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九

译于是天下大乱。一国的政事，系于国君一人的根本，这大概是圣人详细记载文姜行径的原因吧？高氏说：“春秋时期文姜淫乱的事迹，多得无法尽数记载，所以在她将要去世时，又三次提及她，旨在表明她最终因恶行而终，作为后世妇女的警戒。”我按：文姜在鲁桓公三年从齐国回来，到这时大概已经六十岁了，淫荡的行为，年老反而更加严重，每年都要去莒国，史书全部记载而不删削，即使是国家的丑恶之事，也不容许隐讳。唐武则天年纪将近八十，还多选美少年作为奉宸内供奉，丑恶无耻，多得无法尽数记录。朱熹的《通鉴纲目》在武则天将要去世之际，屡次记载“周任命张易之为奉宸令”、“周赐予张昌宗邺国公的爵位”，这大概也是《春秋》记载姜氏前往莒国的遗意吧。

译夏，齐国发生大火灾。杜氏说：因为齐国来报告，所以史书予以记载。天火称为灾。张氏说：齐国人来报告，鲁国前往吊唁。刘氏说：凡是去吊唁的，是哀怜其灾祸并救济其匮乏。啖氏说：《公羊传》说：大灾是什么意思？是大饥荒。如果把大灾理解为大饥荒，那么新宫灾也是新宫饥荒吗？灾，是天火。说“大”，是因为火灾严重。我按：《谷梁传》说：其用意在于强调严重，是说灾祸波及到人，这似乎与《公羊传》解释宋国大水的意思相同，《辨疑权衡》中已经论述过了。

秋七月。

冬，齐国人讨伐戎族。《谷梁传》中“戎”字写作“我”。张氏说：齐桓公在此时发动驱逐戎狄的战争，戎族在徐州地域，离齐、鲁最近，所以先讨伐他们。家氏说：周朝发生子颓之乱，齐桓公作为盟主，却好像没有听说，郑伯、虢公在弭地会盟，用军队讨伐叛乱，杀了子颓，周王进入王城，齐国不能参与。去年讨伐鲁国，今年讨伐戎族，大抵是追逐私利，对王室有什么关心呢？我按：《谷梁传》写作伐我，大概是错误的。经文中记载外族讨伐我国共十九次，都记载为四鄙之地，只有哀公八年吴兵到达城下，十一年齐师讨伐我国，在郊外作战，这两次记载为伐我。这里说齐人，说明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怎么能深入呢？应当从《左传》和《公羊传》写作伐戎。

戊，周惠王申四年。二十一年。齐桓公十三年，晋献公四年，卫惠公二十七年，蔡穆公二年，郑厉公二十八年去世，曹庄公二十九年，陈宣公二十年，杞共公八年，宋桓公九年，秦宣公三年，楚堵敖二年。

春，周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去世。《左传》：起初，王姚受郑庄王宠幸，生了子颓，很有宠幸，所以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率领卫军、燕军讨伐周朝，立子颓为王。二十年，郑伯帮助王室，没有成功，于是把周王接回。周王住在栎地。秋，周王和郑伯进入邬地，于是进入成周，取回宝器后返回。郑伯见到虢叔，说：“何不迎接周王回去呢？”虢公说：“这也是我的愿望。”二十一年春，在弭地会盟。夏，共同讨伐王城。郑伯带领周王从圉门进入，杀了子颓。郑伯在阙西宴请周王，音乐完备。周王把武公的疆域，从虎牢以东赐给郑伯。原伯说：“郑伯效法过错，恐怕也会有灾祸。”五月，郑厉公去世。我按：厉公在位二十八年，儿子捷继位，这就是文公。

杜预称庄公四年郑伯在垂地会盟的是子仪，而认为是厉公。查《春秋》突回到郑国之后，他出奔蔡国、进入栎地，都按名字书写，仍然系属于爵位，虽然篡位但确实是国君，虽然是国君但确实是篡位，不掩盖事实。忽虽然是世子，他出奔尚且不能称子，他复归尚且不能称伯，因为他实际上不能做国君。何况子仪虽然趁机得以即位，他作为国君很危险，怎敢轻易离开国都到国外与诸侯会盟呢？所以知道在垂地会盟的是厉公。他始终按爵位书写，不掩盖事实，也可以作为居正位而不能保全者的警戒。高氏说：高渠弥杀了昭公立了子亹，齐国人杀了子亹，祭仲立了子仪，《春秋》都隐去不写，是因为以突为郑伯的缘故。永嘉吕氏说：进入栎地书写郑伯，郑伯去世书写郑伯，始终按爵位书写，表明他能做国君，所以著录其实情。张氏说：突是庄公的庶子，庄公死后夺取忽的君位，中间虽然被祭仲驱逐，随即进入栎地，最终夺取郑国，所以不再著录忽、亹、仪在位，因为他们不能做国君。议论者认为突始终能做国君，然而篡弑窃国之人，《春秋》始终以国君对待，并且记录他在位去世，这是为了彰显小人肆意妄为，乱贼得以善终，王法不行，而世间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去世。《谷梁传》：妇人不用目称。范氏说：妇人没有外事，居住有固定场所，所以不记载地点。张氏说：文姜的行为很恶劣，却以国君母亲的尊宠荣耀终身，使用小君的礼仪，这就是鲁国祸患未止的原因，必定到庄公去世，两位国君被杀，哀姜、庆父被诛杀，然后鲁国的动乱才开始平息。

冬十二月，安葬郑厉公。杜氏说：八月才安葬，迟缓。王氏说：根据《左传》，郑伯有拥立惠王的功勋在王室，然而不免被谥为厉，他起初靠贿赂而篡位，中间因暴虐而出奔，周朝虽然衰微，公议尚存，臣子私谥不敢随意加美名，古意还可以考证。

己，周惠王酉五年。二十二年。齐桓公十四年，晋献公五年，卫惠公二十八年，蔡穆公三年，郑文公捷元年，曹庄公三十年，陈宣公二十一年，杞惠公元年，宋桓公十年，秦宣公四年，楚堵敖三年。

春，周王正月，施行大赦。

肆，是荡涤污垢的称呼。杜氏说：赦免有罪的人。释放赦免罪人，荡涤众过，以更新人心，有时使用，不是常规制度，所以记载。《舜典》说：因过失或灾祸而入罪的，予以赦免。蔡氏传：眚指过失，灾指不幸，肆指放纵。如果人因此而入刑，就不等待流放、宽宥、金钱赎罪，而直接赦免。《易经》解卦说：君子

译对于过错予以赦免，对于罪行予以宽恕。【程子传：赦是释放，宥是宽缓。对于过失可以赦免，但对于罪恶如果赦免就不符合道义，所以只是宽缓处理罢了。】《吕刑》说：五刑中有疑案的可以赦免，五罚中有疑案的可以赦免。【蔡氏传：刑罚有疑案就赦免，那么落实到罚金上就听任其赎罪；罚金有疑案就赦免，那么落实到过错上就宽恕免除了。】周代司寇掌管赦免和宽恕的法令：第一种宽恕叫“不识”，第二种宽恕叫“过失”，第三种宽恕叫“遗忘”。【“妄”音，郑氏注：不识是指愚昧的百姓无所知晓，就像现在仇敌应当报复，甲看见乙，确实以为是甲而杀了他；过失就像举起刀想要砍伐树木却误伤到人，现在的法律过失杀人不予定罪；遗忘就像隔着帷帐忘记里面有人，而用兵器箭矢投射进去。】第一种赦免叫“防弱”，第二种赦免叫“老耄”。【“莫报反”音】第三种赦免叫“憃愚”。【注：憃愚，指生来痴呆愚笨的人。防弱、老耄就像现在的法律，年龄未满八岁、八十岁以上，除非亲手杀人，其他罪行都不予定罪。】没有听说过肆意赦免重大罪过的。如果重大罪过都肆意赦免，就会废弃上天的讨伐，损害国家的法典，放纵有罪之人而虐待无辜，恶人侥幸得以脱罪。【通论：罪行在五刑之中，是上天所讨伐的，重大罪过都肆意赦免，《春秋》对此加以讥讽。孙氏说：肆意赦免重大罪过是不正当的，是扰乱法度、违背常理的行为。临川吴氏说：〇本来可以赦免，但不说“大”。圣人虽然极其仁爱，但是赦免人的罪过，也必须在其中有所衡量，不是一概而论的。书中说“肆大眚”，那么罪大而不应当赦免的也被赦免了，讥讽他施恩惠于奸邪、废弛刑罚。】后世有姑息养奸的政治，多次施行恩惠宽恕，施恩惠于奸邪而残害善良百姓，其弊端更加滋长，大概就源于此。所以诸葛孔明说：治理盛世靠大德，不靠小恩惠。他在蜀地执政，军队多次出征而赦令不轻易下达。【《通鉴》：起初，丞相诸葛亮时有人议论他吝惜赦免，诸葛亮回答说等等。诸葛亮去世后，延熈九年大赦，孟光责备费祎说：赦免是偏枯之物，不是清明盛世所应该有的。】蜀地百姓长久地歌颂思念他，就像周人思念召公一样。【《蜀诸葛亮传赞》说：至于梁益之地的百姓，咨询叙述诸葛亮的言语还在耳边，即使是《甘棠》歌颂召公，郑人歌颂子产，也无法与之相比。】这就符合《春秋》的大义了，赦免罪过却说“大眚”，是讥讽其失当用刑。【张氏说：宽恕过错没有大小之分，惩罚故意犯罪没有微小之别，这是尧舜三代的法律，不可偏废的，后世两者都失去了，偏于残酷刻薄的人不再体察实情，把过失都尽数刑罚诛杀，而像庄公那样姑息过度的，反而把大罪极恶等同于过失灾祸，以顺从肆意赦免的惯例，怙恶不悛者得志，善良之人缄口不言。书中说：肆大眚，以讥讽其追求小恩惠而失去大德。〇啖氏说：肆是放，眚是过，就像现在的赦免一样。公羊传说：忌眚有什么意义呢？赵氏说：谷梁传说：因为嫌忌天子不允许安葬，按当时天子防弱，鲁国肯畏惧他吗？如果真的有畏惧君王之心，那么自我赦免以消除母亲的罪过，难道符合礼制吗？况且鲁庄公未曾有怨恨齐国之心，安葬母亲肯有所忌恨吗？赦免自赦免，安葬自安葬罢了。】

译癸丑日，安葬我国小君文姜。《公羊传》说：文姜是庄公的母亲。《谷梁传》说：小君不是国君。为什么称她为君呢？因为她作为国君的配偶，可以称为小君。何休说：文，是谥号。夫人以姓氏搭配谥号。

文姜的行为恶劣到了极点，却使用小君的礼仪，难道没有讥讽吗？（参见陆氏《微防》）对照记载夫人孙氏回到齐国（庄公元年）不称姜氏；以及记载哀姜死在夷地，齐国人把她送回来（僖公元年）来看，那么讥讽小君典礼，应当在开始时谨慎，然后才能纠正。文姜已经回国，成为国君的母亲，臣子尽送终的礼仪，即使想贬低她，也做不到。（陆氏说：母亲有罪，儿子不能贬低她，安葬是生者的事。臣子的礼仪，怎么可以亏缺呢？妇人应当跟随丈夫的谥号，后代讹误混乱没有区别，有谥号是不正确的。夫人称为小君，是说地位比国君小罢了。高氏说：妇人没有爵位，有什么谥号？先王的制度，只取丈夫的谥号，冠在姓氏之上，以表明所属。《诗经》所说的庄姜、宣姜、共姜，经书所说的宋共姬就是这样。哪有不依附丈夫而另外自立谥号的？夫人姜氏，是弑君逆乱淫乱的人，得罪了宗庙，国人不能容忍。如今她死了，虽然因为母子之情，不忍心抛弃断绝，那么安葬她就足够了，又另外给她谥号叫文，而不复依附于桓公。从此鲁国跟着效仿，凡是夫人去世，都另外设立谥号，后世因循不改，大大失去了《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临川吴氏说：夫人的尊贵与国君相同，所以死和葬都一如国君的礼仪。）

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仇。（御音御，《公羊》《谷梁》作御，此书专门记载杀人的开始。《谷梁传》说公子而不说大夫，公子没有被任命为大夫。公子比大夫重要，范氏说：御仇，是宣公的儿子。）

公子比大夫重要。（刘氏说：认为他是大夫则他不是大夫，认为他是世子则他不是世子，然而史官知道他是国君的嫡子，国君的嫡子即使没有成为世子，不能称为世子，但已经有可以成为世子的端倪了，所以不能不重视。）杀了人，有时称国君，有时称国，有时称人，为什么呢？称国君的，是独自出于国君的意思，而大夫和国人没有参与，如晋侯杀他的世子申生（宋公杀世子痤）之类就是这样。称国的，是国君和大夫参与了这件事而没有向天子请示，如郑国杀他的大夫申侯之类就是这样。（称公子的有一例：莒意恢；称大夫称名氏的有三十四例：郑申侯，公子嘉，公子黑，晋丕郑父，阳处父，先縠，赵同，赵括，郤锜，郤犨，郤至，胥童，齐国佐，高厚，宋山，卫元咺，公子瑕，孔达，蔡公子爕，公子驷，公孙姓，公孙霍，陈泄冶，庆虎，庆寅，楚得臣，宜申，公子侧，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追舒，屈申成，熊郤宛；不称名的：宋、曹各一例）称人的有两种含义，其一，国家混乱没有政令，众人擅自杀人，而不出于国君，就称人，如陈国人杀他们的公子御仇之类就是这样。（称公子的有一例：陈御仇；称大夫称名氏的有四例：晋先都，士縠，箕郑父，陈公子过；宋大夫；不称名的一例；不称名而称官的一例）其二，弑君的贼人，人人可以讨伐，背叛的臣子，国人共同憎恶，就称人，如卫国人杀州吁，郑国人杀良霄（齐国杀无知，晋国杀栾盈）之类就是这样。（陈氏说：如果杀的是有罪的人，就称人，称人是讨伐的言辞，不是杀有罪的人，却也称人，犹如说众人杀了他罢了。我认为：杀弑君的贼人而不以他的罪状，也就称国，因为杀了却不除去他的官职，如晋里克，卫宁喜就是这样。）考察传文所记载的，来观察经书所判断的，那么罪行的轻重就显现了。（孙氏说：《春秋》的道义，不是天子不能专断杀人，因此二百四十二年中没有天王杀大夫的文书，诸侯杀大夫的有四十七例。古代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诸侯不能专断任命，大夫有罪就向天子请示，诸侯不能专断杀人。大夫尚且不能专断杀人，何况世子、母弟呢？《春秋》时代，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卿大夫士都专断任命。有罪无罪，都专断杀人。无王严重啊！陈国人杀他们的公子御仇，讥讽专断杀人。称君，称国，称人，虽然有轻重，但专断杀人的罪行是一样的。永嘉吕氏说：“杀人的有时称公子，有时称大夫，有时称大夫公子。称公子的，是公子而不是大夫；称大夫的，是大夫而不是公子；称大夫公子的，是公子而担任大夫。又有以官职举出的，以官职的重要而记载。观察圣人所写的，褒贬寓含其中了。”○刘氏说：“《左传》称杀他的太子，杜预说‘陈国人厌恶杀太子的名声，所以以国讨伐公子’，这是不对的。如果杀了他的太子而报丧说是公子，那么孔子怎么能不改正它呢？”）

夏季五月。（孙氏说：《春秋》没有以五月作为季节开头的，这大概下文有脱漏的事。临川吴氏说：记载季节的第一个月，而

译四讹为五也。家氏说：何休认为这是在讥讽庄公娶了仇敌的女儿，不能侍奉先祖的四季祭祀，就像五月不宜作为首时一样，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秋七月丙申，鲁庄公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傒音奚。《公羊传》说：高傒是贵重的卿大夫。为什么在我国的防地结盟？是因为鲁公。为什么不写明是鲁公？是为了避讳与大夫结盟。《谷梁传》说：不写明鲁公，是因为高傒地位太高。程子传：高傒是上卿，鲁国没有派人与他在防地结盟的道理，大概是避讳鲁公亲自结盟，开始与仇家通婚，这是极大的罪恶。】冬，鲁庄公前往齐国纳币【《公羊传》说：纳币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鲁公亲自纳币，不合礼制。《谷梁传》说：纳币是大夫的事。礼制中有纳采、问名、纳征、告期，这四者完备之后才娶妻，这才是礼。鲁公亲自纳币，不合礼制，所以讥讽他。程子传：齐国怀疑婚事议定，所以鲁公亲自前往纳币，两年后才去迎娶，齐国对此感到为难。杜氏说：母亲去世未满两年就谋划婚事，其中没有可见的讥讽，失礼明显，所以范氏说：丧期通婚，不需要贬斥断绝关系，罪恶就已经显现了。】

译防地守臣的姓名没有记载在史册上。高傒是齐国的显贵大夫。为什么让他与我国防地的守臣结盟呢？这是鲁庄公的意思。经文不写明是鲁庄公与高傒结盟【赵氏说：凡是盟会不直接点名鲁国君主，都是指代鲁公。明确写出高傒的名字，是为了显示他地位相当、对抗君主的罪过。高氏说：高傒没有去掉自己的姓氏，这与晋国的阳处父不同。家氏说：与阳处父结盟时，鲁公身在晋国，晋君不与鲁公结盟，而是派他的臣子与鲁公结盟，所以《春秋》严厉指责晋国人无礼，去掉阳处父的姓氏以示贬斥。这里则是鲁国和齐国共同承担责任。在避讳之中有权衡的尺度存在。我认为：防地结盟出于鲁公的本意，所以高傒不去掉姓氏】来商议缔结婚姻，娶仇人的女儿，是大恶【张氏说：敌国的大夫以谦卑自处，轻视君主的尊严以自我削弱，离开国都而急切于微小的信义，这与在刘地同向戍结盟是一样的，而这里又通过婚姻来结盟，不顾及父庙不共戴天的仇怨，却商议娶齐国女子，对比事情来看，这是最大的恶行。家氏说：有人说鲁国与齐国既然在防地结盟，《春秋》没有责备，通婚不也可以吗？主持夏盟的是齐桓公，请求婚嫁并送纳聘礼的是齐襄公的女儿，与仇人的弟弟结盟，尚且说是为了他的霸业，诸侯都在，不得不参与盟会，娶妻难道没有别的家族，一定要娶仇人的女儿才娶吗？这样怎么能够供奉祭品进入先君的宗庙呢】娶妻这件事，是作为吉利之事由自己主持呢？还是由上级主持呢？宗庙中认为有人心的人，应该在这里改变态度了【《公羊传》桓公二年：如果认为是吉利之事，是由自己主持；如果认为有人心，就应该在这里改变态度】鲁公亲自到齐国纳聘礼，就不需要再贬斥了【临川吴氏说：庄公受制于母亲，年长而不能娶妻，母亲死后，急于娶妻，所以在丧制期间委屈自己与齐国大夫结盟而求取婚嫁。齐国答应得并不坚决，而鲁公亲自到齐国纳聘礼，纳聘礼不是鲁公应当亲自去做的。吕氏说：庄公失礼有三：娶仇人的女儿是一，丧期未满是二，亲自前往纳聘礼是三。啖氏说：纳聘礼是常事，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讥讽。蜀杜氏说：《春秋》内适外称为“如”，如果记载这件事，大概是非常之事，动辄涉及非礼，明确记载以示贬斥。赵氏说：婚礼有六项：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纳征就是纳聘礼），五请期，六亲迎（亲迎就是迎接新娘）。《春秋》只记载其中两项，因为纳聘礼是契约达成，亲迎是事情终结，这是举重轻的义理】

【庚惠王戍六年】二十三年【齐桓公十五年，晋献公六年，卫惠公二十九年，蔡穆公四年，郑文公二年，曹庄公三十一年去世，陈宣公二十二年，杞惠公二年，宋桓公十一年，秦宣公五年，楚成王頵元年】春天，鲁公从齐国回来【《公羊传》：桓公的盟会不记日期，是因为防地不致送祭品，表示信任。这里的桓公为什么致送祭品呢？是因为危险。张氏说：记载“至”，是向宗庙报告。《春秋》记载“至”，大概源于记载巡狩归来向始祖献祭用特牲的意思。圣人用举动的公开、往返的礼节来对照幽明，无愧于心。现在庄公忘记父亲的仇怨而娶他的女儿，冒着母亲的丧期而前往纳聘礼，以此向宗庙报告，他的心会怎么样呢？这与日后记载“至”不可同日而语。通过对比事情、组织辞藻，圣人的意思非常清楚了。王氏说：鲁公出行二十三年，记载“至”的只有五次。鲁公亲自前往纳聘礼，既忘记了桓公的世仇，又废除了文姜的丧礼，从此以后，观社、逆女都记载“至”。圣人的意思难道不是深切明显吗？我认为：解说《公羊传》的人说鲁公到齐国淫乱，这不一定。庄公在齐国商议婚嫁，再三再四，在防地、谷地、扈地结盟，屡次修好，纳聘礼、观社、逆女，屡次到齐国。庄公求之如此急切，齐桓公答应如此迟缓，又怎么肯容许他在其国纵淫而不以为耻呢】○祭叔来聘【祭，音侧界】

谷梁子说：经文不说“使”，因为他是天子的内臣，不认为他私下交往正当，所以不给予“使”的称呼【《谷梁传》本作“外交”】所以不给予“使”的称呼【范氏说：祭叔是天子的畿内诸侯，南季、渠伯纠、家父、宰周公来聘，都称“使”，唯独这里去掉“使”。那些称“使”的，是奉王命，这些人没有自来之意。现在祭叔不专心于王，而想要外交，没有得到王命而来，所以去掉“使”以显示这一点。啖氏说：私下行动假称聘问，所以不说王使，以讥讽他。陆氏说：不说“使”，推究他来的意思，不是天子的命令。孙氏说：不是天子命令，所以不说“使”。说“来聘”，是厌恶外交】祭伯来朝而不说“朝”【隐公元年】，祭叔来聘而不说“使”。尹氏【隐公二年】、王子虎【文公三年】、刘卷【音权，定公四年】来讣【音赴】而不记载他们的爵位等级，都是为了端正人臣的道义。君主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容纳阿附的臣子。臣子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做私下交结的打算，党锢之祸就平息了【陈氏说：聘问不称“使”，是私下交好。自桓公中年以来，王室没有聘问鲁国的，王命不行于天下，庄公、僖公的崩葬大概没有见于经书了。所以《春秋》之初屡次记载王人，于是祭叔私下交好，君子对此有感，而不只是讥讽。王氏说：祭是采地，叔是字，天子的臣子。如果不以王命来，就应当按照祭伯来的例子记载。如果以王命来，就应当按照天王使凡伯来聘的例子记载。现在只说“来聘”，显示他假借王命而私下交结。临川吴氏说：祭是畿内之国，自进入春秋以来，伯来、公来、叔来聘，一共三次与鲁国交往了。王臣私下交往的非礼，无论是朝还是聘，罪过是一样的。永嘉吕氏说】

译周天子派往鲁国聘问的大臣有八次，其他诸侯国派往鲁国聘问的有三十一例，其他都称“使”，唯独这一例不称“使”。有人说是祭叔因私事而来，却自行以聘礼行事。然而祭伯是私下前来，既然称“来”，就不该称“聘”，因为“聘”不是私自前来的行为。有人说是祭叔派人来聘问，不称“使”，是不认可祭叔出使，这也不对。这与“武氏子来求赙”、“毛伯来求金”是同一类情况。大概武氏、毛伯前来并非奉周天子之命，所以都不称“使”。祭叔并非奉周天子之命前来聘问，所以也不称“使”。我按：《春秋》记载派人来聘问，没有只称其君主而不记载其臣属的。荆楚没有君臣的称谓，但说“荆人来聘”，也是指荆国的使者。何曾有过“荆子来聘”的说法？有人说祭叔是祭公的臣下，有人认为他是祭公的弟弟。如果他是臣下或弟弟却不称“使”，那就是有私下交往的嫌疑了。有人说祭叔是请示周天子之命后前来聘问，如果请示了周天子，那就是奉了周天子之命。旧史必定记载为“天王使祭叔来聘”，圣人怎么知道他擅自专命而删去，不称“使”呢？

译夏，鲁庄公前往齐国观看社祭。《左传》认为这是不合礼制的。曹刿劝谏说：“礼，是用来整顿民心的。所以，会盟是为了训示上下尊卑的准则，节制财物的使用；朝见是为了端正爵位等级的意义，遵循长幼尊卑的次序；征伐是为了讨伐那些违背礼制的人。诸侯有天子，天子有巡狩，以此来大规模地演习礼制。如果不是这些情况，国君就不应有所举动。”《公羊传》问：“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诸侯越过国境去观看社祭，这是不合礼制的。”《谷梁传》说：“常规的事情称为‘视’，非常规的事情称为‘观’。‘观’，是无所事事的说法。这是因为庄公要去迎娶齐女，若无事不应出奔国境。”程子的《传》说：“婚事商议尚存疑虑，所以庄公以观看社祭为名，再次前往请求商议，过了一年才去迎娶，大概是因为齐国对此有所为难。”

鲁庄公将要前往齐国观看社祭，曹刿劝谏说：“齐国抛弃了太公的法度，在社祭时向民众炫耀，国君因为这件事前往观看，这不是先王的旧业。天子祭祀上帝，诸侯参与会盟，接受天命；诸侯祭祀先公，卿大夫辅助，接受政事。没听说过诸侯之间互相参与祭祀的。国君的举动必定被记载，记载下来却不符合法度，后代子孙还有什么可效法的？”（以上见于《鲁语》。陈氏说：“诸侯如果不是享礼或觐见，不应越过国境，前往齐国观看社祭，是不合礼制的。”临川吴氏说：“社祭，是诸侯祭祀土地神的常规之事，没听说过邻国的国君前往观看的。前往齐国却说观看社祭，这是什么礼节呢？”按《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齐国在社祭时检阅军备，让外人观看，大概是齐国习俗每逢祭社就检阅军队以夸示威势，并聚集人众观看，所以庄公得以借此名义前往齐国。家氏说：“《谷梁传》认为这种行为是‘尸女’，所谓‘尸女’，就是装饰华丽的车马服饰，迷惑妇人并蛊惑其心，迫使她们顺从自己，这就是没有分别，所以史书以此责备他。纳币不久，又以观看社祭为由再次出访，这是教唆淫乱。刘氏说：“观看社祭与观看鱼猎是一样的，观看社祭称‘如’，观看鱼猎不称‘如’，这是内外之别的区分。诸侯在国境之外可以说‘如’，在国境之内不可以说‘如’。通观《春秋》对国君出行的记载，都关乎是非所在，治乱系于其中。前往齐国纳币，可见其结为昏姻仇敌；前往齐国观看社祭，即见其并非王事民事，而是妄动轻举。”）

鲁庄公从齐国回来。（王氏说：“宗庙社稷，是诸侯共同拥有的。社祭有固定的制度，祭祀有固定的日期。庄公废弃鲁国的社祭而去观看齐国的社祭，凭什么守土治民呢？况且庄公的本意，是以观看社祭为名，而实际是窥探齐国女子，这必然教唆淫乱、招致祸乱。所以记载‘至’字，表示危险。）

荆人来聘。（楚国开始与中原交往，始于此时。《公羊传》问：“荆为什么称‘人’？是因为开始能够行聘礼了。”《谷梁传》说：“善于积累德行然后逐步提升。称‘人’是什么意思？是举荐道义，不需要第二次。”）荆国自庄公十年开始出现在经文中，十四年入侵蔡国，十六年讨伐郑国，都是用州名来称呼的，这是厌恶其僭越混乱、不恭敬，所以将其视为外夷。至此前来聘问，于是称“人”，这是嘉奖其仰慕道义、主动沟通，所以提升其地位。（何氏说：“蛮荆能够仰慕王化，修习聘礼，应当提升其地位，所以使其称‘人’。孙氏说：“因其仰慕中原、修习礼制前来聘问，所以稍微提升其地位。”）朝聘，是中原诸侯的事情，即使是蛮荆，如果能修习中原诸侯的事情，就不念及其僭越混乱、不恭敬，而直接提升其地位。（范氏说：“阐明聘问之礼，不是蛮荆所能做到的，所以一举而提升其地位。”）可见圣人之心，乐于与人一起行善。后世的君主如果能以圣人之心为心，那就与天地相似了，凡是身处荒远之地的人，背叛就惩罚其不恭敬而用刑罚威慑，来归就嘉奖其仰慕道义而用礼节接待，近处的人安定，远处的人归服了。（《通鉴》记载：唐德宗说：“吐蕃侵犯边塞就击退它，归服就接纳它，击退以示威严，接纳以示诚信，命令释放吐蕃的俘虏，吐蕃非常高兴，派遣使者入贡。”）《春秋》严谨地区分内外之别，而荆、吴、徐、越这些处于僻陋之地的诸夏国家，（刘氏说：“吴、楚、徐、越的祖先都有元德大功，与周王室相通，徐国开始称王，楚国后来称王，吴国、越国于是也称王，‘王’不是诸侯应当称呼的，所以将其视为外夷。虽然称‘人’、称‘国’、称‘子’，不让他们与鄋瞒、陆浑相比，推举他们可以达到，引导他们可以来。”）所以书法如此。（陈氏说：“荆楚称‘人’从此开始，大概是提升其地位。隐公、桓公时期的《春秋》，舍弃王室如同姻亲邻居，没有来鲁国聘问的，而荆人先于诸夏在上国修习聘礼，提升其地位，是担忧之故。张氏说：“楚国自四五年来，先对郑、蔡用兵，而聘使来到鲁国，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我按《公羊》、《谷梁》都认为称‘人’是为了提升其地位，有人说《春秋》记载其逐渐强盛。现在考证楚国与中原交往，开始记载‘荆人’，接着记载‘楚屈完’，然后记载‘楚子使椒’、‘楚子使防’，大概开始前来聘问，就嘉奖其仰慕道义而称‘人’；既而来盟，给予其服从道义，就进而称名氏；等到其逐渐仰慕中原，屡次讲习聘好，就称君称臣了。吴国开始出现时，也只举称号；等到其来会合诸侯，就进而称‘人’。派遣季札聘问，就嘉奖其仰慕道义而称君称臣。虽然说提升其地位，而吴、楚逐渐强盛的态势，已经见于言辞之外了。然而楚国初次聘问，只说‘荆人’，而不记载君臣；虽然说提升其地位，而实际上是略写。大概不能说‘荆来聘’，所以称为‘荆人’，特别比之于举称号，就是提升其地位。有人说君臣同辞，如果君臣同辞，就只称国名；既然说‘荆人’，那就是荆国的卑者，特别比之于君使臣，那么其言辞就不详细了。怎么能说君臣同辞呢？）

译鲁庄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谷梁传》说：“及”字表明这是鲁国主动的意愿。我按：庄公急于达成多次会盟以相互防备，所以简化礼节而采取这种防范措施。传文的义理可见于扈地会盟的记载。萧国国君朝见鲁庄公。《公羊传》说：“记载萧叔朝见庄公是什么意思？因为庄公不在国内。”《谷梁传》说：“未被周天子正式册封爵位的附庸国国君，如果不在国外朝见，就不记载‘来’字。在宗庙朝见是合乎正道的；在国外朝见，是不合乎正道的。”杜预说：“萧国是附庸国。”张氏说：“即现在的徐州萧县。”我按：徐州现在隶属于河南府路。何休说：“记载‘朝公’，是厌恶庄公不在宗庙接受朝见。”

译萧叔是齐国谷地附庸国的国君【中国附庸国的国君，史例通常只书其名不书其字，我按《左传》成公二年的记载称萧同叔，大概当时萧国的国君常称字】。行礼必须与其物品和场所相适宜，然后才可以谈论礼。大夫和宗妇相见时使用币帛，这就不是适宜的物品了。萧叔朝见鲁公，在齐国的谷地，这就不是适宜的场所了【啖氏说：国君相见称为朝，都应在宗庙中接受，以表示对礼的重视】。嘉美的礼仪不在野外举行，而在野外朝见鲁公，这就是把礼仪委弃在野外了【杜氏说：到谷地去朝见鲁公，所以不记载“来”，凡是在国外朝见，礼仪就不能完备，嘉美的礼仪不在野外举行】。所以礼仪不符合其所，君子就不接受，一定要把它纠正到正道然后才停止，这也是《春秋》拨乱反正的意思【孙氏说：诸侯相互朝见是不合礼的，在宫内朝见尚且说不可，何况在宫外呢，所以说萧叔朝见鲁公，是为了互相讥讽。刘氏说：行礼不合时，就如同不合礼；行礼不合处，就如同不合礼；行礼不合义，就如同不合礼。九月举行郊祭，五月举行烝祭，这就是不合时；萧叔朝见鲁公，这就是不合处；祭叔来聘问，齐侯来献捷，这就是不合义。虽然有严肃恭敬的心意，繁复修饰的仪容，但君子不接受，所以礼不合礼而尚且不接受，一定要归正然后停止，更何况那些从未有正道的呢。张氏说：萧叔的朝见，鲁公的接受，都是不合礼的。我按齐庄公在郊外吊唁杞梁的妻子，推辞说：您的臣子不免于罪，就将他在市朝示众，而妻妾被执；如果免于罪，就有先人的破旧房屋在下，妾不得参与郊外的吊唁。齐侯到其家中吊唁，假如鲁庄公能像梁妻那样知礼而推辞萧叔的朝见，就不违背礼了。现在庄公被私欲所诱而接受不合礼的朝见，所以圣人特意记载为“朝公”，而不说“来朝”，以此来互相贬斥。髙氏说：鲁公纳币而回，就派祭叔聘问；观社而回，就派荆人聘问；在谷地相遇，就让萧叔朝见，这就是他志得意满而不再忌惮的原因】。

秋天，把桓公庙的柱子漆成红色【《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讥讽。讥讽什么？把桓公庙的柱子漆成红色，不合礼。《谷梁传》：礼制，天子诸侯用黑色和白色，大夫用苍色，士用黄色，把柱子漆成红色不合礼。何氏说：楹，柱子。把它漆成红色，是因为将要娶齐国女子，想以此夸耀显示给齐国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去世【射，音亦。这是庄公，在位三十一年，大概世子羁继承，过了一年庶子赤篡位，这就是僖公。《史记·世家》：赤作夷】。

十有二月甲寅，鲁公在扈地与齐侯结盟【音户。《公羊传》：桓公时的盟誓不记日期，这里为什么记日期？表示危急。杜氏说：扈，郑国的地方，在荥阳卷县西北。我按：现在汴梁路郑州的西北，孙泰山说扈是齐国的地方，未详孰是】。程氏说：在谷地相遇，在扈地结盟，都是为了要结姻好【去声】。〇【去声，《谷梁传》文十二年】称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冠礼后列为丈夫，三十岁还不娶妻，就不合礼了。然而天子诸侯十五岁行冠礼，是因为娶妻必须先行冠礼【《左传》襄公九年：国君十五岁而生子，行冠礼而生子，是礼。《昏义》疏：三十岁娶妻，是庶人的礼。文王十五岁而生武王，知道人君的婚娶不可以等到三十岁，以免重婚嗣】而国家不可以长久没有储君，希望国君早有继承人，所以以此作为节度。鳏【古顽反】者，是老而无妻的称呼。舜三十岁还未娶妻，而师锡向帝尧说已经有鳏夫在下了【据《舜典》言舜三十岁征用以上，并本《谷梁传》注谯周说】。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就不告诉父母，认为告诉就不能娶，而废弃人伦的大道，尧也不告诉而嫁女，其想要及时而无过失就是这样。现在庄公生于桓公六年到现在三十六年了，以世嫡的正统，诸侯的尊贵，还没有内主共同承担社稷之事，为什么呢？大概是被文姜所控制，使他必须娶母家的人【孙氏说：桓公六年九月丁夘，子同出生，庄公十四岁即位，又二十四年去齐国迎娶女子，三十七岁才结婚，这是因为文姜控制他，不能按时结婚，所以母亲丧期未满就去齐国纳币图谋结婚之速。陈氏说：庄公被其母控制，必须是齐国女子才娶。我按：汉惠帝被吕后控制，立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为后，虽然娶甥女而不顾，与庄公的事颇相类似】而齐国女子待年未到，所以庄公越礼不顾，如此急切，齐人有疑，如此迟缓，而在谷地相遇，在扈地结盟，要结之也。娶夫人，奉祭祀，为宗庙之主，而听母言，不以大义裁之，以至于失时，不孝甚矣。《春秋》详细记载于防，为后戒也【王氏说：越礼要盟，远至郑地而不耻者，促昏期也。临川吴氏说：遇谷以请，而齐犹难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后许也。夫求昏者，可求则求，不可则已。许昏者，可许则许，不可则郤。鲁欲求齐昏，不以媒妁徃觇其可不可，公乃自与齐髙傒盟以求之。未得齐诺，而公遽亲纳币，是与彊委禽者同也。躬纳币而犹未诺，则又徃观社以请。观社以请而犹未诺，则又遇于谷以请。遇谷之后，宜若可矣，又

译一定要在扈地结盟然后才行，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如此艰难呢？两国的婚姻，如果不合乎礼、不合乎义，像哀姜这样不得善终，是理所当然的。○刘氏说：《公羊传》认为“为什么如此危险呢？因为我怀有二心”，所谓“我怀有二心”并不是指对方那样而我这样，那是荒谬的言论。我认为那些〇都说是庄公受制于母亲，被迫娶仇人之女。现在考察庄公是在文姜下葬之后向齐国求婚，自从在防地结盟而防地相会就有三次，自从送去聘礼而前往齐国也有三次，急切奔走，不畏惧烦劳，而且隆重装饰祢庙，用来夸示他的配偶。假如庄公真的是因为文姜的遗命而娶齐女，那也是放纵欲望而不能自我克制罢了，并不是迫于道义而不敢违背。

译【辛惠王亥七年】鲁庄公二十四年【齐桓公十六年，晋献公七年，卫惠公三十年，蔡穆公五年，郑文公三年，曹僖公赤元年，陈宣公二十三年，杞惠公三年，宋桓公十二年，秦宣公六年，楚成王二年】春季，周王三月，在桓公宗庙的屋椽上雕刻花纹。【《左传》说：将桓公宗庙的柱子漆成红色，在屋椽上雕刻花纹，这都是不合礼制的。《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雕刻桓公宗庙的屋椽，不合礼制。《谷梁传》说：按礼制，天子的屋椽，要砍削、磨光，并加上细石粉；诸侯的屋椽，只要砍削、磨光；大夫的屋椽，只需砍削；士的屋椽，只砍削根部。雕刻屋椽是不合正道的。夫人是用来尊崇宗庙的，却取不合礼制和不合正道的方式来装饰宗庙，这是夫人行为不正。雕刻桓公宗庙的屋椽，将桓公宗庙的柱子漆成红色，特意指明是桓公的宗庙，是为了憎恶庄公。】

庄公准备去迎接姜氏，将桓公宗庙的柱子漆成红色，在屋椽上雕刻花纹。【杜预说：刻，就是雕刻；桷，就是屋椽。张氏说：在砍削、磨光之外，又增加了雕刻的工艺。】用盛大的装饰来夸耀展示。【范氏说：将要亲自去迎接新娘，想要为夫人装饰。】这不仅仅是有孩童般的幼稚而已。【《左传》昭公十九年说：还有孩童般的幼稚。】御孙劝谏说：“节俭是美德的体现，奢侈是大恶之首。先君有节俭的美德，而您却陷入大恶之中，恐怕不可以吧？”从常情来看，将柱子漆红、在屋椽上雕刻花纹似乎只是小小的过失，但《春秋》却详细地记载在史册上。御孙认为这是大恶，为什么呢？桓公在齐国被杀，无法复活，却盛装装饰他的宗庙，向仇人的女儿夸耀，这是有作乱之心，废弃人伦，违背天道，而不知道什么是正道。御孙知道这是大恶，但不敢把话说尽。《春秋》在防范上谨慎于礼制，是为了端正后世君主的心术，所以详细记载以作为防范，特意指明桓公宗庙以憎恶庄公，作为后人的鉴戒。【王氏说：柱子用黑色和白色粉刷，屋椽用砍削、磨光，都是天子的制度。将柱子漆红、在屋椽上雕刻花纹，则是僭越和奢侈到了极点。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而庄公又超过了它，用来向仇人的女儿夸耀，圣人详细记载，其罪恶自然显现。家氏说：鸟兽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人知道有父亲，进而追溯父亲的来源，知道有祖父，有曾祖父，有高祖父，又追溯曾祖父、高祖父的来源，而有始祖，都为他们建立宗庙来祭祀。圣人因此制定了宗庙祭祀的礼仪，从天子到公侯卿大夫士，隆重与简小有等级，然后才合乎礼制，不把逾越礼制当作荣耀，不把僭越礼制当作孝顺。现在庄公忘记了父亲的仇恨，顺从母亲的欲望，娶仇人的女儿为夫人，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又将桓公宗庙的柱子漆红、在屋椽上雕刻花纹，来掩盖他无父的耻辱，不思考宗庙有固定的制度，唯独在桓公宗庙漆红柱子、雕刻屋椽，这是违背礼制的。将违背礼制的行为施加于亲近的宗庙，不足以荣耀他的亲人，恰恰足以违背他的祖先。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是无父；对父亲隆重而对祖先轻慢，是无祖。无父无祖，是禽兽之道。《春秋》记载漆红桓公宗庙的柱子、雕刻桓公宗庙的屋椽，以显示五座宗庙并列而唯独桓公宗庙逾越制度且盛装装饰，深刻揭露庄公的罪过。○永嘉吕氏说：有人说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亲近的宗庙切近，不忍心称呼，所以称新宫。桓公宗庙也是亲近的宗庙，不称新宫是为了憎恶庄公。这不是这样，宣公宗庙的神主尚未入庙就遭遇火灾，所以记载为新宫。如果桓公宗庙，本来已经很久了，适宜不称新宫。】

安葬曹庄公。【王氏笺义：世子羁继承君位，安葬后就被戎人驱逐。】○夏季，庄公前往齐国迎接新娘。○秋季，庄公从齐国回来。【《谷梁传》说：迎接的人在路上，在住处相见，先到达是不合正道的。】

谷梁子说：“亲自去迎接新娘是常事，不记载，这次记载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认为他在齐国亲自迎接新娘合乎正道。【陈氏说：亲自迎接新娘不记载，只有庄公特别记载，是因为娶了齐国的女子。】有人说：常事不记载，是岁时的常事。亲自迎接新娘可以算是常事吗？那么这种说法就错了。所谓的常事，其事不止一种：有每月常事，就是视朔；有时令常事，就是搜狩；有岁时常事，就是郊祀、雩祭之类；有合乎礼制的常事，就是婚姻、纳币、迎接新娘直到归宁之类。凡是这类合乎礼制的常事，就不记载了。记载的，就是不合乎礼制，将要作为警戒。【啖氏说：凡是合乎礼制的婚姻都不记载，如鲁国去其他国家亲自迎接新娘都是常事不记载，其他国家来也是如此，凡是记载的都是讥讽。赵氏说：凡是男女之礼，是人伦的根本，是风教的开始，所以先王敬重它，因此记载其缺失。】至于崩、薨、卒、即位之类，不因为合乎礼制与否都记载，这是人道始终的大变，与亲自迎接新娘不同。【临川吴氏说：亲自迎接新娘是常事不记载，庄公纳币，过了三年才得到亲自迎接新娘，因为非常而记载，所以致之以示讥讽。张氏说：王哀读《蓼莪》之诗而哀痛终身，庄公思念妃偶之合，两年之间三次到齐国朝廷，而念头不及他的父亲，《春秋》所以详细记载而诛其心吗？愚按：鲁十二公娶夫人，只有庄公记载纳币，则讥讽他亲自纳币而娶仇人的女儿；文公记载纳币，则讥讽他丧期未满而图谋婚姻；桓公、文公、宣公、成公记载迎接，都讥讽不亲自迎接；庄公在仇国亲自迎接，则也讥讽；僖公的纳币、迎接新娘合乎礼制，则不记载了。○陆氏说：《公羊传》说：亲自迎接新娘是礼制。按合乎礼制

译那么平常的事就不记载，所以知道谷梁子讥讽在齐国违背礼制是正确的。蜀地杜氏说：《公羊传》和杜元凯都认为，这是因为礼制不明确，《春秋》对于常事不记载的防范罢了】

译八月丁丑，夫人姜氏进入鲁国。

为何不记载“致”（即正式献于宗庙）呢？

因为姜氏不可在宗庙中被接见。

姜氏是齐襄公的女儿。

“入”是不顺当的措辞，表示宗庙不接受她。

婚礼的意义以端正开端为优先，而庄公不与夫人一同到达，姜氏也不跟随庄公进入，

这已经丧失了夫妇之间的正道，杀害闵公、孙邾的动乱征兆由此显现。

庄公不能克制其母（文姜），超越礼制、拖延时日，等待仇敌的女儿，将其安置在宗庙之中，

以成就婚配，最终导致宗庙继承人不立，弑君叛逆相继发生，几乎使国家灭亡，所以《春秋》详细记载此事，以彰显庄公不孝的罪过，作为后世的警戒。

戊寅，大夫及其宗妇以私礼相见，使用了玉帛作为礼物。

按照礼制，夫人到达时，大夫应在郊外迎接，第二天手持礼物去拜见。

宗妇，是大夫的妻子。

公事称为“见”，私事称为“觌”。

拜见夫人，本是合乎礼制的。为何用私事的名义来说呢？

因为夫人不可在宗庙中面对群臣，所以用私事的名义来说。

觌礼中使用玉帛。为何要记载这件事？

男子的礼物，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鸟，用以彰显物品的等级。

女子的礼物，不超过榛子、栗子、枣子和干肉，用以表示恭敬。

译看见夫人地位至尊，便兼用两种礼仪。枣栗是取其恭敬谨慎之意，腵脩是取其断然自我修持之意。如今男女使用相同的贽礼，这是没有区别。杜氏说：“庄公想要奢侈夸耀夫人，所以让大夫和宗妇使用相同的贽礼一同拜见，贯通大夫和宗妇拜见的礼节，讥讽他们一同拜见，所以不称‘及’，讥讽使用相同的贽礼，所以特别记载‘用’。如果大夫不拜见，只记载宗妇拜见就足够了。从丹楹刻桷等事情考察，让大夫拜见应当是有的。”张氏说：“夫人到达，大夫在宗庙拜见，妇人在内室拜见，这是礼制。一同拜见并使用相同的贽礼，这是丧失了男女之别。”公子牙，庆父作乱的征兆已经出现了。《春秋》详细记载，这是端正开端的道理。薛氏说：“庄公婚礼记载得如此详细，是为了记录大恶。桓公只是在对待文姜时不谨慎，自身被杀而庄公受牵连，不以此为戒，反而更加严重。接纳仇敌的女儿来供奉祭祀，担心无法取悦夫人，在桓公的宗庙里使用丹楹刻桷，又让大夫和宗妇拜见并使用币帛，往往超过先王的礼制，并且加重奢侈僭越，他对夫人想要厚待的地方，无所不至。夫妇之间，是先王端正开端的道理，哪有开端不正而最终能端正的呢？”临川吴氏说：“楚怀王客死在秦国，他的儿子顷襄王从秦国迎娶妻子。司马氏痛惜地说：‘忍心对待父亲而娶仇敌的女儿，那位父亲只是被秦国拘留而已，未曾被杀害。司马氏尚且痛惜，何况鲁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杀害，却又娶齐国的女子，那么忍父娶仇的罪过，岂止比楚顷襄王多出数十倍呢？’况且还装饰桓公的宗庙，使用拜见的币帛，向齐国夸耀富盛。庄公的庸俗愚昧，竟到了这种地步，日后淫乱放纵、弑君叛逆的祸患，大概是势所必然的。”我按：男女有别，是人伦的根本。庄公让大夫和宗妇使用相同的贽礼，一同拜见并迎致哀姜，导致共仲弑杀嗣君的祸患。唐高宗让百官和命妇一同在麟德殿宴饮，导致武则天淫乱毒害，于是转移了唐朝的国运。在嫌疑的关头，能不谨慎吗？《春秋》记载“娶夫人”，只有哀姜最详细，从在防地结盟纳币开始，到宗妇拜见使用币帛结束，在经书中记载其事共十四次，因为她的礼仪非常，所以文辞繁多而不删减。刘氏说：“《谷梁传》认为礼制上大夫不见夫人，这是不对的。君主在宗庙祭祀，大夫和夫人都参与其中，难道可以不拜见吗？大概是不常见罢了。如今夫人刚到而大夫拜见她，这是符合礼制的。为什么说是不合礼呢？”

译大水【何氏说：这是阴气过盛所导致的。我按：庄公娶了仇敌的女儿，又奢侈僭越以夸示于人，所以出现了阴气积聚的感应。唐高宗立太宗的才人武氏为昭仪，万年宫夜间大雨积水，几乎淹死他。在天人相互感应的关头，怎么可以诬蔑呢？】○冬天，戎人侵犯曹国。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到曹国。

杜预说曹羁大概是曹国的世子。曹伯已经安葬，仍然不称爵位，是因为防备他软弱不能治理国家，所以被戎人驱逐【杜氏说：防备他软弱不能自己安定。临川吴氏说：去年十一月，曹庄公去世，今年三月〇，那么曹羁以世子身份继位，〇他的先君，到这时冬天在位满一年了，被戎人驱逐而出】赤，是曹国的庶出公子【杜氏说：赤，是曹僖公。贾逵说：赤，是戎人的外孙】归，是易【去声】词【被戎人接纳，所以用易】宋人拘捕郑祭【侧界反】仲，而忽出逃，突回归，权力在宋国。戎人侵犯曹国，而曹羁出逃，赤回归，控制在于戎人。假使郑忽、曹羁明智而能决断【丁乱反】即使有宋国、戎人的众多兵力，突、赤的孽障，从哪里兴起呢？因为国家储君副君不能自己确定地位，向谁责备才可以呢？所以虽然用国氏，都不书写爵位，作为居于正位者的警戒【赵氏说：曹羁未逾年的君主出逃，不书写爵位，说不能继承先君。陈氏说：君主在丧期称子，这里说曹羁，是不能做儿子。侵犯是浅近的事，以千乘之国不能守卫，不可以说做儿子了。然而出逃的君主没有说原因的，说原因还优于自己出逃。刘氏说：突依靠宋国，赤依靠戎人，都夺取他们的君主，然而春秋一概贬斥，没有上下之别。春秋治理治世不治理乱世。假使郑忽、曹羁侍奉亲人而孝顺，在上位而守礼，在丧期而悲哀，临事而恭敬，大夫顺从他们，国人信任他们，即使有宋国、戎人的众多兵力，突、赤的孽障，从哪里兴起呢？然而君臣交争，兄弟为仇，上面有失德的原因，下面得以兴起。薛氏说：曹羁，是曹国的嗣君；赤，是子中非正位的。戎人离间曹国兄弟争国，侵犯其疆界，而曹羁出逃，赤返回，也是曹羁无立之罪。张氏说：曹羁系于曹，与郑忽相同，表明其正统；赤不系国，是庶孽。赤以庶逐嫡，戎以裔谋夏，天子方伯不能纠正。髙氏说：戎人敢专断诸夏，废置人君，也是以病齐桓。我按：突回归郑国，郑忽出逃卫国，莒去疾入于莒，莒展舆出逃吴国，与此书法相似，都是一君出而一君归。然而去疾以国氏，而突、赤不氏国，去疾正而突、赤不正。忽、展舆都是以突、去疾入而后出，现在曹羁听说赤入而先奔，那么软弱不能立，又更严重了。○陆氏说：曹羁，义同郑忽。公羊说：是曹大夫，不对。刘氏说：公羊说：曹无大夫不对，曹伯伯也，郑伯亦伯也。如果以小国无大夫，郑也应无大夫，难道唯独曹国吗？似乎见到曹国的大夫着于经的少。陈氏岳说：“戎已经侵犯曹国，而曹羁出逃，是曹国惧怕戎而出其君，明白了。曹羁已经出逃，赤才入，是戎出曹羁而纳赤，也明白了。难道可以说曹羁是大夫吗？”

郭公【公羊传：郭公，是什么？失地的君主。杜氏说：“大概是经文阙误”】

这郭公，义不可晓，而先儒或以为郭亡者【刘氏说：郭亡，亡国之亡。郭之所以亡，与他国不同。他国之亡，所善不善，所恶不恶】于〇【管子】有之，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去声，下同】善而恶【去声，下同】恶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上声，下同】所以亡也。”考其时与事，谓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则无贵于知其善；恶恶而不能去，则无贵于知其恶【并本意林】未之或知者，犹有所觊【音冀】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不能用之蔽，至于怨；不能去之蔽，至于乱】君子所以高举远引，小人所以肆行而无忌惮也【家语：尊贤而不能用，贱不肖而不能去，虽欲无亡，岂可得乎】然则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尔【通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未有不勤而能存者。诗云：有朝廷不能洒扫，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诸葛孔明称海岱之间，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今岁不战，明年不征，自取灭亡者不可胜数。汲汲以兴复为事，恐蜀之坐亡也。○赵氏说：公谷皆云赤者，盖郭公也。按郭公自是阙文，赤者曹公子也，文义都不相关，传误甚矣。刘氏说：谷梁谓赤者郭公之名，然春秋不曰“郭公赤归于曹”，岂颠倒迷错如此哉？梁亡郑弃其师，纪侯大去其国，虽寓意卓异，然文义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我按：

译《说文解字》中“亡”字由“人”和“乚”组成，与“公”字字形相似，因此传本出现了错误。

译【鲁庄公八年】二十五年【齐桓公十七年，晋献公八年，卫惠公三十一年去世，蔡穆公六年，郑文公四年，曹僖公二年，陈宣公二十四年，杞惠公四年，宋桓公十三年，秦宣公七年，楚成王三年】春天，陈侯派遣女叔来鲁国聘问【“女”音汝。这是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的开始。《左传》认为这是开始与陈国结好。《谷梁传》认为不称其名，是因为他是天子任命的大夫。杜预说：女叔，姓女，字叔，季友辅佐鲁国，原仲辅佐陈国，两人有旧交，所以女叔来聘问，季友在冬天也回访。高邮孙氏说：诸侯的大夫，如果天子赐给他封邑，让他回国，就记载他的氏和字，郑国的祭仲、鲁国的单伯、陈国的女叔就是如此。陈氏说：在此之前，如果不是王室、姻亲或邻国，是没有聘问的。从此以后，从女叔开始，诸侯的会盟频繁，朝见和聘问都趋向于盟主了。○啖氏说：《左氏》认为因为嘉许所以不称名。按照聘问是常事，有什么可嘉许的？所以知道《谷梁传》说是天子任命的大夫是对的。我认为齐、晋是大国，没有天子任命的大夫，大概是强大而专断命令罢了】○夏天五月癸丑日，卫侯朔去世【即卫惠公。在位三十一年，儿子赤继位，是为卫懿公。何休说：朔违背了天子的命令，所以不记载葬礼。我认为朔进入卫国，鲁庄公也有力量参与，未必不防备他的葬礼，所谓惩治他的罪行而不为他举行葬礼】○六月辛未朔日，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牲口祭祀【《左传》文公十五年传：这是不合礼的。发生日食，天子不举行宴会，在社坛击鼓；诸侯在社坛用币帛祭祀，在朝廷击鼓。《谷梁传》说：记载“日”和“朔”，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朔日，击鼓是礼，用牲口是不合礼的。天子救日，设置五种旗帜，陈列五种兵器、五种鼓；诸侯设置三种旗帜，陈列三种鼓、三种兵器；大夫击门，士击柝，都是为了充实阳气。杜预说：鼓，指击鼓；用牲，指用牲口祭祀社神】按照礼制，诸侯朝见天子，入门后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日食就在其中【《曾子问》：诸侯朝见天子，入门后不能完成礼仪而废弃的情况有几种？孔子说：四种。太庙失火、日食、皇后去世、沾湿丧服失去仪容，就会废弃。如果诸侯都在而遇到日食，就跟随天子救日】古人本来就把这视为重大变故，君主应当恐惧、修身、反省，以回应天意，而不敢忽视。所以《夏书》说【〇征】：那年九月朔日，日月在房宿没有相合，乐官奏鼓，啬夫奔跑，庶人奔走【蔡氏传：集，通“辑”，言日月会合不相和谐而掩蚀于房宿。日食之变，天子在上恐惧，啬夫、庶人在下奔走】《周官·鼓人》：救日月食，就告诉王击鼓【注：救日月食，王必须亲自击鼓】《大仆》：凡是军旅、田猎、役事，辅助王击鼓，救日月食也是如此【注：赞，辅助击鼓。其余方面，范氏说：鼓有声，举阳事以压制阴气】诸侯在社坛用币帛祭祀，在朝廷击鼓，退朝后自责【杜预说：诸侯在社坛用币帛祭祀，在朝廷击鼓，退朝后自责，以表明阴不应侵阳，臣不应掩君，以示大义】都恐惧、修身、反省，以回应天意，而不敢忽视。那么，击鼓并用牲口祭祀社神，为什么记载呢？讥讽。不在朝廷击鼓而在社坛击鼓，又用牲口，就不合礼了【永嘉吕氏说：天子在社坛击鼓，社是阴神。日食是阴胜阳。天子尊贵，所以责备神；诸侯卑微，自责而已。诸侯在社坛击鼓，不正统，又用牲口，不合礼。牲口是祭祀之事，牛必须在涤宫三个月，三个月后才成为牲口。日食时用牲口，是临时凑备的。张氏说：日食是阴盛阳衰的征兆，事情关乎天下，固然不止为一个鲁国，而诸侯也有臣民，就因天变而自省，如《洪范》五事，在视、听、言、动、思之间恭敬谨慎，一旦失去正道，灾祸必然应验。古人应天以实质而不以文饰，所以高宗肜日，《洪范》之言是古人所先务，如〇征，《周礼》所载是礼文的末节。一时遭遇变故，礼文固然不可废，但正其根本而后末节可理。现在庄公对于充实阳气的根本，大概漠不关心了，击鼓有什么益处呢？又用牲口而想以物品求免，记载此事以见本末都失当。孙氏说：凡是救日食都击鼓，不记载的是常事。在社坛击鼓并用牲口的有三起，是变常，变常所以记载。我认为：庄公时代，日食有四起，而击鼓用牲的有三起，大水有三起，而击鼓用牲的有一起，在不当击鼓的地方击鼓则逾越制度，用不应用的东西则非常僭越，天子的制度失，诸侯的常规以此回应天变，其过错不已经太严重了吗？魏明帝太和初年，太史奏报日当食，请在灵星祈禳，帝诏曰：“天对于人，犹如父亲对于儿子，没有父亲想责备儿子而可以献食物求免的。现在具祈禳于古未闻，群臣其勉修厥职，辅朕不逮，其贤于鲁庄远矣。”○临川吴氏说：社是祭地神，其祭有常礼，其日有常日，其事为常事，所以都不记载。经所书社凡四起，不是为社书，因为遭遇日食大水之变，而乃用牲于社，为非礼，所以书尔。○赵氏说：郊禘，天子之礼；社与尝，诸侯所自有。《祭统》云：成王赐鲁重祭，郊社禘尝，盖撰礼者见《春秋》书尝社，以为郊禘同，遂妄言耳。《公羊》云：鼓用牲于社，求乎阴之道。凡此皆失礼，乃书。若言求阴之道，乃为得礼。又云：以朱丝营社。据《书》《礼》无此文。刘氏说：《左氏》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于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非也】

译《夏书》记载季秋之月的朔日，也有击鼓的事情，难道一定是在正阳之月吗？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讥讽他不在宗庙朝廷击鼓，却在社坛击鼓，又使用了牺牲。

译伯姬嫁往杞国。《谷梁传》说：这里不记载迎亲，是因为迎亲的礼制应当防范，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为什么不记载迎亲呢？因为迎亲的人不是卿，他的名字和姓氏没有记载在史册上以防备，所以只记载“归”，用来记录礼制的缺失。孙氏说：迎亲的人不是大夫，所以不记载迎亲。如果大夫来迎亲，名字和姓氏已经记载在史册上，足以记录他的过失了。仍然记载“归”，是为了区别于大夫亲自迎亲的情况。仍然记载“归”，是记载伯姬的情况。杞叔姬、郯伯姬不记载“归”。亲自迎亲的，是莒庆、齐高固。僖公二十五年，荡伯姬姑亲自迎亲。杜氏说：伯姬是庄公的女儿。我按：有人认为她是桓公的女儿，说是当时国君的女儿就加“子”字。然而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叔姬，如果都是桓公的女儿，那么伯姬大概三十多岁了，不应两个女儿都失时到这种程度。况且伯姬在僖公三十一年求取媳妇，那么年龄超过七十岁还来到鲁国，似乎不能确定她是桓公的女儿。

秋天发生大水，在社庙和城门击鼓并使用牺牲。《左传》说：凡是天灾，只用币帛不用牺牲，不是日食月食就不击鼓。《谷梁传》说：高低处都有水灾叫大水，已经警戒击鼓来惊动众人，使用牺牲就可以停止了。救日食用击鼓和兵器，救水灾用击鼓和众人。杜氏说：门，是国门。张氏说：连年大水，阴盛阳衰的变化到了极点。庄公如果思考先王纠正事务的意思，谨慎内外的防备，严格夫妇的区别，使阴气没有浸染滋长的趋势，那么日后的祸患还可以来得及制止。他顺从形式而没有实质，徒然用洁净的牺牲求免，不恐惧修省以端正根本，而且礼文也错乱乖戾，这就是鲁国混乱的原因。高氏说：古人遇到水旱灾害，虽然有祈雨祭祀的礼仪，但没有不敬奉的神灵，没有舍不得的牺牲。宣王必定以端正自身修养行为为根本，何况在社庙和城门，并不是导致水灾的原因。自古以来哪有击鼓用牺牲来救水灾的礼仪呢？陆氏说：按照左氏的体例，近刘氏说：《公羊传》说：在社庙是合乎礼的，在城门是不合乎礼的。这是错误的。如果在社庙是合乎礼的，春秋也不应当记载了。

冬天，公子友出使陈国。这是内臣出使聘问的开始。杜氏说：报答女叔的聘问。凡是鲁国出使朝聘都记载“如”。友，是庄公的同母弟。我按：这是季友私自出行的开端。啖氏说：凡是国君和内卿前往他国朝聘都记载为“如”。赵氏说：凡是内朝聘称“如”，以区别于外朝聘。王氏说：《春秋》记载内臣出使聘问共六十一例，“如京师”的有五例，显示诸侯怠慢王室；“如齐”的有十九例，“如晋”的有二十五例，“如宋”的有五例，“如楚”的有一例，显示诸侯畏惧大国；“如陈”的有二例，“如卫”“如邾”“如莒”“如牟”的各有一例，显示诸侯互相聘问。内臣因事出使的共十九例，纳币迎娶的有三例，送女的有一例，监盟的有四例，吊丧的有十例，乞师的有一例。比较这些事件来考察，是非善恶就明显了。

周惠王九年。鲁庄公二十六年。齐桓公十八年，晋献公九年，卫懿公赤元年，蔡穆侯十年，郑文公五年，曹僖公三年，陈宣公二十五年，杞惠公五年，宋桓公十四年，秦宣公八年，楚成王四年。

春天，庄公讨伐戎族。公没有春字，张氏说：为了报复在济西的耻辱，报仇怨。襄陵许氏说：隐公、桓公时代有与戎族的盟约，到了庄公，戎族姑变渝，因此有济西之战，在这里讨伐戎族，道义上已经胜利了。齐鲁讨伐戎族而中原国家尊崇。

夏天，庄公从讨伐戎族回来。蜀杜氏说：讨伐戎族没有讥讽，记载他回来，是因为公在外带兵，超过时限才返回，所以记载“至”来警示危险。

曹国杀了它的大夫。这是专杀大夫的开始。

称国名来杀，是国家君主和大夫共同谋划这件事，不请示天子而擅自杀他。道义联系在杀上，就只记载他的官职。曹杀其大夫，宋人杀其大夫（文公七年）就是这样。杜氏说：不称名字，是因为他没有罪。啖氏说：只称大夫，是因为无罪而死。刘氏说：称国名来杀而不称名字，是因为大夫无罪而君主杀他。陈氏说：杀大夫不称名字，是厌恶君主。赤篡夺曹国而杀大夫，那么一定认为他的君主不义。道义联系在人，就同时记载他的名字和姓氏。楚杀其大夫得臣（僖公二十八年），陈杀其大夫泄冶（宣公九年）之类就是这样。我按：楚成王少给他军队而抛弃他的将领，陈灵公昏庸淫乱而杀谏臣，两个君主本来有罪。然而得臣刚愎而无礼，泄冶直言不讳地指出过错，虽然有轻重之分，但都有导致被杀的原因，所以同时记载他们的名字和姓氏。

然而杀大夫而说“大夫与谋其事”是什么意思呢？与谋其事的人，是当权的大夫。比如公孙宁、仪行父在陈国当权，而与谋杀泄冶之类。被杀的人，是不被君主赏识的大夫。所谓“道义联系在杀上”，是指罪责在于专杀，而被杀者的是非不值得记载，所以只记载他的官职而不记录他的名字和姓氏。古代诸侯的卿大夫士由天子任命，而诸侯不敢擅自任命。《周礼·典命》：公的孤四命，他的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的卿大夫士也这样。子男的卿再命，大夫一命。他们如果有罪，就请示天子，而诸侯不敢擅自杀他们。《同上》：大司寇：凡是诸侯的狱讼，用邦典来判定。凡是卿大夫的

译审理诉讼案件，应当依据国家的法律来判决。到了春秋时期，无论国家大小，卿、大夫、士都擅自决定政令，而不向周王朝报告；无论有罪无罪，都擅自诛杀，而不将罪犯移交司寇处理，这是无视王权的极端表现。五霸是三王的罪人，但在葵丘的盟会上，仍然宣称“不要擅自诛杀大夫”。（我按语：齐桓公、晋文公、晋悼公都没有擅自诛杀大夫的过错，与当时的诸侯相比，可以说是好一些了。）所以《春秋》在盟会上明确记载，是为了完备天子的禁令。凡是诸侯的大夫，当他们参与中原的盟会征伐时，即使是齐、晋的上卿，也只记录他们的名氏。至于被杀的情况，即使是曹、莒这样的小国，也记载他们的官职（莒国杀意恢，称其为公子）。或者抑制或者褒扬，或者剥夺或者给予，这是圣人的大用。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才可以掌握赏罚的权柄。（张氏说：曹国杀大夫，是曹伯赤杀的。难道在羁、赤出入之际，有人不依附戎狄而被杀吗？如果像郑厉公杀傅瑕，原繁与高氏说：是为了清除羁的党羽，担心他们内部响应。自《春秋》开始，没有擅自诛杀大夫的，而曹国作为小国首开恶例，所以《春秋》不隐去其名氏，只彰显其擅权专杀的罪行，作为万世的大戒。凡是杀大夫而称国名的，罪责在上位者；称人的，祸乱在下位者。那些记载名氏的，有的是因为他们有罪，足以作为世人的警戒；有的是无罪而彰显其节操；有的是怜悯其不幸。（○刘氏说：《公羊传》说：不记载名字，是因为被杀的人众多。那么杀三郤，为什么记载名字呢？又说：是因为没有死在曹君手中。宋国杀其大夫，又怎么分辨呢？《谷梁传》说：大夫而不称名姓，是因为没有天子任命的大夫。这是不对的。诸侯大国三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小国三卿、一卿由天子任命。解说的人不知道王者诸侯的制度，只是分封爵位罢了）

译秋，鲁公与宋人、齐人共同讨伐徐国。杜氏说：徐国位于下邳县。张氏说：徐国是嬴姓国家，靠近齐、鲁，即现在的泗州临淮县。我认为：临淮县是徐国的旧地，后来北迁，在现在的汴梁路徐州。

查考《尚书》，伯禽曾经征讨徐戎（见《费誓》），那么戎族就在徐州一带，长期以来都是鲁国的祸患。临川吴氏说：周穆王时期，徐国僭越称王，率领九夷讨伐宗周，徐国虽然弱小，但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僭越称王、窃取名号了。这一年春天，鲁公讨伐戎族；秋天又讨伐徐国，一定是戎族与徐国联合出兵，内外勾结成为鲁国的祸患。所以，虽然齐、宋两国将领地位低下、兵力较少，但鲁公却亲自出征。这次没有记载“致”（指军队凯旋回师告庙），是因为军事行动没有拖延时间，而且齐国人一同防守，就没有危险之忧了。杜氏说：宋国主持军事，所以齐国排在宋国前面。十五年，桓公的军队，为什么齐国排在宋国后面？因为齐桓公的霸业尚未成就。二十七年，在幽地结盟，天下诸侯都归附他，这才成就了霸业。我认为：宋国在齐国之前，而鲁公记载“防”（会合），那么宋国主持军事就很明显了。大概齐桓公的霸业尚未兴盛，也像讨伐郳国、讨伐郑国时那样，宋国排在前面。第二年盟会于幽地，于是才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那么齐桓公的霸业就兴盛了。所以二十八年救援郑国时，宋国就排在齐国后面了。

冬季十二月癸亥初一，发生日食。

【甲惠王寅十年】二十七年【齐桓公十九年，晋献公十年，卫懿公二年，蔡穆公八年，郑文公六年，曹僖公四年，陈宣公二十六年，杞惠公六年，宋桓公十五年，秦宣公九年，楚成王五年】

春天，鲁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杜氏说：洮是鲁国地名。张氏说：洮沟在济州，即现在的济南府。

《左传》说：在洮地会见，是不合礼制的事。天子不宣扬道义就不巡视守土，诸侯不为了民事就不举行活动，卿大夫没有君命就不越过国境。伯姬是庄公的女儿，没有正当事由却特意在洮地会见，是溺爱女儿过了头，不能用礼制来节制，这是《春秋》所禁止的。陆氏说：参杂着讥讽，鲁公和杞侯、伯姬都失去了正道。正因为不用礼制来节制，后来才有让女儿自己选择配偶的事，像僖公对待季姬那样，从而使典章训诫丧失了。家氏说：洮地不是回娘家省亲的地方，哪有女子来省亲的？父母在交通要道和大都会中疾驰驱赶，毫无禁忌吗？髙氏说：伯姬已经嫁到杞国，又回来与鲁公会面，这与文姜和齐襄公没有什么不同。陈氏说：国内女子成为夫人，在经文中出现了七次，从来没有记载鲁公去会见的，而从会见伯姬开始。从此以后，有来朝见其子的，有来求娶媳妇的，伯姬的这些行为，都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我认为：鲁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那就更恶劣了。妇人会面相遇，固然都不合礼，但罪过有轻重之分。

夏季六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举行同盟。《左传》说：陈、郑两国归服了；《谷梁传》说：“同”意味着有共同的目标，共同尊崇周王室，从此以后才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齐侯得到了众人的拥护。桓公的会合不记载“致”，是安抚他们；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是信任他们。信任他的诚信，仁爱他的仁德。穿礼服的会合有十一次，从来没有歃血为盟的，这是诚信深厚；动武车的会合有四次，从来没有大战的，这是爱护百姓。程子传：志同道合而结盟，不是率领他们。

同盟的体例，有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同盟”的，有诸侯意愿相同而记载“同盟”的，这次盟会是因为郑伯愿意而记载“同盟”的。凡是盟会，都是小国受命于大国，不得已而跟随的（像鄫子在邾国盟会之类）。如果有小国愿意参与盟会，不是出于勉强的，就记载“同盟”，用来记录共同的意愿。在此之前，郑伯曾经对齐国有二心。杜氏说：二十五年，郑文公四年，齐国侵犯蔡国，郑国与楚国达成和解；二十二年，陈国发生动乱，齐国接纳敬仲，郑国都对齐国有二心，现在才开始归服。到了这时，齐桓公强盛，有称霸中原、铲除僭越混乱势力的气势，诸侯都归附他。郑伯于是有了畏惧归服之心，能够参与盟会，是他所希望的，所以特别记载“同”。谷梁子所说的“从此以后才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就是这个意思。授予他诸侯的盟主地位，是因为齐侯得到了众人的拥护，比起其他的盟会要好得多。蜀杜氏说：诸侯志同道合而结盟，共同拥戴天子，齐桓公主持此事。家氏说：有人说，以前的会合有九国而记载“同盟”，是合适的；现在的会合只有五国也记载“同盟”，为什么呢？因为齐桓公联合诸侯不使用武力，无论大国小国都到来，圣人赞许他的同盟。不然的话，以后有时联合十八国的君主，用四十辆战车夸示诸侯，而霸业就衰落了，那又在哪里体现众人的拥护呢？我认为：齐桓公以前在幽地结盟，而郑国又不再朝见，以至于拘捕了詹，鲁国又收留了郑国詹的逃亡者，那么虽然结盟却又反复了。这次在幽地结盟，鲁国参与盟会而记载“公”，陈、郑内心归服而不背叛，共同以尊崇周王室为心，不再怀有二心。这是齐桓公霸业开始兴盛的时候，所以《春秋》记载“同盟”来赞美他。

秋天，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左传》说：不合礼制。原仲是季友的旧交。《公羊传》说：原仲是谁？是陈国的大夫。大夫不记载葬礼，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通晓季子的私人行为。杜氏说：原氏，仲是字。礼制规定，大夫死后不称名。

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是私人行为。啖氏说：记载原仲的葬礼，表明季友因私事出境。作为臣子的礼制，没有私人交往，大夫

译没有君主的命令，就不越过国境【注见隐元年】，那么为什么对季子私自出行的行为予以通融而不加以贬斥呢？回答说：《春秋》是端正根本的著作，京师是天下诸侯的表率。祭伯以寰内诸侯的身份来朝见【隐元年】，祭叔以王朝大夫的身份来聘问【庄公二十三年】，尹氏以天子三公的身份来报告丧事【隐公三年】，欺瞒上级、行私情，表率就不端正了。因此，季子违背王制，委托国事，越过国境去吊唁葬礼【杜氏说：季友违背礼制去吊唁外国大夫的葬礼，具体事情可见，由此可知这是讥讽】，齐国的高固、莒国的庆以大夫身份来到鲁国谋划婚事【宣公五年、庄公二十七年】，后来陈庄子死了，向鲁国通报丧事，鲁国人想不哭，缪公召见县子问他说：“古代大夫带着束脩的礼物不出国境，即使想哭，能在哪里哭呢【见《檀弓》郑氏注，因为不与他国交往】？现在的大夫在中国各国之间交往政事，即使想不哭，能不哭吗【同上注，当时国君软弱臣子强大，政事由大夫专断，盟会用来交接，愚按：陈庄子是齐国大夫名白，是成子恒的孙子，襄子盘的儿子，庄子之子和，并齐国是为太公】，末流的弊端就可以知道了。《春秋》深深贬斥王臣以表明开始混乱【祭伯不书朝，祭叔不称使，尹氏不书爵】，详细记载各国大夫而不讥讽，以此来显示其效验。所有这些，都是端正根本的意思【陆氏说：臣子没有国境之外的交往，何况因为私事而出国境呢？这不需要贬斥断绝，恶行就显现了。蜀杜氏说：外国大夫没有记载葬礼的，原仲之所以记载，是因为季子与原仲有旧交，已经是大夫，不经过君主的命令而因为私交的缘故，特意前往吊唁。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越过国境，何况去他国吊唁大夫呢？髙氏说：公子遂到晋国葬晋襄公，叔弓到宋国葬宋共公，都再次举国，这里不说葬陈原仲，说明不是国事。临川吴氏说：没有吊唁邻国大夫葬礼的礼制，季友与原仲有旧交，想去吊唁他的葬礼，因为大夫不可以私自出行出境，向国君请求而国君命令他出行，所以记载。大夫没有私人交往，国君派遣他出行，季友吊唁葬礼，原氏接受，都不符合礼制，参讥之。愚按：僖公五年，公孙兹到牟国娶妻。僖公六年，季孙行父到陈国，聘问且娶妻。文公七年，公孙敖到莒国，监盟且迎娶女子。成公八年，公孙婴齐到莒国，为自己迎娶。昭公二十五年，叔孙婼到宋国，为季平子迎娶。经文中都不记载“逆”，这里记载“如陈”，葬原仲，与葬诸侯的使者没有区别，这是季友向国君请求了。文定只说私行，而不说庄公派遣他，因为这不合礼。即使向国君请求，这也是私行。按《曲礼》：“大夫私自出行出疆，必须请求；返回必须有献。”这是盛世的事情。《春秋》大夫私自出行而与他国交往政事，圣人特意记载“公子友葬原仲”，以示警戒，防微杜渐的意思。○陆氏说：“《谷梁》说：‘说葬，不说卒；不葬的，是。’不葬而说葬，是讳出奔。”按《春秋》前后没有虚设其事以为义的，而且记载“葬”的意思，只是讥讽季友的行为罢了。陈国大夫怎么能记载“卒”呢？刘氏说：“《公羊》说：‘为什么通融季子的私行？避内难也。不对。’这时内乱未作，避什么？如果季子见机远举，是忘记宗国的混乱了。何况距离庄公去世还有几年，就说避内难出奔呢】

译冬季，杞国的伯姬来到鲁国。《左传》说：这是回娘家省亲。按照礼制，诸侯的女儿回娘家省亲称为“来”，被休弃回娘家称为“来归”。诸侯夫人回娘家省亲称为“如某”，被休弃回娘家称为“归于某”。《公羊传》说：直接来鲁国称为“来”，被休弃回娘家称为“来归”。

《左氏传》说：这是回娘家省亲。按照礼制，父母健在时，每年应回娘家省亲一次。如果回娘家符合礼制，那么这种常事就不记载。这里记载“杞伯姬来”，是因为她不该来。赵氏说：凡是鲁国嫁出的女子称为“来”，都是不宜来的情况。符合礼制的是常事不记载，大概是因为不合礼而来才记载。难道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嫁出的女子只有两次回娘家省亲吗？《诗经·邶风·泉水》说：“女子出嫁后远离父母兄弟。”杞伯姬春天刚在洮地会盟，冬天又回到鲁国，所以知道她不该来。凡是来鲁国必定记载，《春秋》在男女往来这件事上非常严格。高氏说：伯姬春天才出去与鲁公会盟，冬天又来了，她多么不安于在杞国啊！杞伯不能管束他的妻子，他的国家还能怎么样？张氏说：记载她往来的次数，不符合每年回娘家省亲一次的礼义，这是为了强调男女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春秋》记载鲁国嫁出的女子，只有杞伯姬四次记载“来”，一次记载“会盟”，那么伯姬违背礼制就显而易见了。伯姬之后，只记载了齐国的高固和子叔姬来鲁国，也都是不合礼的。

莒国的庆来鲁国迎娶叔姬。《公羊传》说：莒庆是莒国的大夫。莒国没有大夫，为什么记载他？这是讥讽大夫越过国境去迎娶女子，不合礼制。《谷梁传》说：诸侯把女儿嫁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婚事，来鲁国是为了接引新娘。

莒庆是莒国的大夫。叔姬是鲁庄公的女儿。为什么称她的字？因为是大夫亲自去迎娶，所以称字。如果是为君主迎娶，就称“女”。这是尊卑的区别。范氏说：君主不与臣子对等。陈氏岳说：鲁国女子嫁给大夫就称字，不记载“归”。比如齐国的高固来迎娶叔姬，就不记载“归于齐”。为什么记载？因为诸侯把女儿嫁给大夫，却由国君亲自主持，不合礼制。董子曰：大夫没有束脩的馈赠，没有诸侯之间的交往，越过国境迎娶女子，这是记录罪过。刘氏说：莒庆没有国君的命令，叔姬也不是嫁给诸侯，为什么值得记载？因为国君亲自主持。国君亲自主持就是与臣子对等，对等就记载了。陈氏说：诸侯把女儿嫁给大夫，必定派同姓的大夫主持，为什么国君亲自出面？那么莒庆就太傲慢了。莒国没有大夫，于是记载莒庆。隐公、桓公、庄公时期，莒国曾经是强国，攻入向地，夺取杞国的牟娄，接纳公子庆父。我们的国君特别防备外来的大夫，自从浮来之盟开始，就知道庆敢于傲慢。我认为：宣公依靠篡位得到国家，倚仗齐国作为外援，而齐国人阻止宣公为高固求婚，鲁国人认为这是巨大的耻辱。莒庆是小国的大夫，而庄公把女儿嫁给他，又亲自主持婚事，他不像个国君也太严重了。刘氏说：《谷梁传》说不正于接引新娘，所以不给予夫妇的称呼。不对。不称“逆女”是怕混淆君夫人的地位。记载叔姬是理所当然的。

杞伯来朝见鲁君。高氏说：这是为了送伯姬。杞伯不能管束内宫，放纵伯姬多次外出，又来朝见并送她回去，他的卑弱就可想而知了。何氏本注说：杞国是先代子孙，当初东楼公受封时，与微子启没有区别，可以郊祭使用天子的礼乐，进入春秋时期已经失去公爵，降称为侯，后来有时称伯，有时称子，都没有定限，足以知道他的微弱和偏僻简陋。张氏说：杞国国力弱小，所以降低爵位以自比于小国。杞国从侯降为伯，从伯降为子，大概是逐渐衰弱的缘故。我认为：桓公时期的经文三次记载杞侯，《公羊传》《谷梁传》都作纪，这里记载杞伯以后都记载伯，只有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杞子去世，二十七年记载杞子来朝见，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杞子来结盟。文定根据《左传》认为杞国使用夷狄的礼制，所以贬称为子。朱子又说杞国最小，所以文献不足征，起初称侯，后来称伯，再后来称子，大概他的朝觐贡赋之类都按照子男的礼制从事，圣人根据实际来记载。然而《春秋》不曾记载杞公，也不可考证，暂且存疑等待知道的人。

鲁公在城濮会见齐侯。杜氏说：城濮是卫国的地方，将要讨伐卫国。张氏说：齐国想要讨伐卫国而在城濮会见鲁国，确定交好后再对别人用兵，这是显示他谋划的审慎。我认为：在卫国地方会合后再讨伐卫国，那么谋划讨伐卫国就很明显了。然而鲁国的军队没有参与讨伐卫国，就像鲁国在济水谋划讨伐戎族而鲁国没有参与讨伐戎族一样。城濮在今东昌路濮州。

周惠王十一年，鲁庄公二十八年。春季，周历三月甲寅日，齐国人讨伐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左传》说：齐侯讨伐卫国，战败卫军，列举卫国的罪状，索取贿赂后回国。《公羊传》说：讨伐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是到达的日期。交战不记载讨伐，这里为什么记载讨伐？是到达的日期。

《春秋》记载战争，“及”字表示主动的一方。齐国人举兵讨伐卫国。卫国人被讨伐而接受战争。那么为什么用“卫及”呢？根据《左氏传》，卫国曾经讨伐周王室，拥立子颓。到了这时，周王派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并且请求讨伐卫国。那么齐国人举兵，是奉周王的命令，声讨卫国拥立子颓的罪过，去讨伐他。对于卫国

译如果卫国确实有罪，那么应当请求归罪于司寇服刑就可以了。如果齐桓公顾念旧好，祈求福佑，不灭绝卫国的社稷，使其能够改过自新，卫国也就唯命是从，这样就可以免罪了。如今卫国不征询言辞、请求认罪，反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的军队，径直与之交战，这是卫国主动求战吗？因此这场战争以卫国为主责。战争不记载“伐”，“伐”不记载日期，而这里记载了日期，是因为这是交战之日。这表明齐人奉辞讨罪，恰在这天到达，而卫人不询问缘由，径直在这天与之交战，所以深表痛恨。圣人的情感由此显现。齐国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战败不称“师”，而称“人”，都是归罪于卫国。我认为：卫国拥立子颓，其罪固然不可赦免，但已经过了十年，而且卫国的君主也已经换了一代。在当时，不能惩罚后代的人，有什么罪呢？况且齐国接受贿赂而不能伸张天讨，虽然说齐国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称“人”，并非贬低，但比较相关事件来看，齐桓公也不能没有责任。又按：经书记载“及战”的有二十次，文定公在这场战争，以及纪国与齐国在韩、在甗、升陉、在〇、城濮、彭衙、令狐、在邲、新筑、在鞍的战争，都说是记载“及”来贬斥。干时、鄢陵、长岸，虽然贬斥主战者，但不以“及”来贬斥。在奚、在铁没有〇，只有在柏举与吴子交战而不以“及”来褒扬。至于大棘，则是郑国伐宋而经书不记载“伐”，这与在韩的例子相同。艾陵记载“伐”、记载“及”，则是双方都有罪。然而“及”的意思，不过是志在记录这场战争，而不是褒贬所系。所以救患的军队，就是美辞；而贪愤的军队，都是贬辞。善于作战的人服上刑，而春秋没有义战，所以凡是记载战争都讥讽，而只有在排难解纷方面颇有取义罢了。

译夏四月丁未，邾子卒。邾子在位十二年，其子蘧蒢继位，这就是文公。

秋天，楚国攻打郑国。《谷梁传》认为，称“荆”而不称“楚”，是举其州名以贬斥它。鲁庄公防备齐国人、宋国人去救援郑国。《谷梁传》认为宋人之下还有邾娄人，并称赞救援郑国的行为。程子认为，齐桓公是诸侯霸主，鲁国是望国，宋国是王者的后裔，这次救援郑国、遏制楚国，是天下大势所在。

根据《左传》，楚国令尹子元（公子元，楚文王的弟弟）没有正当理由，出动六百辆战车攻打郑国，从纯门（郑国外城的门）攻入，这是欺凌弱小、残暴寡助的军队，所以用州名来举称，如同对待狄人一样加以贬斥。孙氏说：来朝聘时称“人”，这里不称“人”，是因为他伤害中原各国，再次将他视为外族。郑国人将要逃往桐丘（杜氏说：许昌县东北有桐丘城）。诸侯前去救援，楚军连夜逃跑，这符合救急恤邻的道义，所以史书称“救郑”，表示赞许。齐国、宋国称“人”，是将领地位卑微，兵力较少，齐桓公主持军事，鲁庄公协同安定中原的事务，由此可见。朱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对王室有功，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屡次对郑国用兵，郑国在王畿之内，楚国在春秋时其他诸侯国都比不上它的强大，如果不是桓公、文公加以遏制，周王室就会被它吞并了。张氏说：这时楚文王去世，楚成王即位，子元攻打郑国，师出无名，听说诸侯来救援就逃跑了。我按：楚国自僖公十六年攻打郑国，到现在又攻打，而中原诸侯救援它，三十二年齐、宋又在梁丘相遇以谋划对付它，僖公元年楚国又攻打郑国，而诸侯在柽地防备以图谋它，二年、三年荆楚接连侵伐郑国，齐桓公于是大举驻扎在陉地，以声讨楚国的罪行，从此荆蛮顺服了。然而首止之盟，郑伯借口奉命抚育女儿，又怀有二心而逃归，第二年诸侯攻打郑国，包围新城，又第二年齐国人攻打郑国，郑伯乞求结盟请降。从此郑国服从中原，直到桓公去世。桓公刚死，郑伯就朝见楚国，那么齐桓公取威定霸的功劳，岂可轻视！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这实在是由于他遏制楚国而救援郑国。经书称“救”的有二十三次，齐桓公占了五次，桓公比其他霸主更好。

冬天修筑郿邑。凡是用工大的叫“城”，用工小的叫“筑”。所以馆舍就书“筑”（庄元年筑王姬之馆），台就书“筑”（见三十一年），苑囿就书“筑”（成十八年筑鹿囿，昭九年筑郎囿，定十三年筑蛇渊囿）。郿邑而书“筑”，是因为是新建的邑（隐七年：凡书筑者，是创始）。其心意不查看年成的丰歉，而在不必做的事情上轻用民力，这就不是君主的用心了。张氏说：冬天虽然是使用民力的时候，但下面记载大无麦禾，那么修筑郿邑不合时宜就可知了。吕氏说：十二公兴发力役，没有比庄公更厉害的。筑馆一次，筑邑一次，筑台三次，城邑一次，新建延厩一次。比较这些事来考察，庄公的罪过就显明了。不城一邑，不筑一囿，爱惜民力而重视农事的，只有僖公。啖氏说：《谷梁传》说：山林川泽的利益，是用来与民共享的。禁止百姓进入是不正当的。这话应当用在筑囿之下，不适宜滥用在筑邑上。刘氏说：《左传》说：邑叫筑，都叫城，不对。筑只是建造邑罢了。邑与都相比差别不大而名称不同，筑城之名则国也应当不同，京师又应当不同，而通称为“城”的理由是什么呢？

大无麦禾。麦熟在夏天，禾成在秋天，而记载在冬天，是因为庄公只崇尚修饰宫室、台榭，费用逐渐扩大，调度不充足，有关官员统计一年收入的多少虚实，然后知道仓廪枯竭，所以在岁末记载说“大无麦禾”。杜氏说：记载在冬天，是因为五谷都入库，计算粮食不足后才记载。我按：《王制》说，冡宰制定国家用度，必须在岁末，五谷都入库，然后制定国家用度，所以桓公、宣公的有年、大有年都记载在冬天。“大无”是仓廪都枯竭的词语。说“大无”，表示举国都没有。古时候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现在庄公在位二十八年，应当有九年的积蓄，却空虚枯竭到如此地步，这就是所谓的寄生之君。民事，是古人所急切的；粮食，是养育百姓的根本。不敦厚根本，而放纵奢侈之心，怎么能治国？所以下面记载臧孙告籴，以责备庄公而警戒后世治国不知务本的人。刘氏说：经书没有水旱之变，忽然没有麦禾，推验事实，是由于鲁国不务积蓄，日损月削，以至于麦禾大尽才发觉，不是今年的事，所以不言水旱，也不言饥。有人说其实是秋水伤稼，避讳不说；有人说土地不稼穑，两样作物不成；有人说不劝农事所以无灾而饿，都是错误的。我按：两样谷物不丰收叫饥，五谷不丰收为大饥。现在“大无麦禾”则黍稷秫稻二麦都没有，大概“禾”是谷

译总称，所以凡是“谷”字都从“禾”，这不仅仅是两种谷物歉收罢了。然而不记载“饥荒”，是为了彰显这是人事的变故，而不是天时的灾害。僖公时期发生大旱，但只说“饥荒”而不说“有害”；宣公、襄公时期记载“饥荒”，则是由大水、蝗虫、螟虫所导致的。庄公时期没有水旱、蝗虫、螟虫的灾害，却记载“大无麦禾”，这是为了彰显费用支出没有常法，积蓄没有预先准备，救灾没有提前谋划，以至于无可奈何而向邻国借粮，那么庄公不像君主以及国家没有贤臣都可以看出来了。○啖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先说筑防而后说无麦禾？是忌讳在凶年营造城邑。”查筑防是在冬季初，而“无麦禾”是在岁末，各种谷物都入仓了却没有这两种谷物，才记载，是按照先后顺序记事罢了，哪里有什么忌讳呢？《谷梁传》说“‘大’字是有顾惜之意的言辞。”查“大”字是说其程度严重，称有顾惜之意如何解释其义呢？

译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公羊传》说：请求借粮是什么意思？就是请求借粮。君子治理国家，一定要有三年的储备。如果一年收成不好，就去请求借粮，这是被讥讽的。《谷梁传》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国家不像国家。如果一年收成不好，就去向诸侯请求借粮，所以举出臧孙辰来作为私自行动的例子。古代税收十分取一，丰年弥补歉年，不向外求取，上下都充足。即使连年灾荒，百姓也不受困苦。一年庄稼没有收割，百姓就饥饿，君子非议这种做法。不直接说“如齐告籴”，是为了为国内讳言。杜氏说：臧孙辰，鲁国大夫，即臧文仲。

刘敞说：不写“如齐告籴”，而写“告籴于齐”，是因为说“如齐”语气舒缓，说“告籴于齐”则情势紧急，以此来讥讽大臣承担国事，只治理名声而不治理实际的弊病。鲁国人喜欢名声，把在危急时谦让平安视为功劳，君子则责求实际，把不能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节约用度、爱护百姓视为罪过。《左传》记载鲁国饥荒，臧文仲对鲁庄公说：“国家困顿了，何不凭借名器向齐国请求借粮？”庄公说：“派谁去？”回答说：“国家有饥荒，卿出使请求借粮，是古制。我臧孙辰备位卿职，请让我去齐国。”庄公派他前往，随从说：“国君没有命令而您请求前往，这是擅自行动吧？”文仲说：“贤者急于救难而谦让平安，居官遇事不避难，我不如齐国。这不是急于救难，而是上位者不体恤下位者，居官而懒惰，这不是侍奉君主。臧文仲带着香酒器和玉磬去齐国，齐国人归还了玉磬而借给他粮食。张氏说：鲁国如果没有遇到齐桓公，那么它的百姓必定会饿死在沟壑中。赵氏说：讥讽臧孙辰执政没有储备，所以用私自行动来记载。我认为：经书说王臣来求金，是有求于我；说如楚乞师，是有求于彼。现在外传记载如齐告籴，而《春秋》改变文字说告籴于齐，与归粟于蔡是同样的书法，用来彰显鲁国人请求借粮的紧急，并且隐去国君的命令以归罪庄公的不像君主。然而不记载齐人归还粮食给我们，大概是因为《春秋》记事简约而志意详明，再记载归还粮食就言辞费事了，假如齐人不借粮给他，必定不会记载臧孙辰的告籴。葵丘盟约的五项禁令说：不要阻挠借粮。齐桓公救灾恤患的心意，也是霸主的贤明啊！赵氏说：《左传》说是合乎礼的，依据讳言来讥讽并非认为它是善的。《谷梁传》说：诸侯没有粮食，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粮食是正当的。请求然后给予，是说国内没有外交。这里如果不请求，对方怎么知道呢？

【丙惠王十年二年】鲁庄公二十九年【齐桓公二十一年，晋献公十二年，卫懿公四年，蔡穆公十年，郑文公八年，曹僖公六年，陈宣公二十八年，〇惠王八年，宋桓公十七年，秦宣公十一年，楚成王七年】春天，新建延厩。《公羊传》说：修缮旧物。修缮旧物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在灾年不修缮。《谷梁传》说：延厩，是法定的马厩。说“新”，是有缘故的。

说“新”是有缘故的。杜氏说：说“新”都是旧物不可用而重新建造的言辞。为什么记载？从前韩昭侯建造高门，屈宜臼说：“不合时宜。”所谓的时宜，不是指日期时辰。人本来就有有利和不利的时机。前年秦国攻占宜阳，今年大旱，您不趁此时体恤百姓的急难，反而更加奢侈，这就是所谓的时运衰败却做奢侈之事。所以《谷梁传》说：古代统治百姓的人，一定要按时观察百姓所忙碌的事。百姓忙于劳役，那么工程建筑就少；百姓忙于财物，那么贡赋就少；百姓忙于饮食，那么百事就荒废了。大旱没有麦禾，向齐国请求借粮。冬天修筑郿城，春天新建延厩，因为使用民力已经竭尽了。家氏说：延厩，是马厩的名称，或者说是修缮旧物而又扩展的意思。《周礼》天子有十二个马厩，诸侯有六个马厩。孔氏正义说每个马厩为一个闲，一个闲有两百一十六匹马。刘氏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兴建的修缮旧物很多了，不必都记载。延厩南门，大概很微小，为什么唯独记载它呢？新宫发生火灾，太室房屋毁坏不得不修缮，而经书不记载；雉门两观发生火灾，记载重新建造。以此参照，修缮旧物不值得记载，记载的都是不合礼制的。延厩是天子的马厩，不是诸侯的马厩；南门是天子的门，不是诸侯的门。延厩的僭越，不是庄公造成的，过错在于可以革除而不革除，所以说“新”。《通防》记载新建延厩，是因为大旱没有麦禾，百姓忙于饮食，那么沿用旧制就可以了。王氏说：养马希望它肥壮，所以马厩叫做延，延是延长的意思，就像库藏希望有余而叫做长府一样。礼制，灾年收成不好，马不喂谷物，驰道不修缮。去年冬天大旱没有麦禾，而今年春天新建延厩，马厩里有肥马，百姓有饥色，可以说是不体恤国家了。孙氏说：厌恶他不爱护百姓。我认为：兴办工程来聚集失业的人，也是荒政的一件事。而《春秋》记载修筑郿城、新建延厩来讥讽庄公为什么呢？如果国家有储备，仓库充实，府库充盈，那么兴办工程来聚集穷民，使他们没有流离失所的忧患，也是可以的。现在大旱没有麦禾，仓库空虚，向邻国乞求借粮来救早晚之急，却还兴办不急之役，庄公的不懂事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赵氏说：《左传》说新建延厩，如果是新建就应当说作延厩，不应当说新。啖氏说：又传文说记载不合时宜，凡是马正午进入马厩。

译这种说法也不对，马匹虽然出入有一定的时节，但马厩为何不能在农闲时建造呢？

译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张氏说：许国和郑国世代仇敌，然而许国自从与幽王结盟之后，不参与齐桓公在防地的会盟，郑国人侵犯它，或许是齐桓公的命令吧。从此以后，许国才开始顺从中国。】

秋天，出现了蜚虫。【蜚，音扶味。《左传》认为是灾害，《公羊传》记载这是异象，《谷梁传》说“一有一亡”叫做“有”。杜氏说：蜚就是负蠜。刘歆说：负蠜这种虫子本性不吃谷物，吃了谷物就会成为灾害，是甲壳类虫子的妖孽。刘向说：蜚虫颜色青，不是中原地区所有的，是南越盛夏时节男女同浴、淫风盛行所生，这种虫子气味臭恶。鲁庄公娶了齐国的淫女，所以蜚虫到来，这是上天的警戒，认为将要产生臭恶之事，传扬到四方。新安罗氏说：负蠜现在叫做蜚盘虫，喜欢在清晨聚集在稻子上吃稻花，农民大多早起将其拾起放到别处，太阳出来就散去了。既然吃了稻花，而且它的气味臭恶，能使稻子干枯不茂盛，《春秋》记载它应当是因为这个原因。刘氏说：蜚的形状像牛，白头、一只眼、蜷曲的尾巴，走到水里水就干涸，走到草上草就枯死，出现它国家就会发生大瘟疫。说“有”，是为了表明它并不常见。鸜鹆不过济水，而蜚不是中原地区的生物，偶尔来一次，所以不能说“多”，而说“有”。麋是中原地区所有的，有它不足为奇，多了才算是异象，所以不说“有”而说“多”。螽斯和螟蛉是中原地区很多的，多不足怪，但造成灾害就有害，所以不说“多”而说“灾”。我按：《尔雅》、《通志》、《本草》都将蜚视为虫子，只有《山海经》将蜚视为野兽。但负蠜常存在，应当像记载螽斯、螟蛉那样，不应当记载“有”，暂且一并记下以备参考。】

【啖氏说：《左传》说凡是事物不造成灾害就不记载，《春秋》记载异象很多了，何必一定要造成灾害才记载呢？】

冬天十二月，纪叔姬去世。

纪国已经灭亡了，记载她的去世是为了显示什么？【“见”音现。纪侯离开国家，最终不能自立，这与古公亶父离开故土不同，特意记载叔姬去世，而不记载纪侯去世，以表明他不争权而离开，那么就能使他的百姓跟随而不放弃，否则就危险了。】【杜氏说：纪国虽然灭亡，叔姬坚守节义，所以将她系于纪国，因为她贤德而记录她。临川吴氏说：叔姬是妹妹，鲁国和纪国对待叔姬，以及叔姬对待自己，都与伯姬相同。《春秋》详细记载，这大概是庄公因为她是姑母而为她服大功之丧。与叔姬在庄公十二年归国〇，这里卒于〇。纪国灭亡却仍然将她系于纪国，大概是因为国家灭亡无所依托，虽然寄居在〇等待死亡，但她作为纪国夫人妹妹的身份依然如故。家氏说：《春秋》因为叔姬不因国家灭亡而改变她的操守，特意记录她以劝勉后世，以此防范百姓，还有那些像晋惠后那样，国家灭亡不能殉死，委身于元海的人，真让人痛哭流涕啊。】

修筑诸邑和防邑的城墙。【《左传》记载这是合乎时宜的。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结束农事，大火星出现时开始使用，水星黄昏时正中时开始施工，冬至时完工。杜氏说：诸、防都是鲁国的城邑，诸在城阳诸县。张氏说：诸即今密州诸城县，县里又有故防城，“及”表示区分两个城邑。临川吴氏说：凡是记载土木工程，虽然时机不好也不完全赞同，但比不合时宜的好一些。其间频繁兴修土木工程而频繁记载，不论是否合乎时宜，都是贬斥。像这样前年冬天修筑郿城，大饥荒时请求借粮，今年春天新建延厩，现在又修筑诸、防，难道不是因为频繁而讥讽吗？】

【啖氏说：《谷梁传》说这是以大及小，这只是依照先后次序，何必区分大小呢？刘氏说：如果只说“诸防”，就好像是一座城，所以按照先修筑的来记录。我按：《左传》认为记载这是合乎时宜的，《谷梁传》认为可以修筑，只是拘泥于农闲时节的常例，而不知道庄公修筑城墙不合时宜。诸城现在属于益都路密州。】

【丁惠王十巳三年】三十年【齐桓公二十二年，晋献公十三年，卫懿公五年，蔡穆公十一年，郑文公九年，曹僖公七年，陈宣公二十九年，〇惠公九年，宋桓公十八年，秦宣公十二年，楚成王八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军队驻扎在成地。【《左传》没有“师”字，《谷梁传》说“次”是停止，有畏惧的意思，想要救援鄣国却无能为力，不记载“公”，是因为以不能救援鄣国为耻。陈氏说：“驻扎在滑地，在郎地记载‘公’，是贬低军队。这里只记载驻扎，为什么？是因为不值得记载。庄公不能与齐国竞争的情况太严重了，君父死在那里不能讨伐，谋划对付纪国，而齐国灭亡了纪国；等到齐国包围郕国，而郕国向齐国投降，于是驻扎在成地，齐国人使鄣国投降。虽然罪在齐桓公，但在庄公的一生中，不能不贬低他。”我按：赵氏认为鲁国想要防备齐国包围鄣国，到成地等待命令，想要救援患难却无能为力，谋划欺凌弱小作为援助，都是罪过。然而鄣国是纪国的附庸，看鲁国对纪叔姬加恩礼遇，那么未必会联合军队去灭亡鄣国。大概鲁庄公有姑息之爱，妇人之仁，而畏惧齐国强盛，不敢援助鄣国，所以假装救援鄣国的虚名，就像驻扎在滑地的意思一样。】

秋天七月，齐国人使鄣国投降。【降，音户江。鄣，音章。《谷梁传》说：降，就是下的意思。杜氏说：鄣，是纪国的附庸国。东平无盐县东北有鄣城。张氏说：今东平府须城县。】

“降”是胁迫屈服的说法。【杜氏说：小国孤立危险不能自保，大概是齐国远远用兵威胁迫使其降附。赵氏说：凡是服从内附叫做降，不记载“鄣降”，是因为降是由于齐国。】前面记载郕国向齐军投降，意在责备鲁国。【两国共同包围郕国，郕国不向鲁国投降而向齐国投降，显示鲁国不能使郕国服从。】这里说齐国人使鄣国投降，专门归罪于齐国。【不记载“鄣降于齐”，就显示齐国用威力逆理胁迫而强行使其降服，不同于郕国投降的情况。】鄣国，是纪国的附庸。【《左传》昭公十九年：莒子逃到纪鄣。我按：鄣大概像须句、颛臾之类。】是微不足道的防备之地，齐国人无道，

译肆行其强暴之力，胁迫鄣地投降归附。史书不记载“鄣投降”而说“使鄣投降”，是因为齐国的强大而深责其罪，因为鄣地的防备而轻责其过【本常山刘氏】。《春秋》的法度，扶持弱小、抑制强权，是为了彰明道义。霸主的政治，以强凌弱，是为了急于成就事功。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之事的人【鄱阳万氏说：凭借齐桓公的贤能，曾有过保存危亡、延续断绝国家之功，得到鄣地不足以扩大疆土，兼并鄣众不足以增强国力，却一定要使其投降并占有它，致使纪国上地的百姓没有遗留一人，圣人因此记载“使鄣投降”而深切地加以诛责贬斥。家氏说：齐国和鲁国围攻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这是在力量穷尽之后的投降；齐人使鄣投降，是畏惧威势而投降，这是在兵锋未加之前的投降，郕国虽然投降但尚且存在，鄣地则不再出现了。○啖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称鄣是纪国的遗邑，按鄣本来就是一个小国罢了，纪国全国尚且不敢抵挡齐国，难道一个邑的百姓能够独自抗拒齐国二十多年吗？刘氏说：《公羊传》称“降之”就是“取之”，不说是“取之”是为桓公避讳，这也是不对的，夺取本来就说夺取，使投降本来就说使投降，迁徙本来就说迁徙，不可以假借为避讳】

译八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隐讳。隐讳什么呢？因为她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只是把她葬在叔这个地方罢了。”《谷梁传》说：“不记载她去世的日子而记载安葬的日子，是哀怜纪国的灭亡。”

灭亡的国家通常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安葬呢？是因为纪叔姬贤德。杜氏说：“因为她的贤德而加以记录。”纪侯去世后，她不归葬于宗国，而是归葬于〇（音携）。这被称为坚守节操、恪守道义。不因国家灭亡而违背妇道。所以将她系连于纪国，并记录她的去世和安葬。高氏说：“再次将她系连于纪国，不因为〇地而改变纪国的归属。”先儒苏氏认为，因为贤德而得以被记载，这是正确的。因为贤德而得以被记载，是为了给后世树立劝勉的榜样。家氏说：“作为妾媵通常不记载安葬，这里因为纪叔姬贤德，所以与纪伯姬一起得以安葬。”刘氏说：“如果不是因为叔姬贤德，就不值得记载安葬。”高邮孙氏说：“叔姬去世，又记录她的安葬，是因为她在丧礼期间，能够以道义和节操自我约束，所以嘉奖她。”张氏说：“纪叔姬从一而终，不因国家的存亡而改变心意，所以详细记录她的生死。而且纪国和鲁国前往安葬，都按照夫人的礼仪记载，这是为了彰显妇德，给后世留下法则。我按：春秋时期国家灭亡而记载安葬的有三例：记载齐侯安葬，纪伯姬，是为了显示齐侯逼迫侵伐纪国，夫人在殡期间来不及安葬；记载安葬陈哀公，是为了显示楚国虽然侵伐陈国，但陈国人还能安葬他们的国君；只有纪叔姬，是因为她贤德，所以趁着鲁国人前往安葬而特别记载。然而国家灭亡而安葬其国君、夫人或妾媵，都是哀怜其灭亡而保存其遗意的表现。所以朱子《纲目》记载魏安葬汉献帝，晋安葬魏元帝，宋安葬晋恭帝，也是圣人保存灭亡、延续断绝的遗意。”

九月庚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庙击鼓并用牲祭祀。〇冬季，鲁庄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济，子礼反。《左传》说是为了谋划讨伐山戎，因为山戎侵害燕国。杜氏说：“济水流经齐、鲁边界，在齐国境内称为齐济，在鲁国境内称为鲁济。大概是鲁国的土地。”张氏说：“简化礼仪以商议军事事务。”我按：齐侯进入鲁国境内，这是齐侯的意图。襄陵许氏说：“齐桓公讨伐郳国、郑国、徐国，都是以宋人为主帅；与鲁庄公在城濮会盟，然后讨伐卫国；与鲁庄公在鲁济相遇，然后讨伐山戎。由此可知齐桓公的霸业，并不自恃武力。用兵行师，每次都借助宋国的武力。桓公向鲁庄公征求意见，他治理国家，一是依靠管仲，二是依靠管仲。利用别人的才能作为自己的才能，汇集别人的功劳作为自己的功劳，于是能够匡正天下，恩泽滋润百姓。〇刘氏说：“《谷梁传》说‘及’表示鲁国主动愿意，这是不对的。如果是齐国主动愿意，难道会说‘鲁庄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吗？”〇齐国人讨伐山戎。《公羊传》说：“这是齐侯，为什么称‘人’？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子司马子说：大概已经把他当作自己人而加以贬低了。”《谷梁传》说：“齐人，就是齐侯。为什么称‘人’呢？桓公国内没有借口，国外没有跟随，诸侯跨越千里的险阻，向北讨伐山戎，这是危险的行为。”杜氏说：“山戎，是北狄。”郑氏说：“他们的地方在蓟州渔阳。”我按：蓟州现在是大都路大兴县。

齐人，就是齐侯。称“人”，是讥讽讨伐山戎。自从管仲执政到现在二十年，不曾任命大夫为主将，也不曾发动大规模军队出征讨伐。所以鲁庄公十一年以后，凡是用兵都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现在这里怎么知道不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唯独认为是齐侯呢？因为后来记载齐侯来献山戎的捷报，称齐侯，就知道了。何氏说：“根据下文说齐侯来献山戎的捷报，我按：上文在鲁济相遇，谋划讨伐山戎，下文献捷，都记载齐侯，就知道讨伐山戎的不是微贱的人了。”北戎侵害燕国，导致燕国不能按时进贡。桓公国内没有借口，国外没有跟随，诸侯跨越千里的险阻为燕国开辟土地。《史记·齐世家》说：“山戎讨伐燕国，桓公救援燕国，于是讨伐山戎直到孤竹，命令燕君向周天子进贡，诸侯听说都跟随他。”这可以说是能够修习方伯连帅的职责，为什么讥讽他呢？桓公不致力于德行，勤于用兵远伐，不纠正王法来讥讽他的罪过，将会开启后世君主劳役中原百姓而侍奉外域，舍弃近处的政事而重视远略，困竭我国百姓的力气，争夺不长草木的土地。其祸患说不完，所以特别贬低称“人”，作为喜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的警戒。刘氏说：“桓公的威势行于天下，其重要性超过万乘之国，又越境讨伐山戎，诸侯震惊恐惧，他却悠然自得，夸耀功劳而谈论受命，这是君子所厌恶的，所以贬低称‘人’。”那么讨伐楚国的战役为什么赞美他呢？是因为退兵到召陵，以大义责备楚国，不致力于交战而强大的楚国自己臣服吗？观察这个，可以看到圣人强固根本、治理内部，柔和地使远方之人臣服的意思了。《通义》说：“楚国频繁侵扰郑国，郑国是内地，所以齐桓公讨伐楚国，圣人赞许他；山戎是远方之地，齐桓公为燕国讨伐山戎，圣人则贬低他。在这里可以看到帝王用兵的意思了。比如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不失败是侥幸；文帝则不然，匈奴侦察骑兵到达上林，烽火传到甘泉，就建立细柳等军，正与伯禽征讨徐夷、宣王讨伐玁狁没有不同，志向在于爱护百姓，不是滥用武力。三代用兵的意思全在于此，才稍微差一点，就是齐侯讨伐山戎也不可以了。张氏说

译中原的声威教化尚未治理好，近来荆楚成为中原的祸患，尚未惩治其罪，却劳师远征，这在治理的先后顺序和用兵的轻重缓急上都失当了。所以齐侯亲自出征，而《春秋》用“人”来记载以讥讽他。王氏说：荆楚是内患，祸患近且不可迟缓；戎狄是外患，势力远且不值得忧虑。对近处的祸患姑息而不讨伐，对远处的敌人征伐以显示辛劳。大概是因为楚国祸患未除，就可以要挟诸侯去征伐；对戎狄有功，诸侯就会都顺服。这是齐桓公的意图，所以《春秋》贬斥他。○刘氏说：《谷梁传》说：“称‘人’是什么意思？是爱护齐侯吗？还是因为山戎？”又说：“难道不反对吗？是赞许他，不对。”《春秋》用“人”来贬斥他罢了。

译【鲁庄公三十一年】（齐桓公二十三年，晋献公十四年，卫懿公六年，蔡穆公十二年，郑文公十年，曹僖公八年，陈宣公三十年，陈惠公十年，宋桓公十九年，秦成公元年，楚成王九年）

春天，在郎地修筑高台。《公羊传》问：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

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是劳役百姓。刘氏说：这是讥讽劳役百姓。离开国都去修筑高台，这是为了自己享乐罢了。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象；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季变化。何氏注《诗经·灵台》说：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文；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季以施行教化。《左传·僖公五年》说：“冬至，于是登上观台眺望并记录。凡是二分二至以及开门闭门的时节，必定记录云气和物候。”离开国都到远处修筑高台，却不为了观测天象，而是作为游乐观赏的场所，劳役百姓来取悦自己。何氏说：四方高起的地方叫台，登高望远，是人之常情所乐，但如果行动对百姓没有益处，虽然自己快乐也不应该做。劳役百姓取悦自己，而不与百姓同乐，那么百姓就会希望与他一起灭亡，即使有高台，难道能独自快乐吗？杜氏说：记载“筑台”是为了讽刺奢侈，而且不是进行土木工程的时候。董仲舒《春秋繁露》讥讽骄横放纵，不体恤下属。孙氏说：庄公连年兴修工程，现在又一年之内三次筑台，妨害农事、伤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家氏说：凡是筑台和建造苑囿，如果不合时宜，不合时节，都要讥讽。这一年三次筑台，都加以记载，是重重地讥讽。庄公晚年骄横放纵尤其严重，去年上天降下灾祸，接连歉收，而土木工程没有一年停止，他违背礼制、败坏法度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到。鲁国的衰落，实际上是从庄公开始的。我按：楚灵王建造章华台，伍举极力劝谏，认为先君建造高台，高度不超过能观望国都的气氛，大小不超过能容纳宴饮的器具，所不侵占的是耕种的土地，所不匮乏的是财用，贫瘠的土地，在那里建造；四郊的空隙，在那里建成，不是聚集民利来封赏自己而损害百姓。如果鲁国有像伍举那样的臣子向庄公进言，那么三次筑台，或许能稍微减少一些。啖氏说：《公羊传》说：筑台各有说法，一说讥讽靠近百姓洗涤的地方，一说讥讽地点遥远，一说讥讽靠近国都。按：一年三次筑台，假如都选在合适的地方，难道没有妨碍百姓吗？为什么要三次讥讽它们的地点呢？

夏天四月，薛伯去世。张氏说：薛国开始称伯，大概是降低爵位而终老。在薛地修筑高台。《公羊传》问：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杜氏说：薛是鲁国的土地。我按：即现在的东平路，秦朝时为薛郡。六月，齐侯来进献战胜戎族的捷报。《左传》说：不合礼制。《公羊传》说：齐国是大国，为什么亲自前来进献战胜戎族的捷报？是为了威慑我们。《谷梁传》说：军队有所俘获叫捷。

军队有所俘获叫捷。何氏说：战争中所获得的叫捷。凡是诸侯有平定四方的功绩就进献给周王，周王用来警戒远方的中国则不这样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进献是下级对上级奉献的言辞。齐国讨伐山戎，带着所得的战利品亲自前来夸耀展示，记载“来献”是为了贬抑他。常山刘氏说：齐侯讨伐山戎获得捷报，亲自前来夸耀展示以威慑我们，记载说“来献”，是为了贬抑他。张氏说：齐桓公依仗功劳而不懂礼，鲁国不应当接纳却轻易接受，都有罪过。后世的宰臣有不赏赐边境功劳以阻止边境生事的人，是得到了《春秋》贬抑进献戎捷的深意。前陈汤传：匈奴郅支单于杀害汉朝使者向西逃到康居，陈汤作为西域副校尉假传圣旨发兵，与都护甘延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斩杀了他，获得汉朝使者的符节，共斩杀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生擒一百四十五人，投降一千多人。军队回来后，评定功劳，丞相匡衡认为陈汤、甘延寿擅自兴师假传圣旨，幸好没有被诛杀，如果再加封爵位土地，那么以后奉命出使的人都会争相冒险侥幸在蛮夷之地生事，为国家招致灾难，这种风气不可开启。皇帝下诏想封陈汤等人千户，匡衡又争辩，于是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王氏说：讨伐山戎时称“人”，进献捷报时称爵位。齐桓公未能安抚中原而只是勤于远方战略，有依仗胜利而危害军队的做法，所以贬抑他称“人”。现在以方伯的身份亲自向诸侯国进献战胜戎族的捷报，有夸耀功劳失节的耻辱，所以使他羞愧而称爵位。圣人贬抑的方法不能从一个方面去寻求。我按：《春秋》记载“来献捷”的有两次，齐桓公进献捷报而记载“齐侯”，是为了彰显他夸耀征服戎族的功劳而讥讽他。楚成王进献捷报而记载“楚人”，是为了削弱他挟持华夏的威势而贬抑他。然而在齐国记载戎捷而在楚国不记载宋捷，是为了尊重中原而轻视荆蛮，这是显而易见的。刘氏说：《谷梁传》说“内齐侯”，意思是不说“使”，内与同，不说“使”，这是不对的。去年讨伐山戎，知道应当是齐侯，正是因为进献捷报的是齐侯。现在这里怎么看出是派人呢？鲁国虽然想亲近齐国，难道可以就不区分齐侯的使者吗？现在既称齐，又说“来献”，哪里看得出亲近呢？又说“戎菽”，也不近情理。怀疑“菽”是北狄的字，北字类似卝，狄字类似叔，传抄讹误，合并为一个字罢了。

秋天在秦地修筑高台。《公羊传》问：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谷梁传》说：不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劳役百姓，三个农时且财力耗尽就会怨恨，力气用尽就会愤怒，君子担心这种情况，所以谨慎地记载它。一年劳役百姓三个农时，厌恶内部。范氏说：秦是鲁国的土地。杜氏说：东平范县。

译西北方向有秦亭。张氏说：范县现在隶属于濮州，秦亭仍然存在。庄公一年之内三次筑台，这就是所谓“到了这个时候，放纵享乐、懈怠傲慢”的情况，那么治理国家、治理家庭应当做的正经事荒废的就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庄公过了一年就死去，而且祸乱从内部兴起，历经几代都不能平定的原因，这难道不值得借鉴吗！○啖氏说：《谷梁传》说“担忧山林沼泽的利益”，这话应当用在筑囿的条目下，又说“倚仗齐桓公，外部没有诸侯的变故”，所以筑台，这种说法对于教化没有益处。○冬不雨【《公羊传》：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异常现象。程子传：一年之内三次筑台，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的城墙，所以冬天记载不雨，表示深切的忧虑。张氏说：庄公没有担忧降雨的志向，只有酉、戌、亥这三个月没有下雨，所以不能跨越季节来谈论。家氏说：这一年三次筑台而冬天不雨，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的城墙，与“大无麦禾”、借粮以及筑郿、新延厩的笔法相似。王氏说：《春秋》记载不雨，通常是灾异的征兆，但是涉及月份的记载月份，涉及季节的记载季节，跨越两个季节的记载连续数月，如今说冬天不雨，就是一个季节没有下雨了。周朝的冬天相当于夏历的八、九、十月，当时谷物已经成熟，长时间没有下雨，虽然还没有造成严重危害，但也显示出阴阳失调，预示着来年的灾祸，所以特别记载。吕氏说：僖公、文公时期不雨，有的跨越三个季节，有的跨越四个季节，这一年才一个季节没有下雨，二百四十二年中一个季节没有下雨的，难道只有这一年吗，而这一年特别记载，是因为庄公频繁大兴土木，屡次出现灾异，所以详细记载】

译鲁惠王十五年，即鲁庄公三十二年，齐桓公二十四年，晋献公十五年，卫懿公七年，蔡穆公十三年，郑文公十一年，曹僖公九年，陈宣公三十一年，陈惠公十一年，宋桓公二十年，秦成公二年，楚成王十年。

春季，修筑小谷城。范氏说：小谷是鲁国的土地。孙氏说：曲阜西北有小谷城，通往防地，孙氏是鲁国人，终身研习《春秋》，对此考证得很详细。薛氏说：庄公六年之后没有麦苗，麦子和大豆都严重歉收，螟虫、麋虫、飞虫相继为害，又发生了三次大水灾，国君尚且应当稍微警戒，而庄公的军事行动和盟会防务从未停歇，等到奢侈之心一起，便为了娶妻而观看社祭，将柱子漆红，在椽子上雕刻花纹，在向外国借粮的时候，修筑郿城，第二年新建马厩，修筑各处的防御工事，去年三次筑台而没有下雨，现在又修筑小谷城，在丰年尚且不可以，何况连年饥荒却轻易役使民力呢？高氏说：杜预认为小谷是齐国的城邑，《左传》说：为管仲修筑它。如果这样，圣人应当改变文辞而将其归于齐国，况且庄公虽然感激齐桓公的私恩，难道肯为管仲修筑城邑吗？昭公十一年的传文说：齐桓公修筑谷城而安置管仲在那里，齐国自有谷城，如文公十一年在谷地结盟，宣公十四年在谷地会盟，这是齐国的谷城，不是鲁国的小谷。沙随程氏说：齐地另有谷城在济北，有管仲，并不是小谷。庄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归父在谷地会盟，那是济北的谷城。

夏季，宋公、齐侯在梁丘相遇。《左传》说：齐侯因为楚国攻打郑国的缘故，请求诸侯会盟，宋公请求先会见齐侯，夏季，在梁丘相遇。《谷梁传》说：梁丘在曹国和邾国之间，距离齐国八百里，并不是不能跟随诸侯前往，而是推辞所遇到的，遇到所不遇到的，这是推崇齐桓公。杜氏说：梁丘在高平昌邑县西南。张氏说：在济州。齐国不以霸主自居，因为梁丘靠近宋国而先会见宋公。隐公四年的传文记载了三次外国的相遇，都按照爵位排列，好像是以尊贵者及卑贱者一样。其意图认为没有合适的主持者，我认为济南路钜野县有古昌邑城，何休说相遇的礼仪中近者为主，远者为宾，然而隐公八年、庄公四年两次在垂地相遇，垂是卫国的土地，而卫国排在齐国、宋国之下，大概盟会则主持会盟者居上，如果是相遇则以简略的礼节相见，相当于不期而遇，没有合适的主持者，所以按照爵位的尊卑排列，爵位相同则按照国家大小排列。

秋季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左传》说：庄公病重，向叔牙询问继承人，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又问季友，季友回答说：臣以死辅佐般。庄公说：刚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成季（季友）用君命命令僖叔（叔牙）在鍼巫氏那里等待，派鍼季给他毒酒喝，说：“喝下这个，你就能在鲁国有后代；不然，你死了将没有后代。”叔牙喝了，回去到了逵泉就死了，立了叔孙氏。《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刺杀他？为季子隐瞒杀人之事。为什么为季子隐瞒杀人之事？因为季子遏止恶行，不把它当作国家的狱讼，顺着季子的心意而为他隐瞒。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都是庄公的同母弟弟。庆父、叔牙与夫人私通，以此胁迫庄公。季子起来治理他们，他们就不能参与国政；坐着看他们，那么亲近的人因不忍心看见，所以请求前往陈国。庄公病重将死，召见季子，季子到达后把国政交给他，说：“我如果不起，我将把鲁国托付给谁呢？”季子说：“般还活着。”庄公说：“难道能这样吗？”叔牙对我说：“鲁国一生一及，你已经知道了。庆父还活着。”季子说：“这将作乱吗？”不久叔牙被拘禁，成季调和毒药给他喝，说：“公子听从我的话喝下这个，就一定在鲁国有后代；不听从我的话不喝这个，就一定被天下人戮笑。”于是听从他的话喝了，到了王堤而死。公子牙现在有将要作乱的心而季子杀了他，其不说是刺杀的原因，陈氏说：虽然毒死他而立了叔孙氏，丧事按照大夫的礼仪办理。公羊认为这是善行，季子杀同母兄长，为什么是善行？诛杀不能避开兄长，这是君臣的大义。陈氏说：季友用君命毒死叔牙，顺着君臣的大义，不能偏私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不直接诛杀而毒死他，让他托辞好像因病而死？这是亲近亲人的道理。《周礼》：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在市朝执行，注：在甸师氏那里执行；《礼记》：文王世子在隐蔽的地方执行刑罚，不与国人一起考虑兄弟之事。陆淳说：季子恩义俱立，变通而得中道，夫子记载他自然去世以示没有讥讽。《本微义》说：说得对。刘氏说：公子牙被杀而记载为去世，杀他符合他的罪过，所以顺从他隐瞒的意思。当时，鲁国人知道叔牙的罪过而不知道季友的计谋，听说叔牙的死而没有人说是季友诛杀他。如果季子的计谋不依据君主的诛杀，不当其罪，那么《春秋》还将探究他专擅诛杀的恶行以示后世。圣人推究情理评议狱讼，认为季子的行为忠于国家而合乎权变，对内符合亲近亲人的道理，对外符合尊崇尊长的义理，所以平正其文辞，使他好像自然死亡一样。《通义》说：季子诛杀叔牙不说是

译刺，是指事情合乎权变，所以用避讳来体现善。有人问：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并昭示他们的罪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管叔、蔡叔的罪状已经昭著，所以无法掩盖。石氏说：兄弟之间的亲情，君臣之间的道义，都不可废弃。如果只偏重亲情，那么道义就无法确立；如果只偏重道义，那么亲情就无法施行。在这种情境下，非圣贤不能妥善处理。武王去世后，管叔、蔡叔引导武庚叛乱，周公如果只顾兄弟之爱，那么国家必然败亡，君主必然危险。周公不为了天下而徇一人之私，不因为私人情感而废弃君臣之义，秉持大义而诛杀他们，后世不认为他不仁。叔牙想要拥立庆父，季友如果只顾兄弟之爱，那么庆父必然被立，鲁国必然动乱。季友不因为私人恩惠而损害天下公义，不因为一人而改变一国的利益，振奋大公之心而毒杀他，后世必然有人能明察此事。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昭示他们的罪状，季友毒杀叔牙就掩盖他的行迹。管叔、蔡叔的罪状已经昭著，僖叔（叔牙）的罪状尚且隐晦而不可知，所以用“卒”来记载。张氏说：有人说虽然杀了叔牙对日后没有补益，子般、闵公的祸患依然发生，这是不对的。文姜带来祸根，养乱之本，至此已经形成，假如不杀叔牙，那么庄公去世时，庆父、叔牙势力强盛，即使有季友的忠诚，崇尚礼制的习俗也无济于事。所以诛杀叔牙，是鲁国存亡的关键，庆父成败的决定因素。《春秋》因此推究他的用心而为他避讳。○陆氏说：《公羊传》说“不称弟杀”，按照《春秋》记载公子的惯例，叔牙称弟，是特意记载，不能引此为义。刘氏说：《谷梁传》说“日卒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见则日，这是错误的。如果有所见又不日，难道不是更加明显吗？何必让“日”与“正卒”相混淆呢？我按：有人说叔牙是叔孙氏的祖先，他去世距离庄公去世还有一月。如果以此诛杀叔牙，那么庆父为何还掌握国家大权？况且书法完全不寄托微言大义。叔牙实际上是自然死亡。季友并非不想诛杀庆父，因为庆父掌握兵权而无可奈何。如果说经文不寄托寓意，那么当时季友掩盖了他的行迹，圣人因此记载为“卒”，以显示季友杀兄无罪。如果怀疑叔孙氏有后代，那么共仲（庆父）因罪自缢，也有后代。况且春秋时期的乱贼，如齐国杀无知，而他的后代有仲孙湫；宋国杀华督，而他的后代有华耦、华喜；陈国杀夏征舒，而他的后代有夏齧、夏区。怎么能说作恶的臣子就不能成为祖先呢？

译八月癸亥，庄公在路寝去世。《公羊传》说：路寝是什么？是正寝。《谷梁传》说：生病住在正寝，这是合乎正道的。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以此保持终身的整齐严肃。

赵匡说：“君主去世必定在正寝，是为了接近公卿。因为大位容易被奸邪之人窥伺，危重疾病容易被邪僻之人伺机而动。如果隐蔽在私室，那就是让女子和小人得逞他们的意愿了。”《本纂例》又说：“庄公虽然善终，但继承人的祸乱却分化了，这是因为君位不明确而内宫不修治。所以宗室继承人应当早就确定，兵权应当分散掌管，内宫应当严加修饰，不让女子和小人担任重任，贤良之人受托辅佐，形成鼎足之势互相辅助，那么篡弑的祸乱从哪里产生呢？”然而庄公以嫡长子继承国家，不能说不尊贵；作为周公的后代，拥有蒙地，不能说不强大；在位三十二年，不能说不长久；死在路寝，不能说不正。但继承人遭受祸害，几乎导致国家灭亡，为什么呢？是因为伦理纲常不明确，宗室继承人没有确定；兵权没有分散，君主的威严没有树立。能够保全自身，已经是幸运的了。啖氏说：“凡是国君去世必定记载地点，这是因为内部事务重要，属于凶险变故。如果遇到弑君就不记载地点。”张氏说：“记载月份和日期，是表示谨慎。”

冬十月己未，子般去世。己未日，《公羊传》和《谷梁传》作乙未。般音班。《公羊传》说：称“子般卒”是什么意思？国君在世时称为世子，国君去世称为子某，安葬后称为子，过了一年称为公子。子般为什么不记载安葬？因为他是未过一年的国君。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没有儿子不立庙，不立庙就不记载。子般是被弑杀的，谁弑杀了子般？是庆父。庄公在世时，邓扈、乐在宫中淫乱，子般抓住他们并鞭打。庄公死后，庆父对乐说：“子般侮辱你，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何不杀了他。”于是派人弑杀子般，然后诛杀邓扈、乐并将罪责归咎于他们。杜氏说：“子般是庄公的太子。”

起初，庄公筑台，俯瞰党氏，看见孟任，生下了子般。子般曾经鞭打养马人荦。庄公去世，子般即位，驻扎在党氏。庆父派荦杀害子般，成季逃奔到陈国，立闵公。根据《左传》记载：从前舜不告父母就娶妻，是担心废弃人伦大道从而怨恨父母，君子认为这如同告知了一样。庄公超过年龄违背礼制，在奠定基业时出现谬误，《诗经》始于《关雎》。大舜不告而娶的意义非常重大，而子般却是孟任所生，怎么能安定呢？虽然享国日久，最终死在路寝，但继承人被杀，几乎导致国家灭亡，有国家的人能不以此为戒吗？啖氏说：未过一年称为卒，因为尚未成为正式的国君。未立庙就称名，立庙后不称名。《杂记》说：国君去世，太子号称子，待遇如同国君。张氏说：子般被杀却记载为卒，是避讳。庄公主持鲁国的社稷，但君道没有确立，上面不能端正他的母亲，让她出入淫乱放纵，配偶没有及早确定，导致继承人的地位不足以自我安定。内部失去了治家的道理，使得养马人荦得以戏弄公子。看他对子般说的话，并非不知道荦可以诛杀，而是想把诛杀的权力委托给他的儿子，最终也不能杀，从而留下了身后的祸患。《春秋》自从夫人孙齐以来，三十年间，详细记载了庄公内部治理的过失，最后以此结尾，所以谴责他是风化教化的根本，而不能免于首恶之罪。《通防问》说：子般、子赤被杀却记载为卒，子野过度毁伤身体也记载为卒，没有看到立庙的文字，怎么知道的呢？回答说：闵公内部没有继承依据，不记载即位，那么子般被杀就可以知道了。下面记载夫人姜氏回到齐国，上面记载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子赤去世不记载日期，那么子赤被杀就可以知道了，这与子野不同。○愚按：有人说子般的去世，记载日期和名字，不是遇弑。现在用经文考证，庄公去世，十一月才立庙，季友出奔，隐而不书。闵公在位二年就被杀，那么庄公死的时候，内乱就可以知道了。通过属辞比事来讨论，子般没有善终，立庙必定有依据。如果说子般自然去世，而庆父向齐国请求立闵公，那么庆父为什么又杀闵公呢？如果说子般的去世与子野相同，那么昭公因为是娣的儿子，穆叔不愿意却最终立了他，国家因此无事，昭公又记载即位，与闵公有什么不同呢？

公子庆父出使齐国。

子般的去世，是庆父弑杀的。应该记载为出奔，这里说“如齐”，是显示庆父掌握兵权，自以为是，国人不能制约他。杜氏说：庆父杀了子般，季友出奔，国人不服从，所以权宜之计去齐国，想要寻求援助。从前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大臣辅佐康王，当时，掌握亲兵的是太公望的儿子伋。宰臣召公奭命令仲桓、南宫毛从伋那里取来两把干戈、一百名虎贲，去迎接继承人。见《尚书·顾命》。伋虽然掌握兵权，没有宰臣的命令，不敢发动。召公虽然发布命令，没有两位诸侯将命令传过去，伋也不接受。兵权分散，君主不偏属于一个人，由此可见。东莱吕氏说：发布命令的是冢宰，传达命令的是两位朝臣，接受命令的是勋戚显赫的诸侯，体制尊严，枢机周密，防范危险忧虑祸患的意思很深了。现在庄公早年即位，专门把兵权授予庆父。岁月长久，威势行于内外，流弊至此，所以在余丘（见二年）按照法度不应当记载，而圣人特意记载庆父率领军队，以记录他得到兵权的开始，最后记载公薨、子般卒。

译庆父前往齐国，以此显示他出入自由，没有人敢讨伐他，从而向后世昭示，其蕴含的警戒意义明确而深远。

王氏说：国内的大夫奉君命出使他国，史书都记载为“如”。庆父弑杀子般后出逃，《春秋》记载此事没有使用不同的措辞，是因为既然已经记载了子般去世，就知道庆父并没有君命。庆父专掌兵权日久，上下都畏惧他，所以他出入自由，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

张氏说：庆父从庄公即位起就专掌兵权，而庄公昏庸沉迷享乐，不防备国事，导致庆父肆意作恶，暗中谋划日后夺取国家的计策。颧庄公与叔牙问答的话，如果不是季子及时诛杀叔牙，那么子般就不能继位了。现在子般虽然被杀，但庆父还未能夺取国家，不仅是因为季子的党羽没有顺从，也可见鲁国习俗崇尚礼义，人心并没有完全顺从庆父。所以趁着闵公即位，庆父向霸主齐国报告，以此作为自我托付的计策。齐桓公以方伯自居，与鲁国相邻且关系亲近，难道不知道庆父是弑君的贼子吗？却允许他出使并让他返回，给鲁国留下后患？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没有讨伐贼人的真实意图，而有谋取鲁国的私心。《春秋》记载庆父如齐，是为了彰显庄公不像君主，纵容养成了他的恶行，使得庆父出入自由，而齐桓公也失去了方伯统领诸侯的职责。

陆氏说：齐国作为霸主，不能讨伐庆父，又允许他前来作恶，其用心是可以知道的。

永嘉吕氏说：“先记载公子牙去世，接着记载庄公去世，接着记载子般去世，下面记载公子庆父如齐。不到两年，又记载闵公去世，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公子庆父逃到莒国。那么庆父的罪过，也就无法掩盖了。史书用‘孙’（逃）、‘奔’（逃）字，是因为他们的罪过已经昭著，在国内不被国人容许，因惧怕罪责而出逃，这说明鲁国还有臣子。而直接记载为‘如’，是因为庆父专权恣意横行，出入自由，没有人能制约他，这说明鲁国没有讨伐贼人的人。然而这样看来，鲁国就危险了。”

刘氏说：“《谷梁传》说‘是逃跑啊，为什么记载为‘如’呢？’认为忌讳越深越要隐瞒，如果有所见，莫过于深藏不露。这是不对的。闵公不记载即位，足以引起对子般被弑的联想，但不足以显示庆父是贼子。庆父弑君，这是鲁国人的仇敌，怎么能反而掩盖遮蔽，使他的罪过不在文字中显现呢？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十八年子赤去世下面，季孙行父如齐，难道行父也是弑杀子赤的人吗？”

译狄人攻打邢国【这是狄人入侵攻打邢国的开始。杜预说：“邢国是姬姓，周公分封的国家，在广平郡襄国县。”张氏说：“即现在的邢州龙冈县。”狄，指北狄】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

元 汪克宽 撰

闵公【名启方，庄公的儿子，九岁即位，在位二年。《史记》名开，大概是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左传》说闵公是哀姜的姐姐叔姜的儿子，所以齐国人拥立了他】

【庚申年，周惠王十六年】元年【齐桓公二十五年，晋献公十六年，卫懿公八年，蔡穆公十四年，郑文公十二年，曹昭公元年，陈宣公三十二年，宋桓公二十一年，秦成公三年，楚成王十一年】春天，周王正月【《公羊传》说：继位弑君者之后，不写“即位”，是谁继承呢？是继承子般。《谷梁传》说：继位弑君者之后不写“即位”，这是为了纠正名分】

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在国内没有承受先君的统绪，向上没有向天子请命。庄公去世，子般被杀，庆父贪图闵公年幼而得以拥立他。这是在国内没有承受先君的国统。按照周朝的制度，周王为诸侯哭丧，就由大宗伯担任上相【去声，《周礼》说大宗伯在朝觐、会同时担任上相，周王为诸侯哭丧时也如此。注解说诸侯死在封国内，就设位哭吊】没有诸侯去世而不向周王报告丧事的【如昭公七年，卫襄公去世，齐国派人向周王报告丧事】职方氏掌管诸侯的丧事，依据国家的丧礼，监督禁令，安排事务。凡是诸侯国有官员以周王的名义办事，就告知并协助主人【注解说，凡国指诸侯国，有司指周王的官员，有事指含襚赠赗等事，诏赞者指告知主人，协助他接受】没有诸侯的儿子主持丧事而周王不派遣使者的【如文公元年，周王派叔服来吊丧安葬；昭公七年，周王派成简公去卫国吊唁】现在鲁国发生大丧事，不向周王报告，闵公已经主持丧事，而周王不派遣使者，这是向上没有向天子请命。国内没有承受先君的统绪，向上没有向天子请命，所以不记载“即位”，这是为了端正人伦大道【家氏说，子般是庄公的太子，虽然不是嫡子但受命于父亲，子般被杀，鲁国的大臣应当以庄公诸子中年长者的名义向周王朝报告，请求立谁为君。现在突然拥立年幼的闵公，把国家交给他，因为他是齐国的外甥，迎合桓公的意思而拥立他，他的即位不正，所以《春秋》不记载“即位”。张氏说，闵公因为丧事被庆父拥立，起初不知道子般未能善终的缘故，齐桓公如果能仗义向天子请命，诛杀哀姜、庆父，为他设置国君，那么君臣父子的伦理就确定了，大义也就明确了。却放纵庆父回国，导致闵公被弑逆者拥立，所以不记载“即位”，这也是为了连累齐桓公。○刘氏说，《左氏》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缘故，不对。去年十月子般去世，现在已经是三月，动乱也平定了。如果动乱不能行礼，怎么能朝拜宗庙呢？朝拜宗庙难道不是即位吗】

齐国人救援邢国【《左传》说：狄人攻打邢国，管敬仲对齐侯说：“戎狄像豺狼，不能满足；诸夏亲近，不可抛弃。安逸享乐像毒酒，不可贪恋。《诗经》说：‘难道不想回家，畏惧这简书的命令。’简书，是同恶相恤的意思。请救援邢国以遵从简书的命令。”齐国人救援邢国。《谷梁传》说：赞扬救援邢国】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赞扬的【根据《谷梁传》：赞扬救援卫国、赞扬救援郑国、赞扬救援许国、赞扬救援徐国、赞扬救援齐国、赞扬救援陈国之类】救援在京师，就谴责列国。子突救援卫国【庄公六年】就是这样。救援在外域，就谴责诸侯。狄人救援齐国【僖公十八年】、吴国救援陈国【哀公十年】就是这样。救援在远国，就谴责四邻。晋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文公三年】就是这样。救援而不迅速救援的，就记载所救援的国家以谴责其怠慢。叔孙豹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襄公二十三年】就是这样。救援而不敢救援的，就记载所到达的地方以谴责其怯懦。齐侯攻打我国北境，围攻成地，公救援成地，到达遇地【襄公十五年】就是这样【我按：《周礼》大司马说：大合军，以执行禁令，以救援无辜，讨伐有罪。所以列国有相互救援的道义，方伯有救援患难的权力。救援的是对的，不救援的就是错的。王师出救，而诸侯不救；外域来救，而中国不救；远国前往救援，而四邻不救，都是罪过。救援而讥讽其驻扎，就彰显其怠于解决纷争；救援而讥讽其到达，就彰显其不及于敌。孟子说：“现在有同室的人争斗，救援他，必须披头散发、系着帽子前往，救援是可以的。同列诸侯的兵祸，这和同室的人争斗没有不同，怎么能不投袂而起，整顿军队赴难呢】兵事，是《春秋》所非常看重的。卫灵公问阵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之事，曾经听说过；军旅之事，没有学过。”唯独到了救援兵事，书法却如此，圣人的情怀显现【音现】了。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张氏说：桓公听从管仲的请求，而兴起救援邢国的军队，《论语》把免除百姓左衽的功劳归于管仲，大概救援诸夏、体恤同宗，都是管仲发起的。王氏说：解说的人认为邢国被攻打超过一年，齐国才去救援，谴责其迟缓。按经文庄公三十二年冬，记载狄人攻打邢国；这一年正月，记载救援邢国，那么桓公的救援不算迟缓了。救援邢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