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三

译必定是彭地，反公谷作邴。《左传》记载，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派遣宛前来归还祊地，不再祭祀泰山。《公羊传》说，宛是郑国地位卑微的人，邴是郑国在泰山下的汤沐邑。天子在泰山举行祭祀时，诸侯都跟随前往，在泰山之下，诸侯都有汤沐邑。许田是鲁国朝宿的邑，诸侯按时朝见天子，在天子郊外，诸侯都有朝宿邑。《谷梁传》说，称宛的名字是为了贬低郑伯，厌恶他交换土地。邴是郑伯受命于天子而祭祀泰山的邑。程子说，鲁国有朝宿邑在王畿之内，叫许；郑国有朝宿邑靠近鲁国，叫祊。当时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鲁国也不朝见，所以想用祊交换许田，各自取靠近自己的，所以派遣宛前来归还祊地。开始把祊地归还给鲁国，没有说交换。朝宿邑是祖先从先王那里受赐的，怎么可以互相交换呢？郑国来归还而鲁国接受，他们的罪过相等。杜氏说，宛是郑国大夫，未赐族，祊是郑国祭祀泰山的邑，在琅琊费县东南。张氏说，今沂州属县。我按，沂州属今益都路。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谷梁传》说，进入表示国内不接受，记载进入是为了厌恶进入。程子说，进入表示国内不接受，道义上不可以，却强行进入。

译郑伯想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此前他前来输送平邑时，已经用言语请求过了。当时祊地尚未交付，等到这时他前来归还祊地，是因为平邑已经输送，但许田还没有交换。按照周代的制度，每六年五服诸侯要朝见天子一次，所以天子在郊外有供诸侯朝见和住宿的土地；又每六年天子按时巡视，诸侯各自在四方山岳朝见，所以泰山旁边有供诸侯沐浴斋戒的城邑。难道诸侯在王畿之内、方岳山下都有这样的土地吗？成王因为周公有巨大的功勋劳绩，所以特别赐给他许田，作为朝见住宿的地方；如果都有，那么天子郊外的土地也不够分配了。宣王因为郑伯是母亲的弟弟、至亲，所以特别赐给他祊田，作为沐浴的城邑；如果都有，那么泰山旁边的土地也不够分配了。祊地靠近鲁国，许地邻近郑国，各自用靠近自己的土地互相交换，为什么不可以呢？由此可以看出郑伯有轻视君主之心，认为周天子不再能巡视四方了。由此可以看出郑伯有轻视亲属之心，竟然敢把祖先受赐的城邑送给别人。经文说“我入祊”，祊地本不属于我。“入”是不顺当的措辞，意思是道义上不可却强行进入。祊地靠近鲁国，许地邻近郑国，各自用靠近自己的土地互相交换，为什么不可以呢？由此可以看出郑伯有轻视君主之心，认为周天子不再能巡视四方了。由此可以看出郑伯有轻视亲属之心，竟然敢把祖先受赐的城邑送给别人。经文说“我入祊”，祊地本不属于我。“入”是不顺当的措辞，意思是道义上不可却强行进入。

译以此显示其不遵从正道，那就不能与郓、讙、阴的情况相提并论了。○啖氏说：“《公羊传》称‘齐国也想要它’。查考经文中‘我者’二字，意思是说鲁国侵入了那里，这与齐国有什么关系呢？”

译夏季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宣公在位三十五年，其子封人继位，这就是桓侯】。辛亥日，宿国男爵去世【《谷梁传》认为，宿是微小的国家】。

天子驾崩，告知诸侯时不称其名；诸侯去世，以名字通报而区别于天子之上，这是合乎礼制的【“列”音“列”】。【《谷梁传》说，因为天子至尊，所以不称其名。范氏说，名字是用来互相区别的，居于百姓之上的人，在民众之上，所以没有特定的名称。家氏说，天子只有一位，可以不称名；诸侯众多，怎么能不称名呢？赵氏说，诸侯去世称名，是为了彰显改朝换代，自我降格于天子之下。】古代人死后不加谥号，不以名字为避讳，周人用谥号代替名字【《檀弓》记载，公叔文子去世，他的儿子戌向国君请求谥号，说：“请求谥号，是为了改变他的名字。”】，于是就有了避讳的礼节【桓公六年，申繻说：“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要避讳。”我按：《尚书》称尧、舜、禹都不避讳名字，直到商汤才开始不称名字，大戊、武丁称中宗、高宗，那么不仅仅是周朝才开始避讳名字，只是到了周朝，避讳的礼制才开始完备罢了。】所以国君去世，向他国通报时说：“寡君不幸去世，敢向执事者告知。”【出自《礼记》】春秋时期遵循这个礼制，凡是通报的都不称名字。《春秋》记载国君去世，即使是五霸强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强盛的，也没有不称名字的，这是孔子笔削的结果【诸侯去世书名，不仅是为了区别尊卑等级，也是为了记录远近，辨别同异。】通报时不称名而书中称名的，是因为与鲁国通好；已经通好却不称名的，是旧史官的失误【宿男元年共同结盟，杞国与鲁国结为婚姻，而成公去世不书名；滕国共同讨伐秦国，而成公十六年滕子去世不称名，都是史官的失误。】没有通好却称名的，是有证据的【如这一年的蔡宣公以及晋献公、惠公之类。】所以阐述这个义理的人，在礼篇中记载说：“诸侯活着时不称名。”【出自《曲礼》】活着不称名，死了称名，区别于天子之上，显示君臣尊卑的等级，这大概是礼制的中道。诸侯去世通报不称名，而孔子改革它，必定以名字书写，改变了周朝的体制。《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圣人修订它，而孟子说这是孔子所作【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就是这类情况【张氏说，宿男不书葬，鲁国没有去吊唁，详见三年、七年。】

秋季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这是三国结盟的开始。《左传》说，齐人最终平息了宋、卫与郑国的争端，在温地设防，在瓦屋结盟，以解除东门之战的仇怨，这是合乎礼制的。《谷梁传》说，外国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这里记载日期，为什么呢？因为诸侯的三国结盟从这里开始，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程子传：宋国是主盟者，与郑国断绝关系。杜氏说，瓦屋是周地。我按：现在东昌路博平县。】

程氏说：宋国是主盟者，与郑国断绝关系【杜氏说，齐侯尊重宋国，让宋国主持设防。我按：此后齐、郑讨伐宋国，进入郕国、许国，那么宋国虽然想与郑国断绝关系，但齐国终究不肯与郑国断绝关系。张氏说，宋、卫想与齐国和好，齐侯听从他们的请求而与他们会盟。春秋之初，都是两国结盟，到这里三位国君合在一起以要言相约束，应该可以借此讲求信义、修睦关系。但第二年齐鲁设防，又第二年齐鲁郑讨伐宋国，看今日盟誓的话，不再顾忌，世道变化之甚，岂能尽言！】大道隐没而天下成为一家【《礼运》：现在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一家】，然后才有诰誓；忠信淡薄而人心怀疑，然后才有诅盟。盟诅频繁而契约混乱，然后才有交质子。到了这时，倾危的习俗形成，百姓无法安身立命。《春秋》改革淡薄之风，崇尚忠诚，对于三国结盟，记载日期以谨慎其开始【陈氏说，诸侯初次三国结盟，有三国结盟然后才有主盟者。春秋之初，宋、鲁、卫、陈、蔡是一党，齐、郑是一党。郑国有叛王而联合诸侯的志向，于是向鲁国输诚，齐国也为艾之盟，以平息鲁国；为瓦屋之盟，以平息宋、卫。东方诸侯的交往兴盛了。】周朝官制设有司盟，掌管盟载的法度，凡是邦国有疑，就在防地请求结盟，共同听命于天子【《周礼·司盟》：凡是邦国有疑，防地会同，就掌管盟约的记载。注：记载盟辞。】这也是圣人对待衰世的意思罢了。德行又进一步衰落，诸侯放纵，他们屡次结盟不等待防地会同，他们的私约不经过天子，口血未干就背弃盟约的也有了【这次盟会齐国背叛宋国，元年盟蔑、盟宿，鲁国都背弃了盟约。】其末流以至于交质子，还有不信任的情况【隐公三年，王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公子忽在周朝做人质。四月，郑祭足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夺取成周的禾稼，周郑交恶。昭公二十年，宋华向夺取太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作为人质；公也夺取华向的儿子作为人质。冬天，公杀了华向的人质而攻打他。】《春秋》谨慎对待三国结盟，赞赏胥命，美化萧鱼的防地，以诚信待人而不怀疑【三国结盟，是齐盟的开端；胥命于蒲，防于萧鱼。《春秋》中不结盟的情况。】大概有志于天下为公的时代，凡这类情况也改变了周朝的体制【家氏说，春秋初年有两国相盟的，鲁盟邾，盟宋、纪、莒之宻，齐郑之石门，只有两国为盟。现在三国结盟，宋国为首，责任在宋国。春秋初年，有两国自相攻伐的：莒入向，无骇入极，郑伐卫，莒伐杞，只有两国自相伐。四年，宋、陈、蔡、卫合兵以伐郑，于是开始有四国之伐，宋国为首，责任也在宋国。《春秋》对于三国结盟、防

译讨伐，都以宋国为首，这正是对无视王权的惩罚。永嘉吕氏说：“瓦屋是周王室的领地。三国在此设防，既然不朝见天子，却杀牲歃血，在京城附近私自结盟，他们蔑视王室的罪行，难道还值得宽恕吗！”这次结盟，关系到世道兴衰的关键，尤其不可忽视。高氏说：“诸侯私自结盟，是王法所不容许的。何况是在京城近地，三国竟敢在此结盟，所以详细记载日期以示警戒。”王氏说：“自进入春秋时期以来，记载结盟的有七次，此前都是两国相互结盟，还可以理解。如今宋、齐、卫三国共同结盟，那么结党营私的心思就炽盛了。所以皋鼬之盟所防备的，共有十八个国家，而周王朝的元老如刘文公也参与其中，这是三国结盟的积累。此前的防备结盟，都在各自的境内，如今的瓦屋却在周地，无视王权的迹象明显了。所以狄泉之盟，七国进入王城，而周王室的卿士如王子虎也参与其中，这是瓦屋结盟的积累。”

译八月，安葬蔡宣公。【杜氏说：三个月就下葬，太快了。程子说：确实太快，诸侯应当五个月下葬，没到期限，是简慢。赵氏说：《公羊传》说：去世时称名，下葬时不称名，去世依从正礼，下葬依从主人。查考下葬时举出谥号，不必重复说名字，这是史书的体例，不必另立义理】九月辛卯日，鲁隐公与莒国人在浮来结盟。【浮，公羊、谷梁作包。这是喜好莒国的开始，也是鲁君特别防备外国大夫的开始。《左传》认为这是为了成就纪国的友好。程子传：邻国交往，讲求信用、修好和睦就可以了，何必结盟呢？国君委屈自己与臣下结盟，道义上不安。杜氏说：浮来，是纪国的城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张氏说：浮来，是莒地，今沂州沂水县有浮来山。我按：沂州属今益都路】

莒是小国，人微者。【通例：小国大夫称人】而国君与他结盟，所以特别用“及”字。【“及”表示我方想要】以讥讽失礼，并且表明这不是大夫的罪过。【赵氏说：莒是小国，如果不书“公”，就嫌不是国君了。凡是经文书“公及大夫”，都是讥讽国君委屈礼制与他结盟；如果书外国大夫的名，那就是罪责外国大夫，如与处父结盟就是。陆氏说：不是大夫敢与国君结盟，是国君自己想与他结盟。特别书“公”，是为了讥讽国君失礼，并且表明不是大夫的罪过】《易经》说：谦卑尊贵而光明，卑下而不可逾越。【朱子本义：又能谦卑，那么居尊贵者其德行愈显光明，居卑下者别人也不能超过】隐公可以说是谦卑了，为什么讥讽他失礼？【本刘氏《意林》之意】回答说：谦亨，君子以减损过多、增益不足，称量事物的适宜，均平施与。【程子传：谦有亨通之道，减损过分的，增益不足的，以施于事，称量事物的适宜，以均平其施与，使得其平】委屈千乘之尊，下与小国的大夫结盟，难道是称量事物、均平施与的意思吗？太卑下而可被逾越，就不是谦德了。【高氏说：莒虽小国，入向伐杞，其力量还能及他人，所以国君结此盟以求援助。张氏说：传称为了成就纪国的友好，隐公对小国不惮委屈自己，却不明白大义，所以还汲汲于盟誓，以国君的尊贵下比小国的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别书“公及”，以表明不是莒人敢敌视诸侯，国君大概自己失去了人君的体统。家氏说：凡是国君与强国的大夫结盟，不书“公及”，是讳言强国以无道加于国君；与小国的大夫结盟，则不讳言，因为国君自己想与他结盟，并非那小国的大夫要挟国君必欲为此盟。齐高傒、晋处父是强国的大夫，莒人是小国的大夫。鲁莒自春秋以来有未平的怨恨，此前纪人为之平定，现在隐公想降心以消二国之患，却与其臣结盟，以望国之君而盟小国之臣，谦卑而不合于礼。刘氏说：《公羊传》认为实为莒子，称人则从不疑。国君与小国君结盟有什么不可，反而随微者卑称呢？《谷梁传》说：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莒人即莒大夫，微故称人。如果可言人，及晋处父盟，何不曰及晋人乎】

螟虫为灾。【程子传：为灾也。民以食为命，故有灾必书。高氏说：书螟者三，隐二，庄一，螽十有一，桓一，余皆僖公之后。螟食苗心，螽无所不食。其为灾也，螟轻而螽重。春秋之初，灾之轻者亦书之。及其久也，轻者不胜书，书其重者耳。不然，岂庄公之后二百年皆无螟耶？详见五年】冬天，十二月，无骇去世。【《左传》：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程子传：未赐族，书名而已。杜氏说：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公子展之孙，故为展氏。卒而后赐氏，故不书氏】

无骇书其名，是因为未赐族。诸侯之子为大夫，则称公子；其孙也而为大夫，则称公孙。公孙之子与异姓之臣未赐族而身为大夫，则称名。无骇、侠之类是也。已赐族而使之世为大夫，则称族，如仲孙、叔孙、季孙之类是也。【据叔孙得臣乃公子牙之孙，季孙行父乃公子友之孙，皆未死而称族】古者置卿，必求贤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犹为近古，故无骇与侠皆书名耳。其后官人以世，无不赐之族，或以字，如鲁三桓、郑七穆之类；或以谥，如宋戴氏、卫齐氏之类；或以官，如晋士氏、中行氏之类；或以邑，如晋韩氏、魏氏之类，而先王之礼亡矣。至于三家专鲁，六卿分晋，诸侯失国，出奔者相继，职此由也。按礼，天子寰内诸侯世其禄而不嗣。【《王制》：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又曰：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然则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岂礼也哉？观春秋所书而是非之迹着矣，治乱之效明矣。【张氏说：春秋无骇、侠之卒与季友、仲遂之卒，实因卿大夫之告终，以谨世变，】

译因此，无骇、侠之未被赐予氏族，并不算薄待；而季友、仲遂受到的恩宠，确实过于优厚。恩宠过于优厚，如果推崇恩惠，而先王的礼制稍有毫厘之差，就会引发祸乱、开启争端，这往往是由此产生的，求学的人不可不加以考察。○我按：《谷梁传》认为鲁隐公没有封爵任命大夫，然而传文中称无骇为司空，又率领军队出境，那么他作为大夫的身份就很明显了，只是没有赐予氏族罢了。

译【周桓王六年】九年【齐僖公十七年，晋哀侯四年，卫宣公五年，蔡桓侯封人元年，郑庄公三十年，曹桓公四十三年，陈桓公三十一年，杞武公三十七年，宋殇公六年，秦宁公二年，楚武王二十七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南季前来鲁国聘问。【《谷梁传》说：南是姓氏，季是字，聘问是礼节。天子去聘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程子说：《周礼》规定大行人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天子施行法度时加派聘问以安抚诸侯，这是常礼。春秋时期，诸侯不修臣子职分，朝觐之礼废绝，这是王法应当治理的。不能端正典刑反而去聘问他们，又得不到回应，失道太严重了。杜预说：南季是天子的卿大夫，南是姓氏，季是字】

按照《周礼》中关于行人的规定，天子对待诸侯，有时聘问以结好，间或询问以晓谕志向【《秋官·大行人》：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殷勤视察以消除邦国的邪恶，间或询问以晓谕诸侯的志向，归送祭肉以交流诸侯的福分，祝贺庆贺以助兴诸侯的喜悦，致送助丧物品以弥补诸侯的灾祸。注：时聘也没有固定日期，间问是隔年一问，诸侯指的是存问省视之类】而《谷梁子》为什么唯独说聘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呢？古时候诸侯对于天子，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次朝见【根据《王制》注：比年是每年，小聘派遣大夫，大聘派遣卿前往。《周礼》规定王畿外五百里的侯服每年朝见一次，又五百里的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又五百里的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又五百里的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又五百里的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又五百里的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天子对于诸侯，不能像这样冷漠，所以也有聘问之礼。隐公即位九年，在此时史册没有记载派遣使者前往周室，那就是未曾聘问；也没有记载隐公前往京师，那就是未曾朝见。一次不朝见就贬降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根据《孟子》】像隐公这样，贬爵削地是可以的，刑罚尚且不施行，反而派遣使者去聘问，这大概就是不合正道的原因吧【孙氏说：桓王不能振兴衰败、整顿治统，制约四海以恢复文王武王的基业，反而与列国君主同等，派遣使者来聘问，桓王作为天子的样子可以知道了。朱子说：诸侯不朝见周室，而周室反而下聘于列国，这是什么道理】经文中记载“公如京师”的只有一次【成公十三年】，记载“朝于王所”的有两次【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卿大夫前往京师的有五次【僖公三十年公子遂，文公元年叔孙得臣，八年公孙敖，宣公九年仲孙蔑，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另外文公九年叔孙得臣，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参加葬礼，所以不计数。然而公孙敖也是吊唁葬礼没有到达，大概是根据经文“如京师”没有吊唁葬礼会盟的文字，所以一并提及】举出鲁国一国，那么天下诸侯怠慢不臣就可以知道了。记载“天王来聘”的有七次【七年凡伯，此年南季，桓公四年宰渠伯纠，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公三十年宰周公，宣公十年王季子】，赐命封赏的有三次【庄公元年荣叔，文公元年毛伯成，八年召伯】，归送祭肉的有一次【定公十四年石尚，原本误脱此四字】，助丧赙赠的有四次【元年宰咺，文公元年叔服，五年荣叔、召伯】，那么询问其他邦国以及齐、晋、秦、楚等大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天子不像天子如此，征伐怎么不会出自诸侯呢？诸侯不像臣子如此，政事怎么不会出自大夫呢？君臣上下的名分改变了，陪臣掌握国家命脉，夷狄控制中原诸夏了，其根源都来自天王失去了威福的权柄。《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高氏说：前年凡伯来聘问而戎族就攻打他，诸侯没有救援周王臣子困难的，天王不追究又派遣南季来聘问，又得不到回应，失道太严重了。张氏说：隐公十年之间，宰咺、凡伯、南季三次来到鲁国朝廷，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想要亲近它。隐公不明白尊王的道义，而朝聘之礼不行于王室，《春秋》详细记载王使来到鲁国，读者自然知道隐公的罪过了。我按：隐公的即位既没有禀命于周，宰咺、祭伯接连来到鲁国朝廷而不类似见于平王，武氏子来求赙赠又不奔丧参加葬礼，等到桓王即位又不入朝觐见，却安然接受王臣的两次聘问，接待滕、薛的旅朝，终其一生不派遣一个使者前往京师。如果说摄政而不称君，那么为什么每年出兵讨伐诸侯呢？《春秋》记录王臣的聘问，只有隐公、桓公的时代最多。隐公不能善终，桓公背负大恶，不善的积累大概是有原因的】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雨”读作去声，传文同《左传》，记载时令失序。《公羊传》记载异常。什么异常？不合时令。《谷梁传》说：震电是雷霆。八天之间，两次发生大变，阴阳错乱运行，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程子说：阴阳运动有常道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都是人为感应的。所以《春秋》灾异必定记载。汉儒传承其说而不通达其理，所以所说的多荒谬。三月大雨雷电，是不合时令的灾害。大雨雪，是非常大的雪，也是灾害】

雷电，是阳气的发动；雨雪，是阴气的凝聚。周历三月，是夏历正月。雷不可以发出，电不可以显现，却发生大雷电，这是阳气失节【高氏说：大雨震电，是大雨而又伴有雷电】雷已经发出，电已经显现，那么雪不应当再降，却下大雨雪

译这是阴气放纵的表现。杜氏说：夏历正月，微弱的阳气刚开始出来，不应该有雷电。既然有了雷电，又不应当下大雨和大雪。何氏说：雷电是阳气。有声音的叫雷，没有声音的叫电。周历的三月，雨水应当夹杂着冰雪落下，雷声应当在地中听到，闪电还看不见，却下大雨并伴有雷电，这是阳气大大失去了节律。日，指的是一天之中。凡是灾异在一天内的，称为日历；在一个月内的，称为月历；在一个时辰内的，称为时历；时历，是变换文辞称为异。平地上积雪一尺，是盛阴之气大怒的表现。范氏说：刘向说，雷还不应该出来，电还不应该看见，雷电既然已经出来显现，那么雪就不应当再降下，这都是失去了节律。雷电属阳；雨雪属阴。雷在不应出的时候出来，是阳气不能闭合，阴气放纵逃逸，将要造成祸害。

阴阳运动有常道，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了法度，都是人为感应的结果。现在阳气失去了节律，而阴气放纵，公子翚的谗言征兆出现了，钟巫之难萌发了。《春秋》记载灾异必定书写，虽然不直接说其事应，但事应已经具备。只有明白天人相互感应的关键，以及响应的道理，才能看见圣人所书写的意思。高氏说：凡是称大的，都是非常之词。天违背时令就是灾，人违背道德就是乱。隐公以让国为名，却从事兵争，这是违背道德。利益将要反变为祸害，亲近的人将要反变为贼寇。天的警戒已经很深了，却不警惕，不戒备，以至于招致祸难。刘氏说：《左传》说，大雨连绵并伴有雷电，经文没有霖字，传文没有电字，是传文错误。又说，雨下了三天以上叫霖，平地积雪一尺叫大雪，这是二百四十二年中，三日雨、平地尺雪各只有一次罢了，而且也不是奇怪的事情。我按：有人说《春秋》使用夏历，所以建辰之月雨雪为异，如果确实是建辰之月，那么雷电就不必书写了。

译挟卒（《公羊传》《谷梁传》作“侠”。杜预说：“挟”是鲁国大夫，尚未赐姓，传文中记载无骇去世。王氏说：“凡是爵位未达到大夫的称为微者，不列入《春秋》，如果列入就是大夫了”）

夏季，在郎地筑城（《左传》说是不合时宜。程子说是不合时宜。杜预说：“郎”是鲁国的城邑，高平方与县东南有郁郎亭。我按：在今济宁路钜野县）

筑城，是抵御暴乱、保护百姓的地方，而筑城有制度，劳役有时节。大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城邑没有百雉之城的制度（《左传》祭仲说：“都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城五分之二，小城九分之一。《坊记》说：国家的制度不超过千乘，都城不超过百雉，大夫的财富不超过百乘”）鲁国曾经筑费城（音秘）、郈城。后来又拆毁了它们（襄公七年筑费城，定公十二年拆毁郈城、费城。我按：筑郈城不见于经文，但经文书写拆毁郈城，那么郈城不合制度可知）那么就是越礼而不合制度了。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而告诫事务（《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注：指现在的九月，周历十一月，龙星角宿、亢宿清晨出现在东方，三项农事刚开始结束，告诫百姓从事土木工程）火星出现而准备用具（同上：大火心星在角宿、亢宿之后出现，准备筑作之物）水星黄昏正中而树立板桩（才代反，又音再。同上：指现在的十月，定星黄昏而居中，于是树立板桩而动工）冬至而完工（同上：太阳到达最南端，微弱的阳气开始发动，所以土木工程停止）这是时节。隐公筑中丘城、郎城，都在夏季，那么妨碍农事而不合时节了。筑城不逾越制度，劳役不违背时节，又应当分配财物，平整板桩，称量畚箕（盛土的器具）和夯杵的进度，估量土物的远近，粗略规划基址，揣测厚薄，负责沟渠，准备干粮，估量官吏，估量工程命令日期，不超过预先计划的期限（宣公十一年，楚国蔿艾猎筑沂城，让封人考虑事务，交给司徒，估量工程命令日期，分配财物，平整板桩，称量畚箕和夯杵的进度，估量土物的远近，粗略规划基址，准备干粮，估量官吏事务，三十天完成，不超过预先计划的期限。昭公三十二年，士弥牟营造成周，计算丈数，揣测高低，估量厚薄，测量沟渠，估量土方，商议远近，估量事务期限，计算劳力费用，考虑财物，记录干粮，命令诸侯服役）然后才可以做。何况失去时节制度，妄自兴作大工程，没有爱护百姓的意思，其罪行的轻重就显现了（襄陵许氏说：“七年筑中丘城而后伐邾，现在筑郎城而后伐宋，违背时节动用民众，依靠城池保卫国家，也太末节了。高氏说：“鲁国自从接受祊地之后，将替郑国伐宋，又恐怕其他国家的议论，所以筑郎城以防备。我按：筑城，是用来抵御暴乱而保护百姓，现在既然筑了郎城，应该可以抵御暴乱了。后来桓公十年，齐、卫、郑来在郎地作战，庄公十年，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不能抵御暴乱，反而招致祸乱，由此可知抵御暴乱禁止祸乱，不在于城墙的坚固，如果能够致力于行善，自强于政治，能够治理好国家，那么谁敢侮辱呢？隐公元年，费伯已经率领军队筑郎城，九年之间，再次兴作土木工程。后来，庄公在郎地筑台，文公毁坏郎台，昭公筑郎囿。鲁国的各位君主，在郎地劳民，也太严重了”）

秋季七月（传文见六年）

冬季，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防，公羊传作邴；谷梁传说防，是外部为主；程子说谋划伐宋；杜预说：防，鲁地，在琅琊华县东南；张氏说：今密州诸城县有防城；我按：今沂州费县防田；高氏说：防，宋地，第二年鲁国就夺取了它）

周官行人说：“适时会见以发布四方禁令（秋官大行人注：适时会见就是不时会见，没有固定日期，诸侯有不顺服的，主将有征讨之事，那么朝见天子后，命令在国都外筑坛，会合诸侯而发布禁令命令事务。禁令指九伐之法）”这是说非时合诸侯，以禁止天下的不义。列国为什么有这个名称？凡是书写“防”都是讥讽，说是非王事相防聚（赵氏说：“凡是在外相见叫防。临川吴氏说：“诸侯在野外相见叫防，或者各国君主相见，或者君臣相见，或者各国臣子自己相见，或者讲和，或者谋事，都叫防。永嘉吕氏说：“凡是书写防都是不正的，彼善于此，恶有重轻，那么各自存在于其事中。我按：《曲礼》诸侯在隙地相见叫防，是预先谋划闲地，约定日期前往，朝见天子罢了。《春秋》书写防九十二次，都不是以王事而相防。公防四十九次，夫人防四次，大夫防二十三次，外防十三次，外防公三次。通诸一经来说，那么防戎于潜是春秋的开始，防吴黄池是春秋的结束。从中国诸侯相防来说，那么此防防是春秋的开始，哀公十二年防卫侯、宋皇瑗于郧是春秋的结束。开始则从齐而合党，以奠定中国霸业；结束则畏吴而私谋，以兆战国之争。哪里还有讲信修睦之心呢？所以说：凡是书写防都是讥讽。只有襄公十一年防于萧鱼，晋悼公以不战而屈楚，推至诚以待郑，礼囚禁暴，偃兵息民，所以书写防伐，而又书写防，为一

译《春秋》经文中特殊的笔法，可以说是“彼善于此”（即这一方比那一方稍好一些）了。《左传》记载：“宋公不朝见周王，郑伯以周王的名义讨伐他，派人来告知，命令在防地设防，谋划讨伐宋国。”在邓地约定军队会师的日期，这难道可以说不是王事吗？回答说：“以周王的名义讨伐宋国，却在周王都听从征讨的禁令，即使是齐桓公召陵之师那样的举动，也比不上这种情形【齐桓公召陵之师，虽然并非奉周王命令，但凭借道义讨伐楚国，指责楚国不供给周王祭祀所需的贡品，这是《春秋》用兵中最善的】。起初在防地私下谋划设防，中间在邓地私下结盟约定会师日期，最终趁敌人战败而谋取大利，夺取两座城邑【依据《谷梁传》】据为己有，奉行周王命令讨伐不朝见天子的人，果真像这样吗？《春秋》经文记载“防于防”、记载“伐宋”而文辞没有区别，原因就在这里【赵氏说：当时王室已经微弱，哪有诸侯禀承王命去讨伐罪人的呢？如果真是奉王命讨伐不朝见的人，第二年伐宋，经文必定会用不同的文辞，不应依照常例记载“伐”。张氏说：鲁隐公自从六年接受郑国输送的平邑，八年进入祊地，就志在亲近郑国而仇视宋国，所以表面上做出平定宋国的姿态。郑国又以宋公不朝见周王的罪名加于宋国，那么兴兵就有名目，而其义理可以招引齐国，这就是防地谋划之所以成为第二年伐宋的基础。《左传》只看到其名目而不考察其实质，所以这样记录。殊不知郑庄公只是借此来欺骗齐国和鲁国罢了。看繻葛之战，宋殇公不朝见周王，难道像郑庄公那样严重吗？家氏说：鲁国与宋国未曾有怨仇，齐国与宋国又是同盟，现在鲁国陷入归祊之利，齐国背弃瓦屋之盟，将要联合出兵讨伐宋国，内心揣度有愧，所以共同假借周王命令来兴师。《春秋》记载“防于防”，是诛讨开始谋划之处，霸主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译【周桓王七年】十年【齐僖公十八年，晋哀公五年，卫宣公六年，蔡桓公二年，郑庄公三十一年，曹桓公四十四年，陈桓公三十二年，杞武公三十八年，宋殇公七年，秦宁公三年，楚武公二十八年】春天，周王二月，鲁隐公在中丘与齐侯、郑伯会合【《左传》：在邓地结盟，约定出兵日期。程子传：这是为了约定出兵日期。陈氏说：周平王东迁之后，诸侯专断征伐，小国修怨，大国平定篡弑，还没有横行天下。郑伯担任周王的左卿士，没有周王的命令却私自与齐、鲁会合，齐、鲁也没有周王的命令却私自与郑会合，从此诸侯的军队开始横行天下。我按：这里的“防”字，是鲁国开始与齐国谋划讨伐宋国的举动，到了中丘的会合，又与郑国共同谋划并决定出兵日期，《春秋》详细记录，是为了彰显讨伐宋国的军队是如何联合起来的。这是直书其事，其义自见】夏天，公子翚率领军队与齐人、郑人会合讨伐宋国【《左传》：羽父先与齐侯、郑伯会合讨伐宋国。《公羊传》：翚不称公子，是为了贬斥隐公的罪人，所以整个隐公篇都贬斥他。程子传：三国先派遣将领去会合，齐、郑称人，说明不是卿大夫。翚不称公子，与四年相同】翚不称氏，是因为他抢先【“先”音悉荐反，下同】于约定的日期【杜氏说：不是鲁君原本约定的日期而抢先会合，所以去掉他的族氏。齐氏说：公子非族，去掉他的公子称呼与去掉族氏相同】起初会合宋国是为了讨伐郑国，是坚决请求后才出发的；如今会合郑国是为了讨伐宋国，却抢先于约定的日期前往，不必等到钟巫之变，就知道他有背叛君主的心了。那些乱臣贼子，积累他们的强横恶行，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等到权势已成，威势行于朝廷内外，虽然想制约他们，又怎么能做到呢？所以去掉【“去”读上声】他的公子称呼，以警戒兵权下移，在动乱未发生时就加以制约【家氏说：翚去掉族氏不称公子，是诛责。整个隐公篇都去掉他的族氏，因为他是隐公的贼人。到了桓公时期书写族氏，是为了表明他与桓公同恶。书法非常明白，有人却认为这与无骇挟持的例子相同，这怎么能一概而论呢？陈氏说：会合称君，讨伐称人，是略写。高氏说：齐侯、郑伯被贬称为人，是因为齐国违背了瓦屋之盟，郑国是挑起战端的首恶，《春秋》深恶痛绝。王氏说：称齐、郑为“人”，那么鲁君的恶行也就可见了】

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国的军队【“败”音必迈反。传同“菅”，古音“顽”反。《左传》六月，鲁隐公与齐侯、郑伯在老桃会合，壬戌日，在菅地打败宋军。《谷梁传》：内战不称战，是举其大者。程子传：不称战而称败，败者为主，对方与之交战，我方打败对方。孙氏说：“鲁君与翚倾尽全力，共同憎恶宋国，又在一个浃辰之内夺取两座城邑，所以君臣并录以憎恶他们。”杜氏说：“菅，是宋国的地方。”我按：在今归德府睢阳县】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郜”音古“报”反。《公羊传》：夺取城邑不记日期，这里为什么记日期？一个月内两次夺取，是表示严重。内有大恶则讳，这里说严重是什么意思？《春秋》记录内事而略写外事，对外事大恶书，小恶不书；对内事大恶讳，小恶书。《谷梁传》：夺取城邑不记日期，是不正其趁人战败而深谋利，夺取两座城邑，所以谨慎地记下日期。程子传：夺取两座城邑并占有，是盗窃。杜氏说：“济隂城武县东南有郜城，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我按：城武县属今东昌路曹州，昌邑县属今益都路潍州】

内有大恶，辞气委婉；小恶则直书而不隐瞒。诸侯分封的城邑，不是自己的却夺取，是盗窃【本于《孟子》】为什么不隐瞒呢？在“取”字之中，还有更严重的。像成公夺取鄟【六年】、襄公夺取邿【十三年】、昭公夺取鄫【四年】，都是颠覆别人的国家而断绝其后嗣，也书写为“取”【讳不书灭】，这就是所谓还有更严重的，所以取郜、取防，直书而不隐瞒【何氏说：内取邑常书】。不称战而称败，败之者为主，对方与之交战，我方打败对方。都列阵曰战，诈战曰败【《左传》：都列阵曰战，未列阵曰败某师。注：设权谲变诈以胜敌，彼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独败为文。家氏说：鲁国与宋国本无丝毫嫌隙，只是因为归还祊地的缘故被郑国役使，翚已经率领军队会合两国，鲁君又亲自出奇兵以袭人之虚而夺取两座城邑，一月再取，《春秋》书日，所以彰显其暴，辞婉而义见。薛氏说：乘菅地之胜，十日而攘夺二邑，书取，是我从宋国夺来的。○刘氏说：《左传》说郑军进入郜、进入防，归于我，经文只说鲁君打败宋军，取郜、防，不说郑伯，《春秋》难道纵漏郑伯取邑之罪，反而移罪于其君吗？又说郑庄公可谓正了，不贪其土以劳王爵，亦非也，郑国如果以王命讨宋，得其土地当归之王，何得专而裂之耶】

秋天，宋人、卫人进入郑国【《左传》：郑军进入郊外，还在郊外。宋人、卫人进入郑国。程子传：郑国劳民以务外，而不知守其国，所以二国进入。高氏说：宋国又联合卫国以报复郑国，郑国侥幸于菅地之败而不防备，所以军队刚回到郊外，宋、卫已乘其虚而入。《春秋》无义战，未有奇谲轻疾如宋、卫之入郑者】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了它【“戴”音再。公谷作载。《公羊传》：其言伐取之，易也。程子

译《左传》记载：宋国人和卫国人攻入郑国，蔡国人跟随他们，共同讨伐戴国。郑文公包围了戴国，攻克了它，俘获了三国军队的将士。戴国是郑国的盟国，所以这三个国家联合讨伐它。郑国和戴国联合进攻，将三国军队的士兵全部俘获，这对百姓的残害实在太严重了。杜预说：戴国，在陈留外黄县东南有戴城。张氏说：戴城在开封府考城县。我按：现在属于汴梁路封丘县。

译称伐称取，是兼有两者之意。【薛氏说：伐取是什么意思？是说攻击并俘虏他们。高氏说：宋国既然已经连兵进入郑国，又乘胜召蔡人来攻打戴国，戴国是郑国所结盟的微弱小国，攻打戴国是用来报复郑国的。郑国又伺机利用三国的便利，攻打并夺取了它们，完全得到了三国军队的辎重，这样宋国和卫国虽然能进入郑国，却不能削弱郑国。临川吴氏说：取，就像哀公九年宋国皇瑗在雍丘夺取郑国军队，哀公十三年郑国罕达在嵒地夺取宋国军队那样，意思是打败他们的军队并全部俘虏他们的士兵。】有人怀疑郑国兵力不足以夺取戴国，并兼灭三国军队，这是错误的。十人包围五人攻击，这是正兵之法；以少胜多，这是奇兵之法。庄公曾经战胜叔段，打败周王室的军队，围困州吁并进入许国，能够以奇兵取胜，这是可以知道的。【《史记·田单传》太史公说：用兵，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取胜。】所以驻扎军队在郊外，用多种方法来迷惑他们。【昭公三十年伍员说：用多种方法来迷惑他们。】四国已经交战，趁他们疲惫时发起攻击，一举而兼取三国军队，这是卞庄子的方法。【卞庄子是鲁国卞邑的大夫。《史记·陈轸传》记载卞庄子想要刺杀老虎，旅馆的童仆阻止他说：两只老虎正在吃牛，吃得香甜必定会争斗，争斗则大的受伤，小的死亡，跟随受伤的刺它，一举必定有刺杀双虎的名声。卞庄子认为他说得对，过了一会儿两只老虎果然争斗，卞庄子跟随受伤的刺它，果然有刺杀双虎的功绩。】然而这样做可以吗？孟子说：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称伐称取的，大概是因为郑庄公残害百姓太严重，应当受到这种刑罚吧。【家氏说：郑国自从战胜叔段以来，放纵使用武力，攻打卫国，攻打宋国，进入许国，打败周王室的军队，都竭尽兵力到现在。使用奇兵，一举夺取三国军队，能不说是善于作战吗？书写郑伯的人说：这是那个人，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哪里还有爵位呢？○我按：《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郑国借助三国的力量夺取戴国，然而郑国正与宋国交战，不可能借助宋国的力量夺取戴国，宋国和卫国正进入郑国并联合蔡国攻打郑国的盟国，必定不肯借助郑国的力量让它夺取戴国。】

冬天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进入郕国。【郕，公羊传作盛。《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记载日期进入，是厌恶进入的人。郕，是国家。程子传：“讨伐不防备攻打宋国。”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两国交恶。《左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以周王命令讨伐他。”在《春秋》中看不到他是为周王讨伐。周王臣子不行动，周王军队不出动，假借名义来逞私愤罢了。】

《左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以周王命令致讨，而郕国人不防备，齐国和郑国进入郕国，讨伐违背周王命令的人。程氏认为宋国本来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两国交恶，《春秋》看不到他是为周王讨伐，周王臣子不行动，周王军队不出动，假借名义来逞私愤罢了。【后世假借天子诏书，假借君主命令，而兴兵报私仇、快私愤的，代代都有，甚至像唐朝的宦官藩镇，劫持皇帝远出，肆无忌惮，这也是因为《春秋》的法度不行的缘故。】这种说法依据经文是合适的，如果是讨伐违背周王命令，就不会书写“入”了。“入”，是不顺从的言辞。如果说这是难词，那么齐国和郑国是大国，对于讨伐郕国有什么难呢？【高氏说：戴国是郑国所结盟的，而三国攻打它；郕国是卫国所结盟的，而齐国和郑国进入它，这是效尤，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而又称人。薛氏说：在这里郕国再次被进入，诸侯专断用兵，而小国无法施展手脚。临川吴氏说：郕国自从五年卫国进入郕国之后，郕国就服属于卫国，所以是卫国的盟国。我按：进入，《春秋》开始，兵事扰乱，没有像这一年这样特别严重的。夏天三国攻打宋国，秋天宋国和卫国进入郑国，又联合蔡国攻打戴国，郑庄公又包围戴国，夺取三国军队，还觉得不够，并且联合齐国进入郕国，一伐一入，迭胜迭负，彼此交侵，他们的党羽战国杀人盈城，暴骨如莽，征兆就在这里了。这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这是《春秋》之所以始于隐公的原因。】

【己桓王巳八年】十一年【干宝说十盈则更始以奇从盈数所以说有○齐僖十九晋哀六卫宣七蔡桓三郑庄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陈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殇八秦宁四楚武王二十九】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这是诸侯朝见鲁国的开始，也是旅见的开始。《公羊传》说诸侯来叫朝，大夫来叫聘，为什么兼说呢？因为是微弱的小国。《谷梁传》说单独说同时，累数都到了。程子传说诸侯虽然有相互朝见的礼节，而当时诸侯对于天子未曾朝觐，唯独相率来朝见鲁国，能算是礼吗？杜氏说薛是奚仲的后代，夏朝所封的国家，在鲁国薛县。张氏说薛国都城在徐州滕县。我按现在属于滕州之西沛县之东。】诸侯朝见诸侯是礼吗？孔子说邦君为了两君的好交情，有反坫。【去声。升庵赵氏说诸侯与邻国君相见，主君献宾，宾饮毕反虚爵于坫上，宾于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饮毕亦反爵于坫上。《周礼》司仪凡诸公相为宾三辞三揖，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相为宾也如诸公之仪，注谓相朝也。啖氏说人君相见叫朝，朝朝也，以朝时相见也。】《周礼》行人凡诸侯的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赵氏说朝诸侯必有婚姻的好交情，疆埸的治理，所以王者不绝其交焉。我按《大戴记》朝事篇也记载诸侯相朝的礼节，然而也间于天子。】

译处理政事并加以讲习，且称之为“相”，那么就有往来互动的礼仪，不像春秋时期诸侯那样，小国和弱国去朝见大国和强国。然而称之为“殷”，就合乎中道而不过分；称之为“世”，就是终诸侯一世而进行一次相互朝见，这种礼仪也是适度的。周王室衰微，典礼严重败坏，诸侯放纵恣意，没有合乎礼义的交往，只凭借强弱行事。从鲁国的行事来看，有时去朝见对方却不回报其礼（滕国朝见四次，杞国、邾国各朝见七次，曹国、小邾国各朝见五次，郯国朝见两次，薛国、纪国、谷国、邓国、鄫国、郜国、萧叔朝见各一次，鲁国都未曾回报聘问），有时屡次前往却不被接纳而返回（鲁昭公七次去晋国，被阻止入境一次，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五次；鲁定公也曾去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这都不符合中道聘问、世代朝见的制度。况且列国对于天子，陈述自己所任职务的情况，大概也是缺失的（永嘉吕氏说：鲁国所去朝见的，是齐国、晋国，更甚者则去朝见远方夷狄的君主，而齐国、晋国未曾一次朝见鲁国。鲁国所接受朝见的，是滕国、邾国、薛国、杞国、曹国，否则就是依附于夷狄的附庸，而滕国、邾国、薛国、曹国未曾一次接受鲁国的朝见。这是因为齐国、晋国强盛，楚国则是所畏惧的，滕国、邾国、薛国则土地狭小而不能与鲁国抗衡。鲁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去朝见天子所在之地两次，去齐国三次。鲁成公在位十八年，去京师一次，去晋国四次。此后就没有去朝见天子所在之地、去京师的人了）。既然这样，自行相互朝见聘问可以吗？凡是大的国家来聘问，小的国家来朝见，史书全部记载而不删削，都是为了表示讥讽（《春秋经》记载齐国聘问五次，晋国聘问十一次，宋国、卫国聘问各四次，楚国聘问三次，陈国、郑国、吴国、蔡国各一次）。滕国、薛国两位国君不仅单独提及，又是讥讽他们集体朝见（“旅”音现）（曾子问诸侯集体朝见天子，注解说“旅”是众人的意思。范氏说：总括而言，是同时都到达）。不是天子不集体接见诸侯，隐公安然接受而不推辞，也由此看出隐公的心志荒乱了（本于《乐记》，刘氏说：一并提及是讥讽集体朝见。不是天子不集体接见诸侯，诸侯之间集体朝见是不合礼的。晋侯派苟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鲁国尚且不敢在同一天参与盟会，哪有南面称君的国君来朝见而让同日一并接见的呢？隐公的心志已经骄傲，一旦朝见两国的国君，不能识别这是不合礼的，而接受了，不只是骄傲，心志已经荒乱了。死也不合适吗？张氏说：凡是诸侯朝见都分别记载，如果谷国、邓国一同到达而朝见，礼仪不同日。累计数次的如邾国、牟国、葛国以及现在的滕国、薛国同日行礼，同日行礼只有天子可以接受，诸侯不应当这样。现在隐公对于天子未曾朝觐，而滕国、薛国相继来朝，又不单独接见而让他们同日集体朝见，非常不合礼。高氏说：共同接受天子的土地，是同等级别的，却在鲁国按班次朝见，哪有同等级别来朝见而按班次朝见的呢？异姓作为后，是指朝见天子的时候。薛氏说：滕国、薛国集体朝见，宾客和主人都有罪。我认为：齐侯、郑伯去纪国，也是一并提及，难道是集体朝见纪国吗？大概记载两位国君来朝，就是并行朝见之礼；记载两位国君去纪国，不过是同往纪国，不是并行朝见之礼。然而僖公二十八年两次朝见天子所在之地，都是诸侯一同朝见；襄公二十八年鲁公去楚国，也是诸侯同往，《春秋经》都不记载其他诸侯，是因为《春秋》以鲁国为主，记载鲁国以显示其余。○《通防》问：诸侯来朝见、王臣及大夫来聘问，都记载下来，为什么呢？回答说：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问候、中期聘问、世代朝见，这是常事。《春秋》记载有时聘问、有时不聘问，有时朝见、有时不朝见，有时过于丰厚而频繁，有时过于微薄而疏远，没有符合中期聘问、世代朝见之礼的，那么就不能作为常事了。所以全部记载在《防》中，以显示天王、方伯、诸侯治理混乱、强弱、安危、是非、邪正的迹象，作为后世的借鉴。○永嘉吕氏说：“《王制》：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叫做朝，考察礼仪纠正刑罚，统一德行以尊崇天子。”《谷梁传》说天子无事，诸侯相互朝见，是错误的）

译夏，隐公在时来与郑伯相会。秋七月壬午日，隐公与齐侯、郑伯攻入许国。记载“相会”，说明攻打许国本是郑国的意图；记载“与”，说明攻入许国是隐公所愿。隐公即位十一年，周天子派遣使者来聘问两次，而隐公未曾朝见京师，这是第一条罪过。平王去世，隐公不奔赴吊唁、不参加葬礼，致使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这是第二条罪过。礼乐征伐应由天子发出，而隐公擅自兴兵，为宋国攻打邾国，为郑国攻打宋国，这是第三条罪过。山川土田各有封疆，上受之于天子，下传之于先祖，而隐公夺取郜国和防邑，攻入祊地，交换许地，这是第四条罪过。如今又攻入他国驱逐其君主，这是第五条罪过。这五项不义之事，是人臣的大恶，隐公却兼而有之。那么，不善的灾祸难道仅仅始于惠公、成于桓公，而隐公的积恶也不可得而掩盖了。假如隐公能以礼治国，并自强于善，哪里会有钟巫之难呢？因此，《春秋》所载，从人事来说，是非善恶的迹象陈列在前，而成败吉凶的效果显现于后；从天道来说，感应之理就明白了，不可不仔细考察。冬十有一月壬辰日，隐公去世。

译那么就不记载葬礼，因为（此时）没有尽忠的臣子。朱熹说：凡是鲁国国君被杀害，史书就只记载“薨”而不注明地点，这大概是臣子隐讳国君死因的道义，也是圣人含蓄深远的用意。

译导致隐公让出君位、桓公不能以正道继立，这是惠公的罪过。【《通防》说：确立继承人，必定立嫡子；如果没有嫡子，则立年长者。这一原则由来已久，是用来确定名分、堵塞祸乱根源的。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是妾，桓公年幼而隐公年长，怎么能顺着爱憎的私心，扰乱长幼的次序，属意于不该立的人，而让年长的继承人不敢安心在位呢？所以说，导致隐公让国、桓公不能以正道继立，是惠公的罪过。】晋平公宠爱少姜，为她制作夫人的服饰；等到诸侯前往吊唁时，他却坚决推辞说：“她不是我的正妻。”由此可知，在春秋时期，国君的正妻去世后，受宠爱的妾室终不敢被正式立为夫人，而指认她的儿子为嫡子，这是很清楚的。】导致桓公弑君，几乎没能及早决断，这是隐公的过失。【“都”音玩，以下同】既然已经有谗人在中间交相扰乱，【《昭公十六年》子羽的话等】忧患的迹象已经明显，他却说：“让（桓公）去营造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这是犹豫不决，拖延时机，没有及早辨明。【东莱吕氏说：应当授予就授予，什么叫“将要授予”？应当营造就营造，什么叫“将要营造”？进退可否的决定权在我，又哪里有所谓“将要”呢？《通旨》说：果断是智慧的君主，迟疑是事情的祸害。所以说，导致桓公弑君，是隐公的过失。】我询问先父说：翚进谗言的时候，正是吉凶祸福的关键时刻，投机的瞬间不容许有丝毫迟疑。隐公如果真要让位给桓公，就应当赶快召来桓公并授予君位；如果不让位给桓公，就应当赶快杀死翚以杜绝谗佞，不容许片刻迟缓。现在却在危险疑惑、动摇不安的时候，表现出犹豫不决、狐疑不定的意向，使得翚得以窥探他的行迹而萌生恶念，促成翚凶狠顽劣、见利忘义、不顾君父的恶行。如果桓公不采纳弑君之言，那么弑杀隐公的阴谋就会推进了。】他遭遇祸难，是理所当然的。隐公被弑，鲁国史官的旧文必定如实记载。【《通防》说：记载“翚派刺客在寪氏弑杀国君”，这是鲁国史书的原文。】史书说“公薨”，是孔子亲自笔削的结果。古代史官以直笔为职责，不避讳国家的丑恶。【《通旨》说：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都直书弑君之事，君子乐于宣扬人的善行，也直言人的恶行，何况是君父呢？孔子作《春秋》，然后对于鲁国国君被弑，写“薨”而不写“弑”，显示臣子对于君父应当隐讳其恶，不忍心直言。】孔子笔削旧史，决断出于圣心，对于鲁君被弑，删去而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国史是一个官职的职守，而《春秋》是万世的法则，它们的用途本来就不一样。【刘氏说：鲁史是一个官职的职守，而《春秋》是天下的法则，圣人的志向，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不写“弑”，显示臣子对于君父有隐避其恶的礼节。【《通防》说】《春秋》对鲁国的事多所隐讳，比如国君去世不写地点，出奔称“孙”，灭国说“取”，交换土地说“假”之类，并不是掩盖事实，使后世没有考证，只是委婉其辞，不直接书写罢了。因此，国内失地就不写，军队大败就不写，亲自送葬就不写，朝见而不见，接纳就不写。】不写地点，显示臣子对于君父有不掩盖事实的忠诚。【啖氏说】国君去世必定书写地点，因为详述内部事务很重要，这是凶险的变故。遇到被弑就不写地点。【张氏说】书写国君去世必定详述地点，以显示正常的终结；不写地点，是不暇分辨其是否正当，而有不忍言说的意思，大概是因为被弑。【何氏《本防》说】如果写“公薨于寪氏”，那么桓公和翚的罪过，不仅不被讨伐，后世也没有办法识别了。我认为，有人把不写地点当作缺文，而说隐公不是被弑，这是被《明堂位》中“鲁君臣未曾互相弑杀”的话迷惑了。记录礼制的人不通晓《春秋》不写地点的含义，于是说鲁国未曾弑君。】不写安葬，显示臣子对于君父有讨伐贼人、报仇雪恨的道义。【啖氏说】凡是国君安葬都书写，只有隐公和闵公不写，意思是贼人不被讨伐，就像没有安葬一样。【张氏说】不写安葬，是因为国君被弑，臣子应当尽力讨伐贼人，为君父报仇，所以贼人未被讨伐就不敢安葬。那些不知道讨伐贼人而直接安葬的，《春秋》贬斥其安葬，以显示臣子的不忠不孝，而忘记了君父的仇恨。】不是圣人不能修撰，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贼人不被讨伐，仇恨不被报复，而不写安葬，那么丧服就不能除去，睡在草席上，枕着兵器，【本刘氏《权衡》说】《檀弓》中子夏问：“对待父母的仇人该怎么办？”孔子说：“睡在草席上，枕着盾牌，不与他们共享天下。】没有终结丧事的时候，用这个法则来讨伐贼人，非常严厉，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了。【陈氏说】《春秋》的法则，对内对外常有不同的措辞，遇到弑杀君父这样的大哀痛，我怎么忍心直言呢，所以写“薨”，这是十二位国君共同的写法；不写地点、不写安葬，是隐公和闵公独有的。既然如此，虽然隐讳，但乱臣贼子的罪状已经具备了。【高氏说】国君不在正寝去世而在其他地方，就彰显其非正常终结，以此来警示危险。至于不写地点，就知道是被弑了。国君被弑而忍心直言，是没有臣子之心，所以写“薨”而不写地点，以此来深罪当时在朝的臣子，而显明诛杀一时参与弑君的贼人。贼人未被讨伐，不写安葬，显示作为臣子的人，放纵贼人而不问，又让他得以立为君主，都甘心北面事奉他，这是同谋弑君，一时的臣子都参与了弑君，那么安葬他的是谁呢？即使安葬，也如同没有安葬。诸侯没有两个嫡子，桓公不能以嫡子身份继位，庶子中隐公年长，隐公继位是正当的。如果隐公以年长自处，向天子请命，正位君临鲁国，以奉祀周公，谁说不行呢？却探察先君的邪念，自认为为了桓公而继位，窃取让国的名声，希望桓公相信自己。桓公每天希望他归还政权，而隐公安然想终身在位，于是导致被弑。大概是因为隐公不懂大义，才到了这个地步。然而，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刘氏说：《左传》说“不写安葬，是因为桓公年幼”，这是不对的。桓公暗中谋划弑君，想要人

译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所以将罪责归咎于寪氏，难道还要让她阻止礼仪无法完成，以此来暴露自己吗？

译右边是隐公十一年，记载在经文中的是七十六件事，作为治理世道的典范，拨乱反正的书籍，是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丹阳洪氏说：夏商周三代各自确立一套王法，其末期都有弊端，《春秋》作为治理世道的宏大法则，贯通万世而没有弊端】它的详情可以听一听吗？说“一”为“元”，就知道效法先王宪章以体现元道，是君主的职责；说周历的正月为“春”，就知道确立制度、改正朔，以夏历为正朔是可行的时机；说正月是“王正”，就知道天下统一于一个中心。隐公不记载即位，就知道父子君臣的大伦常不可废弃。与邾仪父、宋人结盟，都记载为“及”，就知道以忠信诚笃为先，而盟誓并不值得珍视。大叔出奔共地，而记载为“郑伯克段”，就知道以亲爱为主，而恩义的轻重不可偏废。迎娶仲子而冢宰署名，就知道夫妇是人伦的根本，而嫡妾的名分不可混乱。祭伯朝见鲁国，而直接记载为“来”，就知道人臣之义没有私交，而朋党的根源不可滋长。公子益师记载去世，就知道《春秋》尊重大臣并给予恩礼，哀荣不可冷漠。元是什么？仁就是元。仁是什么？心就是仁。建立万种法则，应对万事，统率万民，治理万国，都是这颗心的作用。尧、舜、禹将天下相互传授，尧之所以任命舜，舜也以此任命禹。首先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称“你的父亲文王，能够安守其心，所以能够建立这些常事”。一心安定而万物顺服。春作为夏历的正月，为什么呢？北斗指向寅位，然后才称为春；建巳，然后才称为夏。所以《易经》说：“兑卦正于秋”【《说卦》】以兑卦为正秋，那么坎卦为正冬必定无疑。现在以冬为春，那么四季就改变了位置，《春秋》是正名的书籍，难道会这样吗？所以程氏说“周历正月不是春，只是借用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商人以建丑取代夏历正朔，而不能在周朝实行；周人以建子取代商历正朔，而不能在秦朝实行；秦人以建亥为正朔，本来就不能实行了【商朝和秦朝未曾将丑、亥改为正月，只是以丑、亥为岁首，论述者不因为词语而损害原意，是可以的】自从汉朝改用夏历，经历千年，直到今天，终究不能改变。说它是“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指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了。孔子难道会欺骗后世吗？王正月统一于一个中心，为什么呢？天没有两个太阳，土地没有两个君王，家没有两个主人，尊贵没有两个上级【《坊记》】子夏说……，显示百姓有君臣的区别。《春秋》不称楚、越为王，防止……道没有两种途径，政令没有两个门户，所以议论常道的人，排斥百家，尊崇孔子。那些不在六艺科目中的，不让它们并进，这是道术归于统一【前《董仲舒传》】《春秋》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老师传授不同的道，人们发表不同的议论，百家说法不同，旨意各异，所以上面无法维持统一，法制频繁变更，下面不知道遵守什么。我认为那些不在六艺科目、孔子之术的，都断绝它们的道路，不让它们并进，邪僻的学说灭绝，然后纲纪可以统一，法度可以明确，百姓知道听从什么】谈论治理的人，希望政事都出自中书【唐《李德裕传》】治理的关键，在于辨别群臣的邪正，谨慎选择贤才作为宰相。有奸诈欺瞒的人，立即罢免，常让政事都出自中书，那么天下还担心什么治理不好呢】而改变礼乐，改革制度，那么流放、放逐、诛杀的刑罚随之而来【《王制》】改变礼乐的人，是不服从；不服从的人，君王流放；改革制度衣服的人，是背叛；背叛的人，君王讨伐】这是国政归于统一【《通鉴·典礼》】赏、刑四者，是《春秋》的纲领。它们的命令来自上天，它们的决断在于君主，它们的法则出自朝廷，百官在内遵守而不敢违背，地方官将帅在外奉行而不敢改变，这是王正月统一于一个中心】如果开辟私门，废弃公道，各自以方便行事，这是人各自为政，违背了《春秋》大一统的意义【前《王吉传》】《春秋》之所以大一统，是因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现在俗吏全都权谋诡诈自任，所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户政令不同，每人服饰不同，诈伪滋生，刑罚没有尽头】在昧地结盟而记载“及”，是公想要的；在宿地结盟而记载“及”，是公确立而求成，不像小国对于大国，不得已而求盟【如纪侯盟黄、鄫子防盟于邾之类】后七年为宋而伐邾，昧地的盟誓，那杀牲歃血，究竟是为了什么？后十年为郑而伐宋，宿地的盟誓【或漏此三字】要挟鬼神，又在哪里呢？比较事情来观察，而盟誓不值得珍视，也清楚了。世道衰微，道义隐没，百姓愚昧混乱，像宋殇公对于冯，卫侯郑对于叔武瑕，都是为了利益争夺，不能胜算【隐三年，起初，宋宣公舍弃他的儿子殇公，而立他的弟弟穆公，公将死，让他的儿子冯出居在郑，而立殇公。殇公立，忌冯而伐郑。桓二年，华督弑殇公，立冯

译这就是庄公。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因为害怕晋国，逃奔到楚国，派元咺带着他的弟弟叔武，在践土接受盟约。有人向卫侯控告元咺说：“元咺已经立叔武为国君了。”晋国恢复了卫侯的地位，卫侯回国后杀死了叔武。元咺向晋国申诉，晋国逮捕了卫侯，把他押解到周王室所在地。元咺回到卫国，立公子瑕为国君。三十年，晋国释放了卫侯，卫侯回国，杀死了元咺和公子瑕。而庄公却只以顺从母亲为借口，纵容共叔段养成恶习。对于中庸之人，要培养他不偏不倚；对于有才能之人，要培养他不恃才傲物。所以人们乐于拥有贤明的父兄。仁爱的人对待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近爱护罢了。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这是恩情掩盖了道义。让官吏治理象的封地，使象不能有所作为，这是道义战胜了恩情。恩情与道义并存，而由中庸之道来权衡。共叔段虽然凶恶悖逆，但祸乱的发生，这正是《春秋》责备庄公的用意所在。太宰掌管建国的六项典章，用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然而他接受命令去赠送诸侯的妾室，不知道这样做不可，这是不智；知道这样做不可却不进言，这是不忠。不忠不智的人，可以担任百官之长吗？所以贬低他而直呼其名，表示轻视他。有人说：怎么知道元咺没有进言呢？如果君王不采纳，他还能说什么呢？如果君王不采纳，他就辞去职位而不居，这是合乎礼的。现在他奉命而来，就知道他是阿谀逢迎，没有体恤国家、爱护君主的道义。所以贬低他而直呼其名，是因为他不再配称为太宰。如果危险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搀扶，那还要那辅佐的人做什么呢？如果因为他曾经担任冢宰，就不论功罪，而曲意以礼貌对待他，这就不是《春秋》责备辅佐大臣的本意了。君子有互相汲引推荐，交往友好以成就公义；小人有互相结党营私以谋取私利。他们的迹象虽然相同，但情状不同，不可不仔细考察。祭伯朝见鲁国，怎么知道他是为了私利而不参与呢？隐公即位，未曾请示周天子，这是王法应当惩治的。祭伯作为周天子的卿士，不能用正确的典刑劝谏周天子，却远道而来朝见鲁国，他阿私的行为是确凿无疑的。所以尹氏来报丧不称爵位；祭叔来聘问不言明是受命；都是为了阐明人臣的道义，杜绝朋党的根源。大夫记载死亡，体现君臣的道义；不记载安葬，明确尊卑的等级。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彰显礼仪的差别。只记名而不记氏的，是因为他自身担任卿职而非世袭。称他为公子，是因为他是贵戚，所以让他担任卿职。不记载官职，是因为他没有向周天子请示而自行任命。那些率领军队防备战争，奉命出使越过国境，姓名已经登载在史册上，像公子翚这样的人却不记载死亡，为什么呢？因为迷惑国家、误导朝廷，亲身实行弑君叛逆，就有天讨的刑罚了。公子遂的罪行也相同，却记载了他的死亡，为什么呢？是因为借这件事的变化，来阐明卿大夫死亡不举行绎祭的礼制，而道义并不系于公子遂身上。季孙意如没有发生变故却记载死亡，唯独为什么呢？《春秋》有变例，定公、哀公时期多隐晦的言辞。季氏驱逐昭公，杀了务人而立宋，如果有汉高帝那样的公正，不赏赐私人的功劳，那么三家就会退而听命，公室就能振兴。定公侥幸免于祸患却忘记了仇敌，被利益诱惑却忘记了耻辱，任用意如为大夫而不讨伐先君的贼人，天理就灭绝了。因此通过比较事件来观察，它们的异同就可以看见；通过触类旁通来推演，它的旨意就无穷无尽。用一年的事情来考察，那么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都可以看见了。把它作为治理世道的典章，拨乱反正的书籍，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难道不确实吗？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四

元 汪克宽 撰

桓公上【公名轨，《史记》名允，是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母亲是仲子，夫人是文姜，在位十八年】

【庚桓王午九年】元年【齐僖公二十年，晋哀公七年，卫宣公八年，蔡桓公四年，郑庄公三十三年，曹桓公四十六年，陈桓公三十四年，杞武公四十年，宋殇公九年，秦宁公五年，楚武王三十年】

元年，是即位的起始之年。从此以后，即使时间长久也不改变，这是古代君主记录史事的惯例。《春秋》沿袭这一做法作为编年法。到了汉文帝受方士言论的迷惑，更改后来的元年，才开始扰乱古代的制度。桓公在位已经十六年了，再次称元年，可以吗？【前《郊祀志》记载：文帝十六年，赵人新垣平说：“宫阙下有宝玉之气。”这是欺诈，让人拿着玉杯进献，上面刻着‘人主延寿’。又说‘观测到太阳再次中天’。过了一段时间，太阳果然再次中天。下诏将十七年改为元年。”我按：《史记·秦纪》记载：“惠文君十四年，改为元年。”索隐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称一年。”那么改元并不是从汉文帝开始的。】孝武帝又因特定事件另外建立年号【孝武帝即位，改元建元，年号从此开始出现。刘攽说：“《封禅书》称后三年，有司说‘元应当用天瑞来命名，不应当用一二来推算’。所谓后三年，大概是元狩六年到元鼎三年。元鼎四年才得到宝鼎，没有理由提前三年就称它。由此说来，元鼎以前的元，都是有司追封命名的。所以元封改元才有诏书。”我按：元光因长星出现，元狩因捕获白麟，元封因封禅，太初因更改历法，天汉因祈雨，都是因事而改的。】历代沿袭这种制度，有的五六年改一次，有的四三年改一次，有的甚至一年改两次，使得史书繁杂芜乱，无法全部记载。世世代代无穷无尽，而美好的名号却是有限的，这难道是记录久远、阐明深意可行的方法吗？如果一定要流传久远，应当以《春秋》的编年法为正确。

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传》：继弑君者不说即位，这里说即位，是什么意思呢？《谷梁传》：桓公无王，为什么说王呢？是为了慎重开始。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天子不能平定，诸侯不能救援，百姓不能离去，认为这是无王道的表现，于是可以达到这种地步。元年有王，是用来治理桓公的。继位故君不说即位，是正道的。继位故君而说即位，那就是参与了弑君。程子传：桓公弑君而立，是不知天命、无视王道的极端，而书写“春王正月，公即位”，是用天道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行。桓公、宣公参与了弑君，所以圣人按照他们的意图书写即位，与僖公、文公等用同样的辞语，那么他们的罪恶自然显现，这是为了深深谴责他们。】

桓公参与了弑君之事所以书写即位，彰显他弑君篡位的罪行，是深深断绝他【高氏说：隐公被弑，经文只写薨，而贼人没有主名，继位的君主确实参与了这件事，却没有办法区别，那么后来的读者怎么知道贼人是谁呢？所以彰显他篡位的罪行，特意书写他自己即位，以不弑君自居。高邮孙氏说：继弑君而书写即位，是体例的变化。】善恶不嫌用相同的辞语。有人问：桓公不是惠公的嫡子吗？嫡子应当立，而不能自立，所以隐公代理国政，等待他长大而授予他君位。长期代理而不归还，怀疑他终究要占有君位，因此导致被弑，而罪恶也有所分担了。《春秋》为什么深深断绝桓公呢？【刘氏说：传文说隐公代理，如果是不合其位而占据，那么桓公弑杀隐公，《春秋》不应当深深断绝他。现在因为深深断绝他，知道隐公是谦让，不是代理。】回答说：古代诸侯不再娶【《公羊传》】，在礼制上没有两个嫡妻【杜氏注】。惠公的原配夫人已经去世，继室是声子，那么就是代理主持内务了【《杂记》：妾代理女君，啖氏说：诸侯一娶九女，原配夫人去世则次妃代理内事，没有再娶的条文，通论夫人去世则次妃代理治理内事，重视男女的匹配。】仲子怎么能成为夫人母亲？不是夫人那么桓公就是隐公的庶弟，怎么能成为嫡子？说应当立吗？桓公不应当立，那么国家就是隐公的国家，他想要授予桓公【据《左传》公说：我将授予他了】，实际上是谦让，不是代理【欧阳氏说：隐公的称号与正君没有不同，会盟征伐赏刑祭祀都出于自己，举鲁国的人都听命于自己，他不成为正君还有多少呢？】代理与谦让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不是自己的而占据的是代理【本刘氏】，所以周公执政而称为代理【《诗·狼跋》小序：周公摄政】。把自己所有的推给别人的是谦让【本刘氏】，所以尧舜禅让而称为谦让【《书·尧典》小序：让于虞舜】。惠公没有嫡嗣，隐公是继室之子，在兄弟中居长，按礼应当继承君位【杜氏说：继室之子应当继承君位】。他想要授予桓公，就是所谓把自己所有的推给别人，怎么能说是代理呢？因为实际上是谦让，而桓公却弑杀了他，《春秋》所以厌恶桓公并深深断绝他。然而《公羊传》所谓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儿子因为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