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十一

译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王十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即位”？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说即位，这是因为闵公不是嫡子，那么称他为“子”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臣子和儿子在礼法上是一样的。《谷梁传》说：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说即位，这是合乎正道的。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在国内没有继承先君的宗法依据，在上没有向周天子请求册命。闵公去世，夫人孙逃到邾国，庆父出逃到莒国，僖公于是根据成风的意愿，由季子拥立他。所谓国内没有继承依据，是指嗣子最初在防地确定身份，而鲁国使者没有向周天子报告；第二年正式即位并改元，而周天子的使者也没有来到鲁国；又过了一年，服丧期满，僖公却没有出现在周天子所在的京师，这就是在上没有请求册命。继承先君的国家，是父子之间的伦理；向周天子请求册命，是君臣之间的道义。现在僖公在国内没有继承依据，在上没有请求册命，所以不记载即位，这是为了端正王法。因此，拥有四海而登上天王之位的人，是承受天命；拥有一国而登上诸侯之位的人，是承受周天子的任命。承受天命的人，必须奉行天道，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承受周天子任命的人，必须谨慎遵守王法，然后才能保有其国家。

译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驻扎在聂北，以救援邢国。《左传》中写作“曹伯”，《左传》记载诸侯救援邢国时，邢国人溃散出逃，诸侯率领军队于是驱逐狄人。《公羊传》说：“当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互相防备灭亡的，力量能够救援的就应当救援。”《程子传》说：“齐国未曾出动大量军队，这里称‘师’，是责备他们本可救援却只是驻扎以作声援，导致邢国不能保全其国家。”杜氏说：“‘次’，是援兵观察敌情变化以等待事态发展。”聂北，是邢国的地方。张氏说：“有人引用《水经》，说聊城县东北有摄城。”查考《左传》，“聊摄以东”，杜注“聊城东北有摄城”，恐怕是传抄中的错误。我按：现在属于顺德路。三国都称“师”，显示出兵力有余。聂北记载“次”，是讥讽救援邢国不够迅速。高氏说：“‘救’是紧急的措辞，‘次’是迟缓的措辞。紧急之事却用了迟缓的措辞，彰显其救援危难不够迅速。”陈氏说：“救援不记载‘次’，记载‘次’是没有救援的志向。”狄人攻打邢国已经三年了，桓公足以抵御狄人，却在聂北驻扎军队，玩忽敌寇以等待其疲敝，所以记载“次”来讥讽他。刘氏说：“《春秋》记载‘次’，是希望人们急于救治危难。如果驻军安顿下来，就失去了救援国家的道义。”《春秋》的大义，讨伐而记载“次”，这“次”是褒善，如讨伐楚国驻扎在陉，是赞美他【李氏集义：“赞美他重视爱惜百姓生命，不急于用兵”】；救援而记载“次”，这“次”是贬斥，如救援邢国驻扎在聂北，是讥讽他【啖氏说：“救援是救治患难，凡是救治患难都是美好的。凡是救援应当奔走命途而去，驻扎下来就失去了救援的道理。”救援邢国的军队先记载驻扎在聂北，讥讽不迅速救援；而后记载救援邢国，说明有成功的结果，最终得到了援救。晋国的军队先记载救援晋国，表明鲁君的命令；后说驻扎在雍榆，是罪责叔孙。我按：救援而记载‘次’的，有驻扎聂北、救援邢国、驻扎匡、救援徐，都是讥讽他们怠于进军而救援患难不够急切。救援晋国驻扎雍榆，则是讥讽他们怯于赴敌而救援患难不够勇敢。记载‘次’虽然相同，但立义有轻重：驻扎而后救援，显示出最终能够救援；救援而后驻扎，则最终不能救援了】圣人的心意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救治患难、分担灾祸，在礼制上是紧急的，而喜好攻战、乐于杀人的人，罪行是最大的【文集：“《春秋》以用兵侵伐为警戒，唯独到了救援患难、排解纷争时，只恐怕驻扎拖延，而希望其迅速。因为贼虐无辜，视而不见不杀，那么人道必然沦丧。”临川吴氏说：“庄公三十二年狄人攻打邢国，闵公元年齐国救援邢国，大概是齐军前进而狄军后退，所以不记载交战。狄军虽然不逼近邢国，但两年之间，用军队践踏邢、卫的边境。二年冬，攻破卫国，那么狄人的势力更加嚣张。已经进入卫国，又移师到邢国，所以桓公率领诸侯驻扎聂北救援邢国。邢国不能支撑，狄人溃散而出，奔向诸侯的军队。诸侯于是率领军队驱逐狄人而使其退去。家氏说：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只有救援邢国最尽力。如果他疾驰前往，尚能在邢国未溃散时保存它。正因为有聂北的驻扎，邢国于是溃散了。然而狄人进入卫国，毁坏其宗庙社稷，国君死在那里。邢国则其国君还在，率领百姓离开，说不是救援的功劳是不可以的。所以先记载‘次’以讥讽其迟缓，接着记载‘救’，记载‘城’，再叙述三国以赞美其救援，不埋没其实际功劳。赵氏说：《公羊传》说‘邢国已经灭亡了，大概是狄人灭掉了它’。查考邢国实际上没有灭亡，怎么能说灭亡？又说‘不记载狄人灭掉它，是为桓公避讳’。如果实在避讳前年狄人进入卫国，怎么能记载呢？又说‘国君为何称‘师’？为什么不和诸侯一起专断分封’？查考齐、宋、曹三国国君实在不在，只是派遣军队救援罢了，何必要曲解为异说？邢国实在没有灭亡，又有什么分封呢？又说‘为什么不给予？实际上是给予而文辞上不给予’。凡是《春秋》得到变通的正当，都改变文辞以允许他，这才是文辞上给予，怎么能说不给予？刘氏说：《公羊传》说‘救援不记载‘次’，记载‘次’是来不及做事’，不对。有救援而驻扎的，有救援而不驻扎的，有驻扎而救援的，有驻扎而不救援的，事情本来如此，《春秋》明确记载罢了。《谷梁传》说‘记载‘次’不是救援，不是救援却说救援，是顺从齐侯的意思’，不对。如果这应当贬斥，又怎么能顺从其意思呢？如果应当褒扬，那么驻扎而非救援的，不是所褒扬的。又说‘怎么知道是齐侯？说：曹国没有军队，曹师就是曹伯’，也不对。驻扎在聂北，其刺讥桓公的意思已经显现了，何至于又改齐侯为‘齐师’呢？即使实在是齐师的军队，又怎么证明呢？而且直说齐师、曹伯有什么不可？先王的制度，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就是师。曹国为什么唯独没有师呢】

夏季六月，邢国迁都到夷仪。《左传》中写作“陈仪”，后文相同。《左传》记载：备齐邢国的器物用度而迁移，军队没有私利。《公羊传》说：“邢国迁移，是什么？是他们的意愿。迁移他们，是什么？不是他们的意愿。”《谷梁传》说：“迁移，是犹带着国家一起前往。那个地方，邢国再次出现。”杜氏说：“夷仪，是邢国的地方。”张氏说：“河北邢州龙冈县北有夷仪岭。”我按：现在属于顺德路邢台县。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为邢国筑城。《左传》说：“诸侯为他筑城，是救援患难。凡

译诸侯救患、分灾、讨罪，这是合乎礼制的。《公羊传》说：“这本来是一件事，为什么又分别提到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曹国的军队呢？如果不分别提到军队，就无法知道它们是在做同一件事。”《谷梁传》说：“这是先前那支军队，却写得像是另起一事，这是为了美化齐侯的功劳。”

译史书记载邢国迁都到夷仪，显示出齐军驻扎停留，行动迟缓而赶不上事态的发展。然而，邢国因为是自己要求迁都，所以经文只写“邢迁”，而再次记载齐师、宋师、曹师为邢国筑城，是为了赞美齐桓公立志行义，最终成就了拯救祸患的功劳。不凭借周天子的命令就兴兵，这也是圣人赞许的吗？中原王朝衰微，外有敌寇入侵，内有奸臣侵侮，周天子不能匡正天下，以至于诸侯国迁徙逃亡，如果有诸侯能够拯救并保全他们，那么拯救并保全他们是可以的。凭借周天子的命令兴兵，是正道；能够拯救并施予恩惠，是权变。

秋季七月戊辰日，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把她的灵柩送回了鲁国。

夫人去世通常不记载地点，这里记载“薨于夷”，是因为有特殊原因，即齐桓公召她回来将她杀害。记载“齐人以归”，是因为齐国把她的灵柩送回了鲁国。齐国作为盟主，有权执行法度，这是霸主在诸侯中行使权力的方式。鲁国作为臣子无权讨伐，而齐国作为霸主有权执行法度。既杀了她，又送回她的灵柩，这是什么道理呢？鲁国如果拒绝接受，那么就没有儿子不报母仇的道理；如果接受并安葬她，那么已经断绝关系的人又恢复享受夫人的礼仪，法度就混乱了。所以特别记载“以归”，而不说“归夫人之柩”，“以”字表示不应当这样做。

自从文姜弑杀桓公得以逃脱惩罚后，淫乱放纵更加严重，导致鲁国三四十年间浑浊混乱，最终酿成两次弑君之祸。到了这时，齐桓公行使方伯的职责，庆父、哀姜都死了，然后三纲稍微明了，人伦大致端正，这是放纵罪恶与诛杀恶人得失分明的明证。哀姜是齐襄公的女儿，齐桓公以义理压倒私恩，必定杀她而不赦免，这与石碏杀石厚之义相同。关于“以归”的含义，文定先生和程沙随先生都认为齐国把灵柩送回鲁国，我仔细考察，“以归”之后，经过一百七十天才到达，没有这样的礼仪。经文中凡是说“以归”的，都是归回其本国：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本国；杞伯迎接叔姬的灵柩，带回本国，都是这样。凡是说“归”的，都是归回鲁国：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和衣衾；齐人送回公孙敖的灵柩，都是这样。应当采纳《左传》的说法，即齐国把她的灵柩送回鲁国，《公羊传》和《谷梁传》又说把灵柩送回夷地。然而“于夷”在“以归”之上，那么是从夷地而带回，夷地或者是鲁地，或者是齐地，虽然不可考证。大概是在夷地杀了她，然后把灵柩送回齐国，然后鲁国请求而送归鲁国。不然，为什么说“夫人姜氏的灵柩，从齐国回来”而不说“从夷地回来”呢？

译“自干侯”与“同文”意思相同吗？《春秋》记载“齐人把她送回来”，是为了彰显齐国人杀了她。不称“齐侯”，而称“齐人”，这是讨伐贼人的措辞。《左传》认为齐国人杀哀姜做得太过分了，然而先前的儒者说，武则天篡夺唐朝政权，唐朝的臣子还应当将她废为平民然后处死，何况齐桓公难道不可以杀哀姜吗？

译楚国人攻打郑国【楚国起初记载为荆，这是因为《左传》中郑国即齐国的缘故】。

楚国被称为“人”，是因为其势力逐渐强大【我按：有人问，以前称“荆人”是表示进步，现在称“人”是认为其逐渐强大，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前来聘问、前来结盟，就嘉奖其仰慕中原道义，所以说这是进步；侵犯、讨伐中原国家，彰显其欺凌傲慢，所以说这是逐渐强大】。庄公十年打败蔡国军队，俘虏了献舞，本来就已经很强大了。然而单独举出它的称号，是因为初次在经文中出现，就追溯其僭越窃位的罪过，纠正其原本封地的名称，以彰显王法。二十三年，前来聘问，嘉奖其仰慕道义，于是用“人”来记载。二十八年，讨伐郑国，憎恶其扰乱华夏，又用称号来举出。到这时又讨伐郑国，也记载为“人”，难道是允许其讨伐他国而称其为“人”吗？（这是因为）会同中华诸侯执掌盟主，朝见诸侯之长齐、晋，其所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孙氏说：打败蔡国、进入蔡国称荆，前来聘问开始进步称人，讨伐郑国又称荆，现在说楚人伐郑，是因为其兵众地大，逐渐与诸夏相通。从此十数年侵伐用兵都称人。张氏说：荆到这时称楚，大概荆是州名，《商颂》称奋伐荆楚，那么楚也是其国旧名。以前侵败中原国家都以州名举出，唯独前来聘问称人从此开始。称称号称人则逐渐强大而凌驾于中原之上，然而终齐桓公之世，虽然讨伐灭掉小国只称人，是因为桓公的力量还足以制约它。桓公死后宋襄公称霸，然后才开始列于会盟，安然做诸侯之主，而《春秋》有以爵位记载的了】。

八月，鲁庄公会同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在柽地【柽，音敕呈。公作朾。《左传》盟于荦，谋划救郑。孙氏说：楚人伐郑，所以桓公在柽地会合诸侯。杜氏说：荦就是柽，宋地。陈国陈县西北有柽城。张氏说：即今宛丘县。楚人伐郑，桓公不立即救援，而是会合诸侯谋划，大概是因为楚国正强盛，而桓公谋划制楚的十全之策。○我按：经文记载会，而《左氏》说盟，传文错误。杜氏说不以盟告，恐怕不对】。九月，鲁庄公在偃地打败邾国军队【败，音必迈。偃，公作缨。《左传》虗丘的戍卒将要回去。《谷梁传》不记日期，是疑战。疑战而说败胜，是内辞。杜氏说：偃，邾地】。

柽地的会盟，谋划救郑，而鲁庄公与邾人都参与了，那么就是志向相同而谋划协调。现在既在柽地会合邾人，又在偃地打败邾国军队，在这里责备鲁庄公没有遵循简书安定中原的诚意【孙氏说：鲁庄公刚从柽地会盟回来，亲自打败邾国军队，其恶行可知】。凡此类，都是直书其事而义理自然显现【音现】。欺诈作战叫败，打败对方的是主辞【张氏说：楚人凌驾于上国之上，鲁庄公与邾人同会于柽以谋划，还未两月，僖公就用欺诈打败邾国军队，不致力于和睦邻邦侍奉霸主，而侥幸谋取一时之利，足以看出僖公的罪过了。高氏说：邾国接受了姜氏，鲁庄公不在会盟时请求讨伐，却在会盟后打败其军队，不合礼制。○我按：杜氏认为邾人既送走了哀姜，于是戍守虗丘，想要侵犯鲁国，鲁国拦截并打败他们，那么责任在邾。服防认为邾国对于鲁国本无怨恶，僖公流亡邾国则为其外主，无故而打败其军队，责任在鲁。仔细详察经文记载鲁庄公打败邾国军队是欺诈作战，罪责鲁庄公而不记载邾人侵犯，那么责备鲁国是明显的】。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俘虏了莒挐【败，音必迈。郦，音力知。公作犁，谷作丽。挐，音女居，女加二切。《左传》：“莒人来求贿赂，公子友在郦地打败他们，俘虏了莒子的弟弟挐。”鲁庄公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和费邑。《公羊传》：“莒挐是谁？莒国的大夫。”《谷梁传》：“内辞不说获，这里说获，为什么呢？憎恶公子欺诈。”杜氏说：“郦，鲁地。大夫生死都叫获。”我按：郦在今济南路歴城县】。

查考《公羊传》，庆父逃到莒国，莒人驱逐他，将要经过齐国，齐人不接纳，却返回住在汶水之上，派奚斯入鲁请求，不可而自杀。莒人说：“我已经得到了你们的贼人，向鲁国求取贿赂，鲁人不给。”因此兴师前来讨伐。那么罪在莒国，而让季友主导此战，为什么呢？遏制锋芒，用辞令晓喻，使其知道理亏而退去，那就好了。现在到了兵刃相交，又使用诈谋，擒获其主将【去声】，这是强国的做法，不是王者的军队，不符合《春秋》的志意，所以以季友为主辞而记载败获，责备得很完备【高氏说：记载公子友帅师，显示其拥兵得众，而不能明大义，以讨伐庆父的罪过，反而向莒国求取贿赂，最终导致兴师诈战，毒害邻国无辜之民。《春秋》以季友主此战，且谨慎地记载日期，所以深深责备他。获挐，是为了断绝庆父的贿赂。凡小国大夫以事接触我国，则名其罪。我按莒人收留贼人而求取贿赂，固然有罪；鲁国的诈战，也有罪。左氏、《公羊》都认为给予季友获的记载。现在考察经文记载郑获蔡公子燮，宋华元，吴获陈夏齧，齐国书，没有以记载获为善的。这里对公子友记载败、记载获，那么责任在季友。至于庆父奔莒而

译史书不记载，是因为莒国人杀了庆父，庆父与宋万逃奔到陈国而史书不记载，陈国人杀了宋万，这两件事道理相同，那些同党因罪恶而受责罚、因贿赂而获罪的罪责，大概已经包含在其中了，何必一定要说是为了嘉奖季子抓获了莒挐呢？○刘氏说：《左传》说：“莒挐不是卿，是嘉奖季子抓获了他。”这是不对的。莒挐与郑〇有什么差别呢？凭什么一定说莒挐不是卿？即使莒挐不是卿，但只要他是主将，也应当记载。啖氏说：《谷梁传》说：“季友搏斗杀死了莒挐。”按照常理，季友是贤明睿智的人，难道会做这种匹夫般的粗鲁之事吗？传文的说法是诬妄的。

译十二月丁巳日，夫人哀姜的灵柩从齐国抵达防地。《左传》记载：鲁僖公请求齐国允许安葬她。《公羊传》问：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这是为了贬斥她。为什么贬斥她？因为她参与了弑杀国君。那么，为什么不在她弑君时就贬斥她？因为贬斥必须在最严重的时候，没有比她的灵柩抵达防地更严重的了。《谷梁传》说：这里不称“姜”，是因为她杀了两个儿子，所以贬斥她。

夫人参与弑杀两位国君，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大义已经断绝，不能再让她进入宗庙了。《春秋》记载“孙于邾，薨于夷”，是为了断绝哀姜的哀荣。记载“齐人以归”，以及“夫人氏之防至自齐”，是为了讥讽齐桓公。不称她的姓氏，是因为她在齐国被杀；不除去她的氏，是因为鲁国接受了她的灵柩。王氏说：不称姓，是赞许齐桓公能够执行诛杀；不除去氏，是罪责鲁僖公接受安葬。刘氏说：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这是贬斥。为什么贬斥？夫人参与了叛乱，齐桓公纠正她的罪过并讨伐她，那么她怎么还能配享宗庙呢？那么，为什么不在她死的时候贬斥？夫人姜氏死在夷地，齐国人把她送回来，这是上级对下级的行为。僖公已经死了，所以臣子可以凭借霸主的名义来尊崇宗庙，霸主也可以凭借天子的法度来断绝鲁国的私情。现在齐国以公义讨伐她，而鲁国以私意请求安葬，君子认为这不义，不能相通。《春秋》因此贬斥她，是在她的灵柩抵达防地时。高氏说：齐国诛杀她，是齐国已经断绝了她；鲁国请求安葬，是鲁国不忍心断绝她。因此圣人趁着她的灵柩抵达，特意去掉“姜”字以断绝她与齐国的关系，而保留“夫人氏”以显示鲁国的不忍心。那么哀姜的灵柩不应当归葬鲁国，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就在她死去的地方安葬就可以了。孙氏说：闵公二年，孙于邾没有贬斥，是因为姜氏没有以儿子的身份讨伐母亲。这里贬斥，是为了端正王法。不除去氏，是因为杀儿子的罪过，比起文姜杀丈夫的罪过要轻一些。何氏说：在市集上执行刑罚，是让大家共同唾弃，所以必须在臣子集结迎接的时候贬斥，以此来明确诛杀得当，因为这是王法所加，臣子不能用夫人的礼仪来对待她的灵柩。贬斥但保留氏，是因为杀儿子的罪过比杀丈夫轻。张氏说：齐国人杀了哀姜并把她送回齐国，鲁僖公请求安葬她，《春秋》在她的灵柩抵达时贬斥，不称“姜”，是为了罪责鲁僖公不懂大义。哀姜得罪了先君，被方伯诛杀，怎么能配享祖庙，享受祭祀呢？刘氏说：《谷梁传》说：不称“姜”，是为齐桓公讳杀同姓，这是不对的。夫人挟持着小君的尊贵而弑杀两个儿子，鲁国人始终不敢讨伐。齐桓公作为霸主，痛恨祸乱的根源，怎么能顾及同姓呢？这不是《春秋》所耻笑的，也不是《春秋》所避讳的。我按：文定认为记载“夫人防至”是为了讥讽齐桓公，依据刘氏指责鲁僖公的请求，姑且两说并存。

【癸亥，周惠王九年】二年【齐桓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十九年，卫文公二年，蔡穆侯十七年，郑文公十五年，曹昭公四年，陈宣公三十五年，周惠王十五年，宋桓公二十四年，秦穆公二年，楚成王十四年】春天，周王正月，在楚丘筑城。《左传》记载：诸侯在楚丘筑城并封给卫国。《公羊传》问：谁筑城？是为卫国筑城。为什么不直接说“城卫”？因为卫国被灭了。谁灭的它？大概是狄人灭的。为什么不直接说“狄灭之”？这是为齐桓公避讳。为什么为齐桓公避讳？因为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有互相灭国的，齐桓公不能救援，这是齐桓公的耻辱。那么是谁筑城的？是齐桓公筑的。为什么不直接说“桓公城之”？因为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为什么不赞成？实际上是赞成的，但文辞上不赞成。文辞上为什么不赞成？因为诸侯的道义不允许擅自封国。诸侯的道义不允许擅自封国，那么为什么说实际上是赞成的？因为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有互相灭国的，有能力救援就救援是可以的。《谷梁传》问：楚丘是什么？是卫国的城邑。为什么说“城”？是封给卫国。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城卫”？因为卫国还没有迁都。不赞成齐侯擅自封国。这里说“城之”，是专断的言辞。所以不是天子不得擅自封国。诸侯虽然通晓仁爱，但出于道义而不赞成。所以说仁爱不能胜过道义。杜氏说：楚丘，是卫国的城邑。张氏说：即现在的开德府卫南县。我按：即现在的东昌路曹州楚丘县。

楚丘，是卫国的城邑。齐桓公率领诸侯在这里筑城，并封给卫国。《齐语》记载：卫国人居住在曹地，齐桓公在楚丘筑城来封给他们。朱子《诗》说：召伯营建谢邑，山甫筑城齐地，就像春秋诸侯在楚丘筑城这类事情。不记载桓公，是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不记载桓公，又不记载诸侯，是省略了，使得看起来像是鲁国自己筑城一样。孙氏说：这是会盟于柽地的诸侯在楚丘筑城，不记载诸侯，是贬斥。《诗经·木杶》赞美齐桓公，而孔子记录这件事，《诗经·木杶》的小序说：赞美齐桓公。卫国有狄人的败绩，流亡居住在漕地，齐桓公救援并封给他们，卫国人思念他，想要厚报他。意思难道不同吗？不赞成擅自封国，是为了端正王法。《诗经·木杶》有可取之处，是赞许卫人的感情。朱子《诗》说：《木杶》就是《春秋》序绩的意思，也是赞许卫人的感情，难道齐桓公的事情全都值得效法吗？为什么赞许他？报答是天下有利的，以德报德，那么百姓就有勉励了。《城楚丘》记载简略而不详细，《城邢》记载繁琐而不精简，为什么呢？按照周制，凡是封国，大宗伯要傧相。《周礼》大宗伯，王命令诸侯则傧相。注：王将要出命，假借祖庙，立在依前南面，傧相者进当受命者

译延之命令内史登受命，由王右持策任命他，登降阶再拜稽首，接受策命后退出。司几筵设置黼扆。司几筵，凡是封国任命诸侯，王位前设置黼扆。注：依通作扆。内史制作册命。内史，凡是任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制作册命。这是天子的大权，不是诸侯所能擅自行使的。

卫人渡河在野外的曹邑居住。《诗》作漕，音曹。许穆夫人怜悯卫国灭亡，于是作《载驰》赋文公。文公迁徙居住在楚丘，而后百姓喜悦，那么卫国曾经灭亡而不存在了。《诗·定之方中》小序：卫国被狄人灭亡，向东迁徙渡河在野外的漕邑居住，齐桓公排除戎狄而封立它，文公迁徙居住在楚丘，开始建立城市而营造宫室，百姓喜悦。

修筑楚丘城，是擅自行使天子的大权而封立国家。愚按：僖公二十八年，子玉向晋国报告，请求恢复卫侯并封立曹国。宣公十一年，楚国重新封立陈国，大概是毁坏其宗庙，丧失其爵位而重新任命为诸侯，都称为封。诸侯拥有国家，是受命于天子，继承世系嗣位则是承继先君，如果不是受命于天子、承继先君，而是霸主任命，就是专擅封立了。

邢国迁徙到夷仪，经文以“自迁”为文，那么它的迁徙出于自己的意愿。《公羊传》：迁者，其意也。它的国家未曾灭亡，诸侯修筑邢城，这叫做同恶相恤，以遵从简书，所以文辞繁多而不减损赞美救患的美德。永嘉吕氏说：狄人再次攻打邢国，齐国救援它，已经迁徙后，齐国修筑城池。之前有救患的军队，之后没有专擅封立的过失，这是《春秋》所赞许的；记载狄人入侵卫国而不记载救援，那么之前就没有救患的军队了；记载修筑楚丘城而卫国不言迁徙，那么之后就有专擅封立的过失了，这是《春秋》所贬斥的。

桓公封立卫国，而卫国忘记了灭亡。《左传》：封卫于楚丘，卫国志亡。他对中华的功劳很大，对卫人的利益很广，应该有美善的文辞。《谷梁传》：不足以宣扬。现在却如此微辞，正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略去小惠而保存大节，这是《春秋》的法度。所以说：五伯是三王的罪人，仲尼的门徒没有谈论桓文之事的。

刘氏说：桓公封卫，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即使卫人也自认为桓公对我的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春秋》记载它曾无异于平常的诸侯罢了。那卫国已经灭亡了，没有王命而擅自封立它，是擅自行使王命，擅自行使王命是诸侯的大罪，所以以小惠来评判，那么桓公有恩德；以大法来论断，那么诸侯没有专擅封立的权力。孟子说：五伯是三王的罪人，说的就是这个。齐桓公修筑楚丘城，大概修筑城的不仅仅是鲁国，而只记载鲁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以称为功，所以反而遵循我们的常义而称修筑城罢了。晋文公使诸侯朝见天子，大概朝见的也不仅仅是鲁国，而只记载鲁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以称为功，所以反而遵循我们的常道而称朝见罢了。《春秋》贵义不贵惠，贵正不贵功，略去小善而优待大节，以正道待人而已。

张氏说：卫国虽然应当封立，而周室尤其不可以不尊崇，所以略去齐桓的功劳而只记载鲁国人前往修筑城，以此来抑制霸权而尊崇王室。高氏说：宋子鱼说：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义士尚且轻视他，由此可见当时已经不认可齐桓的封立了。如果桓公已经驱逐狄人，向天子请命而修筑城，已经修筑城了，向天子请命而封立，这样那么天王命令诸侯修筑楚丘城以封立卫国，而桓公的恩德就在其中了。《诗》说：王命仲山甫，修筑那朔方；又说：经营四方，向王报告成功。由此说来，凡是修筑城必由天子的命令，等到成功了，又向王报告，可以，怎么可以擅自专断呢？

愚按：卫国灭亡，《春秋》不记载灭亡，戴公在曹邑建庐而不言迁徙，桓公派公子无亏戍守，用甲士归还其祭服乘马而不记载救援，凡此都是为了隐去桓公封卫的事，大概他的功劳不足以掩盖过错，所以略去其事而微言其功。修筑邢城，修筑〇城，都以国名记载，只有修筑缘陵不系国名，这不系卫国，就是修筑缘陵的体例。修筑邢城序列三国之师，修筑〇城序列十一国的大夫，修筑缘陵诸侯以“凡”举，只有戍陈、归粟于蔡不言诸侯，这不言诸侯，就是戍陈、归粟于蔡的体例。然而说戍，说归粟，虽然像是鲁国的事，尚且目及陈蔡，而楚丘的书法与鲁邑无异，那么是深深忌讳齐桓专擅封立而完备地责备他吗？葵丘之命说：“无有封而不告。”桓公不能逃避其责了。

刘氏说：《谷梁传》说“国而曰城，此邑也而曰城，何也？”不对，邑也称为城，如果不称为城，应当称为什么呢？

译夏五月辛巳日，安葬我国夫人哀姜。【《公羊传》说：哀姜是什么人？是庄公的夫人。高氏说：过了十一个月才安葬，是因为她在外国去世，等到灵柩运回防地才安葬。《通防》记载哀姜，她逃到邾国，死在夷地，夫人灵柩运到防地，其中诛绝的义理就很明白了。等到她去世时记载日期安葬，记载“小君”的谥号，再也没有贬斥的地方，这也是《春秋》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在祸乱未发生前就加以治理的意思。文姜也是这样，开始不谨慎，最后想改正，可以吗？】

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了下阳。【《公羊传》《谷梁传》写作夏阳，晋国首次出现在经文中。《左传》说：晋国荀息请求用屈地产的马和垂棘产的玉璧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晋献公说：这是我的宝物啊。荀息回答说：如果能从虞国借到路，这些宝物就像放在外面的府库一样。于是派荀息向虞国借路说：冀国行为不道，从颠軨入侵，攻打鄍地，攻入三门。冀国已经疲惫，也是因为您的缘故。现在虢国行为不道，驻扎在客舍，侵犯我国南部边境，冒昧请求借路去讨伐虢国的罪过。宫之奇劝谏，虞公不听，于是起兵。夏天，晋国里克、荀息率领军队会同虞国军队讨伐虢国，攻打下阳。先写虞国受贿，是原因。《公羊传》说：虞国是小国，为什么排在晋国这样的大国上面？是让虞国承担首恶的责任。为什么让虞国承担首恶？因为虞国接受贿赂，借给攻打虢国的军队道路，从而导致灭亡。《谷梁传》说：不是国家却用“灭”字，是重视夏阳。虞国为什么排在晋国前面？因为它是攻打夏阳的主谋。夏阳是虞、虢两国的要塞。攻下夏阳，虞、虢两国就都被攻取了。程子传：虞国借道并帮助晋国讨伐虢国，虢国的灭亡，虞国实际促成的，所以以虞国为主。下阳是城邑。虢国的灭亡由此开始，所以直接写“灭”。杜氏说：下阳是虢国的城邑，在河东大阳县。张氏说：下阳与上阳相对，在今陜州平陆县。上阳在陜县，是虢国的都城。虞国，是周太王子仲雍所封，都城在平陆。虢国，是文王弟虢叔的后代。晋国，是成王弟唐叔的后代，国都在今太原府。我按：虞国在今河南府路陜州陜县。晋国最初封地在太原，南面有晋水，也叫晋阳，今属太原路平晋县。后来迁都到翼，今平阳路绛州翼城县。曲沃的晋国，后来迁都到绛，曲沃在今平阳路绛州曲沃县。绛就是绛州城。下阳属今河南府路陜州】

按《孟子》说：晋国人用垂棘的玉璧和屈产的马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百里奚不劝谏。那么晋国是主谋，为什么说虞国是首恶呢？因为贪婪得到厚重的贿赂，助长了强暴，灭掉兄弟之国，以及自身灭亡了社稷，所以作为首恶吗？【陆氏说：灭虢的事实以晋国为主，为什么说虞国是首恶，这是什么意思呢？晋侯贪婪而忘记亲情，灭人国家，其罪容易知道。虞君职位是上公，接受别人的贿赂，助长强暴以致取灭亡，其恶极大了，所以圣人认为他是首恶。与齐国夏首围戚的义理相同。薛氏说：虞国发起晋国攻打下阳，没有虞国晋国就不能攻打虢国，灭掉虢国那么虞国就不是虞国的了。虞国排在晋国前面，是虞国的罪过。永嘉吕氏说：州吁告诉宋国然后伐郑，宋国排在前面作为主兵；晋国请求虞国然后伐虢，虞国排在前面作为首恶。大概听从州吁请求的是宋国，那么伐郑的战役，宋国实际做的，卫国不能自己决定；听从晋人请求的是虞国，那么伐虢的军队，虞国实际做的，晋国也不能自己决定。《通防》说灭下阳的是晋国主谋，而以虞国为首恶，为什么呢？《春秋》诛讨罪恶，都罪责那些参与作恶的人，所以以齐国首石曼姑，以宋国首州吁，以虞国首晋，以子家首子公。先儒认为灭汉朝的是张禹不是王氏，亡唐朝的是李勣不是武后，得到了《春秋》的意思了】

《春秋》是圣人的律令，观察这个义理可以看到法度了。唐高宗赐给臣下长孙无忌金银宝物丝绸锦缎，想要立武昭仪为后，虽然长孙无忌最终不顺从，君子还是讥讽他沉溺于利益而不退还君王的赏赐。【《通鉴》永徽五年：皇上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恐怕大臣不听从，于是和武昭仪去长孙无忌府第，畅饮极欢，拜长孙无忌宠姬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仍然装载金银宝物丝绸锦缎十车来赏赐。皇上因此暗示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用其他话语回答。第二年召长孙无忌等人说立武后，长孙无忌认为不可以。范氏祖禹说：臣子想要用义理纠正君主，却先沉溺于利益，就不值得重视了。如果能够辞去官职退还赏赐，让君主知道大臣不可以用利益诱惑，也足以遏制他的非分之心了】

何况接受别人的贿赂，助长强暴的人呢？国家却说灭下阳，下阳只是城邑，为什么写“灭”呢？下阳是虞虢的塞邑，【范氏说：那里地势险要，所以两国把它作为塞邑】就像秦国有潼关，【潼关是黄河冲激华山的东西两山夹立，狭窄仅容单车，一夫可守，今属华州华阴县】蜀国有剑岭，【剑门天下壮，壁立万仞，穷尽地形的险峻，极尽道路的陡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今属剑州】都是国家的门户。潼关剑岭不守，那么秦蜀就破败；下阳既被攻取，那么虞虢就灭亡了。【赵氏说：夏阳是虢国的城邑。却说“灭”，为什么呢？虢国因此灭亡。说虢国的灭亡由于虞国，于是写“灭”来厌恶虞国】

《春秋》这个义理，以天下为家，以城郭沟池为坚固，【见《礼运》】以山川丘陵为险阻，设置这些来守卫国家而等待

译所谓“暴客”，是指那些强暴的入侵者。《易经·坎卦》的彖传说：“地势险阻，表现为山川丘陵。王公们设置险阻来保卫他们的国家。”《系辞传》说：“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木梆以等待强盗，这是取象于豫卦。”这大概是衰乱时代的意思吧？孔子说：“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大门从外面闩上也不关闭。大道既已隐没，天下成为私家的，便依靠城池来巩固防御。《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是有忧患意识吧？”《春秋》兼采盛世与衰世的史实来确立书法，像记载“筑城于城”这类事件，表明依靠城池防守不能完全信赖；像记载“灭下阳”这类事件，又表明即使有险要之地也不能自我保全。张氏说：晋武公凭借曲沃伯的身份篡夺晋国，晋献公继承君位，逐渐用武力吞并邻近的小国。晋国与虞国、虢国相邻，从晋庄公末年因为虢国人侵犯晋国而向士蒍谋划，以图谋虢国。现在刚开始与虞国一起讨伐虢国，大概是先用厚重的贿赂离间虞、虢两国的交好，使虞国人不知道晋国的阴谋，忘记了唇齿相依的形势，反而引导晋国去灭掉下阳。下阳是控制虞、虢两国的关键之地。晋国夺取下阳，虞、虢两国也就随之灭亡了，所以《春秋》在这里记载“灭”，把虞国当作首倡战事的一方，如同对待邾国一样。郑国之所以能看出虞国是自取灭亡。高氏说：不称“虞人”、“晋人”，而称“师”，是为了彰显他们倚仗人多势众来欺凌虐待。夺取城邑却用“灭”字，是因为下阳是虢国所依靠的屏障。下阳被夺取，虢国就灭亡了，不必等到摧毁其宗庙社稷。圣人记载郑伯进入栎地而不记载进入郑国，记载虞、晋灭下阳而不记载防备虢国，观察事物抓住了要领。赵氏说：《公羊传》说：夏阳，是虢国的城邑。为什么不把它系属于虢国？因为把它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为什么当作一个国家看待？因为国君在那里。如果在下阳遭受兵祸，怎么会不被擒获呢？《谷梁传》说：虞国没有军队，这里说“师”是什么意思？因为虞国走在晋国前面，不能不说“师”。按照经文可见记载“虞师”，怎么能说没有军队呢？

译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公羊传》说：“江人、黄人，是什么意思？这是指远方国家的措辞。远方国家的人都来了，那么中原国家为什么只说齐、宋到了呢？大国只提齐、宋，远方国家只提江、黄，意思是其余的国家没有敢不来的。”《谷梁传》说：“在贯地结盟，没有约定时间就到的，是江人和黄人。江人、黄人，这是指远方国家的措辞。中原国家称齐、宋，远方国家称江、黄，以此表示诸侯都来到了。”杜氏说：“贯，是宋国的地方。梁国防御县西北有贯城。江国在汝南安阳县，黄国在弋阳县。”张氏说：“江国在今蔡州新息县一带，黄国是嬴姓国家，在今光州定城县。贯地在今兴仁府济阴县。”】

按《左传》的说法，在贯地结盟是为了使江、黄两国臣服。【杜氏说：江、黄是楚国的同盟国，开始来臣服齐国，所以齐桓公会合诸侯。】荆楚是天下最强大的，江、黄是楚国在东方的同盟国。这两个国家来订立盟约，那么楚人就失去了右臂。乐毅攻破齐国，先联合韩、赵。【《史记·乐毅传》：燕王想要讨伐齐国，乐毅说：齐国是霸业的余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容易单独攻打它，一定要讨伐它，不如联合赵国以及楚国、魏国。于是联合赵国、秦国，连接楚国和魏国，诸侯都答应了。乐毅担任上将军，合并赵、楚、韩、魏、燕的军队去讨伐齐国，打败了它。】诸葛亮讨伐魏国，申明与江东的友好关系。【“好”读去声】即使是周武王在牧野的军队，也发誓联合友邦，远及庸、蜀、彭、濮等八国的人。【《牧誓》：唉，我的友邦君主们……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我要宣誓。】共同形成掎角之势。【《左传·襄公十四年》：晋人角之，诸戎掎之。注：掎是拉住脚。】桓公这次结盟，他臣服荆楚的考虑周全了，他尊崇周王、安定华夏、匡正天下的道义显著了。结盟虽然是《春秋》所厌恶的，【“恶”读去声】然而诸侯都在，只提及远方国家，是赞许这次结盟。【张氏说：齐桓公谋划对付楚国，先臣服这两个国家，它们都靠近楚国的边境，所以远交而孤立楚国的势力，这是桓公臣服楚国的规模。只有宋国参与结盟，不烦劳其他诸侯。我按：贯地、阳谷的结盟，会合《公羊》《谷梁》说诸侯都在，而只说齐、宋、江、黄来概括。现在考察《春秋》的会盟，没有诸侯在会而经文不记载的，大概中原诸侯中最大的莫过于齐、宋，齐是霸主，而宋是上公。同盟国中远的莫过于江、黄，都是荆楚的羽翼。齐、宋会盟而江、黄参与，那么天下诸侯无不顺从就可以知道了。两传大概是推论其形势如此，并非诸侯果然都参与结盟，读者不应因言辞而损害原意。】

冬季十月不下雨。【《公羊传》：记载异常现象。《谷梁传》：不下雨，是勤于求雨。范氏说：这是想要得到雨的心很勤，表明君主体恤百姓。杜氏说：一个季节不下雨就记载首月。张氏说：记载这个以显示鲁国上下都以无雨为忧。只记载首时，从酉月到亥月三个月都不下雨。孙氏说：一个季节不下雨就记载，是僖公忧民惧灾非常严重。】○楚人侵犯郑国。【《左传》：楚人讨伐郑国，斗章囚禁了郑国的聃伯。张氏说：大概从庄公三十年楚頵已经长大，杀了子元，用子文为令尹。子文毁家纾难，楚国的兵势逐渐强大，所以连年侵犯郑国。如果不是齐桓公专门以图谋楚国为事，必定不能在召陵制服它，而执宋公、盟诸侯的事，就不会在僖公十九年之后了。】

【甲惠王二子十年】三年【齐桓公二十九年，晋献公二十年，卫文公三年，蔡穆公十八年，郑文公十六年，曹昭公五年，陈宣公三十六年，〇惠公十六年，宋桓公二十五年，秦穆公三年，楚成王十五年】春季，周王正月，不下雨。夏季，四月，不下雨。【《公羊传》记载异常现象】《谷梁传》说：不下雨，是勤于求雨。每个季节都记载一次，是怜悯不下雨。怜悯不下雨的人，是有志于百姓的。【范氏说：闵，是忧虑。经文一个季节就说不下雨，是忧民到了极点。】跨越季节总括记载【指跨越三个季节而后记载，或跨越四个季节而后记载】是不忧虑下雨。不忧虑下雨的人，是无志于百姓的。【没有体恤百姓的志向】按《诗经》称僖公节俭以充足用度，宽厚以爱护百姓，务农重视粮食。【见《駉》小序】那么确实是贤君。他有心于百姓，是确凿的。所以冬季不下雨而记载，春季不下雨而记载，夏季不下雨而记载，以彰显他的勤勉。【张氏说：三个季节不下雨则饥荒接连到来，百姓生命危在旦夕，这就是《云汉》编入《诗经》的原因。而去年及今年春夏的不下雨，书法不同于文公，以彰显君主忧虑百姓的忧虑。高氏说：不下雨八个月而不记载旱灾，为什么呢？凡是记载旱灾的，虽然有时下雨，还是以不足为旱灾。如果一直不下雨，那么旱灾就在其中了。连在首月记载，显示其为灾之久，而僖公以不下雨为念。】文公因为练祭而延缓制作神主，【文公二年，僖公去世十五个月，才开始制作神主】因为宗庙而大室的房屋毁坏，【十三年，正月不下雨到秋七月，世室的房屋不该毁坏却毁坏了】因为赋政而四次不视朔，【十六年，二月到五月，四次不视朔】因为邦交而三次不会盟，【七年，盟于扈，公后到；十五年

译在扈地结盟；十七年，在扈地会盟，国君都没有参加。由此可知，他对百姓没有关怀之心，是很明显的。所以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而记载【二年】，从正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而记载【十年、十三年】，以此来彰显他的怠慢。我按：对百姓有关怀之心的人，心思在于百姓，忧虑百姓的事务；对百姓没有关怀之心的人，心思不在于百姓，不忧虑百姓的事务。何休认为僖公检点过错归咎于自己，反省百官，放逐奸佞之臣郭都等人，审理冤狱四百多人，精诚感动了上天，没有举行求雨仪式就得到了防止干旱的雨。这件事虽然无法考证，但从经文的意旨来看，僖公必定能够悔过修政以消除天象的变异，所以说《春秋》是传达圣人心意的要典，书法的不同，正是君主心意得以彰显的途径。有人称《春秋》每年都要完备记载四季，僖公的经文中间没有特殊事件，所以离开首月而分别记载“不雨”；文公的经文自有特殊事件，所以不再记载首月“不雨”的文字。《谷梁传》认为僖公贤明，因此产生这种说法。现在考证僖公冬季“不雨”之下记载了“楚人侵郑”，夏季“不雨”之下记载了“徐人取舒”，并非没有特殊事件。文公十三年春正月，因为首时已经记载，所以也没有记载“春王正月不雨”，况且圣人再次记载正月，不认为繁琐，为什么唯独对“不雨”就总括记载呢？《谷梁传》的话必定有所依据。

译徐国夺取了舒国。《公羊传》说：为什么说“取”呢？因为容易。通防说：说“取”而不说“灭”，是因为舒国成为附庸，没有断绝其宗庙祭祀。杜预说：舒国即现在的庐江舒县。我认为：即现在的庐州路舒城县。高邮孙氏说：舒是附庸小国，服属于楚国，徐人从楚国手中夺取它，让它归属徐国。夺取国家而不说“灭”，是因为舒国的宗庙祭祀得以保存。襄陵许氏说：舒大概是楚国的盟国，徐人夺取它，大概是倚仗齐国和鲁国。家氏说：《鲁颂》说：“惩戒荆舒”，舒与楚国相邻，成为中国的心腹之患，由来已久了。徐人讨伐舒国，是为中国牵制楚国。十五年，楚国讨伐徐国，齐桓公率领诸侯军队救援徐国，由此可知徐国大概是受命于齐国的。

六月下雨。《谷梁传》说：记载“雨”，是欣喜下雨。欣喜下雨，是因为君主关心百姓。杜预说：表示旱灾没有贯穿整个夏季。

记载“雨”，是欣喜下雨。高氏说：建巳之月（四月），万物开始繁盛，等待雨水才能长大，古人在这个月举行雩祭祈求雨水，那么六月的雨尤其令人欣喜。张氏说：得到雨水而欣喜，可见僖公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这与文公不同，所以这里记载而那里不记载。

担心下雨与百姓同忧，欣喜下雨与百姓同乐，这是君主治国、养育百姓的道理。观察这个意义，就知道《春秋》有畏惧天灾、体恤百姓困苦的意思。遇到天灾而不畏惧，看到百姓困苦而不体恤，自己独自享乐而不与百姓共享，国家的灭亡就没有几天了。刘氏说：文公时期记载不下雨，从十二月一直到秋七月，他对百姓如此漠不关心。僖公时期记载不下雨，经历一个季节就记载，他对百姓如此怜悯。不仅记载六月的雨，还先记载四月不下雨，以此来显示他关心百姓，急切得很。关心百姓，急切得很，还不足以作为圣人的法则。而《春秋》采纳这种记载的原因，是因为凡是面南而坐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担忧的是不与百姓同忧，如果不与百姓同忧，那么也不会与百姓同乐了。只有有道的人不是这样，自己虽然没有忧虑，但百姓的忧虑不可不忧虑；自己虽然没有快乐，但百姓的快乐不可不快乐。像这样的人，以百姓的心为心，所以与百姓同忧，是王业的开始；与百姓同乐，是王业的完成。陆氏说：《公羊传》说：止雨而不甚。按：这种解释迂腐偏僻到了极点。

秋天，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会盟。《公羊传》说：这是大会，为什么最后才说呢？《谷梁传》说：阳谷之会，桓公穿着礼服、拿着笏板朝见诸侯，诸侯都明白了桓公的志向。杜预说：阳谷，是齐国的地方，在东平东昌县北。张氏说：隋朝设置阳谷县。我认为：现在属于东平路。

按《左传》记载，这是谋划讨伐楚国。因为二年楚国侵犯郑国。张氏说：去年结盟以确定交好，现在再次会盟，重申讨伐楚国的约定。有人说：这是侵犯蔡国、驻扎在陉山的军队，诸侯都在，唯独江国和黄国没有参与，那么怎么知道这是谋划讨伐楚国呢？回答说：用兵有聚合以形成正面主力，也有分散以形成奇兵。诸侯的军队一同驻扎在陉山，这就是聚合以形成正面主力；江人和黄人各自守卫自己的地方，这就是分散以形成奇兵。驻扎在陉山，大军集结，摆开阵势，声讨罪过，以震慑中原的威严；江人和黄人各自守卫边境，按兵不动，作为八个国家的后援。这是克敌制胜的谋略。退到召陵结盟，礼仪确定，沿着海边返回，然后涛涂被拘捕，接着才与江人、黄人一起讨伐陈国。由此可知，侵犯蔡国、驻扎在陉山而两国没有参与，是各自形成犄角之势，这是很明显的。这是大会，却最后才说，是赞美这个谋略。家氏说：桓公讨伐楚国，所谓考虑胜利才行动，喜好谋划才成功。宋、鲁、郑、卫同盟已久，还不敢声讨楚人的罪过，一定要江国、黄国到了才定计出兵。去年与江国、黄国结盟，今年与江国、黄国会盟，都是为了讨伐楚国做打算。诸侯的军队挡在前面，江国、黄国的军队在后面呼应，楚国将腹背受敌，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所以军队驻扎在陉山，楚国就顺从了。因此《春秋》在贯之盟、阳谷之会时屡次记载。我认为：《公羊传》说桓公说：“不要阻塞河流，不要囤积粮食，不要更换太子，不要以妾为妻。”我怀疑这应该在葵丘之盟之下，大概是错简了。这与孟子所载的五条命令以及《谷梁传》明确禁止的项目大致相同。所谓“障谷”、“贮粟”，即孟子说的“曲防”、“遏籴”，《谷梁传》所说的“雍泉”、“讫籴”。

冬天，公子友到齐国参加盟誓。《谷梁传》作“公子季友”，“涖”字，《公羊传》、《谷梁传》作“莅”，后面相同。《左传》说：齐侯为了阳谷之会，来寻求结盟，公子友到齐国参加盟誓。《公羊传》说：“莅盟”是什么意思？是去那里结盟。“来盟”是什么意思？是到我这里结盟。《谷梁传》说：“莅”是“位”的意思，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日期已经确定。杜预说：“涖”是“临”的意思。齐侯从阳谷派人到鲁国来寻求结盟，鲁国派上卿到齐国接受盟誓。襄陵许氏说：鲁君大概有缘故没有参加阳谷之会，所以季友前往参加盟誓。啖氏说：其他国家到鲁国结盟的，叫“来盟”；鲁国前往其他国家结盟的，叫“涖盟”。我认为：既然称为“涖盟”，那么鲁君派遣使者出境的时候，已经命令他去结盟，而不是大夫擅自结盟了。经文中记载“涖盟”的有四次，只有季友的盟誓，辅佐齐桓公谋划讨伐楚国，有辅佐霸主的善举；穆伯到莒国，是小国请求而勉强结盟，起初没有体恤小国的诚意；叔孙昭子与齐国结盟，叔还到郑国结盟，都是结好背叛晋国而为背叛霸主的谋划，不值得取法。《谷梁传》认为不记载“及”，是因为以国家的名义给予；不记载其人，也是因为以国家的名义给予。这应该在“来盟”之下，错误地重复出现了。

译【耳】○楚国人攻打郑国。《左传》记载：郑伯想要与楚国讲和，孔叔不同意，说：“齐国正为我们尽力，抛弃恩德是不吉利的。”愚按：楚军三次到达郑国，连年侵伐，齐桓公不救援，而孔叔仍有“齐国正为我们尽力”的说法，大概是因为知道在柽地、贯地、阳谷的会盟，都是为伐楚救郑而谋划的缘故。

译【周惠王二年，即鲁僖公十一年】鲁僖公四年【齐桓公三十年，晋献公二十一年，卫文公四年，蔡穆公十九年，郑文公十七年，曹昭公六年，陈宣公三十七年，周惠王十七年，宋桓公二十六年，秦穆公四年，楚成王十六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联合出兵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又讨伐楚国，军队驻扎在陉地。

【《左传》记载】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楚成王派人对诸侯军队说：“您住在北海之滨，我住在南海之滨，即使是风吹马跑牛走，也互不相干。没想到您会涉足我的土地，这是什么缘故呢？”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的先君太公说：‘五等诸侯和九州长官，你都可以征伐，以辅佐周王室。’赐给我的先君征伐的范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进贡包茅，没有进入王室祭祀，不供给用于缩酒的茅草，我是为此而来征讨。周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我是为此而来责问。”楚使回答说：“进贡没有送达，是我们国君的罪过，怎敢不供给呢？至于昭王没有回来，您还是去水边问问吧。”诸侯军队前进，驻扎在陉地。

【《公羊传》解释】溃是什么意思？是下级背叛上级。

【《谷梁传》解释】溃的意思是，上下不能协调一致。侵是轻微的军事行动。侵犯蔡国而蔡国溃败，说明桓公知道该侵犯谁。不占领它的土地，不分割它的人民，表明这是正义的。遂表示紧接着发生的事。次表示驻扎。杜预说：“百姓逃离他们的君主叫做溃。”陉，是楚国的地方，颍川召陵县南面有陉亭。张氏说：“现在的颍昌府郾城县。”我按：郾城县现在属于汴梁路许州。

秘密行军掠境，叫做侵，侵犯蔡国是出奇兵【家氏说：齐距离楚数千里，防备险阻，很久之后才进入其境，楚国得以有所防备，胜负还不可知，所以桓公先侵犯蔡国，通过蔡国到达楚国，楚国想要聚集兵力据险防守，已经来不及了，想要出来求战，知道不是对手。薛氏说：侵犯蔡国是为了攻击楚国的屏障】。声讨罪过进行征讨，叫做伐，讨伐楚国是正义的【史田单〇太史公说：用正兵合击，用奇兵取胜，善于用兵的人出奇无穷，奇正相互转化，像圆环没有尽头。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相生，循环无穷，像天地一样不竭】。遂，是表示紧接着发生的事的词语【《谷梁传》杜氏说：遂，是两件事的词语】而有专一的意思【何氏说：遂，是专一做事的词语】。次，是驻扎的意思。楚国进贡的包茅没有送达，王室祭祀不供给，没有用来缩酒的茅草，桓公是为此征讨【音烝。杜氏说：包裹束扎的意思，茅是菁茅，束扎茅草灌酒叫做缩酒。《尚书》有包匦菁茅。范氏说：菁茅是香草，用来缩酒。是楚国的职贡。《括地志》：辰州卢溪县西南三百十里处有包茅山。《武阳记》：山间出产包茅，有刺且三脊相通。桓公讨伐楚国声讨大义责问说：你们进贡包茅没有进入王室祭祀，不供给没有用来缩酒的茅草，这是正义的。朱熹说：桓公讨伐楚国仗义执言，不靠诡道，所以孔子称其正而不谲】。而楚人服罪，军队就有了名分。孟氏为什么独自说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呢【朱熹说：诸侯有罪就由天子讨伐并纠正，所以《春秋》每记载诸侯战伐之事，必定加以讥贬，以彰显其擅自兴兵的罪过，没有认为合乎义而赞许的，但其中彼善于此的情况是有的，召陵之师之类就是如此】。譬如杀人，有人说：人可以杀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杀他？回答说：做士师就可以杀他了。国家可以讨伐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讨伐它？回答说：做天吏就可以讨伐它了。楚国虽然暴横【去声】依仗势力欺凌大国，齐国不请示周天子，擅自联合诸侯，难道就是所谓的天吏来讨伐它吗？《春秋》以义正名分而乐于与人一起行善。以义正名分，那么君臣的分别就严明了。记载“遂伐楚”，是讥讽其专断。乐于与人一起行善，只要志于行善，就是善了。记载“次于陉”，楚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是记录其功绩【杜氏说：楚国强大，齐国想用德来安抚它，所以不迅速进军而驻扎在陉。何氏说：桓公不顿兵血刃，用文德优柔，使之服从，所以详细记录其驻扎。停止是为了爱护百姓的生命。蜀杜氏说：楚国为害中原很久了。齐桓公担心其强暴，所以会合诸侯想要讨伐并驱逐它，还惧怕楚国势力强大，想保全必胜的功业，所以先侵犯蔡国以震慑其威，然后讨伐楚国。这就是齐桓公用兵之心对蔡浅，而深图楚。兵到蔡而溃，桓公不占领其土地，不分割其人民，由此知道桓公志在伐楚，而不在于侵蔡。陈氏说：楚国进入春秋时期，逐渐强大了。而诸夏之间的战争，不是平定篡弑，就是修怨罢了，问罪不及楚国。桓公开始有志于区分中外，于是讨伐楚国，而以侵蔡召集诸侯。记载说：遂伐楚，是说志不在蔡。伐而后次，显示桓公不战而屈楚。桓公联合九国之众讨伐楚，兵莫盛于此。楚国虽然强，足以一战了，而临楚不战，楚人为之屈服，使其大夫在军中结盟。桓公不但以力服人。张氏说：蔡自从献舞以来，屈服于楚。桓公想要讨伐楚而加兵于附楚的蔡，先责问其以文王之胄，而甘心于僭窃之夷。蔡众既溃，则威震而兵强，所以可以遂伐楚。楚国自桓公二年，蔡、郑会邓，已惧其

译楚国成为中原的祸患，又积累了五十年的富强与吞并之力，近年接连攻打郑国，气势凌驾于中原各国之上。幸好齐桓公任用管仲来治理百姓、训练军队，到这时才能率领诸侯的军队，纠正楚国的罪行并讨伐它，使得楚国的君臣震惊恐惧，派遣使者来到军中，可以说对齐桓公在中原的功业是有贡献的。然而齐桓公本来没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学问，而管仲也没有听闻君臣之间的大义，所以按照上天使臣讨伐罪人的法则，他不奉天子的命令，不敢正式声讨楚国僭越称王的罪行，只是让屈完前来结盟。然而齐桓公与屈完检阅军队时，依仗武力而骄傲自大，流露在言辞神色之中，于是招来了屈完以方城、汉水为屏障的强硬回应。屈完回国后，最终践行了这番话，时常出兵侵犯纪国边境，攻打黄国，侵犯曾国的西鄙。齐桓公功业的卑微，因此《春秋》记载以讥讽他的专断，记载“次”以彰显他的军队有节制，因而能够震慑楚国，免除百姓改穿左衽衣冠的命运。临川吴氏说：孙子说：百战百胜，不是用兵的上策；不战而能使敌人屈服，才是上策。齐国因为楚国扰乱中原而声讨其罪并加以讨伐，然而楚国军队正强盛，如果不持重而轻率进军深入，那么胜负的结局就难以预料了。所以驻扎在陉地等待楚国自来屈服，这就是有节制的军队，符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王氏说：晋文公退避三舍避开楚国，也是齐桓公退驻召陵的意思，使得楚国臣服于道义，那么也就无需战争了。朱子说：“问：齐桓公讨伐楚国，不责备他僭越称王的罪行，大概是因为齐桓公每件事都持重，当时楚国非常强大，僭越称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如果以此责问，只适宜楚国立即服罪，否则齐国难道能确保必胜吗？”回答说：“是的。”我按：成公三年，诸侯讨伐郑国，驻扎在伯牛；襄公十六年，讨伐许国，驻扎在函氏，都没有记载“次”，是因为他们的驻扎不值得称善。只有襄公元年，晋悼公派遣韩厥讨伐郑国，而率领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鄫地，不想用全部军队攻打郑国，接近齐桓公驻扎陉地的用意。《春秋》中讨伐而驻扎的，齐桓公、晋悼公算是很少的了。有人说齐桓公在称霸之初不能救援蔡国，蔡国跟随楚国实在是不得已，齐桓公讨伐楚国不应当先侵犯蔡国。现在考察侵犯蔡国之后，蔡国最终没有参加齐桓公的会盟，晋文公仅仅能让蔡国参加践土、温、翟泉的会盟，而后来蔡国专心侍奉楚国，那么齐桓公讨伐蔡国，难道能说是过错吗？○刘氏说：“《公羊传》说国家灭亡叫溃，城邑失守叫叛，这是不对的。溃是民众溃散，叛是臣下背叛，并不是以国家、城邑来区别。”又说：“说驻扎在陉地是什么意思？是有等待。”等待屈完，这也是不对的。如果真的是等待，为什么不提屈完？啖氏说：“初次驻扎的时候，怎么知道屈完会来呢？”家氏说：“《左传》说：蔡姬在园囿中让齐桓公的船颠簸，齐桓公发怒把她送回蔡国，并没有断绝关系。蔡国人把她嫁给别人，于是齐桓公会合诸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那么齐桓公侵犯蔡国是因为私怒而发动，大概不是这样。”高氏说：“齐桓公想要排斥荆楚，经营了十几年了，难道像《左传》所载，仅仅是因为蔡姬的缘故吗？”

译夏季，许国国君新臣去世。他是穆公，儿子业继位，这就是僖公。高氏说：“新臣就是许叔，在位四十二年。”

刘敞说：“诸侯死在国外的，如果在军队中就称‘卒于师’，比如在成公十三年，记载曹伯庐卒于师；襄公十八年，记载曹伯负刍卒于师。如果在盟会中就称‘卒于会’，比如在定公四年，记载某伯成卒于会。现在许男没有任何称呼，这是许男离开军队和盟会后返回自己国家的证据。召陵位于颍川，所以许男返回了那里。古代国君即位时就制作椑（棺木），每年漆一次。出国境必须携带椑。死在军队中称‘卒于师’，死在盟会中称‘卒于会’，这是合乎正道的。许男新臣去世，不合正道。他作为国君，是不懂天命的人。不懂天命就必然畏惧死亡，畏惧死亡就必然贪恋生存，贪恋生存就必然扰乱礼制，从而产生苟且偷生、保全性命的耻辱，以及淫祀非望的迷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懂得生死之说，通晓昼夜之道的人，又哪里会与人不同呢？如果合乎正道而死，就没有什么可求的了。赵氏说：许国靠近楚国，大概是许男生病而回国，死在国内，所以不记载‘卒于师’。张氏说：召陵地属颍川，颍川是现在的颍昌府长社县，距离许国很近，所以许男生病而回国。我按：颍川就是现在的许州，许国故都属长社县。刘氏说：《左传》说‘卒于师，用侯礼安葬’，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死在军中，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呢？似乎是当时的臣子想要追美君主，所以引用许国正在会合诸侯时去世，私自用加等之礼安葬他罢了。《谷梁传》说‘死在军中，为什么不记地点？因为这是桓公的军队’，这也是不对的。记不记地点，自有常理。记载‘卒于师’，不足以贬低桓公；不记载‘卒于师’，不足以褒扬桓公。”

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楚子派屈完到军中，军队撤退驻扎在召陵。齐侯陈列诸侯的军队，与屈完同车观看。齐侯说：“难道是为了我吗？是为了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与我共同友好如何？”屈完回答说：“君主施恩，为我国的社稷求福，屈尊接纳寡君，这是寡君的愿望。”齐侯说：“用这些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些军队攻城，什么城攻不下？”屈完回答说：“君主如果用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君主如果用武力，楚国以方城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即使军队众多也无用武之地。”屈完与诸侯结盟。《公羊传》说：“屈完，是楚国的大夫。为什么说‘盟于师，盟于召陵’？因为军队在召陵。军队在召陵，为什么两次提到盟？因为喜悦楚国归服。为什么说喜悦楚国归服？因为有王者则楚国后服，无王者则楚国先叛。桓公拯救中原各国而最终平定荆楚，因此认为这是王者的事业。为什么说‘来’？因为以桓公为主。此前有事情，此后有事情，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说？因为以桓公为主，叙述功绩。”《谷梁传》说：“楚国没有大夫，为什么称‘屈完’？因为他来防备桓公、成就桓公，所以把他当作大夫。不称‘使’，是因为权柄在屈完手中。‘来’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桓公的军队。”杜氏说：“到陉地的军队，召陵是颍川县。”张氏说：“在现在的郾城县。”我按：郾城县现在属汴梁路许州。

楚国大夫没有以名字相称的，称屈完是褒扬他。不称‘使’，是因为权柄在屈完手中。范氏说：齐桓公威震江汉，楚国人非常恐惧，无法估量敌力，派遣屈完到军中权衡事理，以道义拒绝齐国，于是得以结盟；陆氏说：楚子本意是如果可以结盟就结盟，事情由屈完决定。来军中结盟，是嘉奖其服从道义。卢氏说：记载‘来盟于师’，表明桓公以正义讨伐楚国，楚国来军中乞求结盟；高氏说：说‘来盟’，是因为他们愿意。盟于召陵，是叙述桓公的功绩。何氏说：序，是次序；绩，是功业。累积桓公的功德，没有比使楚国归服更大的，彰显德行并教化强大的夷狄最为盛大。桓公率领八国军队侵犯蔡国，蔡国溃败；讨伐楚国，楚国人震惊恐惧，兵力强大。责备包茅不贡，楚国答应；询问昭王为何没有回来，楚国推辞；请求共同友好，楚国回答说是寡君的愿望；谈到战胜攻克，楚国回答说是用力的困难。然而桓公退兵至召陵，以礼对待楚国使者，最终与他们结盟而没有继续进攻。刘氏说：桓公的威势可谓盛大，责备楚国的包茅则答应，询问昭王为何没有回来则推辞，然而不凭借自己有余的武力去欺压别人，所以不夸耀齐国的有功，而夸耀楚国的服罪，不看重楚国能抵抗敌人，而看重齐国能不继续进攻。在这里可以看出，齐军虽然强大，桓公能依法使用而不暴虐；楚人已经归服，桓公能以礼谦下而不骄傲，差不多符合王者的事业了。所以春秋的盟会，在这里最为盛大，而扬雄称之曰：齐桓公之时混乱，而《春秋》赞美召陵。

译齐桓公要求楚国结盟。桓公退兵驻扎在召陵，按照礼节与楚国结盟，所以子云说齐桓公时代下位凌犯上位、上位衰微，而《春秋》赞美召陵之会，是因为齐桓公能使楚国臣服。蜀地杜氏说：齐桓公讨伐楚国，派管仲责备楚国，言辞正当而不诡诈，因此没有动用武力而强大的楚国自行臣服，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的屈完来到军中结盟，表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听从命令。桓公退兵驻扎并与楚国结盟，所以说盟于召陵，也以此显示齐桓公凭借礼义使楚国臣服。张氏说：记载“来”而不写“楚”，是《春秋》对待蛮夷荆楚严谨的法度，虽然记录屈完的名氏以示尊重，但如果写成“楚子派屈完”，那就等同于中原诸侯君臣的措辞了，所以记载“楚屈完来盟”，以嘉奖其服从道义，不写“楚子派”，以严格区分内外界限，而伸张齐桓公作为方伯的体制。屈完到达后，桓公退兵与之结盟，以坚定其求取臣服的志向，由此可见桓公对待楚国进退有礼貌，虽然不足以完全体现天子的道义，但孔子所说的“一匡天下，百姓至今蒙受其恩赐”，确实是二百四十年来非常盛大的举动。我按：盟于召陵与会于萧鱼，书法没有不同，都是经书特有的笔法，一个用来赞美齐桓公使楚国臣服，一个用来赞美晋悼公安定郑国，虽然没有重复说楚屈完结盟与郑伯会盟，但楚国和郑国的臣服已经可见了。成公二年，齐侯派国佐到军中，襄公三年，陈侯派袁侨到会盟，与屈完的事相似，然而国佐不写“来盟”，则齐国人并非心服道义。袁娄称与国佐结盟而记载日期，则不是叙述功绩。袁侨到会盟及袁侨结盟，虽然像是心服道义而来会盟，胜过国佐到军中，然而记载“叔孙豹及诸侯的大夫及陈袁侨结盟”，两写“及”字，文辞繁琐而不简练，又比国佐结盟详细，是厌恶其将会盟的权力授予大夫。大概桓公以道义使楚国臣服，而荆楚也服从桓公的道义，所以《春秋》叙述功绩，晋国却克等人以武力使强者屈服，齐国因战败而勉强臣服，并非心服，所以《春秋》记载日期、写“及”以讥讽。晋悼公在鸡泽虽然能凭借道义安定中原，而陈袁侨的到来，诸侯已经结盟，又派大夫与之结盟，开启了大夫掌握国家权力的端倪，所以《春秋》详细记载以贬斥。○刘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写“派”？是尊重屈完。为什么尊重屈完？因为他与桓公相当。按《春秋》的道义，大夫不能与国君对等，现在却尊重屈完，使他与桓公相当，这是自相矛盾的。

译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左传》记载，陈国的辕涛涂对郑国的申侯说：“军队如果从陈、郑两国之间经过，国家必定会非常疲惫。如果从东方经过，在东夷地区展示军威，沿着海岸回国，那是可以的。”申侯说：“好。”辕涛涂把这话告诉了齐侯，齐侯答应了。申侯进见齐侯说：“军队已经疲惫了，如果从东方经过而遇到敌人，恐怕无法作战。如果从陈、郑两国之间经过，由他们共同提供物资粮草和鞋袜，那是可以的。”齐侯很高兴，把虎牢给了申侯，拘捕了辕涛涂。《公羊传》说，辕涛涂的罪过是什么？“是避开军队行军道路的做法。”拘捕的人为什么有时称“侯”，有时称“人”？“称‘侯’而拘捕的，是霸主征讨；称‘人’而拘捕的，不是霸主征讨。”这里拘捕有罪之人，为什么不能算是霸主征讨？“古代周公东征，西方各国就怨恨；西征，东方各国就怨恨。”桓公向陈国借道去伐楚，陈国人不愿意他再从自己这里返回，是因为军队名分不正。不整顿军队就拘捕辕涛涂，古人的征讨不是这样的。《谷梁传》说，齐人就是齐侯。为什么称“人”？“在这里是疏远、排斥齐侯。”杜氏说：“辕涛涂是陈国的大夫。”孙氏说：“桓公兴起陈侯的南服以对抗强楚，回来却反而拘捕陈国的辕涛涂，他的恶行可想而知。”家氏说：“齐桓公拘捕郑国……与其拘捕，所以接着记载逃来，可见《春秋》的罪责……拘捕陈国的辕涛涂，不赞成拘捕，所以接着记载伐陈、侵陈，可见《春秋》不赞成齐国。”啖氏说：“《公羊传》说辕涛涂劝说桓公让军队沿着海边回国，军队陷入沼泽之中，桓公回头拘捕了辕涛涂。如果这样，那就是军队自己迷失道路导致陷入沼泽，不是辕涛涂的罪过，所以《左传》的说法是对的。”

秋天，鲁国军队会同江人、黄人攻打陈国。《左传》说，攻打陈国是讨伐不忠。《谷梁传》说，不称“人”而称“及”，是什么？“是鲁国的军队。”程子传说是齐国的命令。临川吴氏说：“当时江、黄的军队在鲁国，伐楚的战役未曾让他们劳累，而且因为他们的国家靠近陈国，所以命令他们攻打陈国。必定让鲁国人会同他们，是因为江、黄是远国，不能没有鲁国作为主兵。”我按：有人说记载“及”是承接上文齐人拘捕辕涛涂的文意，是齐国会同他们，不是鲁国会同他们。然而寻求《春秋》的书法，他国再次有事必定记载“遂”，如“遂灭偪阳”、“遂灭赖”之类，这里不记载“遂”，实在是鲁国会同他们。

八月，鲁公从伐楚归来。《谷梁传》说，有两件事，偶合则以后事致后事；后事小，则以先事致。这里以伐楚致，是因为伐楚是大事。范氏说：“楚国强大，没有人能攻打，所以把伐楚当作大事。”何氏说：“鲁公外出三个季节，危险在于鲁公在外时间太久。”临川吴氏说：“鲁公与齐桓公的其他会盟都没有到达，这次独自到达，是因为重视这件事，而且因为军队出发，三个季节长期服役的辛劳。”啖氏说：“有的致前事，有的致后事，大概是孔子选择重要的来记载。”我按：《春秋》记载“至”，是推崇齐桓公伐楚的功劳，这就像召穆公平定淮夷，向周王告成，而诗人赞美他一样。其他记载“至”的，有的以先事致，有的以后事致，也像商汤战胜夏桀，于是攻打三朡，而序书者说“汤归自夏”；成王东伐淮夷，于是践奄，而序书者说“成王归自奄”，大概是因为灭夏、灭奄的事情重于伐三朡、伐淮夷的缘故。陆氏说：《公羊传》说“楚国已经服罪了，为什么以伐楚致？”因为楚国背叛盟约。按：楚国虽然已经服罪，何妨在告庙时说“伐”？回来怎么能说“公至自服楚”呢？刘氏说：各种致例，有可通的，有不可通的，不足为信。

葬许穆公。

冬天，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同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兹，鲁公作慈，后同。霸主国的大夫会同各国大夫侵犯与国，从此开始。《左传》说，叔孙戴伯率领军队会同诸侯的军队侵犯陈国，陈国把辕涛涂归还给齐国。杜氏说：“兹是叔牙的儿子。”

扬子的《法言》，有人问为政有法度吗？回答说：思慕。从前周公征伐东方，四个国家于是归顺王命。这是思慕啊。齐桓公想要经过陈国，陈国没有接纳，拘捕了辕涛涂，这是思慕啊。桓公见识高明但气量浅薄，管仲器量不足但才能有余。当楚人还没有顺服而齐国以为忧患时，向郑国致意，振兴中夏的威势，在阳谷会盟，敦厚远国的信义，在陉地按兵不动，修明文告的言辞，退军驻扎在召陵，结会盟的礼仪，他的考虑多么深远，礼仪多么谨慎！保持这种心去进善，那么桓公就有王德，管仲就是王佐了。尧舜是出于本性，汤武是出于身体力行，五霸是假借仁义。假借久了而不归还，怎么知道它不是真的？可惜桓公假借不久就迅速归还了。楚国刚刚接受盟约，志向已经骄横溢满，陈国大夫一个计谋不协调，他本人被拘捕，他的国家被攻打、被侵犯，而怒气还没有平息，桓公的德行于是衰落了。爱人而不亲，要反省自己的仁；治人而不治，要反省自己的智。

译如果以礼待人而对方不回应，就反过来反省自己的恭敬是否不够；行事如果有不顺利的地方，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自身端正，天下的人就会归附他【见《孟子》】。怎么能厚着脸皮去责备别人，而自己却不反省呢？推究其过失，在于气量浅薄而器度不宏大。

魏武帝刚刚得到荆州，却轻慢了张松【《三国志·刘焉传》：曹操攻打刘表，刘表去世，其子刘琮将荆州投降曹操。刘璋因为曹操得到荆州，派遣别驾张松向曹操致敬。张松身材矮小，行为放荡。当时曹操已经平定荆州，没有收录张松。张松怨恨曹操，回去后劝刘璋与曹操断绝关系。习凿齿说：齐桓公一旦自夸其功，就有九国背叛；曹操暂时自骄自伐，导致天下三分。都是在数十年内辛勤经营，却在顷刻之间抛弃了】。

唐庄宗自夸夺取汴州，导致高季兴不再朝拜【《五代史·高季兴世家》：同光元年，庄宗灭掉后梁，高季兴入朝。庄宗想扣留他，郭崇韬劝谏，于是放他回去。高季兴加倍赶路离开，对将领和佐官说：新朝廷经过百战才得到河南，竟然对着功臣举起手说：我在十个手指上得到了天下。如此自夸自伐，谁能不离心离德？怎么能长久？我没有忧虑了】。

成汤战胜夏朝，安抚拥有各方土地，却说：我还不知道是否得罪了上天和下民，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如果你们各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你们各方【见《汤诰》，蔡氏说：责备越重则忧虑越大，圣人对自己责备厚，对别人责备薄，这是君道理所当然的】。

人的气量相互超越，难道不遥远吗？

《春秋》称“人”来逮捕齐侯，是贬低齐侯【陈氏说：齐侯称“人”，是贬义。东迁之后，《春秋》的治理权在诸侯；北杏会盟之后，《春秋》的治理权在盟主。所以治理权在诸侯时，在中丘会盟称“君”，攻打宋国称“人”；在郎地作战称“君”，在恶曹会盟称“人”。治理权在盟主时，在陉地攻打称“君”，逮捕涛涂称“人”；在温地会盟称“君”，逮捕卫侯称“人”】。

称“侵”陈国，是深深责备【临川吴氏说：陈国与六国一起攻打楚国，成就了齐桓公平定荆楚的功绩，却有一个避开军队的罪过，已经逮捕了他的臣子遄，用三国攻打他，又出动七国的军队逼近他的国家。厚待别人的功劳而轻视别人的过错，大概不是这样的。记载“侵”，是为了显示他的军队没有名义】。

所以孟子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的，管仲是曾西都不愿做的事，而你却愿意吗【“于”读作“伪”】？

【张氏说：齐桓公对陈国的愤怒很深，以至于攻打后又侵犯。孟子说成汤征伐，直到集市照常、耕者不变，像及时雨降临，百姓大喜，那么齐桓公在这里惭愧的德行就多了。何况在大兵之后又出兵，重重困扰诸侯呢？军队因愤怒而起，那么后面应当讨伐的人应对一定会懈怠，人们也会轻侮他。所以楚国最终不服，郑伯逃跑盟约，以至于灭亡而不能救援，都是齐桓公对陈国愤怒的过错导致的。所以详细记载“伐”和“侵”来彰显他的罪过。苏氏说：攻打陈国、侵犯陈国，都是讨伐涛涂的不忠。前面说“伐”，符合他的罪过；后面说“侵”，已经过分了。沙随陈氏说：涛涂已经被逮捕，又再次侵犯攻打陈国，罪过只是暂时谋划不善罢了，没有荆楚残害中原的罪过。齐桓公责备强国很简略，责备弱国很完备，这不是正道。家氏说：孔子推崇齐桓公的功劳，而轻视管仲的器量，在攻打楚国的战役中可以看出。大概规模宏大的人，忧乐吉凶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而识量浅狭的人，胜负得失足以改变他的常心。这就是王道和霸道的区别，以及伊尹、周公与管仲、狐偃、赵衰事业不同的原因。当齐桓公开始称霸时，管仲辅佐他，谦虚地对待自己，和睦地对待外物，诸侯小国，会盟与否、朝拜与否，不深深责备。远近都信服，大小都信任，于是率领他们攻打楚国。楚国服罪，从召陵返回，君臣都骄傲，忧患喜悦易位。涛涂谋划避开军队道路，以缓解他的国家。对齐国没有大的损失，逮捕他的人，命令诸侯的军队攻打他。认为攻打还不够，又接着侵犯他。楚国没有损失箭矢的费用，而陈国反而遭受侵犯欺凌的祸患。志得意满而骄傲，猖狂妄行。管仲竟然不能劝谏，那么管仲和齐桓公都堕入骄傲自满的境地，由于他们的器量浅狭，像贫穷人家，一朝获得千金，而不知道如何处理。所以这次行动，责备楚国无王，而楚国的无王依然如故；想使蔡国服从，而蔡国最终没有参与会盟。本来是为了救郑，不久就逃跑盟约，虽然稍微伸张了中原的威严，终究不能大大挫败强楚的焰势。于是灭亡〇、攻打许国，使中原自救都来不及，而齐桓公的霸业渐渐衰落了。可惜啊！《春秋》在攻打楚国时，用爵位褒奖他；在他攻打陈国、侵犯陈国时，用“人”贬低他，其彰显的道义很明显了。高氏说：记载公孙兹率领军队，就知道各国都是大夫率领军队来会盟了。各国都贬低称“人”，那么公孙兹被贬低就知道了。齐国的首恶，罪过不胜诛杀。陈氏说：会盟侵犯没有记载率领军队的，而公孙兹记载率领军队；会盟救援没有记载率领军队的，而公孙敖记载率领军队。公子牙谋划杀害子般，公子庆父杀害闵公，而公孙兹和公孙敖都世代为将，所以谨慎地记载：说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合侵犯陈国，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看见三家的开始】

译【鲁惠王十二年】五年【齐桓公三十一年，晋献公二十二年，卫文公五年，蔡穆公二十年，郑文公十八年，曹昭公七年，陈宣公三十八年，鲁惠公十八年，宋桓公二十七年，秦穆公五年，楚成王十七年】春天，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左传》记载：起初，晋献公与齐姜发生淫乱关系，生下了太子申生；又从戎族娶了两个女子，大戎狐姬生下了重耳，小戎子生下了夷吾。晋国攻打骊戎，骊戎将男女献出，骊姬被献给晋献公。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占卜结果不吉利，筮卦结果吉利。晋献公说：“听从筮卦。”卜人说：“筮卦短，占卜长，不如听从占卜。况且筮卦的繇辞说：‘专断会改变，抢夺公室的羭羊。一薰一莸，十年尚且还有臭味。’必定不可以。”晋献公不听，立了骊姬，生下了奚齐；她的妹妹生下了卓子。骊姬受宠，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晋献公让太子申生住在曲沃，重耳住在蒲，夷吾住在屈，其他的公子都住在边邑，只有两个姬妾的儿子住在绛都。将要立奚齐为太子，骊姬已经和中大夫密谋好了。骊姬对太子说：“君王梦见了齐姜，一定要快去祭祀。”太子在曲沃祭祀，把祭肉带回绛都献给君王。君王正在打猎，骊姬把祭肉放在宫中六天，君王回来，骊姬在祭肉里下毒献给君王。君王祭祀土地，土地隆起；给狗吃，狗死了；给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哭着说：“凶手是太子。”太子逃到新城。君王杀了他的师傅杜原款。有人对太子说：“您向君王辩解，君王必定会明辨。”太子说：“君王如果没有骊姬，住不安稳，吃不饱。我如果辩解，骊姬必定有罪。君王老了，我又不能让他快乐。”有人说：“您为什么不离开呢？”太子说：“君王确实没有查明我的罪行，让我背负这个罪名，我到哪里去，谁会接纳我？”于是在新城自缢而死。骊姬于是进谗言诬陷两位公子，说他们都知道这件事。重耳逃到蒲，夷吾逃到屈。《谷梁传》认为：晋侯被斥责杀害，是因为厌恶晋侯。】

《公羊传》说：杀害世子和同母弟弟，直接称君王名字的，【何休说：防止像郑国杀其大夫申侯那样，称国名】是表示极度厌恶。【何休说：极度厌恶杀害亲近的人。啖助说：称晋侯，是说申生无罪。陈祥道说：太子在新城自缢，那么为何斥责晋侯杀害？《春秋》的法度，如果有谗言而君王不能明辨，那就是君王的罪过。所以申生因为骊姬的谗言自杀，宋痤因为伊戾的谗言自杀，直接称君王杀害罢了。】申生进不能自我辩白，退不能逃避灾难，【而是早晨就返回】因为爱父亲而姑息迁就，导致不义，谗人得志，最终导致亡国，先儒认为这是大仁的祸害。【陆淳说：申生进不能自我辩白，退不能逃避灾难，有爱父亲的心，却导致不义，使谗人得志，国家因此大乱，所谓小仁是大仁的祸害。张载说：无所作为而等待被烹杀，申生这是太恭敬了。】而《谷梁传》斥责晋侯杀害，专门归罪于献公，为什么呢？《春秋》是端正根本、清除源头的书。内宠并列如后，宠爱的庶子配享嫡妻的地位，是动乱的根本。【《左传》闵公二年，狐突劝谏说等等。家铉翁说：献公残忍不像君主，沉溺于内宠，所朝夕密谋的，不过是为树立庶孽的计划罢了。正当攻打东山皋落的时候，难道没有其他人，却任命冢嗣。狐突、先友、梁余子、先丹木等人，固然洞悉公的肺腑，而劝太子为避祸谋划，不必等到归胙于君，人都知道他不免了。】骊姬受宠，奚齐、卓子受宠，动乱的根本形成了。造成这个局面的，是谁呢？所以斥责晋侯杀害，专门归罪于献公，让后世想要扰乱妃妾的名分，混淆嫡庶的地位，放纵人欲灭掉天理，从而败坏其家国的人，知道有所警戒。【张氏说：献公宠爱庶孽，听信谗言如流水，轻视世子的重任，忽视社稷的计策。申生死后，而公死后，奚齐也被杀，徒然设此心，两人都被抛弃，导致晋国混乱二十多年，兵败国破，所谓为人父而蒙受首恶之名者就是如此。高氏说：诸侯世子都誓于天子，不可专杀。况且父子是人伦的大纲，不是他人所能离间的，现在到了互相杀害的地步，那么人伦就废弛了。况且世子至亲，如果不是其君自杀，就没有敢杀的，所以斥言晋侯，用来深罪其听信谗言而忍心杀其子。看《采苓》这首诗，大概可以看出他好信谗言了。】以此来防范百姓，还有以尧母命名门，让奸臣逆探。其意有危害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就巫蛊之祸的。【前赵偼伃：偼伃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怀孕十四个月才生。皇上说：“从前尧十四个月而生，现在钩弋也是这样。”于是命其门曰“尧母门”。戾太子：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后有隙，恰逢巫蛊之事，充因此作奸，说宫中有蛊气，遂至太子宫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皇后，打开武库兵，斩充与丞相刘屈牦战败走，皇后太子皆自杀。司马光说：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不是好名。所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愚按：《春秋》书杀大夫四十七，或称国，或称人，惟晋侯杀申生，宋公杀痤，天王杀佞夫，郑伯克段，不称国，不称人，而直称君，以为独其君之罪也。僖十六年，郑伯杀其世子；文十八年，宋公杀其母弟须。杀得其罪则不书】

〇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公羊传》：与其子俱来朝也。《谷梁传》：诸侯相见曰朝。伯姬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为志乎朝其子，则是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

译所以说，伯姬带着她的儿子来朝见，这是《春秋》在讥讽她。范氏说：讥讽伯姬。伯姬是杞国的国君。杜氏说：她的儿子当时大约十岁左右。薛氏说：没有父亲陪同而回娘家省亲，尚且被认为是不可以的，何况是不合礼制的朝见呢？张氏说：朝见，是人君在宗庙朝廷之上相见。父亲在世却让儿子代为朝见，又让妇人参与，都失掉了正道。临川吴氏说：曹伯有病，派遣他的世子射姑代替父亲朝见鲁国，《春秋》对此加以讥讽。杞惠公大概也有病，伯姬因为她的儿子是鲁国的外甥，所以带着他到鲁国，让他代理父亲执行朝见之礼。这一年，杞惠公去世，成公继位，大概是伯姬预先想将她的儿子托付给鲁国。杞伯失去了君道，失去了夫道，失去了父道；伯姬失去了妻道，失去了母道；她的儿子失去了子道；而鲁僖公接受他们的朝见，都是不合礼制的。家氏说：世子参与会盟，礼制上尚且有所减杀，何况还没有成为世子就用朝见的礼节来相见呢？高氏说：先王的制度，诸侯没有行冠礼就即位，称为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见，大概是因为不能用成人的礼制来要求他。伯姬回国，才十三年，有儿子必定还年幼，怎么能胜任朝见呢？高邮孙氏说：这里说“来朝其子”，以及三十一年“求妇”，都是不合礼制的。像这样一些事情，有的记载了最终却没有详细记载，让人知道《春秋》贬斥他们的用意。陆氏说：《公羊传》说：“说‘来朝其子’是什么意思？这是鲁国的内辞。”按本文直接记载以示讥讽，哪里有什么内辞呢？

夏天，公孙兹前往牟国。《左传》：公孙兹前往牟国，在那里娶妻。杜氏说：卿大夫没有君命不越境，所以奉君命聘问于牟国，顺便为自己迎娶新娘，而《左传》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临川吴氏说：鲁国对于邻近的大国，没有看到派遣臣子按时前往聘问，牟是小国。桓公十五年曾经朝见鲁国，此后并没有再有邦交的礼节，现在公孙兹却前往聘问那里，大概是因为私事而行，并向公家请示，借君命前往，所以记载以讥讽他。我认为：经文书写“公如他国”是朝见，书写“大夫如他国”是聘问，所以赵氏认为凡是内朝聘都称“如”，以区别于外朝聘。戴伯因聘问而娶妻，不书写“逆”（迎娶），是不认可他因聘礼而行私事。季友私交则记载其事，公孙兹、季孙行父、公孙敖、公孙婴齐、叔孙婼因聘问与盟会而迎娶，则不记载，这都是为了谨慎对待私交。大概因公事而行私事，则不记载，私事罪在不该借君命以遂其私；无公事而专行私事，则直接记载而贬斥，自然可见了。

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王的世子。《公羊传》和《谷梁传》作首戴，后同。《左传》：在首止会合，会见周王大子郑，谋划安定周王室。《公羊传》：为什么特别记载会见王世子？因为世子尊贵。世子就是世世子。《谷梁传》：“及”字表示会合，是尊崇他。尊崇什么呢？王世子，是王的副手。说可以重视他而存在，是尊崇他。重视什么呢？天子世子，世代继承天下。程子传：世子，是王的副手，不能与诸侯并列。世子出行，诸侯会合他，所以用词不同。杜氏说：首止，是卫国的地方。陈留襄邑东南有首乡。张氏说：襄邑现在属于拱州，不是卫国的地方。我认为：襄邑在今天汴梁路睢州。

译等到用“及”字来尊崇他。范氏说：意思是等到诸侯，然后才与王世子相会，不敢让世子与诸侯平起平坐。杜氏说：世子不直呼其名，而用特殊的“会”字来尊崇他。因为王的世子尊贵程度与王相同。如果以王世子的身份向下与诸侯相会，就会显得轻慢（陵，指轻慢，《左传》说“国家不竞争也会受到轻慢”）；如果以诸侯的身份向上与王世子相会，就会显得对抗（抗，指敌对）。《春秋》的宗旨是抑制强臣、扶持弱主，拨乱反正（依据《公羊传》）。特意书写“及以会”，好像是说王世子在这里，诸侯都前往相会，显示不可与他对抗。何氏说：储君是副君，应当处于仅次于君父的地位，不可以用诸侯相会的礼仪对待他，所以在文辞上特意区别，使得看起来像是诸侯被世子所会。啖氏说：齐侯不敢做会盟的主持者，所以不说“会齐侯”。后世讨论其位次，有的排在三公、宰臣之下，有的排在他们之上，那么将用什么来纠正呢？（晋朝制度皇太子在三恪之下，宋朝提升太子在三恪之上，齐、梁、陈沿袭之，隋朝制度皇太子与会时设座在御座东南面向西，唐朝制度朝贺时皇太子排第一，上公排第二）。从天王的角度来说，想要压低并疏远自己的儿子，让他排在三公之下，这是显示谦德。从臣下的角度来说，想要尊敬王世子，就让他排在三公之上，这是端正名分（扶问反，下同）和道义。何氏说：从王者来说，通过压低世子使其排在三公之下；从诸侯来说，世子尊贵于三公，这是礼制的威严和仪节各自有所施行的地方。天尊地卑，名分就确定了；典章有序，礼制有等级，道义就明确了，使得群臣能够表达他们的敬意，那么尊贵就有恒常的标准，上下也就分辨清楚了。经文中书写“宰周公”恭敬地与王人一同排在诸侯之上，而不能与王世子用特殊的“会”字同书，这是圣人尊崇君主、抑制臣下的防范，从而位次就确定了。张氏说：起初惠王娶陈妫为后，生下太子郑和叔带，惠王偏爱叔带想要立他为太子。齐桓公认为废长立幼会开启祸乱的阶梯，于是率领诸侯在首止与王世子相会，向天下显示拥戴他作为天王的副手，以此来尊崇国家的根本，断绝祸乱的阶梯。陈氏说：王世子处境危险，不能确立地位，齐桓公率领天下的诸侯举行会盟来安定他，这是礼制的变通。用特殊的“会”字对待世子，而不把世子与诸侯等同，是为了安定世子。齐桓公可以说善于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了。高氏说：天王因为惠后的缘故想要废黜郑而立带，齐侯认为如果在朝觐贡赋时用谏言去劝谏，顺从的话世子就安定了，不顺从的话世子就被废黜，顺从与否还不确定。不如举行会盟，来尊崇世子，使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世子是郑，并共同尊崇他，那么即使有惠后的偏爱，天王也不能实行他的私意，而世子最终就可以不被更换了。这是齐侯的志向。我按：王世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危险则王室混乱，王室混乱则天下动荡。齐桓在首止安定王世子郑，王室就安宁了，使得惠王没有更换太子的过错。景王不能尽早确立国家的根本，王室就混乱了，使得诸侯有戍守周、修筑成周的劳苦。晋顷公在王室已经混乱之后才安定王室，不如齐桓公能在祸乱未发生之前就消除祸患。有人说，王畿内的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外出与诸侯相会。现在王世子不禀承王命而出外与诸侯相会，这是世子与霸国外交，以胁迫他的君主。齐桓不向王请示而率领诸侯与王世子相会，这是为世子私自培植党羽以抗拒父亲。这不是正确的。汉高祖想要更换太子，张良招来四位白发老人与太子交游，最终安定了惠帝的地位。程子赞许他，认为符合“纳约自牖”的道义。那四位老人不是凭借高帝的命令而至，惠帝也不是有父亲的命令而招来四人。朱子详细记载此事于《纲目》，难道不是效法《春秋》允许首止之盟而这样做的吗？大概襄王作为世子，实际上是惠王命令他为世子的。齐桓以诸侯的身份与世子相会，这是与王的世子相会。那惠王虽然有立爱子的意图，但未曾有命令废黜襄王。齐桓权宜行事，在危急可疑之际安定天下的大本，这是霸业符合道义的地方。朱子说：“《春秋》书写会王世子，是赞许齐桓公，难道不值得相信吗？”所以成公十六年，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十七年，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襄公三年，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同盟于鸡泽。《春秋》都不用特殊的“会”字书写，唯独这里用特殊的“会”字书写王世子，大概是为了表明至尊的储君，不是人臣可以相比的。那特殊的“会”字文辞，有的用“及以会”，有的用“会以会”，有的用“会以及”，有的用“及以及”，意义各不相同。公及诸侯会王世子于首止，会吴于钟离、于相、于向，都是众人会一人的文辞。然而首止是以卑会尊，先“及”后“会”，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名分；而会吴则是以此会彼，先“会”后“会”，是为了谨慎华夷的分别。文辞虽然相同而实际意义不同。公及夫人防齐侯于阳谷，是以两人会一人，而区分男女之别。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是以一人会两人，而区分内外之别。文辞虽然相似而实际不同。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大夫自行结盟而书写诸侯以统领他们，因为诸侯失去了权力给大夫，所以用特殊的“及”字来记录其开端。首止、袁侨都是为了阐明君臣之义，而意图不同于柤、黄池，都是为了彰显内外的分别，而事情则不同，都是变例中的变化。读者不可不深入考察。

秋季八月，诸侯结盟。

译在首止【《公羊传》说：诸侯为什么不按爵位次序排列？因为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前面列举了具体名称，后面就用概括性的词语。《谷梁传》说：中间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却再次列举诸侯，为什么呢？是为了尊崇王世子，而不让他参与结盟。尊崇他，那么他不敢参与结盟又是为什么呢？结盟是因为互不信任，所以要谨慎守信，不敢把这种基于不信任的行为加在尊贵者身上。桓公作为诸侯，不能朝见天子，这是不臣子的表现。王世子是儿子，安然接受诸侯的尊崇，随即确立了他的地位，这是不孝子的表现。桓公不臣，王世子不孝，那么他们值得称道的地方在哪里呢？这是因为在变局中合乎正道。天子势微，诸侯不朝见天子。桓公控制大国，扶持小国，统领诸侯，不能让他们去朝见天子，也不敢让天子处于尊位。王世子在首止受戴，这是为了尊崇天王的命令。世子带着天王的命令，会见齐桓公，这也是为了尊崇天王的命令。世子接受诸侯的尊崇可以吗？这也是在变局中合乎正道。天子势微，诸侯不朝见，世子接受诸侯的尊崇，随后天王恢复了尊位，世子接受诸侯的尊崇是可以的】中间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却再次列举诸侯【“扶”音“又”，“举”音“据”。祝柯、重丘之间因为有特殊事件所以再次列举诸侯，马陵、柯陵、于戏、亳城、北平丘中间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就不列举诸侯。何休说：省略文字可以从已知推断，中间没有事情时不省略诸侯，世子不参与结盟】会盟在同一地点，再次提到首止，是因为记载的重复，言辞的反复，其中一定有重大的善或恶。首止的结盟，是最大的善【范氏说：齐桓公尊崇王室，安抚联合诸侯，拥戴世子，结盟中没有比这更盛大的善举了。刘氏说：首止、葵丘会盟在同一地点却再次提及，孔子说：记载的重复，言辞的反复，其中一定有善举。首止，体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这是重大的纲常法度。葵丘尽到了王者禁止的规范，都有美好的德行和卓越的非凡事迹】周惠王打算用宠爱的王子带取代世子郑，桓公对此感到忧虑，控制大国，扶持小国，在首止会盟，以确立世子的地位【杜预说：惠王因为惠后的缘故，打算废黜太子郑而立王子带，所以齐桓公率领诸侯会见王太子以确立他的地位】太子即位【新君即位，从东阶三次作揖后登上台阶，称为践阼】这就是襄王，一举使得父子、君臣的伦理都得以确立【我按：太子郑是惠王的嫡长子，桓公在首止会盟以确立他的地位，是为了阐明父子的伦理，不让王太子与诸侯并列而单独会盟，是为了阐明君臣的伦理。首止的结盟很隆重，与诸侯约定共同尊崇世子为天下的储君，并且不敢让王世子参与结盟，以此来申明父子君臣的伦理】所以孔子称赞说：“管仲辅佐桓公，一匡天下，百姓至今还受到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父子、君臣的大伦理，否则就陷入禽兽之道了。所以说：“首止的结盟，是最大的善【张氏说：这次结盟大概是在会见世子的礼仪结束后，约定诸侯共同拥戴世子，大概也是捆绑牺牲、书写盟书而不歃血吧？】方伯是观察天下形势而在未乱时进行纠正的人，所以桓公的谋划安定周室是符合春秋之义的举动，不敢把基于不信任的盟约加在尊贵者身上。桓公这一举动，其义理既明确，其礼仪又正当，这就是他匡正天下的功绩，所以再次记载首止以赞美他。【卢氏说：夏天，诸侯在首止会见王世子；秋天，诸侯在首止结盟。这是春秋尊崇周室的微妙意图。诸侯不敢与世子结盟，所以自己结盟。】【高氏说：会见，是辨别上下礼仪，修好和睦之道，王世子参与，还可以。结盟，是因为互不信任。如果王世子也参与，那就是把基于不信任的行为加在王世子身上，与约束诸侯没有区别。所以齐侯不敢与世子结盟，而与诸侯自己结盟。诸侯自己结盟，正是为了确立世子的地位。齐侯既然不敢与世子结盟，而以会见世子为名，可以说是知道尊崇王了。然而齐侯作为霸主既然召来王世子会见，晋侯作为霸主就召来天王朝见。孔子谴责制作木偶殉葬的人，从召来王世子最终发展到召来天王，那么其弊端就不可胜数了。】【陈氏说：先会见后结盟，中间有事情就记载诸侯在某地结盟，不是中间有事情，也记载诸侯在某地结盟，那么就有不参与结盟的人。这里再次记载诸侯，说明王世子不参与结盟。桓公处理诸侯事务有三件事，在洮把王人排在诸侯之上并一起结盟。王人地位卑微，虽然一起结盟也没有嫌疑；在葵丘，把周公排在诸侯之上但不敢一起结盟。天下的主宰不同于地位卑微的人，在首止结盟不仅不一起结盟，而且率领诸侯单独会见世子。以世子的尊贵，不仅仅等同于天子的使者。桓公在这里知道节制了。所以会见有周人，结盟没有周人，记载会见在某地某日诸侯结盟，这是齐侯的谦逊。会见有周人，结盟也有周人，记载会见在某地，只说某日结盟，这是晋侯的傲慢。春秋因此褒奖桓公。我按：会盟在同一地点，而记载的言辞重复，首止结盟，确立王嗣；葵丘，明确王禁；平丘，展示威势而晋国霸业在宋国衰落，晋楚达成和议，而中原失去霸主，事情不同而文字一样，施加于所谓善恶不嫌用同样的言辞】

译郑伯逃跑回国，没有参加结盟。【《左传》记载：周王派周公去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让你顺从楚国，并用晋国来辅佐你，这样可以稍微安定。”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但又害怕因此不去朝见齐国，所以逃跑回国，没有参加结盟。孔叔劝阻他说：“国君不可以轻率行动，轻率就会失去亲近的人，失去亲近的人，祸患必定到来。生病时请求结盟，所防备的祸患已经很多了。您一定会后悔的。”郑伯不听，逃离军队回国。】《谷梁传》说：因为他背离了诸侯，所以用“逃”字来记载他。

事情有邪恶的，不参与其中就认为是幸运；事情有善良的，不参与其中就认为是贬低。平丘的结盟，是邪恶的，请求鲁国不要劳累参与，所以认为是幸运。【平丘的结盟，在上位者要求天子的老臣服从，这不是尊崇周王；共同畏惧荆蛮篡位弑君的君主，这不是仗义；出动四千辆兵车，向诸侯示威，这没有忠信诚恳的心意；又相信邾国、莒国的控告而断绝鲁国的使者，不让鲁国参加结盟，那么不参加结盟也不足以感到羞耻。】所以直接记载说“公不与盟”。首止的结盟，是善良的，违背众人不参加结盟，所以认为是贬低，因此特别记载说“郑伯逃归”。“逃”，是平民百姓做的事。【杜氏说：国君轻率逃跑，群臣不知道他的谋划，与平民百姓逃窜没有区别；《谷梁传》“逃义”说：逃；赵氏说：凡是说“逃”，都是指道义上应当留下却偷偷离去。】以诸侯的尊贵身份，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虽然在最终生病时后悔，并像所防备的那样请求结盟，为什么记载“逃归不盟”，这是深深地贬低他呢？有人说：首止的会盟，不是周王的意愿，周王厌恶齐侯安定世子，而派周公【杜氏说：即宰孔】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让你顺从楚国，可以稍微安定。”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而畏惧齐国，所以逃跑回国，没有参加结盟。那么有什么罪过呢？回答说：《春秋》之道在于名分，尊崇天王而以大义为主。所谓义，就是权衡名分之中，而恰当于可行之处。诸侯会合周王的世子，虽然是衰微时代的事情【苏氏说：诸侯不凭王命而会合世子，世子不凭王命而出会诸侯，这是衰微时代的事情】而《春秋》认可它，这是变通中的中道。郑伯虽然承受了周王的命令，但制定命令不符合道义【宣公十五年解杨说：君主能够制定命令才符合道义；家氏说：郑伯应当向周王陈述道义，极力说明不可行，一定要等到结盟之后才离开，然后对道义才算尽到责任；哪有拿着周王私下的命令，逃离诸侯就离开的呢？】《春秋》记载他“逃”，这也是变通中的中道。天下的大伦理，有常道也有变通。舜对于父子关系【娶妻一定要告诉父母，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是因为父亲愚顽母亲奸邪，告诉了就不能娶妻】，汤武对于君臣关系【臣子不应当讨伐君主，但夏桀商纣暴虐，天命已经断绝，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顺乎天意而应乎人心】，周公对于兄弟关系【周公辅佐成王，众叔父散布流言煽动叛乱，想要危害王室，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为天下致讨，不能偏私自己的兄弟】，都是处理变通情况的人。贤人坚守常道，圣人穷尽变通。会合于首止，郑伯逃跑，处理父子君臣的变通而不失去中道。唉！这就是《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而不是圣人就不能修撰它的原因。【张氏说：齐桓公的举动，是天下的公义；周惠王的命令，是一人的私心。郑伯背离公义顺从私心，违背抛弃众善，行为如同平民百姓，所以记载“逃归”来深深罪责他。临川吴氏说：上文说“诸侯”，这里说“郑伯”，是说七国诸侯之中，只有郑伯不愿意参加尊戴王世子的结盟，而逃跑回国。高氏说：齐侯因为楚国屡次侵害郑国的缘故，于是率领诸侯讨伐楚国。楚国已经屈服，于是会合周王的世子于首止，向天下昭明大义，这是盛德的举动。当时，诸侯没有顺从荆楚的心，而周惠王由于宠幸孽子的私心，抛弃理义的正道，安抚郑国顺从楚国，离间中原各国。从此楚国再次与中原各国争衡。齐国使楚国屈服，是为了谋划图谋，不是一天的事情。才过了一年，周惠王已经引导郑伯背叛齐国，所以知道中原不兴盛，不只是强大的楚国和诸侯的罪过，王室实在有开启祸端的原因。陈氏说：国君而说“逃”，是轻视他。为什么轻视他？郑伯因为他背弃了华夏的结盟。厥貉的会合，麋子逃跑回国没有记载；厉地的战役，郑伯逃跑回国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他们逃跑是顺从楚国。一定要像郑文公逃跑齐国、陈哀公逃跑晋国那样才记载，以此来显示夷夏的区别，严厉啊。我按：君主的逃跑，只有首止和鄬地记载“郑伯、陈侯逃归”；臣子的逃跑，断道溴梁的会合，高固、高厚逃跑回国都没有记载，而只记载“郑〇逃来”，在这里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悼公的霸业不可抛弃。听先师说：“陈、郑记载逃、记载乞，是圣人赞许齐、晋。”昭昭然明白了。○刘氏说：《公羊传》说：“说‘逃归不盟’，是什么意思？是不可以让他结盟。”不对。《公羊传》怀疑郑伯实际上逃跑回国应该在盟首戴之前，所以这样说。不知道郑伯本来应当结盟，到了结盟的日子自己逃跑离开，只说“逃归”就怀疑已经结盟而逃跑，所以说出“不盟”是在结盟前逃跑。】

楚人灭〇，〇子逃到黄国。【楚国开始灭亡中原国家，左〇楚闘谷在莵地灭亡〇，〇子逃到黄国。这时江、黄、道、栢正与齐国和睦，都是〇的姻亲。〇子依靠他们而不侍奉楚国，又不设防备，所以灭亡。《谷梁传》〇〇国，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它是微小的国家。杜氏说：〇国在弋阳〇县东南。任公辅说：地谱光

译光山县是古〇国的所在地。我按：光州现在隶属于汴梁路。高氏说：齐侯自从侵犯陈国之后，已经引起了诸侯的叛离之心，到了这时，郑伯暗中与楚国勾结，楚国人于是灭掉了〇国，这被视为楚国侵扰中原的征兆。张氏说：闘谷于莵，是楚国著名的大夫。他辅佐楚頵来对抗齐桓公，虽然在外表面上在召陵接受了盟约，但内心怀着凭险固守的野心，到了这时窥见周王宠爱叔带的意图，对齐桓公此举感到不悦，于是趁着周王与郑国发生间隙而发兵，军队灭掉了〇国。〇国国君书逃亡，不服从楚国而逃离，史书不称其名，认为还期望他能复兴国家，所以没有断绝对他的记载。黄国与〇国接壤，并且接纳了〇国国君书的逃亡，楚国灭黄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齐桓公不能救援〇国，从而开启了救援郑国、围攻许国等纷乱的局面，假如齐桓公这时率领诸侯去讨伐楚国、恢复〇国，难道不足以树立中原的威势而遏制楚国的蛮横吗？孙氏说：楚国人灭〇国，是厌恶齐桓公不能救援〇国。十年狄人灭温，十二年楚人灭黄，其义理相同。○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冬天，晋国人捉拿了虞公。【《左传》：晋侯再次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必定跟随灭亡。晋国的野心不可开启，敌寇不可轻视，一次已经过分了，难道可以再来一次吗？”谚语所说的‘面颊与牙床互相依靠，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的关系。”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的使者，宫之奇带领他的族人离开，说：“虞国过不了腊月了。”晋侯包围上阳，灭掉了虢国，虢公丑逃往周王室都城。晋军回师，驻扎在虞国，于是袭击虞国灭掉了它，捉拿了虞公以及他的大夫井伯，作为秦穆姬的陪嫁，并且修缮了虞国的祭祀，而且把虞国的职贡归还给周王。所以史书说：“晋人执虞公”，这是归罪于虞国，并且说明事情容易。《公羊传》：虞国已经灭亡了，为什么说捉拿它呢？不认可用“灭”字。为什么不认可用“灭”字呢？“灭”是亡国的委婉说法。“灭”是指上下同心协力。《谷梁传》：捉拿不说明地点，是因为虞国被晋国所包围。为什么称“公”呢？还是说这是下属捉拿他的说法。为什么还是下属捉拿他的说法呢？因为晋国的命令已经在虞国民众中实行了。虞国和虢国互相救援，并不是互相恩赐。今天灭亡虢国，明天就灭亡虞国了。程子传：史书只写捉拿而不写灭亡，是虞国自取灭亡。】

译公羊子说：虞国已经灭亡了，经文说“执”是什么意思？是不赞成说它被灭。灭，是亡国时的好听说法，表示君臣上下同心协力【何休说：说灭，是臣子与国君同心协力，共同赴死的说法。不仅去掉“灭”字，还去掉“以归”；说“执”，是表明虞公因为贪图灭人而自取灭亡，应当断绝，不能责备他不死守君位】至于虞公的国土被晋国长久地缠绕【纡粉反】【范氏说：当时虞国已经包裹归属于晋国，所以虽然在虞国逮捕他，却不记载地点】晋国的命令在虞国通行，百姓信服【范氏说：虞国服从晋国，所以听从晋国的命令而逮捕他们的国君】经文说“晋人执之”，就像众人逮捕一个孤家寡人【通防书：晋人逮捕虞公，是众人的说法。虞公记载爵位而不称名，深刻彰显他的罪过，所谓美恶不嫌，用词相同】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自身成为孤家寡人，商纣就是这样【泰誓：爱护我的是君主，虐待我的是仇敌。孤家寡人受拥有亿万百姓，却离心离德。孟子：残暴贼害的人，称为一夫】尊贵为诸侯，富有一国，而自身成为孤家寡人，虞公就是这样。经文说“公”，不是保留他的爵位，还是下面逮捕他的说法【范氏说：臣民逮捕他们的国君，所以称公。五等诸侯，百姓都称公。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共三公，并非爵位三人不同而一致，三公错乱而同归。大概是春秋所轻视的。杜氏释例：虞公贪婪贿赂自取灭亡，国家不是他的国家，臣子不是他的臣子，晋人逮捕他，就像逮捕一个普通人。何休说：称公，是剥夺正统爵位。刘氏说：虞公不称名而称公，是因为他的国家已经灭亡，土地已经被夺取，这是灭亡而不能死节的人】不说“以归”，验证他确实是普通百姓的事实【平庵项氏说：虞公的被捕，前面没有缘由，后面没有归宿，就像逮捕普通百姓一样，可见虞国没有国家了】在开始记载灭下阳，而在后面记载逮捕虞公，可以看出抛弃道义追求利益、贪财无厌能够亡国败家，确实如此【刘氏说：春秋记事，从开始看到结束，不失去事实。所以虞国的灭亡，从夏阳开始，夏阳灭亡则虞国灭亡了。宫之奇、舟之侨等人，都知道独断他们的国君，不知道原因。春秋因此在灭夏阳时大显其裂痕，而在逮捕虞公时深埋其痕迹，使天下为人君的人从而反省，可以警戒了。张氏说：虞公贪图璧玉马匹的近利，忘记家国的将绝，而把国家所依赖的物资资助敌人，所以前面记载灭下阳，后面记载逮捕虞公，那么虞公自取灭亡，与晋献公无道绝灭虢国，叔虞仲的祭祀，片言可见。陈氏说：如果同心协力导致灭亡，从他们的国君世子必定详细记载所以灭亡的罪过。记载说：楚子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楚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楚军灭蔡，逮捕蔡世子有带回去，杀了他。如果不同心协力，逮捕他们的国君而国家随之灭亡，那么不详细记载所以灭亡的罪过。记载说：晋人逮捕虞公，认为晋人只是逮捕他们的国君罢了，而虞国自己灭亡了。王氏笺义：灭亡而称逮捕，是说虞国应当灭亡很久了，现在只是逮捕他罢了。灭虢不记载，是正罪虞国以为世戒。如果记载说：晋侯灭虢，于是灭虞，逮捕虞公带回去，这是实录罢了，不是裁成义理的文章。我按：《春秋》记载灭国的有三十一处，其导致灭亡的原因，或者背叛那边投靠这边，或者倚仗谋略，或者侵犯土地，然而未曾沉溺于嗜好，而抛弃险要之地给敌人，所以都记载灭国以彰显灭亡者的罪过。只有虞、虢的灭亡，书法不同，大概有深意。下阳不应当记载灭，却记载灭；虞国应当记载灭，却不记载灭。大概下阳是虞、虢的屏障，下阳既被夺取，那么虞、虢灭亡，所以记载“虞师同晋灭下阳”，是彰显虞国的自灭。记载逮捕虞公而不说灭，是因为虞国的灭亡不待此时。不说把虞公带回去，那么虞公只是亡国之君罢了。有人怀疑《春秋》不应当掩盖晋灭虞的罪过，夫圣笔的立文，如化工的生物，怎么可以拘泥于常例呢？如梁亡而不记载，秦灭胡、髠、沈，逞国未灭而记载灭，都改变了常法。有人说：虞公曾经是天子的三公，所以称公，逮捕天子三公，其罪重于灭国，所以不说灭，虞国特别记载晋逮捕而贬低别人，不知道是否如此。○刘氏说：《左氏》说：晋偷袭虞国防备他，而修葺虞国的祭祀，并且归还他的职贡给周王，所以记载说“晋人逮捕虞公”，不对。虞、晋同姓，灭亡是大罪，虽然他们自己想文饰，修祀、归贡，不足以掩盖其大恶，《春秋》为什么听信他呢？《左氏》奇怪其文理异常，因此雕琢迁就为此罢了】

【丁惠王二卯十三年】六年【齐桓公三十二年，晋献公二十三年，卫文公六年，蔡穆公二十一年，郑文公十九年，曹昭公八年，陈宣公三十九年，〇成公元年，宋桓公二十八年，秦穆公六年，楚成王十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鲁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讨伐郑国，包围新城【左传：诸侯讨伐郑国，因为郑国逃避首止的盟约的缘故。包围新宻。谷梁传：讨伐国家不说包围城邑，这里说包围是什么意思？是痛恨郑国，彰显郑伯的罪过。范氏说：齐桓公安抚联合诸侯，拥戴世子，而郑伯逃避道义逃归，所以诸侯讨伐而包围他，罪过彰显于

译向上追究显明的罪行于下，虽然围困征伐的文字相同，但善恶的道义却有区别。杜预说：新城，是郑国的新密，即现在的荥阳密县。我按：密县属于现在的汴梁路钧州。秋天，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左传》记载：楚子包围许国以救援郑国，诸侯救援许国后便返回。《谷梁传》说：这是称赞救援许国的行为。杜预说：这些都是征伐郑国的诸侯，所以不再重新叙述。冬天，鲁公从征伐郑国回来。《谷梁传》说：为什么不以救援许国来记载呢？因为征伐郑国这件事更为重大。

译齐国自从召陵之役后，武力使四方边远部族臣服，威势震动中原各国。如今会合六国的军队，围攻新建的城邑，本应像抖动枯叶一样容易。包围却未能攻克，是还有未尽之力。等到楚国人攻打许国，齐国就解除了对新城的包围，转移军队去救援许国，这又符合讨伐罪人、分担灾祸、救助急难的道义。所以《春秋》特别记载说：“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凡是记载“救”字的，没有不表示赞许的。这里说“于是救援许国”，是特别赞许。特别赞许，那么齐桓公的霸业为何不能长久呢？

七年，春季，齐国人攻打郑国。夏季，小邾子来朝见。郑国杀了它的大夫申侯。

将领地位低、兵力少，称“人”。声张罪状、进行讨伐，称为“伐”。郑伯正违背盟约、抛弃友好，向南与楚国勾结而尚未分离，所以桓公再次惩治他。孔叔对他的国君说，请求向齐国屈服以拯救国家，郑伯说：“我知道祸患的根源了，暂且稍等。”于是杀了申侯以取悦齐国。称国名而杀大夫，是因为罪责连累到上级。郑伯不知自我反省，内心猜忌，听信谗言而擅自杀害大夫，确实失去了刑罚的公正。像申侯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被杀呢？贪婪专权而不知满足，这就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罢了。

译氏说：《春秋》对君臣都加以讥讽，认为郑伯内心猜忌而杀害了申侯。申侯虽然不该被杀，但他贪婪奢侈、争权夺利，也有招致祸患的原因。张氏说：记载辕涛涂诬陷申侯的事情大概不可信，而说申侯从楚国逃到郑国，情理上或许存在。只是申侯不忘故国，所以引导郑伯背离霸主而依附楚国，从而引发霸主讨伐郑国，导致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译秋季七月，鲁庄公与齐桓公、宋公、陈国世子款、郑国世子华在甯毋结盟。【“毋”音某，又音无；《谷梁传》作“寜毋”，音同。《左传》记载：在甯毋结盟，是为了谋划郑国的事。管仲对齐桓公说：“我听说，招抚离叛者要靠礼，安抚远方者要靠德。德与礼不改变，没有人不归附的。”齐桓公向诸侯修明礼制，诸侯按官职接受各地的特产。郑伯派世子华在会盟中听命，对齐桓公说：“泄氏、孔氏、子人氏这三个家族确实违抗君命，如果君能除掉他们，以此达成盟约，我让郑国成为齐国的内臣，君也没有不利的。”齐桓公打算答应他。管仲说：“君用礼和信用来联合诸侯，却以奸邪来结束，恐怕不行吧？儿子不陷害父亲叫做礼，遵守命令、顺应时势叫做信。违背这两点，没有比这更大的奸邪了。”齐桓公说：“诸侯对郑国有讨伐，不久之前，现在如果有可乘之机，跟随他们讨伐，不也可以吗？”管仲回答说：“君如果用德来安抚郑国，加上训诫的言辞，率领诸侯去讨伐郑国，郑国将要忙于应付灭亡的危机，哪敢不畏惧？如果总括他们的罪人，以此威胁他们，郑国就有说辞了，还畏惧什么呢？况且联合诸侯是为了崇尚德义，会盟却列出奸邪，拿什么给后代看呢？诸侯的会盟，其德、刑、礼、义，没有国家不记录的。记录了奸邪的位置，君的盟约就废弛了。做了而不记录，不是盛德。君不要答应，郑国一定会接受盟约。世子华身为太子，却请求介于大国之间来削弱自己的国家，也一定难免灾祸。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良执政，不可离间。”齐桓公于是辞谢了。世子华因此得罪了郑国。冬季，郑伯派人向齐国请求结盟。《谷梁传》说：这是穿着礼服的会盟。杜预说：“甯母是鲁地，高平方与县有泥毋亭，音如甯。”张氏说：“这是说齐桓公因为管仲的话而向诸侯修明礼制，不接受郑世子作为内臣的请求，可见管仲对于桓公的匡正救补很多。”临川吴氏说：“怀疑世子华虽然在会盟中听命，齐桓公必定没有让他参与结盟，所以第二年盟于洮，郑伯乞求结盟。应当跟随陆氏《纂例》说‘《公羊传》《谷梁传》没有郑世子华的记载是对的’。我按：现在三家经传都有郑世子华，那么桓公只是拒绝了世子华作为内臣的请求，而没有不让他参与结盟。甯毋亭属于今济宁路钜野县。蜀地杜氏说：会盟四国而两位世子在会，以显示齐桓的德行逐渐衰微了。刘氏说：按《左传》，齐桓公因为用了管仲的话，不与世子华结盟。现在甯毋之盟实际上有世子华参与，与《左传》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

曹伯班去世。【班，《公羊传》作般，是昭公，在位九年，儿子襄继承，是为共公。】

公子友出使齐国。【我按：刚刚在甯毋结盟，又派季友修好聘问，是为了勤修霸国的友好关系。十三年夏季，会于咸。冬季，季友再次聘问，与此相同。】

冬季，安葬曹昭公。

【周惠王二十五年去世。】

八年【齐桓公三十四年，晋献公二十五年，卫文公八年，蔡穆公二十三年，郑文公二十一年，曹共公襄元年，陈宣公四十一年，杞成公三年，宋桓公三十年，秦穆公八年，楚成王二十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庄公与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在洮结盟。郑伯乞求结盟。【“陈世子款”下，《公羊传》有“郑世子华”；《左传》：“在洮结盟，是为了谋划王室的事；郑伯乞求结盟，是请求臣服。”《公羊传》：“王人是什么人？是地位卑微的人。为什么排在诸侯之上？因为先王的命令。”《谷梁传》：“王人排在诸侯之上是什么缘故？因为尊重王的命令。朝服虽然破旧，必定加在上面；弁冕虽然陈旧，必定加在头上。周王室虽然衰微，必定排在诸侯之前。这是动用兵车的会盟。郑伯乞求结盟，是因为之前逃归而乞求结盟。‘乞’是郑重的用词，重视这个盟约。”杜预说：“洮，是曹国的土地。”夹漈郑氏说：“洮水发源于西羌中，向北到抱罕，向东流入黄河。”】

王人是下士。内臣中地位卑微的，没有比下士更卑微的；外臣中地位尊贵的，没有比方伯公侯更尊贵的。现在以下士的卑微，排在方伯公侯之上，外轻内重，不也偏颇吗？《春秋》的法则，内臣因私事出朝见的，直接记载为“来”【隐公元年祭伯来】；因私好出聘的，不称其使者身份【庄公二十三年祭叔来聘】；因私情出讣告的，只记录其名【文公三年王子虎卒，定公四年刘卷卒】，不因为他的尊贵而尊崇他。因王命出行的，即使是下士的卑微，也排在方伯公侯之上，不因为他的低贱而轻视他。那么班列的高低，不在于内外，只取决于王的命令罢了。圣人的情意显现了，尊君的道理明白了。【何休说：衔王命会诸侯，诸侯应当北面受命，所以尊崇而排在上面。啖助说：天子的大夫士虽然卑微，也在诸侯之上，是尊重王室。孙氏说：王人是卑微的人，排在诸侯之上，是因为《春秋》尊王，所以王人虽然卑微，也排在诸侯之上。张氏说：齐桓公虽然主持会盟，但先王人可以训示了。高氏说：王室有叔带的祸难，太子的位置尚未确定，大概惠王患病，惠后主持叔带的事，所以王人出使齐国求援，而齐桓公会诸侯谋划此事。临川吴氏说：《左传》认为惠王已经去世，但天王的去世天下所闻，哪有秘密一年不举丧的道理？我怀疑此时王虽然未死，或者是有病，襄王唯恐一旦有大故而叔带篡位，周的大臣也有能为襄王谋划的，所以派遣下士向齐桓公告知祸难，于是联合诸侯谋划。王人本不应当参与结盟，大概因为所谋划的是王室的事，而王人特为此事而来，所以也参与结盟。到冬季王去世，襄王得以安定其位，是齐桓公的力量。】

“乞”是卑逊自屈的用词【“乞”是卑辞，委屈自己而求取，所以求车求金记载为“求”，而乞盟乞师记载为“乞”】，想要参与这个盟约，而不知道能否得到【杜预说：“乞”是不保证能得到的用词】。开始逃归，现在则乞求结盟，以此显示人君举动的重大节操，不可不谨慎。

译孙氏说：郑国的世子华虽然已经受盟，但郑伯仍然害怕被讨伐，所以亲自请求在此结盟。张氏说：郑伯想要参与盟会却不可得，这足以显示霸主权力的重大，能够使郑伯自我反省。临川吴氏说：郑伯前年顺从惠王的邪念，逃避首止之盟，大概是不想确立世子的地位。如今看到齐桓公再次会合诸侯，结盟以确立世子的地位，襄王将要继承王位了。所以郑伯害怕后来的祸患，后悔之前的错误，而请求参与这次盟会。高氏说：楚国是中原的祸患，郑国最先受害。从庄公十六年记载荆国攻打郑国，到二十八年荆国又攻打郑国。僖公元年楚人攻打郑国，二年楚人又侵犯郑国，三年楚人又攻打郑国。齐桓公在召陵的战役后，楚国才开始慑服，那么楚国不再对郑国用兵，是齐桓公的力量所致。郑伯为什么背离齐国而依附楚国呢？圣人详细记载他逃避盟会、请求结盟的事情，来归罪于郑伯，显示他不明大义。从此到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楚人绝迹于郑国。齐桓公的霸主功业兴盛啊。我按：《春秋》记载“王人”的有三处：盟洮，记载“王人”，是常例；救卫，记载“王人”子突，是褒奖；盟翟泉，记载“王人”，是贬斥。在洮地，诸侯都记载爵位，而翟泉各国外交官称为“人”，那么王子虎被贬斥就可知了。《春秋》凡是霸主主持会盟，必定记载“公会”，并将霸主列在诸侯之上。首止会合王世子，而记载“公及齐侯”，那么王世子在会盟中，却不使用齐侯主持会盟的措辞。这里记载“公会”，而将齐侯列在王人之下，也不使用齐侯主持会盟的措辞。此后葵丘、翟泉、柯陵、鸡泽、平丘，笔法都相同。然而葵丘不盟宰周公，而翟泉以后都不因王室之事而盟会王室的卿士，那么晋国的霸主地位不能与齐桓公相比了。郑伯请求结盟，不说派遣大夫，那么郑伯亲自到会盟了；不说前往会盟，那么郑伯得以参与盟会了。然而不列入序列，而另说请求结盟，以显示郑伯在会盟中卑屈，请求参与盟会罢了。如果不是在会盟中后到，那么应当像袁侨、如会、屈完、如师、先记载如防而后记载盟会那样。然而襄公三年晋国士匄向齐国请求结盟，没有记载，这里特别记载，以显示他轻易逃避大义，所以不畏惧委屈自己来请求臣服。○啖氏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说“请求结盟，是处在自己的位置而请求参与”，大概是斟酌而言。按“乞”是卑重的言辞罢了，说“斟酌给予”，迂腐偏僻得很了。假如请求出兵，又如何“斟酌”呢

译夏，狄人攻打晋国。【《左传》记载：晋国里克率领军队在采桑打败了狄人。夏，狄人攻打晋国，是为报复采桑之战。襄陵许氏说：晋国倚仗强大且地处偏远，不与齐国联合，因此狄人得以侮辱它。临川吴氏说：齐桓公曾经保全邢国、卫国，却未能挫败狄人的军队，所以狄人无所顾忌而攻打晋国。《春秋》哀叹齐国霸业不能抵御狄人。】

○ 秋七月，在大庙举行禘祭，用来迎立夫人。【“大”音泰。《公羊传》说：“用”是什么意思？“用”是不应当用的意思。“致”是什么意思？“致”是不应当迎立的意思。在禘祭中用这种方式迎立夫人，是不合礼制的。《谷梁传》说：“用”是不应当用的，“致”是不应当迎立的。称‘夫人’必定要连称她的氏姓，称‘夫人’却不连称氏姓，就不是真正的夫人，这是立妾的措辞，是不合正道的。既然可以称她为夫人，难道不可以不称她为夫人吗？既然可以记载她的卒葬，难道不可以不记载她的卒葬吗？一种情况是因为宗庙的威严而加以贬斥，另一种情况是因为将她排除在夫人之外以显示正道。范氏说：刘向认为，这位夫人是成风。将她迎立到大庙，确立为夫人。】

按照礼制，大禘祭时，升堂歌唱《清庙》，下堂吹奏《象》乐，手持朱干玉戚舞蹈《大武》，八佾舞蹈《大夏》。【《祭统》记载：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功勋劳绩，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予重祭等等。这是天子的音乐。因为康王尊崇周公，所以赐给鲁国。注解说：《清庙》是歌颂文王的诗。《管象》是吹管乐而舞《武象》之乐。朱干是红色的盾牌，戚是斧头，用玉装饰其柄，这是舞《武象》时所持的器物。佾就是行列。《大夏》是禹的音乐，属于文舞。手持羽籥，文武之舞都是八列，互相说明。又见于《明堂位》。】这是天子的礼乐。践行了天子的位置，就实行天子的礼仪，演奏天子的音乐。【见于《中庸》。其意指先王，履行先王的位置，就可以实行先王的礼仪而演奏先王的音乐。】所以《雍》是禘祭大祖的周颂，而它的诗句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朱子传解说：这是说诸侯助祭，而天子有穆穆的仪容。】周公是人臣，没有践行天子的位置；鲁侯是诸侯国，却使用天子的礼仪，名分混乱、侵犯等级，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孔子记载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祖先的。鲁侯是诸侯国，却用天子的礼仪祭祀太庙，这是虚伪不诚，而不是用来侍奉祖先的方式。”【程子说：周公的功劳固然很大，但都是臣子本分内应当做的，鲁国怎么能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乐呢？成王的赐予、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所以孔子哀叹说：“禘祭从灌地降神以后，我就不想看了。”灌地降神是祭祀的开始，已经不想看，是从始至终都不合礼制了。【朱子说：灌地，是刚开始祭祀时，用郁鬯酒灌地以招降神灵。鲁国的君臣在这个时候，诚意尚未消散，还有可看之处。从此以后，就逐渐懈怠而没有值得看的了。大概鲁国的祭祀不合礼制，孔子本来就不想看，到这里又在失礼之中更加失礼，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按：文定的说法略微与朱子不同，但孔子说不想看，其中讥讽僭越礼制的意图是包含在内的。】“用”是不应当用的，“致”是不应当迎立的。【赵氏说：讥讽禘祭，又讥讽迎立夫人。】

夫人，是风氏。起初成风听到季友的占卜之辞，于是侍奉他，并将僖公托付给他，所以季友立僖公为君。【《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僖公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以及费邑。【《僖公元年》记载。】又在他出生时赐给他氏姓。【见于十六年。】让他世代担任卿职，而私家势力强大了。对于成风，则在始祖的庙堂举行大事，立她为夫人，而嫡庶混乱了。【范氏说：夫人，是正嫡的称号，不是尊崇妾室的嘉号。以妾的身份侍奉君主，那么上下就没有分别。虽然尊崇她的母亲，却是贬低她的父亲。礼制中有君主的母亲不是夫人的情况，庶子继承君位，为他的母亲服缌麻之丧，这说明妾不能成为夫人是明确的。】用私人的功劳宠爱他的臣子，从而贬低公室；用私人的恩惠尊崇他的母亲，从而轻视宗庙，这都是越礼的罪过。经文记载“夫人”而不称姓氏，其贬斥之意很深。【刘氏说：《春秋》虽然是乱世，也没有妾母被称为夫人的情况。从成风开始。这是礼制之所以丧失、教化之所以废弛、上下之所以混乱、嫡庶之所以争斗的原因，其罪恶堪比无父无君。已故父亲的妾，现在违背死者而让她配享，这就是所谓知母而不知父，所以说无父。凡是立小君，嫡子必定由天子任命，现在凭借私人亲属关系而建立她，没有天子的命令，所以说无君无父。无君，是王法所禁止的，天子不能纠正。这是王没有上天，所以含赗会葬都以王之无天为讥讽。孙氏说：禘，是天子的重大祭祀，夫人是成风。不称风氏，是因为成风是僖公的妾母，出嫁后没有在庙堂拜见，不得参与祭祀。僖公已经即位，想要尊崇他的母亲，所以趁着这次秋禘祭，用夫人的礼仪将她迎立到太庙，让她参与祭祀。妾母被称为夫人，是最大的僭越，所以不称风氏以贬斥她。按：夫人文姜逃到齐国，贬去姜氏，这里不称风氏，其贬斥之意可知。家氏说：夫人不称氏，表明她是妾，不符合义理。薨葬称夫人，不是说成风可以僭越夫人，不是说妾母可以配享先君，而是因为僖公曾经做不合礼的事，迎立他的母亲为夫人，等到文公即位，又以祖母之礼侍奉她，以夫人的礼仪薨葬她，所以在这里记载“用致夫人”，是因为她开启了薨葬夫人的开端。高氏说：《明堂位》说鲁君在季夏六月以禘礼祭祀周公于太庙，现在用七月，失去了禘祭的时节。而《杂记》记载孟献子的话说：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所以七月举行禘祭，是献子主张的。献子此时未见于经文，总之改用七月，是出于后人的私意。用致夫人，是说不应在禘祭中迎立夫人。】

译我按：鲁哀公想立宠妾为夫人，让宗人衅夏献出相应的礼仪，衅夏回答说：“把妾立为夫人，本来就没有这种礼仪。”自从僖公为成风举行致礼，以妾母的身份立为夫人，此后宣公为敬嬴、襄公为定姒、昭公为齐归举行致礼，都是以妾母的身份立为夫人，史书不再记载于经文中了。而衅夏还说把妾立为夫人没有礼仪，大概是因为虽然立了妾母，却未曾立过妾，由此可以看出鲁国衰败得很厉害，但旧的典章制度仍然留存。○赵氏说：《左传》说“致哀姜”。查考元年哀姜称夫人而死，明显是用夫人的礼仪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到八年才致礼呢？《公羊传》说：这是讥讽以妾为妻。大概是被先到的齐国媵妾胁迫。查考如果娶妻于齐，就不应当媵妾先到；如果娶妻于他国而国君亲自前往还未回来，那么就没有人受胁迫而立齐媵。刘氏说：《谷梁传》说：“称夫人而不说氏姓，是立妾的措辞。”接近了，但未尽其意。称夫人而说用致礼，这是立妾的措辞；不说氏姓，不是为了显示她是妾，大概有深意，不是《谷梁传》所能看到的。《左传》说：“凡是夫人不在寝宫去世，不在宗庙停灵，不向同姓诸侯报丧，不祔葬于姑母，就不致礼。”查考哀姜在这四件事中只有不在寝宫去世这一项，如果说这四件事不齐全就不在宗庙致礼，假设夫人回娘家探亲而死，也将不致礼吗？永嘉吕氏说：大概僖公尊崇妾母成风为夫人，是从这一年在大庙举行禘礼开始的。如果说僖公娶声姜，因禘礼而庙见，为什么称姜氏呢？

译冬十二月丁未日，周天子驾崩。【周惠王在位二十五年，世子郑继承君位，这就是周襄王。临川吴氏说：“大概惠王在前年冬天生了病，到今年年底才驾崩。”○赵氏说：“《左传》记载七年闰月惠王驾崩，襄王厌恶太叔带的叛乱，不发布丧事，而是向齐国报告危难。八年正月在洮地会盟，谋划王室事务。襄王确定君位后才发布丧事，根据这个说法，正月、二月时君位已经确定，怎么能直到十二月才向诸侯报告丧事呢？那么《左传》的这个说法不足以凭信。”】

【庚年，襄王午元年】九年【齐桓公三十五年，晋献公二十六年去世，卫文公九年，蔡穆公二十四年，郑文公二十二年，曹共公二年，陈宣公四十二年，○成公元年，宋桓公三十一年去世，秦穆公九年，楚成王二十一年】春，周历正月丁丑日，宋公御说去世。【御，鱼吕反。《公羊传》《谷梁传》作“御说”，音悦。桓公在位三十一年，世子兹父继承君位，这就是襄公。《左传》说宋桓公去世，还没安葬，襄公就与诸侯会盟，所以称“子”。《谷梁传》说在葵丘会盟，宋称“子”，为什么？是没安葬时的称呼。礼制规定，灵柩在堂上，孤君没有外事。现在违背殡礼而出外会盟，认为宋子没有哀痛之心。张氏说，丧期刚过，比照吉礼行事而称爵位，都是不合礼的，所谓百步与五十步之间的差别罢了。○啖氏说，《左传》说凡在丧期，天子称小童，公侯称子。按王猛在丧期不称小童，又伯子男在丧期也应当称子，唯独说公侯也错误。《公羊传》说不记载安葬是为了替襄公避讳。按不记载安葬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会盟，替襄公避讳有什么意义呢？】○夏，鲁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盟。【《左传》说在葵丘会盟，重温盟约，并且修习好礼。周天子派宰孔赐给齐侯胙肉，说：“天子在文武二庙有事，派孔赐给伯舅胙肉。”齐侯将要下拜，宰孔说：“还有后续命令。”天子派宰孔说：“因为伯舅年老，加上辛劳，赐给一级爵位，不用下拜。”齐侯回答说：“天子的威严近在咫尺，小白我怎敢贪恋天子的命令而不下拜？恐怕跌倒在下面，给天子留下羞辱，怎敢不下拜？”于是下拜接受。《公羊传》说宰周公是什么人？是天子的执政官。《谷梁传》说天子的宰官，其职权通达四海。程子传，天下的宰官与世子的礼节不同，所以不单独列出会盟。杜氏说，陈留外黄县东有葵丘。张氏说，宋国地界，现在开封雍丘县。周公的采邑在周，扶风雍县东北的周城就是。我按，葵丘现在属于汴梁路睢州考城县。】

这里称宰周公，是因为冢宰兼任三公。【杜氏说：宰是官职，周是采邑，天子的三公不称字。范氏说：天官冢宰兼任三公。】古代三公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用六卿中有道的人向上兼任师保的职务。冢宰如果有空缺，也由三公向下担任端揆的职务。禹从司空晋升担任百揆，又说担任我的股肱耳目。【《舜典》：咨询四岳，有谁能奋起功业，光大帝王的事业，让他担任百揆，大家都说伯禹担任司空。《益稷》：帝说，我担任我的股肱耳目。蔡氏传：百揆是度理众政的官职。禹以司空兼任百揆，就像周朝以六卿兼任三公，后世以其他官职平章事、知政事。】所以宰臣向上兼任师保的职务。周公担任太师，又说担任冢宰正百工。【《君奭序》：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蔡仲之命》：周公担任冢宰正百工。】所以三公向下担任端揆的职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公与君王坐而论道，本来难以找到合适的人；而冢宰统率百官，均衡四海，也不容易【去声】担任。【《书·周官》：三公论道，治理国家。○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率百官，均衡四海。】那么让冢宰兼任三公，他的职责任务很重了，为什么不单独列出会盟呢？人臣则有进退的节度，出入均等辛劳的道义。【指进而在朝廷担任三公宰辅，退而在地方担任方伯诸侯，进入朝廷之内，走出畿甸之外，亲疏虽然不同，都同样为王室勤劳。】不能与王世子有固定的尊贵相比。【陈氏说，桓公曾经单独列出与王世子会盟，而不单独列出与三公会盟，《春秋》因此赞许桓公。我按，尊贵没有两个至上，三公虽然尊贵，也是人臣。王世子是天子的副手，不是人臣。所以《春秋》单独列出与王世子会盟，不把他列入人臣的行列。宰周公虽然兼任公相的职务，仅同下士的微小者，排在诸侯之上罢了。】齐桓公初次在首止会盟，以尊崇王室继承人而确定天下的大根本；继而在洮地会盟，以谋划王室事务而安定天下的大局势；现在在葵丘会盟，又明确王室的禁令而展示天下的大法。五霸中桓公最为兴盛，而桓公在葵丘的会盟最为兴盛，适宜《春秋》详细记载，而孟子称赞他。《春秋》记载冢宰的有四次：咺、宠妾、纠聘、大恶，都贬斥而直呼其名。阅聘僖公虽然没有贬斥的言辞，但让冢宰兼任三公而到诸侯那里修聘问之事，也是过错。只有宰孔与诸侯会盟，奖赏霸主，陈述五禁，使诸侯既知道尊崇王室，而且知道畏惧王法，这是对周室有功的人。所以诸侯虽然与他会盟，但不敢与他结盟。此后，王子虎在王都旁边与诸侯大夫结盟，被贬斥而列入人臣。尹武公、单襄公在柯陵结盟，单顷公在鸡泽结盟，刘献公在平丘结盟，都愧对宰孔。然而惠王的丧期，正当天下统一、诸侯毕至的时候，襄王正居丧守孝，百官总领已听命于冢宰之时。桓公不率领诸侯在京师会盟，反而让冢宰到葵丘，而《春秋》没有讥讽，难道桓公能平息王室的大难，而功劳可以掩盖过错吗？还是会葬已经结束，而在

译葵丘之会，是为了彰显先王的禁令吗？

译秋季七月乙酉日，伯姬去世。《公羊传》和《谷梁传》问：伯姬尚未出嫁，为何记载她“卒”？妇人许配人家后取字并加笄，若死亡则按成人的丧礼对待。何休说：不降低为殇礼的原因，是因为她将成为诸侯夫人，已有逐渐尊贵的趋势。啖助说：王室女子成为夫人，记载“卒”；许配给王室女子成为夫人，也是如此。如果是媵妾或嫁给太子、公子、大夫，则不记载。蜀地杜预说：嫁给夫人则系于国名。我按：经文中记载王室女子未嫁而去世的有两例，虽然说是许配人家，就按成人的丧礼对待，这也是当时国君溺爱的过错罢了。丧礼规定，诸侯的姑母、姐妹、女儿嫁给诸侯夫人，则服大功之丧；大功以下则无服。因为诸侯斩绝期年之服，如果嫁给诸侯夫人，则尊位相同，尊位相同就为她服丧。许配尚未称夫人，却按成人对待，是不合礼制的。

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左传》记载：宰孔先回国，齐侯在葵丘与诸侯结盟，说：“凡是我同盟的人，结盟之后，言语归于友好。”《公羊传》问：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何记载日期？是为了表示危险。危险什么？贯泽之会，桓公有忧患中原之心，不召而至的是江人、黄人。葵丘之会，桓公震动而自矜，背叛的有九国。震动是什么？是说振振然的样子。自矜是什么？是说没有谁比我更厉害。《谷梁传》问：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何记载日期？是为了赞美它。为了显示天子的禁令，所以详备记载。葵丘之盟，陈列牺牲而不杀，宣读盟书加在牺牲上，明确宣布天子的禁令说：不要堵塞泉水，不要阻止粮食流通，不要更换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国事。程颐传云：诸侯盟会，宰孔不参与。

会盟在同一地点，再次提到葵丘，为什么呢？记载的重复，言辞的反复，其中必定有极大的美或恶。葵丘之盟，是极大的美。初命说：诛杀不孝之人，不要更换太子，不要以妾为妻；再命说：尊重贤人，培育人才，以彰显有德之人；三命说：尊敬老人，慈爱幼童，不要忘记宾客旅人；四命说：士人不世袭官职，官事不兼摄，选拔士人必须得当，不要专擅杀大夫；五命说：不要弯曲堤防，不要遏止粮食流通，不要有封赏而不告知。说：“凡是我同盟的人，结盟之后，言语归于友好。”以此作为尽数禁令。诸侯都明白桓公的志向。大概是用束牲载书而不歃血的方式。因此会盟同地而再言葵丘，是赞美它。观看孟子所载此盟初命之辞，就知道桓公辅佐襄王之事可信了。张氏说：一命之词，三纲所系，是修身齐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贤敬臣，子民柔远人，怀诸侯之意略备。其提挈纲领以正率人，是春秋所未有。然而桓公在易树子、以妾为妻之禁上，终不免亲自犯之，那如何号令诸侯呢？陆氏说：盟称诸侯者，前目后凡，且明周公之不与盟也。我按：桓公以五命之词约束诸侯，而不敢盟宰周公者，是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诸侯之约束也。晋文公以后，王臣出会皆同盟，则非桓公之比矣。然而桓公自北杏至于卞会，遇二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书日，惟此盟书日。谷梁以为美之，公羊以为危之，褒贬不同。我窃以为是盟乃桓伯盛衰之防。郑康成所谓桓德极而将衰也。盖自再盟幽而诸侯恊献防治戎，存邢卫却狄，盟召陵帖楚而中国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宁，及乎葵丘而伯业盛矣。柰何阳谷之会与僖公声姜肆于宠乐，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师，缓于救许伐黄不恤，谋鄫无成而伯业衰矣。故论者谓葵丘以前犹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后犹自望至晦之月。盖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渐。圣人于葵丘之盟书曰者，羙其盛而忧其衰也。但公羊谓叛者九国，亦无可考。故赵氏云：此会唯六国，会咸牡丘皆七国，会淮八国，并旧盟之国，寕有九国叛乎。

甲子日，晋侯诡诸去世。甲子，公羊传作甲戍，诡，左传作佹。献公也在位二十六年，庶子奚齐、卓子相继立，皆被杀。秦国接纳公子夷吾，是为惠公。冬季，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杀，公羊传作弑。《左传》记载：起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病重，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徃事居，耦俱无猜，贞也。”及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怨将作，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将死之。”里克曰：“无益也。”荀叔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公羊传》问：此未逾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齐何？杀未逾年君之号也。

译说：“所谓‘其君之子’，是因为国人不把他当作君主，不认可献公杀害申生而拥立他的做法。范氏说：‘诸侯在丧期称为子，是说国人不把他当作君主，所以依附于他的父亲。’杨士勋疏解道：‘大概不把他当作君主，就是不把他当作君主，也就是不把他当作儿子。’君主独占一国的名位和宠爱，被他当作儿子，就应当被当作儿子了，国人为什么不当作儿子呢？百姓虽然愚昧，但是非好恶【都读去声】没有不明确且公正的。他所当作儿子而别人不当作儿子的，不能强迫别人不当作儿子；不是他所当作儿子而别人当作儿子的，不能强迫别人也当作儿子。愚案：卫宣公杀害伋、寿，立朔，国人哀伤他们，作《二子乘舟》之诗，来悼念伋、寿的死亡；汉武帝偏爱少子，因巫蛊之事杀害戾太子，而壶关三老田千秋等人都为他辩白；隋文帝因谗言废黜太子勇，左右没有不怜悯沉默的，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不可行但不敢说话。这都是人心天理的本然，知道嫡庶长幼的分别不可扰乱。看献公把儿子托付给荀息，自己知道废正，恐怕有后患，那么天理的正道，不仅国人知道，献公自己也知道了。周幽王曾经废黜太子宜臼，立伯服，而犬戎杀害了他【事见《史记》注，在隐元年】晋献公也杀害世子申生，立奚齐。而大臣杀害他的儿子，《诗》【《大雅·烝民篇》】不是说吗？天生众民，有物必有法则，百姓秉持常性，喜好美德【朱子传：天生众民，有物必有法，如君臣有义，父子有亲等，是百姓所执守的常性，所以他们的性情没有不喜好这美德的】这是说天理根植于人心，虽然用私欲去消灭它，但有不可消灭的。《春秋》记载此事，以表明献公的罪过，抑制人欲的私心，显示天理的公正，作为后世的警戒，其意义重大。以此防范百姓，还有想要废黜太子而立赵王如意，导致夫人被做成‘人彘’的【前高帝纪：定陶戚姬受宠，生赵王如意，皇上认为太子仁弱，说如意像自己，想废黜太子而立他，等到惠帝即位，吕后囚禁戚夫人，让人拿毒酒给她喝，砍断她的手脚，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给她喝哑药，让她住在厕所中，命名为‘人彘’。陆氏说：‘奚齐因为本来不正，所以称为‘君之子’，表明国人心里不把他当作继承人，只是君主的意思立他。表明里克虽然有罪，但符合晋人的心意。’卢氏说：‘记载里克杀害他的君之子，知道晋国不把他当作君主。’蜀杜氏说：‘说杀害他的君之子，就像说晋君的儿子罢了，虽然立为君主，《春秋》不承认他为君主。’孙氏说：‘奚齐是庶孽，献公杀害世子而立他，《春秋》不认可，所以称为‘君之子奚齐’，厌恶他。’陈氏说：‘遇弑虽然未逾年称君，这里称君之子为什么呢？献公杀害申生，废黜重耳、夷吾，而立他的宠子，晋国的动乱，是献公造成的，所以奚齐不称君而称君之子。’赵氏说：‘齐舍也是未逾年的君主，不称为‘其君之子’，所以谷梁‘国人不子之义’是对的。’张氏说：‘奚齐称为‘其君之子’，因为晋献公杀害嫡子立庶子而夺取他；齐舍未逾年而称为君，因为舍的正统而给予他。或抑制或褒扬，得到是非的公正，可以观察了。’高氏说：‘国人不把他当作君主，而记载说‘君之子’，这是《春秋》辨别疑似的罪过，而曲尽人情之所难’】”

译【鲁僖公二年】十年【齐桓公三十六年，晋惠公夷吾元年，卫文公十年，蔡穆公二十五年，郑文公二十三年，曹共公三年，陈宣公四十三年，〇成公五年，宋襄公兹父元年，秦穆公十年，楚成王二十二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僖公前往齐国【孙氏说：这是鲁公开始朝见齐国，之所以不写“朝”字，是因为朝见桓公安定他，与其他国家不同，十五年如齐也是同样的情况。张氏说：鲁庄公十三年柯地结盟，鲁国已经臣服于齐国，虽然庄公因为婚姻之事一两次前往齐国，但从此鲁国不再朝见齐国，防备了二十年。大概是因为桓公的霸业尚未兴盛，不要求诸侯履行朝见之礼，现在僖公开始朝见齐国，这是在葵丘会盟之后，霸主的威势逐渐放纵，诸侯不朝见天子而朝见霸主，从此开始了。啖氏说：鲁公以及国内卿大夫前往其他国家朝聘，都记载为“如”。赵氏说：周代的制度规定朝聘有定数，现在《春秋》全部记载，显示出朝见京师的简略，以此来哀伤王室的衰微，彰显诸侯的不臣之心。临川吴氏说：僖公两次朝见齐桓公，是侍奉霸主；晚年一次朝见齐昭公，是延续之前的友好关系。宣公四次朝见齐惠公，是因为篡位而立国寻求援助。古代诸侯相互朝见的礼仪，地位平等的国家往来报施，互相朝见。天下无道时，只有小国朝见大国，所以鲁国朝见的只有齐、晋、楚三大国，宋、卫、齐、郑与鲁国地位相等，只是互相聘问而已。齐、晋是霸主国家，鲁国朝见它们，还可以说通。楚国是蛮夷，晋国衰落不能与之抗衡，而鲁国朝见它，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左〇：狄人灭掉温国，是因为苏子没有信用。苏子背叛周王投靠狄人，又不能取悦狄人，狄人讨伐他，周王不救援，所以被灭，苏子逃奔到卫国。杜氏说：大概是靠近周王室的狄人灭掉了温国并占据其土地，苏子是周朝司寇苏公的后代，在温地建国，所以称为温子。张氏说：温地即今孟州温县，是周王室畿内的封国，成王时司寇苏忿生的封邑，畿内的诸侯，狄人能够灭掉它，这是天王出居郑国权力的开端。临川吴氏说：狄人在闵公末年讨伐邢国、入侵卫国，齐桓公虽然保全了邢、卫两国，却没有对狄人用兵，大概是因为当时正急于图谋楚国，所以无暇顾及狄人，狄人因此更加放肆，前年敢于讨伐大国晋国，现在又敢于侵犯畿内的温国，这不仅是王权不振，也是霸主图谋有缺失啊。蜀杜氏说：〇、江、黄靠近楚国，楚国侵犯并灭掉了它们，诸侯不救援，是因为它们尚且遥远。现在温国实际上是天子近旁的国家，却被狄人灭掉，诸侯不能排斥并纠正它，这是齐桓公的弊病。我按：温国在今怀孟路孟州温县】○晋国里克杀死了他的国君卓【公作卓子《左传》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杀公子卓于朝】

国人不把奚齐、卓子当作国君，却记载里克杀死了他的国君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里克把他们当作国君【刘氏说：国人不把两个幼主当作国君，却记载为弑君，这是里克把他们当作国君。里克没有为申生尽忠而死，保持中立以求免难，放纵杀害申生而立二子的人，这正是里克所为】里克是世子申生的师傅。骊姬将要杀害世子，却忌惮里克，于是让优施给里克喝酒，并把实情告诉了他。里克听从了他的计谋，于是想以中立来免除祸患，称病不上朝。过了三十天，祸难发生【《晋语》：骊姬告诉优施说：“国君已经答应我杀太子而立奚齐了，我忌惮里克，怎么办？”优施说：“我让里克来，一天就够了。你为我准备特羊的宴席，我跟着他去喝酒。”我是优伶，说话没有过失。骊姬答应了，于是准备让优施给里克喝酒。喝到一半，优施起舞，对里克的妻子说：“主母给我吃，我教您闲暇时侍奉君主的方法。”于是唱道：“闲暇时犹豫不决，不如乌鸦。别人都聚集在繁茂之处，自己却独自聚集在枯枝上。”里克笑着说：“什么是繁茂？什么是枯枝？”优施说：“母亲是夫人，儿子是国君，能不说是繁茂吗？母亲已经死了，儿子又有诽谤，能不说是枯枝吗？枯枝而且会有伤害。”优施出去后，里克避开祭品不吃饭就睡了。半夜召来优施说：“刚才的话是戏言吗？还是有所听闻？”优施说：“是的。国君已经答应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计谋已经成功了。”里克说：“我辅佐国君杀太子，我不忍心通同复故交，我不敢中立，能免祸吗？”优施说：“能免。”第二天里克去见丕郑说：“优施告诉我，国君计谋已成，将要立奚齐。”丕郑说：“你打算怎么说？”里克说：“我回答说中立。”丕郑说：“可惜啊！不如说不信来疏远他，也巩固太子以牵制他，多制造事端来改变他的意志。意志稍微疏远，就可以离间了。现在你说中立，何况是巩固他的计谋，他已经有成局了，难以找到离间的机会。”里克说：“往日的言论来不及了。”第二天称病不上朝，三十天后祸难才形成】这叫做持禄保身，加速了献公杀嫡立庶的祸患，所以成全了他君臣的名分，以正定他弑逆的罪行。里克虽然想推辞而不接受，难道可以吗【通防，这是董子所说的其实做了善事却不知道大义，所以被加上空泛的言辞而不敢推辞】假使里克明白大臣的道义，依据经典在朝廷上争谏以打动国君，坚守节操不贰，巩固太子以〇其党羽，多制造事端来改变他的意志。成功则是国家的福气，不成功而死于职守，也没有遗憾了。人

译我所坚持的是道义，对于功业，不看重侥幸成功；我所树立的是节操，对于死亡，不看重侥幸免死。里克企图以中立来祈求免祸，自认为很聪明，但最终也不能免死。同样是死，不死于世子（申生）而死于弑君之罪，这也是不知道命运的限制啊！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作为臣子而不明白《春秋》大义的人，必定会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罪责，说的就是里克。朱熹评论晋国里克的事，只依据《春秋》的记载，看不出其中的是非曲直。《国语》记载骊姬暗中托付里克的妻子，后来里克立场不坚定，于是有了“中立”的说法。当时他只是为难里克，里克如果不改变立场，太子就能平安。由此看来，里克的罪责是很明显的。天下没有中立这回事，自己如果能排挤退让，就应当排挤退让；如果无法排挤退让，就应当以死明志。现在骊姬一答应让他中立，他就求生避祸，就像隋文帝篡夺北周政权时，韦宽起初非常不平，一见众人被杀，就去投降他。刘氏说：里克如果能不听从优施的阴谋，甯喜如果能不追随孙林父的叛乱，陈乞如果能不迎合景公的迷惑，那么晋国就没有杀害世子的祸患，卫国就没有驱逐国君的恶行，齐国就没有立宠妾之子的变故了。祸患都在于苟且迎合、逢迎君主的恶行，所以《春秋》确立君臣的名分，以纠正他们篡位弑君的罪责。所谓不明白其中的大义，空谈言辞，是不敢推辞的。不然的话，卓子、剽、荼，哪里有应当为君的道理呢？陈平拥立吕氏、诛杀少帝，都像这样，都是不明白大臣本分的人。

译等到晋国大夫荀息时，《左传》记载：荀息为君殉死。君子说：“《诗经》所说的‘白玉上的瑕疵，还可以磨掉；话语中的瑕疵，就无法挽回了’，荀息身上就有这种品质。”《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连累的意思。弑君的人很多，难道没有连累别人的吗？回答说：有，孔父、仇牧都是连累别人的。那么为什么记载荀息呢？因为他是贤人。荀息有什么贤德呢？荀息可以说是不违背自己的诺言。奚齐、卓子是骊姬的儿子。荀息担任他们的太傅。骊姬有倾国倾城的美貌。晋献公非常宠爱她，想立她的儿子为太子。于是杀了世子申生。申生是由里克担任太傅的。晋献公病重将死，对荀息说：‘士人怎样才可以称得上守信呢？’荀息回答说：‘假如死者能复活，活着的人对自己的话不感到羞愧，就可以称得上守信了。’晋献公死后，奚齐即位。里克对荀息说：‘国君杀了正统继承人而立不正统的人，废长立幼，怎么办？希望和你一起商量。’荀息说：‘国君曾经询问过我，我回答说：‘假如死者能复活，活着的人对自己的话不感到羞愧，就可以称得上守信了。’’里克知道不能和他谋划，退下后杀了奚齐。荀息立了卓子。里克杀了卓子，荀息为卓子殉死。荀息可以说是不违背自己的诺言。”《谷梁传》说：“说‘及’，是以尊及卑的意思。荀息是闲职。”

荀息是奚齐、卓子的太傅。国君被杀，他死于国难，记载“及”是为了彰显他的节操，记载大夫是为了表明他没有失职。在荀息身上取什么优点呢？像荀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违背自己的诺言。有人说：荀息既然顺从昏君，不违背自己的诺言，难道值得称赞吗？世道衰微，人们溺于私情，互相猜忌，形成了倾覆危亡的风俗，以至于杀牲歃血，向鬼神盟誓，还不能巩固约定。谁又能像荀息那样，可以托付六尺高的孤儿，寄托国家的命运，面临死亡而节操不可改变呢？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所以圣人用信用代替食物，君子用信用代替生命。荀息不违背诺言，难道可以轻视吗？

夏，齐侯、许男讨伐北戎。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左传》记载：晋国的却芮派夷吾重赂秦国以求回国，齐国的隰朋率领军队会同秦军接纳晋惠公。十年夏，周公忌父、王子党会同齐国的隰朋拥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取悦秦国。将要杀里克时，晋侯派人对他说：“没有你，我就不能到达这个位置。虽然如此，你杀了两个国君和一个大夫，做你的国君不也很难吗？”里克回答说：“不废除旧君，新君怎么能兴起？想要加罪于人，难道找不到借口吗？”我接受命令了，伏剑而死。《公羊传》说：里克杀了两个国君，为什么不按讨伐贼人的措辞来说呢？因为他是惠公的大夫。那么是谁拥立惠公的？是里克。里克杀了奚齐、卓子，迎接惠公回国，里克拥立了惠公，那么惠公为什么要杀他呢？惠公说：“你既然杀了那两个年轻人，又将图谋我，做你的国君不也很痛苦吗！”

译于是杀了他。《谷梁传》说：称国名而记杀，是因为罪责连累到上位者。里克弑杀了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为什么用连累上位者的言辞来记载呢？是因为杀他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申生说：“我宁愿自杀来安抚我的国君，把重耳托付给里克了。”割颈而死。所以里克所弑杀的人是为了重耳。夷吾说：“这又要杀我吗？”所以杀他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里克杀了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不用讨伐贼人的言辞来记载，是因为惠公杀他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孙氏说：惠公即位后害怕里克危害自己，因此杀里克，所以不能沿用讨伐贼人的言辞。蜀地杜氏说：表明惠公不是以弑君的罪名来治他的罪。杀他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那该怎么办呢？里克所弑杀的人是为了重耳。夷吾说：“这又要杀我。”于是对里克说：“你既然杀了那两个年轻人，又要图谋我，做你的国君不也很痛苦吗？”里克回答说：“没有废黜，国君怎么能兴起？想要加罪于人，还愁没有借口吗？”臣领受命令了，伏剑而死。如果惠公即位后，对里克说：“先君命令大夫做世子的师傅，世子死得不冤枉，而大夫不体恤他。”如果奚齐，既然有先君的命令，而大夫又杀了他。至于卓大夫，虽然杀了他，难道不念及先君的命令吗？那么里克必定再拜而死，不再有话说了。惠公却说：“又要图谋我。”这是杀他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所以称国名而记杀，而不除去他的官职。里克先前劝谏献公说嫡嗣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君子称赞他好吗？在父子之间，后来杀奚齐顺应了国人的期望，可以说是好的。然而不能为申生的危难而死，导致晋国大乱五代。即使卓子即位，又杀了他。圣人记载“弑其君”，这就是恶了。里克的行迹最难明了。凡是弑君的人都是贼人。如果说里克不为申生的危难而死而有弑君的恶行，为什么记载“杀其大夫”？又不与州吁、无知相比呢？里克的事最难判断。《春秋》的大法，赏善罚恶，不容私心。里克弑杀两位国君，他的罪过明显了。假如惠公向上报告天王，横向联络方伯，接受命令而立，奉辞讨伐罪人，以讨伐里克弑君的恶行，那么里克将有什么借口呢？圣人必定记载“晋人杀里克”。现在惠公上不照顾兄长，下不体恤弟弟，对外贿赂秦伯，对内贿赂里防，以求入国即位，那么里克弑杀惠公，心里是有所图利的。又害怕自己即位后里克的志向在文公，将再次对自己不利，于是因私怨而杀他。这难道是所谓声张罪状进行讨伐的吗？所以惠公杀里克，内心愧疚而怀有惭愧；里克受诛，势穷而心里不服。《谷梁传》所谓“怀着恶念而讨伐，虽然死了也不服”的，说的就是这个。圣人怎么能削去他的大夫身份呢？卫侯衎许诺政事由宁氏掌管，喜于是弑杀剽。卫侯得以入国，厌恶喜专权，于是杀了他。夷吾像衎贿赂里防以图复国，其事正同。里克、喜被忌恨而死，其实不异。所以他们的死都记载官职。高氏说：“夷吾起初许诺贿赂秦国和里防而得以即位，即位后背弃内外贿赂，又恐怕他们再次召重耳以危害自己，所以杀里克以自解。本非讨罪之意，所以以专杀大夫的条例记载，表明他是借口不得已而杀他。”朱子语：“记载‘晋杀其大夫’，不是以弑君的罪名讨伐他。”张氏说：“里克在献公父子那里是贼人，而惠公庆幸奚齐、卓子之死而得以即位，起初未曾有讨伐里克的心，只是因为他志向在重耳而不在自己，害怕他又要把自己当作奚齐、卓子，所以杀他。大概其事与专杀大夫无异，所以不以讨伐贼人的言辞记载。”陈氏说：讨伐贼人不称大夫，这里说大夫里克，还在于位。里克还在于位，那就是杀大夫罢了。在位的只有里克吗？督相宋庄，翚相鲁桓，在此之前就有了。里克因其他缘故被杀，而后显现。自宋万而下弑君无讨伐者，凡是贼人再次出现，都像夫人一样。如果里克、宁喜因其他缘故被杀，而后显现，记载曰大夫，那就像夫人而已了。虽然有荀息在，那就还有臣子。我按：里防不是弑君的贼人，而惠公也杀了他，就知道里克的死不是讨伐贼人。讨伐贼人不因其罪，不书人。其君杀他，那就还称大夫，里克、宁喜是也。非君杀他，那就以两下相杀为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啖氏说：《公羊传》云：“为什么不记载惠公的入国？晋国不记载出入，是为文公讳。”按此不知有不告则不书的义理，所以穿凿附会。

译秋季七月。冬季，降下大雨和大雪。【“雨”音于付反，“雪”公本作“雹”。《公羊传》问：为什么记载这件事？答：因为这是异常现象。高氏说：《春秋》记载大雨雪共有三次，隐公时按日记载，桓公时按月记载，这里按时节记载。申、酉、戌这几个月都不是降大雨雪的季节，所以这尤其显得异常。】

【壬年，周襄王申三年】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七年，晋惠公二年，卫文公十一年，蔡穆公二十六年，郑文公二十四年，曹共公四年，陈宣公四十四年，成公六年，宋襄公二年，秦穆公十一年，楚成王二十三年】春季，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阳”音浦悲反。《左传》记载：晋侯派阳处父出使秦国，并且请求延缓进贡。阳处父对秦伯说：“吕甥、郤称、冀芮实际上是听从不了命令的。如果用厚重的礼物召他们来，我让晋君出逃，您接纳重耳，没有不成功的。”秦伯派冷至回报问候，并且召见这三个人。郤称、冀芮说：“礼物厚重而言辞甘甜，这是在诱惑我们。”于是杀了阳处父、祁举以及七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皆都是阳处父的党羽。阳豹逃奔到秦国。《谷梁传》说：“国家以杀罪归咎于上位者。”】

根据《左传》，阳处父对秦伯说，请求让晋君出逃，那么阳处父就有罪了。为什么称“国”来杀他，而不去掉他的官职？惠公出于私意杀了里克，所以他的党羽都感到恐惧。阳处父有这个阴谋，是由杀里克这件事导致的。【苏氏说：阳处父请求秦伯让晋君出逃而接纳重耳，阳处父就有罪。然而阳处父的阴谋是由杀里克导致的。】《春秋》以大义公天下作为诛杀奖赏的标准，所以书法如此。称“国”来杀他，【〇条例：称国以杀，国君和大夫参与其事而没有向天子请示】是同时归罪于执政的大夫，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以至于多疑滥刑，危害国家。【《左传》：秦伯对公孙枝说：“夷吾能安定吗？”回答说：“他言语多忌，难以克服啊。”张氏说：惠公志在得国而没有君主的度量，对外失信于秦，对内忌刻多杀，所以阳处父虽然有私谋贰心，而《春秋》用归咎上位的言辞记载他。高氏说：阳处父是里克的党羽。惠公出于私意杀了里克，所以他的党羽都恐惧，谋划召重耳回国，这是怀着贰心侍奉君主。阳处父的死虽然可伤，也可罪。我按：郑父是名，像庆父、林父、行父、处父之类，有人认为命大夫称字，是不对的。〇只说郑，是省文。如经书乐祁犂，而只说乐祁；经书箕郑父、胥甲父，而只称箕郑、胥甲。】

夏季，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

襄陵许翰说：“阳谷之会前是大雨雪，阳谷之会后是大雩。僖公是贤君，不能以礼辅佐齐桓，警戒他的懈怠疏忽，反而与他一起放纵于宠乐，因此受到上天的警戒，像这样。【何氏说：大雩，是公与夫人出会，不体恤百姓的应验。】从公夫人阳谷之会来看，齐桓的霸业懈怠了，所以楚人伐黄，不能救援。凡是这类属词比事，直书于史策而义自现的。【杜氏说：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越阈，与公一起会见齐侯，不合礼。孙氏说：参讥之也。薛氏说：夫人是齐侯的女儿，归宁可也，为会而从夫于外，非归宁之礼也。张氏说：男女无别，则渎乱生，诸侯会伯主而妇人与焉，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计，凡所当讲者，必有所不及，而般乐纵肆，浸滛日长。宜桓公自是以徃，黄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宠盛行，伯业遂衰，而鲁僖之怠弃国政，亦自此始矣。高氏说：公之娶，夫人之归，皆不书者，合礼故也。此会于阳谷，则非礼矣。公稔闻桓庄之失而不改其辙，齐侯亲见両国之事，亦循其迹，以両君相会，而使妇人厠于其间，何以示侍卫仆从之臣乎？家氏说：桓公之始伯，愤齐女之无度，以哀姜为首戮，诸夏肃然，无不俯首听命，其伯基实在于是。齐襄、卫宣污染之习为之一扫，庻乎古方伯之遗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骄，乃复与僖姜为阳谷与卞之会，伯业其衰矣乎？我按：书“及”以会，所以别男女也。桓公如齐，称“公与姜氏”，此称“及”则僖公犹能防制云耳。鲁颂称声姜为令妻，则声姜必无文姜之行矣。】

秋季八月大雩。【《谷梁传》：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临川吴氏说：诸侯旱而雩，礼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礼也。】〇冬季，楚人伐黄。【《左传》：黄人不归楚贡，楚人伐黄。】

根据《谷梁传》：贯之盟，管敬仲对桓公说，江黄远离齐而靠近楚，楚是逐利的国家。如果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范氏说：谓诸侯宗之。】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谓闵小国之遭横逆而方伯不恤也。】逺国慕义而去逆効顺，所谓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也。【本孟子。】《春秋》之所

译取也被兵城守，更历三时，告命已至而援师不出，则失救患分灾，从简书安与国之义矣。灭〇，灭温，皆不书伐，灭黄而书伐者，罪桓公既与会盟而又不能救也。陈氏曰：灭不言伐，此书伐病桓公也。以贯之盟，阳谷之会，徒以亡其国耳。张氏曰：中国外域之势相为消长，而未有不原于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来王。桓公怠荒之心见于阳谷之会，楚人已占之于江汉之间，而遂兴伐黄之师也。临川吴氏曰：楚之强暴，凡近楚之国皆责之以纳职贡，如事天子之礼。黄既从齐霸，故不归楚贡，而楚伐之，至于亡也。愚按：管仲虽非王佐之才，其辅相桓公致霸业之盛，则其功大矣。据齐语，则咫尺天颜，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仲讽谏之力也。盖葵丘以后，管仲既卒，则侈然自肆，凡所以安中国而恤同盟者，皆懈怠苟简，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传记明年冬使管仲平戎于王，史记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当僖公十五年，则灭黄之时盖未卒也。岂史记之说有不足信，抑或仲谏桓公以救黄而不从欤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二

元代 汪克宽 撰

僖公中期

【癸年，周襄王酉年，即襄王四年】僖公十二年【齐桓公三十八年，晋惠公三年，卫文公十二年，蔡穆公二十七年，郑文公二十五年，曹共公五年，陈宣公四十五年，卒〇陈成公七年，宋襄公三年，秦穆公十二年，楚成王二十四年】春季，周王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夏季，楚国人灭亡了黄国【《左传》记载：黄国人倚仗诸侯与齐国和睦，不供给楚国所需的职贡，说：“郢都距离我国有九百里远，怎能害我？”于是楚国灭亡了黄国】《春秋》记载灭亡他国，罪行是一样的，而被灭亡的国君，其体例有三种：被俘归国的，既没有为国捐躯的气节，又没有恢复国家的志向，贪生怕死，甘愿遭受被俘的耻辱，其罪行较重，许国国君、牂国国君之类就是如此；出逃他国的，虽然没有为社稷而死，但还有复兴国家的希望，寄居在诸侯国，尚能保留礼仪【《郊特牲》：诸侯不称臣，称为寓公】，其罪行较轻，〇子、温子之类就是如此；至于国家灭亡，死在君位上，这是得到正名而死的人，符合礼制，只是时运不幸，像江国、黄国就是如此【张氏说：记载“灭”，显示楚人的强大，中原各国不救援，而他们的国君死在君位上】记载“灭”字，是显示荆蛮的强大，谴责中原各国的软弱，指责方伯、连帅不修明其职责，致使小国的贤明国君困于强暴，不得其所，这正是《公羊传》所说的亡国时善言，君臣上下同心协力的表现【何氏说：说“灭”，是臣子与国君戮力同心，共同赴死的言辞。我按：江国、黄国的灭亡，都不记载其国君被俘归国，也不记载其国君出逃，大概是因为君臣同心协力效死守国，而等待中原各国的救援，所以灭亡不记载“伐”，而黄国则记载“伐”，江国则记载“围”，齐国不救援黄国，其罪过可想而知，晋国虽然救援江国，但救援的方法不对，与不救援没有区别】

秋季七月。○冬季十二月丁丑日，陈侯杵臼去世【杵，公作处，宣公也在位四十五年，世子欵继位，这就是穆公】

【甲年，周襄王戌年，即襄王五年】僖公十三年【齐桓公三十九年，晋惠公四年，卫文公十三年，蔡穆公二十八年，郑文公二十六年，曹共公六年，陈穆公欵元年〇陈成公八年，宋襄公四年，秦穆公十三年，楚成王二十五年】春季，狄人侵犯卫国【《左传》：十二年春季，诸侯在楚丘修筑卫国的外城，是畏惧狄人的灾难】

齐桓公在阳谷设防，是沉溺于宠乐，其行为荒淫了。楚人讨伐黄国，而救援的军队没有出动，是忽视了征召的文书，其霸业懈怠了。然后狄人窥伺中原，今年侵犯卫国，明年侵犯郑国，近在周王都旁边，淮夷也来侵扰〇而不忌惮。伯益告诫舜说：“不要懈怠不要荒淫，四方夷狄都会来朝拜【见《大禹谟》蔡氏〇：“早晚警戒恐惧，心中不懈怠，事务不荒废，那么治道更加隆盛，远方夷狄没有不归附的”】这是至诚不息，帝王之道，也是《春秋》的法度。齐桓公、晋文公如果像这样，其事实在防务上直书，其义理则由游历圣门的人在言语意旨之外默默领会了。所以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之事的【张氏说：“楚国已经灭亡黄国而没有人忧虑，狄人侵犯卫国的军队所以肆意横行。”临川吴氏说：“当狄人强大时，桓公未曾抵御，管仲还在，霸业正盛，狄人尚敢肆意横行，讨伐邢国、进入卫国并灭亡温国，何况现在管仲已死，霸业逐渐衰落，那么狄人无所顾忌，本是应当的】

夏季四月，安葬陈宣公。○鲁公在咸地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左传》：在咸地会见，淮夷侵扰〇，所以暂且谋划王室之事。秋季因戎人灾难，所以诸侯戍守周都。齐国仲孙湫致送物资。《谷梁传》：这是兵车之会。杜氏说：咸，卫国地名。东郡濮阳县东南有咸城。我按：濮阳县属今天大名路开州。十一年，杨拒、泉皋、伊雒的戎人共同讨伐京师，攻入王城，焚烧东门。是王子带召引他们的。十二年，周王因戎人灾难讨伐王子带，子带逃往齐国。这谋划王室之事是为了应对戎人灾难】○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张氏说：阳谷、宁毋及咸的会见，其后公子友都前往齐国，大概伐楚、服郑、修筑缘陵之事，鲁国都参与其中，也可见公子友专掌鲁国政事】

【乙年，周襄王亥年，即襄王六年】僖公十四年【齐桓公四十年，晋惠公五年，卫文公十四年，蔡穆公二十九年，卒，郑文公二十七年，曹共公七年，陈穆公二年〇陈成公九年，宋襄公五年，秦穆公十四年，楚成王二十六年】春季，诸侯修筑缘陵【《左传》：诸侯修筑缘陵而迁徙〇于此，不记载其人，是因为有缺漏】《公羊传》：“谁修筑？修筑缘陵。为什么修筑缘陵？大概徐国、莒国胁迫他们。那么谁修筑的？桓公修筑的。为什么不说是桓公修筑的？不赞成诸侯专擅封地。”《谷梁传》：“说‘诸侯’，是散称。聚集而说散，为什么？诸侯修筑有散称。桓公的德行衰落了。”杜氏说：“缘陵〇邑。”张氏说：“《汉书·地理志》北海营陵。”臣瓉说：“《春秋》称为缘陵，今天潍州昌乐县。”我按：“今天属益都路”