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十四

译至于即位之日有时在年终，那么大概就有尚未下葬而跨越一年的情况了。我按：文定公以及九峯蔡氏都认为，在君主即位之事上，冢宰可以代理告祭宗庙，代理临视群臣。朱子则认为其他事务可以代理，但即位不可代理，并且又说嗣君将先君的丧期作为自己的私丧，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权宜一时的适宜，如同借吉服的例子，以继承世系、端正正统，而三年的丧服制度不可废除。我仔细推究，春秋以前，必定有代理告祭宗庙、临视群臣的礼仪，所以孔子说“国君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而听命于冢宰”，三年之后才有伊尹祭祀先王的记载，如果太甲已经临朝执政，那么伊尹就不能祭祀先王了。然而春秋时期的诸侯都在逾年之后朝拜宗庙，改换年号并命令大夫出使邻国，有时穿着吉服亲自参与会盟、侵伐等事务。汉代以后，则不等逾年便即位于位了。贾谊说“安葬遗腹，朝见委裘，而天下不乱”，难道是因为古代的典礼向来明确，纲纪向来确定，而大臣代理即位不会导致生变吗？国君即位的礼仪，后世虽然没有流传下来，然而昭公十年，诸侯的大夫安葬晋平公，安葬之后，各位大夫想借此机会拜见新君，叔向推辞说：“穿着吉服拜见，那么丧礼尚未完毕；穿着丧服拜见，这是再次接受吊唁。”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辅佐郑伯前往晋国，晋侯因为鲁襄公的丧期未满而没有接见他，那么春秋时期诸侯的丧礼尚未完全废除。

译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公羊传》中“日”字前有“朔”字】○周天子派遣叔服前来参加葬礼【《公羊传》说：为什么说“来会葬”呢？是防止葬礼失礼。《谷梁传》说：葬礼称为“防”，其用意在于重视天子的礼制。杜预说：叔氏名服，诸侯的葬礼，天子派遣大夫来防止葬礼失礼】

凡是君主去世、诸侯薨逝、大夫卒逝以及安葬，都是人伦道义中始末的重大变故。如果不因合乎礼制就视为平常之事而不记载【《周礼》中“职防”掌管诸侯的葬礼，何休说：记载天子葬礼的隆重，是为了兴起诸侯葬礼的简薄】如果有的失礼而严重危害王法的，圣人就会删削不存，以显示大义【失礼如成公亲自参加晋景公的葬礼，危害王法如见到弑君贼人却不讨伐，以及吴、楚僭越称王之类。家氏说：天子之所以厚待诸侯，因此没有贬斥。桓公薨逝，周王派遣荣叔赐命，周王不称“天”，是因为追命篡位贼人而贬斥。成风安葬，召伯前来参加葬礼，周王也不称“天”，是因为用夫人的礼制对待妾母而讥讽。僖公是鲁国的贤君，记载“天”，周王派遣叔服来参加葬礼，没有贬斥。我按：诸侯五月安葬，僖公去世到这时才三个月，而周王的大臣就来参加葬礼，难道是王室谨慎守礼以怀柔诸侯，唯恐错过日期而提前到达吗？僖公未曾派遣使者参加惠王的葬礼，而襄王派遣使者参加僖公的葬礼，比较这些事来看得失，就明白了】

夏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君主僖公【《谷梁传》说：去世称“公”，是举上位；安葬称“我君”，是连接上下。安葬后才举出谥号，谥号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在去世的事上加上它了。○刘氏说：《左传》说“安葬僖公迟缓，制作神主不符合礼”，是指制作神主迟缓。杜预把“缓”字读作上一句。僖公十二月去世，现在四月安葬，总共五月，不能说迟缓。杜预本想将僖公去世改在十一月，那么除丧期在二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就与僖公相合，唯独不顾“制作神主不符合礼”这句话无处依附，这是讥讽不应当制作神主吗】周天子【襄王】派遣毛伯前来赐给国君命令【《公羊传》说：锡是什么？是赐给。命是什么？是加给我服饰。杜预说：毛国是伯爵，诸侯中担任王卿士的人】

诸侯结束丧期入朝觐见【音现，下同】就有赏赐；按时节来朝见，就有赏赐；能抵御天子所愤恨的敌人就有赏赐黻冕圭璧。因为结束丧期入朝觐见而赐给他们。礼制所说的丧期结束，以士的服饰觐见天子，已经觐见后赐给黻冕圭璧，然后回去就是这样【杜预说：诸侯即位，天子赐给命圭，合瑞作为信物。僖公十一年，周王赐给晋侯命令，也是这类。《诗经·瞻彼洛矣》小序：思念古代明王，能爵命诸侯。韎韐有奭。注：诸侯世子除去三年丧服，以士的服饰来觐见。《韩奕》：韩侯受命，周王亲自命令他。朱子传：即位除去丧服，以士的服饰入朝觐见天子而听命】车马衮黼，因为按时节来朝见而赐给他们的。《诗经·采菽》所说的「君子来朝，何锡予【音与，下同】之？」虽然没有给予路车乘马，又给予什么？〇衮及黼就是这样【朱子传：天子宴享诸侯而回答诸侯颂美之诗。君子，指诸侯。路车，金路赐给同姓，象路赐给异姓。〇衮，〇衣而画以卷龙。黼，如斧形，绣在裳上。说诸侯来朝见就必有赐予，现在虽然没有给予，但已有路车乘马、〇衮及黼的赐给了。《文侯之命》：周王说：「其归视尔师，用赉尔秬鬯一卣云云，马四匹。」父往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周王享醴，命晋侯宥，赐给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玈【音卢】矢，因为抵御愤恨献功而赐给他们的。《诗经·彤弓》所说的「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享之。」就是这样【朱子传：天子宴享有功诸侯而赐给弓矢的诗。东莱吕氏说：「受言藏之」，是说其重视。弓人所献，藏在王府，等待有功，不敢轻易给人。「中心贶之」，是说其真诚，中心实在想要赐给，不是出于外。「一朝享之」，是说其迅速，以王府宝藏的弓，一朝举以给人，没有迟留顾惜之意。《左传·文公四年》：寗武子说：「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现在文公继承君位丧期未毕【僖公前年十二月去世，到这才过了五月】不是初次觐见继朝而献功，为什么来赐命呢？所以谷梁子说：礼制有受命，没有来赐命。来赐命，不是正礼【何氏说：文公新即位，功绩不足以施赏，而赐给他，不符合礼制。蜀杜氏说：诸侯即位，应当朝见周王，奉天子之命而为诸侯。文公不朝见京师，而周王反而赐给他命令，所以书“天王”以正其号，记录赐命以志其过。通防问赵子说：只是讥讽其赏无功罢了，怎么能说没有赐命呢？回答说：谷梁子说没有来赐命，不是说没有赐命。来赐命，如同唐代派遣中官到藩镇立节度之类。刘氏说：赐命，是命为诸侯。诸侯在丧期，称子，逾年即位

译守丧期满，穿着士人的服饰去朝见周王，周王便在宗庙中任命他。守丧未满就任命他，不符合礼制。守丧已满却不接受天子的任命，也不符合礼制。我按：诸侯的嫡长子，必须向周王宣誓立为世子；等到其父君去世，必须向周王报告，周王派遣使者视察丧事，随即任命世子继承诸侯之位。三年守丧期满，才穿着士人的服饰进入京师，在宗庙朝见天子并接受任命。未接受任命，不敢穿诸侯的礼服。已经朝见天子，天子赐给他黻冕礼服和命圭以合符瑞，于是穿着这身礼服回国，在祖庙设立祭坛祭奠，然后才去治理臣民。春秋时期诸侯立世子，既不在周王面前宣誓，等到继位时，又不向京师请求任命，周王不能治他们的罪，因而直接任命他们，双方都失礼了。《公羊传》认为赐命是加赐礼服，刘氏辩驳说这不是。有人说是任命为诸侯，并非赐给命服，连文定公的说法也对此存疑。那黻冕圭璧，正是用来任命为诸侯的信物。大概天王的赐命，有因刚即位而赐命的，有因有功而赐命的，有死后追封的。这一年毛伯赐命，以及虢公任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召武公赐给晋惠公命，都是刚即位而赐命的。召伯廖赐给齐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文公，都是因有功而赐命的。荣叔赐给桓公命，以及成简公追封卫襄公，都是死后追封的。至于召伯赐给成公命，则是刚即位时未赐命，过了八年才任命他。刘定公赐给齐灵公命，虽然无功，但周王将要在齐国娶妻，所以因私恩任命他。《春秋》记载赐命，没有不是讥讽的。如果说诸侯不去拜受任命是贬斥，而天王的赐命没有过错，那为什么不等待他们来朝见才任命他们呢？

译晋襄公讨伐卫成公。《左传》记载，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不朝见，派孔达侵犯郑国，攻打绵訾和匡地。晋襄公除丧后，向诸侯宣告讨伐卫国，军队到达南阳。先且居说：“效仿别人的错误是祸患，请国君朝见周天子，臣下率军跟随。”晋襄公在温地朝见周天子，先且居、胥臣讨伐卫国。五月辛酉日，包围戚地。六月戊戌日，攻克戚地，俘获孙昭子。王氏笺义说：“卫成公怨恨晋文公，被执押回京师，所以晋文公晚年不朝见，而且侵犯邻国，表示不服从盟主。”襄公继位，想要继承霸业，先将卫侯的罪过告知诸侯，又听从先且居的话，朝见周天子，于是命令大夫讨伐卫国，夺取戚地。诸侯因此畏惧威势，重新归附晋国。当年齐桓公去世，五个公子争夺君位，霸业于是废弃。如今襄公能继承父亲的功业，继续担任盟主，首先能威服诸侯，所以《春秋》记载“晋侯伐卫”，是褒贵他。陈氏说：“《春秋》如果符合国君的心意，即使是卿大夫率领军队也不记载，所以伐卫记载‘晋侯’，不记载先且居。成公十三年伐秦，记载‘晋侯’，不记载栾书。襄公十年灭偪阳，记载‘晋侯’，不记载荀偃、士匄。哀公元年伐晋，记载‘卫侯’，不记载孔圉。这就是所谓深入探究根本。”我按：文公、宣公以后，大夫专权，凡是征伐会盟，国君虽然在位但由大夫负责其事，所以经文记载“晋侯”而传文记载大夫】○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襄公】。《左传》记载，毛伯、卫国人来赐给国君命令，叔孙得臣前往周朝。拜谢杜氏说：“谢恩赐命，得臣是叔牙的孙子。”高邮孙氏说：“文公即位，不曾前往周朝，而周天子赐给他命令，已经受命了。又不亲自朝见，而派臣子前往，太不臣服了。”蜀地杜氏说：“接受天子的宠命，如果亲自朝见京师，尚且说迟缓，何况不朝见而派卿拜谢命令呢？所以直接记载以示讥讽。”我按：文公被立为君，天子已经派大夫防备僖公的葬礼，又派寰内诸侯来赐命，不亲自前往拜谢，而仅派臣子。襄王还不怪罪他，且派荣叔归还成风的含玉和赗车，接着派召伯会合成风的葬礼，而文公在位十八年，历经襄王、顷王、匡王三世，终身不朝见京师。观察《春秋》所记载的，通过比较事件来考察，他的罪过不可掩盖】○卫【成公】人讨伐晋【襄公】。《左传》记载，卫侯派人告诉陈国，陈共公说：“再攻打它，我推辞。”卫孔达率领军队讨伐晋国。张氏说：“霸主声讨罪过进行征讨，不反省自己不仁无礼的罪过，反而兴兵报复讨伐，所以记载‘人’是孔达的罪过。我按：《春秋》不记载晋国夺取戚地，而称‘人’孔达，是给予晋国而罪责卫国】○秋，公孙敖在戚【襄公】会见晋侯【这是大夫专权会合诸侯的开始，《左传》记载晋侯划定戚地田界，所以公孙敖会合他，杜氏说：礼制规定卿不得会合公侯，戚是卫国土地，在顿丘卫县西，我按：在今大名府开州之东，薛氏说：卿开始会合诸侯了，大夫而专权会合诸侯，政令不在公室了，临川吴氏说：凡是鲁国卿大夫会合外国君主直接记载不隐瞒，以显示其非礼，永嘉吕氏说：《春秋》之初大概有以大夫身份会合诸侯的了，不如公孙敖专权会合，外国大夫有会合国君的，国内不隐去国君而称大夫名，则是及齐高傒会于防；国内不隐去国君而不称大夫名，则是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或隐去国君或不称大夫名，都是有所避讳的，国内大夫有会合盟会诸侯的，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则柔还不称氏，公子结于是及齐侯、宋公盟，还是顺承之事，并非专权会合，若公孙敖会晋侯，则是专权会合了，以显示礼乐出自大夫】○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成、頵都读作伦，公羊传、谷梁传作髠，《左传》记载：起初楚子想立商臣为太子，咨询令尹子上，子上说：国君的年纪还不老，而且宠爱多，废黜太子就会作乱，楚国举立太子常在年幼者，况且这个人蜂目豺声，是残忍的人，不可立。不听。后来又想立王子职，商臣听说但未查实，告诉他的老师潘崇说：如何查实？崇说：宴请江芈而不恭敬。照做，江芈说：呼，役夫，难怪君王想杀你而立职。告诉潘崇说：确实如此。崇说：能侍奉他们吗？说不能。说能逃跑吗？说不能。能做大事吗？说能。十月用宫甲包围成王，王请求吃熊掌而死，不听，丁未日王自缢】

记载“世子弑君”是因为有父亲的亲情，有君主的尊贵【《文王世子》：君主对于世子，亲则是父亲，尊则是君主。有父亲的亲情，有君主的尊贵。何氏说：说世子，是为了表明有父亲的亲情；说君主，是为了表明有君主的尊贵。啖氏说：楚国僭越称王已久，世子必定不向天子誓告，如今因为商臣的叛逆，所以特别记载世子，以表明他的罪过。孙氏说：不说父亲而说君主，是说君主以表明其尊贵，说世子以表明其亲情】而竟然达到弑逆的地步，这是天理的巨大变故，人情所深深惊骇的。《春秋》详细记载此事，想要引起提问者的注意，考察缘由，以示惩戒告诫。唐代世子〇读《左氏春秋》，到这里放下书感叹说：“经籍，是圣人垂示训诫，为什么要记载这个

译耶？」郭瑜回答说：「《春秋》的宗旨在于褒扬与贬斥，以善恶作为劝善戒恶的标准，所以商臣的恶名千年之后也不磨灭。」〇说：「不仅口里说不出口，耳朵也不忍听闻，我愿意读其他书。」郭瑜请求读《礼》，世子听从了他【见唐孝敬皇帝〇传】唉！圣人的伟大训诫在后世不能彰显，都是那些腐儒学习经典却不懂其义理的罪过啊。那些乱臣贼子，即使陷阱设在前面，斧钺架在脖子上也不躲避，反而认为身后的恶名足以束缚他们的邪念并惩戒他们作恶，这难道不是荒谬吗！用这种道理去开导人，可以说是堵塞了他们的心意了。如果对他说：「做人君人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会招致首恶的名声；做人臣人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会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罪责【董仲舒的话，见太史公自序】圣人写下这些，是让天下后世的人明察人伦关系，知道作为君臣父子的道理，从而避免首恶的名声和诛杀的罪责。那么世子〇听到这些，必定〇【音耸悚同】然畏惧，知道《春秋》是不可不学的了。学习《春秋》，必定能明晓臣子的道义，不至于因为奏请违背防备而遭受毒杀了【〇本传，皇帝对侍臣说：〇仁孝，以宾客之礼对待大臣，未曾有过错，而武则天想要施展意志，〇多次奏请违背防备，武则天用毒酒杀了他】传，是依据；经，是断语。考察传中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到导致祸患的渐进过程，哪里是隐晦的呢？嫡妾的地位必须端正，而楚成王宠爱众多；立太子必须立长子，而楚国的举动常常在于少子。培养世子不可不慎重【《文王世子》云云】却让潘崇做他的老师【我按：如果楚成王选择贤人，像宋左卫率袁淑那样来教导世子，那么祸乱就不会发生了】侍奉饮食、问安，是世子的职责，而在宫中多设侍从，地位降低而不怨恨，怨恨却能克制的人，很少了【左传隐三年石碏云云】竟然想废黜兄长而立弟弟，与妇人谋划，理应失败【左传桓十五年郑厉公云云】却让江〇【音弭】知道内情，这是以不仁对待自己，以不孝对待儿子，祸及自身是应当的。楚成王僭越称王，欺凌中原各国，战胜诸侯，毒害天下【楚成王在庄公二十三年篡位，在位四十六年，召陵之前伐郑侵郑四次，召陵之后围许败徐灭〇黄。齐桓公死后，更加肆意欺凌，拘捕襄公，伐宋并向鲁国献捷，战〇而宋襄公于是丧命。接着伐齐戊谷，会合诸侯围宋，天下的祸乱达到了极点】然而不明君臣父子之道，祸患起于萧墙之内而不觉察，不善的积累难道可以掩盖吗【王氏说：成王也是弑杀其兄熊囏而得位的，最终不免遭受商臣之祸，天道好还，难道不明显吗】君主不像君主，那么臣子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那么儿子就不像儿子。《春秋》记载世子弑杀其君，推究祸患的根源而指明首恶，作为万世的重大警戒。那么商臣就没有贬斥了吗？回答说：弑杀父亲和君主的贼人，他们的恶行难道还要等待贬斥才显著吗【陈氏说：楚国没有记录其志向，成王何至于世子弑君，不能因为楚国不记录而不论。张氏说：夷狄无道的极致，感应的道理，所以到了此后，像匈奴头曼、魏拓防珪、唐安禄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曩霄，都以外夷盗贼毒害天下，中原不能制服，而遭受其子的祸患，积不善的余殃，千年一律，所以商臣的恶行特别记载，让做君父的人知道谨慎履霜的警戒，以此防范人，还有突然想要废立而开启劭广之祸的人。我按：商臣怨恨子上阻止王立自己，进谗言致死，楚成王在此可以自省了，却还有废立的念头，狐疑不决，这是加速自己的灭亡。现在考察世子弑杀君父，实在是莫大的变故，经书记载世子弑君有三例：楚商臣、蔡般都是其君有以致之，许止不尝药，也是悼公教导不够啊。有国有家的人，看这些难道不知道警戒吗？○刘氏说：谷梁传说因为髠的死，所以谨慎商臣的弑君，不对。如果不日，难道是不谨慎其弑君吗】

译公孙敖前往齐国。《左传》记载穆伯出使齐国，这是初次聘问。何氏说：史书这样记载，是讥讽在守丧期间娶妻。刘氏说：《左传》认为合乎礼制，杜预认为这是表明诸侯在守丧期间，国家事务都采用吉礼，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左传》看到诸侯废除守丧之礼而出使聘问，就推论为合乎礼制；杜氏看到《左传》有合乎礼制的说法，就推论为在守丧期间君主都违背常理、超越礼制，这不能用来教化后世。我认为：《左传》对于凡是诸侯朝见聘问，都认为是合乎礼制，既没有考察他们不能谨慎对待天下的共同丧礼，又没有考察他们尊崇周室、结交邻国的疏密程度，刘氏的辨析是正确的。僖公三十年，宰周公前来聘问，而公子遂回报聘问于京师，并且初次聘问于晋国。这一年毛伯赐命，则得臣前往拜谢，而公孙敖也初次聘问于齐国。将同类事情放在一起观察，不加贬斥而恶行自然显现。

【丙年，周襄王二年，鲁申公十七年】二年【晋襄公三年，齐昭公八年，卫成公十年，蔡庄公二十一年，郑穆公三年，曹共公二十八年，陈共公十年，杞桓公十二年，宋成公十二年，秦穆公三十五年，楚穆王商臣元年】春天，周王二月甲子日，晋侯【襄公】与秦【穆公】军队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左传》记载：殽之战后，晋国人已经回国，秦国大夫对秦伯说：“这次失败，是孟明的罪过，一定要杀了他。”秦伯说：“这是我的罪过，我实在贪婪而连累夫子，夫子有什么罪？”于是再次让他执政。春天，秦国孟明视率领军队讨伐晋国，以报复殽之战，晋侯抵御他，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晋国人称秦军为接受赏赐的军队。程子传：跨越他国袭击他人，是秦国的罪过；忘记亲恩、背弃恩惠，是晋国的恶行。秦军跨越他国来袭击他人，虽然愤怒也没有借口，所以史书不称“伐”；晋国不晓谕秦国就与之交战，所以记载“晋及”；因愤怒而招致失败，所以记载“败绩”。杜氏说：彭衙，是秦国的地方，冯翊郃阳县西北有彭衙城。张氏说：在今同州白水县。我认为：同州现在属于奉元路。

交战而用“及”字，是因为主导这场战争的是晋国【根据“及”字表示主导的原则，王氏说：彭衙是秦地而晋军在那里，也知道晋国想要交战了】。敌人加害于自己，不得已而兴起的，称为“应”兵；争恨小事，不忍忿怒的，称为“忿”兵【依据前魏相传】。按照《左传》，秦国孟明率领军队讨伐晋国，报复殽之战，这就是所谓的“忿”兵，似乎罪责在秦国，却以晋侯为主导，为什么呢？因为修养自己、平息争端的道理，是远离怨恨的方法。那么敌人加害于自己，即使纵容其侵暴，难道就不能应对吗？回答说：敌人加害于自己，而自己也有罪，引咎自责，服罪就可以了。自己无罪且不义，受到侵害，用言辞晓谕，仍然不能避免，也可以向天子、方伯报告。如果贸然兴师与之交战，这就叫做以桀攻桀，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以晋侯为主导，是因为修养自己、平息争端的道理，是减少怨恨的方法，是王者所做的事【家氏说：秦国有大恩惠于晋国，不可忘记。先前秦国趁着晋国守丧而袭击郑国，襄公害怕其欺凌逼迫，不得已，穿着丧服就战，侥幸获胜一次，也就够了。现在孟明再次到来，而晋襄公负气好胜，亲自率领军队抵御敌人，又打败秦军，以怨报德，所以君子责备他。况且文公退避三舍避开楚国，施恩所必报，是义理所应当的。秦国的恩惠尤其大，而晋襄公急于交战，不顾及，岂止是背弃恩惠，实在是忘记了亲恩。《春秋》因此贬斥他。我认为：秦军讨伐晋国，而史书不记载“伐”罪，是免除秦国的罪责】。

丁丑日制作僖公的神主。《左传》说：制作神主，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君主去世，哭丧完毕就附祭，附祭后制作神主，在神主前单独祭祀，在宗庙进行蒸、尝、禘祭。《公羊传》：虞主用桑木，练主用栗木。用栗木的是收藏神主。制作神主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不合时宜。《谷梁传》：立神主，丧期内的神主在虞祭时，吉礼的神主在练祭时。制作僖公的神主，讥讽其太晚。制作神主、毁坏宗庙，在练祭时有特定的时间。毁坏宗庙的方法，更换屋檐也可以，改变涂饰也可以。

制作神主，就是制作木制的神主【范氏说：神主大概是神灵所凭依的，形状方正，中间穿孔通达四方，天子的一尺二寸长，诸侯的一尺长】。安葬后返回虞祭，虞主用桑木【何氏说：礼仪规定清晨安葬，中午返回虞祭，以阳求阴叫做虞，亲人刚刚下葬，惶惶然无所依托而寻求安抚，虞就是安神的意思，用桑木是取其名，以符合孝子的心意】。满一年进行练祭【《丧服四制》：十三个月进行练祭，我认为小祥祭更换练冠，所以叫练祭】。练主用栗木【何氏说：满一年练祭，将虞主埋在两阶之间，更换用栗木，夏后氏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礼记·士虞记》说：桑木神主不加纹饰，吉礼神主都刻上谥号】。用栗木的是收藏神主【何氏说：收藏在宗庙室中，是常当奉祀的】。为什么记载？僖公去世到现在十五个月【杜氏说：超过安葬后的十个月，何氏说：礼仪规定制作练主应当在十三个月】。然后才制作神主，怠慢而不恭敬得很了。怠慢而不恭敬，是积累恶行的根源。认为无伤大雅而不除去，以至于恶行积累而无法掩盖，所以要谨慎对待【高氏说：周人哭丧完毕就附祭，附祭后更换神主，这叫虞主；满一年练祭，练祭后更换神主，这叫练主。僖公去世十五个月，不是虞祭、练祭的时候却正在制作神主，还没有附祭宗庙，还没有附祭】。

译立庙，是为了让逝者神位升迁的缘故，因此要谨慎并择定吉日。蜀地杜氏说：十二位国君制作神主牌位并附祭于祖庙，史书未曾记载，如今记载制作僖公的神主，必定有所讥讽。张氏说：侍奉亡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制作神主来象征神灵而祭祀。礼制规定，下葬后在墓地制作神主，不到一天就举行虞祭，是不忍心一天忘记亲人。僖公在元年四月下葬，如今才制作神主，怠慢且严重违背礼制。我按：《左传》说：卒哭祭后附祭，服虔说：制作木制神主，设立几筵，在寝宫单独祭祀，三年丧期结束，遇到烝、尝大祭才在祖庙进行。郑玄又说：只有附祭和练祭在祖庙举行，祭祀完毕后神主返回寝宫，至于大祥祭和禫祭，神主自然在寝宫。《谷梁传》认为吉祭在练祭时举行，毁坏宗庙则等待练祭后才附祭。如今考证《檀弓》说：殷代在练祭后附祭，周代在卒哭祭后附祭，孔子赞同殷代的礼制，我私下认为附祭应当是吉祭，如果卒哭祭后就迁入祖庙，立即使用吉祭，不符合人情，所以胡安国采纳《谷梁传》的说法，即在练祭时更换栗木神主后才附祭于祖庙。刘氏说：《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传记载：安葬僖公迟缓，制作神主不合礼制。杜预将“缓”字归入上句；“作”字以下归入下句。这是错误的。僖公在十二月去世，文公元年四月下葬，总共五个月，不能说迟缓。传文是说安葬僖公以及制作神主都迟缓罢了。《公羊传》说“讥讽想要长久守丧却做不到”，这也是错误的。文公自己懒惰迟缓，不制作神主罢了。怎么知道他想要长久守丧呢？

译三月乙巳日，鲁公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因为朝见而结盟，是从这时开始的。《左传》说：晋国人因为鲁公不来朝见而前来讨伐，鲁公前往晋国，晋国人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以此羞辱他，史书记载为“与晋处父结盟”，是为了压抑这种羞辱。前往晋国不记载，是为了避讳。《公羊传》说：这是阳处父，为什么不称他的氏？是为了避讳与大夫结盟。《谷梁传》说：不称“公”与处父结盟，是因为处父地位与公相当，为了替公避讳。怎么知道是与公结盟？根据记载日期可知。为什么不记载公前往晋国？因为这是耻辱。出访不记载，回国不致祭）与处父结盟的，是鲁公。（杜预说：处父身为晋国正卿，不能用礼法匡正国君，反而与鲁公结盟，所以贬去他的氏。范氏说：去掉处父的氏，让他看起来像是与国君结盟，如同邾仪父一样。家氏说：处父去掉氏，贬低处父是为了贬低晋侯）不在晋地结盟，（杜预说：在晋国都城结盟）避讳不记载“公”字，是为了抑制大夫的僭抗，不让大夫与公对等，以端正君臣的名分。（孙氏说：不称“公”，是不让处父与公对等。陆氏说：义理与高傒相同。凡是与公结盟的大夫，如果不是对方强迫我们结盟，惯例只称“人”，表示不是大夫的罪过。如今晋国逼迫公与大夫结盟，所以特别记载其名，以显示其罪过。蜀杜氏说：高傒结盟，主导权在公，而这次主导权在处父。我按：抑制大夫的僭抗，与高傒、荀庚、孙良夫、却犨、孙林父、向戌的情况相同，晋国当时用处父羞辱公，所以又去掉处父的氏）前往晋国不记载，回国不致祭，是为了替公避讳耻辱，保存臣子的礼节。凡是这类情况，在笔削鲁史旧文中很多。（高氏说：凡是结盟必须记载地点，只有他国大夫来鲁国结盟，以及鲁国大夫去他国结盟不记载地点，大概是因为各自在国内的缘故。如今不记载处父来鲁国，鲁国也无法像晋国那样，却记载与处父结盟，那么是谁与谁结盟呢？回答说：是我国的公。公前往晋国不记载，是因为晋襄公责备鲁国不朝见，所以公虽然在防地，没有朝见天子，却畏惧晋国的威势，越礼朝见晋国，晋侯于是派大夫与公结盟以羞辱他，因此隐去不记载“公”，又去掉处父的氏，以彰显其罪过。然而这并非专门归罪于晋国，也是用来归罪于鲁国的臣子。公前往晋国，难道没有卿大夫随行吗？不能阐明大义以正理反驳，就自己屈辱，甘心受盟，不符合“君主忧虑臣子受辱，君主受辱臣子死节”的道义。张氏说：在晋国都城结盟，而国君不出席，耻辱太甚，所以避讳。陈氏说：朝见后随即结盟，是从这时开始的。凡是避讳国家丑事，耻辱在公，就只记载事情，不记载公，这是常例。避讳在事情上，就只记载公，不记载事情。公在黒壤朝见晋侯，因为公不参与结盟，所以不记载结盟。公前往晋国为止，公送葬，所以不记载葬，非常避讳）

夏季六月，公孙敖在垂陇与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结盟。（士縠，音户木，谷作谷，垂陇，公羊、谷梁作垂敛。《左传》说：公还没到，穆伯会合诸侯及晋国司空士縠在垂陇结盟，是因为晋国讨伐卫国的缘故。陈侯为卫国向晋国求和，抓获孔达来取悦晋国。杜预说：垂陇，是郑国地，荥阳县东有陇城。我按：荥阳县现在属于汴梁路郑州。薛氏说：垂陇的会盟，士縠开始专断晋国政事。齐桓公、晋文公死后，大夫擅专诸侯的会盟，是从公孙敖、士縠开始的。他们的臣子固然有罪，派遣他们的人也不对。蜀杜氏说：春秋时期会盟没有外国大夫另外与诸侯会盟的，垂陇的会盟讥讽政令在于大夫。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有时与王人结盟，有时致送天子，这是天子受制于诸侯。春秋不承认他们，所以记载王人以排在诸侯之前。晋襄公继承霸业召集诸侯，而大夫与他们会盟，这是诸侯受制于大夫。春秋也不承认他们，所以排列诸侯以排在士縠之前。陈氏说：大夫与诸侯对等，是从这时开始的。晋国于是让大夫主持诸侯。然而士縠主持结盟，为什么排在诸侯之下？春秋不认为大夫可以主持结盟，所以直到宋国都不让大夫主持结盟。翟泉贬低士縠，这里为什么不贬低？贬低不在极端情况，而在事情开端，其余如实记录罢了。自从记载士縠之后，凡是军事行动都记载大夫。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会盟有大夫就只称“人”，防柽称邾人，防温称秦人，一定是世子，才能排在小国之君之后。自从垂陇由士縠主持，新城由赵盾主持，而后大夫与诸侯并列，戚之盟记载齐国佐，沙随之会记载宋华元，更严重的是没有霸主而安甫之会，国君与大夫并列了。临川吴氏说：晋国让士縠主持结盟，鲁国让公孙敖与三国之君对等，都不合礼。襄陵许氏说：明年卫国人与晋国伐沈，就知道卫国在垂陇之会服罪了。○啖氏说：《左传》说：记载士縠是因为他能胜任其事。既然任命为卿，惯例都记载名字，不论能否胜任。如果不能胜任，自然应当治罪）○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公羊传》说：记载异常现象。大旱以灾害记载，这也是旱灾。为什么以异常记载？大旱的日子短，所以以灾害记载。这里不下雨的日子长，所以以异常记载。《谷梁传》说：历数时间说不下雨，文辞不担忧下雨，不担忧下雨的人没有关心百姓的心）

记载“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而不说“直到秋季七月不下雨”，大概是因为后说“不下雨”。

译这不过是祈求降雨的言辞，并非鲁文公的本意。史书记载“从某时开始不下雨，直到秋七月才停止”，这就意味着八月曾经下过雨【依据僖公三年记载六月下雨】。然而没有记载八月下雨，是为了显示文公对降雨毫无关切，不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忧乐的依据【范氏说：历经四个季节才记载，这是不勤于求雨，没有体恤百姓的心志】。他怠慢政事的情况由此可见，而鲁国的衰败也就从此开始了【孙氏说：不下雨历经四个季节却总括记载，是厌恶文公怠慢国家政务，不畏惧旱灾的严重。我按：礼制规定“到了八月还不降雨，国君就不举行祭祀”。现在文公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七月，阴阳之气不和，持续干旱成灾已经八个月了。文公对此漫不经心，虽然除丧服之期未满，却屡次进行朝见聘问、防备盟会、祭祀等活动，他体恤百姓的心意竟然如此淡薄，怎么可以居于百姓之上呢？《公羊传》认为不记载旱灾是因为不下雨的时间长而没有造成灾害，范氏的注也说尚未成为灾害，这是错误的。大概干旱成灾但时间不长就记载“旱”，干旱成灾且时间长久就记载“某月不雨至某月”。《资治通鉴纲目》在汉献帝时期记载“四月不雨至七月”，并在分注中写明“人相食”，由此可知这确实是灾害了】

译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祫祭，将僖公的神位升列于闵公之上。《左传》认为这是违背礼制的祭祀。当时，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尊崇僖公，并且公开说：“我看见新死者的鬼魂大，先死者的鬼魂小，先大后小，这是顺应情理。提升圣贤的地位，是明智的。明智且顺应情理，就是礼。”君子认为这是失礼的，因为礼没有不顺应的道理，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却违背了礼制，这能算是礼吗？孔子说：“臧文仲有三件不知礼的事：制作虚器，纵容逆祀，祭祀爰居。这是三不知。”《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祭。大祫祭是什么？是合祭。怎么合祭呢？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上去，在太祖庙合食。五年举行两次大祭。‘跻’是什么？是升。为什么说要升僖公？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讥讽逆祀。逆祀是怎样的？是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事。祫祭，是将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上去，在太祖庙合祭。‘跻’是升，先祭亲近者后祭祖先，这是违背礼制的。逆祀，就是没有昭穆次序；没有昭穆次序，就是没有祖先；没有祖先，就是没有上天。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这是《春秋》的原则。”

“有事”指的是时祭（祠、礿、尝、烝），“大事”指的是祫祭。刘氏说：“《春秋》记载烝祭、尝祭、禘祭，没有称为‘大事’的，称为‘大事’，是诸侯的大事，诸侯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指的就是祫祭。天子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始祖，以其祖先配享；诸侯祫祭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时祭称为‘有事’，祫祭称为‘大事’，‘大’之外没有更重的词了。由此推断，鲁国的郊禘是不合礼的。赵氏说：凡是祭祀失礼就记载祭名，祭祀不失礼而为下文张本，就称为‘事’。”合群庙的神主在太庙进食。何氏说：“将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前，太祖面向东，昭庙面向南，穆庙面向北，其余孙子跟随祖父。”临川吴氏说：“四时之祭称祭名，称为烝、尝的，是五庙各自祭祀；称为‘有事于太庙’的，是四庙的神主迁到太庙合祭，这叫祫祭；称为‘大事于太庙’的，是已毁庙的神主也参与祭祀，从伯禽以下到祢庙以上的神主，都在太庙合祭，这叫大祫。”将僖公的神位升列于闵公之上。排列僖公的神位于闵公之上，通防君已逾年，则不论有无儿子，自然应当立庙。闵公、僖公在亲属关系上是兄弟，在名分上是君臣。认为这是逆祀，是因为兄弟不能先于君臣的礼制。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所以《左传》说：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却违背它，可以吗？即使儿子再圣明，也不能先于父亲进食，这是很久以来的规矩。《公羊传》说：逆祀是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传》说：逆祀，就是没有昭穆次序，没有昭穆次序，就是没有祖先。闵公、僖公并非祖父和父亲，却称为祖父和父亲，为什么呢？因为臣子和儿子是一样的道理。

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诸侯祭祀五代祖先。解说礼制的人说：“世”指的是父子，不是兄弟。然而三传都将闵公视为祖，认为臣子和儿子是一样的，所以僖公把闵公视为父亲，闵公视为祖父，父亲死儿子继承，哥哥死弟弟继承，名号虽然不同，但作为“世”是一样的。

译经文已经阐明，这是指鲁国进行逆序祭祀的记载。家氏说：这一条经文两次加以讥讽，一是在太庙举行大祭时，不该合祭却合祭了；二是将僖公的牌位升迁，不该升迁却升迁了。高氏说：父子相继，是礼制的常规。至于传给兄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把国家传给他，那么所传的人虽然不是儿子，也如同儿子一样；传国的人虽然不是父亲，也如同父亲一样。汉朝的惠帝、文帝也是兄弟相继，但当时的议论者都推崇文帝上继高祖，而惠帝亲身承受高祖的天下，反而不能列入昭穆的正统。至于光武应当继承平帝，又自己认为按世次应当作为元帝的后嗣，这都是违背经典、违反礼制而不可传述的。凡是君主以兄弟作为后嗣的，必定是没有儿子，把他引来作为继承人，君臣一体了，而应当继承的人反而因为兄弟的缘故，不继承接受国家的人，却继承先君，这就是接受国家的人竟然没有人继承。活着时以臣子的礼节侍奉他，死后却以兄弟的礼节对待他。遗忘生前的恩情，背弃死后的礼制，何况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后君的地位，现在却自己继承先君，不仅抛弃了后君任命自己的心意，又废除了先君传授的命令。人民和土地都归自己所有，而父子之礼却感到羞耻。不这样做，都是不可行的。这难道是用来重视接受国家的心意吗？我按：僖公不能排在闵公之前，三传辨析得很明白了。但《谷梁传》说逆祀是没有昭穆，范甯说：“用昭穆父祖来比喻。”何休说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在南面西上，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也应当同在北面西上。孔颖达《正义》说：“父子昭穆不同，兄弟昭穆相同。闵公、僖公不能成为父子，同为穆位。现在提升僖公排在闵公之前，这是两位公的位次颠倒，并不是昭穆混乱。”如果兄弟相代，就不同昭穆。假设兄弟四人都立庙，那么祖父的庙就已经毁掉了，礼制必定不是这样。现在考察文定此传，采用韦昭的说法，父为昭，子为穆，僖公为闵公之子，君臣一例，而以闵公、僖公各为一世。襄公三年，说哀公以襄公为皇考，也以昭公、定公各为一世，这就是不同昭穆了。然而在仲婴齐后归父一事上，则引用何休的说法认为是乱了昭穆的顺序。朱子说文王为昭，武王为穆，从他们开始附祭就是这样。但管、蔡、郕、霍是文王的昭位，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位，子孙也以此排序而不改变，那么昭穆是不可改变的。但他论述天子庙制，说周孝王时，武王亲尽才立武世室，孝王是共王的弟弟，而各为一世。又以宋太祖、太宗、哲、徽、钦、高都是兄为穆而弟为昭，都是兄弟对列，各为一室，这就又扰乱了昭穆。如何休、孔颖达并立庙而同昭穆？那么齐国的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继，卫国的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继，立庙将没有地方容纳。如果各为一世而不同昭穆，那么齐顷公就不能祭祀他的祖父，而卫成公就不能祭祀曾祖父了。古制不存，无法再考证。我私下怀疑古代一君各为一庙，那么兄弟同昭穆，共为一世。合祭太庙，那么鲁国应当为僖公特设位置在闵公之下。后世同堂异室，不能让两位先君共室于一室，必然导致不同昭穆，但仍然以兄弟共为一世计算。然而曾子问说：“七庙、五庙没有空虚的主牌，诸侯合祭则”祝官迎接四庙的主牌，这是诸侯的昭穆不超过四庙，天子的昭穆不超过六庙。考证《春秋》，哀公的时代，桓宫还在，这就是祭祀十位君主而八世；定公设立炀宫，这就是祭祀二十一传的祖先。后世天子的庙有十余世，历经十四五位君主，而他们的庙都不毁。解说礼制的人反而引用《春秋》作为证据，而圣王经世的制度不可再见了。又按《大传》论述禘祫而说：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那么在合祭时及其高祖。大夫士有善事于其君，尚且得以合祭，那么诸侯大合祭，陈列毁庙的主牌，适宜不得认为是不合礼了。或许有人说诸侯不应当大合祭，成王赐给鲁国重祭，所以有大合祭，怀疑这种说法过于牵强。解说《谷梁》的人以大事为祫尝，左氏外传又认为是祫烝，都不知道是大合祭。如果认为这是时合祭，那么在太庙有事，名叫什么祭祀呢？

译冬季，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秦国。《左传》记载：晋国的先且居、宋国的公子成、陈国的辕选、郑国的公子归生攻打秦国，夺取汪地和彭衙后回国，以报复彭衙之战。程子传曰：秦国因愤怒而招致失败，晋国本可以就此作罢，却又再次攻打秦国，报复没有止境，残害百姓、结下怨恨，所以贬称他们为“人”。

根据《左传》，四国攻打秦国，是为了报复彭衙之战，那么这四位都应是各国的卿。之所以贬称他们为“人”，是因为晋国人两次战胜秦军，按常理也应当停止了，却又发动这次战争，结怨并劳苦百姓，这完全是致力于武力而非德行，专欲力争且报复无已，以至于后来发生渡河焚舟的军队，所以特别贬称他们为“人”。

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公羊传》说：纳币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在丧期内娶妻。如果娶妻在三年丧期之外，为什么还要讥讽在丧期内娶妻呢？因为在三年丧期内不筹划婚事，而在庄公的吉禘祭时讥讽，那么为什么不在祭祀时讥讽呢？三年的丧恩是深切真实的，不是凭空加上的。认为人心都有哀痛，为什么唯独在娶妻这件事上讥讽？因为娶妻是大吉之事，不是寻常的吉事。吉事的主旨在于自我克制，认为有孝心的人，应当在此时改变心意。

婚姻是常事，通常不记载。记载纳币，是因为丧期未满就筹划婚事。范氏说：丧制未毕就纳币，记载下来是因为非礼。何氏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此时未满二十五个月，而且礼制规定先纳采、问名、纳吉，然后才纳币，这四者都在三年丧期内。既然娶妻在三年丧期之外，那么为什么还要讥讽呢？《春秋》论事，没有比志向更重要的。志向恭敬且节度完备，就与他懂得礼；志向和谐且音律雅致，就与他懂得乐；志向悲哀且居住简朴，就与他懂得丧礼。这不是凭空加上的，而是重视志向的意思。这都体现了使人私欲不行、防止邪念、恢复礼制的用意。

周襄王二年，晋襄公四年，齐昭公九年，卫成公十一年，蔡庄公二十二年，郑穆公四年，曹共公二十九年，陈共公八年，杞桓公十三年，宋成公十三年，秦穆公三十六年，楚穆公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叔孙得臣会同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攻打沈国，沈国溃败。沈音审，是霸国大夫会同诸大夫攻打国家，从此开始。杜氏说：沈是国名，汝南平舆县北有沈亭。张氏说：沈是姬姓国，《汉书·地理志》说汝南郡治平舆，故沈子国，今属蔡州。我按：今汴梁路汝宁府西平县。

根据《左传》，攻打沈国是因为它服从楚国。沈国溃败，百姓逃离他们的君主。杜氏说：溃，指众人流散迁移，像积水溃决一样，是自坏之象。五国都称“人”，大概不是任命卿大夫吧。《左传》说臧孙辰会同诸侯的军队。薛氏说：晋国起初有志于诸侯，垂陇之战派士縠主持，攻打沈国命令他会同，是怠慢的表现。沈国在汝南平舆县北，未曾参与中原的盟会，而向南服从楚国。军队进入其境，百姓逃散。常山刘氏说：一被侵伐，百姓就离散，可知君主无能，如蔡溃、沈溃、许溃等。虽然这不是正义之举，但比起报复私怨的战争，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措辞没有褒贬。这类记载想要向后世用兵的人显示，要懂得权变并以正道为本。家氏说：霸主应当在天下伸张大义，该做的不做，或不该做却做了，就失去了道义。楚国的商臣犯下滔天罪行，至今二年，如果晋襄公仗义前行，军队壮大，言辞正直，天下诸侯谁不鼓勇跟随？即使不能污染楚国的宫殿，楚人也必定能诛杀商臣，另立君主而听命于中原。晋国的霸业将光耀前人。却视而不见，让元凶得以树立羽翼，胁迫小国与中原抗衡，怀有二心者难道只有沈国吗？襄公舍大求小，以诸侯之兵攻打沈国使其溃败，避豺虎而猎狐兔，即使溃败百个沈国，对成败之数有何益处？所以《春秋》贬称“人”。高氏说：鲁国派卿前往，那么诸国必定不是微末之人。唯独得臣书名氏，是因为详记内政，且表明诸国都是卿出行，书“人”以贬之。文公三年之间，遂、敖、得臣屡次见于经，可知鲁政全在诸臣手中。《汉书·五行志》说文公时大夫开始专政，确实如此。王氏说：霸国大夫会同诸大夫攻打国家，自伐沈开始；会同诸大夫救患，自救郑开始。《春秋》都贬称“人”，不赞成大夫专政。举兵伐人，使其畏服，所谓威；率众救人，使其免于难，所谓福。威福是君主的利器，诸侯擅用则有害于天下，大夫擅用则有害于国家，圣

译人们能从细微之处预知显著的结果，因此在这两件事上都予以贬斥，这是用来警戒威势和福泽不可向下转移的。

译夏五月，王子虎去世。《左传》记载：“王叔文公去世，前来报丧，吊唁如同对待同盟国。”《公羊传》问：“王子虎是天子的臣子，外国的臣子去世不记载‘卒’，这里为什么记载‘卒’？”答：“因为他新近出使我国。”《谷梁传》说：“叔服去世，为什么记载‘卒’？因为他前来参加葬礼，我国就记载他‘卒’。有人说，因为他曾经执掌重器守卫王室。”不记载王子虎的爵位，是讥讽他。天子的内部臣子没有与外国交往的礼节。有人说，礼是根据人情而制定节制的。叔服新近出使我国，就应当有恩礼了。孔子在旧馆脱下车马的左骖，虽然叔服去世，也可以记载“卒”。在旧馆脱下车马的左骖，是厌恶泪水没有缘由而流出的情况，这不是常理。天子的内部臣子没有与外国交往的礼节，却因为他新近出使我国而给予恩礼，这是以私情损害公义，失去了轻重的权衡。

秦国人攻打晋国。按照《左传》的记载，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烧毁船只，在殽山掩埋尸体后返回。这里称“人”是什么意思呢？圣人创作《易经》，以惩忿窒欲作为损卦的卦象，卦辞说：“损卦是修养德行的。”《春秋》中诸侯懂得德行的很少了。穆公起初听从杞子的请求，违背蹇叔的话，这叫做贪兵，是欲望而不能抑制。等到在殽山战败，回国后作《秦誓》，差不多能改过，将要抑制欲望了，却又发动彭衙的军队，报复殽山和函谷关的战事，这叫做愤兵，是愤怒而不能惩戒。现在又渡过黄河，夺取郊外，称这支军队为“人”，有什么意义呢？晋国人畏惧秦国而不出战，穆公发泄愤怒而后后悔，从此见到被攻打不再报复，开始实践自己誓言的话了。因此在这里贬低称“人”，是完备地责备他。

秋天，楚国人包围江国。

译亲近楚国而依附齐国，所以楚国对此怨恨极深。先前已经灭亡了黄国，而没有对江国用兵，大概是因为江国还能坚守其国都的缘故。所以到了今年，有围困江国的军队。高氏说：贯泽之盟，江国顺从中国，楚国自从城濮之战后也不敢侵伐。现在晋文公已经去世，襄公不能讨伐商臣弑君逆乱的罪恶，所以楚人轻视中原诸侯，又有窥伺诸侯的意图，于是围困江国来试探他们。

○ 宋国降下螽虫【“成”字，雨读作“付”反。《左传》说：坠落而死。《公羊传》说：死后坠落。为什么记载？因为记载异常。杜氏说：从上面坠落，好像下雨一样，有人报告所以记载。唐陈氏说：不说“宋国降下螽虫”，如同“宋国大水”的例子，考察实际情况，像雨一样多，从天上坠落到地上而死，很明显。○ 赵氏说：《谷梁传》说，附着在上面，出现在下面，叫做雨。假如有一物附着在上面，出现在下面，难道能说成雨吗？螽虫从空中落下，落下的又多，好像雨一样。历代有雨血、雨毛、雨土，都是这样。我按：外国的异常因有人报告而记载，《公羊传》说是为了王者之后记载异常，《谷梁传》认为是灾祸严重，都不对。】

○ 冬天，鲁公前往晋国【襄】。十有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襄】结盟。【《左传》说：晋国人担心鲁公无礼，请求改换盟约。鲁公前往晋国，与晋侯结盟。晋侯宴请鲁公。张氏说：不记载地点，是在晋国都城结盟。高氏说：鲁公前往晋国，大概是朝见，不是为了结盟。晋国人于是请求改换盟约。盟约已经定下了，又为什么要改呢？鲁公应该坚决推辞，却再次结盟，都不符合礼制。我按：以前没有因为朝聘而在国都结盟的。诸侯有不协调的原因，就约定在某地会合，杀牲歃血以谋求信用，这已经不是盛世的事情了，何况因为朝聘而要挟他呢？前年朝见晋国，晋国已经在其国都让处父与鲁公结盟，今年虽然说改盟，但还是要挟鲁公朝见，在国都约定誓言，文公受到的屈辱太严重了。晋襄公如果担心鲁公无礼，为什么不在晋鲁之间约定会合以相互结盟呢？后来荀庚、孙良夫、却犨、孙林父、向戌也因为聘问鲁国而要挟结盟了。更严重的，杞子作为三恪之君，也在鲁国歃血结盟。起初，鲁君在霸主之国结盟；后来，诸侯在鲁国结盟，世道的变化可以知道了。】

○ 晋【襄】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穆】，以救援江国。【《公羊传》、《谷梁传》认为不应以此羞辱《左传》。晋国因为江国的缘故告知周王，王叔桓公，晋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在方城门外遇到息公子朱而返回。《公羊传》说：这是讨伐楚国，为什么说救援江国？为什么迟缓？怎么迟缓？讨伐楚国是为了救援江国。《谷梁传》说：这是讨伐楚国，为什么说救援江国？江国远，楚国近，讨伐楚国是为了救援江国。】“以”字表示不是真正的目的。【孙氏说：先说讨伐楚国，后说以救援江国，是厌恶不能救援。楚人围困江国，阳处父率领军队不急于前往，却先讨伐楚国，想让它引兵自救，从而江国围困解除，这不是救援患难的军队。所以第二年楚人灭亡了江国。】救援江国是好的，为什么记载“以”呢？楚国曾经讨伐郑国，齐桓公远交江、黄，在召陵会合九国军队，然后讨伐郑国的谋划才停止；又曾经围困宋国，晋文公答应恢复曹、卫，在城濮会合四国军队，然后围困宋国的战役才解除。现在江国小而弱，不能与宋、郑相比，楚人围困它，必定不会等到撤除四境屯戍守御的军队和宿卫全部出动。当时，楚国有覆载不容的罪行【依据商臣弑君】，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应该会合诸侯声讨罪恶，命令秦国军队出武关【《战国策》张仪说：秦国举兵出武关】，齐国率领东方的军队略取陈、蔡向南，处父等军队在方城之外，楚国必定震惊恐惧，江国的围困自然解除了【范氏说：楚国有难就救援，围困自然解除】。计谋不出于此，却独自派遣一支军队远攻强国，怎么能成功呢？所以记载“伐楚以救江”，说救援江国虽然好，但用来救援的方法不对。这是《春秋》记载用兵的方法。【陈氏说：晋国大夫记载率领军队，从此开始大夫强大了。永嘉吕氏说：《春秋》之初，有以大夫率领军队的，但没有像阳处父这样专断讨伐的。内大夫率领军队而不称氏的，是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溺防备齐军讨伐卫国；内大夫率领军队而称氏的，是公子庆父率领军队讨伐于余丘，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合侵陈；而外大夫则没有率领军队而出主名的，像阳处父则率领军队而出主名了，以显示征伐出自大夫。张氏说：楚国商臣无父无君，却给江国带来祸患，这是禽兽逼人太甚，以中原诸侯为己任的人，怎么能安居而把讨罪的任责交给大夫呢？晋襄公不能率领诸侯趁此时诛杀他，这是《春秋》特别记载以纠正他不能奉行天讨的罪过。临川吴氏说：江国因为顺从中国而遭受楚国的讨伐，中原霸主应当救援。处父畏惧楚军强大，不敢直接趋向江国城下，却扬言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在方城门外，一见息公前来，就避开返回。既不能救援江国，又不能讨伐楚国，他的畏怯很明显了。我按：《春秋》记载侵伐多不说明所做的事，而这里记载讨伐以救援，实在是特别的笔法。考察传中所录，不仅楚国侵陈以救郑、伐郑以救齐不记载，即使齐桓公讨伐厉以救徐，也只记载讨伐厉而不记载以救援。难道不是责备处父既不能讨伐楚国，又不能救援江国，而特别兴起“伐以救”的文字来定罪吗？经书中国加兵于楚国的有三：只有齐桓公声讨包茅不贡的罪过，而得到屈完的屈服；处父有讨伐楚国的名义，而没有讨伐楚国的实际；晋定公会合十八国……】

译在召陵，本有讨伐楚国的声势，却仅仅做了侵扰楚国的浅薄之事。《春秋》大概对此深感惋惜。○刘氏说：何休认为：“如果同时记载两件事，应当先说救援，这是不对的。”如果真的既讨伐楚国又去救援江国，难道不是同时记载两件事了吗？显然这里只是脱漏了一个“以”字罢了。

译【鲁文公四年，即晋襄公五年、齐昭公十年、卫成公十二年、蔡庄公二十三年、郑穆公五年、曹共公三十年、陈共公九年、宋桓公十四年、宋成公十四年、秦穆公三十七年、楚穆公三年】

春季，鲁文公从晋国回国。

【我按：从此以后，凡是鲁君出访都记载回国，其中出访晋国的共有二十次，记载回国的有十三次，这都是为了表明他离开国家时间之久，或者被扣留，或者受辱，所以对此表示担忧。起初文公出访晋国，有处父胁迫结盟的耻辱，却不记载回国；到了最后，昭公、定公六次出访晋国而不被接纳，记载回国到黄河边才返回，这还不如记载回国为好。君主一举一动的得失，能不慎重吗！根据事实直接记载，其意义自然显现，说的就是这类情况。】

夏季，鲁国从齐国迎娶姜氏为夫人。

【《左传》说：卿不亲自前往迎接，是不合礼的。君子因此知道姜氏在鲁国不得人心。用高贵的礼节聘问，却用低贱的方式迎接，身为国君却轻慢她。《公羊传》说：为什么称从齐国迎娶妇姜呢？是简略的写法。《谷梁传》说：这是有婆婆在的称呼，不称姓氏，是贬低她。为什么要贬低她？因为夫人也有罪过。程子的传文说：纳币在丧期之中，与防中结婚相同。称妇姜，表示已成为妇人，不称夫人，是因为不能成为小君来奉祀宗庙。不记载迎接，是因为即使是卿也失职了。】

迎接新娘都称女，因为尚未成为妇人，称女是她在父母家时的称呼。【《曾子问》：女子未庙见，未成为妇人。】前往迎接而称妇，进入国境不记载到达，为什么呢？这是《春秋》诛求其意的效验。禫祭【音徒感，除服祭祀的名称。郑氏说：澹澹然平安的意思】的丧期未满，就思念娶妻之事，这是不志在哀悼而安于约期了。正在迎接时，她已成为妇人；尚未到达时，却像在国中一样。推究其意而加以谴责。不称夫人姜氏，也是因为与【音预，下同】有贬低。妇人不能专擅行动，为什么与有贬低？父母也有罪过。文公不知敬重他的配偶，违背礼制而行动导致国家动乱，儿子弑父。齐国人不能见微知著，冒犯礼制而前往，使他的女儿在鲁国不得人心，这都是因为开始就不正的过错。夫妇关系，是人伦之首，礼制不可不谨慎。所以共同贬低他们以作为后人的鉴戒。【刘氏说：夫妇关系，是人伦之首，所以通过末节来推究本源，通过细微来知晓显著。文公昏庸软弱懒惰轻慢，不能遵循礼制而行，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何必遵守礼制？所以夫人不安于其位，最终导致祸患。这不只是文公的罪过，夫人也有罪过。夫人不能早日避开防中娶妻的耻辱，冒犯大礼而前往，国人都轻视她，于是无所依靠，危及自身而失去儿子。这是因为根本不正的缘故。危险时呼天，不也太晚了吗？文公不能保全他的后嗣，是因为没有用礼法约束他的妻子；夫人不能安于其位，是因为没有谨慎于礼制。张氏说：圣人严格区分吉凶之礼，大概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正是因为有父子之亲，而三年的丧期，是哀戚的极致。国君是风教之首，却在丧期中纳币，《春秋》将迎女改为迎妇，姜氏不能完成夫人的礼节，以显示人伦的根本已失，怎么能为国人奠定后嗣的基础呢？唐陈氏说：吉凶之礼，如果国君不亲自执行，大夫不主持事务，就只记载事情，不记载人物，那么必定是丧期，这是《春秋》的规矩。文公派卿纳币，却派地位低微的人迎接，这是国君用礼聘问而不用礼迎接，适宜其不能善终。我按：《春秋》一经记载迎娶夫人，只有这一年最简略，既不记载迎接者的名氏，又不记载如齐，不称夫人，不言姓氏，不记载到达，难道不是圣人责备文公首先扰乱丧期之礼而这样吗？宣公娶妻更加急切，而书法更加详细，事情相同而既然贬低就从同，这是相同的。○刘氏说：左氏说：卿不前往，不合礼。假使卿前往，难道就可以称为礼吗？《公羊》说：“娶自大夫，是简略的写法。”这虽然没有其他证据，但鲁国初纳币，乃用上卿，审察娶自大夫者，礼制难道如此崇高吗？《谷梁》说：“迎接者是谁？亲自迎接而称妇，或者是公说‘公’，不对。”《谷梁》既然说亲自迎接而称妇，那么称妇是适宜的，又怎么看出其不是在齐国成礼呢？况且假设不是在齐国成礼，说“公如齐迎妇姜”就够了，文字不当隐没公】

狄人侵犯齐国。【昭我按：狄自从箕之战失败后，至此才再次侵犯齐国，这是因为晋襄公没有攘除抵御的谋略，而齐国的霸业没有继承的缘故。王氏说：大国如齐，狄人侵犯有四次，那么其他邢、卫、鲁、郑不足为怪了。】

秋季，楚国人灭掉江国。【《左传》：楚国人灭掉江国，秦伯为此降低服制，走出宫室，不举乐，超过常规。大夫劝谏，公说：同盟被灭，虽然不能救援，敢不怜悯吗？我自己也恐惧。临川吴氏说：晋襄公以救之为名而无救之之实，江国被围一年而其国竟被灭，晋国霸业不兴盛而荆蛮得以在小国肆意施虐，可哀啊。我按：《公羊》说：进入不记载围，记载其重者。江黄二国从中国而致灭，黄国记载伐而江国记载围，都是表明中国不能救援。灭是亡国的美辞，上下同心，江黄之君不记载奔逃，不记载被俘，则能固守待援而死于其位，又可知了。】

晋侯【襄公】讨伐秦【穆公】。【《左传》：晋侯讨伐秦，包围邧新城，以报复王官之役。程子传：秦逞忿以伐晋，晋畏而避之，其被报复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过矣，故不复报晋。圣人取其能迁善也。称晋侯，不复加】

译讥讽秦穆公见到晋国应当报复却自己后悔不再结怨，这才是他的善行。晋人三次战败（“迈”音“迈”，下文的“败狄”同此），秦军（僖公三十三年在殽地战败，文公二年春天在彭衙交战，冬天讨伐秦国夺取汪地和彭衙），见到报复本是常情，而秦穆公渡河焚舟则被贬斥而称“人”。秦国夺取王官和郊地，并未结下像晋军那样深的怨恨，襄公又去报复，这超过了常情，却得以称爵位，为什么呢？圣人用常情对待晋襄公，而用王者的责任要求秦穆公，所以不同。（朱子语谓：记载“晋侯”是以常情对待晋襄公，记载“秦人”是以王事要求秦穆公，恐怕未必如此。程子所谓微言大义，是不容易说清的。）襄公忘却亲情、背弃恩惠，大败秦军，击败狄人，讨伐许国，恼怒鲁侯不来朝见，因而以无礼相待，这是专尚威力，先动手加害于人，不知道反省德行而后行动。现在又报复秦国，不足以指责。秦穆公起初在殽地战败，悔过自誓，增进修明德政，应当是知错能改，悔过后又能改正，又有渡河焚舟的战役，这就不是誓言之意了，所以要完备地责备他。然而晋襄公见到讨伐而报复，尚且没有讥讽；秦穆公到这时见到讨伐而不报复，其善行可知了。不讥讽晋侯，是为了深深地赞许秦伯。《春秋》推崇改过，嘉奖释怨，这是王者之事。所以孔子审定经文，将《秦誓》列在百篇之末，以显示悔过能改而不责备他人，即使是圣贤的诰命也不超出这个原则。（《通防》说：穆公悔过极晚，在夺取王官、封殽尸之后，晋侯来讨伐，秦伯于是悔改，不再前往报复，圣人之所以取法他，以此显示与人为善的道路广阔了。张氏说：晋襄公以王官之役不报复为耻，不如商臣在江国得志为耻那样重大。报复秦国却不诛杀商臣，使乱臣贼子得以消灭弱小，逞其凶毒，晋襄公作为盟主的做法太末流了。记载此事，是深深罪责晋侯，不以江国灭亡为耻，却去结怨秦国。家氏说：《春秋》记载楚人灭江，晋侯伐秦，责备他应当救援而不救援，不应当讨伐却去讨伐，罪责晋侯很深。记载“晋侯”并非赞许他，因为他徇私报复的过错太甚，屡次作战而不知道收敛，所以直呼其人而责备他。王氏说：隐公以来，政令在诸侯，如果大夫专政，则惯例贬称“人”。文公以后，政令在大夫，如果诸侯有罪，则剥夺爵位以贬斥，这是惯例的变化。如同宣公九年齐侯伐莱，成公四年郑伯伐许，都被贬斥。）

译卫成公派宁俞来鲁国聘问。

冬季十一年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风氏是僖公的母亲，庄公的妾室，却被称为夫人，从此嫡妾名分混乱了。古语说：“国君的妻子，国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其他国家称她为寡小君。”这大概是地位对等的称呼。至于妾媵，就不是对等的了。她们在世时，也用夫人的名称来称呼她们；她们去世时，也用夫人的礼仪来办理丧事和安葬，这不是用来端正名分的方法。把妾媵当作夫人，只是想要尊崇宠爱自己所爱的人，却没有考虑到这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把妾母当作夫人，只是想要推崇高贵所生的人，却没有考虑到这会贬低其父亲。降低自己的身份就会失去地位，贬低其父亲就会没有根本，违背礼制到了这种地步，不也很悖谬吗？礼制规定，庶子成为国君，为其母亲不服丧，是不敢使尊位有贰心的。《春秋》对于成风，记载她的去世和安葬，都按照实际情况书写，不使用不同的措辞，是为了谨慎地记录礼制由此发生变化的原因。

五年，春季，周王正月，周王派荣叔送来含玉和赗赠。

珠玉称为含，车马称为赗。送来含玉和赗赠，是对妾母给予厚礼。不称天王，是因为周王不能顺从天理。《春秋》将王系于天，以确定他的名号，是因为他所居的是天位，所治理的是天职，所告诫并敦厚的，是天所叙列的，所任用并奖赏的，是天所安排的，所赏赐和刑罚的，是天所命令和天所讨伐的。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是王法尤其谨慎对待的。如今成风以妾室僭越嫡妻，周王不能纠正，反而派大夫送来含玉和赗赠，从而确立她为夫人的地位，那么王法废弛，人伦混乱了。这叫做不能顺从天理而违背其道，不是小的过失，所以特别不称天，以示谨慎。

译诸侯对于妾母没有服丧的制度，而《周官》中掌管诸侯丧事的官职，以及卿、大夫、士等凡是有爵位者的丧事，也不包括邦国夫人的丧事。如今周王的臣子来送含玉和赗赠，这说明鲁国将成风（妾母）的丧事报丧到了京师。夫人的丧事尚且不应该向周王报丧，何况是妾母呢？周王赐予含玉和赗赠，其责备已经很深了，而鲁国前往报丧，其罪过也不可掩盖了。《春秋》中周王施予鲁国的礼遇，只有桓公、文公两位国君为数较多且盛大，然而扰乱败坏三纲的情况竟像这样，也可悲啊。○赵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同时赠送含玉和赗赠是不合礼的。根据礼制，含玉和赗赠只限于一人，这里是兼行罢了。如果每件事都需要一个人，那么即使耗尽周王朝的大臣，也不足以充任丧礼的使者。刘氏说：邻国赠送含玉和赗赠，尚且共用一位大夫，何况周王对于他的臣妾呢？《谷梁传》又说：经文不说“来”，是因为不周全地使用了周王的事务，这也不对。宰咺说“来”，难道是为了周全周王的事务吗？

译三月，辛亥，安葬我国夫人成风。《公羊传》说：成风是僖公的母亲。

仲子虽然经过正式聘娶，但不是惠公的正妻。正室称为嫡。在春秋初期，人们对此尚存疑虑，所以另外为她设立宫室，而她的礼仪规格特别不同，这在隐公五年已有记载。这虽然不是礼制的正统，但不让她附祭于婆婆的宗庙，还有分别。到了成风被记载安葬，于是出现了两位夫人附祭宗庙的情况，伦理纲常混乱，不再有分别了。所以礼制的败坏，是从成风开始的。啖氏说：自从文公安葬成风之后，就出现了两位夫人附祭宗庙的情况，这不符合礼制。苏氏说：仲子不是惠公的正妻，所以特别为她设立宫室，而不让她附祭，也不记载她的安葬，这大概是礼制的正统。自从成风以来，妾母都被安葬，大概都是附祭了。鲁国礼制的变化，从此开始了。高氏说：既然用夫人的礼仪让她去世，又用小君的礼仪安葬她，还另外为她定谥号，记载这些事实是为了表示讥讽。我按：后世把妾母当作正嫡，到了办理丧事时，反而废黜正嫡，让宠妾合葬，就像中宗安葬在乾陵，严善等人劝谏却没能阻止，沿袭成习而不知道其中的过失。谁像汉文帝那样，自称是侧室之子而不以此为嫌呢？

周襄王派召伯来主持安葬。召，音邵。《谷梁传》作“毛”，《左传》说“荣叔来含且襚”，召昭公来主持安葬。《谷梁传》说：“主持安葬的礼仪，在边境之上。”程子传：“天子把妾母等同于正嫡，扰乱了天理，所以不称‘天王’。圣人在这里尤其谨慎地表示警戒。”杜氏说：“召伯是天子的卿。召是采邑名，伯爵。”

周王臣下聘问桓公的冢宰，记载名字以示贬斥。根据《书》中记载渠伯纠的例子。而大夫再次聘问则没有讥讽。根据《仍叔家父》的例子，记载字而不记载名字。有人认为这是随从同类的原则，同类就一起记载；有人认为同类就记载重要的。《公羊传》庄公四年说不可胜讥，选择重要的讥讽，其余的随从同类，注解说轻者随从义与重者相同，《谷梁传》宣公二年说志同则书重。成风去世，周王派荣叔归含且襚，已经不称“天王”了；等到派召伯来主持安葬，又参与贬斥。为什么呢？归含且襚，施加于妾母已经过于繁复了；又派卿来主持安葬，恩宠的规格更加隆重。《春秋》中君夫人安葬只有僖公和成风，周王派大夫来主持。这是要将她附祭于宗庙，而对成风的礼遇已经尽到了。聘问是一样的，含襚而又安葬，那么事情更加隆重，扰乱人伦，废弃王法太严重了。再次不称“天王”，是圣人在这里尤其谨慎地表示警戒，而不敢省略。高氏说：再次不称“天”，是深深贬斥；蜀杜氏说：去世而含襚尚且说不可，何况又派卿来主持安葬呢？所以再次去掉“天”以示大义；家氏说：天子对于诸侯有主持安葬的礼仪，不是用来施加于妾母的。元年记载叔服，这一年记载召伯，五年之间先后两次主持安葬，有的称“天王”，有的“王”不称“天”，对比着看，彰显的大义难道不是很明白吗？陈氏说：王不称“天”在追赐桓公时已经显现，到这里再次因为用夫人的礼仪安葬成风而显现。庄公、僖公时期，天下只知道有盟主罢了，而襄王的晚年更对诸侯有事，于是叔服主持安葬，毛伯赐命，尤其急切地对待鲁国。尤其急切地对待鲁国却为了成风做什么呢？一个人含襚，一个人安葬，以此来笼络诸侯，我看到周朝更加衰落了。宰咺曾经因为含襚妾母被贬斥，那么召伯为什么不贬斥？王和公是一体的。宰咺被记载名字，那么王不需要贬斥就自然显现；王不称“天”，那么召伯不需要贬斥就自然显现。桓公以少篡夺长位，成风以庶母扰乱正嫡，王道熄灭了，而庄公、襄公不能匡正，反而加以褒奖，所以用天命来施加，是天讨，所以都不称“天”。刘氏说：《左氏传》说是礼，不对。庶子成为国君，对他的母亲没有服丧，是不敢有二心于尊位的意思。妾母称夫人，周王不能匡正，又派公卿主持安葬，有什么礼呢？何休说去掉“天”是因为不及事天子主持安葬诸侯而有早晚小失罢了，不可以集合起来作为过错，何至于就贬斥去掉“天”呢？

夏天，公孙敖前往晋国。襄高氏说：周王含襚，又来主持安葬了。舍弃天王而谨慎地侍奉晋国，不需要贬斥，厌恶就显现了。临川吴氏说：三年冬天，国君朝见晋国，现在又派卿前往聘问，鲁国侍奉霸主的谨慎可见一斑。鲁国臣子前往晋国聘问的有二十四次，致禭主持安葬的又有四次，始于公子遂而终于季孙斯、仲孙何忌，有的疏远有的频繁，有的无所作为，有的有所作为，考察其时与事，得失就显现了。秦国军队进入鄀国。音若。《左传》：起初，鄀国背叛楚国投靠秦国，又对楚国怀有二心。夏天，秦国军队进入鄀国。杜氏说：鄀国本来在商密，是秦国和楚国边界上的小国，后来迁到南郡鄀县。张氏说：现在襄阳宜城县地有鄀故城。我按：鄀国本国，现在汴梁路钧州密县，后来迁到襄阳路宜城县。高氏说：鄀大概是微弱的小国，秦国因为它叛乱而进入，之后就被楚国吞并了。楚昭王复国之后，畏惧吴国的强大，离开郢都而迁都到鄀国。秋天，楚国军队灭掉六国。《左传》：六国人背叛楚国投靠东夷。秋天，楚国成大心、仲归率领军队灭掉六国。冬天，楚子燮灭掉蓼国。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被灭，说：皋陶、庭坚不祭祀了，突然就灭亡了，德行不建立，百姓没有援助，悲哀啊。杜氏说：六国现在在庐江六县。任公辅说：地谱寿州安丰

译县境内有六国的旧城。我按：即今庐州路六安州。临川吴氏说：晋襄公死期将至，所以他的志气不能像早年那样旺盛，继承霸业的事业逐渐衰微，因此西边的秦国、南方的楚国敢于在中原肆意横行，吞并弱小国家而无所顾忌。○冬季十月甲申日，许国国君业去世【他是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儿子锡我继位，这就是昭公】

译【鲁襄公十一年】六年【晋襄公七年去世，齐昭公十二年，卫成公十四年，蔡庄公二十五年，郑穆公七年，曹共公三十二年，陈共公十一年，宋桓公十六年，宋成公十六年，秦穆公三十九年，楚穆公五年】春天，安葬许僖公。○夏季，季孙行父前往陈国。○秋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八月乙亥日，晋侯驩去世。○冬天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安葬晋襄公。○晋国杀死了大夫阳处父，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公羊子说：晋国杀死了大夫阳处父，那么狐射姑为什么出逃？是因为狐射姑杀了人。狐射姑杀了人，那么经文为何称“晋国杀”？这是因为国君泄露了机密。《易经》说：“不出门户庭院，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祸乱的产生，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国君不保密，就会失去臣下的拥戴；臣下不保密，就会失去性命；机密之事不保密，就会危害成功。所以君子谨慎保密而不轻易泄露。凡是记载“杀”字的，如果是上级杀下级，就称国君；如果是下级杀上级，就称姓氏；如果是众人所杀，就称“人”；如果是地位卑微者所杀，就称“盗”。国君与臣下共同犯下的杀戮

译那么，国君（如郑申侯、楚得臣之类）如今杀害阳处父的，只是先轸罢了。国君仅仅因为泄露言语的缘故，也参与了杀害，这是为了给后世留下警戒。【范氏说：亲手杀害的是先轸，却将罪责归于国君，表明是因为国君的话而杀他，罪责在于国君。陆氏说：先轸专断杀害其恶人，容易知晓；晋侯泄露言语，其责任难以察觉。《春秋》的创作，在于阐明细微之处，所以将责任累加在国君身上，以警戒天下做国君的人。王氏说：《诗经》说：“绍庭上下，陟降厥家”，意思是国君升降大臣，应当遵循正道。如果襄公以大公至正的道理升降臣子，即使赏罚不完全得当，人们也会退而听从，没有归咎的理由。如今却在先轸面前泄露言语，将怨恨嫁祸给阳处父，那么阳处父的罪过，是襄公造成的】有人认为是阳处父侵夺官权【《左传》】，难道不是吗？回答说：国君用人不当，那么他的国家必然危险。凡是立于朝廷的人，都应当劝谏国君，何况身为晋国的太傅呢【根据《左传》称太傅阳子】如果认为这是侵夺官权，那么将相大臣不称职，百官有司失职，在位的人应当拱手沉默以保全自己，暗中听任人主的所作所为，直到国家颠危也不救助，那将用什么来任用那些宰相呢【刘氏说：改换中军将帅，凡是出于晋侯的决定，为什么说阳处父侵夺官权呢？国君任用贤能不称职，必然导致失败。如果食禄的人都应当劝谏国君，何况阳处父是晋国的太傅呢？事情有不妥当的，说出来是适宜的。认为这是侵夺官权，这是教唆大臣拱手沉默。我按：汉成帝、哀帝时期，张禹、王舜等人坐视王氏专权僭越，闭口不言，就是所谓拱手沉默以保全自己的人】率领天下臣子做持禄保身、不忠的行为，从而误导朝廷、迷惑国家的，一定是这种侵夺官权的说法吧【张氏说：根据《左传》，似乎晋国的事都听命于阳处父。但考察《谷梁传》所说的国君泄露言语，那么改换中军将是阳处父秘密告诉襄公，襄公不能谨慎而轻易泄露，导致先轸杀害阳处父。《春秋》之所以将杀害的责任分别归于国君和大夫，原因在此。临川吴氏说：这时襄公已经去世，却记载为国君杀害，好像是说阳处父今天的死是因为襄公泄露言语的缘故，实际上是襄公杀了他。陈氏说：两方互相杀害，为什么记载为国君杀害？《春秋》的法度，如果有贼害而不知道，那就是国君的罪过。所以记载胥童杀害三郤，栾书、中行偃杀害胥童，齐崔杼杀害高厚，郑子展、子西杀害公子嘉，都称为国君杀害罢了。家氏说：先轸因私怨杀害一位大夫，其罪过固然应当诛杀。而阳处父因私意偏袒赵氏，使赵盾由此在晋国执政，擅自废立，专断刑罚赏赐，其末流遂有弑君之事。那么阳处父固然应当进言，但因私意则是他的罪过。如果阳处父认为贾季不可举荐为晋国的贤人，让他居于执政之位，那就好了。高氏说：先记载晋国杀害阳处父，接着记载先轸出奔，那么实际杀害阳处父的罪责自然显明了】

译闰月不向祖庙禀告月朔，但文公仍然在月初到祖庙朝见。【“告”读作梏，下文同。《左传》说：闰月不禀告月朔，是不合礼制的。闰月用来校正时令，时令用来指导农事，农事用来使百姓生活富足，养育民众的道理，就在这里面了。不禀告闰月的月朔，就是废弃了当令的政事，怎么能为民呢？《公羊传》和《谷梁传》说：不告月，就是不告朔。】

不告月，就是不告朔。【杜预说：诸侯每月必定要禀告月朔并听取政事，鲁文公怠慢政事，因为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所以闰月不告朔。何休说：经文中不写“公”字，是因为这是鲁国内部的事情，读者可以知道。王肃说：不叫“朔”而叫“月”，大概是因为“朔”是每月初一吉日，而“月”则是积累日子而成的。因为闰月而不告朔，那么这一个月的政事就都不举行了，圣人改变文字来记载，是为了揭示怠慢政事而设立的。】不告朔，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朔”呢？因为是根据月亮的亏盈来设置闰月，这是以月亮为主而有闰月的。【我按：有朔日而没有中气的月份就是闰月，月亮有晦日和朔日，那么自然就会有闰月，没有闰月就会失去月亮运行的规律，所以说以月亮为主而有闰月。】所以不说“朔”而说“月”。观测天时则依据星辰，【我按：日月所防是谓辰，从历法来说，是积累余分来设置闰月，从日月星辰来看，闰月的日月也防于辰，与其他月份没有不同。】教导百姓从事农事则依据节气，寒暑的到来则依据气候。【我按：闰月虽然没有中气，但节气在望日，历法设置闰月，就不会失去阴阳节气的正常规律。】百官在朝廷修行政事，百姓在田野从事劳作，都主要依靠这个。闰月可以废除吗？回答说：迎接太阳推算历数，就有它的数值。【《史记》：黄帝纪迎日推策，注解说策就是历数，日月朔望还没到来就推算它。《天官书》：黄帝考正星历，起消息以正闰余。】转动玑衡观测天象，就有它的形象。【《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蔡氏传：用璿装饰玑，用来象征天体的运转，用玉做管，横着设置，用来窥视玑并整齐日月五星的运行，就像现在的浑天仪。】把余数夹在手指间来象征闰月的数值。【《易大传》：朱子本义说，奇，是蓍草占卜时四数之余。扐，是勒在左手中三指的两指之间，象征闰月是积累月之余日。】北斗指向两个星宿之间，这是形象。【《后汉书·律历志》：闰月没有中气，而北斗斜指两个星宿之间，所以与其他月份不同。】形象和数值，是天理，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所以用来确定四时、成就岁功的，是唐代的典章。【《通鉴》：沈存中有废除闰月的议论，而尧舜以来用闰月确定四时，成就岁功，如果废除闰月，那么岁功就停止了。】用来告诫君王在闰月居住于门终月的，是周代的制度。【《周礼》：大史在闰月告诫君王居住于门终月，注解说：十二月分在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的位置，只有闰月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居住在门。】颁布月朔给各国。【同上注：班布，就是颁布。以十二月朔颁布给天下诸侯，诸侯把它藏在祖庙，到了朔日朝见祖庙，禀告并受命执行。赵氏说：天子常常在今年冬天颁布明年的正朔给诸侯，诸侯接受它，每月捧着月朔的甲子日在祖庙禀告，所谓禀受正朔。所以说“王正月”，意思是君王之所以颁布。因此用特牲进献叫做告月，也叫告朔。文公因为闰月不是正朔，不行告朔之礼，而在朔日只是亲身到祖庙朝见而已。】不把闰月当作附在月之余日而不计入历数。仍然在祖庙朝见，【范氏说：在祖庙接受月朔，是尊重祖先先君，不敢擅自专断。】这是庆幸他没有完全废弃的言辞。【蜀杜氏说：《春秋》记载文公废除了告朔之礼，但还朝见祖庙，是庆幸他的礼制没有完全废弃，这是圣人爱护礼制的深意。高氏说：如果知道朝见祖庙不可停止，那么告月的礼制为什么可以停止呢？】子贡想要去掉告朔时的牺牲羊，孔子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那个礼。”【《论语》朱子注：爱，就是爱惜。诸侯在月朔用特羊在祖庙禀告，鲁国从文公开始不再视朔，但有关部门仍然供应这只羊，所以子贡想要去掉它。然而告朔是诸侯禀命于君亲的大礼，羊存在，告朔的名义就没有泯灭，而其实质因此可以举行，孔子所以爱惜它。张氏说：闰月是用来确定四时、成就岁功的，治理历法、明晓时令的政事必须明白这一点。天子把它作为月朔颁布，诸侯却不奉行并禀告，这是轻视正朔而怠慢时令。孙氏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闰月很多，唯独这里记载不告月，是因为当时应当告的。○啖氏说：《公羊》《谷梁》说闰月不告月是对的，这是错误的。按经文说“不告月”，明明是说应当告的。刘氏说：《公羊》认为不告朔是礼，朝见祖庙是不合礼的；《谷梁》说闰月是附在月之余日，天子不告朔，丧事也不计入。这都是错误的。闰月虽然无常，但政事有常，怎么能不告呢？我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太阳一天一周，在天体上不及一度，积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而与天防为一岁，月亮一天不及天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积累三百五十四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而与日防者十二为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为常数，一岁多五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为二十四气，这就是气盈，而昼夜长短、节气寒暑于是确定。一年少五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为十二月，这就是朔虚，而晦朔望于是确定。积累岁之有余，就年之不足，而后有闰。三年一闰，尚余三日有奇；五年再闰，则少五日有奇。积累十九年闰在】

译十二月，节气与朔望便分齐了。大致每三十二个月就有一个闰月，闰月之前的月份中气落在晦日，闰月之后的月份中气落在朔日。如果历法不设置闰月，那么晦、朔、望都不符合正理，昼夜平分也不在春秋的中间，寒暑就会颠倒。所以《尚书》说：“用闰月来定四时，成就一年。”《周礼》注解说：“以中气计算的叫岁，以朔日计算的叫年。中气和朔日的大小不齐，用闰月来校正，这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历法家顺应自然设立积分的数值，来与之相合罢了。”《公羊传》说闰月是天上没有的月份，《谷梁传》说闰月是依附在月份上的多余日子，这都是不对的。二十九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时晦朔相交，这就构成一个月。月亮本身并没有“闰”的名称，只是因为日月在天上运行的快慢不同，导致岁和年的盈缩有差异，于是称之为闰。天和日月的运行自然有闰，怎么能说天上没有这个月份呢？月亮并没有多余，又怎么能说是依附在月份上的多余日子呢？月亮有闰是出于天，而称它为闰却是出于人。所以在文字上，“闰”字从门从王，表示王在门内；《礼记》称天子在闰月就在明堂听朔，关闭左边的门扇，站在其中。天子对闰月如此谨慎，诸侯怎么可以不告朔呢？考察经传，凡是提到闰月多在岁末，大概是因为那时的历法有误，常常把闰月放在岁末，所以《左传》认为闰三月是不合礼的，那么没有中气的月份不叫闰，而称为闰的也就不是闰月了。秦朝之后的九月就是仿效这个，因此当时的卿大夫以“天无是月”为由，指责这是历法家设置的，从而引导他们的君主废除告朔的礼仪。解说经书的人甚至说：“天子不告朔，还责备昏庸的鲁文公什么呢？”《春秋》记载“犹朝庙”，就是圣人爱礼存羊的意思，意思是虽然不告朔，但朝庙的仪式没有废除，那么告朔的礼仪还有留存。《公羊传》《谷梁传》都说：“‘犹’字表示可以停止。”杜预也说“是可以停止的说法”，大大违背了《春秋》的本意。大概是圣人哀伤鲁文公怠慢政事，所以特意记载“不告月犹朝于庙”，好像说如果不这样还庆幸他这样，将会停止而不做。如果停止了，就知道这是不可停止的，而自己却不能停止。这与“犹三望”“犹绎”的意义不同。

译辛襄王三丑十二年，七年，晋灵公夷臯元年，齐昭公十三年，卫成公十五年，蔡庄公二十六年，郑穆公八年，曹共公三十三年，陈共公十二年，桓公十七年，宋成公十七年卒，秦康公防元年，楚穆公六年。

春天，鲁国攻打邾国。《左传》说：“这是趁晋国发生危难之际。”杜预说：“鲁公趁着霸国有难而侵犯小国。”

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须句，鲁公写作胊，读音同俱。《左传》说：“安置邾文公的儿子在那里，是不合礼制的。”杜预说：“断绝太皥的祭祀，把土地给邻国的叛臣。僖公曾恢复其君的后代，邾国又灭掉了须句。如今邾文公的儿子叛逃在鲁国，所以鲁公让他做守卫须句的大夫。”王氏笺义说：“僖公恢复其君，所以不记载日期；文公断绝其祭祀，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我按：僖公虽然说是偏私自己的母家，还有崇尚大祀、保护弱小寡孤的道义；文公趁着霸国的丧事，贪图土地而收留逃犯，他的罪过更加严重了。刘氏说：“《公羊传》说‘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这是鲁国的内辞，装作像是别人做的，其实不是。僖公曾经攻打邾国，夺取须朐，为什么不为内辞呢？”《谷梁传》说：“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是不认为再次夺取正当，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这也说不通。如果不记载日期，就是听任他夺取吗？”

于是修筑郚城。郚，音吾。《谷梁传》说：“遂，是接着做另一件事。”杜预说：“借着攻打邾国的军队，来修筑郚城，防备邾国的祸患。”郚，是鲁国的城邑，卞县南面有郚城。张氏说：“现在在袭庆府泗水县。”我按：泗水县现在属于济宁路兖州。文公让邾国的叛臣守卫须句之地，又重重地劳役民力，在国内修筑城防以抵御邾国军队的到来，心中有所愧疚，所以害怕邻国的讨伐，却不知道这样反而加重了他的过错。

夏天四月，宋成公王臣去世。《谷梁传》作壬臣。成公在位十七年，他的弟弟御杀了世子而自立，国人杀了御而立他的少子杵臼，这就是昭公。髙氏说：“因为国家动乱所以不记载日期，不记载葬礼。凡是治理有序则礼仪详尽，动乱则礼仪简略。”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左传》说：“宋成公去世，这时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昭公打算除掉众公子，乐豫说：‘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除掉他们，那么根本就没有遮蔽荫护了。葛藟尚且能遮蔽它的根本，所以君子把它作为比喻，何况国君呢？’这就是谚语所说的‘依靠它却放纵长斧去砍它’，绝对不行，昭公不听。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昭公，在昭公的宫殿杀了公孙固、公孙郑。六卿调和公室，乐豫辞去司马之职让给公子卬。经书说：‘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字，是因为杀人者众多。’杜预说：‘不称杀者及死者的名字，是因为杀的人多，死者无罪。’

记载为宋人，是因为国家动乱没有政令，不是国君的命令而众人擅自杀了他们。详见庄公二十五年传。杜预说：这两个人在公宫被乱兵所杀。髙氏说：贬责无处寄托，只是记载众人动乱没有政令罢了。大夫不称名字，是因为系于杀大夫这一事件，而他们的名字不值得记载。陆氏说：不是国君的意思而杀他们的人众多，不可书写名字，特意加上‘人’字以区别，又表明死者无罪。临川吴氏说：穆襄之族率领国人，人数众多，不是一个人，所以称宋人。死者不幸遭遇乱兵，没有可杀之罪，所以不书写名字。陈氏说：整个昭公在位期间都不称其大夫的名字。《春秋》有天下的言辞，有一国的言辞，有一人的言辞。对于晋灵公，凡是盟会都不列举诸侯，这是天下的言辞。对于鲁庄公，凡是盟会都书‘人’，这是一国的言辞。对于鲁桓公，凡是大夫将帅都不言大夫，对于宋昭公，凡是大夫都不称名，这是一人的言辞。我按：宋昭公刚居丧，却想除掉众公子以开启动乱的阶梯，导致公族悖逆，大夫受其连累。第二年又杀了司马而驱逐司城。经书记载‘宋公王臣卒’，‘宋人杀其大夫’，第二年又记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以显示继位国君没有政令。先君尚在殡宫而国人作乱，以此诛杀大夫。过了一年而掌管兵权的官员被杀，守国的官员被驱逐，都书‘宋人’，而昭公作为国君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了。不到十年就发生了帅甸弑君的大恶，经书把大恶系于‘宋人’，所以完备地责备昭公，不足以做宋人的国君。赵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宋国三代没有大夫，是因为三代内娶。’因为三代内娶就说三代没有大夫，不符合人情事理。《谷梁传》说：‘称人以杀，是诛杀有罪的人。’如果实在杀的是有罪的人，为什么不书写死者的名字呢？

戊子日，晋国人及秦国人战于令狐。晋国的先蔑逃奔秦国。令，力呈反，蔑，鲁公作昧，奔字上面有‘以师’二字。《左传》：秦康公送公子雍到晋国，说：‘文公入国时没有护卫，所以有吕、郤之难，于是多给他徒众护卫。’赵盾将中军，先克辅佐他，荀林父辅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辅佐他，以抵御秦军。到达堇隂，宣子说：‘我们如果接受秦国，秦国就是宾客；不接受，就是寇仇。既然不接受了，却又延缓军队，秦国将产生异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军队的……’

译善于谋划；追逐敌人如同追赶逃犯，这是军队良好的政令。训练士卒，磨利兵器，喂饱战马，士兵在草席上吃饭，秘密率领军队夜间出发，在令狐打败秦军，一直追击到刳首。先蔑逃奔秦国，士防跟随他。《公羊传》说：这是偏战，为什么不记载“军队大败”？因为双方势均力敌。为什么称“人”？是为了贬低。先蔑不记载“出奔”，是因为他当时在国外。《谷梁传》说：不记载“出奔”，是因为他在国外，停止作战而逃奔秦国，因此认为这是临阵脱逃。程子传：晋国起初违背礼制拥立公子雍，后来后悔了，所以秦国发兵去接纳他。晋国不向秦国道歉，秦国接纳的人不正统，这都是罪过，所以称“人”。晋国害怕秦国不肯罢休而攻击他们，所以记载“晋及”。杜氏说：先蔑不记载“出奔”，是因为他在外面逃往令狐，令狐是晋国在河东的地方。张氏说：河中府猗氏县有令狐城。我按：河中府现在属于平阳路。】按《左传》记载：襄公去世，太子年幼，晋国人想要拥立年长的君主，赵孟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秦康公率领军队去接纳他。襄夫人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泣说：“舍弃嫡子不立，反而向外寻求君主，将要把这个太子安置在哪里呢？”众大夫畏惧逼迫，于是违背先蔑，拥立灵公。赵盾率领中军抵御秦国，秘密率领军队夜间出发，在令狐打败秦军。先蔑逃奔秦国。程氏认为：晋国不向秦国道歉，秦国接纳的人不正统，这都是罪过，所以称“人”。【王氏笺义：既然贬低宣子，又贬低秦伯，罪过各自应当诛杀。陈氏说：宋襄公接纳齐孝公，在甗地作战，贬低称“师”；秦康公送晋公子雍，在令狐作战，贬低称“人”。秦晋两国交战至此已是第二代，自令狐之战后不再详细记载了。八年，秦国攻打晋国夺取武城，不记载；十年，晋国攻打秦国夺取少梁，不记载】晋国害怕秦国不肯罢休而攻击他们，这是晋国人有意为之吗？这是交战，所以记载“及”并如此贬低，是为了让后世的臣子在废立君主时谨慎，不可忽视。治理混乱、存亡兴衰，系于国君的废立，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了。怎么可以有失误呢？下棋的人，落子不定，就胜不过对手。何况安置君主怎么能不坚定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卫太叔文子说：“甯子看待君主不如下棋。下棋的人，落子不定，就胜不过对手。何况安置君主却不坚定呢？”张氏说：“如果按照《左传》的说法，就应当记载‘晋人打败秦军于令狐’。现在记载‘晋及秦战’，又不说打败，是互相贬低。然而两国的军队，晋国的过错尤其严重，所以秦伯、赵盾都称‘人’，而特别用‘晋及’，且不记载秦军战败，是深深罪责晋国人安置君主而不坚定。”先蔑记载“奔”，是因为他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是罪责他。髙氏说：“先蔑从令狐又回到秦国，所以不记载‘出’。”我按：晋襄公前一年八月去世，十月已经安葬了。秦国人难道不知道已经立了君主，直到这时才开始接纳公子雍吗？大概赵盾起初提议寻求年长的君主，中途改变了说法。秦国人虽然知道他们立了灵公，却想用重兵强行接纳公子雍以争夺国家。秦康公起初做太子时，送舅舅而思念母亲不见，所以作了《渭阳》的诗，这本来是良心。现在却接纳庶孽而夺取嫡系外甥的君位，从此兵争不息，难道不是怨恨欲望损害了良心才这样吗？不然，《春秋》就会宽恕秦国而专门罪责赵盾了】

译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秋季八月，鲁公赴扈地参加诸侯与晋国大夫的盟会。诸侯赴扈地与晋国赵盾结盟，是为了晋侯即位。赵盾在内专断废立君主，在外胁迫诸侯，因此举行这次盟会。经文不写赵盾的名字，是为了显示大夫权势强横。诸侯不列次序，是为了显示鲁公未能及时赴会。文公怠惰，政事多被废弛拖延，既已约定与晋国结盟却又迟到，所以隐去他未能及时赴会的事实，以责备他不能在政治上自强。鲁国从此日益衰败。

冬季，徐国攻打莒国。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会。

译这是野兽的行为啊

译【壬年，襄王三十三年，寅年，三年，崩】八年【晋灵公二年，齐昭公十四年，卫成公十六年，蔡庄公二十七年，郑穆公九年，曹共公三十四年，陈共公十三年，杞桓公十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公二年，楚穆公七年】春天，周天子正月。○夏天，四月。○秋天，八月戊申日，周天子去世【襄王在位三十三年，世子王臣继位，就是顷王】。○冬天，十月壬午日，公子遂在衡雍与晋国【灵公】赵盾结盟【盾音徒本反，雍音于用反。《左传》记载：晋国人因为扈地结盟的事来讨伐襄仲，襄仲在衡雍与晋国赵孟结盟，以报复扈地结盟之事。杜氏说：衡雍是郑国的地方，在今荥阳卷县。髙氏说：衡雍是晋文公召集诸侯朝见周王的地方。周天子去世，诸侯不去奔丧，而赵盾和公子遂都是各国的正卿，却在王畿之内私自结盟，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张氏说：后汉河南卷县有垣〇城，就是古代的衡雍，与扈地相近。自从晋文公在翟泉结盟后，把国事托付给各位大夫，文公又把国事托付给公子遂，却不知道一国的礼乐征伐都出自公子遂，这就是敬嬴得以窥伺间隙，私下侍奉他，从而酿成杀嫡立庶祸患的原因。任氏说：晋国和鲁国的执政者在结盟，政权在大夫手中了。我按：衡雍在今汴梁路原武县东。大夫专权结盟始于此前，此前在翟泉结盟时还有僖公在，从此以后有袁娄之盟、鸡泽之盟、溴梁之盟，诸侯都在场而大夫私自结盟了。在宋国、在虢国，则是晋楚大夫频繁主持结盟，而诸侯不再参与了。这件事从衡雍之盟开始。况且当时仲遂已有无君之心，而晋国讨伐文公的扈地结盟，一定要仲遂歃血才相信，就像成公在沙随不得见面，而季孙行父在扈地与晋国却犨结盟；昭公吊唁少姜不被接纳，而季孙宿前往晋国，逐渐导致干侯之次，晋国不能修习方伯的职责，而意如在适歴与荀跞结盟了。三桓专权于鲁，六卿分晋，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乙酉日，公子遂在〇与雒戎结盟【雒音洛，雒戎，左传一作伊雒之戎，作伊雒戎。《左传》记载：遂与伊雒之戎结盟】。

公孙敖前往京师【顷王】，没有到达就回来了【公无而字】，丙戌日，逃奔到莒国【纪】。《左传》记载：穆伯前往周朝吊丧，没有到达，就逃奔到莒国，跟随已氏去了。《公羊传》说：没有到达就回来，是内部的辞令。不可以让他前往，不可以让他前往，为什么说前往京师呢？这是顺从公的意思。为什么不可以出去？因为遂在外面。《谷梁传》说：不说到达的地方，是没有前往。没有前往却说前往，是不废弃君命。没有回来却说回来，是不专断君命。他的前往不是真正的前往，他的回来不是真正的回来。只有逃奔到莒国是真实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杜氏说：不说出，是受命而出，从外面行动。

按《左氏》，公孙敖逃奔到莒国，是跟随已氏【已氏，前年所娶的莒女】。男女之间的大欲望存在其中【见《礼运》】。减少欲望是修养心性的关键【《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有欲望而不实行，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论语》：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难矣】。然而欲望产生于美色，放纵于淫乱，美色出于本性【朱子语：对文定说，色出于性，淫出于气，其说源于上蔡。这区分得不太对，大凡出于人身上的道理，固然都是性，色固然也是性，然而不能以礼节制，以义制约，就是恶。孟子说君子不谓性，这话就没有毛病】。眼睛所看到的，有共同认为美的，【本《孟子》】不可掩盖。淫乱出于气，不能持守志向，就会放纵邪僻，跌跌撞撞，无所不为了。公孙敖前往京师，记载他没有到达就回来，是说公孙敖没有出使周朝的意思，只是顺从已氏的欲望罢了【范氏说：受命而出，义无私留，记载前往京师以显示君命行于下，不记载到达的地方以表明不去的罪过。如果他已经出发，应当像公子遂那样记载到达黄地才回来。孙氏说：公子遂前往齐国，到达黄地才回来，因为生病而返回，道义上还不可，何况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呢？文公不能诛杀他，让他自恣，逃奔到莒国，罪恶可见了。朱子语：只是没有到达就回来，就是大不恭敬，鲁国也不再派人前往，都是罪过。文定只贬斥他跟随已氏的过错，经文原本不及此事。宋氏说：公不奔丧而卿去，是诸侯不尊奉天子。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回来，是大夫不尊奉诸侯。说逃奔，是严厉谴责公孙敖，是公的诚信不及臣下。陆氏说：还，是事情完毕；复，是事情未完毕。师还，公还，自晋归父还自晋，士匃闻齐侯卒乃还，是事情完毕。公如晋，至河乃复，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仲遂至黄乃复，都是事情未完毕就返回了】。用志向顺从气，肆意行淫欲，而不能作为表率【所类反】，以至于抛弃家国，出奔而不顾，这是天下的大警戒【融堂钱氏说：谨独不严，以至于纵情而不知检点，伤风败伦，做出禽兽行为而不以为耻，在于不能忍欲。我按：《春秋》记载文姜如齐、如莒，季姬遇鄫子，公孙敖奔莒，都是为了惩戒淫欲，使人谨慎于细微之处】。《春秋》谨慎地记载这件事在公孙敖身上，【平声】是为了诛责他，让后人以此为鉴，一定要持守志向，修养堵塞欲望的方法【张氏说：国君为天子斩衰，公孙敖受命以赴天王之丧，废弃君命而徒然返回，已经是不可赦免的罪过，何况怀着桑中之行而淫奔呢？文公容忍他返回而逃奔，是鲁国没有政刑。我按：公孙敖在乙酉日前往京师，而在丙戌日逃奔，那么受命而不行可知了。岂止是无王，实在是无君。文公既不对公孙敖施加壅命之谴，又不派遣其他卿前往京师。况且天王之丧赴告到达鲁国，已经过了三个月，仲遂与戎结盟，近在王都之侧。如果防备闻知，徐徐派遣公孙敖，

译正共同办理吊唁之事。公文礼仪上虽表示未能到场，却急忙返回。因父母去世的悲痛，却冷漠地忘却情义，其疏远程度不止像秦人与越人那样。也不想想僖公母子的丧事，周王的使者曾两次甚至三次前来传达命令。《春秋》记载乙酉日，公子遂在防地抵御洛戎，公孙敖前往京师未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莒国。这并非仅仅记载公孙敖的罪过，而是将鲁国君臣的罪过全部揭露，都无法逃脱圣人笔削的谴责。

译螽虫为灾，所以史书予以记载。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逃亡来到我国。起初，宋昭公打算除掉众位公子，乐豫认为这样做不可行，于是昭公便舍弃了司马的职位而让给公子卬。公子卬本来就是昭公的党羽，想要独揽宋国政事，而昭公也原本想依靠他的弟弟卬来自我防卫。司马是掌管军事的官员，不应当从众人中推举贤能，让那些素有威望、被国人敬畏信服的人担任此职，反而想要宠信自己的亲昵之人，很少有因此不导致国家灭亡的。公子卬和荡意诸都是以官职来称呼的，这是因为掌管军事的人不能胜任其职，以至于被杀；守卫国土的人不能胜任其职，以至于出逃。而他们的国君不免遭受失身被弑的祸患，这是理所当然的。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五

元 汪克宽 撰

文公下

【癸年，周顷王元年】九年，春天，毛伯前来求取金器。毛伯是天子的臣子，为什么没有称“使”？因为当时正值丧期，新君尚未正式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