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八

译正大的伦理之所以被看得如此重要【我按：根据《左传》《公羊传》的记载，郑襄公屈服于楚国，礼节谦卑、言辞恭顺，以求免祸，那么楚国的欺凌暴虐也就太严重了。然而楚国能够不听从左右近臣的言论而退兵，在许国以微小的利益达成和解，而不侵占其土地，那么比起那些狡诈地企图开拓疆土的人，还是有改过向善的美好心意。高氏说：册封陈侯，并非楚国原本的谋划，是不善而能改，所以史书用“入”字；与郑国讲和，是楚国原本的谋划，不被谋利的念头所诱惑，所以史书用“围”字】

译夏季六月乙卯日，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庄王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

问：经文说“及”，是表示双方交战吗？这是晋国主动求战。

按照《左传》记载，晋国军队救援郑国，

译既然没有记载（晋国）救援郑国【我按：不记载救援，是因为行动迟缓来不及救助，没有实际救援患难的效果。有人说，不记载救援郑国，是给予楚国霸主的地位，然而晋文公、晋悼公称霸时，记载楚人救援卫国、救援郑国，难道不是给予晋国霸主的地位吗？】又不说楚、晋在邲地交战，而是让晋国作为主战方，为什么呢？陈国人弑杀国君，晋国不讨伐贼人，而楚国能够讨伐。楚国人包围郑国，也已经退兵，与郑国讲和了，却又与郑国交战，这就不是观察敌国过失而兴起的军队。所以不贬斥楚国，而让晋国作为主战方，这与通常的措辞不同吗【根据楚成王救援郑国，就记载“宋公及楚人战于〇”；楚得臣救援卫国，就记载“晋侯、齐、宋、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现在这里晋国救援郑国，应当记载“楚及晋战”】。

按邲地之战，六卿都在，大夫、司马都具备官职。不想让百姓受苦的人，是三位统帅；违抗命令渡河增兵的人，是先縠。却只归罪于荀林父，为什么呢？尊贵的人不能有两个上级，必须统一于一个。古代拿着斧钺面对军队，在国门之外专断行事【南史沈庆之〇：“国门之外的事，将军可以专断。”李卫公问对：“古代出兵，任命将领授予斧头说：‘从此到天，由将军专断。’又授予钺说：‘从此到地，由将军专断。’】即使君主的命令有时也不接受【史穰苴传：“将领在军中，即使君主的命令有时也不接受。”前周亚夫〇：“皇上慰劳军队到细柳营，不能进入，说：‘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皇上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唐段志〇传：“与宇文士及率兵守卫章武门，太宗夜里派使者到志〇那里说：‘军门夜里不开，使者出示手诏。’志〇说：‘夜里不能辨认。’皇帝感叹说：‘周亚夫怎么比得上他呢？’】何况他的下属呢？

栾书救援郑国，军中想要作战的统帅有八人，武子于是率领众人返回，大家不敢阻止【成公六年救援郑国，于是侵犯蔡国，楚国军队救援蔡国，在桑隧抵御。赵括、赵同想要作战，向栾武子请求，武子将要答应。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劝谏说：“不可以。”对武子说：“您的副手十一人，不想作战的只有三人罢了。”武子说：“好，同样从众，善者是众人的主心骨。”三位卿作为主心骨，可以说是众了，听从他们不也可以吗？于是便返回】。偪阳的战役，士匄、荀偃两位将领都请求撤军，荀防命令说：“七天内不能攻克，一定让你们取得它。”于是攻下偪阳【襄公十年诸侯的军队在偪阳停留很久，荀偃、士匄对荀防说：“请撤军。”知伯愤怒说：“云云。”偃、匄率领士兵攻打偪阳，亲自承受箭石，于是灭掉偪阳】。

荀林父既然知道，来不及救援郑国了。各位统帅又都相信这样，他防备先縠，如果只以中军佐的身份渡河，下令三军不得轻举妄动，按照军法行事，避开祸患难道不可以吗？既然不能下令，就害怕失去下属、丧失军队的罪责，从而听从韩献子分担罪责的话【朱子语问左传分谤事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顺从人情，如荀林父邲地之战，先縠违抗命令渡河，就说与其让六人共同承担罪责，这是什么见识！当时作为林父的人，只应该按兵不动，召来先縠而诛杀他】。知道困难却冒险前进，这是把晋国军队丢弃给谁负责呢？所以后来诛杀先縠，不解除他的官职，这次称“败绩”，特意让荀林父作为主战方【通防邲之战，先縠、赵防实际导致晋军失败，却只记载林父，是责罚元帅。武侯祁山之战，在街亭违抗命令的是马谡，在箕谷失误的是邓芝，而武侯深深自责，认为过错都在自己，这也是春秋统一的原则。责任归于一个人，罪责有所归属；权力分散在下级，众人无所适从。吴楚反叛，汉朝任用条侯，凭借梁王的尊贵、太后的尊荣交相请求救援，条侯谨慎守持权宜，最终平定七国。唐朝六道重兵围攻淮蔡，很久没有功效，等到裴度视察军队，即使韩〇也抱病督战，于是擒获元济。代宗以九节度的军队围困庆绪，不设立元帅，一夜之间溃败，其成败的业绩，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张氏说：“经文用林父及之，是说林父立志于此战。大概晋国不能讨伐陈国动乱，已经失去王纲军政的根本，却想凭借武力争夺郑国，不知道楚庄公既然讨伐陈国动乱，那么出兵有名，而对郑国所施行的，又进退得当，勇怯合乎节度。林父上不能辅佐君主讨伐动乱以行盟主的大义，而这行军本为救援郑国，但郑国已经服从楚国，士縠之徒恃强专断，所以林父虽然知道楚国不可敌，却不能制约各位统帅跟随楚军。考察公羊传就知道楚国取胜的原因，考察左传就知道晋国失败的原因，这就是春秋不记载救援郑国，而特意让林父主此战，彰显他败军的罪责。”之罪也。陈氏说：以大夫对抗君主，从此开始。鞌之战，不仅对抗君主，而且在军中与齐国结盟了。永嘉吕氏说：自从楚国执掌讨伐贼人的权力，从此陈国为楚国所有。郑国不堪楚国屡次征伐而接受盟约，辰陵然说：与其来者可以，那么还不完全顺从楚国，所以向晋国求取事务。晋国既然不能拥有陈国，而仅仅争夺郑国，那么邲地一战，中外胜负之】

译这是一次决断。自从邲之战晋军战败后，楚国便攻打宋国，在中原地区横行无忌，没有人能够制约它。我按察：荀林父身为元帅，起初既不能禁止副将下属违抗军令而擅自行动，最终又不能亲自率领士兵，冒着箭矢石块奋力作战，反而在军中击鼓，倡导丢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跑的败局，那么丧失军队的罪责，不责备荀林父，又能推诿给谁呢？然而楚国的国君和大夫与中原诸侯作战，都被贬称为“人”，所以楚成王在〇之战，得臣在城濮之战，囊瓦在柏举之战，都记载为“人”。只有这次记载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来对抗楚子，是为了尊崇中原而抑制楚外，所以不因为荀林父有罪而贬低他。〇之战，贬称楚子，这次不贬称，是因为楚成王设下诈术，在乘车之地擒获宋公，以此攻打宋国，又趁着胜利不悔改，在〇地击败宋国，这就与楚庄王做中原诸侯所不能做的事不同了。○陆氏说：《公羊传》说：大夫不能与国君对抗，这里荀林父称名氏来对抗楚子，为什么不与晋国讲礼而与楚国讲礼呢？我按察：这是因为〇之战中得臣与晋侯作战被称“人”，于是牵强附会出这种说法罢了。刘氏说：子玉不称名氏，荀林父称名氏，都是因为不能与国君对抗，这真是奇怪啊】

译秋季七月。冬季十二月戊寅日，楚庄王灭掉萧国。《左传》记载：楚子讨伐萧国，宋国的华椒率领蔡国人救援萧国。萧国人囚禁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楚庄王说：“不要杀他们，我退兵。”萧国人杀了他们。楚庄王发怒，于是包围萧国，萧国溃败。杜预说：萧国是宋国的附庸国。楚庄王借讨伐叛贼的名义而灭掉陈国，《春秋》因为讨伐叛贼的道义重要，所以末尾减省而记载为“入”，厌恶其有二心；而进入郑国，《春秋》因为退兵的宽恕之情，所以末尾减省而记载为“围”，与人为善的德行宏大啊。到了这时，放纵其强暴，灭掉无罪的国家，他的野心已经膨胀，即使想要赦免他也不能了。所以《左传》称萧国溃败，经文用“灭”字来防备其罪行。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主，霸主必定要有大国。”楚庄王大概是凭借武力假借仁义，不能长久假借而很快归还了。建立万国、亲近诸侯，是先王的政令；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是孔子的法则。现在竟然灭掉人的社稷而断绝其祭祀，也太不仁义了。萧国既然灭亡，必定没有前往鲁国报丧的人，为什么能记载在鲁国的史书中呢？楚庄王把陈国设为县邑，进入郑国，在邲地大败晋军，没有人能与他抗衡，不知道用礼制来约束内心，以至于骄傲自满，好胜、攻伐、怨恨、欲望都能实行，于是把灭掉萧国的事告知诸侯，炫耀其威力来恐吓中原各国罢了。孟子判定其功过，把五霸当作三王的罪人，《春秋》是史官之外传达圣心的重要典籍，推究这类事例来探求，就能明白了。高氏说：楚国既然得到陈国、郑国，又打败晋军，于是深入中原，欺凌华夏各国，灭掉别人的国家，记载下来以彰显其暴虐。我按：楚庄王灭掉萧国，是为了逼迫宋国而胁迫中原诸侯归顺自己。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清丘结为同盟。这是大夫结为同盟的开始。《左传》记载：晋国的原縠、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曹国人结为同盟于清丘，说：“体恤患难，讨伐有二心者。”程子传：晋国被楚国打败，诸侯恐惧而结为同盟，不久都违背了，所以书“人”来贬低他们。杜预说：清丘，卫国地名，在濮阳县东南。张氏说：地谱现在濮州临濮县东南有清丘。我按：现在临清县。书“同盟”，是记录共同的意愿。杨士勋说：新城书“同”，传文说“共同对抗楚国”，那么清丘也是对抗楚国，省略文字罢了。有人因为厌恶其反复无常而书“同盟”，是不对的。《春秋》不看重盟誓，从隐公开始，每年书“仪父盟蔑”、“宋人盟宿”，已经不真实说话了。七年讨伐邾国，违背了蔑地的盟约；十年讨伐宋国，违背了宿地的盟约。何必等到清丘才厌恶其反复无常呢？清丘盟约说“体恤患难，讨伐有二心者”，盟誓的血迹未干就违背了盟好，所谓不需要贬低而厌恶就显现出来了。又何必贬低各国的卿才知反复无常是可罪的呢？楚国既然进入陈国，包围郑国，大败晋军，讨伐萧国，灭掉它，欺凌中原，太过分了。为诸侯打算，应该信任仁德贤能的人，修明政事，在行善方面自强，这样就可以保全国家罢了。竟然不图谋这些，而是杀牲歃血，要求神明作证，祈求以此抵御楚国，谋划不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各国卿大夫被贬而称“人”，讥讽失职。原縠违抗命令，丧失军队，是晋国的罪人，却主持这次盟约，所信任的人，都可以知道了。家氏说：幽地的同盟，内外大小都欣然来同，齐桓公霸业正兴盛；新城的同盟，诸侯分散的又复合，晋文公霸业逐渐衰落；清丘的同盟，异心者众多而同心者稀少，晋国不能再说是霸主了。而《春秋》对四国为此会盟，仍然用“同盟”记载，嘉许其不以胜负作为从违的标准，舍弃像燎原之火般强盛的楚国，跟随刚遭败绩的晋国，所以仍然许以“同盟”。然而与幽地的同盟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按：新城的同盟，晋国由赵盾主盟；清丘的同盟，又由四国的大夫结盟。齐盟是为了统一天下人心，而晋国由大夫主持，更加严重，而诸侯的大夫也参与，霸业不振是应该的了。刘氏说：《左氏》说“卿不书，是不真实说话”。春秋时代，不真实说话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这里呢？而且华椒不应该被贬低。

宋国军队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左传》：宋国因为盟约的缘故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孔达说：“先君有约定，如果大国讨伐我们，就死守。”

陈国有弑君的动乱，宋国不能讨伐，而楚国能讨伐它。虽然说把陈国设为县邑，不久又恢复封国，陈国感恩于楚国而不二心，不足以责备。宋国人不能反省自己的德行，匆忙率领大军讨伐它，不是正义之举。卫国人救援陈国，违背盟约失信，而用“救”字记载，是因为宋军不义，陈国没有罪而遭受兵祸，值得体恤。而且谋划国家失当，妄动军队，没有休息的时候，那么动乱更加滋长了。用“救”字记载，意在责备宋国。如果卫国背叛盟约，则不需要贬绝而厌恶自然显现。高氏说：记载卫国救援陈国，是为了归罪于宋国。然而卫国刚在清丘结盟，反而救援陈国，救援虽然是义举，但有背盟的恶行，所以称“人”。我按：清丘的盟约，体恤患难，讨伐有二心者，而宋国讨伐陈国，卫国救援陈国，都不是《春秋》所赞许的。不估量德行，不估量力量，而向强楚挑起争端，违背盟约失信，虽然符合简册上的名义，但实际是错误的。

乙定王十丑一年。十有三年。晋景公四年，齐顷公三年，卫穆公四年，蔡文公十六年，郑襄公九年，曹文公二十二年，陈成公三年，杞桓公四十一年。

译宋文公十五年，秦桓公九年，楚庄王十八年。春季，齐国的军队讨伐莒国。（季佗公认为这是讨伐卫国，《左传》说是因为莒国倚仗晋国而不事奉齐国。临川吴氏说：齐国凭借强大欺凌弱小而讨伐莒国，十一年那次讨伐称“齐人”，这次称“齐师”，是强调其动员大量军队去讨伐小国。○我按：《公羊传》说是讨伐卫国，但对照经文前后，都没有齐国与卫国交恶的事情，而对于莒国，则四年平定后莒国不肯臣服，鲁国便讨伐它，十一年齐国又讨伐它，那么这次是讨伐莒国无疑了。）夏季，楚庄王讨伐宋国。（因为宋国救援了萧国。）

译楚国人灭掉了萧国，打算以此胁迫宋国，诸侯们感到恐惧，于是共同结盟。替宋国人谋划的人认为，体恤百姓、巩固根本，减轻徭役和赋税，使百姓愿意效死力，亲近他们的上级，这样就可以等待敌人了。如果谋划不出于此，却急于讨伐陈国、攻打楚国的同盟国，这不是防备敌人的办法。所以楚国人讨伐宋国时有正当理由，因此史书称其爵位。

秋天，发生蝗灾。

冬天，晋景公杀死了他的大夫先縠。

先縠违抗命令，导致晋军大败。主帅不能执行军法，已经失去了刑罚的威严。如今他又犯了更重的罪过，晋国人惩治他的罪行并杀了他，是合乎道义的。史书称国君杀了他，却不除去他的官职。军队关乎国家的安危，是治理国家的大事。将领不是合适的人选就会失败，即使是合适的人选，如果让亲信离间他也会失败。任用刚愎不仁的人来防备敌人，而没有人肯听从命令也会失败。这所有的失败，都是君主的过错。河曲之战，赵穿独自出兵，而没有采纳臾骈的计谋；渡过泾水驻扎时，栾黡想要向东，而没有执行荀偃的命令。如今林父刚刚担任中军主帅，却让先縠做他的副手，让敌国的谋臣知道执政的人新上任，还不能施行号令，这是谁的过错呢？所以称国君杀了他，不除去他的官职，是因为罪责牵连到上级。

鲁文公十四年。

春天，卫穆公杀死了他的大夫孔达。

杀大夫而记载姓名，是因为道义不在于君主专断杀人。孔达背弃信义使国家陷入危险，卫国人查究他的罪行并诛杀他是可以的。当时陈国对楚国怀有二心，替孔达谋划的人，如果顾及盟约，告诉他不应当怀有二心就可以了。为什么称国君杀了他却不除去他的官职？用人治理国家，冒犯盟主，以至于被讨伐，这是谁的过错呢？称国君杀了他，不除去他的官职，是因为罪责牵连到上级。《春秋》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所以史法如此。

夏天五月壬申日，曹伯夀去世。

晋景公讨伐郑国。

根据《左氏传》，这是为了邲之战的缘故。通过比较事实来观察，知道这是报怨复仇的军事行动，言辞中没有贬低，只是直书其事而道义自然显现。

秋天九月，楚庄王包围了宋国。《左传》记载：楚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说：

译“不要向宋国借路。”军队到达宋国时，宋国人阻止了他们。华元说：“经过我国却不借路，是轻视我国。轻视我国，我国就会灭亡；杀了他们的使者，他们必定会讨伐我国。讨伐我国，我国也会灭亡。反正都是灭亡。”于是杀死了使者。楚王听说后，甩动衣袖站起来，鞋子穿到窒皇那里，佩剑拿到寝门外，车子赶到蒲胥的市场。楚王包围了宋国。

译宋人想要结盟发誓，打算用来抵御楚国，这已经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轻易调动大军，使百姓轻率行动，也不是体恤忧患的军事。特别记载“救陈”，以彰显他们的罪过，明确显示被讨伐的原因。国家必定先自我招致祸患，然后别国才会讨伐它。凡事开始时简单，将要结束时必然重大。《易经》讼卦说，君子做事要谋划开端。开始而不谋划，必然导致争讼；争讼而不终结，必然导致战争，就像宋国这样。起初谋划不善，以至于被讨伐、被包围，几乎亡国，这是自取灭亡。《春秋》注重根本，所以责备宋国很深。如果蛮荆包围中原国家，那也是很明显的。

曹文公。冬天，公孙归父在谷地防备齐顷公。

礼制用来辨别嫌疑、明确防范制度，在祸患未发生时就加以治理，这是从天子那里发出的。诸侯国的君主，如果不是为了王事而自行互相防备聚集，这就是礼制从诸侯那里发出了。国君降低身份失去班列，向下与外臣防备；外臣对抗尊位越位，向上与诸侯防备。这就是礼制从大夫那里发出了。国君如同系在旗杆上的旒饰，陪臣执掌政令，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这是逐渐形成的。所以《易经》坤卦初六说：“遵循这种趋势，就会达到坚冰的地步。”《易经》阐述其道理，《春秋》在行事中显现，如同符节相合，可以说深刻显明了。

鲁宣公十五年。春天，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庄王。《左传》记载：孟献子对宣公说：“小国免于大国的侵害，通过聘问进献物品，于是有庭院中陈列的百种实物；朝见进献功绩，于是有仪容服饰，美好且有额外的财物，谋划避免灾祸。如果等到被讨伐时再进献贿赂，就来不及了。现在楚国在宋国，您应当考虑对策。”宣公很高兴，公孙归父便在宋国防备楚庄王。

楚庄王不向宋国借道从而挑起争端，却包围宋国，凌辱蔑视中原国家太严重了。诸侯纵然不能畏惧《春秋》的记载，抵御夷狄，保存先代后裔，严整军队巩固边防，作为声援，也还可以。竟然以周公的后裔、千乘大国的身份，谋划避免灾祸，以至于进献贿赂，不也很卑鄙吗？像这类事情，圣人不仅仅把它记录在经书中。通过比较这些事件来观察，就能知道中原与夷狄盛衰的原因，以及《春秋》经世致用的要略了。

夏五月，宋国人跟楚国人讲和。

译华元说：“我听说，君子看到别人陷入困境，就会怜悯他；小人看到别人陷入困境，就会庆幸他。我看您是君子，所以把实情告诉您。”子反说：“好，您尽力吧。我军也只有七天的粮食了，吃完这些如果还不能取胜，就会撤军回国。”于是作揖告别离去。子反回到庄王那里，庄王问：“情况怎么样？”子反说：“疲惫不堪了，已经到了交换孩子吃、劈开尸骨烧火做饭的地步。”庄王说：“唉，疲惫到了极点啊！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夺取宋国，然后才回国。”子反说：“我已经告诉对方，我军还有七天的粮食。”庄王发怒。子反说：“小小的宋国尚且不欺骗人的臣子，难道楚国就没有吗？所以我才如实相告。”庄王说：“好，撤军驻扎下来。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夺取宋国，然后才回国。”司马子反说：“那么请您留在这里，请允许我回国。”庄王说：“你离开我回国，我和谁留在这里呢？我也跟你一起回国吧。”于是率领军队撤离。

这些都是大夫，为什么称他们为“人”呢？这是为了贬低他们。为什么要贬低呢？因为主持和平的人地位低下。《谷梁传》说：“‘平’就是‘成’，即达成和平。”这里华元、子反是两国的卿大夫，为什么称他们为“人”呢？这是为了贬低他们。赵氏说：“都记载为‘人’，是对两人都进行贬低。”《春秋》轻视欺诈，厌恶侵略讨伐。这两位卿大夫不隐瞒实情，化解怨恨，排解纷争，使宋国没有亡国的忧患，楚国没有灭国的罪责，功劳也算很大了，按理应该褒扬，为什么要贬低呢？因为“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这样百姓就会忠诚。如今这两位卿大夫私自以实情相互告知，向上面强求达成和平国家的功劳，而他们的君主却不知道，这不是做臣子的道义。董仲舒说：“子反与华元达成和平，这是在内专断政事，在外独揽名声。”世道衰微，暴行频发，君主听从臣下，父亲听从儿子，丈夫听从妻子，中原诸侯听从外族，这是孔子所担忧的，也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所以，虽然达成和平以排解纷争是所希望的，但主持和平的人地位低下，就会扰乱大的伦理。圣人阐明其道义，不计算其功利，所以褒贬如此。那么，臣子如果有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行为，专断不可以吗？回答说：专断可以的情况，是指在国外。《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说：“出了国境，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事，专断是可以的。”子反在君主身边，没有奏报的困难，也没有错失时机的危险，为什么急于达成和平而如此专断呢？有人说：子反攘夺了美名，就知道他的罪过了。华元解救国家的急难，并舒缓了实情，有什么过错呢？宋国是先代后裔，周武王所封，用来作为三恪（敬待前代后裔），横遭侵逼，并没有可灭国的罪过。如果用大义责备他说：“你身为上卿，不能体恤弱小，助纣为虐，欺凌我的郊野，包围我的城郭，想要灭掉我的社稷，即使你得到了，有什么面目见中华的士人呢？”如果子反真的忠诚，楚庄王真的贤明，一定会被道义感动，退兵止众，结盟而返。何必轻易透露实情，去冒险不可测的危险呢？宋氏说：“及”是急切的样子，这是宋人急切地寻求与楚国和平。后世羊祜、陆抗效仿他们的行为，在边境交好，而议论者认为他们不是纯臣，这是懂得《春秋》的法度了。《晋书》记载：羊祜与吴国的陆抗在边境对峙，使者往来，陆抗送给羊祜酒，羊祜送给陆抗药，当时人说华元、子反的事迹又出现在今天。朱熹说：羊祜、陆抗相互馈赠问候，只是敌国相互倾轧的计谋。陈氏说：凡是和平不记载，一定是关系到天下的大事，然后才记载。有与楚国和平的记载了。文公九年陈国和平不记载，宣公十年郑国和平不记载，到宋国才开始记载。僖公二十四年宋国曾经与楚国和平，到庄王才开始记载。一定是宋国顺从楚国，一定是庄王得到宋国，天下将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春秋》特意对此表示关注。永嘉吕氏说：晋国与楚国争夺陈国，楚国讨伐少西氏，陈国就在楚国的势力范围下了。晋国与楚国争夺郑国，邲之战失败，郑国又在楚国的势力范围下了。宋国攻打陈国，卫国救援陈国，卫国又对楚国二心。归父在宋国防备，鲁国又依附楚国。楚国包围宋国，军队疲惫粮食耗尽，将要撤军了。宋人告急，晋国不能出兵救援。宋国与楚国和平，难道是不得已吗？记载说：“宋及楚人平”，以此显示中原没有霸主，显示外族恣意横行，显示诸侯畏惧楚国而没有谁能救援他们。刘氏说：《公羊传》说“赞扬他们达成和平”，不对。臣子没有专美，这是古今的常理。子反为什么不退回，与君主谋划，而擅自与宋国和平呢？《谷梁传》说“‘平’称众，是上下都想要的”，不对。与齐国和平，为什么不说是“与齐人平”呢？又说“外国的和平不记载，因为我国的人存在而记载”，不对。宋国侥幸得到和平，以此告知诸侯，所以鲁国的史书有这件事罢了。

译六月癸卯，晋景公的军队灭掉了赤狄的潞氏，把潞子婴儿俘虏带回。《左传》记载：“晋侯准备讨伐潞国，众大夫都说：‘不可以，酆舒有三位杰出的人才，不如等待后来的人。’伯宗说：‘狄人有五项罪过，杰出的人才虽然多，有什么用呢？’荀林父在曲梁打败赤狄，灭掉了潞国。晋侯派赵同向周王献俘。”杜氏说：“潞氏，是赤狄的分支，爵位为子爵。”张氏说：“即现在的潞州潞城县。”我按语说：“潞州现在隶属于平阳路。”

这里称日，是表示谨慎；上卿作为主将，省略而称师，是为了彰显其暴虐。陈氏说：“灭国的大夫称人，是贬斥，所以荀林父灭潞氏，随防灭甲氏，都不记载具体人名。”灭国而举出称号及氏，是减轻被灭者的罪责，彰显灭人者极其不仁。潞子婴儿没有为社稷而死，比照中原诸侯，而记载其爵位，是免除婴儿责任的措辞。然而，抵御外族，安定华夏，难道不对吗？徐夷同时兴起，东郊无法开拓，伯禽征讨他们；玁狁非常猖獗，侵犯镐京及方地，宣王讨伐他们；楚人侵犯郑国，近在王畿，齐侯抵御他们。这些都是家门庭院的防备，不可放纵而无人抵御。虽然抵御，也不穷尽兵力，灭绝其种族不留遗育。现在赤狄未曾侵掠晋国边境，不是家门庭院的寇贼，却倚仗强暴而灭掉它，其不仁太严重了。《春秋》因此责备晋国而略去狄人。又有不同之处，讨伐国家的要领，是讨伐其罪人，这就足够了。查考《左传》，潞子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执政而杀了她，又伤害潞子的眼睛，那么酆舒是罪大恶极之人。为晋国谋划，应该抓住酆舒在市集车裂，立黎侯，安定潞子，整顿其政治而返回，那么众狄臣服，疆域安定了。现在却贪图狄人的土地，灭掉潞氏，把其国君带回，有什么道义呢？《春秋》因此责备晋国而略去狄人。高氏说：“这时楚国肆意逞强，包围宋国超过一年，晋国不能救援，反而灭掉狄人，贪图其土地，也是怠于忧虑中原了。”我按语说：“晋景公在櫕函防备狄人而不讨伐，陈国灭赤狄潞氏而不救宋国，急切于赤狄而忽视中原，不可以称为霸主了。”永嘉吕氏说：“外族屡次侵犯中原，晋景公灭掉他们似乎是对的，然而楚国包围宋国历经三个季节而不解围，晋国不能兴兵前往救援，却只加兵于狄人，今年记载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明年记载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看宋人告急，晋侯想救援，而伯宗正以容纳污秽、隐藏疾病来自我推托，等到晋侯想讨伐狄人，众大夫都认为不可以，而伯宗却说：后来的人或许将敬奉德义，怎么能等待他们呢？唉，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他的谋划不过是欺凌弱小、畏惧强大罢了，在楚国不得志，就在狄人那里求得志。晋侯因此赏赐桓子，又因此赏赐士伯，又向周王献狄俘。君臣之间，矜持自得，哪里有空闲谋划楚国呢？详细记载而义理自然显现。”刘氏说：“《公羊传》说：‘潞子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自身足以灭亡。’不对。夷狄的君主称子，是周礼。不是因为善而灭亡，大概是迷于有爵位罢了。”《谷梁传》说：“夷狄不记日。”又说：“称潞子是因为他贤德。”也不对。哪有国家灭亡、自身被俘虏而能称为贤德的呢？

秦桓公的军队讨伐晋国。《左传》记载：“秦桓公讨伐晋国，魏颗在辅氏打败秦军，俘获杜回。”高氏说：“自从二年秦军讨伐晋国，晋国没有报复秦国，到现在十四年了，这次又来讨伐，是趁着晋国兵力略取狄人土地而窥探其空虚，所以贬斥而称人。”

周定王的王札子杀死了召伯和毛伯。《左传》记载：“王孙苏与召伯、毛伯争夺政权，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杜氏说：“王札子，即王子札。经文倒写了札字。”

王臣有记载字而称子的，王季子是。有记载子而连缀名字的，王子虎是。这里称王札子，谷梁认为这是应当置于上方的措辞。何氏说：“天子不言子弟，所以改变文字。王札为恶，天子不以礼尊崇他，却任用他掌权。”王氏说：“改变文字先写名字，如同王猛然。”高氏说：“假借王命杀大臣，应当写名字以彰显其罪。然而写札而不写王子，则与内臣柔、溺之类无异；写王子札，则与王子虎无异。所以改变文字以区别。”其为应当置于上方的措辞，是因为假借王命杀他们。为天下主宰的，是天。天，就是君。君所掌管的，是命。作为臣子而侵犯君主的命，就是不臣；作为君主而假借臣子以命，就是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倾覆。邢侯专权在朝廷杀雍子，叔向以杀人不忌为贼，请求施刑于邢侯。君子认为这是义。王札子的罪应当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刑，就没有政令刑罚了。凭什么保住国家而不衰败呢？

译有可疑之处暂且空缺不译。圣人的本意只是谴责挟持王命擅自杀戮罢了。蜀地杜氏说：在桓公、襄公之前，各国诸侯相互攻伐，各国不遵从王命。到了这时，王臣之间出现互相杀戮，是因为朝廷内部的卿士不奉行王命。襄陵许氏说：拓跋魏时期，高欢目睹张彛之变而萌生异心。梁武帝在位时，王侯擅自杀戮，法度政令无法施行，最终导致灭亡。因此周朝无法号令天下也就不足为奇了。赵氏说：《公羊传》称王札子是长子庶出的称号，这是穿凿附会。刘氏说：《谷梁传》认为不称其名是因为双方地位相等互相杀戮，这是错误的。凡是杀大夫而称其名的，都是国君所为。怎么能说是王札子杀了大夫召伯、毛伯呢？

译秋螽

人事在此处有所感应，那么物候的变化就会在彼处相应发生。宣公治理国家，空虚内部而致力于外部事务，舍弃实质而追求虚华，在朝会、边防、聘问、馈赠等细枝末节上烦扰不已，却不知致力于根本。所以乖戾之气相应而生：六年发生蝗灾，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十三年又发生蝗灾，十五年再次发生蝗灾。府库空虚，粮仓枯竭，财政调度不够用，于是搜刮民财、刻剥百姓的事情就兴起了。

仲孙蔑在无娄抵御齐国的高固。

礼制开始败坏，诸侯不为了王事而自行相互会盟，没有理由来匡正它，因为这不是出自天子的命令。随后诸侯与大夫会盟，也没有理由来匡正它；随后大夫与大夫会盟，礼制也不再出自诸侯了。田氏篡夺齐国政权，六卿瓜分晋国，三家专权鲁国，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不能早作辨别，虽然想要匡正它，难道还能做到吗？

初税亩

孟子说：“耕种的人只实行助法而不征收赋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喜悦并愿意在他的田野上耕种。”史书记载“初税亩”，是讥讽宣公废除助法而实行赋税制度。殷代的制度，公田实行助法，助就是借力的意思；周代沿袭这个制度实行彻法，彻就是通的意思。其实两者都是十分取一的税率。古代上下相亲，上级对下级说：“赶快耕种你的私田，直到三十里远”，惟恐百姓粮食不够吃；下级对上级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接着也滋润我的私田”，惟恐公田的庄稼长不好。所以助法实行而颂扬的声音就兴起了。世道衰微，礼法败坏，上下互相憎恶，百姓只谋求私家的利益而不竭力供奉公家，上级只谋求国家赋税的收入而不怜悯百姓以利惠民，水旱凶灾相继而起，公田的收入微薄了，所以废除助法而实行按亩征税吗？“初”字，是记载变法开始的标志。后来实行丘甲制度，使用田赋制度，直到十分取二，仍然不够用，这都是宣公开启的。所以说：“制定法度如果过于宽厚，其后人尚且还会贪婪；制定法度如果贪婪，其后人将会怎样呢？”拥有国家的人，一定想要恪守成法而不改变，那一定要先致力于根本啊。

我按：三代制定田制取用民力，虽然都不超过十分之一，但它的法度到周代才开始详细严密而周全。做君主的，如果能够谨慎遵守这中正的制度，就可以使国家富足而安定百姓了。现在宣公因为篡夺而得到国家，既然不能修养德行来

译消除天灾，却招致水旱蝗灾的变故；又不能抑制奢侈以节制国家开支，从而留下饥荒贫困的忧患。于是，一旦扰乱先王的制度，增加按亩征税的法令，立法出于贪婪，其危害简直说不尽。换了一代君主到成公时，实行丘甲制度以征用民力，比古代更加繁重。到了春秋末年，哀公实行田赋，百姓的财力物力几乎耗尽，这都是始于宣公作俑造成的。又使得各国效仿，郑国的子产实行丘赋，魏国的文侯增加租赋，最终导致暴秦废除井田界限，更改赋税，先王的制度至此穷尽，至今未能恢复，这难道不是宣公开启祸端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吗？《春秋》中记载“初”字的地方有两处：“初献六羽”，是欣喜于礼制的恢复正统；“初税亩”，是担忧田制的改变。在古代，褒扬与贬斥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词语。

译冬天，蝝虫出生。蝝，音悦全。《公羊传》说：“蝝虫出生，为什么要记载？因为上面改变古制、更改常道，顺应这种变化而出现了天灾，大概应该在这里有所变革了。”《谷梁传》说：“这不是灾异。称它为‘蝝’，不是因为实行税亩法而带来的灾异。”

刚出生的叫蝝，长大了叫螽。这是根据何休的注解。秋天螽虫还没有停止为害，冬天又生了后代，灾祸加重，波及百姓，所以详细记载。像这样，急于关心民事，谨慎对待天灾，是仁人的心意，也是君王的要务。遇到天灾而不畏惧，忽视民事而不修治，反而施行繁重的政令和赋税来激怒百姓，那么国家的危亡就没有几天了。高邮孙氏说：蝝是螽的后代。《春秋》的秋天，相当于夏历的夏天；《春秋》的冬天，相当于夏历的秋天。螽在夏天为灾，而蝝在秋天出生，一年之内两次为灾，所以记载。王氏说：蝝，是螽的后代。《尔雅》称之为蝮蜪。解说的人认为螽的后代，不依靠雌雄交配在腹中孕育而自然产生，所以蝝叫蝮蜪。它们都属于蝗虫一类，所以《春秋》记载为灾。赵氏说：左氏说，庆幸它们没有成为其他物体的祸害而记载。按这类生物出生完毕就会成为灾害，就像蚕吃桑叶一样。因为秋天的螽虫还没有停止，冬天又生了后代，重重为灾，所以记载。

饥荒。

《春秋》记载饥荒的年份很多，但记载在经文中的只有三次，而宣公时期就占了两次，为什么呢？古代三年耕种，剩余一年的积蓄；九年耕种，剩余三年的粮食，即使有凶年旱灾，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这一年虽然有螽虫和蝝虫，却很快导致了饥荒，是因为宣公治理国家追求浮华而舍弃根本，国内空虚而致力于对外事务，忙于朝廷的会盟、聘问、贿赂馈赠等末节，而不注重根本。府库枯竭了，粮仓空乏了，水旱螽蝝，上天降下饥荒，也没有办法救济贫困的人了。经文之所以单独两次记载饥荒，是为了向后世显示治理国家不可不注重根本。张氏说：宣公两次记载饥荒，一次在大水之后，一次在螽蝝之后，极言国家没有积蓄而百姓无法生存。家氏说：蝝虫出生是从一时来说的，饥荒是从一年来说的。

【戊定王十辰四年】十六年【晋景公七年，齐顷公六年，卫穆公七年，蔡文公十九年，郑襄公十二年，曹宣公二年，陈成公六年，杞桓公四十四年，宋文公十八年，秦桓公十二年，楚庄王二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左传》说：晋国士匄率领军队灭掉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铎辰向周王进献狄人的俘虏，周王用黻冕任命士匄担任中军将，并且担任太傅。杜氏说：甲氏、留吁，是赤狄的分支。晋国已经灭掉了潞氏，现在又彻底消灭了他们的残余党羽。

根据《左传》，主持这次军事行动的是士匄。主将统率军队，这里称“人”，是贬低的措辞。甲氏，是潞氏的残余部族；留吁，是他们的残存城邑。高氏说：记载“及”，是为了区分两个部族。《春秋》对于外族排斥他们，不让他们扰乱中原就停止了。伯禽征讨徐夷，东郊已经开辟就停止了。宣王讨伐玁狁，到达太原就停止了。武侯征讨南戎，泸水一带的渠帅归服就停止了。一定要彻底消灭他们，不留一个后代，这难道是仁人的心意、君王的事业吗？所以士匄被贬低而称“人”。家氏说：晋国灭掉潞氏，可以说是讨伐有罪的人。已经灭掉了，又继续用兵不止，这一定是想要穷尽他们的党类，彻底消灭他们才肯罢休，这难道是仁人所忍心做的吗？所以用“人”来贬低他。楚国人包围宋国，坐视不救，推托说鞭长莫及。现在灭掉潞氏，又灭掉甲氏、留吁，可以停止而不停止，志在追逐利益，而不能奔赴别人的急难，对诸侯怎么说呢？张氏说：晋国自从在楚国那里不得志，就一心对狄人用武，兼并他们的土地，称“人”，是深深贬低他。薛氏说：櫕函的会盟，不久就三次灭狄，大大没有信用。

夏天，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

成周，是天子的东都。杜氏说：成周，就是洛阳；何氏说：天下所称为东周，名为成周的，本来是成王所定的名字。宣榭，是宣王的宗庙。根据吕大临的《考古图》有〇敦，上面刻着王来到宣榭，呼唤内史防命令〇。〇敦的铭文说：〇拜稽首，敢对〇的美命，制作给我已故父亲龚伯的尊敦，〇长寿万年无疆。由此知道宣榭是宣王的宗庙。何氏说：周宣王的宗庙，到这时没有毁坏，是因为有中兴的功绩。古代授予爵位给有德行的人，授予俸禄给有功劳的人，一定在太庙进行，表示不敢专断。

译“命，赏于祖”：榭，是射堂的形制，它的堂没有内室，以便于进行射礼，所以凡是无内室的建筑都称为榭【《尔雅》说：有东西厢房的叫庙，无东西厢房但有内室的叫寝，无内室的叫榭，意指屋顶歇山式的前部】。宣王的庙被称为榭，是因为它的庙制像榭一样【《通防月令疏》说：只有大殿，没有内室，名叫榭】。宣榭发生火灾，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宗庙地位重要，所以记载下来【我按：记载国外灾祸的有五次，都是以国名记载，大概是因为灾祸波及宗庙、朝市，不止一处；唯独这里记载宣榭，是因为天子宗庙的重要而记录，以此责备王室对防火措施不谨慎，即使是人为纵火焚烧也无法挽救，怠慢先祖的罪过就显着了】。贵戚擅自杀害大臣，而天子不加以讨伐，王室还能再中兴吗？人为的火灾，是用来示警的【董仲舒、刘向认为：王札子杀害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诛杀，上天以此示警○刘氏说：《公羊传》说：国外的灾祸不记载，为什么记载？因为新立周王，不对；《谷梁传》说：周朝的灾祸不记载，也不对；宋国的灾祸尚且记载，何况周朝的灾祸呢？只要来报告就记载。高邮孙氏说：《公羊》《谷梁》都说榭是藏乐器的地方，如果榭藏乐器，为什么独独名叫宣榭呢？我按：啖氏认为宣王的庙应当在王城，然而成周是王城和下都的总称，分开说则涧水东、〇水西为王城，都邑在那里，〇水东下都为成周，商人居住在那里，合起来说则总称为成周，所以《洛诰》、《多士》序言说前往经营成周，成周建成就是如此。有人说原庙始于汉代，东周不应该立宣王庙，然而《诗经》称在周受命，从召祖受命，《尚书》称王在新邑祭祀文王、武王，那么洛邑、岐周、镐京都有庙了。先王立庙，大概有缘故，杜氏认为宣王在屋外讲武，传也说榭不过是讲习军备的地方。我怀疑宣王南征北伐，在这里讲武，于是把它当作庙，所以它的形制像榭。这与宗庙不同，张氏也说宣王再次在东方召集诸侯，因此保留了他的庙。古代祖有功，所以不毁弃，这是对的。两传说乐器存放在那里，不对。《周官》守祧掌管先王先公的庙祧，遗留的衣服藏在那里，没听说藏乐器的。况且榭既然没有内室，怎么藏乐器呢】

译秋季，郯国的伯姬回国。

按照《左氏传》的说法，郯伯姬回国是被休弃了。【啖氏说：本国女子被休弃，都记载为“来归”，这是为了彰显这件事的重大。范氏说：是被夫家遣返。髙氏说：不能侍奉公婆，被丈夫休弃而回国。】本国女子被休弃，记载其详略的原则是：男女同居是人间最大的伦理，如果婚姻礼仪废弛，那么夫妇之道就会败坏，淫乱邪僻的罪过就会增多。【见《经解》】互相抛弃，丧失配偶。【见《小序》】《氓》这首诗是用来讽刺卫国【朱子传：淫妇被人抛弃，自己叙述事情，以表达悔恨之意】日益衰败轻薄、家庭互相抛弃。【见《小序》】《中谷有蓷》这首诗是用来怜悯周朝【朱子传：凶年饥荒，家庭互相抛弃，妇人看到景物兴起感慨，自己叙述悲叹之辞】。《易经》将咸卦、恒卦列为下经之首。【程子传：夫妇是人伦的开始，所以下经以咸卦为首。〇因为恒卦是男女交合而成夫妇，所以咸卦与恒卦都是两体结合象征夫妇之义。】《春秋》对于本国女子被休弃、夫人回国，凡是男女之间的事，都详细记载其详略，这是为了端正人伦的根本。这其中的细微之处啊！【赵氏说：作为妻子被休弃，显示其不对。吕氏说：妇人已经出嫁却被休弃，这是人道中重大的事，所以记载。薛氏说：这是参杂讥讽。家氏说：女子生来希望有家，所以出嫁称为“归”，这是人道的常理。被休弃而说“来归”，显示其变化。临川吴氏说：常事不记载，所以“归郯”不记载。我按：《春秋》记载郯伯姬〇叔姬回国，是为了讥讽父母教诲不到，导致本国女子的妇德有亏，同时也责备郯〇的君主失去齐家的道理而抛弃其配偶。然而〇叔姬记载了去世，记载了〇伯迎回她的丧事，那么叔姬被休弃必定有不应断绝的理由；而郯伯姬不记载去世，不记载迎回丧事，那么被休弃者和休弃她的人，其罪过都明显了。】

冬季，大丰收。【《谷梁传》：五谷都成熟称为大丰收。】

程氏说：大丰收，是记载异常现象。旱灾、水灾，饥荒接连发生，这是灾祸。山崩、地震、彗星、流星，这是异常现象。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顺利成熟，这是祥瑞。大丰收，是上等的祥瑞，为什么说是记载异常呢？凡是灾异庆祥，都是人的行为所感召，而天以其同类来回应。人事在下顺当，那么天气在上就和顺。宣公弑君自立，违背伦理，水旱蝗灾、饥荒的变故，相继发生。【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蝗灾，十三年又蝗灾，十五年蝗灾又生蝝虫，十年饥荒，十五年大饥荒】史官不断记载，是适宜的。唯独在这个冬季才大丰收，所以说是异常。【高邮孙氏说：大是非常的言辞，有是不宜有的。《春秋》记载有年，都在桓公、宣公之时，圣人的意思可以知道了。张氏说：宣公夺嫡而立，王法没有诛杀他，而天灾饥荒的祸患屡次降临，今年大丰收，也是用来记载咎征常多，所以说记载异常。临川吴氏说：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灾接连发生，现在忽然大丰收，所以说是异常。二百四十二年记载有年的只有两次，怎么能说是祥瑞呢】有年、大有年，是一样的。古代史书记载它作为祥瑞，孔子笔削它作为异常，这是言外微妙的旨意，不是圣人不能修撰的。【我按：桓公有年之后，远游到郎地，侵害百姓。宣公大有年之前，履亩征税，重重困害农民。两位君主以不义得到国家，又不能修德安抚下属，〇虐国家根本，安然不以为忧。《春秋》记载有年，既用来记录天时的反常，又用来怜悯鲁国的百姓而庆幸他们仅有收成，不然人类就要灭绝了。】

【已定王十五年】十七年【晋景公八年，齐顷公七年，卫穆公八年，蔡文公二十年去世，郑襄公十三年，曹宣公三年，陈成公七年〇桓公四十五年，宋文公十九年，秦桓公十三年，楚庄王二十二年】春季，周历正月庚子日，许国国君锡我去世。【昭公，在位三十年，儿子甯继位，是为灵公。】丁未日，蔡国国君申去世。【文公，在位二十年，儿子固继位，是为灵公。】〇夏季〇许昭公〇蔡文公

记载日期、名字，是因为赴告而得到《礼记》中详细的记载。【隐公三年〇谨慎就记载日期，怠慢就记载季节。我按：如薛伯定、许男新臣、许男成去世，不记载月份。】〇而不记载月份，其简略在于内部。【同上，完备就记载日期，简略就记载季节。我按：如齐桓公、晋文公〇都记载日期。】宣公处理国务追求浮华，而没有忠信诚笃之心，计算利益而不知礼义邦交的实际，哀悼死者送终，唯独对齐国厚待，而利害不切身的人都缺失礼节。大的方面就轻视其君亲，【三年派微贱的人参加匡王的葬礼】次一等就忽视盟主，【九年晋成公去世不参加葬礼〇】再其次如秦国、卫国、滕国，虽然来报丧，怠慢礼节而不参加葬礼。【四年秦伯稻去世，九年滕子去世，卫侯郑去世，都不参加葬礼〇】比较这些事来看，义理自然显现。【张氏说：《春秋》详细记载而宣公不谨慎对待上级、结交邻国的罪过就显现了。】

六月癸卯日，发生日食。〇己未日，鲁公会见晋侯【景公】、卫侯【穆公】、曹伯【宣公】、邾子【定公】，在断道结盟。【断音短。《左传》：春季，晋侯派郤克到齐国征召会盟，齐顷公让妇人隔着帷帐观看，郤子登车，妇人在房里笑，献子愤怒，出来发誓说：“如果不报复这件事，就不能渡过黄河。”献子先回国，派栾京庐在齐国等待命令说：“如果不办成齐国的事，就不回来复命。”郤子到后，请求攻打齐国，晋】

译齐侯不答应，请求用他的私人部属，齐侯又不答应。齐侯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在敛盂设防，高固逃回齐国。夏天，在断道设防，是为了讨伐那些怀有二心的人，在卷地结盟。《左传》记载，齐人抓获了晏弱、蔡朝、南郭偃。晏桓子（晏弱）逃脱了。《谷梁传》说：结盟是因为有共同的意愿，共同排斥楚国。程子传：“各国同心想要讨伐齐国，所以记载为同盟。”杜氏说：“防道，是晋国的地方。”

译记载“同盟”，是为了表明大家意愿相同。【依据《公羊传》】如果是大国率领，小国畏惧威势而服从命令，这并不是意愿相同。【例如宋襄公在曹南结盟】如果是小国请求，大国勉强答应，这也不是意愿相同。【例如莒人请求与鲁国结盟，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誓】至于断道之盟，诸侯同心谋划讨伐齐国，发泄心中的愤怒，并非有什么不得已而被迫结盟的情况。【我按：鲁、卫、曹、邾都迫于齐国的压力，所以都有讨伐齐国的心思，而晋国又想要讨伐齐国的背叛行为，防备逢泽之盟的局势，观察第二年晋、卫讨伐齐国，又过两年四国与齐国在鞌地交战，那么这次结盟是共同谋划讨伐齐国就可以知道了。鞌之战邾国没有参与，是因为国家太小，不能出兵跟随】有人认为是防同天子的礼仪，修建宫室作为坛场，设立方明如同方岳之盟，所以记载“同”。【刘氏说：“同”是用来命名盟誓的，不是指同时的意思。根据《周礼》来说，殷见称为“同”，“同”是指巡狩时殷见诸侯。根据《仪礼》来说，设立方明主持日月而命令事务的是同盟。《觐礼》中诸侯觐见天子要建宫，方圆三百步，四面有门，坛高十二寻，深四尺，在上面放置方明。方明是木制的，边长四尺，设置六种颜色和六种玉器。注解说：方明是上下四方神明的象征。防同而盟，神明监察。天子巡狩到达方岳之下，诸侯防备他，也为此建宫来觐见】怀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按：襄公十八年记载“同围齐”，未曾讲究防同的礼仪，难道也实行防同的礼仪吗？《左传》记载楚公子罢戎与郑人同盟于中，分邾人、郳人、徐人防备宋公同盟于虫，起初没有五等诸侯，难道也能使用防同的制度吗】

秋天，鲁公从防地回来。【我按：宣公在防地结盟，两次记载“至”，黑壤之防，侍奉齐国而不侍奉晋国，担心晋国讨伐而不能释怀；断道之盟，背叛齐国而与晋国谋划讨伐齐国，担心齐国人讨伐。宣公自即位以来，卑屈侍奉齐国，惟恐获罪，末年突然有讨伐齐国之意，起初向楚国乞求军队，随即又向晋国求助。齐国靠近鲁国，却远远向大国借援，以离间朝夕之间的友好关系，岌岌可危啊】

冬季十一个月壬午日，鲁公的弟弟叔肸去世。【肸，音许乙。《左传》说：是鲁公的同母弟弟。凡是太子的同母弟弟，国君在世时称为公子，不在世时称为弟。凡是称弟的，都是同母弟弟。《谷梁传》说：称他为公弟叔肸，是认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他贤德呢？因为宣公弑君而他反对。反对为什么不离开呢？回答说：因为他们是兄弟。为什么离开而去别处？给他财物就说我足够了，编织草鞋为生，终身不吃宣公的俸禄。君子认为这是通达恩义，因此被《春秋》所推崇】

称弟是符合弟弟的道义。【佞夫、齐年、郑语、宋辰、秦鍼、陈光、招、卫黑、背、鱄称弟不称字】称字是认为他贤德。【许叔、蔡叔、蔡季、纪季称字不称弟】为什么认为叔肸贤德？因为宣公弑君而他反对。反对为什么不离开呢？因为兄弟之间没有断绝的道义，所以虽然反对却不离开。给他财物就说我足够了，终身不吃宣公的俸禄，君子认为这是通达恩义。论情可以显明亲爱亲人，言义可以激励不轨之人。【依据范氏注】所以被《春秋》所推崇，记载为公弟而称字来表彰他。【通防说：叔肸〇记载弟表明他符合弟弟的道义，比卫鱄更值得推崇，所以特意记载字来褒扬他。有偏爱的私情就称弟，没有亲爱亲人的公义就称弟，以先公之子而称公子，是史官的常例】

公子是正大夫而记载去世，是因为尊贵。不是大夫而特意记载去世，是因为贤德。【啖氏说：叔肸〇不是卿却特意记载他，是嘉奖他的行为符合道义。称公弟表明他符合弟弟的道义。《谷梁传》对于卫鱄说符合《春秋》，这里说取贵于《春秋》，既符合道义又值得推崇，所以记载字来褒扬他。孙氏说：不称公子、公孙，以显示叔肸〇没有俸禄而去世。王氏说：叔肸〇出生时不在防地记载名字，就不是卿了；去世时不称为公子，就是没有做官了。变文称公弟，合名与字记载去世，是知道他的贤德而记载】有人认为叔肸〇是受宠爱的弟弟，在宣公有私亲之爱，所以出生就赐姓，让他世代为卿，与季友、仲遂相比，那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叔肸〇受宠爱，出生就赐姓，那么就是贵戚用事的卿，难道在经文中没有显现吗？齐年、郑语在外而显现于经文的，【齐年两次来聘，郑语来盟】季友、仲遂在内而显现于经文的，【季友是庄公弟弟，二十五年记载如陈，二十七年记载如陈〇原仲；仲遂是僖公弟弟，二十六年记载如楚乞师，二十七年记载帅师入〇，二十八年记载如齐，三十年记载如京师、如晋，三十一年记载如晋，三十三年记载帅师伐邾】势必参与政事，执掌国命了。何况宣公之时，烦于聘问、防朝之礼，遂蔑季孙归父与邻国交往众多，【遂三次如齐，蔑如京师，防齐高固，行父两次如齐，归父也两次如齐，一次如晋伐邾取绎，防齐伐莒，防齐侯，又防楚子】而唯独叔肸〇不参与。他并非出生就赐姓，让他世代为卿，也很明白了。【刘氏说：叔肸〇不在宣公处做官，就不是大夫。不是大夫而记载于《春秋》，以叔肸〇的道义，本来就可以作为大夫了。看见公弟之重，是为了非议宣公的弑君。举出叔肸〇的字，是为了知道他的贤德。〇不贤，就不能称字。称字而不称弟，就会与季友、仲遂混淆。所以看见他的重而后认为他贤德，这是《春秋》举逸民的做法。逸民有七人】

译（他们）志向不同，然而不降低自己的志节，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身处污浊之中保持清白，被废黜时能合乎权变，叔孙同时具备了这些美德。陈氏说：称“公弟”，是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他是大夫。他不是大夫却称他贤良，是因为用这种称呼来厌恶宣公。凡是先君的儿子称“公子”，有的称“弟”。所以宋地的辰是兄弟。在一篇之中，讥讽称宋公之弟辰，如果没有讥讽就按惯例称公子地。陈公子招，是同一个人。讥讽称陈侯之弟招，如果没有讥讽就按惯例称公子招。所以不友爱称弟，不友善称弟。〇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罪在招。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罪在秦伯。叔孙称弟，是厌恶宣公。我按：成二年记载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从此直到《春秋》结束，世代担任大夫。大概叔孙辞让俸禄不接受，而宣公因为他是同母弟弟、亲近之亲，任命他的儿子为大夫。

译【庚定王十五年】十八年【晋景公九年、齐顷公八年、卫穆公九年、蔡景公固元年、郑襄公十四年、曹宣公四年、陈成公八年、〇桓公四十六年、宋文公二十年、秦桓公十四年、楚庄王二十三年去世】春天，晋侯【景公】、卫【穆公】世子臧讨伐齐【顷公】。《左传》记载：晋侯、卫太子臧讨伐齐国，到达阳谷。齐侯在防地会见晋侯，在缯地结盟，把公子疆作为人质送给晋国，晋军回国。蔡国朝见晋国，南郭偃逃回国内。保卫国家以礼为根本。齐顷【音倾】公对礼不谨慎【指妇人嘲笑侮辱晋使】，自己招致寇患，所谓国家必定先自我损害而后别人才来讨伐【语本《孟子》】。诸侯的上卿都掌握国家命脉，向他们的国君索取必定满足其克伐、怨恨、欲望的私心，所以在断道结盟，在阳谷驻军，在鞌【音安】地大战，逞其志气而后停止。《春秋》详细记载在防地会见，可见被讨伐者与讨伐者的罪过都可以作为鉴戒。【我按：齐国自从翟泉之会以来，不参与晋国的盟会，而倚仗其强大，侵凌暴虐小国，所以晋景公想振兴累世的霸业，起初由国君率领卫国讨伐齐国〇，而正卿率领合境之兵，偕同鲁、卫、曹与齐国作战，大概不专因妇人嘲笑宾客的缘故。薛氏说：齐国不参与诸侯的盟会而讨伐它。记载卫国的世子代替父亲掌兵，不符合为子的道理。临川吴氏说：盟会朝见与讨伐他国，都不是世子所适宜的。】

　　鲁公讨伐〇【桓髙氏说：〇自文公十六年来朝见后就不再到来，所以讨伐它。自己不修德行却想要别人来朝见，自己也不想想，太过分了。徐氏说：鲁公讨伐莒、莱、邾、〇，凡是靠近鲁国的小国没有不被讨伐的，鲁公的恶行都尽数体现了。陈氏说：从此以后，国内不再记载国君将帅出征讨伐，征伐之事在大夫手中了。】○夏天四月○秋天七月，邾【定公】人在鄫地残杀鄫子【戕音墙，鄫方陵反。《左传》说：凡从内部虐待其君叫弑，从外部叫戕。《公羊传》说：戕是残害贼杀。《谷梁传》说：戕就是残害，扼杀。】

戕，是残害贼杀。在鄫地，是讥刺臣子不能救君难【去声】【何氏说：讥刺鄫国没有守备；范氏说：厌恶其臣子不能抵御灾难】。夷貉【音麦】没有城墙宫室，百官有司，单车使者，直接到达【去声】其庐帐，俘虏其酋【慈秋反】长【上声】，是有的【前汉昭帝元凤四年，派遣平乐监傅介子出使楼兰，诈诱其王安归，斩杀他】。中国则重门击柝【音托，见《易·大传》】，廉陛等威【本贾谊《治安策》】，侍卫守御之严密，怎么至于坐视其君被邾人残害杀死而无人抵御呢？邾人曾经抓走鄫子加以使用【孙氏说：僖公十九年，邾人抓走鄫子加以使用，天子不能诛讨，所以这次肆无忌惮地在鄫地〇杀鄫子】，那么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既不能复仇，又让邾人得以到达其国都而残杀其君，说“在鄫地”，是用来深深责备鄫国的臣子至此极点的【何氏说：肢解节肢的缘故，变杀为戕；杜氏说：弑戕都是杀，弑是积怨而起，所以互相揣测，非一朝一夕；戕是突然暴烈的名称；薛氏说：戕是杀异国之君。邾国力量足以加害鄫国，而屡次对鄫国无道，那么鲁国以强大加害邾国，大概是出于你那样的行为。我按：邾称人，大概是邾子而贬低他。如果真是微贱者，则应当记载为“盗杀鄫子”，如今说“邾人”，则是邾子明确了。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都贬称人，厌恶其累世〇虐待灭绝人理而违背天常。蔡灵公、蔡昭公被杀，则记录其名，而鄫国的两位国君不名，大概是无罪而受祸罢了】

甲戌日，楚子旅去世【旅，谷作吕。楚国开始记载卒，庄王在位二十三年。子共王审继位。《公羊传》：“为什么不记载〇？吴、楚的国君不记载〇，是避讳其称号。”】

楚国僭越称王，降格称子，是孔子笔削的结果【鲁史必定记载“楚某王卒”，圣人革除其僭越称号，所以说“楚子某卒”。其不记载〇，是怕百姓迷惑，而避讳其称号，这是孔子削去的【《坊记》：“《春秋》不称楚、越的王丧，怕百姓迷惑。”杜氏说：“吴、楚的〇僭越而不合典制，所以断绝而不记载，同于夷蛮，以惩戒求名的虚伪。”】像楚、像吴、像徐，都从王降格称子【《史记·楚世家》：“周夷王之时，王室衰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心，和熊渠立为王。厉王暴虐，熊渠畏惧其讨伐，去掉王号。十一世至熊达，讨伐随国，令请王室，尊为王，王室不听，于是自立为武王。”《吴世家》：“至寿梦开始强大，称王。”《外纪》：“徐夷作乱，穆王分东方诸侯，命徐子主持，得到朱弓朱矢，以为天瑞，自号偃王，陆地而朝三十六国。”我按：“楚国至僖公二十一年，成王防盂，开始称子；至庄王开始记载卒。吴国至襄公十二年，寿梦开始称子、记载卒。徐国至昭公四年，驹王章禹称子。”】像滕，从侯降格称子【隐公七年称侯，桓公二年以后称子】像〇，从伯降格称子【庄公二十七年称伯，僖公二十三年称子】四夷虽然强大，都称子【《曲礼》注：“九州之外，长虽有侯伯之地，本爵也不超过子。”】其降格称子的，是狄视他们。有人说《春秋》不擅自进退诸侯

译〇名实【刘氏《意林》】则是不对的。阐述天理，端正人伦，这就是名实得以确定的依据。哪里能称为〇呢【愚按：朱子《纲目》对于战国七雄称王的，都记载为“某君”；汉代以后僭越国号称帝的，都记载为“某主”，大概是取法于《春秋》中吴、楚称“子”的含义。然而吴、楚称“子”，只是顺从天子所封的本爵，而贬斥其僭越的称号。后世的僭越之国，并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称皇帝，所以只称“某主”罢了。髙氏说：“以前不记载‘楚子’去世的，是视楚国为外邦；这里记载了，是因为楚国进入中原成为祸害比从前更严重，中原各国不能自我端正，反而与楚国人互相朝聘，相互盟誓，互通问候，所以从此详细记载其去世】

译公孙归父出使晋国。

宣公依靠齐国才得到君位，因此刻意侍奉齐国，即使换了君主也没有懈怠。等到顷公不能谨慎守礼，惹怒了晋国和鲁国的上卿，而郤克执掌晋国大权，决堤放水讨伐齐国。晋国正强盛，齐国稍微懦弱了。于是（鲁国）背离齐国而侍奉晋国，这在邦交上，是以利益作为向背的标准，没有忠信诚恳的心。查考《左传》，归父想要除去三桓以壮大公室，与宣公谋划后出使晋国，想要借晋国人除去他们。轻易地背弃盟国，轻率地谋划铲除大家族，而不知道根本所在，没有能够成功而没有后悔的。那么公室就不能壮大了吗？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礼乐刑政都由自己发出，这就差不多了！一定要依靠外援来除去他们，这是去除了疥癣却得了心腹之疾，难道更好吗？

冬天十月壬戌日，宣公在路寝去世。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

孔子称赞孟庄子的孝道，他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策，这是难能可贵的。又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称为孝了。”仁人孝子对于父亲的臣子，如果没有大的不可容忍之处，像晋悼公对待夷羊五等人那样，必定要存有始终进退的礼节而不匆忙。归父奉君命出使，还没有回来君主就去世了，在聘礼中有拿着玉圭向灵柩复命的条文，从西阶上去，儿子和臣子都哭泣，情势也很悲戚。现在宣公还没有入殓，东门氏就忍心驱逐他吗？经文说：“归父从晋国回来”，这是事情已经完毕的措辞。到了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这是归罪于成公，君臣为君主而死，而父亲驱逐他太急切了。谷梁子说：“抛弃灵柩而逃奔父亲的使者，这也是逃奔父亲啊。”得到了经文的真意。君主去世，家中遣散，方寸之间应该也乱了，但在颠沛流离之际也不失礼节，不是立志于仁的人是不能做到的。言辞繁复而不删减，归父的善行自然显扬了。通过这件事来观察，就能看出执政者有无君之心，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不可不仔细考察。

译国君的地位已经确立。家氏说：季氏不把国君去世当作悲痛之事，肆意说出悖逆的话，追究过去的仇怨，首先驱逐了国君的心腹重臣，在这种时候、怀着这种心思，犯上作乱，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春秋》在公去世之后，〇记载归父逃奔到齐国，以此来彰显季氏不守臣道的行迹，其防微杜渐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从此以后，政权掌握在强大家族手中，鲁国国君不再能行使国君的权力，祸端的〇根源，实际上就发端于此。那些篡夺别人国家的人，季氏也〇篡夺了鲁国的政权，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还能责怪谁呢？《春秋》记载这些事，是为了招致对〇弑君贼臣的声讨，为后世留下警戒。我按：公孙敖出使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这是阻塞君命而废弃使命的人。归父出使晋国，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这是能够传达君命并完成使命的人。然而楚国的箴尹克黄出使齐国，回来经过宋国，听说若敖氏已经被灭族，他说：“不可以回国了。”箴尹说：“抛弃国君的命令，独自谁来承受？国君，如同上天。上天可以逃避吗？”于是回国复命，而将自己拘禁在司败那里。归父如果也能不逃避斧钺的诛杀，回到殡宫复命，这才算是尽到了人臣的职责】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九

元 汪克宽 撰

成公上【成公名黑肱，是宣公的儿子，母亲是穆姜，在位十八年，夫人是齐姜】

【辛定王十年至七年】元年【晋景公十年，齐顷公九年，卫穆公十年，蔡景侯二年，郑襄公十五年，曹宣公五年，陈成公九年〇桓公四十七年，宋文公二十一年，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审元年】春天，周历正月，成公即位【张氏说：虽然没有天子的任命，但有父亲的遗命，所以记载“即位”。《春秋》的体例是：继承先君的国家，就可以记载“即位”，以区别于国内反复争夺、无所继承的人】○二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宣公。○没有结冰。

寒冷到了极点却没有结冰，是因为常年温暖【“燠”音于六】【杜氏说：周历二月，相当于现在的十二月，没有结冰，记载冬季温暖，《京房易传》说应当寒冷却温暖，是违背常理】查考《洪范传》说：豫州如果常年温暖，这是政事松弛、法纪放纵的征兆【刘向《五行传》】成公年幼体弱，政权掌握在三家大夫手中，公室势力不振，这种征兆已经显现【“现”音现，何氏说：成公年幼，季孙行父专权，这是委任官员不当所导致的】所以应当在阴气凝聚、寒气闭塞的时候却常年温暖，来应验它。古时候太阳在北陆，就储藏冰块，进献羔羊并开启早晨的禄位、宾客饮食、丧葬祭祀，冰块都参与其中【昭公四年，申丰说……】这也是调和阴阳、纠正偏差的一件事【永嘉吕氏说：阳气在天地间，好比火附着在物体上，所以常有办法来化解它。十二月阳气蕴藏潜伏，禁锢而未发散，其旺盛之处在下面，就把冰块埋入地下。二月四阳发动，冬眠的虫子苏醒，阳气开始发挥作用，就开始取出冰块在宗庙进献。四月阳气完全通达，阴气将要断绝，这时冰块大量使用，吃肉俸禄的人、老病之人、丧葬沐浴，冰块没有不供给的，所以储藏和取出冰块是为了节制阳气】现在既然寒冷却温暖，就废除了凌官的职守。然而《春秋》所载，都是治理国家的重大训诫，有人犯了罪却不记载他的姓名【“防”指只记载“人”】，事情微小却不记载其始末【嫁女给大夫不记载，大夫出奔不致送，去世不记载，安葬也不记载】，雨、雹、冰、雪，为什么全都详细记载【七次记载不雨，三次记载雨雹及无冰，两次记载陨霜，也三次记载雨雪】？天与人是一个道理，万物是一股气息，观察阴阳寒暑的变化，来考察其消长盈虚，这是在混乱未发生前就制定治理措施，在细微处谨慎预防的意思。每次都在细微处谨慎预防，然后王事就完备了【○啖氏说：《谷梁传》说年终没有结冰就记载，这里还没到年终就说没有结冰，为什么呢？是因为终年没有结冰，加上“寒”字作为修饰。查考二月相当于现在的十二月，举出这个时间没有结冰，那么整个季节没有结冰就可以知道了。如果等到年终才记载，那么现在的正月难道还能再说没有结冰吗？】

三月，制作丘甲【《左传》：因为齐国的威胁，所以制作丘甲。杜氏说：讥讽加重赋税，所以记载】

制作丘甲是为了增加兵力。古时候九户人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甸方圆八里，四周各加一里为成。从百姓那里征收的，是出一辆长毂战车【“绳”音证，下同】，这是《司马法》中成一成的赋税【《前汉书·刑法志》：殷周依据井田制来制定军赋，地方一里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丘是十六井。四丘为一甸，甸是六十四井，战马四匹，兵车一辆，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一同方圆百里，总共有万井，固定出赋六千四百井，兵车一百辆。一封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总共有十万井，固定出赋六万四千井，兵车一千辆。《周礼注》：《司马法》说：十井为一通，通出一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十通为一成，成有百井，三百家，革车一辆，士十人，徒二十人】因为【“为”音于伪】齐国的威胁【“难”音乃旦】而制作丘甲增加兵力，防备敌人，加重农民负担，这不是治国的正道。说“作”，是不应该作的。唐太宗问李靖楚国的“广”与周制如何？李靖说：周制一辆战车步兵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共三甲七十五人【见《李卫公问对》】那么一个丘所出十八人，积累四个丘才具备一辆战车。现在制作丘甲，就是每个丘出一甲，这样一个甸中共有一百人当兵了【孙氏说：是说丘出甲士一人，古时候九户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丘哪里有甲士？高邮孙氏说：这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以前是三人现在增加一人，丘出一人】那么不知道他所增加的，是每三甸增加一辆战车呢？还是每辆战车增加一甲呢？鲁国到昭公时曾经在红地大搜，革车一千辆【昭公八年，在红地大搜，从根牟到商卫，革车一千辆】那么计算甸而增加战车，是可能的。楚国人二广的法规，一辆战车用到一百五十人【宣公十二年，他们的君主的战车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是偏的两倍。注：一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辆为大偏。现在广十五辆，也用旧的偏法，再以二十五人为战车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