘会盟，也是这个意思。平丘又重复记载“排斥楚国”的文字，是因为后来中原各国微弱，不再能“排斥楚国”了。这就是说晋国霸主的十四个会盟，都是为了“排斥楚国”，新城解释传文表明其开始，平丘解释传文表明其终结，断道、鸡泽举上下以概括其余。文定认为诸侯意愿相同而记载“同”，又因为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二幽、新城、清丘、断道都说“同欲”，马陵说“同患楚国”，柯陵、鸡泽、平丘说“同惧楚国”，都是“同欲”。以条例推论，在戚地“同欲”讨伐曹国，虚朾“同欲”救援宋国。在蒲地会盟，罪责他失信而再次在亳北会盟，厌恶他既已结盟而又背叛，都是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以条例推论，在戏地，也是既已结盟而又背叛。只有虫牢，厌恶他们都无君臣之礼；重丘，厌恶他们接受贿赂而不讨伐贼人。这就是何休所说的“同心做恶，恶事必定成功”。《谷梁传》说“尊崇周室排斥楚国”，就是所说的“同心做善，善事必定成功”。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是说他们既已相同而又不同。杜预说“臣服异己”，是说他们过去不同而现在相同。所以我议论者不同，都不超出《公羊传》“同欲”的说法。唐孔氏说“盟辞称同”，啖助、赵匡认为“盟约之辞相同而没有彼此的区别”，大概是因为意愿相同，所以盟书之辞相同。薛氏又说“共同效力于中原”，也是“同心”的意思。至于刘原父引用殷见说“同”，认为设立方明如同方岳之盟，所以记载“同”。然而防地九年，楚公子罢戎与郑人在中分结盟；十九年，邾人、郳人、徐人跟随宋公在虫牢结盟，难道也能设立方明而使用殷同之礼吗？新城、虚朾都是大夫参与会盟，清丘则是四国的大夫，当时大夫虽然僭越，但未必能具备天子的礼仪。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怎么能使用天子冬见称为“遇”的礼仪呢？止齐、陈氏、临川、吴氏都认为“同”是众辞，各国相互结盟而没有适当的主盟者。然而此前瓦屋厌恶曹国，此后鄟陵、臯鼬，都没有适当的主盟者而不记载“同”。齐桓公、晋悼公都是霸主的鼎盛时期，不能说他们不专主会盟。有人又说霸主事业未盛，霸主事业已衰则记载“同盟”。然而齐桓公在幽地两次会盟，不能说霸主事业未盛；牡丘霸主事业已衰而不说“同”；晋悼公鼎盛，始终记载“同盟”，而祝柯、澶渊，晋国霸主已衰，都不记载“同”。那么霸主事业的盛衰，本来就不取决于记载“同盟”与不记载“同盟”。】自古都有死亡，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所以圣人用信用代替食物。回答子贡的问题【《论语》】朱子注：“百姓没有食物必定死亡，然而没有信用则虽然活着也无法自立，不如死得安宁。”君子用信用代替生命，重视桓王的失信【《诗经·兔爰》小序】“桓王失信，诸侯背叛，君子不乐于他的生存。”《春秋》避讳“公”字与这次会盟，难道不是因为信用重于生命与食物吗？先儒有人认为不记载“公”字，是为了避讳与仇敌结盟，这是错误的。【范氏说：“

译诸侯共同推举齐桓公，而鲁国与齐国有仇怨，鲁庄公可以侍奉齐桓公，但《春秋》不书写“公”字，是为了彰显其中的疑忌。如果因为视桓公为仇敌而避讳与他结盟，为什么不在柯地的盟会上避讳呢？我按：霸主会合诸侯共同结盟，对外显示意愿相同，但出于内心真诚的很少。先儒认为厌恶其反复无常而书写“同”字，大概是因为书写同盟，反复无常的恶行自然显露。所以在幽地结盟是同盟的开始，而鲁国则对齐桓公失信；在平丘结盟是同盟的终结，而晋国则辞谢鲁昭公，不让他参与结盟。这些都是反复无常容易看见的。解说的人都怀疑郑詹逃来是在第二年，不应当先避讳“公”字而贬低他。《春秋》为国家避讳恶行，如果不书写郑詹的到来，就失去了事实；书写郑詹到来而在幽地结盟，不避讳“公”字，却又彰显了庄公的失信。所以隐去“公”字不写使者，就像防备一样，那么庄公的罪过就不太明显，而用来讥讽他的用意却到了极点。况且圣人笔削史书，一经连缀辞藻、比较事件，以寄托赏罚，必须详细考察上下文及前后事件，然后才能认识其旨归，怎么能说不应当先避讳“公”字呢？公子翚还没有弑杀隐公，就去掉了他的族氏；齐国的无知还没有弑杀襄公，就称弟年并书写名字。纪叔姬保全节操坚守道义，作为妾媵却特别书写“归于纪”。季子贤能而不书写“出奔”，这些都是为了详述本末而垂示法戒，不可以用常规条例来议论。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书写魏国的荀攸，书写司空梁文惠公；狄仁杰，汉朝还没有成为魏国却称魏；仁杰还没有被追赠司空却称司空，也是先于事实而给予褒贬，难道不是取法《春秋》的遗意吗？赵氏说：《谷梁传》说：“不称‘公’，是因为内外官职一致，表示疑忌。”按：庄公与齐桓公往来从未有阻碍，难道对齐桓公更有疑忌吗？这直接是孔子确定贬责的界限，哪里与内外官职有关呢？

译邾子克去世。《谷梁传》说：这里称他为“子”，是表示提升他的地位。范氏说：因为邾国依附齐国并尊崇周王室，周王下令提升他的爵位。杜氏说：克，即仪父，被称为“子”，大概是齐桓公请求周王任命他为诸侯。髙氏说：土地不满五十里的称为附庸，如果因有功增加土地满五十里，就列为子爵或男爵。邾国原本是附庸，齐桓公刚开始称霸时，邾国跟随征伐有功，周王室因此请求王命封他为子爵，孔子在他去世时记载此事。陈氏说：以前称他为“仪父”，现在称他为“邾子”，说明已经赐予他爵位了。《春秋》初期，诸侯还听从天子的命令。这一年，周王派虢公任命曲沃伯为晋侯，诗人因此作《无衣》一诗，说明诸侯还有升降黜陟的制度。甲年，周僖王五年，周僖王去世。

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九年，晋武公三十九年去世；卫惠公二十三年，蔡哀侯十八年，郑厉公二十四年，曹庄公二十五年，陈宣公十六年，杞共公四年，宋桓公五年，秦德公元年，楚文公十三年。

春天，齐国人抓住了郑国的詹。詹，公羊传作“瞻”，下文同。《左传》说：因为郑国不朝见齐国。

记载齐国人抓住詹，是厌恶齐国的言辞。孙氏说：称“人”来执行抓捕，是厌恶齐桓公。刘氏说：记载抓住詹而称“人”，是责备齐国的言辞，不称“行人”，说明他不是使者。郑国既侵犯宋国，又不朝见齐国，詹是执政大臣，大概是掌权的人。杜氏说：齐桓公刚开始称霸，郑国既攻打宋国又不朝见齐国，詹作为郑国执政大臣前往齐国被抓住。孔颖达正义传曰：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先提到詹，说明詹地位最尊贵。齐国以不朝见为由责备郑国，郑国让詹前往齐国谢罪，齐国人抓住了他。

他被抓住是应该的，但为什么要厌恶齐国呢？如果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能尽到道义；如果用爱惜自己的心去爱别人，就能尽到仁爱。这是《春秋》对待齐国的用意。襄陵许氏说：宋国大，郑国小，齐桓公大概是恩德施于宋国而威势施加于郑国。周文王兴起时，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恩德，而齐桓公却相反，所以这不符合霸道的正道。至于在宋国盟会时虐待鄫子，齐桓公就没有这样做了。张氏说：詹没有姓氏，与柔溺相同。齐桓公抓住郑詹，讨伐郑国不朝见的罪行，应当记载为“齐侯”，但称“人”是因为不符合霸道的讨伐而加以贬低。诸侯不服从，不能修养德行来招致他们，却抓住他们的大夫，那么小国跟随齐国都是出于武力胁迫，而不是真心喜悦诚服，这是显而易见的。赵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詹是郑国善于辞令的人，记载他是因为他特别奸佞，说地位低微的人不应当记载，特地因为奸佞而记载他。那些被抓住的人难道没有罪过吗？为什么特地记载这个奸佞的人？《谷梁传》又说：因为他逃到鲁国而记载他，如果抓住他还不记载他逃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如果是为了来到鲁国，只说从齐国逃来就足以知道他被抓住了，何必先记载他呢？刘氏说：《春秋》中没有地位低微的人而能记载在经书中的。《谷梁传》说：“人”是众人的意思，称“人”是给予他的言辞，这是不对的。宋国人抓住郑国的祭仲，邾国人抓住鄫子，也可以说是给予他们的言辞吗？

夏天，齐国人在遂地被杀尽。殱，音子廉。公羊传作“瀐”。《左传》说：“遂国的因氏、颔氏、工娄氏、须遂氏宴请齐国的戍卒，趁他们喝醉时杀了他们，齐国人被杀尽。”《公羊传》说：“瀐，是积聚的意思。众人杀死了戍卒。”《谷梁传》说：“殱，是尽的意思。为什么不说是遂国人？因为齐国人被杀尽了。没有遂国的言辞。没有遂国，为什么还说遂地？这是为了保留遂国的存在。”

殱，是尽的意思。啖氏说：殱，是自灭的意思。齐国灭掉了遂国，派人去戍守。遂国的残余百姓给戍卒喝酒并杀了他们，齐国人被杀尽。杜氏说：齐国人戍守遂地，遂国人讨伐并杀尽了他们，所以用自尽的措辞；何氏说：称“人”是众人的意思；临川吴氏说：以无罪灭掉遂国，本来就失去了遂国人的心，而齐国的戍卒又欺凌蔑视那里的旧民，所以遂国人愤怒而杀尽了他们。

《春秋》记载这件事，是显示齐国人灭掉遂国，倚仗强大欺凌弱小，不是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军队，遂国被记载为灭，是亡国的好措辞，表明上下同心协力。以亡国的残余百姓，能杀尽强大的齐国戍卒，那么申包胥一个人就可以保存楚国。楚国的三户人家就可以灭亡秦国。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足以作为强大而不义的警戒，而弱小者也可以反省自身而自立。刘氏说：齐国灭掉别人的国家，又去戍守，自取死亡，所以让文辞看起来像是齐国人自己死在遂地；陆氏说：不说遂国人杀了他们，是齐国自取灭亡；张氏说：断绝灭掉社稷以及他们的君主，担心百姓思念旧主，而用兵力强制他们，不知道他们心中不服，我方力量稍有懈怠，必然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不说是遂国人杀了齐国戍卒，而记载他们自杀，是为了伸张遂国人复仇的志向，并彰显桓公不仁以至于自杀其众。襄陵许氏说：齐国军队灭掉谭国，

译谭子逃奔莒国，是为了彰显其君主不屈服；齐国灭遂国，齐人在遂国被歼灭，是为了彰显遂国民众不归附；孟子说霸主凭借武力使人服从，并非使人内心信服，是因为武力不足以完全制服；荀子说齐桓公欺诈邾国，偷袭莒国，兼并了三十五个国家，那么被灭的国家大概没有全部记载，记载灭谭、灭遂，是上下文中各出现一次以作示例；我认为：《谷梁传》说没有遂国却记载遂国，这是《春秋》保存灭亡国家、延续断绝宗祀的意思，就像纪国已经灭亡却记载纪叔姬去世、安葬纪叔姬，是为了保存纪国；陈国已经灭亡却记载安葬陈哀公、记载陈国灾祸，是为了保存陈国。○赵氏说：《谷梁传》说：“这是指轻敌。”这种说法是讥讽其不善用兵，恐怕不是用来教化世人的。

译秋天，郑国的詹从齐国逃来。

谷梁子说：逃避正义称为“逃”。范氏说：被拘捕是因为有罪，所以说这是正义的，现在却逃走了，这就是逃避正义。陆氏说：凡是说“逃”的，都是指按照道义应当留下却偷偷离去。逃，是普通百姓做的事。杜氏说：詹不能坚守节操、以死殉职，来解除国家的祸患，却逃跑以求苟且免罪，史书用“逃”字来贬低他，是说他和普通百姓逃跑躲藏没有区别。詹被拘捕，如果他有罪，即使死了也可以；如果说他没有罪，只要被赦免，就请接受恩惠在防地，让诸侯们听到，就不辱没君王的使命了。《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子服惠伯说：“如果还有罪，接受死刑也可以；如果说无罪而蒙恩赦免，诸侯们不知道，这就是逃避命令，哪里算是赦免呢？请接受君王的恩惠在防地。”不能以道理为自己辩白，反而效仿普通百姓的行为，逃跑以求苟且免罪，越境到他国，不也太卑贱了吗？常山刘氏说：詹是正卿，不能自我辩白以道理求得公正，反而像普通百姓那样逃跑，越境到他国，这就可以被轻视了。特意记载为“逃”，以彰显他侥幸免罪却不知天命之罪。刘氏说：记载“逃”，是责备詹的话。詹自以为有罪吗？即使死了也可以；自以为无罪吗？还有什么可逃的？詹恐怕被杀，因此逃跑以求苟且免罪，这就是不知天命。永嘉吕氏说：看“逃”这一个字，詹是否有罪就都可以知道了。齐桓公开始称霸，在幽地结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收留他的逃亡者，损害了信义。记载“自齐逃来”，又是为了归罪于鲁国。陈氏说：外国逃亡者不记载，齐国的高固、高厚逃归，都不记载“逃来”，这里却记载了，“书逃来”是讥讽鲁国与他交接。张氏说：拘捕列国大夫，经过三个季节，不让他认罪离去，防备松弛怠慢，这是齐国的罪过。偷身逃跑，同于苟且免罪的普通百姓，没有大夫的行为，失节辱国，这是詹的罪过。做逃亡者的主君，从而招致霸主的讨伐，这是鲁国的罪过。我认为：《左传》僖公七年称郑国有叔詹执政，那么詹虽然逃奔鲁国，大概不久就回到郑国了。何休认为郑詹在鲁国执政，是不对的。王氏说：《春秋》记载“逃”有三种：郑伯、陈侯说“逃归”，这是作为君主却不知义；郑詹“逃来”，这是作为臣子却不知义。

冬天，麋鹿很多。《公羊传》记载这是异常现象。

麋鹿，是沼泽里的野兽，鹿中体型较大的。鲁国本来就有，多了就成了异常。何氏说：说“多”，是因为多就成了异常。京房《易传》说：废弃正道而作淫乱，导致火光不明，那么国家就多麋鹿。山阴陆佃说：阴气盛所感应，是恶气的应验。因为它们又危害庄稼。杜氏说：多了就危害五种庄稼。所以记载这件事，也是大禹放逐龙蛇、周公远离犀象的意思。危害庄稼就会波及人了。高邮孙氏说：以有作为灾祸就记载“有”，有蜚虫就是；以无作为异常就记载“无”，无冰就是。麋鹿，是常有的东西，只有多了才记载。高氏说：圣人在灾祸之中，各自加以辨别。麋鹿记载“多”，是因为多就成了灾祸；蜚虫记载“有”，是因为有就成了灾祸，不关联多少。麋鹿则通常少，以多为灾祸，不关联有无。螟虫、蝗虫的记载，不因为它们的有，不因为它们的多少，只要造成灾祸就记载。

【乙惠王已元年】十八年【齐桓公十年，晋献公佹诸元年，卫惠公二十四年，蔡哀公十九年，郑厉公二十五年，曹庄公二十六年，陈宣公十七年，杞共公五年，宋桓公六年，秦德公二年，楚文公十四年】春天，周历三月，发生日食。《谷梁传》说不说“日”不说“朔”，是夜间发生的日食。家氏说：夜间日食，必定在丑时或寅时之间，所以早晨起来还能看见。

夏天，鲁庄公在济水以西追赶戎人。杜氏说：济西，是济水的西边。

这里没有说侵伐却记载追赶戎人，是不知不觉他们来了又走了而追赶他们。杜氏说：戎人来侵犯鲁国，鲁国人不知道他们走了才追赶。孙氏说：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庄公追赶齐国军队到某地，先说侵伐而后说追赶，这里不说侵伐，说明是不知不觉他们来了又走了而追赶。记载这件事是讥讽国内没有军事防备。国家没有武备，开启戎人的野心却不知道警戒，是危险的做法。啖氏说：远离社稷，追赶戎人会使国君陷入危险。《春秋》的意思，必定是未雨绸缪修缮房屋，闲暇时明察政令刑罚。刘氏说：庄公在济西追赶戎人，这没有爱护百姓的意思却有残暴之心，依靠诈谋而崇尚奇功，胜利固然不值得称道，何况又没有胜利呢？凡是君主对于他的百姓，就像父母对于子女，子女陷入水火，父母不躲避焦灼溺水而去救他们，难道坐着观看等待他们烧死淹死后再施展巧妙变化吗？高氏说：敌人胜利后离去就不可以追赶，追赶的是敌人失败的情况；敌人行动缓慢就不必追赶，追赶的是敌人逃跑的情况。先王的法则，追赶缓慢的不及，追逐败逃的不远；追逐败逃的不远就难以引诱，追赶缓慢的不及就难以防备。所以敌人知道畏惧而逃跑，就停止了，不追赶。临川吴氏说：戎就是隐公、桓公与之结盟的戎人，戎人进入鲁国境内，鲁国将要抵御他们而戎人迅速退去，所以鲁庄公用军队远远追赶。我认为：《春秋》记载“追”的有两处，追戎于济西，讥讽其在境内而不能预先防备；追齐师至某地，讥讽其出境而不敢追击。既然不能预先修好军事防备，遏制于未来，等到戎人到了境内，又不能随时应变，任命将领出兵以战胜异类之敌，等到他们已经退去，才轻视千乘之贵，

译跟在后面追赶他，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啖氏说：《左传》认为不记载戎人前来，是出于避讳。根据经文记载“追”，明确表明是没有察觉戎人到来，等他们离去后才去追赶，这不过是如实记载事实，有什么可避讳的呢？刘氏说：《公羊传》认为这是赞美鲁公在戎人未到之前就预先抵御他们，这是不对的。如果戎人还没到就加以抵御，怎么能叫做“追”呢？《谷梁传》说：经文不记载戎人讨伐我国，是为什么呢？因为鲁公去追赶他们，不让戎人靠近我国。这也是不对的，如果戎人不来，鲁公就没有追赶的对象；如果不记载“伐”，是为了不让戎人靠近我国，那么记载“伐”的，就都是让戎人靠近我国了吗？又说：在济西之地加以赞美，这也是不对的。只是说鲁公追赶戎人，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追赶的呢？这是按理必须记载的内容，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

译秋天出现了〇【〇又作蜮，音或。《左传》认为是灾异，《公羊传》记载为怪异，《谷梁传》说有一有一无，称〇是射人的东西】，这是鲁国没有的东西，所以用“有”字来记载。〇这种生物含着沙子射人，它的形体极其微小【杜氏说〇是短狐，含着沙子射人，本草称为射工。孔氏《正义》引《洪范传》说〇像鳖，三只脚，生长在南方越地。南方越地妇女多淫乱，所以那里多〇，是淫女惑乱所生的。陆玑《诗疏》说，〇一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子映在水中，〇向人的影子投沙就能杀人。有人说〇含着沙子射人，沙子进入人的皮肤肌肉，伤口像疥疮，浑身溃烂，所以成为灾异】。鲁国人观察到了这种情况，上报给朝廷。鲁国史官认为这是怪异之事，所以记载在史册上，为什么呢？山阴陆佃说【陆佃字农师，是宋建中靖国年间的人，著有《春秋后传》二十卷】：〇是阴物，麋也是阴物。当时庄公对上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对下不能端正自身，阳气消减而阴邪滋长【“长”读上声】，这是恶气的感应【“应”读去声】，他的说法是对的【张氏说《汉书·五行志》，刘向、董仲舒已有这种说法。大概麋是迷的意思，〇是惑的意思。当时文姜在闺门之内作乱，其遗留的毒害和祸患直到哀姜去世、再发生篡弑之祸，物类的感应，上天对人的警示，是很明显的】。那么，《箫韶》乐曲奏响而凤凰来仪，《春秋》写成而麒麟出现在野外，有什么奇怪的呢【麋和〇是物类怪异中的恶兆，凤凰和麒麟是物类怪异中的吉兆】。《春秋》记载物象的感应【“应”读去声】，是想让君主谨慎对待所感应的东西。世道衰微，邪说兴起，正论消减，小人得势，善类退避，天在上变动，地在下变动，禽兽将要吃人而人不知道恐惧，这也是不明白孔子的意思了【愚按：《春秋》记载螟、螽、蝝生，是记录害虫危害庄稼。记载多麋、有〇、有蜚、有鸜鹆来巢，是记录物类的怪异。害虫危害庄稼，如果有积蓄来赈济饥民，就不成为灾害。物类异常，如果能修养德行来消除天变，就不成为怪异。人为不善导致天变，又不知道警戒反省而改过迁善来消除上天的悔恨愤怒，那么祸患来临就无法挽救了。有人说〇字以古〇比较，当作蟘，就是蠈，吃苗叶的虫子。我怀疑《春秋》记载螽、螟都不说“有”，这里说“有〇”就是怪异而不是蠈了】。

冬天十月。

【丙惠王午二年】鲁僖公十九年【齐桓公十一年，晋献公二年，卫惠公二十五年，蔡哀侯二十年，郑厉公二十六年，曹庄公二十七年，陈宣公十八年，杞共公六年，宋桓公七年，秦宣公元年，楚文公十五年去世】。春天，周王的正月。○夏天四月。○秋天，公子结送陈国人的陪嫁女子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公羊传》：“媵”是什么意思？诸侯娶一国女子，就有两国送陪嫁女子，带着侄女和妹妹跟随。侄女是什么意思？是哥哥的女儿。妹妹是什么意思？是弟弟的女儿。诸侯一次聘娶九个女子，诸侯不再娶。陪嫁不记载，是因为有后续事件。记载大夫没有后续事件。”《谷梁传》：“媵”是小事，不记载。为什么记载呢？媵是轻乱的开始。盟约是国家的大事。用轻事去承接国家大事，没有道理。说“陈国人的妇”，是简略的说法。”《程子传》：“鄄地的大家族，嫁女给陈国人，公子结用他的庶女陪嫁，因此与齐、宋结盟，带着她们前往，与大国结好，用来安定国家、休养生息。却因私事的小节，招致大国的愤怒，所以深加谴责。记载他因为陪嫁而去结盟，是后续事件。”】

陪嫁是小事【啖氏说：陪嫁是卑贱者的事，平常事不记载，是因为有后续事件才起笔】，陈国人是微贱者【愚按：《诗小序》，江沱之间有嫡妻不以其陪嫁女子凑数，《士昏礼》，陪嫁女子在奥位铺设席子，那么卿大夫士都有陪嫁，只是不一定齐备罢了】，公子前往，是用重要的身份去临视礼仪中的轻事。齐侯是霸主，宋公是王室后裔，盟约是国家的大事。大夫擅自参与【“预”音预】，是用轻贱的身份去承担礼仪中的重事【薛氏说：正卿送陪嫁，是礼仪的过分，随后结盟不是他的职责。家氏说：陪嫁女子是常事，而盟约是国家重事，何况是与霸主结盟，可以因后续事件前往吗】。礼仪，是不失自己，也不失别人，失自己又失别人，是招致寇盗的原因。所以公子结记载为“公子”而说“媵陈人之妇”，是讥讽他因重视陪嫁而失己【根据衞人、晋人、齐人来送陪嫁，都是微贱者】；齐宋记载爵位而说“遂”，是讥讽他们因轻视而失人【根据公子遂在防雒戎，盟于暴，不说“遂”。赵氏说：大夫单独结盟，公侯是不合礼的】。“遂”是专断做事的词【《公羊传》：“遂”是生事。何氏说：生就是造，专断做事的词。孔氏《正义》：“遂”是擅成事】。聘礼，大夫接受命令不接受言辞，出境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情况，就可以专断【《公羊传》】，意思是本来有这个命令【“命”读去声】，得以便宜行事，只是不接受专断应对的言辞罢了【愚按：既然说接受命令，就不能专断命令了，只是说接受言辞，那么不过是权衡事宜而专断应对的言辞而已】。如果违背命令行私，即使有有利于国家、安定社稷的功劳，使者应当以矫制请罪，有关部门应当以擅命论【“论”读去声】刑。为什么呢？终究不能用一时的利益扰乱万世的法则，这是《春秋》的防微杜渐【孙氏说：公子结矫命、专盟，所以说“遂”，以此厌恶他。蜀杜氏说：诸侯专相结盟，尚且说不可，何况大夫不奉君命而】

译专断行事，所以明确记载以示讥讽。吕氏说：假如公子结已经结盟，而齐国、宋国没有来侵犯，尚且应当以擅自专命的罪名加罪于他，何况是毫无益处反而有害呢？○刘氏说：《公羊传》认为“陈人”指的是陈侯，这是错误的。如果说公子结带着陪嫁女子送归陈侯的夫人，那么文义就不通顺了，而且无故贬损陈侯，让他以“人”来称呼，这不符合正名的原则。《谷梁传》说：这是为了回避要挟结盟，这也是错误的。鲁国如果真的想要依附大国，怎么敢用送陪嫁的名义派遣使者，从而招致霸主的怨恨呢？使者带着送陪嫁的命令，却趁机与大国结盟，这才是要挟结盟。什么叫回避要挟结盟呢？我认为：西汉时冯奉世假托君命发兵，击破莎车，朝廷议论要封赏冯奉世。萧望之说：“假托君命发兵，虽然有功效，但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陈汤假托君命发兵，与甘延寿袭击斩杀郅支单于，军队返回后评定功劳。匡衡等人认为甘延寿、陈汤擅自兴师，假托君命，幸好没有被诛杀，不应当再加封爵位土地。先前的儒者说冯奉世、甘延寿、陈汤假托君命而成功，萧望之、匡衡认为不可封赏，这是《春秋》讥讽擅自行事的原则。现在考察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凡是这类事情都记载为假托君命，这难道不是取法《春秋》讥讽公子结的遗意吗？然而考察传注，解释《谷梁传》的人认为公子结送陪嫁和结盟都出自君命。《左传》注疏则认为鲁国派公子结去送陪嫁并结盟，并非鲁公的本意。临江张氏、临川吴氏又认为结盟出自君命，而送陪嫁是公子结的私事。根据文定公的传注，则这两件事都不是君命。我私下考察经文没有写“如陈送媵”，而写“媵陈人之妇”，这就不是奉君命送陪嫁给陈国的细微事情了。细微的事情不记载在经书中，是讥讽他因为专断而与齐、宋结盟。如果与齐、宋的结盟出自公命，应当像公孙兹到牟国，因聘问而娶妻，经文只记载聘问而不记载娶妻，这里也应当只记载结盟而不记载送陪嫁了。

译夫人姜氏前往莒国。【《左传》记载此事见于明年。杜预说：不是回父母之国而去，史书称之为奸邪。张氏说：作为国君的母亲，如果不是回父母之国却随意出入放纵，这种行为比《诗经》所讽刺的“鲁道有荡，齐子岂弟”还要严重。庄公既然没有防范约束的意思，而执政者又无人，由此可以推知，怎能不形成淫乱的风气而导致篡位弑君的祸患呢？临川吴氏说：夫人自从齐襄公被杀后八年没有外出，因为鲁庄公十五年又去了一次齐国，大概是假借国事来欺骗她昏庸懦弱的儿子，庄公不能制约，所以如今又去莒国。父母去世不得归宁，即使是兄弟之国尚且不可前往，何况去别的国家呢】○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这是被攻打之始。《谷梁传》说：称“鄙”，是疏远的意思。为什么疏远它？因为不把灾难临近我国。程子传：齐桓公开始称霸，责备鲁国不恭敬他的事务，所以来攻打。何休说：鄙，是边垂之地的意思】

公子结辞令说：“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表明不是贬斥】。公子结刚刚与两国结盟，那么他们来攻打我国为什么呢？齐桓公开始称霸，责备鲁国不恭敬，这就是所谓失去自己并招致寇患【临川吴氏说：鲁国的臣子送自己的女儿做陪嫁，却随即与霸主大国结盟，是不恭敬，所以声讨其罪而攻打他。陈国也因为结媵其国人的妇女，而轻慢霸主，所以与齐、宋一同兴兵问罪。公子结不懂礼，为了私利和公事都失去了欢好，礼不可不谨慎，就是这样】。有人说公子结能为鲁国设置免除灾难的防备，为齐、宋谋划讲和的计划，身在境外而权衡国家大事，是《春秋》赞许他的缘故，所以称他为公子是不对的【啖氏说：公子结必定不是受命的大夫，嘉许他能与齐、宋结盟以安定社稷，所以特别书为公子。刘氏说：天子的制度，诸侯不得擅自互相征伐，而有亲近亲友、善待邻国的道义，这就是公子结能为鲁国设置免难之防，为齐、宋谋划讲好之计的原因，符合道义，其功劳很美，而他本身固在境外，与专命于君侧的人不同，指此乃是《春秋》赞许公子结。家氏说：这一年周朝有子颓之乱，卫军、燕军、祢兵攻打周朝，立子颓，天子流亡在外，桓公不能讨伐，却用三国攻打鲁国，这是《春秋》所责备的。我按：有人说齐国讨伐郑詹的纳夫，郑詹来已经两年，如果为了郑詹而讨伐，那么不会在这个时候兴兵了】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九

元 汪克宽 撰

庄公下

【丁惠王未三年】二十年【齐桓十二晋献三卫惠二十六蔡穆侯肸元年郑厉二十七曹庄二十八陈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春天，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谷梁传》：妇人既嫁，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正道的】

鲁庄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前往齐国。至此，再次前往莒国。【范氏说：夫人连年前往莒国，有过不改，无礼尤其严重】而《春秋》记载此事，是因为礼义是天下的重大堤防。它禁止混乱产生的根源，就像堤防阻止水流一样【《经解》：礼禁止混乱产生的根源，就像堤防阻止水流一样。疏：礼禁止混乱产生的根源，在混乱产生之处预先禁止，如同深宫固门，阍寺守卫，诸侯夫人父母去世不得归宁之类。坊谓堤防，又作防，古字通用】。卫女嫁到诸侯家，父母去世思念归宁而不能，所以作了《泉水》诗。许穆夫人哀悯卫国灭亡，思念归唁她的兄长而受阻于道义，所以作了《载驰》诗【并见《诗小序》】。圣人收录于《国风》，用来训诫后世【朱子传：卫国有妇人之诗，从共姜到宋襄公之母共六人，都止于礼义而不敢逾越。卫国的政教淫僻，风俗伤败，然而女子却有知礼而畏义如此者，这是因为先王的教化还有留存的原因】，使人们知道男女之别，从而远离禽兽【《曲礼》：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如今夫人前往齐国，如果是为了归宁父母，而父母已经去世；如果是为了归宁兄弟，又于道义不得【杜预说：夫人父母在世则礼有归宁，去世则派卿去归宁】。宗国尚且如此，何况前往莒国呢？妇人是从属他人的，丈夫死后从属儿子【见《大戴记》】，而庄公失去为子的道义，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禁止混乱产生的根源。所以初次在禚地会合【诸若反，二年】，其次在祝丘享宴【四年】，再次前往齐师【五年】，再次在谷地会合【七年】，再次前往齐国，又再次前往莒国。这是把旧的堤防视为无用而废弃它【《经解》：把旧的堤防视为无用而毁坏它，必定有水灾；把旧的礼制视为无用而去除它，必定有乱患】。因此达到这种极端，观察《春秋》所记载的法度，就知道防范约束的道理了【临川吴氏说：连年记载夫人前往他国以奸邪，而鲁庄公好像毫无闻知。往年还可以推托说年纪小，今年已经长大了，却如此不孝，太严重了。张氏说：《春秋》详细记载，大概与《诗经》的变风相应。当时一反《关雎》《麟趾》的教化，而中国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