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十三

译【鲁僖公二十七年】

春天，杞子来朝见。

夏天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

秋天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

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

冬天，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十二月甲戌日，鲁公与诸侯在宋国结盟。

译楚称人，是贬斥它。【孙氏说：楚国自从盂之会之后，凡是出兵作战，都贬称人。】宋公是前代君王的后裔，在王室担任宾客。【见《尚书·康王之命》】他没有篡位弑君的恶行。【与楚庄王进入陈国讨伐夏徵舒不同。】楚人无故牵制诸侯来包围宋国，这是什么名分呢？所以贬斥楚称人，来彰显他的罪过。【高氏说：曹南之盟，诸侯称人而宋独称爵；围宋之后，诸侯称爵而楚独称人。圣人在内外之辨上，如此严格。陈氏说：楚国曾经书子，这里称人，是嫌给予楚国霸主的地位。在齐国结盟，楚国还排在陈、蔡之下；在鹿上，还不排在齐、宋之前。盂之会，宋、楚才开始并列为诸侯之长。楚国称子而统领诸侯，是宋襄公造成的。齐桓公死后，诸侯跟随楚国，楚国在泓水打败宋国，接纳顿子，灭掉夔国，夺取齐国的谷地，联合四国国君包围宋国。《春秋》认为这是僭越作乱的强权，虽然排在诸侯之上，却特地称人。】诸侯信任楚人攻打中原国家，难道没有贬斥吗？称楚子为人，所以也称诸侯为人。【范氏说：四国信任楚国而屈服于宋国，《春秋》贬斥他们的信任而肯定他们的屈服，贬斥楚子在兵首，那么那些碌碌无为者的讥讽，就显现出来了。陆氏说：四国伸张夷狄的威势，屈服于中原的道义。书上说：楚人，那么陈、蔡、郑、许跟随他的罪过，就昭然可见了。薛氏说：天子住在郑国，而郑伯来会同，荆蛮的暴虐，无君主的程度太严重了。】公与楚国结好，所以前往盂地结盟，地点以宋国来记，是因为宋国正被包围，没有参与结盟的嫌疑，而公的罪过也就彰显了。【杜氏说：诸侯攻打宋国，公与楚国有好而前往盂地，宋国正被包围，没有参与结盟的嫌疑，所以直接以宋地记载。高氏说：公畏惧楚国的强大，而前往举行这个盟会，只是为了报答乞师之恩罢了，哪里有固守中原的心呢？宋国于是向晋国告急，而晋文公得以借此作为资本，于是称霸诸侯。张氏说：《诗经》颂扬僖公：抵御戎狄，惩罚荆舒。而《春秋》记载公在薄地与诸侯结盟，都是楚子作为盟主。抵御狄人、惩罚荆人，是跟随齐桓公。盂地之会，楚国引导其虐政，齐、宋、僖公亲近它。然而还说盂地之会，不说会楚，使公跟随夷狄的罪过，必须考察后才能显现，圣人的忠厚，《春秋》的微婉，大概可见了。家氏说：《春秋》的法度，盟主称爵而诸侯称人的情况有，没有盟主称人而诸侯称爵的情况。称楚子为人而称诸侯为爵，是不认可楚子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也是为了纠正诸侯跟随夷狄的罪过。王氏笺义：“北杏、城濮，书晋侯、齐侯，与称楚子为人的文字相反。”大概是圣人思治而疾乱，以拯救中原为急。○啖氏说：“《公羊传》说，这是楚子，为什么称人？贬斥。为什么贬斥？因为执宋公。贬斥所以终僖公之篇都贬斥。”凡是褒贬各依其事，哪有终篇都贬斥的呢？所以《谷梁传》的义理是对的。】

【己襄王二丑十年】二十八年【晋文四齐昭公潘元年卫成三蔡庄十四郑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陈穆十六卒〇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左传》二十七年，宋公孙固到晋国告急。狐偃说：楚国刚得到曹国，而新近与卫国通婚，如果攻打曹、卫，楚国必定救援，那么齐、宋就免除了。二十八年春，晋侯将要攻打曹国，向卫国借道，卫人不答应。从南河渡河，侵曹，伐卫，夺取五鹿。晋侯、齐侯在敛盂结盟。卫侯请求结盟，晋人不答应。卫侯想与楚国结好，国人不想，所以驱逐他们的国君来取悦晋国。卫侯出居襄牛。《公羊传》：为什么两次说晋侯而不说遂？不是两件事。《谷梁传》：两次称晋侯，是忌讳。】

按《左氏》起初公子重耳出亡时，曹、卫都不以礼相待。【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相待，从五鹿出来，向野人乞食，野人给他土块；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说他有骈胁，想看他裸浴，趁他洗澡时偷看。】至此侵曹伐卫，两次称晋侯，是讥讽报复旧怨。【范氏说：曹、卫都对晋国有旧怨，君子不念旧恶，所以两次称晋侯来刺讥他们。】《春秋》之时，用兵的人不是怀着私怨报复，就是贪图别人的土地。《诗经》说：百位君子，不知道德行，不嫉妒，不贪求，怎么会不好呢？【《卫风·雄雉》】不嫉妒就能克制愤怒，不贪求就能堵塞欲望，然后贪婪愤怒的战争就消失了。有人说：曹、卫背弃盟约，于是楚国在这里展示武力，为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楚人牵制诸侯来包围宋国，陈、蔡、郑、许举兵而同会，鲁公参与同会而同盟。楚国虽然刚得到曹国，新近与卫国通婚，然而其国君不在会，其军队不参与包围，与各国相比，不还是更好吗？何况卫国已经请求结盟，而晋人不答应。书上说：必有忍耐，才能成功；有包容，德行才能大。【《君陈》】文公能忍耐奄竖、里凫须了。【《左传》寺人披请求见面，公派人对他说：蒲城之战，君命一宿，你即到；你为惠公来求杀我，命你三宿，你中宿到，那衣袖还在，你走吧。回答说：君命无二，是古制。蒲人、狄人，我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君即位，难道没有蒲、狄吗？公见他。起初晋侯的竖头须守藏，他出亡时，偷藏逃走；及入，求见，公辞谢，对仆人说：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

译我的仆从何必怪罪那些居住的人呢？国君却与匹夫结仇，害怕的人很多。仆从把这事报告给国君，国君立刻接见了他。（注：头须，《韩诗外传》作里凫须。）为什么唯独对曹、卫两国不能忍耐呢？再次称呼“晋侯”，是为了加重谴责。（陈氏岳说：《春秋》省略文字，事情如果没有不同，上面有国名，下面就不系国名；上面书族名，下面就不书族名。这里没有事件相隔，却再次称呼“晋侯”而不说“遂”，大概是为了记载晋侯的恶行。）下面记载“楚人救卫”，那么对晋国的讥讽就更深了。《春秋》责备贤者，（《唐书》说：《春秋》的道义，常常责备贤者。）并且乐于（音洛）让人改过。责备贤者，所以再次称呼“晋侯”；乐于让人改过，所以卫国已经请求结盟，就不应当拒绝并断绝关系。（朱子说：晋侯侵曹，晋侯伐卫，都是文公诡诈的地方，考察《左传》就可以知道，这都是招致楚军的原因。平庵项氏说：晋国正暗中出兵侵曹，出其不意，卫国本来没有把这当作忧虑，忽然扬言要伐卫，又出乎卫国的意料，鲁国人狼狈地撤去戍守，楚国人从宋国来救卫。晋国正与楚国争夺卫国，曹国本来庆幸得以缓解，忽然回军，又出乎曹国的意料，直接进入其国境，抓住其国君交给他的仇敌。经文记载“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明确指出了晋文公的诡诈。我按：晋文公救宋，抵御楚国，扶持已经衰弱的中原，击退正猖獗的荆蛮，比起齐桓公虽然稍差，但比宋襄公贤明多了。而《春秋》责备他，是因为他徇私用诈，而在施行政策时失去了缓急的次序。有人说陈、蔡、郑、许靠近楚国，曹、卫靠近宋国，假使晋文公远攻四国，无法解除宋国之围，曹、卫虽然没有参与围攻，但楚国之所以能在中原横行，实在是因为得到了曹国并昏乱于卫国的缘故。唉，这不是这样，陈、蔡、郑、许是天下的要冲，楚国必须越过这四国才能扰乱华夏，况且这时陈、蔡、郑、许确实出兵跟随楚国。文公如果能亲自率领三军，直接到达陈、蔡的国都，而讨伐他们跟随夷狄的罪过，并且以此来扼住楚人归路，那么攻其空虚，打击其弱点，势如破竹，而宋国之围、谷地之戍将狼狈退走，日夜兼程自救都来不及，我们因而乘胜剪除其疲惫残破的余兵，那么霸业不劳而定。现在文公对内利于报复私怨而分地，对外习惯于诡诈计谋以致招来楚军，所以在图谋霸业的开始，春秋特地书写“侵”来鄙陋他。○赵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遂’？因为还没有侵曹。没有侵曹，那么说‘侵曹’是什么意思？是表达他的意图。”按圣人建立教化，还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难道真的实行那件事而先表达他的意图吗？）

译公子买驻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鲁僖公便杀了他【“刺”，音七赐。《公羊传》说：所谓“刺”是什么意思？就是杀。为什么称之为“刺”？因为国内忌讳杀大夫，所以称做“刺”】。

按照《左传》的说法：“公子买为楚国驻守卫国【啖氏说：戍，就是用军队守卫】。楚国人救援卫国没有成功，鲁僖公畏惧晋国，杀了公子买来取悦晋国，并对楚国人说：‘他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杜氏说：鲁僖公实际上是畏惧晋国，杀了公子买却诬陷他，以废弃戍守的罪名告知楚国人，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就回来了，所以杀了他】。在国内杀大夫称做‘刺’，意思是说‘经过三刺审察其情，与众人共同抛弃他而专断杀了他，罪责是一样的’【愚按：《春秋》书法为了国内忌讳，所以隐去专断杀人的事实，使其看起来符合‘三刺’的意义，就像灭国写‘取’、出奔写‘孙’的意思一样，国内以忌讳为贬抑】。《周礼》有三刺之法：一刺叫做‘讯问群臣’，再刺叫做‘讯问群吏’，三刺叫做‘讯问万民’【《周礼》司刺掌管三刺之法，注：刺，就是杀。讯问后如果有罪就杀他】。《春秋》记载‘刺’从未写明原因的【根据‘刺公子偃’，杀有罪之人不写明原因】。而这里却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为由刺杀他，就知道公子买是无罪的【啖氏说：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并非他的罪过，不直接说无罪，是申述臣子的礼节。公子偃则是直书‘刺’，因为有罪当杀。张氏说：畏惧晋国而杀公子买，这是实情；说‘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而刺杀他，是为了向楚国解释。大概驻守卫国是楚国的命令，鲁国和卫国本是兄弟之邦，如果推究公正之心，让公子买去驻守，那么公子买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是可以诛杀的，然而名义如此，而实情并非如此，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其言辞不直而私心甚重，公子买的死实在不是他的罪过，不仅仅是专断杀大夫而已】。《孟子》说：‘无罪而杀士，那么大夫可以离开；无罪而戮民，那么士可以迁徙。’现在却杀无罪的主将【“将”读去声】来苟且取悦强国，这就不是君主的行为了，所以特别写明原因来贬斥他【刘氏说：杀大夫不写明罪状，如果写明罪状，那就是强加的，强加就是滥杀。《春秋》直接记载，显示其滥杀。《公羊传》说‘不可让他去’，是不对的。如果不可让他去而刺杀他，那就是得到他的罪行了，又何必改文字为‘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呢？《谷梁传》说：‘先写名字后写刺，刺的是有罪之人’，也是不对的。凡是不言明所为何事，言明所为何事都是讥讽。那么‘刺’不写明所坐之罪，写明所坐之罪都是忌讳】。

楚国人救援卫国【临川吴氏说：大概是楚国人分兵包围宋国的军队来救援卫国。狐偃早已预料到必然如此。张氏说：卫国服罪请求结盟，晋文公不许，怀着报复怨恨之意，不听卫侯改过自新，失去了霸主宽宏的度量，所以《春秋》以防范祸患的名义，归罪于晋文公的忌刻。愚按：《春秋》记载‘救’，没有不认为是善的。救是善，那么伐的人就有罪了。经文记载楚救的有两处，记载楚人救卫，是归罪晋文公虐待卫国；记载楚公子贞率军救郑，是归罪晋悼公逼迫郑国。然而楚国救援卫、郑，最终没能救成，又显示了卫、郑依附楚国的耻辱，以及蛮荆的不争，而晋文公、晋悼公的霸业终究能够成功。陈氏说：僖公六年、二十二年，楚国曾经救援郑国，没有记载，从这里开始记载，是因为晋文公称霸，楚国想救而不能】。○三月丙午，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把他交给宋国人【“畀”，音必利。《左传》：晋侯包围曹国，攻打城门，死了很多人，曹国人把尸体放在城墙上，晋侯对此感到忧虑，听到士兵的歌唱说：‘称说在墓地驻扎，军队就迁移了。’曹国人恐惧，把他们抓到的俘虏装棺送出来，趁他们恐惧而攻打他们，进入曹国，数落他们的罪状，因为他们不任用僖负羁而乘坐轩车的有三百人。宋国人派门尹般到晋军告急，晋侯说：‘宋国人告急，如果放弃他们就会断绝告急，楚国不许，我想作战了。齐、秦还不可以，怎么办？’先轸说：‘让宋国放弃我们而贿赂齐、秦，借他们向楚国告急，我们抓住曹君而分割曹、卫的田地赐给宋国人，楚国爱惜曹、卫，必定不许。喜欢贿赂而愤怒于顽固，能不作战吗？’晋侯高兴，抓住曹伯，分割曹、卫的田地交给宋国人。《公羊传》：畀是什么意思？给予。说交给宋国人是什么意思？给予并让他们听从。《谷梁传》说：‘入，是厌恶进入的人。畀，是给予。说‘人’是什么意思？不认为晋侯把曹伯交给宋公’】。

古代显示文德而隐藏武力【《周语》：武力不可显示，文德不可隐藏】，修明其训典，秩序成就而不至于这样吗？有攻伐的军队【同上。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所以孟子对万章说：‘你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将会联合现在的诸侯而诛杀他们吗？还是教化他们不改而后诛杀他们呢’【朱子注：现在的诸侯固然多不义，然而有王者兴起，必定不会联合而尽数诛杀他们】。曹伯羸弱，不熟悉晋国的政令，不知道如何承受【《周语》：晋国包围阳樊，仓葛呼喊说：‘羸弱的是阳樊，不熟悉君主的政令，所以没有承受命令。’注：羸弱】。晋文公不修明辞令，匆忙进入他的国家，既抓住他的君主，又分割他的田地，太暴虐了。想要招致楚军与之作战，而把曹伯交给宋国人，太诡诈了【杜氏说：抓住诸侯应当带回京师，晋国想要激怒楚国使之作战，所以交给宋国，所谓诡诈而不正】。

译张氏说：从晋侯侵犯曹国到这里，都是《春秋》记载晋文公招致楚国并与之战的原因。临川吴氏说：晋国在曹、卫两国用兵，实际上是想要招致楚国并与之战，先以借道为名挑起卫国的争端。卫国既然不允许，晋军就退兵从南河渡河，略微侵犯曹国边境，并不深入惩处曹国。转移军队讨伐卫国，责备它不借道的罪过，夺取它的城邑，卫国服罪请求结盟，晋国仍然不答应，以致卫君出逃躲避鲁国的戍守军队，逃回后，那么楚国人不得不救援卫国了。楚国既然救援卫国，晋国又转移军队讨伐曹国，进入曹国国都并拘捕其国君，又把曹君交给被围困的宋国，用多种方法来激怒楚国，那么楚国人不得不与晋国交战了。虽然一战战胜楚国，于是主持中原盟会，但行为不合于礼的地方，也太多了。只是扰乱了上下尊卑的秩序，没有君臣的礼节，其功劳虽然很多，但道义不足以推崇。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情的。邵氏说：春秋时期，有功劳的没有比五霸更大的，有罪过的也没有比五霸更大的。所以五霸是功劳的首领，罪过的魁首。王氏笺义说：拘捕曹伯不送回京师而交给宋国人，这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就显现出来了。高邮孙氏说：晋国人拘捕曹伯，是惩治有罪的人，交给宋国人，难道不是仇视曹国而偏私宋国吗？仇视而偏私，不是正道，哪里称得上是惩治罪过呢？高氏说：不写“与宋国人”，是嫌与宋国人一同被拘捕。陆氏说：不称“晋国人”拘捕，是承接上文晋侯进入曹国，不可以重复说“晋国人”。我按：晋文公拘捕曹伯，虽然承接上文晋侯进入曹国的文辞，不是因为其有讨伐罪过的意义，而称爵位给予他，只是记载他因进入曹国而拘捕他罢了。如果认为是霸主讨伐，那么应当先写晋侯拘捕曹伯，其次写进入曹国，像楚庄王杀徵舒进入陈国那样。况且曹、卫都依附楚国，而卫侯被拘捕后归于京师，尚且称“晋国人”，难道因为曹伯被拘捕交给宋国反而能成为霸主讨伐吗？然而卫国已经请求结盟而不答应，曹国未曾请求结盟而拘捕它，所以不重复说“晋国人”，这又是轻重的权衡。刘氏说：“《谷梁传》认为用‘晋侯’来斥责拘捕曹伯，是厌恶晋侯，这是不对的。如果称‘晋国人’拘捕曹国，那么岂不是像齐国人拘捕涛涂而讥讽他越境拘捕一样吗？”

译夏季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军、宋军、秦军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濮音卜】《左传》记载：子玉派宛春向晋军传达说：“请恢复卫侯的地位并封立曹国，我也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子犯说：“子玉太无礼了！国君取一个，臣下取两个，不能错失这个机会。”先轸说：“如果答应他，楚国一句话就能安定三个国家；我们一句话却会失去它们。不答应楚国的话，就是抛弃宋国。救了宋国又抛弃它，怎么向诸侯交代？”楚国有三项恩惠，我们有三项怨恨，怨恨仇敌已经很多，拿什么去作战？不如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两国以离间他们，拘禁宛春以激怒楚国。晋文公很高兴，于是将宛春拘禁在卫国，并且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两国。曹、卫两国向楚国宣告断绝关系。子玉大怒，追赶晋军。晋军撤退，军吏说：“国君避开臣下，是耻辱。况且楚军已经疲惫，为什么要撤退？”子犯说：“军队理直则气壮，理屈则气衰，难道在于时间长短吗？防备楚国的恩惠，不到这个地步。后退三舍，避开他们是为了报答恩惠。我们撤退而楚军返回，我们还有什么可求的？如果他们不返回，国君退让，臣下冒犯，理屈就在他们那边了。”晋军后退三舍，楚众想阻止子玉，子玉不听从。四月戊辰日，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憖驻扎在城濮。楚军背靠高地扎营。子玉派斗勃请求交战。晋侯派栾枝回答说：“寡君听到了命令。楚君的恩惠不敢忘记，因此在此等候。”因为大夫退让，既然没有得到命令，敢烦劳大夫，告诉各位：“整顿好你们的战车，恭敬地对待国君的事务，明天早晨将要相见。”己巳日，晋军在莘北列阵。胥臣率领下军副将抵挡陈、蔡军队。子玉率领若敖氏的六卒作为中军，子西率领左军，子上率领右军。胥臣用虎皮蒙住马匹，率先冲击陈、蔡军队。陈、蔡军队逃跑，楚军右师溃败。狐毛设置两面旗帜假装撤退。栾枝让车辆拖拽柴草假装逃跑，楚军追击。原轸、郤溱率领中军公族横向攻击他们。狐毛、狐偃率领上军夹攻子西，楚军左师溃败。楚军大败。子玉收拢他的士兵而停止追击，所以没有彻底失败。《公羊传》说：这是大战，为什么称“及”？因为子玉得臣。子玉得臣，那么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贬低。杜氏说：“城濮，是卫地的地名。”我按：即今东昌路濮州。

楚称“人”是贬低。【我按：城濮与柏举都记载楚军大败，那么楚国并非因为将领地位低、兵力少而称“人”。这里下文记载楚杀得臣，就知道楚人是为得臣。柏举之战下文记载囊瓦逃到郑国，就知道楚人是为囊瓦。中原诸侯及楚君大夫交战都贬称为“人”，所以宋襄公及楚子战于泓水，晋文公及楚令尹得臣战于城濮，蔡侯率领吴子及楚令尹囊瓦战于柏举，都称楚人。中原大夫及楚子交战称名氏，所以邲之战称荀林父率师。这是中外尊卑的区别。只有鄢陵之战称楚子以败绩，因为在国君，所以不得不称楚子】交战而说“及”，是主导交战的一方。当时，晋军避开楚军三舍，请求交战的是得臣，而经文记载“及”，为什么在晋？得臣虽然跟随晋军，但起初向晋国说：“请恢复卫侯的地位并封立曹国，我也解除对宋国的包围。”这是没有必定要交战的意思。等到先轸献计，答应曹、卫以离间他们的党羽，拘禁宛春以激怒他们，然后得臣的意思才决定了。所以楚国虽然请求交战，而“及”在晋，是诛讨他的意图。【刘氏说：当时，晋避开楚三舍，想要交战的是得臣，而《春秋》记载晋。得臣虽然有必定要交战的意思，是由先轸激发的，所以记载晋。这是诛讨必定要追究情由的道义】荆楚倚仗强大，欺凌诸夏，灭黄而霸主不能体恤，败徐于娄林而诸大夫不能救援，执中国盟主而在防者不敢与之争。现在又戍守谷地，逼迫齐国合兵包围宋国，战胜中国，威震天下。如果没有城濮之败，那么百姓恐怕要披发左衽了。【朱子语：齐桓公死，楚侵中国，得晋文公拦遏住，如横流泛滥，硬做堤防，不然中国被淹没是必然的。平庵项氏说：楚国从此十年不窥视中国】应该有美好的言辞，称颂他的功绩，而《春秋》所记载如此简略，为什么呢？仁人阐明其道，不计算其功，端正其义，不谋求其利。【董子语】文公一战胜楚，于是主持夏盟。【陈氏说：宋公、齐国归父、秦小子憖都称师，而唯独爵称晋侯以称霸】从功利来说很高了，从道义来说则是三王的罪人。【朱子曰：文公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所以夫子称谲而不正】知道这个说法，那么曾西不为管仲，而仲尼、孟子虽然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张氏说：齐桓公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创也，所以次年即灭弦，诱郑，终桓公之霸，楚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为楚不大创不足以定霸，所以欲胜楚取威，而后霸业定。这时楚为齐、宋之患，文公欲伐曹、卫以报怨，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战，以取一胜之功，都是谲而不正的事。所以贱楚称人，以深贬之。以晋侯主是战，诛文公之心也。永嘉

译吕氏说：齐桓公征伐楚国，虽然楚国逐渐强大，但齐国攻打蔡国、讨伐郑国，只是接近楚国的边境，楚国受到的祸患还未达到极点，它安然地与中原各国并驾齐驱、争先恐后，所以齐桓公还可以从容地谋划它。等到晋文公面对楚国时，楚国已经执掌中原盟主的地位，而晋国防备诸侯，不敢与它争锋，在城濮交战，而中原各国不能与它抗衡。鲁国请求出兵驻守谷地，逼迫齐国等四国与它共同整顿军队，进而包围宋国，曹国、卫国受其节制，这是楚国势力最鼎盛的时候。所以晋文公不得不迅速与它交战。在召陵驻扎时，一旦与屈完结盟就撤军；而在城濮之战中，不打败楚军绝不罢休。大概齐桓公的做法，是用来使强大的楚国心服；晋文公的举动，是用来挫败强大的楚国的势力。所遭遇的情况不同，使用的计谋也不同，建立功业的缓急也是如此。然而召陵的军队，规模已经确定，声讨它的罪过而讨伐它，楚国也屈服而不敢放肆，这是正当的做法。晋文公出兵曹国、卫国以引诱楚国，许诺恢复这两个国家以离间楚国，又拘禁子玉的使者以激怒楚国，退避三舍，显示怯懦以引诱楚国，它的诡计就是这样。孔子评判说：“诡诈”，难道不确实吗？所以齐桓公谋划对付楚国的功业，经过三十年才有召陵之战，防备诸侯的事情，也经过三十多年，多次结盟多次防备，之后才有葵丘之盟。如果像晋文公，则侵伐曹国、卫国，战胜楚国，包围许国，在践土结盟，在温地设防，两次迎接周天子，拘捕曹国、卫国的国君然后释放他们，凡是霸主所做的事几乎都做尽了，都在一年之内。这是齐桓公还有亲近厚道的用心，而晋文公则太过紧迫了。王氏笺义说：陈国、蔡国跟随楚国而不被记载，是因为它们帮助蛮夷荆楚对抗中原各国，并且率领军队跟随楚国，右师失去了位置，所以被轻视而不被记载。这也如同哀公十年防备吴国讨伐齐国，不提及邾国、郯国一样。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得臣【《春秋》开始记载楚国的大夫。《左传》说：楚军战败后，楚王派人对他说：“大夫如果回国，那申、息两地的百姓怎么办？”子西、孙伯说：“得臣将要自杀。”两位大臣阻止他说：“君王大概打算杀他示众。”得臣到了连谷就死了。晋文公听说后，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他说：“没有人再能危害我了。”杜预说：“到了连谷，楚王没有赦免的命令，所以得臣自杀】

按照《左传》的记载，晋军攻克曹、卫两国后，楚成王进入申地居住【申地在方城之内，所以说“入”】，派申叔离开谷地【僖公二十六年戍守谷地】，派子玉离开宋国【僖公二十七年围困宋国】，说：“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僖公五年逃到狄国，僖公二十四年秦国护送他回国】，最终得到了晋国，艰难险阻，他都尝遍了，百姓的真情与虚伪，他都完全了解了。上天借给他寿命，并除去了他的祸害，难道可以废弃他吗？”子玉派伯棼【音扶云】请求作战【向楚成王请求作战，伯棼是闘伯比的孙子，名叫越椒】，楚成王生气，只给他很少的军队，只有西广、东宫和若敖的六卒跟随他，却不阻止他【杜预说：楚国有左广、右广，一广十五辆战车，又太子有宫甲，分取一部分给他。若敖是楚武王的祖父，葬在若敖，是子玉的祖先。一百人为一卒，六卒就是子玉宗族的军队六百人，意思是并没有出动全部军队来增援他】。子玉追赶晋军，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避开他。楚军想阻止子玉，他不听，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得臣确实有罪，但楚成王知道他不可抵挡，却不能让他不抵挡，反而只给他很少的军队，又因为一次失败就杀了他，这是把军队看得比将领重要，而抛弃将领去给敌人啊【前《晁错传》：“士兵不可用，是因为将领与敌人作战。”刘氏说：“这是杀有罪之人却用连累君上的言辞来说，是厌恶楚成王。楚成王知道不该派他，却不能不派；知道不可抵挡，却不能让他不抵挡，这也是抛弃军队的做法】。这是晋国两次战胜而楚国两次战败【宣公十二年，士贞子说：“城濮之战，晋文公还有忧虑的神色，等到楚国杀了子玉，晋文公高兴的心情才可知，说：‘没有人再能危害我了。’这已经是晋国两次战胜而楚国两次战败了】。所以《春秋》称国名来记载杀大夫，而不去掉【音上声】他的官职【张氏说：楚国自从得臣讨伐陈国，被立为令尹，让他围陈、围宋，无非是扰乱华夏、惯于取胜的事情，所以虽然知道晋国不可抵挡，却不能让他退兵，军队战败后也不能反省自己平日求胜无厌的罪过，反而责备他无法面对申、息的百姓，这是纵容他兴兵求胜，等到一败就立刻杀他，所以用国杀大夫的文辞。陈氏说：楚成王派人对子玉说：‘不要死，来不及了’，那么斥责杀他是什么意思呢？《春秋》的法度，如果君主对臣下有诛杀的心意，即使是自杀，也记载为杀。所以楚国的得臣、公子侧都只记载为杀而已】。从孔子记载郑国抛弃军队【闵公二年】和楚国杀得臣的事情来看，可以作为后世的永久鉴戒【宣公二年传】。大夫虽然尊贵，与军队同等重要；郑国派高克带兵，在边境抵御狄人，想要远离高克，却不顾惜他的军队；楚国用六卒跟随，得臣担心丧失军队，却不顾惜他的将领，所以经文用抛弃军队来定罪郑国，用杀大夫来责备楚国。我按：楚国屈瑕讨伐罗国战败，众将囚禁在冶父，听候刑罚。楚成王说：“这是我的罪过。”崤之战，秦国大夫及其左右请求杀孟明，秦穆公说：“这是我的过错。”这比楚共王杀得臣、晋灵公杀侧要贤明得远了】

卫侯出逃到楚国【《左传》：卫侯听说楚军战败，害怕，出逃到楚国，于是到了陈国，派元咺、秦叔武去接受盟约】

诸侯失去国家出逃，没有不称名的【根据郑突、卫朔、北燕欵、蔡朱都称名，卫衎逃到齐国，《左氏》、《谷梁》不称名，《公羊》称名】。卫侯为什么不称名？是为了彰显晋文公的罪过。卫侯失去社稷，背弃盟约跟随楚国，这对晋文公有什么罪过呢？卫国的祸患，是晋文公造成的【《公羊传》】。起初，齐、晋在敛【音亷】盂结盟，卫侯请求结盟，晋国人不允许，这是堵塞了他向善的心，即使他想自新改过，也没有途径。汉高祖封雍齿，功臣们就不再争功【前《张良传》：众将争功，常常坐在沙地上私下议论，张良说这些人害怕陛下不能尽数封赏，又担心被怀疑有过失而被杀，所以聚在一起谋反。皇上说怎么办，留侯说陛下平生最憎恨的人是谁，皇上说雍齿，张良说现在赶紧先封雍齿，那么群臣人人都会安心了。于是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高兴地说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这些人就没有祸患了】。光武帝烧毁文书，反叛者都安心了【后《光武纪》：围困邯郸，攻破城池，诛杀王郎，收集王郎的文书，得到官吏百姓与王郎交往诽谤毁谤的几十章奏疏，皇帝不看，命令众将烧掉，说让反叛者自己安心】。如果晋文公能放下怨恨，允许卫国结盟，那么南方的诸侯就会抛弃楚国而归附晋国了。愤怒时不考虑祸患，只图报复，必定使诸侯无处可逃，逃到荆蛮之地，回到京师，兄弟互相残杀【杀叔武、公子瑕】，君臣互相诉讼【元咺向晋国控告卫侯，卫侯与元咺诉讼】，这是谁的过错呢？内心不外露的人才能统领大众，智慧不刻薄的人才能处理大事。晋文公想要主持华夏盟会，树立威信确立霸权【先轸的话】，但举动烦扰，好像不胜任的样子，只是因为刻薄自私而心胸不宽广。《春秋》对于卫侯失国出逃，不因为他的罪名而称名，

译加重晋文公罪责的原因，大概在于端正根本、议论刑罚，体现的是对贤者要求严格的意思。孙氏说：晋文公因私怨驱逐卫侯，如果直接记载为“卫侯某”，那就与郑伯突、蔡侯朱自己失去国家的情况没有区别，而晋文公驱逐他的恶行就无法显现了。张氏说：卫文公对晋文公无礼，结下仇怨，这本不应由他的后代承担，但晋文公报怨的念头从未有一天忘记，所以卫国人虽然未曾跟随楚国围攻讨伐宋国和齐国，但晋文公首先讨伐他们并请求结盟，卫人不答应，导致卫国人驱逐国君以取悦晋国，这都是盟主徇私所造成的，所以说卫国的过错是晋文公造成的，而卫侯不称其名，是为了责备晋文公。家氏说：晋文公在处理卫国事务时度量不广，这在卫侯出奔不称其名上得以体现，以此来责备晋文公。晋文公才华有余而度量不足，齐桓公度量有余而才华不足，与其做晋文公，不如做齐桓公。我认为：卫成公出奔，根据《公羊传》的说法，是晋文公驱逐卫侯而立叔武，卫侯的君位已经断绝，《春秋》应当按照郑厉公、卫惠公的例子而称其名。根据《左氏传》的说法，则是卫侯畏惧晋国，派元咺奉其弟叔武在践土结盟，自己出奔楚国，又去陈国以避开讨伐，他的君位并未断绝，如同曹伯负刍的情况。所以陆氏说：让叔武代理君位而离开，所以不称其名。大概晋文公虽然断绝了卫侯的君位，但《春秋》不断绝他的君位，是为了谴责晋文公不应当废黜卫侯。

译五月癸丑，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践土是郑国的土地。何休说：“‘防’字不写‘致’，是因为信任晋文公。记载盟誓的日期，是因为事情有诈。”

践土之盟，周襄王亲自下临慰劳晋侯，但《春秋》删削了这一事实不予记载，为什么呢？周王室东迁之后，所剩下的只有名号和祭祀罢了。实际上周王室的势力还不如一个小国的诸侯。晋文公的爵位虽然只是侯伯，却号令天下，甚至改变了礼制，实际上行使着天子的职权，这就是《春秋》所揭示的名与实的关系。与其名存实亡，尚且比名实俱亡要好。因此，周襄王下临践土慰劳晋侯，就删削不写，这是为了去除其降低尊严的实质，以保全名分，所谓君道、父道就是这样。晋侯以臣子的身份召见君主，就记载为“天王在河阳巡狩”，这是为了端正名分以统摄实质，所谓臣道、子道就是这样。这样，天下的大伦常才得以保存而不灭绝。

译侯、伯都去世了，但史书没有记载。唉，孔子对于他们的去世都没有记载，后世竟然还有胁迫天子而索取九锡的人，可悲啊！卫侯逃往楚国，史书不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没有断绝他的君位【义理见前文】。叔武接受盟约而被称作“卫子”，是因为立他作为国君【依据《公羊传》：文公驱逐卫侯而立叔武为君。临川吴氏说：“子”是父亲去世、儿子继承，尚未满一年的国君的称呼。卫侯害怕被晋国拘捕羞辱，所以亲自出逃，让他的弟弟代理国君来接受盟约，因此史书也记载为“卫子”。这是晋文公愤怒于卫侯逃往楚国，立叔武为君来代替他的哥哥，可见霸主凭私意废立诸侯，扰乱了王制。刘氏说：叔武代理国君，并非夺取君位，而是打算恢复兄长的君位，所以称他为“卫子”】。这体现了圣人深深谴责晋文公报私仇、行私意，专权自恣，随意废立诸侯的用意【《通鉴》问：楚怀王进入秦国，楚国人立太子。蜀汉先主在汉中即位，这与记载“卫子”的用意，有什么相似之处？回答说：叔武被称为“子”，是为了谴责晋文公凭私怨废立诸侯。怀王被拘禁在秦国，楚国大臣立太子，是顺应臣下的期望以掌握权柄。曹氏篡夺汉室，先主在汉中即位，是名正言顺的。陈氏说：将晋侯排在齐侯、宋公之上，是给予晋国霸主的地位。我按：齐侯并非盟主，也排在宋公之上，大概是霸主以势力强弱来排列尊卑，认为齐国比宋国强盛。从此直到春秋结束，凡是齐国主持的盟会，必定把齐国排在晋国之后、宋国之前。又按：齐桓公、晋文公都在征服楚国之后，举起尊崇周王的旗帜，然而桓公不敢直接召见天子，而是通过会见王世子来安定其君位，虽然说是礼制的变通，但内心是端正的。后来在洮地会盟，将王人下士排在诸侯之上；在葵丘会盟，不敢与宰周公结盟，那么他的端正就可以知道了。文公既然召见天王并慰劳他，又借巡视之礼，召天子以诸侯之礼朝见，虽然看似符合礼制的正统，但内心其实是诡诈的。后来在翟泉会盟，让诸侯的大夫在王城之内与王子虎结盟，那么他的诡诈就更严重了。朱子将践土之盟与葵丘之盟并列讨论并予以肯定，大概是认为文公的心虽然诡诈，还能沿袭齐桓公尊崇周室的一些遗意，与其他霸主相比，算是稍好一些罢了】

译陈侯前往防地。【《公羊传》说：说“如防”是什么意思？是后于防地（到达）的意思。《谷梁传》说：如防，是相对于防地而言吗？是在防地接受命令的意思。杜预说：陈国原本依附楚国，楚国战败，陈侯因恐惧而归属晋国，来不及参加盟会，所以说“如防”。刘氏说：陈国原本不参与盟约，听说防地有会盟便自行前往，这与袁侨前往防地是一样的。我按：陈穆公在践土盟会之后前往防地，那么就没有参与盟会；在朝见天子之前前往防地，那么也就参与了朝见。这时晋文公刚开始会合诸侯，所以陈侯虽然抛弃异己而趋向同一，但既怀疑又畏惧，他的到来尚且迟缓，所以来不及参与盟誓歃血。到了温地，共公因为居丧而急于前往防地，不敢片刻懈怠。】○鲁公在王所朝见天子。【《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公如京师”？因为天子在那里。天子在那里，那么为什么不说是“天子在那里”？是不赞成把天子招致来的意思。《谷梁传》说：朝见不说“所”，说“所”的，不是正当的地方。】

朝见不说“所”，说“所”是因为那不是正当的地方。【杜预说：天子在践土，不在京师，所以说“王所”。赵氏说：尊崇其不记载地名，只记载朝见天子罢了，这与在防地盟会不同。】在宗庙朝见是合乎礼制的。【《觐礼》说：在宗庙门的东边陈列牺牲。《大行人》说：在宗庙中将币帛，进行三次享礼。《曲礼》说：在朝廷接受挚礼，在宗庙接受享礼。朝见的人在内朝就位，按次序前进；觐见的人在宗庙门外就位，按次序进入。】在外面朝见是不合乎礼制的。有虞氏每五年巡守一次，【“狩”音同，以下相同】四方诸侯每四年朝见一次。【《舜典》】周代的制度是每十二年天子才按时巡守，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尚书·周官》】难道一定要在京师、在宗庙朝见才算是合乎礼制吗？古时候天子巡守四方有固定的时间，诸侯在方岳朝见有固定的地点，他们的宫室道路可以预先修缮，所以百姓不劳累；他们的供给调度可以预先准备，所以国家不耗费。【《文中子》说：舜一年巡守四岳，国家不耗费而百姓不劳累，为什么呢？因为兵卫少而征求寡。】现在天王下临慰劳晋侯，鲁公在王所朝见，那就不是正当的时间和地点了。自从秦朝以后，巡游没有节制，甚至有长官因为仓促来不及办理而被诛杀，百姓因为烦劳供给不上而产生厌恨。【鄱阳马氏说：舜的时候五年才一次巡守，到周代则是十二年才一次巡守，而且必须以四岳为终点，出行必有期限，行动必有方向，其志向在于忧虑百姓而不致使百姓烦扰。秦始皇、隋炀帝借巡历省方的说法来满足他们流连荒亡的欲望，千乘万骑没有一年不出行，遥远的地方没有不到的，郡县设置驿站稍慢的获罪，百姓供给费用不够，头悬梁脚吊井，于是产生愤怨，颠覆国运丧身，转眼之间。虽然秦隋招致灭亡的原因不止一个，如果不是游荡无度，那么土崩鱼烂的局势不会如此急促。】这大概是春秋大义不行的缘故。然而天子在那里，可以不朝见吗？【刘氏说：《谷梁传》说在外面朝见是不合乎礼制的，那么天子在那里，诸侯可以不去朝见吗？】天子在那里而诸侯前往朝见，是礼制的变通。《春秋》不认为诸侯前往朝见是错误的，而是以“王所”不是正当的地方来贬斥，以端正其根本的意思。【孙氏说：《尚书》说：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天子才按时巡守，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鲁公在王所朝见，不合乎礼制是显而易见的。不说诸侯，是说诸侯那么天子就可以被招致了。高氏说：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现在却走出王畿去随从诸侯的会盟，尊卑颠倒，不可以作为训诫。所以只记载“公朝王所”，就知道天子在那里了。不记载诸侯而只记载鲁公朝见，这是圣人的深意。陈氏说：这是践土的诸侯。这时晋侯将在践土盟会，而天子就任命他为方伯，诸侯朝见。在外面朝见天子如隐公六年郑伯、八年齐郑庄、十八年晋虢，都不记载，记载鲁公以显示其余。临川吴氏说：诸侯在践土的宫室朝见天子，《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只记载“公朝”，并不是鲁国一国独朝而诸侯不朝。张氏说：说“王所”，那就不是京师。说“所”而不说“京师”，后人不知道这是避讳，而说天子出居在郑，没有回到京师，都是不考察本末，而昧于《春秋》的大法。哪里知道委婉而成章的方法，本来就体现在这里呢？我按：天子居住的地方，就称为“王所”，所以《觐礼》说：伯父在王所顺从命令。朝见，是觐见君主的总称。所以虞周的书，诸侯在京师、在外面见天子，都称为朝。《春秋》记载“公朝于王所”有两次，是为了端正其尊王的名称，大概意思是事情虽然出于权变，而礼制则是专一的。记载“公如京师”有一次，而不说朝，是因为没有尊王的实质，大概意思是事情虽然看似正当，而礼制则是简略的。《谷梁传》说朝见不说“所”，不是说王所不应当朝见，只是说践土、河阳不是天王应当居住的地方罢了，就像说聘问诸侯不是正礼的意思。】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谷梁传》说：从楚国，是楚国有奉送的意思。复，是恢复其国家。归，是回到其所。郑的名，是失国的意思。】卫元咺出奔到晋国。【咺音况晚反，《左传》有人向卫侯控告元咺说：立叔武为国君了。他的儿子角跟随卫侯，卫侯派人杀了他。元咺不废黜命令，奉送夷叔进入卫国守卫。晋人恢复卫侯的君位，宁武子与卫人在宛濮盟誓说：上天降祸卫国，君臣不协调，以至于此忧患。现在上天诱导其诚心，使大家都降心相从。没有留守的人，谁守护社稷？没有出行的人，谁捍卫边境？不协调的缘故，因此昭告乞盟于你们的大神，以诱导上天的诚心。从今日盟誓之后，出行的人不保全其力量，留守的人不畏惧其罪过。有违背此盟誓的，以相

译等到这个时候。神明和先君对他进行了诛杀。国人听到这个盟约后，从此不再有二心。卫侯提前回国，宁子先行，长牂守门作为使者，与他同乘而入。公子𫏋、华仲在前开道。叔武听说国君回来了，欢喜地跑出来。前驱的人射杀了他。元咺出逃到晋国。杜氏说：元咺虽然为叔武申诉，但失去了君臣的礼节，所以史书记载他出逃。啖氏说：凡是出逃都是坏事。卫侯失国出逃时不称名，恢复国家时为什么称名？是因为杀了叔武。刘氏说：卫侯因为杀叔武而被称名。张氏说：卫成公被称名，是因为听信谗言，杀了无辜的弟弟。前驱杀叔武而罪责卫侯，大概是因为杀了元咺的儿子角，又自己怀疑叔武而提前回国，这就是叔武死于前驱的原因。临川吴氏说：卫侯恼怒元咺拥立叔武而杀了他的儿子，所以前驱𫏋探知卫侯的心意，假装不认识叔武而射杀他。𫏋看到卫侯哭弟的悲哀，于是跑出来。卫侯让人杀他，也只是姑且把罪责推给他罢了。高氏说：叔武虽然不能避嫌，但也请求恢复卫侯的地位，卫侯不信任他，提前回国，因而杀了他。所以《春秋》不记载叔武的事，是专门责备卫侯。叔武是卫侯的弟弟。晋文公对卫侯有怨恨而不肯消除，于是驱逐卫侯，拥立叔武。叔武推辞即位，如果让其他人即位，就担心卫侯不能返回。于是自己即位，治理好国家等待卫侯返回。卫侯得以返回却怀疑他的弟弟，就说：叔武篡夺了我的位置。元咺争辩说：叔武无罪。卫侯不信他的话，最终杀了叔武。这是不念及养育子女的哀痛，而以争夺国家为心，扰乱民众的常理，灭绝天理，他的罪过太大了，这就是他被称名的原因。元咺因此逃到晋国，控告他的国君。张氏说：《易经》说：从下向上诉讼，祸患就会招致。成公杀叔武，虽然可以说是不友爱，但元咺作为臣子控告国君，可以吗？然而也是晋文公厌恶卫侯的心，有所招致的。虽然向晋国申诉而得逞，也彰显了他应当被诛杀的罪过。然而卫侯初次回国，就称复；再次回国，为什么不称复呢？《春秋》立法非常严格，而待人宽恕。郑国初次回国，虽然杀了叔武，既然已经称名了，还希望他或许是出于误会而能改正，所以称复。张氏说：卫侯记载复归，显示位置本是他的位置，国家本是他的国家。临川吴氏说：凡是说复归的，是说国家是他的国家，以前失去最终又恢复了。等到他再次回国，又杀了元咺和公子瑕，那就是始终以争夺国家为心，长久作恶不悔改，没有自我改正的意思，所以不称复。刘氏说：郑国初次回国时，可以说复，当时叔武在国内，郑国虽然没有国家，国家本来是他的。等到他再次回国时，杀了叔武，把他抓回京城，杀了元咺和公子瑕，郑国虽然得到了国家，国家已经不是他的了，所以不说复。以前没有国家但道义上可以有国家，也就称为有国家；现在得到了国家但道义上不可以得到国家，也就称为无国家。说“归于卫”的是改变措辞，诸侯继承故位，称复的是继承他，不称复的是断绝他，而国家已经不是他的了。家氏说：元咺奉叔武如同防备，这也是征缮辅佐幼主的意思，叔武不敢以君位自居。晋国人把他列入盟会，以君礼对待他，卫国人认为晋文公将要拥立叔武。不久卫侯回来，无法发泄他被废黜的怨恨，杀了叔武，恼怒晋国而转移到他的弟弟身上，卫侯的罪过太大了，所以他出逃时不称名，复国时称名。我按：《春秋》记载国君离开国家又回来的有七次：郑忽、曹襄、卫衎、邾益及卫侯。郑国的再次回归都不记载。只有卫侯，初次回归记载“自楚”，彰显他害怕晋国的羞辱，不得已逃到楚国，现在才离开楚国而回到中原。曹成公的回归记载“自京师”，彰显天王释放有罪的人。永嘉吕氏说：经文记载“自如”“意如至”“自晋”“蔡季自陈归于蔡”“曹伯归自京师”，彰显他以前在那里而现在回到这里。记载“自楚归”则背弃盟约跟随叛逆的罪过就彰明了。“曹伯归自京师”彰显他从京师回来。郑国的再次被执也归自京师不云自京师，晋文公的拘捕与厉王的拘捕有区别。刘氏说：左氏说，叔武听说国君到了，欢喜，抓着头发跑出来，前驱射杀了他。国君知道他没有罪，把他枕在腿上哭他。𫏋跑出来，国君让人杀他。元咺出逃到晋国，不对。如果传言杀叔武的是卫侯不知情，又为叔武报仇杀了他的仇人，又亲自枕在腿上哭他，兄弟之恩深厚了。元咺为什么逃到晋国控告杀他弟弟呢？假如元咺诬告他的国君，诉讼应当不会胜，为什么卫侯反而不胜呢？晋国人难道不知道他曾为叔武杀𫏋吗？

译陈侯欵去世。（穆公也在位十四年，儿子陈朔继承君位，这就是共公。）

○ 秋季，杞国的伯姬来到鲁国。（杜氏说：庄公的女儿回娘家省亲称为“归宁”，来到鲁国称为“临”。临川吴氏说：桓公的伯姬是次子，继承其兄成公的君位后立即来朝见鲁国，却被鲁国轻视；鲁国又派卿率领军队进入杞国，鲁国对待伯姬可以说没有恩义了。所以伯姬又来谢罪并求和。薛氏说：伯姬曾经被鲁国羞辱，多次做出不合礼制的行为，这太过分了。）

○ 公子遂前往齐国。（薛氏说：开始与齐国讲和。临川吴氏说：鲁国借助楚国的军队攻打齐国，夺取了谷地，幸好齐孝公很快去世，来不及报复怨恨。晋文公称霸后，齐国和鲁国都是接受盟约的国家，那么齐国不敢违背晋国的盟约而报复鲁国的怨恨。所以鲁国趁机派公子遂出使齐国，建立友好关系并消除以前的怨恨。张氏说：伯姬来鲁国，进入杞国的怨恨就消除了；公子遂前往齐国，夺取谷地的遗憾就化解了。中原诸侯重视霸主权力的建立，就是这样的。）

○ 冬季，鲁公在温地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以及秦国人。（《左传》记载：在温地会师，讨伐不服从的国家。《谷梁传》记载：避讳说在温地会师，因为涉及天王。杜氏说：讨伐卫国、许国和陈共公。陈共公称“子”，是因为先君尚未安葬；宋襄公称“子”，是因为他本来就在这一班列位；陈共公降位在郑国之下，陈怀公称“子”在郑国之上，大概是因为主持会盟者的位次安排，并非褒贬之意。临川吴氏说：中原诸侯臣服楚国并一同围攻宋国的，有陈、蔡、郑、许。楚国战败后，蔡、郑立即跟随晋国，陈虽然盟约较晚，也来参加会盟。唯独许国最小最弱，却仍然不改变图谋，所以晋文公这次会盟大概是联合诸侯来讨伐许国。卫侯已经被赦免并恢复国家，晋国还想讨伐卫国，是因为元咺向晋国申诉，所以晋国听从了他的申诉，又想讨伐卫国。陈共公称“子”位次在郑国之下，与卫武公称“子”位次在郑国之下相同，这与践土会盟时没有邾国、秦国的情况不同。到了这里，小国畏惧威势，大国听闻风声，都来到了，可见晋国霸业的兴盛了。我按：温本是王畿内的国家，被狄人灭亡。）

天王在河阳狩猎。（“狩”字，《谷梁传》作“守”。《左传》说：这次会盟，晋侯召见天王，让诸侯朝见，并且让天王狩猎。史书说“天王在河阳狩猎”，意思是说这不是他该去的地方。《公羊传》说：狩猎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不赞同再次召见天子。鲁子说：温地近而践土远。《谷梁传》说：保全天王的行动，好像将要狩猎而遇到诸侯朝见一样，是为天王避讳。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温地就是河阳。杜氏说：河阳是晋国的土地，河内有河阳县。齐氏说：温地距离周王朝一百多里。我按：现在的怀孟路孟州有温县，又有河阳县，就知道温就是河阳。大概古代孟津本是王畿内的土地，襄王把它赐给了晋文公。）

按照《左传》的说法，晋侯召见天王，让诸侯朝见。（“现”音现，杜氏说：晋侯大规模会合诸侯，想要尊崇侍奉天子，以此作为名义，自己嫌弃强大，不敢召见周王，暗示王出来狩猎，因而能够尽到群臣的礼节，都是诡诈而不正派的事情。）孔子说：用臣下的身份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史书说“天王在河阳狩猎”，以此来尊崇周王室并保全晋国。（何氏说：好像是天子自己狩猎，不是被召见；赵氏说：为晋文公避免召见天王的名声；刘氏说：践土的会盟，天子是自己去的；自己前往虽然是会盟，但还可以说是河阳的会盟，是臣下召见君主；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记载为“狩猎”；徐氏说：说“温”是为了避讳“狩猎”，说“狩猎”是为了让“温”显现，所以尊崇周王室并保全晋国；《通义》问：温就是河阳，为什么两处都说？回答说：温地的会盟，晋国实际上召见了王，所以记载在温地会盟，在河阳狩猎，两全其美。）啖助认为：按常理来说，晋侯召见君主，是违背名义的罪人，这可以作为典范吗？如果推究他自嫌强大的心思，嘉奖他尊崇王室的意图，那么请求王来狩猎，忠诚也到了极点，所以孔子特意记载“在河阳狩猎”，这就是推究实情来制定礼制，用诚意来改变礼法。（《通义》说：当时天子势弱，诸侯骄横懒惰，怠慢臣下的礼节，如果让他们朝见京师，大多不会服从，而且晋国凭借强大率领诸侯进入王城，也有自嫌之意，所以请求王到温地举行朝礼，好像是因天子狩猎而诸侯得以朝见一样；按常理来说云云，用诚意来改变礼法；程子曰：晋文公想要率领诸侯朝见王，这是正确的，害怕他们不能做到，所以用诡诈的方式施行，召见王来就范；人们只看到召见王的不对，而没有看到他想要朝见的本心，所以用诡诈掩盖了正道。）至于践土的会盟，王实际上是亲自去的，这不是晋国的罪过，所以为王避讳就足够了；温地的会盟，晋国确实有罪，但其情理是顺通的。（杜氏说：晋国实际上召见了王，因为言辞逆理而心意顺通，所以用王狩猎作为托辞；刘氏说：礼节虽然悖逆，情意却很深厚，孔子推究本心来定罪，所以宽恕了他的法规。）所以既为王避讳，又为晋国辩解，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的忠恕之道。（陈氏说：庄公二十一年，王巡视虢地狩猎，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不是狩猎，王有事，讥讽不在诸侯，就用自致之文的写法记载；这是晋侯的罪过，为什么用自狩的文辞？是为了尊崇尊贵者而避讳；晋侯将在温地会盟，召见王让诸侯朝见，那么先狩猎而后会盟，为什么先书会盟而后书狩猎？先书狩猎而后会盟是对的。因为天子参与这次会盟，先书会盟，后书狩猎。《春秋》不用天子参与这次会盟的言辞。齐桓公与王人结盟，不与宰周公结盟；晋文公召见天子而朝见。所以说：齐桓公正而不诡诈，晋文公诡诈而不正。临川吴氏说：城濮战胜楚国之后，襄王下来慰劳晋侯，所以践土的盟会，晋侯得以以天王在会盟为荣，并向诸侯夸耀。现在温地的会盟，晋侯又想像践土那样，所以召王来在他国的土地上狩猎，那么天王又……

译在防地了。然而践土之盟是周天子亲自前来，所以隐去不写，是为了保全君主的体面。防地之盟则是晋国实际召请周天子，所以记载“天王自狩”，是为了保全臣子的礼数。黄氏资中说：圣人顺应天理的正道，明确君臣的名分。《春秋》记载：“天王在河阳狩猎”。这哪里仅仅是遏制恶行、成就善举呢？即使让晋文公复活，亲眼见到孔子的书法，也将会心悦诚服，可以坐消其强猛之气，而迁善远罪都来不及了。家氏说：齐桓公在首止会盟周天子的世子，尚且说是尊崇王室。谁知道继承齐桓公称霸的人，竟然使周天子的尊严屈就，前来朝见，这是积习的逐渐演变，使之如此罢了。高氏说：卫侯没有参与会盟，是因为晋国听信了元咺的诉讼，不让他参与。赵氏说：《左传》说：“并且彰显德行”，尚未达到礼的标准，却称之为德行，恐怕过分了吧？如果认为这是德行，那么率领诸侯朝见京师的人，又该称为什么呢？以德行为条目，不是施加于霸主的】

译壬申日，鲁公在周天子的处所朝见。《谷梁传》说：“在宗庙朝见，是合乎礼制的；在宗庙之外朝见，是不合礼制的。难道只有鲁公朝见吗？是诸侯都去朝见。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再次使天子屈驾前来，所以谨慎地记下日期。日期依附于月份，月份依附于季节。壬申日，鲁公在周天子的处所朝见，却不记载月份，是失去了它所依附的月份。”认为晋文公的行事已经太过荒谬了。范氏说：“以臣下的身份召见君主，颠倒了上下尊卑。日期不依附于月份，犹如诸侯不尊崇天子。”陈氏说：“朝见记载日期，显示出是先狩猎而后朝见。周天子曾到践土，却不记载月份，那是天子的本意，可以只说朝见；到温地并非天子的本意，就不能只说朝见。朝见后紧接着记载日期，虽然有所避讳，但诸侯迫使天子前来的实情就显现出来了。”临川吴氏说：“践土之盟，周天子在盟会之地，好像主持这次盟会一样，所以盟会结束后，晋侯率领参加盟会的诸侯去朝见周天子。温地之会，周天子在会盟之地，好像主持这次会盟一样，所以会盟结束后，晋侯又率领参加会盟的诸侯去朝见周天子。古时候天子巡狩，方伯率领诸侯在方岳之下朝见，这种礼制已经废弃很久了。现在一年之内，天子两次接受诸侯的朝见，晋文公的心思不过是想借此向诸侯夸耀，并非真正尊崇天子。实质是欺诈而名义上却正当，内心不诚而表面上却合乎礼节，所以啖氏也对此有所肯定。”赵氏说：“《公羊传》说：‘记载日期和月份，是什么意思？是重视鲁国国内的事。如果重视国内事而记载日期，为什么不记载月份呢？’”

晋国人抓获卫国国君，把他押送到周天子所在的京城。《左传》说：“卫国国君与元咺打官司，宁武子作为辅佐，鍼庄子作为坐官，士荣作为大士。卫国国君败诉，杀了士荣，砍断了鍼庄子的脚。认为宁俞忠诚而赦免了他，抓获卫国国君押送到京城，把他关在深室里。宁子值班时送饭进去。”《公羊传》说：“卫国国君的罪过是什么？是杀了叔武。为什么不记载？是为叔武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叔武有什么贤德？是让位给兄长。这是晋侯，为什么称‘人’？是贬低。为什么要贬低？卫国的祸乱，是晋文公造成的。晋文公驱逐卫国国君而立叔武，使兄弟互相猜疑，导致杀害弟弟的，是晋文公造成的。”《谷梁传》说：“押送到京城，是委婉的说法。会盟在京城举行。”程子说：“‘归于’，是顺从容易的说法；‘归之于’，是强行押送的说法。君臣之间没有诉讼，而晋文公厌恶卫国国君，让他与元咺辩明曲直。卫国国君败诉，于是惩罚他的大夫，抓获他的君主，他的听讼很偏颇。虽然押送到周天子那里，但实质是强行逼迫，所以说‘归之于京师’。”

卫国大夫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左传》说：“元咺回到卫国，立公子瑕为国君。”《公羊传》说：“‘自’是什么意思？表示有力量的意思。这是抓获他的君主，为什么说‘自’？是为叔武争辩。《谷梁传》说：‘从晋国，表示晋国有支持他的意思。’”

说“归之于”，是抓获不符合正道的说法。古时候君臣之间没有诉讼，诸侯不专断杀人。晋侯抓获卫成公，押送到周朝，请求杀他。周天子说：“不可以，君臣之间没有诉讼，现在元咺虽然有理，但也不能听从。君臣都打官司，父子也将打官司，这是没有上下尊卑了。而您听从了，这是一次悖逆。又作为臣下杀了他的君主，哪里用得着刑罚？颁布刑罚而不执行，这是第二次悖逆。一次会盟诸侯，却有两次悖逆，所以我担心您没有后代。”因为作为臣下抓获君主，所以卫国国君不称名字，而元咺称“复”。大夫不世袭其职位而称“复”，是断绝他的意思。张氏说：“元咺控告他的君主，导致君主被囚禁，所以他返回不同于蔡季、华元。特别记载‘复’，是彰显他借助霸主的势力，遂行他无君之心。陈氏说：大夫返回不称‘复’，一定是诸侯，才称‘复’。君主有回归的道理。大夫称‘复’，是抗命。所以元咺‘复’归、宋国的鱼石、晋国的栾盈‘复’入，都是抗命的说法。”从晋国，表示晋国有支持他的意思。高氏说：“晋文公听从臣子的诉讼，而抓获君主，这不是霸主平定乱事的道理。史书说‘从晋国’，晋侯的罪过已经很明白了。”依靠他的力量。何氏说：“依靠晋国的力量返回，但臣子没有控告君主的道理，返回卫国是不对的。”“归”是容易的说法，因为晋文公作为主持者，所以他返回没有困难，而方伯的罪过也很明白了。所以抓获而称“人”，不能算是霸主的讨伐。家氏说：“卫国国君发泄愤怒杀弟，怎么能没有讨伐？抓获并押送到京城是对的。但因为元咺的诉讼而抓获卫国国君，则是不对的。陆氏说：“接受臣下的控告，来抓获他的君主，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不能称侯。孙氏说：“晋文公既然战胜了强大的楚国，不能招抚怀有二心的人，以弘扬大德，帮助臣下而抓获君主，这不是尊崇诸侯的做法。所以说‘晋人’以断绝他。陈氏说：“凡是抓获，都是讥讽。《春秋》还以是否应当受罪来褒贬。如果应当受罪，即使是晋厉公抓获曹伯，也能算是霸主的讨伐；如果不应当受罪，即使是齐桓公抓获辕涛涂，也只称‘人’而已。临川吴氏说：“温地之会，周天子在那里，卫国国君应当是与诸侯一起到会盟之地。晋文公因为元咺的控告，不让他与会盟，让元咺与他辩明曲直，判定元咺有理而卫国国君无理。周天子接受朝见后返回京城，所以也把卫国国君押送到京城。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这次会盟，由天子主持，卫国国君有罪，天子的大司马应当审理此案，怎么敢私自留在晋国呢？借天子的名义，来威服诸侯。”

译从而欺骗天下人。张氏说：因为天子在那里，所以就直接说归于京师。有人却认为襄王到来，才是返回京师。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如果没有需要避讳的地方，为什么不在史书中记载？况且史书已经记载了“晋人执卫侯归京师”，而天王返回京师却没有记载，这必定不是事实。我认为：在温地设防，诸侯朝见天子，晋人拘捕卫侯，这是在天子身边拘捕诸侯。不记载“晋人执卫侯于王所”，而说“归之于京师”，这还是为王室避讳，保留霸主尊奉天子的名分。定公元年，晋国的韩不信在天子身边拘捕宋国的仲偃，就直接记载“执于京师”，不再为之避讳了。起初记载“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中期记载“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后期记载“晋人执宋仲偃于京师”，接着又记载“晋人执戎蛮子归于楚”，世道的变迁在这里达到了极点。○赵氏说：《公羊传》说：“‘归之于’是什么意思？‘归之于’表示罪行已经确定。‘归于’表示罪行尚未确定。”这是不对的，或许是传抄过程中出现了增衍或删减。《谷梁传》说：“这是进入卫国后拘捕，为什么不记载‘入’呢？是为了不把王命外示于卫国。”这种解释不知道元咺诉讼的实情，是牵强附会。

译诸侯于是包围了许国。【《谷梁传》说：“遂”表示承接前事。杜预说：这是指在温地会盟的诸侯。高氏说：这是先列举具体事件，后概括为总称。】

诸侯接连两次在温地会盟，天子两次亲临，各国诸侯都去王所朝见，唯独许国没有参加会盟，【杜预说：许国在历次会盟时都不来，所以借温地会盟之机共同讨伐它。襄陵许氏说：齐桓公从北杏会盟到温地会盟，过了十七年才入侵许国使其臣服，又过了九年才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又过了两年许国坐着接受围困和救援后才安定。自从桓公死后，诸侯跟随楚国的很多。许国在郑国以南，紧邻楚国，到此时脱离中原已久，一旦屈服于楚国的威势命令，因此难以改变。】因为它不臣服，所以诸侯包围许国。按照古制，天子巡狩，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祭义》说：天子巡狩，诸侯在边境等候。】如今法度规定天子出行，三百里内的诸侯也都问安。【见《宋会要》】许国距离河阳、践土很近，【我按：许国在今许州，与郑国接壤，离践土非常近，而且许国以及河阳、践土都属于豫州地域】怎么能不参加会盟呢？这称为“遂”承接前事的措辞。【张氏说：许国固然因为靠近楚国而难以服从中原，然而晋人一再用威力控制诸侯，许国也知道晋国的威力不足以庇护自己，而德行不足以安抚楚国，所以坚决不服从。即使联合中原的力量也不能使其回头。临川吴氏说：温地会盟本意是想讨伐许国，然而会盟之后，朝见天王，拘捕卫侯，送回元咺，然后才包围许国，所以记载“围许”是承接前事。晋文公一年之间，从年初入侵曹国、讨伐卫国、进入曹国，兵威如摧枯拉朽，又联合诸侯战胜楚国并在践土结盟，霸业已成。此后应当休兵息民，修德行礼以服诸侯之心，然而礼仪烦琐、威势滥用，践土之盟的血迹未干，又联合诸侯在温地会盟，城濮大战的辛劳刚息，又率领诸侯包围许国，诸侯也疲于应付命令了。所以联合四国的力量能战胜强大的楚国，联合十一国的力量却不能降服弱小贫弱的许国，这就是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透鲁国的薄绢啊。大概包围许国的诸侯也是勉强服从罢了，谁肯尽心竭力呢？我按：晋文公包围许国，虽然说是讨伐其不朝见王所的罪过，实际上是借公义来发泄私愤。当时的小国如滕、薛、〇、郯之类不朝见王所的不可胜数，难道只有许国吗？大概是因为许国依附楚国，所以想用兵力胁迫它服从中原。所以《左传》在温地会盟时说“讨伐不服从者”，而杜预解释说“讨伐卫国、许国”，可知温地会盟本是为了包围许国，而《春秋》记载在温地会盟、朝见天王，所以将包围许国作为承接前事，明显表明朝见天王为重，如同接受王命讨伐许国一样。成公十三年前往京师，本是为了防备讨伐秦国，而《春秋》记载却锜，乞求军队，晋君前往京师以讨伐秦国，作为承接前事，明显表明朝见京师为重，如同请求王命讨伐秦国一样。包围许国的战役，王臣没有前往，王师没有出动，而刘成二子共同讨伐秦国，也都没有记载，可知这两次战役都不是王命。然而包围许国确实是以讨伐不朝见为名，而讨伐秦国则是因为乞求军队而路过京师，所以包围许国不说从王所出发，而前往京师不记载朝见，那么晋文公的事，比起晋厉公来说，还算稍好一些吗？】

曹伯襄回到曹国，于是联合诸侯包围许国。【《左传》】晋侯生病，曹伯的近臣侯獳贿赂筮史，让他说：“以曹国为解脱。齐桓公为霸主而封异姓，现在您为霸主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是周文王的昭系；先君唐叔，是周武王的穆系。况且联合诸侯而灭兄弟，不符合礼；与卫国同时被命令而不与卫国同时恢复，不符合信；同罪异罚，不符合刑。舍弃这三者，您打算怎么办？”晋侯高兴，恢复曹伯的地位，于是联合诸侯包围许国。《谷梁传》说：“遂”表示承接前事。杜预说：“说‘遂’，是因为得以恢复地位而行动，没有先回国。”

曹伯襄为什么在回国时称名？因为他回国的方式不正当。【我按：曹伯称名，使得好像他的君位已经断绝而后得以恢复。】晋侯生病，派他的近臣侯獳贿赂筮史，让他说：“以曹国为解脱。”晋侯恐惧，于是恢复曹伯的地位。因为贿赂而得到国家，而《春秋》称其名，等同于失地、灭同姓的罪过，由此可知圣人严格区分义利，【笔列反】以端正性命之理。【刘氏说：卫侯因为杀叔武而称名，曹伯因为贿赂得到国家而称名，他们的恶行不同，但贬斥是一样的，这就是端正性命之理。】他的学说实行而天下安定，难道说是小小的补益吗？【张氏说：叔孙豹、叔孙婼被晋国拘捕，有人请求贿赂并为他们说话，豹与婼不参与并拒绝，大夫中懂义的人尚且以贿赂苟免为耻，何况诸侯呢？曹伯襄称名，他回国的方式不正当，又迫于晋国的威令，被拘禁一年后得以释放，急忙参与包围许国的战役，晋国的强大已极，而曹国的弱小令人怜悯。通问：晋国驱逐卫侯，拘捕曹伯，又分割他们的田地，曹国卫国有什么罪？经文记载“曹伯襄”、“卫侯郑”为什么呢？回答说：南面称君的人不能讲信修睦、结交大国，以至于被驱逐被拘捕，怎么能说是无罪？《春秋》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给予有时剥夺，心领神会即可。蜀杜氏说：晋侯专断地拘捕并定罪，又专断地释放并归还，而且逼迫他们急忙联合诸侯包围许国，制服出于晋侯，以显示晋侯专断之甚。我按：曹共公的回国不

译《春秋》不记载“自”，大概是因为如果说“自晋”，那么曹伯最初是被晋国抓获并交给宋国的；如果说“自宋”，那么他返回曹国实际上是由于晋侯的缘故，而不是宋国让他得以返回，所以不记载“自”，只说“复归”。○陆氏说：《谷梁传》称“天子赦免了他”，但考察晋国将曹伯交给宋人，并非天子的命令。

译【庚襄王二寅十一年】二十九年【晋文五齐昭二卫成四蔡庄十五郑文四十二曹共二十二陈共公朔元年〇桓六宋成六秦穆二十九楚成四十一】春天，介国的葛卢来到鲁国【介音界，《左传》说：介葛卢来朝见，住在昌衍之上，鲁公在防地，送给他草料和米，这是合乎礼节的。《公羊传》说：介葛卢是夷狄的君主，不写“朝”，是因为他不能行朝见之礼。《谷梁传》说：介是一个国家，葛卢是介国的君主，没有爵位，称他“来”，是表示地位卑微。杜预说：介是东夷的国家，在城阳黔陬县，葛卢是介国君主的名字，不称“朝”，是因为不能行朝见之礼。张氏说：介，就是现在的宻州胶西县。我按：现在属于归徳府邳州潍寕县。刘氏说：介，本是中国的封国，沉沦于东夷而改变了风俗，其车马服饰、言辞命令、文物器械都习以为常地与夷狄相同而不自知，所以不能与仪父相比，虽然一年两次来到鲁国，修习朝见和会盟的道义，但其礼俗不合于诸夏，无法与中国交往。孙氏说：东夷小国不写“朝”的原因，是不能行朝见之礼，庄公五年传中夷狄附庸的例子写名字，介葛卢就是这样】○鲁公从围许之地回来【张氏说：他回来的原因，是因为围许时间长久而不能使许国臣服。我按：前年记载鲁公朝见天子，诸侯于是围许，而《春秋》不写因朝见天子而回来，却写因围许而回来，就像成公十三年到京师会盟讨伐秦国，不写因到京师而回来，却写因伐秦而回来，这都是为了表明其本意不在于尊崇天子。况且襄公十八年一同围齐讨伐，得到了其罪证，就写鲁公从伐齐回来，这里却只写围而不写伐，就知道是借口不朝见的罪名来围困许国罢了】○夏六月，鲁公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会”字上面有“公”字，翟亭历反，公作狄。《左传》说：重温践土的盟约，并且谋划讨伐郑国，卿不记载，是谴责他们。程子传：晋文公连年会盟，都在王畿旁边，而这次会盟又逼近王城，还与王人结盟，强逼得很厉害，所以避讳公和诸侯，贬称为“人”，厌恶得很严重。杜预说：翟泉，是洛阳城内大仓西南的池水。晋侯开始称霸，诸侯和睦，王室没有忧患，而王子虎下与列国结盟，亵渎大典，诸侯大夫上敌王人，公侯亏礼伤教，所以贬斥各位大夫，避讳公与盟】

按《左氏传》，鲁公会见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鱼觐反】在翟泉结盟。那么都是列国的贵大夫与王子，而公参与【音预，下面也同】会盟。为什么贬称为“人”，避讳不写“公”，为什么呢？翟泉近在洛阳王城之内，而王子虎在这里下与列国结盟，这是说上废【废也】诸侯大夫进入天子之境，虽然尊贵称为士【《曲礼》，列国的大夫进入天子的国家称为某士，襄公二十六年，晋避讳宣子聘于周称为晋士起】而在这里上与王子虎结盟，这是说下陵【越也，昭公十八年，闵子马说，于是乎下陵上替】而无君之心明显了，所以认为是大恶【认为都不守臣道】避讳公而不写，各国之卿贬称为“人”，而王子也参与其中，这正是其本来的意义【刘氏说，在翟泉结盟，难道是诸侯大国都参与的吗，在王城之内，而列国之卿扰乱王室的礼制，王子虎不能纠正，让陪臣在天子旁边结盟，这就是所谓的下陵上替。扬子云说，节操没有比僭越更差错的，说的就是这个。陈氏说，晋初以大夫与王子结盟。践土之战，王子虎不写临盟，现在以大夫与王子结盟，文公的志向荒废了，大夫专权政事从这里开始，文公造成的。不斥责王子虎，是为了尊重尊贵者避讳，因为他遍与诸侯的大夫结盟，不可不写王子虎，因为写了王子虎，不可不隐没公。临川吴氏说，盟约不寒冷，就不必重温。践土的盟约，有齐、宋、蔡、郑及后来到的陈，现在齐、宋、陈、蔡都在，而郑独自不到，郑已经怠慢于跟随晋了。大概文公既归还卫侯，而又逮捕他，筮史接受曹伯的贿赂而后恢复他，联合十一国围许，诸侯都不听命，而许最终不服，大概他所做的烦扰谬戾，已经失去诸侯之心，威重挫损，已经引起诸侯的轻慢。郑怠慢于跟随晋，应当自我反省，而立即谋划讨伐他，这是不以德义怀柔人，而专门以威力胁迫人，与齐桓公不同了。所以明年围郑，最终不能得到郑。我曾说齐桓的霸业，到葵丘之盟极盛，而后逐渐衰落；晋文的霸业，只有践土之盟一盛，而即逐渐衰落了。我按，《春秋》内避讳公而外以会者书，只有在齐、翟泉二盟是这样。在齐的盟，扰乱华夷之辨。翟泉的盟，元上、下之分。所以都变文以谨慎。有人说左氏记事多浮夸而失实，安知不是会者之相为盟乎？是不然。在洮盟王人，而列国之君同歃，乌有七国之会者而敢偃然盟王人于王城之内，而无君与贵大夫居其间哉？且列国之君、大夫盟王子于天王之侧，皆所当贬。左氏但责卿不会公侯，误矣。苟责卿不会公侯，则公子结之盟

译齐侯、宋公，为什么不被贬斥呢？

译秋季，下起大雨和冰雹。《左传》认为这是灾异，其中“雨”字读作“于付反”。

张载（横渠先生）在《正蒙》中说：凡是阴气凝聚，阳气被包裹在内无法外出，就会奋力冲击而成为雷霆；阳气在外无法进入，就会盘旋不去而成为风。鄱阳沈氏说：阴气既然凝聚，那么雷与风都被它阻隔。震卦是一阳在下，被上面两阴所闭塞而无法外出，所以奋力冲击成为雷；巽卦是两阳在上，被下面一阴所阻隔而无法进入，所以盘旋不去成为风。有了雷的奋力冲击，又有风的吹拂，那么阴气的凝聚就都消散了。如果和谐地消散，就成为霜、雪、雨、露；如果不和谐地消散，就成为戾气、昏暗和阴霾。沈氏又说：气的消散是一样的，只是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区别。以雪、霜、雨、露形式消散的，是气的和谐；以戾气、昏暗、阴霾形式消散的，是气的不和谐。阴气常常消散缓慢，接受阳气的交合，那么风雨调和，寒暑正常。沈氏又说：阴气凝聚，那么它的消散常常缓慢，如果不与阳气交合，那么风雨寒暑就不能调和正常。冰雹是戾气，是阴气胁迫阳气，如同臣子侵犯君主的象征。范氏注说：阳气在水雨中本是温热的，阴气迫近并胁迫它，两者不相容，转而成为冰雹。当时，僖公即位已久，季氏世代为卿，公子遂专权，政令掌握在大夫手中，祸根就在此时萌芽了。我按：《春秋》记载大雨冰雹共四次，僖公时期初次见于十年，再次见于此处。昭公时期分别见于三年、四年。但僖公颇为勤于政事，以消除天变，所以到晚年才有政治失误的渐兆，从而成为文公纵容权臣的开端。至于昭公则昏庸懦弱，不能自立，怠于国政，即位之初公室就四分五裂，政权完全丧失，最终不免遭受干侯之辱。上天对人的警示，明显啊。

冬季，介葛卢前来。《左传》说：介葛卢前来，因为之前没有见到鲁公，所以再次前来朝见，鲁公以礼相待，并增加宴饮和馈赠。陈氏说：《春秋》用一字来褒贬，对于介葛卢，为什么费这么多笔墨呢？是为了详细记载开头以彰显结尾。三月癸酉，大雨伴有雷电。庚辰，下大雪。正月己夘，举行烝祭。夏五月丁丑，举行烝祭。要彰显其结尾，就不能不详细记载其开头。

【辛襄王二年，卯十二年】三十年【晋文公六年，齐昭公三年，卫成公五年，蔡庄公十六年，郑文公四十三年，曹共公二十三年，陈共公二十年，桓公七年，宋成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年，楚成公四十二年】春季，周王的正月。○夏季，狄人侵犯齐国。

《左氏传》说：晋国人攻打郑国，以观察其是否可以攻打。狄人趁晋国在郑国有顾虑之机，于是侵犯齐国。《诗经·鲁颂·閟宫》不也说吗：“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四方蛮夷交相侵犯，应当排斥他们。晋文公如果转移包围郑国的军队去讨伐狄人，那么方伯连帅的职责就修明了。上文记载“狄人侵犯齐国”，下文记载“包围郑国”，这直接记载其事而意义自现。蜀地杜氏说：狄人侵犯列国，霸主应当排斥并驱逐他们，史官记载此事是讥讽晋文公不救援。高氏说：狄人侵犯齐国，是违背盟约。齐桓公召陵之盟后，记载“狄人侵犯晋国”；晋文公城濮之战后，记载“狄人侵犯齐国”。狄人辄敢如此凌侮，而两位霸主不排斥他们。临川吴氏说：二十八年冬季，在温地会盟以包围许国，而许国终究不服；二十九年夏季，在翟泉结盟，谋划攻打郑国，而郑国也不畏惧。到这一年的夏季，狄人敢于乘虚侵犯齐国，所以晋文公自城濮、践土之后，霸业逐渐衰微了。

秋季，卫国【成公】杀了其大夫元咺。《左传》说：晋侯派医衍用毒酒毒杀卫侯，宁俞贿赂医生，让毒酒淡薄，卫侯没死。晋侯为卫侯请求，向周王进献玉帛，与晋侯一样各十副，周王答应了他。秋季，才释放卫侯。卫侯派周歂、冶厪去贿赂，说：“如果能让我回国，我让你们做卿。”周歂、冶厪杀了元咺以及子适、子仪，卫公得以回国。《公羊传》说：卫侯还没回国，为什么称国名来杀他？是依法杀他。元咺侍奉君主，君主出逃他就进入，君主回国他就出逃，被认为是不忠。《谷梁传》说：称国名来杀，罪责累及上级。因为这是以臣子诉讼君主。卫侯在国外，为什么用累及上级的言辞来说呢？是等待他杀了元咺然后才回国。元咺诉讼君主，是恶行。君主回国他就出逃，君主出逃他就回国，没有臣子的礼节，确实有罪。那么称国名来杀他而不去掉他的官职，为什么呢？《春秋》的法则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宽厚。君子的道理，譬如射箭，射不中靶心，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卫侯自身难道没有缺失吗？何不反省德行而在内心自我诉讼呢？称国名来杀，是君主和大夫专断杀人的意思。卫侯在国外，为什么称国名来杀呢？《谷梁传》说：是等待他杀了元咺然后才回国。等待他杀了元咺然后才回国，是怀有杀元咺的意图。兵器没有比意志更锋利的，镆铘剑也算不上锋利。卫侯还没回国就称国名来杀，这是《春秋》诛责意图的体现。蜀地杜氏说：卫侯派周歂、冶厪去贿赂并让他们去杀，也是君主杀人的意图。那么大臣有什么牵连呢？跟随君主作恶而不能阻止，所以一并定罪。临川吴氏说：卫侯还没回国就杀元咺，称国名杀，实际上是卫侯派人杀的。元咺以臣子诉讼君主，君主被俘而元咺安然回国，假借霸主之权而随意更换君主，如同下棋一样，他不忠的罪过应当诛杀。现在用“国杀”来表述而没有讨罪的言辞，是因为卫侯没有正式定罪而暗中派人杀他，诛杀他不以其罪。

以及公子瑕。

公子瑕没听说有罪而被杀，为什么呢？因为元咺立他为君，所以

译卫侯因猜忌而杀了他。然而，公子瑕的情况与卫剽不同【刘氏说：瑕已经即位为君，应当与卫剽相同，不应当在名字前加“公子”称号】，这是因为瑕能够拒绝元咺的推辞，不肯正式即位【赵氏说：瑕是元咺所拥立，却独自掌握国家大权，瑕实际上也不像真正的君主，所以用君主杀大夫的措辞来记录，且排在元咺之后】。公子瑕的情况与陈佗不同【刘氏说：国人不予承认，诸侯不予援助，应当与陈佗相同，不应当仍然冠以“公子”称号】，这是因为瑕能够坚守节操，不被国人所厌恶【“恶”读去声】【临川吴氏说：瑕即位为君已经过了一年，如今只称他为“公子”，是因为瑕并不安坐其位】。所以《春秋》经文在瑕的名字前冠以“公子”并称“及”，表明公子瑕的罪责是由元咺引起的，元咺因为自己的缘故连累了瑕【高邮孙氏说：瑕被元咺拥立，因元咺而连累到瑕，是说瑕的被杀是由于元咺，元咺活着瑕就活着，元咺死了瑕也就死了。常山刘氏说：记载杀大夫某及某，是因为某的缘故而连累到某。高氏说：杀而记载“及”的，是因为某的缘故而牵连到某，如文公九年的士縠及箕郑父，襄公二十三年的庆虎及庆寅都是如此。不记载“及”的，是因为他们的罪行相同，杀他们的意图也相同，如成公八年的赵同、赵括，成公十七年的却锜、却犨、却至就是这样】，从而使得卫侯忌刻专断、滥施刑罚的恶行显露无疑。

译卫侯郑回到卫国。

卫侯出逃到楚国，史书不称其名；被晋国抓获，史书也不称其名。如今既然回国，又恢复了对土地的统治，为什么反而称其名呢？不称其名，是责备晋文公因为小的怨恨而妨碍大的德行；称其名，是罪责卫侯郑因为嫉妒害死同宗兄弟。古代天下为公，选拔贤能，不认为有区别，何况是亲属，哪里会有猜忌之心呢？末世的人崇尚怨恨、轻视恩德，追逐利益、抛弃道义，拥有国家的人担心公族威胁自己，以至于罗织罪名诛杀，无法庇护根本，导致社稷倾覆像六朝那样的很多。卫侯刚回国就杀了叔武，再次回国又波及公子瑕，这连葛藟都不如，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再次书写他的名字，作为后世的警戒。这种义理如果实行，那么六朝的君主或许也会稍微反省了。

晋国人、秦国人包围郑国。《左传》记载：晋侯、秦伯包围郑国，因为郑国对晋国无礼，并且对楚国怀有二心。晋军驻扎在凾陵，秦军驻扎在汜南。郑伯派烛之武夜里用绳子吊出城，去见秦伯，说：“秦、晋包围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亡郑国对您有利，怎敢拿这件事来麻烦您？越过别国把远方的土地作为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何必灭亡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土地呢？邻国实力的增强，就是您实力的削弱。如果保留郑国让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秦国使者往来，供给他们缺乏的东西，对您也没有害处。况且您曾经给予晋君恩惠，他答应给您焦、瑕两地。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筑城防御，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哪有满足的时候？已经在东边把郑国作为边邑，又想扩张它西边的疆界。如果不损害秦国，将从哪里取得土地呢？损害秦国来使晋国获利，希望您考虑这件事。”秦伯很高兴，与郑国人结盟，派杞子、逢孙、杨孙驻守郑国，就撤军了。子犯请求攻打秦军，晋文公说：“不行。依靠别人的力量，反而去伤害他，不仁；失去同盟，不智；以混乱代替整齐，不武。”起初，郑国公子兰出逃到晋国，跟随晋侯攻打郑国。郑国的石甲父、侯宣多迎接他立为太子，以求与晋国讲和，晋国人答应了。

考察《左传》记载晋侯、秦伯包围郑国，因为郑国对晋国无礼，而《春秋》经文写作晋人、秦人，是贬低他们。对于秦、晋有什么可贬低的呢？起初，晋公子重耳出亡，经过郑国，郑文公也不以礼相待。因此兴师包围郑国。孟子说：“有个人在这里，用横逆的态度对待我，那么君子必定自我反省。我必定是不仁、无礼或不忠吧？如果仁且有礼而且忠了，他的横逆态度还像以前一样，这也是狂妄的人罢了。而君子终究不与他计较。所以行为没有达到预期，都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现在郑伯对于晋公子，只是不能厚待迎接赠送的礼节，未曾以横逆的态度对待他，因此遭到包围，作为诸侯国不也太难了吗？所以晋侯、秦伯被贬称为“人”，是因为晋文公因私愤劳民动众，包围别人的国家；秦伯只以利益作为向背的标准，听从烛之武的话，不是出于道义。而两国结怨连兵，尸骨暴露原野，从此开始了。

译合乎道义吗？况且两国共同出兵却心意不一，《春秋》贬斥他们并称之为“人”，其中自有其道理。

译介国入侵萧国。杜氏说：萧是宋国的附庸国。我按：在今汴梁路徐州萧县。张氏说：介国再次来到鲁国，而第二年就入侵萧国，是请求援助后才发兵的。○冬天，周天子襄王派遣宰周公来聘问。《左传》记载：周王派遣周公阅来聘问，宴享时有昌歜、白黒、形塩，周公阅推辞说：我哪里承受得起呢。《谷梁传》说：天子的冡宰通达于四海。杜氏说：周公，是天子的三公兼任冡宰。临川吴氏说：阅，大概是宰孔的儿子。公子遂前往京师。这是聘问周室的开始。公子遂又前往晋国。这是聘问晋国的开始。《左传》记载：东门襄仲将要去周室聘问，于是初次去晋国聘问。杜氏说：去京师，是报答宰周公。既然命令聘问周室，又命令从周室去聘问晋国，所以说“遂”。

大夫出使国境之外，有带着两件事的使命出使的，指本来接受了两件事的命令，这是《谷梁传》中“遂”表示继事的说法；有带着一件事的使命出使而专命继续做另一件事的，指只接受了一件事的命令而又专命再行一事，这是《公羊传》中“遂”表示生事的说法，注解说这是专事的说法。它们的记载都说“遂”。公子遂去周室，以及去晋国和祭地，鲁僖公亲自从鲁国迎接王后，都是所谓带着两件事的使命出使的。我按：聘问的礼物不是自己能供给的，婚姻的事不是自己敢专断的，所以知道都是受命于国君，何休说公子遂横生事端，假托君命，是错误的。公子结去送嫁女，以及和齐国、宋国结盟，则是专命继事的。季孙宿救援合地，于是进入郓地，也是专命继事。是非得失，则在于事情本身了。冡宰上兼三公，他的职任最为重要，而来鲁国聘问，周天子的礼意没有比这更厚重的了。张氏说：天子三公兼任冡宰而派来聘问鲁国，可见周室衰微，大臣失职。陈氏说：自桓王以下，王室没有聘问鲁国的，于是再次聘问而宰周公亲自前来，地位已经很高了。鲁侯既然不朝见京师，而派公子遂前往，又带着两件事的使命出使，把周室等同于列国。范氏说：把周室等同于诸侯，陈氏说：因为他去京师不敢不像去晋国那样，这是把周室等同于晋国。这是大不敬的罪过，是履霜坚冰的渐兆，是《春秋》所诛讨而不听任的。那么为什么不贬斥呢？有不待贬斥绝交而罪恶就显现的，不贬斥绝交以显现罪恶。《公羊传》昭公元年临川吴氏说：鲁国向来不和晋国通好，自文公称霸后未曾聘问，本来想初次聘问晋国，但因为王室先来聘问，则不容不报答，所以借聘问晋国的使者先至周室而后去晋国，慢待周王、畏惧霸主的心理可见了。我按：经书记载天王来聘问的有七次，只有这次派冡宰兼三公下聘，是非常的礼节，莫大的宠幸，自春秋以来未曾有过。或许是因为僖公有两次朝见天子的勤谨而报答他吧？经书记载卿大夫去周室聘问的有四次，而只有这次带着两件事的使命出使，自入春秋以来未曾朝聘于京师，以鲁国的大国地位，僖公的贤明君主，而对天子的休命如此简慢，何况晋国未聘问鲁国而鲁国先往聘问周室，先聘问鲁国而鲁国苟且答聘，这是尊王的礼节不如事奉霸主的谨慎。虽然如此，还是胜过隐公、桓公接受聘问而不报答的。王朝冡宰四次见于经书，咺、纠因渎乱三纲而书名。周公阅来聘问，礼节虽然过厚，比起宠妾命篡弑的，则他的罪过轻微罢了。赵氏说：《公羊传》说，大夫没有专命继事，这也是受命于国君，怎么能指责大夫呢？又说，这里说“遂”是什么意思？国君不能执政罢了。按：僖公并未失政，这种说法不对。《谷梁传》说，以尊贵者继卑贱者，这是说不敢背叛京师。按：京师回顺便去晋国，所以说“遂”罢了。不敢背叛京师，有什么道理呢？

【壬襄王二辰十三年】三十有一年【晋文七齐昭四卫成六蔡庄十七郑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陈共三〇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春天，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济，音子礼。杜氏说：济水从荥阳向东经过鲁国的西边，到乐安入海。孙氏说：济西田本是鲁国的土地。

《公羊传》说：从曹国夺取的。晋侯拘捕曹伯，把他侵略的土地分给诸侯。高邮孙氏说：《左传》认为晋侯分曹地的土地给诸侯，而鲁国夺取济西的田地，但经书记载与汶阳田无异，大概鲁国济西的田地曾经被曹国侵入，晋侯拘捕曹伯而归还诸侯被侵略的土地，鲁国于是夺取它。不系属国名的，是我原来的田地。赵氏说：凡是国内夺取的邑不系属国名的，都是本是鲁邑，曾被外国所夺，现在又夺取回来，既然是本邑，不可系属他国。薛氏说：为什么不书曹国的田地？济西固然是我所有的，是失之于曹国。啖氏说：凡是取田的，得其土田而不得其国邑，归田也是如此。恢复我原来的田地而称之为取，为什么呢？赵氏说：凡是用力得到的叫取，虽取本邑，也无异辞，是不应当取的。《春秋》的法度，不以乱易乱。本《谷梁传》隐四年传：僖公曾经夺取济西田了，虽恢复故地，也书曰取。如果不请示天王以正疆界，而擅自争夺，虽取本邑与夺人有何区别？高氏说：凡是取人之有，其恶易见，而取己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难知，圣人也正名曰取，所以显防。张氏说：恢复鲁国的旧地，也与非其有而取之者同。

译这大概是因为没有天王的命令来匡正疆界，都是不通过正当途径去获取的缘故。何况晋国夺取曹国的土地给鲁国，本是出于私人的怨恨，而不是出于至公的道义呢？

家氏说：有人问，晋国作为盟主，诸侯擅自相互侵夺，晋国讨伐并将土地归还，这是正当的，难道还有贬斥吗？回答说：这是《春秋》责备晋文公的意思。土地都是天王的财产，诸侯擅自相互侵夺，这是无视天王的存在；盟主惩治他们侵夺的罪行，固然符合职责本分，但如果能禀承天王的命令，再将其赏赐给鲁国，这才算尽到了尊崇天王的道义。《春秋》因此责备晋国，是责备它应当被责备的地方。

永嘉吕氏说：夺取济西的土地不连带曹国，那么济西的土地就是鲁国原有的土地。夺取汶阳的土地不连带齐国，那么汶阳的土地也是鲁国原有的土地。汶水、济水都靠近鲁国的边境。然而对于汶阳、济西只说“取”，对于郓、讙、龟、隂、讙、阐则说“归”。说“取”，是因为不是对方愿意给的，不是对方愿意给，我方去夺取，称为“取”；说“归”，是因为是对方愿意给的，不是我强迫他，而是他自己归还，称为“归”。

我按：《春秋》记载国内“取”地共有十七次。如果用兵力夺取他国的土地，就记载战事和征伐，比如打败宋军，取郜、取防，伐齐取谷，伐莒取向，伐邾取訾娄，取绎，取漷，东田及沂西田，就是这样。如果借助大国的威势，不使用兵力，收复原有的土地，就不记载侵伐，只记载“取”，济西、汶阳的土地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原有的土地，就连带所属的国家，取邾田自漷水，就是这样。如果夺取附庸的小国并灭掉它，就避讳不说侵伐，也只记载“取”，取根牟、取鄟、取邿、取鄫，就是这样。如果夺取土地但保留其祭祀，那么伐邾取须句，就是这样。至于取郓，是趁着混乱夺取城邑，所以不详细记录。取阚，是因为昭公在国外而夺取国内城邑，这又是《春秋》的特殊体例。有人说济西是晋人侵夺鲁国的旧疆界，当时晋国霸权正强，怎么会把土地归还给鲁国呢？况且鲁、晋不是接壤的国家，这错误多么严重啊！

刘氏说：《左传》说“派臧文仲前往”，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是臧文仲前往，不应该不记载。注释认为因为不是聘问、享礼、防同所以不记载，但查考告籴、乞师都记载了，有什么限制呢？请求土地唯独不记载吗？又说“划分曹国的土地，从洮以南，向东延伸到济水”，如果这样，应当记载“取曹田自济水”，不能只说“取济西田”。《公羊传》说“避讳夺取同姓国家的土地，说本来是被晋侯归还的，当时没有夺取，过了很久才夺取，所以坐实了夺取城邑的罪名”，这也是不对的。诸侯受封，自有其分封的土地，后来虽然被侵夺、丧失，如果有王者兴起，都应当归还。即使是夺取同姓国家的土地，有什么值得避讳的呢？

译公子遂前往晋国【《左传》记载：襄仲前往晋国，是为了拜谢晋国归还曹国田地一事。髙氏说：晋国从未派使者来聘问，而公子遂去年冬天已经去聘问过了，今年春天又去，是为了答谢晋国归还济西的田地，为什么对晋国如此厚待而对周天子如此轻慢呢？我认为：宰周公前来，派公子遂回报聘问，这是因两件事出使；为了归还济西的田地，又派公子遂再次前往晋国。僖公不曾想到，拥有龟山、蒙山的一寸土地，都是天子的赏赐，为何怠慢尊崇周天子，却谨慎侍奉晋国，这不是很荒谬吗？】○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左传》记载：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杀了牺牲，这是不合礼制的。礼制规定，不占卜常规的祭祀，只占卜牺牲的日子。《公羊传》记载：有的说三次占卜，有的说四次占卜，三次占卜是合礼的，四次占卜是不合礼的。求吉利的道理在于三次，禘祭、尝祭不占卜，郊祀为什么要占卜？占卜郊祀是不合礼制的。为什么占卜郊祀不合礼制？因为鲁国的郊祀本身就不合礼制。鲁国的郊祀为什么不合礼制？因为天子祭天，诸侯祭地。天子有四方望祭之事，无所不通；诸侯的山川如果不在其封地之内，就不祭祀。《谷梁传》哀公元年传记载：夏季四月，郊祀不合时宜；五月，郊祀不合时宜。四次占卜是不合礼制的，五次占卜是强求。子夏问：三月占卜郊祀是什么意思？郊祀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祀的时节。我在十二月下旬的辛日占卜正月上旬的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在正月下旬的辛日占卜二月上旬的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在二月下旬的辛日占卜三月上旬的辛日，如果不吉利，就不举行郊祀了。何休说：郊祀是用来祭天的，不说郊祀祭天，是谦卑不敢直斥尊称】

记载礼制的人说：在郊外祭祀天帝，是为了确定天的地位。礼制在郊外施行，百神便各司其职【见《礼运》篇：天子至尊，却还在郊外祭祀，以行臣子之礼来侍奉上天。百神，是天上的群神。郊祀祭天而礼制完备，那么星辰就不会错乱，所以说各司其职】鲁国作为诸侯，为什么有郊祀？成王因为周公有伟大的功勋劳绩于天下，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因此鲁君在孟春时节乘坐大辂车，悬挂弧韣旗帜，十二旒，绘有日月的图案，在郊外祭祀天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制【见《明堂位》注：大辂，是殷代祭天的车。弧，是旌旗用来张挂幅面的。其衣叫韣，天子的旌旗画有日月。《郊特牲》注：鲁公的郊祀，使用的是殷代的礼制】以人臣的身份而使用天子的礼制，可以吗？这是成王过分赏赐，而鲁公伯禽接受了，都是不对的【程颐说：周公的功劳固然很大，但都是臣子本分应当做的，鲁国怎么能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乐呢？这是成王的赏赐，而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〇孔子说：天子的制度，诸侯用礼节来节制，没有比僭越更严重的差错。僭越没有比祭祀更严重的，祭祀没有比祭地更严重的，祭地没有比祭天更严重的【《重黎》篇注：天子用礼节来制约五等诸侯，各有次序，不可僭越礼制的差别。过失没有比僭越更大的，僭越的大者没有比僭越祭祀更大的，既盗用土地，又盗用祭天】诸侯祭祀上天，其僭越到了极点。圣人在《春秋》中，想要删削而不记载，就无法记录其过失，作为后世的警戒；全部记载吗，那么每年的常事【鲁国每年一次郊祀】又有不胜记载的。因此因礼制的变故而记载于简策【三山林氏说：经文记载郊祀，都是因为有事而记载，不是因为占卜不吉利而废除郊祀，就是因为牺牲死伤而废除郊祀，还有不等占卜吉利而特别举行郊祀的。三传的说法不过是指责其屡次占卜的亵渎，饲养牺牲的怠慢，追求小礼而忽视大礼，不知道圣人厌恶的是其非礼的大过错】有的因占卜【襄公七年三次占卜，这一年襄公十一年四次占卜，成公十年五次占卜】有的因时节【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牛伤都在正月，这一年成公十年，襄公七年一次占卜郊祀，哀公元年郊祀都在四月，定公十五年郊祀在五月，成公十七年郊祀在九月】有的因望祭【这一年宣公三年，成公七年还有三次望祭】有的因牺牲【这一年襄公七年免牲】有的因牛【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都是牛伤改卜，宣公三年，定公十五年牛死，成公七年免牛】在变故之中又有变故的，都记载其事【朱子语：如四次占卜、五次占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刘氏说：鲁国的郊祀不合礼制是明显的，在不合礼制之中又有不合礼制。陈氏说：因为不胜讥讽，所以讥讽其严重的】而对言偃说：鲁国的郊祀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周公的教化衰微了。〇鲁国郊祀配享的是禹，宋国郊祀配享的是契【息列反】这是天子之事守【见《礼运》〇郊祀配禹，宋郊祀配契，大概是夏、殷天子之事〇宋是其子孙所当守】言〇宋是夏、商的后代，受命于周，作为宾王家，统承先王，修其礼物，其得以举行郊祀而配享其祖先，不是列国诸侯能比的【张氏说〇宋的郊祀是因为其为二王之后。鲁用天子礼乐，必是成王的意思，不敢以臣待周公，即以二王之后待鲁，然而非周公本意。以成王尊德乐道之心，则善矣，伯禽不当受，故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谓周公必不享其祀】因此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不敢改变其常古【见《礼运》】改变就会乱名犯分【扶问反下同】，人道的大经就违背了【蒋氏说〇宋存禹、契之后，是宜以禹、契配天，周祀未绝，鲁以周公配天，于周公能无愧，是周公之所弗居。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辞而告神；祭之终也，嘏以神之辞而致福于主。二者皆依旧】

译礼制中不敢轻易改变常规之事。古代的法度，如今诸侯僭越天子之事，如果不遵循常规的古制，那么忠孝报恩的道义、名分位号的差别就会紊乱变更，从而失去防范的界限。所以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祖先的。明白了郊社之礼和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像把手掌上的东西指给别人看一样容易。庶人不能祭祀五祀，大夫不能祭祀社稷，诸侯不能祭祀天地，并不是故意要设立等级差别，而是不可改变的定理。知道这个理不可改变，就会安守本分，没有僭越的念头。这样治理天下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

（注：以下括号内为原文中夹杂的注释性文字，虽为译文要求只输出译文，但鉴于原文结构特殊，此处将注释内容也一并翻译，以保全文完整，若需纯正文译文可忽略此部分，但根据“尽量与原文分句对应”的要求，此处将注释融入或紧随其后翻译，因原文未明确区分正文与注释，故整体翻译如下：）

义理见于桓公五年。《家语》中定公问：“我听说郊祭而诸侯做法不同。”孔子说：“郊祭是迎接冬至日，是大报天而主祭日，配祭月。所以周朝开始郊祭，其月以冬至为准，其日用上辛。到了启蛰之月，又在郊外向上帝祈求五谷。这两者是天子的礼制。鲁国没有冬至大郊之事，比天子降等，所以不同。上帝的牛角像茧栗一样，必须在涤宫饲养三个月。稷牛只要具备即可，牺牲用赤色，崇尚赤色。用犊牛，贵在真诚。扫地而祭，贵在质朴。器具用陶器匏器，象征天地的本性。臣听说天子占卜郊祭，就在祖庙接受命令，在祢宫烧龟甲占卜。占卜之日，王亲自站在泽宫，听取誓命。占卜后，在库门内献命。啖氏说：天子在冬至祭上帝，又在夏历孟春在郊外祈谷于上帝，所以叫郊。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特地在孟春祈谷于上帝，也叫郊。郊祭都用辛日，所以在二月占卜三月上辛，不吉就占卜中辛，再不吉就占卜下辛，所谓吉事先选近日。占卜三旬都不吉，就不郊祭。凡是牺牲必须养两头，一头祭上帝，一头祭后稷。帝牛有变故，就改卜稷牛代替，另用他牛为稷牛。如果卜稷牛不吉，以及稷牛又死，也都不能郊祭。凡是不郊祭，都占卜免除牺牲。卜免牲吉，就免除；不吉，就只是不郊祭而已，不敢免除系养的牺牲，等到明年准备牺牲时占卜用未成年的牺牲，叫牛牲伤，也叫牛。孙氏说：鲁是诸侯却用天子的祭祀，僭越还有什么更严重的呢？所以有时因为亵渎混乱不合时宜，有时因为灾异示警，来彰显其僭越天子的罪恶。临川吴氏说：经书记载郊祭的有九次，龟甲违背的有四次，牛灾的有四次，不合时宜大不敬的有一次。大概鲁郊虽然僭越已久，视为常事，所以不全部记载，只有占卜不从，牛有变故，以及不合时宜的大异于常才记载，借此显示其僭越礼制。三次占卜不从而不郊祭，是正当的。三次不吉而占卜四次，四次不吉而占卜五次，亵渎太甚了。牛灾接连发生，也可以看出鲁郊的僭越，鬼神不赞同。四月、五月固然不合时宜，还是夏历的春季。九月，是夏历的孟秋，不占卜日子，不占卜牺牲，却强行使用礼制，特别记载用非时、大不敬。我按：《左传》、《家语》都说鲁国在启蛰时郊祭。朱子说是夏正之孟春，汉太初以前以启蛰为正月巾气。然而啖氏说以周之二月占卜三月，且辩驳谷梁以周之十二月占卜正月是错误的。现在考证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改卜牛，都在正月，大概是成王所赐的正月。这是祈谷的郊祭，乃是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占卜起于二月下旬，而尽于三旬，是礼的正统。谷梁所言，占卜起于十二月，是礼的末流失传。所以子服惠伯说：‘鲁国将要在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为周之正月；《郊特牲》注疏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说，又认为鲁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都是因鲁郊非时而误。《圣证论》引谷梁言：‘鲁只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大概鲁郊非时，或僭越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逾越启蛰之节，则失之后时。有人说占卜自建子之月开始，又说郊祭不是祈农事，那就与程子冬祀圜丘、春祈谷之说不同了。○刘氏说：‘左氏云：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不对。系养的牛就是牲，牲之名，很久了，岂必卜日哉？且鲁人必不先卜牲日而后卜郊，卜郊是卜其日吉否，不是卜其郊可否。大概怀疑鲁之卜，是卜郊可否，所以误之尔】

译卜筮结果不吉【《左氏传》襄公七年记载：在郊外祭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顺利。惊蛰时节进行郊祭，郊祭之后才开始耕作。如今已经耕作却还要卜问郊祭，所以卜筮不吉是理所当然的】，于是释放了牺牲【《公羊传》：为什么有时说“免牲”，有时说“免牛”？“免牲”符合礼制；“免牛”不符合礼制。为什么“免牛”不符合礼制？因为受伤的叫牛。《谷梁传》：所谓“免牲”，就是为牺牲穿上黑衣熏裳，由有司穿着端冕送至南郊。“免牛”也是如此。“乃”是表示“亡乎人”（没有贤人）的辞令。卜问是否释放牺牲，吉利就释放，不吉利就不释放。为什么要卜问是否释放牺牲呢？因为牺牲已经献给上帝了，所以要卜问后才释放，不敢专断。如果卜问不吉利，该怎么办？拴起来等待六月上甲日，开始准备牺牲，然后再左右侍奉。范氏说：“亡乎人”，意思是说没有贤人，讥讽僖公不恭敬。杜氏说：“免”就是“纵”（释放）的意思】

古时候国家大事都通过卜筮来决断【《左传》：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大宰在祭祀前十天，率领办事人员卜问日期，于是告诫众人。大宗伯凡是祭祀大神，都率领办事人员卜问日期】，所以《洪范》中考察疑难，唯独以龟卜为主【《洪范》：龟卜吉利，筮占不吉利，在内部祭祀等事中算吉利。注：内部指祭祀等事】，卜筮如果不吉，就不进行郊祭了，所以要释放牺牲【刘氏说：所谓不吉，是指日期不吉利。不吉利就不敢郊祭，所以要释放牺牲。我认为：释放牺牲而不说停止郊祭，大概是因为卜问释放牺牲吉利，就不能郊祭了。释放牛还可以再卜问牛，所以又说停止郊祭】

仍然进行了三望之祭【《左氏传》：仍然进行三望之祭，也是不符合礼制的。望祭，是郊祭的附属仪式。不郊祭，也就没有望祭的必要了。《公羊传》：三望是什么？祭祀泰山、黄河、大海，以及能润泽百里以上的山川，天子按等级祭祀它们。云气触石而起，肤寸之间汇聚，不到一个早晨就遍雨天下，只有泰山能做到。黄河和大海润泽千里，“犹”是通“可以停止”的意思，讥讽不郊祭却进行望祭。《谷梁传》：“犹”是可以停止的辞令】

望祭【杜氏说：遥望而祭祀】，虞舜接受天命后进行望祭，依附于类祭【《舜典》：于是向天帝行类祭，向山川行望祭。蔡氏传：这不是常规祭祀，而是向天告祭，其礼仪依照郊祭进行，所以叫类祭】，巡守时进行望祭，依附于柴祭【同上：到达岱宗行柴祭和望祭，按等级祭祀山川。传：柴，是焚烧柴草以告天】，这些都是天子的事。现在鲁国不郊祭却进行望祭，所以特别记载为“犹”。“犹”，是可以停止的辞令【杜氏说：“犹”是可以停止的辞令。啖氏说：郊祭之后必定有望祭，如果不郊祭就不应当望祭，记载“犹”，是不符合礼制的。朱子说：“犹”三望是不必望祭却仍然望祭；“犹”绎是不必绎祭却仍然绎祭。我认为：“犹”三望、“犹”绎，是讥讽其可以停止却不知道停止，不应当做却做了。“犹”朝于庙，是庆幸其不可停止而没有停止，应当做而做了。美和恶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词语】。为什么说“三望”呢？天子有方望之祭，无所不祭【何氏说：指祭祀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以及其他山川，尽八极之内，天所覆盖、地所承载的地方，无所不至】，诸侯如果不是名山大川在其封地内就不祭祀【何氏说：所以知道鲁国郊祭不符合礼制。《王制》：诸侯祭祀在其地界内的名山大川】，鲁国得以使用重礼，比照王室则有所减杀【所卖反】，所以望祭只限于三个，比照诸侯则有所隆重，所以黄河和大海虽然不在其封地内也祭祀，但这不是诸侯所能做的【《通防》：三代命祀，祭祀不超越望祭。孔子认为知道大道，不居其位，不行其礼。○孙氏说：《公羊》说是泰山、黄河、大海；郑氏说是海、岳、淮河；杜预说是分野之星及境内山川。根据郑、杜的说法，只是说诸侯祭祀其封地内的山川罢了。况且黄河、大海、淮河不在鲁国封地内，而且诸侯没有祭祀分野星辰的事，况且鲁国既然僭越天子，大概是在四望之中祭祀其中最大的三个罢了。《公羊》说得对。张氏说：郑、杜恐怕是臆测，大概天子有四望，王虽然命令鲁国郊祭，只实行祈谷的郊祭，命令鲁国得以望祭，特别比照天子减去其一，所以三望与郊祭记载无异，而记载为“犹”，说不应当望祭却望祭了。如果鲁国望祭不出境，为什么要说“犹”来讥讽，像壬午“犹”绎那样记载呢？《公羊》的说法必定有所传承。我认为：《周官》四望，大概是望四方，现在鲁国三望，大概是泰山在鲁西，海在鲁东，而河在鲁北，减杀天子之礼】

秋季七月。○冬季，〇【桓公】伯姬来求娶媳妇【《公羊传》：称“妇”，是有婆婆的辞令。《谷梁传》：〇伯姬来求娶媳妇，不符合正礼】

荡伯姬来迎娶媳妇而记载【二十五年】，是因为桓公亲自做主，失去了应有的班列而记载【桓公不应当亲自做主大夫的婚事】〇伯姬地位相当【嫁到诸侯则地位相同】，她来求娶媳妇为什么也记载【孙氏说：为她的儿子来求娶媳妇，不符合礼制】，显示【音现】妇女不可以干预国家大事【《谷梁》：葵丘五禁，不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王后的诏命不施用于天下【《周官》内宰：诏告王后以治理内政】，夫人的教令不施用于国境之内【《昏礼》：母亲告诫女儿说不要违背宫中的事务】，婚姻是大事〇，难道没有君主吗却由夫人做主【薛氏说：婆婆求娶媳妇，不符合礼制吗？难道没有媒妁吗】，所以特别记载在简策上，作为妇女乱政的警戒【家氏说：

译内女出嫁后前来，必须郑重记载此事，以示区别并远离嫌疑。】母亲【去声】为儿子求娶媳妇，尚且说不可，何况是其他人呢？如果这种道义得以施行，就不会有吕后、武后的祸乱了【前汉吕后在高帝时参与政事，于是导致临朝称制，擅自封吕氏子弟为王，危害刘氏政权；唐武后在高宗时参与政事，于是导致废黜中宗，自己登上大宝，改唐为周。临川吴氏说〇：伯姬亲自前来求娶媳妇，大概是因为怀疑如果不亲自前来求娶，媳妇就得不到。求娶而得到了僖公的女儿叔姬作为桓公的夫人，经文不记载“归”，因为婚姻是常事，通常都不记载。到了成公时代被休弃，才在经文中显现。伯姬在庄公时代一次奔丧、一次前来，已经不符合礼制了。僖公五年，她挟持长子代替君父来朝见，长子成公已经去世，次子桓公继位，朝见时遭遇卑弱之国，又被接纳，所以二十八年伯姬又来，这一年又来求娶媳妇。这时伯姬年龄接近七十岁了，不顾其行为违背礼理，意图亲近鲁国借以援助，来扶植她年幼弱小的儿子。张氏说：成公时代〇：叔姬不能善终，或许权谋的开端就在这里吧？○陆氏说：《公羊传》说“说‘来求妇’是什么意思，是兄弟间的言辞”。按照经文记载奔丧，是为了记录其非礼，兄弟间的言辞有什么意义呢】

译狄人包围卫国。成蜀杜氏说：狄人来包围卫国，晋文公不能驱逐他们，史书以此记载他的过错。临川吴氏说：狄人去年侵犯齐国，今年包围卫国，如果没有晋国的霸权，难道会因为晋文公在狄人那里待的时间长而轻视他们吗？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杜氏说：这是为了躲避狄人的祸难。帝丘，即东郡濮阳县，是古代帝颛顼的故地，所以叫帝丘。张氏说：现在属于开德府。我按：现在属于东昌路濮州观城县。帝丘，即东郡濮阳，是颛顼的故地，也是卫国的土地。狄人曾经逼迫驱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而卫国不能履行方伯连率的职责。戎人曾经在楚丘攻打凡伯，而卫国不能救助王臣的祸患。后来卫国最终被狄人所灭，向东迁徙渡过了黄河。齐桓公驱逐了狄人，重新封立卫国，而卫国忘记了亡国的教训。现在又被狄人包围，它迁都到帝丘，是为了躲避狄人的祸难。而中原衰微，外敌强盛，卫侯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晋文公没有抵御外敌、安定诸夏的功绩，这些都不难看到了。张氏说：狄人在闵公二年进入卫国，齐桓公救援并封立卫国，从此狄人不敢对卫国用兵，这是齐桓公的力量。齐桓公去世后，卫文公忘记了齐国的大恩，跟随宋襄公攻打齐国，杀害嫡嗣而立不正之人，于是狄人便假借义名攻打卫国，卫国人忘恩而招致狄人的祸患，大概开始于此。自从晋文公兴起，狄人不再侵伐攻打了。现在又逼迫卫国，导致其迁都，这就是胡氏归罪于晋文公的原因。家氏说：齐桓公晚年不能救援黄国，还可以说是黄国遥远而力量达不到；卫国靠近晋国，不是力量达不到，而是休戚不相关，还怎么能作为盟主呢？

癸年，周襄王二年，己年，十四年。三十有二年。晋文公八年去世，齐昭公五年，卫成公七年，蔡庄公十八年，郑文公四十五年去世，曹共公二十五年，陈共公四十年，桓公九年，宋成公九年，秦穆公三十二年，楚成公四十四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兰去世。卫国人侵犯狄人，秋季，卫国人同狄人结盟。

按照《左传》的记载，狄人发生内乱，卫国人侵犯狄人。杜氏说：这是报复前年狄人包围卫国的事。临川吴氏说：卫国畏惧狄人的强大，迁都以躲避他们，现在趁着狄人内乱，才敢用军队攻打他们的边境，说“侵”而不说“伐”，是不敢声讨他们的罪行而征伐他们。狄人请求讲和，卫国人同狄人结盟。没有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狄人那里结盟。杜氏说：没有记载地点，是因为就在狄人的庐帐中结盟。再次记载“卫人”而称“及”，是为了归罪于卫国。记载“及”，那么结盟就是卫国人所希望的。结盟是中原诸侯的礼仪，衰世的事情，已经不被《春秋》所推崇，何况在围困迁徙之后，反而杀牲歃血来约束他们呢？蜀杜氏说：卫国人不继续讨伐狄人，反而与他们讲和，就近结盟。《春秋》连与戎狄结盟尚且不可，何况结盟呢？张氏说：不是我们族类，却到他们的庐帐中与他们会盟，于是开始有像唐德宗在平凉受辱那样的事情了。所以特别记载以示警戒。《唐书》记载，贞元三年，浑瑊与吐蕃尚结赞在平凉结盟。穆宗长庆元年，派遣刘元鼎进入吐蕃，与其宰相以下结盟。

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按照《左传》的记载，秦伯护送晋文公回国以及在高梁杀死怀公的事情非常详细，而《春秋》不记载，是因为没有通报。徐邈说：诸侯有朝聘的礼仪，赴告的命令，用来敦厚交好，沟通忧患。如果邻国相望，而情意隔绝，存亡祸福不相互关联，那么其他国家的史官就没有理由记载。所以如果告命的文书断绝，那么记录的文献就会缺失。鲁国的政令虽然衰微，但典章刑律还在，史册所记录，不违背常法，其文字足以证明孔子修订的事情，仍然依据史官原有的记载，可以删减而不能增加。啖氏说：其他国家的事情不凭借告命，怎么能够记载？只是记载所告的事情，确定其善恶，用文字来褒贬罢了。况且列国非常多，如果盟会征伐等大事不告也记载，那就记载不完了。我按：《左传》所记载的各国事情，《春秋》不记载的很多，如周王杀死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到燕国，陈佗杀死太子免，郑国弑杀昭公及子亹子仪，卫成公杀死叔武，曹公子负刍杀死太子之类，都是当时没有向鲁国通报，鲁国史官没有在简策上记载，所以《春秋》不能记载，不是孔子删削的。大概《左传》所依据的是各国的史书，而孔子笔削依据的是鲁国的史书，所以详略不同。永嘉吕氏说：曾经考察重耳的行事，并与小白相比，然后才知道圣人正直与权变的区别。小白二十多年积蓄威势、隐藏锋芒，才得到召陵之盟，重耳一次出兵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小白屡次结盟、屡次会合，晚年才开始会合王世子。重耳一年而两次迎回天王，而温地之事比首止之事更敏捷。小白终身与诸侯周旋，在鄄地失去鲁国的盟约，在幽地失去卫国，在首止失去蔡国，在葵丘失去陈国。重耳三次会合而大侯小伯，没有敢不到的，他得到诸侯的拥戴比小白更兴盛。然而重耳之功多于

译小白（齐桓公）的罪过也比小白多，行事比小白急促，而在道义上尤其不如小白。小白特别防范王世子，不敢与宰周公结盟，这是为了尊崇王室；而重耳（晋文公）却引荐天王，与王子虎结盟，这就悖逆了。小白在首止的盟会是为了安定王世子，在洮的盟会是为了谋划王室利益，首止是卫国地界，洮是曹国地界，没有逼迫尊长的嫌疑；而重耳在翟泉结盟，翟泉位于洛阳王城之内，这就构成了逼迫。小白凡是重大的盟会，从未让大夫参与，而重耳在翟泉的盟会，却让大夫主持，大夫干预朝政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小白的霸业，诸侯尚未臣服，不过攻打他们的国家，拘捕他们的大臣，从未拘捕诸侯。重耳却拘捕曹伯，又释放曹伯；拘捕卫侯，又释放卫侯，完全随心所欲。小白宁可不得到郑国，也不接受子华请求接纳郑国的建议；重耳却因元咺之事拘捕卫国国君，这就废弛了三纲。小白得到江、黄两国，不利用它们去攻打楚国；重耳却说非借助秦国不可，与楚国争夺楚国，压制楚国却让秦国兴盛了。小白的霸业，王室大臣没有向下聘问的；而重耳的霸业，宰周公却去聘问列国了。小白的霸业，讨伐戎狄三次，救援诸侯四次，保全灭亡的国家三个；重耳的霸业，狄人侵犯齐国却不救援，卫国迁都帝丘也不去体恤。

译【鲁襄公二年，即晋襄公十五年】三十三年【晋襄公欢元年，齐昭公六年，卫成公八年，蔡庄公十九年，郑穆公兰元年，曹共公二十六年，陈共公五年，桓公十年，宋成公十年，秦穆公三十三年，楚成公四十五年】春季，周王二月，秦国人攻入滑国【《左传》记载：郑国商人弦高从郑国出发，派人向秦国报告说：郑国人让我掌管北门的钥匙，如果你们暗中派兵前来，郑国就可以攻取了。秦穆公向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说：使军队疲劳去袭击远方的国家，我没听说过这样做。况且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呢？秦穆公没有听从。召见孟明、西乞、白乙，让他们在东门之外出兵。蹇叔哭着对他们说：孟明啊，我只看见军队出发，却看不见他们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告诉他说：你知道什么？你如果活到中等寿命，你坟上的树都两手合抱那么粗了。蹇叔的儿子也在军队中，哭着送他说：晋国人必定在殽山拦截我军，殽山有两座山陵，南面的山陵是夏后皋的坟墓；北面的山陵是周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必定死在这两地之间，我将在那里收拾你们的尸骨。秦军于是向东进发，经过周都北门，左右两边的士兵都脱下头盔下车，跳跃上车的人有三百辆战车。王孙满观看后说：秦军轻狂而无礼，必定失败。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周地做买卖，遇到了秦军，先用四张熟牛皮作为礼物，又用十二头牛犒劳军队，说：我们国君听说你们将徒步经过我国，敢来犒劳随从的人。我国不富裕，为了随从的人停留，居住就准备一天的粮食，出行就准备一夜的警卫，并且已经派人快马加鞭报告给郑国了。郑穆公派人查看客馆，发现秦军已经捆好行装、磨好兵器、喂好马匹了。于是派皇武子辞谢他们说：你们在我国停留很久，我国的干肉、粮食、活畜已经用尽了。因为你们即将出发，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你们在那里猎取麋鹿，以宽慰我国，如何？弦高逃往齐国，逢孙、佚孙逃往宋国。孟明说：郑国已有防备了，不可指望了。攻打不能取胜，包围不能持久，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灭掉滑国后返回。《谷梁传》说：滑是一个国家。杜预说：灭掉却记载为“入”，是因为不能占有其土地。《通防》说：秦人灭滑而记载为“入”，是因为不能占有其土地，并非没有灭掉它，而是放纵其悖逆之心，无故灭人的罪过就显明了。张氏说：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不记载名字，是归罪于他们。我按：滑国是伯爵，庄公十六年曾在幽地结盟，僖公二十年郑国公子士泄、堵寇率军曾攻入滑国，大概因为滑国靠近郑国，所以秦国虽然灭掉它却不能占有其土地】○齐【昭】侯派国归父来聘问【《左传》：齐国庄子来聘问，从郊外慰劳直到赠送财物，礼仪完备而且敏捷。临川吴氏说：二十六年，有伐齐夺取谷地的怨恨。二十八年，晋文公称霸后，公子遂聘问齐国，以化解仇怨而修好。过了六年，国归父来报答公子遂的聘问】○夏季，四月辛巳日，晋【襄】国人以及姜戎在殽山打败秦【穆】军【“败”音迈。在“败秦”之下，《左传》《谷梁传》有“师”字。《左传》：晋国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意见，因为贪婪而使百姓劳苦，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赐给的机会不可失去，敌人不可放纵。放纵敌人，祸患就会发生；违背天意，是不祥的。一定要讨伐秦军。栾枝说：没有报答秦国的恩惠，却讨伐它的军队，这难道是对死去的国君尽忠吗？先轸说：秦国不哀悼我们的丧事，却讨伐我们的同姓国家，秦国就是无礼，还有什么恩惠可言？我听说，一天放纵敌人，就是几代人的祸患。为子孙谋划，可以说是对死去的国君尽忠吗？于是下令，迅速动员姜戎。晋襄公穿着黑色丧服，梁弘驾车，莱驹担任车右，在殽山打败秦军，俘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回国。文嬴请求释放三位将领说：他们确实挑拨我们两国国君，我们国君即使得到他们并吃掉他们，也不满足。国君何必屈尊去惩罚他们呢？让他们回去在秦国受戮，以满足我们国君的意愿，如何？晋襄公答应了。秦穆公穿着素服在郊外等候，面向军队哭泣说：我违背了蹇叔的意见，使你们三位受辱，这是我的罪过。没有撤换孟明，是我的过错。大夫们有什么罪？况且我不会因为一次过失而掩盖大的德行。《公羊传》：秦穆公将要袭击郑国，百里子与蹇叔劝谏，不听。晋国人同姜戎在殽山设伏击溃秦军，没有一匹马、一个车轮返回。这里说“及姜戎”是什么意思？因为姜戎微弱。称“人”，也是表示贬抑。有人说：襄公亲自率领，那么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贬抑。为什么贬抑？因为国君还在殡宫就动用军队，危险而不能得到善终。诈战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因为彻底失败。《谷梁传》：秦国跨越千里的险阻，进入空虚的国家，前进不能守住，后退则军队被打败。秦国的行为像狄人一样，是从殽之战开始的。秦穆公将要袭击郑国，百里子、蹇叔劝谏，不听。晋国人同姜戎在殽山设伏击溃秦军，没有一匹马、一个车轮返回。晋人，是指晋襄公。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贬抑。为什么贬抑？因为不认为他在丧期主持战争是正当的。程子传：晋不称君，是因为居丧未葬，不可从戎。忘记亲人、背弃恩惠，其恶行甚重。秦国无道，越过晋国、周室去袭击别人，众人共同愤慨，所以记载为晋人。称“及姜戎”，也是如此。杜预传：姜戎，是姜姓的戎人，居住在晋国南部边境，是戎子驹支的祖先。殽山在今河南府路陕州灵宝县境内。我按：殽山属今河南府路陕州灵宝县】

按照《尚书·秦誓》的序言：秦穆公讨伐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殽山打败秦军，而《春秋》经文记载为“晋人败秦于殽”，这都是孔子亲笔所写，它们的措辞为什么不同呢？《尚书》序言专门选取穆公悔过自誓的话，止于劝善，其措辞宽恕；《春秋》详细记载秦晋无道用兵的过失，兼于惩恶，其法则严厉，这就是不同的原因。晋襄公亲自率领军队，因居丧未葬而不称君，是俯

译临近安葬的日期，却忘却亲情、背弃恩惠，穿着黑色的丧服就奔赴战场，这种行为恶劣至极。《春秋》将秦国视为外邦，其罪状是什么呢？秦国地处戎狄之间，其礼仪尚未与中原相同。秦国客居他国馆舍却图谋其君主，利用他人对自己的信任而施展欺诈，趁人之危而袭击其国家，跨越他国边境却不哀悼其丧事，背叛盟约、丧失信用，为了贪图利益而劳役百姓并抛弃军队，所以《春秋》厌恶秦国。先轸的计谋，只是贪图眼前一时的利益，侥幸希望成功，并以此自认为功劳。两位国君都错误地听信了这种言论，并贪图其利益，这导致做臣子的怀着私利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私利来侍奉父亲。君臣父子之间抛弃仁义，怀着私利相互交往，利益所在之处便追随而去，哪里还会顾念君主和父亲呢？晋文公的丧事仅仅过了五个月，就穿着丧服从军作战，人伦大道已经泯灭了。《春秋》称晋国国君为“人”而将秦国视为外邦，正是为了确立人伦道德，保存天理。

译癸巳。晋文公【高氏说：这显示出襄公在父亲去世尚未安葬时就去寻求战事】。狄人侵犯齐国【《左传》说：狄人侵犯齐国，是趁着晋国办丧事。临川吴氏说：三十年狄人侵犯齐国，传文认为是趁晋国与郑、虞有纠纷；这一年狄人侵犯齐国，传文认为是趁晋国办丧事。狄人之所以敢侵犯齐国，是趁晋国与虞有纠纷，趁晋国办丧事，那么狄人并非没有畏惧晋国之心。晋国放纵狄人而不加以抵御，这是可以指责的】。鲁公讨伐邾国【《春秋》经文】，夺取訾娄【訾，音子斯；訾娄，公羊传作丛谷，作訾楼】。秋天，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春秋》经文】。按照《左传》：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是为了报复升陉之战。邾国人没有设防，襄仲又再次讨伐他们。这都是不能克制愤怒想要报仇，贪婪得逞倚仗强大，欺凌弱小不义的军队。直接记载其事，罪责自然显现。有人说：夺取须句、訾娄是有原因的。讨伐邾国至于再三，思念母亲的心意很勤了。然而思念母亲，必定应当止于礼义。平王不安抚他的百姓，却远赴母家屯戍，诗人讽刺他，孔子记录下来【《诗经·之水》小序】。僖公因为成风对自己有功，超越礼制来尊崇她的身份【八年在大庙举行禘祭，立她为夫人】，违背道义来报复她的怨恨，残害百姓兴师动众，夺取别人的城邑，这难道是可以的吗【张氏说：僖公怀有升陉之战的愤恨，因为晋文公正称霸而不敢兴起报仇的军队。现在晋文公刚去世，秦国和狄国内乱，所以君臣间有事而交替讨伐邾国以取利，其事直接记载其罪责就显现了。薛氏说：升陉之战已经十年了，邾国从未侵犯过我。夏天鲁公讨伐邾国，夺取其邑；秋天公子遂又讨伐它，没有名分太严重了。家氏说：齐桓公去世，宋国和楚国争霸，鲁国趁机讨伐邾国，一年到了两次。现在晋文公刚去世，秦国和晋国交战，鲁国又趁机讨伐邾国，一年到了两次，每次趁着霸国多事而侵凌小国，《春秋》全部记载，所以是贬斥】。

晋【襄公】人在箕地打败狄人【《左传》说：狄人讨伐晋国到达箕地，晋侯在箕地打败狄人，郤缺俘获白狄子。任公辅说：白狄是狄的别种，西边属于雍州，靠近秦国。杜氏说：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我按：属于今太原路阳曲县。临川吴氏说：秦国和晋国共同围攻郑国，秦国擅自与郑国结盟，晋文公不忍心讨伐秦军；狄人曾经侵犯齐国，又围攻卫国，晋文公放纵他们防备中原国家，大概是因为出亡时在狄国，回国经由秦国，都曾受过他们的恩惠。现在晋襄公继承霸业，只怕霸权不立而霸业就衰落了，所以急切地以衰弱的服从戎狄，既打败了秦国又打败了狄人。陈氏说：晋国率领天下诸侯以安定中原，前年狄人侵犯齐国，去年狄人围攻卫国，卫国为此迁都帝丘而晋国不能救援，于是狄人讨伐晋国，晋国勉强才战胜他们，所以晋侯贬称为人，是责备晋国。家氏说：国家微弱军队弱小，不是中原诸侯的对手，所以不记载战而只记载败】。冬天十月，鲁公前往齐国【《春秋》经文】。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来【《左传》说：臧文仲对鲁公说：国子执政，齐国还有礼，您去朝见吧。服从有礼的国家，是国家的保卫。鲁公前往齐国朝见并且吊唁，因为有狄军。张氏说：趁晋国多事而虐待邾国，所以借齐国聘问而朝见以自托。蜀杜氏说：讥讽鲁公亲自前往以报答大夫的聘问。薛氏说：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邻国聘问而国君前往朝见，轻重不伦，不可以言礼了。我按：天王派宰周公来聘问，以三公冢宰的重位下临于鲁，实非常之礼。僖公不能入觐京师亲自拜见，而派公子遂报聘，又以两件事出访，如同邾、滕之交。现在齐侯派国归父来聘问，不过是交邻的常礼，命大夫往答其勤就可以了。却亲自前往朝见，对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经自庄公娶仇女之后，如齐不致，这特书至，是危公之慢王而畏大国】。乙巳，鲁公在小寝去世【《谷梁传》说：小寝不是正寝】。

《左氏》说：即安也【杜氏说：小寝是内寝，讥讽鲁公就其所安，不终于路寝】。周制，王宫有六寝，路寝一，小寝五【《周礼》宫人掌王之六寝，注：路寝一，小寝五】。国君日出而视朝，退到路寝听政，派人视大夫，退后，然后到小寝释服【见《玉藻》注：小寝是燕寝】。这是路寝治事之所，而小寝是燕息之地。《公羊传》以西宫为小寝，鲁子认为诸侯有三宫【见《公羊》僖二十，何氏说：夫人居中宫，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那么列国之制，大概降于王，其以路寝为正，则一尔。国君终不于路寝，则非正矣。曾子说：我得正而毙，又何求哉【见《檀弓》】。古人贵于得正，乃如此。凡此直书而义自见【音现】矣【家氏说：于小寝殁，不以其地也。鲁诸君没于路寝者三，没于小寝台下、楚宫、高寝者各一，当疾革而居于正寝，所谓以齐终者也。成王将终，洮颒水，被冕服，凭玉几，以发命于其公卿大臣，俾辅元子济多艰，此人君没于正寝之事也。非夫存养有素，神明不乱，岂能尽将终之礼哉】。

陨霜不杀草，李梅实【《公羊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谷梁传》：未可杀而杀，举重也；可杀而不杀，举轻也】。

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记

译“霜降却未能冻死草木，为什么要记录这件事呢？”回答说：“这是说草木本应被冻死却没有被冻死。应当被冻死却没有被冻死，那么李树和梅树在冬天结果【不该结果却结果了】，这是上天失去了它的常道，草木尚且冒犯它，何况君主呢【何氏说：周朝的十二月，相当于夏朝的十月。过早降霜却不能冻死万物，等到应当降霜的时候，根生的植物反而再次茂盛，这是阴气借用了阳气的威势，这是福禄离开公室、政令掌握在公子遂手中的应验。临川吴氏说：霜应当浓重却不能冻死草木，李梅再次开花并结成果实，这是冬天温暖的灾祸征兆。刘向说：九月对应的卦象是剥卦，剥落万物开始大量死亡。这显示阴气顺从阳气，命令臣子接受君主的指令然后执行杀戮。霜降不能冻死草木，这是君主诛罚不能执行、政令松弛的应验。京房《易传》说：李梅应当剥落反而结果，先开花后结果，不记录开花，是因为举其重者。阴气成就了阳气的事，象征臣子专断君权、作威作福】。因此，从天道来说，四季失去了它们的次序，那么它的施予必定悖乱【必定内在反常】，无法统摄万物了【《考工记》说：天有生长的时节，有杀戮的时节；草木有生长的时节，有死亡的时节】。从君道来说，五刑失去了它们的作用，那么它的权柄必定丧失，无法使万民信服了。鲁哀公想要铲除三桓，扩大公室的权力，向宰我询问社坛的事【元注：古代在祖庙赏赐服从命令的人，在社坛诛杀不服从命令的人】。宰我回答说社坛是用来让百姓战栗的，大概是劝他防范【丁乱反】。孔子却说：“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解释，已经过去的事不必再追究【觉轩蔡氏说：哀公向宰我询问，大概是谋划讨伐三桓而使用隐晦的言辞。宰我的回答，因为诛杀人在社坛，附会周人的木主，以开启当时君主杀伐的心，所以孔子责备他】。他（孔子）自己与哀公说话，却认为可以诛杀，这是为什么呢？在圣人那里，能够处理变局而不失去常道；在贤者那里，则有小的贞正吉祥、大的贞正凶险的告诫【屯卦六五象辞】。他论述霜降冻死草木，李梅冬天结果，大概是有除恶于萌芽、防患于早先的意思【襄陵许氏说：僖公宽仁过度，他的过失在于优柔寡断，而文公因为昏暗软弱而继承了他，三桓的兴盛，从僖公开始，最终专权鲁国，灾祸的征兆已经明显了。蜀杜氏说：《春秋》详细记载灾异，不遗漏细微之处，是为了谨慎地告诫人君。这霜降不冻死草木，李梅结果从而被记录，是因为借此阐明天地的应验，阴阳的大生杀，动物植物的类别，都系于人君的德行，必定详细记载以显示告诫】。

译晋襄公、陈共公、郑穆公攻打许僖公。《左传》记载：晋、陈、郑攻打许国，是讨伐许国对楚国怀有二心。张氏说：“许国自晋文公时就未能征服，晋襄公今年击败秦国、击败狄人，又攻打先世未能征服的许国。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养文德来招致他们。’如今晋襄公继承先业的志向，自认为勤勉，却不知道他忘记丧事、毒害百姓，是严重失道的表现。”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四

元 汪克宽 撰

文公上【公名兴，是僖公的儿子，母亲是声姜，在位十八年，夫人是出姜】

【乙 襄王二年 鲁文公十六年】元年【晋襄公二年 齐昭公七年 卫成公九年 蔡庄公二十年 郑穆公二年 曹共公二十七年 陈共公六年 杞桓公十一年 宋成公十一年 秦穆公三十四年 楚成公四十六年 被弑】春天，周王正月，鲁文公即位。【《谷梁传》说：继承正统而即位，是正当的。文定总论说：《春秋》中诸侯都不再请求周王的任命，然而继承先君国家的人，就可以记载即位，以区别于国内没有继承依据的人。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就是如此。】

即位，是指告祭宗庙并面见群臣。【何氏说：即，就是就任。先谒见宗庙，表明继承祖业；然后回到朝廷，端正君臣的名分。事情完毕后，返回丧位守丧。】国君继承大统，在丧事初期就已确定，必须等到第二年才改元，并记载即位，这是遵循始终的道义。一年之内不能有两个君主，顺应臣民的心意，不能长年没有君主。【见《公羊传》文公九年。杜氏说：先君尚未安葬，而新君即位，不能长年没有君主。家氏说：即位必定在岁首改元，也必定在岁首。如果岁首不记载即位，而在其他月份记载，就不符合元年正始的意义。然而服饰都如同先君未葬时的丧服，尚未完全成为君主。高氏说：文公、成公、定公在安葬之前即位，都称为公，是因为已经过了新年。一年不可有两个君主，所以整年都称子；又不可长年没有君主，所以过了新年即使未安葬也称公。】

查考《尚书》记载舜、禹接受禅让传位的事情，在舜那里说【《舜典》】：“正月元日，到达文祖庙。”【格，至。汉孔氏说：舜为尧守丧三年完毕，将要执政，所以再次到文祖庙报告。】在禹那里说【《大禹谟》】：“正月朔日，在神宗受命，率领百官，如同帝舜当初受命一样。”【苏氏说：神宗是尧的庙。禹在神宗之庙接受摄政帝位的命令，总领百官，其礼仪一如帝舜当初接受禅让时的事情。】在文祖、神宗报告，就是告庙；率领百官如同帝舜当初，就是面见群臣。自古通例，守丧三年，穿着凶服不能进入宗庙，穿着吉服则显得过于急切。在穿着丧服之中，不能既已完成丧礼又轻易改变。【《左传》昭公十年，晋平公去世，安葬后，诸侯的大夫想趁机拜见新君，叔向推辞说：‘我穿着斩衰丧服，处在丧服之中。如果穿着吉服去见，丧礼尚未完毕；如果穿着丧服去见，是重复接受吊唁。’】

那该怎么办呢？子张问孔子：“高宗住在谅阴，三年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是高宗，古时候的人都是这样。君主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务，听从冢宰，为期三年。”【见《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传】那么，告庙、面见群臣，本来就有摄政的礼仪。查考《周书》【《伊训》】记载太甲元年，伊尹在祖先庙祭祀，这就是摄政而告庙的证据；百官总领职务听从冢宰，这就是摄政而面见群臣的证据。所谓“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是说伊尹奉行嗣王的事务，恭敬地拜见太甲的祖先。【蔡氏传：古时候君王居丧，祭祀则由冢宰摄政而告庙，又摄政而面见群臣。太甲为仲壬守丧，伊尹在祖先庙祭祀，奉太甲即位，改元之事，恭敬地拜见太甲的祖先，就是摄政而告庙。侯服、甸服的群臣都在，百官总领自己的职务听从冢宰，就是摄政而面见群臣。】

到了第三年十二月，伊尹穿着冕服奉送嗣王【太甲】，这就是脱去丧服、改用吉服的证据。【蔡氏说：丧期已满，穿着衮冕吉服奉迎回来。】然而《顾命》、《康诰》记载成王去世，君臣都穿着冕服，为什么呢？当时，成王刚刚去世入殓，还未正式穿丧服，所以用麻冕、黼裳进入接受顾命。已经接受命令告诫诸侯，然后脱下冕服，改穿丧服，于是正式穿丧服居丧。有人认为康王脱去丧服离开丧次而改用吉服，那就错了。【朱子语：问康王脱去丧服而穿衮冕，各家都认为这是礼的变通，只有苏氏认为是失礼，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回答说：天子诸侯的礼仪与士庶人不同，所以孟子有‘我没有学过’的话，指的就是这类事情。如《伊训》‘元年十二月朔’，也是新丧，伊尹奉祀王恭敬地拜见太甲的祖先，固然不能用凶服了。汉、唐新君即位，都举行册礼，君臣也都穿吉服，追述先帝的命令以报告先君，大概因为改朝换代传授国家是大事，应当严肃其礼仪，而王侯以国家为家，即使是先君的丧事，也视为自己的私事。啖氏说：嗣子成为君主，明年正月朔日就位南面，改元。勉斋黄氏说：人君即位，有四个阶段：死正，嗣子的位置；既殡之后，嗣君继承帝位；如果过了新年，合正改元的位置；三年合正，践阼的位置。如《春秋》记载‘元年即位’，那就是过了新年正位改元的位置。帝王去世三年，四海禁绝音乐，正月元日，舜到达文祖，伊尹穿着冕服奉嗣王回到亳，那就是三年正位践阼的位置。然而崩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